钱仲联讲论清诗 之七

罗悖曧、梁鼎芬、黄节、曾习经，称“粤东四家”。

梁鼎芬，字节庵，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续编》二卷，是叶恭绰编的。梁鼎芬诗写得好，人却不大行。先跟从张之洞，后感到慈禧太后不赞成张之洞，就又变了态度。梁鼎芬早期是主张变法的，很看好康有为和梁启超，可变法失败后又与梁绝交。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己亥杂诗》“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一首，即言此人绝交事。

梁鼎芬妻子长得漂亮，被文廷式夺去，梁竟允许。文廷式死后，其妻要归梁，梁竟又复接纳，此人无志节。梁鼎芬《赠康长素诗》三首，其一以“南阳卧龙”许康，而后竟绝交。梁鼎芬此人坏透了，两面派。张之洞与翁同龢的瓜葛当中，梁多坏事，拨弄其间。张之洞诗中有《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诗，可以见出张、翁两家并非势不两立。梁鼎芬后来成为遗老，自无不可。但在以前的政治中总是摇来摆去，喜好在朋友之间拨弄是非，则小人也。

梁鼎芬曾参劾李鸿章，言其可杀之罪有八，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卷四中有《伯严公子馈诗甚美四用前韵答之》《得伯严诗》等，他虽与“同光体”诗人有来往，但他并非“同光体”中人。“同光体”有严格标准：不拘唐宋，以宋为主，分为三派。不等于写古体诗即是“同光体”。

梁鼎芬其人复杂，先做张之洞的走狗，出卖维新运动。但他的出卖不是告发，而是与维新志士绝交，如与黄遵宪的关系等即是。他开始参加变法是投机，后来吃溥仪的饭，他并非真正的遗老。而沈曾植则是铁杆遗老，不是靠皇室吃饭。

梁鼎芬早期还是清流正派，还是爱国的。《伯严公子馈诗甚美四用前韵答之》，写于光绪十年（1884），诗中反映的事是前三年当中的。“今皇初政海上闲，岁在元默长星殷。宫廷忧儆谨天戒，台谏皆直无钩弯。北带西于无所属，卧榻敢使他人攀。”“元默”为壬午，即光绪八年（1882）。此诗即写光绪八年、九年、十年事。当时法国人侵犯越南，中国在越南有驻军，法国人要求清军撤回去。清廷主张不干涉越南王位事，双方让步。但次年，法国人变卦了，威胁中国，要求重新谈判。光绪十年，清廷派李鸿章与法国驻北京大使谈判、定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在越南的地位。以前双方签订的“备忘录”还要求法国保持越南王的地位，这回的条约竟没有了，这就是所谓李鸿章卖国。梁节庵为此上折子，参劾李鸿章卖国，常熟的沈鹏亦上书参“主凶”，梁言李有“可杀之罪八”，故这首诗是爱国诗。“惟佛朗机俨自大，数载寻衅于其间。堂堂使相白衣出，媚敌乃效奴婢颜。金钱千万泼若水，戈甲重叠堆如山。卢公死事竟未睹，麻衣被体哀边关。鄙哉不及女子智，能谢秦使椎连环。小臣感愤非好事，庄肃拜疏鞭冥顽……”这首诗写时事融入自己，可见其爱国感情。《阎公谣》，陈衍《近代诗钞》选此诗。阎氏为户部尚书。梁鼎芬参劾李鸿章获罪后，应镇江太守王忍庵之约住焦山海西寺。《八月三日寿孝达督部》，可看出他与张之洞的关系。

除爱国之作外，表现他风格的诗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种表现在晚唐愁惋之风格，再一种体现为宋人清秀幽远的风格，语言一般都是凝练的。《读韦浣花集和云阁》，他的近体诗也有韦庄风味。《节庵先生遗诗》卷四中与文廷式的唱和很多，而此时老婆已被文廷式夺去。简朝亮，号竹居，清末广东学者兼诗人，汉学家。《寄题高氏园林二首》，为五律中最高风格之作。《三弟告别武昌》，清人五律中，能写到此种境界的，唯吴梅村能之。《得伯严书》，写深微意境，表现了内心的深处。“千年浩不属，君乃沉痛之。神思可到处，缱绻通其词。穷山何所乐？予心忽然疑。试君置我处，魂梦当自知。把书阖且开，情语生微漪。出见东流水，汤汤将待谁？”实得宋人高处。《纪拔贡 钜维 赠先世厚斋先生花王阁剩稿一卷漫题五绝句》。七绝中的佳作，其中一、四两首最好，极深秀，有南宋姜白石味道。其一：“已是斜阳欲落时，不成一事鬓如丝。文章无用从漂泊，惆怅花王数首诗。”其四：“青豆房中意想深，酒醒抚剑更沉吟。谁知一滴芙蓉泪，已入才人异代心。”《种花诗三首》，也很出名。《哭邓鸿胪 承修 五首》几篇五古，是他集子中的名篇。邓为直谏者，与黄遵宪友善。其五：“江水不可涸，我泪不可干。回思细席言，婉娈保岁寒。怀归苦不成，再见已为棺。莫过孟博祠，寿考古所难。莫饮清醒泉，来视吾已单。虚吟朱鸟影，空拾丹凤翰。恤劳典不逮，沉抑其谁干？俯瞰九原底，仰瞩浮云端。潸然独夜人，愤慨于兹山。”《借问》“巨鱼潜大壑，寒鹊响高林”两句，有寄托，但难考何人。《跻绿亭》，五律中清秀者，极佳。“万绿裹一亭，春暄心尚凚。零芳结幽香，小翠悦佳寝。恍与山林间，未信官廨凛。攀陟人自劳，闲坐须尽饮。”好诗！《赠漆生 葆熙 之高州》：“将别忽无语，重逢终有期。苍茫百年事，寥落数行诗……”写得好！这种调子他很擅长。《题浙西村人集》，指袁昶，袁属“同光体”，浙派。各派诗人之间实际上都彼此十分推崇，并不像今人为他们彼此分疆划界的那个样子。如范当世对黄遵宪的推崇，梁启超对陈三立的推崇，《饮冰室诗话》说“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他们彼此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好朋友。

《人境庐诗草笺注》序跋中，首序应为郑孝胥，但当时避忌郑孝胥到伪满洲国行为，故他的序未放进去。郑孝胥的诗谈政治的不多，抒情之作较多。溥仪在东北立伪满洲国，屡要郑孝胥征召陈三立，散原不去。事见林庚白《丽白楼诗话》。

梁鼎芬的路子基本上是晚唐体一路。《夜抵镇江》，名作。“脱叶嘶风正二更，灯船初泊润州城。芳菲一往成凋节，言笑重来已隔生。寒鸟凄凄背江去，疏星历历向人明。此回不敢过衢市，怕听茅檐涕泪声。”《答杨模见赠之作》，可看出广东各名人受陈澧的影响关系。卷五《春》，极好！有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春风取花去”一诗的笔致，而写得更为温柔，似陈简斋。“一枝初上绿，昨夜已为春。苔径琴停后，风帘鸟语晨。寂寥长不觉，沉醉即为真。欲下千秋涕……”《戊申四月初宿玉泉寺同予申作》：“灵山不觉远，兹地似曾游。万绿松藏世，千声鸟在幽。看云襟欲满，听水杖还留。携有青莲裔，论诗茗一瓯。”鼎芬对王安石的诗较熟，自己诗中多化用之。

前举《伯严公子馈诗甚美四用前韵答之》诗，“伯严馈诗”已不可见，其《散原精舍诗》起庚子，庚子年以前之诗均不可见，只有《饮冰室诗话》中有一两首。为何陈三立不要早期的诗？他早期的诗，思想接近谭嗣同等人，民国后成为遗老，对戊戌变法不以为然了，认为是冒进。故戊戌前后写的诗都不要了，只与变法同仁往来，而不再提及变法这回事了。散原后来骂过共产党——“回首乡关成盗薮”，但与国民党却比较靠近了。《散原精舍诗》第一次印本与后来印本也有出入，如写日俄战争的诗，在后来的印本中就删掉了。为什么要删掉？还搞不清楚。

一个人的集子，如有多种版本，大有研究。如王拯《龙壁山房诗集》，与后来广西出的《龙壁山房诗集》就大不一样。后者中有的诗，前者当中就没有。诗人往往到后来对早先之作不满意，所以要删去。越到后来，删的越多。我的《梦苕庵诗话》，最早的刻印本中的不少诗，就在我以后的排印本中删掉了。我写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诗，很多发表在《申报》上，深得黄炎培的赏识，但一半以上的作品，都被我在编集的时候删掉了。

《人境庐诗草》手抄本，是黄遵宪手写的，那时在周作人手里。我整理公度诗，向周作人借，他不借给我，只写了目录给我。拿来一核对，与《人境庐诗草》不符。黄遵宪那些大章名篇，“手稿”中一篇也没有。后来有人说，这些诗是戊戌以后补写的，故早先的“手稿”中没有。周作人手里的这部“手稿”解放后被没收，大约藏在北大或北京图书馆。后有人辑出《人境庐诗草》中所没有的作品，为《人境庐集外诗》。我觉得作者删去自己的诗，自有他的道理，应当尊重。我的《人境庐诗草笺注》抗战前出版，是线装，周作人对我尊重作者意见、作者删去的诗不录的原则不以为然。周以为作者不要的东西是更重要的，我与他的意见不同。

汪瑔。《节庵先生遗诗》卷四《挽汪丈 瑔 六首》，汪瑔是汪精卫的叔父。汪瑔集子中的爱国诗很多。汪瑔，字玉泉，原籍绍兴。国子监生，少随父游广东，佐郡县为幕客，后遂占籍广东番禺。光绪初，受两广总督刘坤一委托办洋务。张维屏、林昌彝都曾称赞其诗，文廷式为其集作序，评论其一生命运进退，谓其人品出儒家，退守出道家。汪瑔有《随山馆诗集》十八卷，现行世有《随山馆诗简编》四卷。

《读书》，丙午年（1906）作，时汪瑔才19岁，诗中见识不凡：“古今不相识，我乃思古人。霞想崇在昔，海怀荡无垠。求之文字间，未必得其真。鹤企远相望，鸿冥难与亲。怀哉事云杳，逝者迹已陈。残编一坐对，俯仰悲飚尘。”《葛将军妾歌》，戊申年（1908）作，只21岁，写葛云飞妾的英勇行为。本诗为梅村体，末以沈云英、秦良玉比葛将军妾，这是别开生面的爱国诗。原诗结尾不是这样，后来改的，见《清稗类钞》。《放歌二首》，见解独到。前首论对读书、学问的态度，后首论性格的狷狂。《有感四首》，时值农民起义，天地会包围广东，写出当时局势。《重有感四首》，反映出围广东的天地会转移到广西的情况。《江行感怀英德道中作》，写英、法联军炮轰广州事。《赠小谷比部 献甫 即题其补学轩集后四首》，其中之一见出他对作诗的见解：“作诗摩古人，其弊在无我。作诗无古法，其理又不可。先生诚通儒，用笔如用笴。每发辄中的，何有右与左。秋月固皎洁，春花亦婀娜。惟其金心中，所以玉色瑳。学术既湛深，格律自帖妥。彼哉主客图，持论诚琐琐。”前两句意思，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大有联系。《广州杂感八首》，光绪三年（1877）作，议论对外事务较多，是爱国诗。《越秀山看木棉归检故友李竹香 凤池 王少香 樾 集中皆有木棉花诗戏次其韵》，写木棉花。宋湘有七律《木棉花二首》，写得真是好。本诗与其意同，但写法不同。“处处东风处处开，寻芳先到越王台。春于此树无遗力，花亦如人有霸才。北户风光夸烂漫，南方火德入恢台。时清已久消烽燧，一任山城远近栽。”也写得极好，三、四两句尤佳。汪瑔写得好，在于不即不粘，宋湘那两首写得好，在于句法有力。《绝句》：“北郭看山云漠漠，东风吹雨昼沉沉。戟门车马柴门屐，同试春泥几许深。”末两句意味较深。《喜闻官军二月十三日谅山之捷》，写冯子材收取谅山事。《书事四首并序》，写中法之战。中法之战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的唯一一次胜利，可是李鸿章仍然让步签约，时人甚感屈辱。其一：“薄海遵明诏，因时显战功。前锋纷破敌，长策慎和戎。露布三军喜，云帆万里通。怀柔今日事，不与汉唐同。”概括了清廷软弱政策。《中秋对月效义山体》，刺慈禧。《积雨遣怀》中之“陆贾城”，即指广州城。汪瑔诗极有见解，识力是其诗的一大特色。

黄节。诗较复杂，评价不一。《蒹葭楼诗》有张尔田等序。一生复杂，并非反动与革命的复杂，而是心理状态上，读书与参加革命的矛盾。读其诗，见其个性，是矛盾的。读书未尝忘记国事，但诗中表达出的进步情绪，是否积极的呢？诗艺是否适应思想需要？革命思想该用何种艺术性表达？丘逢甲、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表达，能够鼓动人心，发挥作用。而以宋人格调、李商隐手法，吞吞吐吐，就难以表达，而只能使人感伤、凄婉。黄节后期诗，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反映了其心态，故不同的评论者，有不同的评论。陈衍从艺术性去评论，以宋人格调去衡量；张尔田作为遗老，修《清史稿》，对黄节诗也推崇得很，他以遗老眼光评论黄；陈三立的评价，偏重艺术，其《蒹葭楼诗序》谓：“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铸语，冥辟群界，自成孤诣。庄生称藐姑射之神人‘肌肤若凝雪，绰约若处子’，又杜陵称‘一洗万古凡马空’，诗境似之。”石遗评杨诚斋诗作得曲折、出人意外。我认为曲折是微末的艺术手法，写雄浑境界，这种手法不行。他《近代诗钞》评黄节诗“其为诗，着意骨格，笔必拗折，语必凄婉”；散原序其《蒹葭楼诗》，认为“卷中七律疑犹胜，效古而莫寻辙迹。必欲比类，于后山为近。然有过之，无不及也”。我认为，晦闻诗五古比七律好，以《咏怀》比兴笔法写来。我不同意石遗、散原之论。《杂诗》以阮籍《咏怀》笔法来写，最好。表现在现实中的心理矛盾。虽对现实不满，但不深入生活中，简单讲，消极一些，后期尤是。

黄节，广东顺德甘竹石滩人。父黄荣，陶瓷商人家庭。明万历，顺德出一状元黄仕俊，清入关后，变节降清。黄节年轻时，对此人不以为然。故取号为“甘竹滩洗石人”，出此状元污染家乡，故洗之，又取名为“节”，取“守节”之意。说明黄节幼年，凛然之气已立。后来参加反清革命，与早年一脉相通。

革命、气节是黄节身上的主流。年纪稍大，听到同乡简朝亮讲学，佩服至极，于此打下了学问根底。这就与早年“甘竹滩洗石人”的思想发生变化，而认为学问才是主要的。民国以后，发表革命文章，简朝亮责备他，黄节反驳，两人断绝关系。这就像章太炎对待俞曲园的态度一样。与邓实做朋友，邓主张反清革命，同学中的反清思想影响了他。他写《黄史》一书，宣扬汉族的民族正气。此时他还写革命的书，其复杂性在此。后来出游到北方许多省，接触到民生疾苦，思想、情感均有变化。他的出游地方广阔，时间一年。1901年，办“群学书社”，1902年，曾到开封，参加顺天乡试——原应在北京城，但由于动乱，本年乡试设于开封。考举人未录取，又到上海，遇邓实，邓办《政艺通报》，黄参与撰稿，宣扬反清，组织“国学保存会”，稍后又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以“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光绪三十三年（1907），已有人筹组“南社”，黄节参加，为南社成员中比较早的一员。1909年，参加“同盟会”，代替胡汉民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誓死北伐文》，就是黄晦闻代胡汉民写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被袁世凯监禁，黄节曾写信给朋友，营救太炎。辛亥前，与刘师培友善，辛亥后，刘师培参与袁世凯的筹安会，黄节写文声讨，与刘断绝关系。袁世凯参加推翻清朝，言为袁崇焕报仇，黄节写《清明谒袁督师墓》一诗，戳穿袁世凯的鬼话。袁墓在北京“觉明寺”。黄节此诗讥袁世凯认同袁崇焕后代，可耻。诗高妙，但不晓得其中掌故，就看不出来。1908年，黄曾任广东教育厅厅长，不久因经济困难，即辞职。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直到去世。

他做过汉、魏、唐以来不少人诗注，古为今用。注曹植、阮籍、谢灵运、鲍明远等，都各有所取，借之以发挥。他作顾亭林诗注，有手稿，未印出来。油印，柴德赓处只一部分，选注，不重在注典故。由此可见，读书不忘国事，注书即与国事有关。作诗也是如此，故其诗晦涩些，绕的圈子较多。如《南归至沪寄京邸旧游》《残梅》等，句中意思多转折。石遗《近代诗钞》中选的黄节诗，都是这一类曲折用笔的调子，向内心里挖掘，而革命之作，则向外喷洒。

《蒹葭楼诗》，香港本，张尔田写的序，遗老口味，比较守旧。诸宗元题《蒹葭楼诗》：“使我破除残夜睡，读君别后五年诗。纵横着语成唐律，窈窕为音近楚辞。老去江湖当自惜，求之流辈已难知。楼扉闭雨回镫坐，如梦钧天合乐时。”陈三立题序见前。

《蒹葭楼诗》卷一。乙未年（1895）作。黄诗艺术性高，情调低沉一些。《燕集桃李花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诗人将此诗放在集子中首位，反映了时代特征。甲午（1894）时期，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以前还不是帝国主义。《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占领东三省，形势危急。诗人以春秋笔法，放在首篇，表示了自己的诗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诗人集末一首《北风》，写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重关篇》，写日本人侵略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还在看戏跳舞。

黄遵宪编诗也有他自己的诗史态度，以《述怀》为首。太平天国灭，表面中兴，而外国侵略却加剧了，故此后是一次一次的奇耻大辱。最后的几首，是写李鸿章死的挽诗。而梁启超为之编集加的是另外两篇，由其弟黄由甫提供。之所以要以挽李鸿章结尾，是显示历史的完整性。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有功，被封为肃毅伯，以此起家，其后一步步地对外软弱妥协，这一段历史，以李鸿章的一生贯穿其中。

诗人自己编集始于何时？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是不见诗人自己编集的。陆放翁的集子是自己编的，但他的两个儿子有所调整。《西昆酬唱集》是自编的。皮、陆的《松陵集》是自编的，韩愈诗非自编。杨万里的诗，大概是自己编的。文天祥非自己编。从明清始，除少数人外，集子大多由自己编。诗人编集，主观上是要体现自己的“春秋笔法”，但也不多。钱牧斋《初学集》有些这方面意思，《有学集》弄得乱了，有些诗不见，如他写崇祯帝死于煤山的十二首七律，就不见了。黄遵宪、黄节编集是有“春秋笔法”的，二人都不属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范畴。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为自编，表现他的眼光。其集始“辛丑”，以《感事》为首，以辛丑和约订立之事抒情。他作诗很早，但前面的作品皆舍去，而以此为首，可见其用意。如“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就作于此前。《赠黄公度》一诗也作于此前。范伯子诗中也有赠黄晦闻诗两首，其中小注讲到陈三立的“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之句，可知陈诗作于“乙未年”。

范当世《旅中无聊流观昔人诗至于千首有感于黄公度之人之诗而遽成两律以相赠 陈伯严赠公度诗有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之句余故感于是而发端也 》其一：“谁谓君为异人者，我观君道得毋同？诗言起讫一生事，眼有东西万国风。燕处危巢岂由命，龙游涸泽竟无功。便偕邹子论三乐，也让行歌带索翁。”其二：“愁来遍览前人句，读至遗山兴亦阑。容有数声入清听，何曾一气作殊观。乾坤落落见君好，冰雪沉沉相对寒。剩恨杨云犹贱在，不虞千世少人看。”这两首诗很重要，表现出范当世对黄公度的推崇。

黄节《宴集桃李花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乙未年（1895）作。“苟得死士心，无敌有大义。天下岂无人，苍苍果谁寄？边风吹虫沙，霾雾走魑魅。壮士怀关东，举酒问天醉。花落竟无言，奈何夜不寐。”以精神战胜对手。诗后有小注，说明此诗意旨。

丙午年（1906）。《九日登龙华塔同诸贞壮邓秋枚》，笔调婉转，此诗可见。“九日龙华车似水，客中聊复作清游。一江入海浑成瘴，百里无山只见秋。强欲登临过此日，未须流涕对高丘。茱萸各有乡关感，难遣天涯共依楼。”有出世、救天下之概。《沪江重遇罗敷庵歌席中赋赠》中的“雨雪渐多残醉后，江湖同在未还时”，好句。《题郑所南诗集后》《与潘若海步月归作》，两首可圈点。《岁暮示秋枚》，此首写得好。“来日云何亦大难，文章尔我各辛酸。强年岂分心先死？倦客相依岁又寒。试挈壶觞饮江水，不辞风露入脾肝。何如且复看花去？蓑笠人归雪未残。”中间两联尤妙，转折中有深刻的诗味，句子是自己的风格。他后来诗作来作去，总是这种调子。《除夕有怀广州故人兼送刘申叔元日东渡》“近海楼高特地寒”，有些做作，郑孝胥同样的句子就写得自然，黄写得就吃力些，他还不可与郑孝胥比。

戊申年（1908）。《二月十二日过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吊马头岭铸兵残灶屈氏子孙出示先生遗像谨题二首》，二首诗跌宕有致，极好，连同下诗很出名。其一：“式闾过里独彷徨，尽日追寻到此乡。一族义声存废灶，孤臣辞赋痛浮湘。更谁真意紬诗外？不减春阴过夕阳。我愧长沙能作赋，摄衣来拜道援堂。”其二：“西北经营似有无，荒原草木待昭苏。事难语世终多佚，名已从僧且易芜。著述尚闻传大岭，丛残曾见落三吴。载凭遗像殷殷祝，自有精心在八区。”两诗前首跌宕，而后首又有些不饱满。前首改过，见《粤东诗话》卷一页六。《七月初六日赴沪海上大风》，作得好。“生计坐怜秋一叶”“归程冥想浪千层”，郑孝胥句。与黄诗中之“漂泊正如秋一叶，寻常经见海多风”，同调。《岳坟》，乏味。《中秋步月用丁未海上韵》，句句饱满。“又将佳节付闲身，独溯城南迤海滨。万态争看初上月，千秋强忆此霄人。故乡饼果围儿女，短屋灯旗接比邻。三载客游吾亦倦，渐愁双鬓有霜新。”

我认为黄节古诗写得远较律诗好，这与陈三立评价不同。五古《杂诗》“黄菊未始华，梧桐尚成阴。迟霜寡秋色，夏荫留鸣禽”，前四写夏秋转折，喻自己心态及社会；下面“譬彼绝续交，容我徘徊心”，这两句写出他转折中的迷惘心态；“黄陈一已往，吾衰宁自今。能毋始今朝，更溯浔阳寻。南山不在目，有酒谁共斟。”末两句谓这时不能追陶渊明，但又无知音。《杂诗》“风雨忽然至”首，极好，从陶渊明格调中来。这类诗对理解作者极有帮助。《题霜腴图为朱彊村先生寿》，朱为遗老。《杂诗》“沧海有回澜”首评价曾国藩、左宗棠。黄公度评曾国藩，持否定的态度。《人境庐诗草笺注》页一二四六《年谱》：“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黄遵宪诗抒情性不强，而康有为诗感情奔放。诗界革命风格不一致也。康有为将翁同龢推为中国近代维新第一位导师，见康有为悼翁同龢诗。

卷二。《杂诗》，得阮籍《咏怀》诗精神，也得陶渊明《杂诗》精神。《咏怀》诗用比兴，《杂诗》见精神，直道胸臆，无曲折。“清初说理学，学故在遗逸”首，清初遗民讲理学者，一为太仓陆桴亭，一为张履祥。理学分为两派，一为周、程，一为陆九渊。接云：“乾嘉盛考据，词流亦辈出。随波遂不返，道咸稍佞佛。世风虽数变，士行未全失。秋高木始落，水尽沙露骨。同光迄迩来，雅道直萧瑟。孤鸿日南还，师门廿年阔。登高我何思，古人重仿佛。”黄节《杂诗》“黄菊未始华”首、“风雨忽然至”首，这些《杂诗》都向内心方面挖掘。“东风雨与俱”一组杂诗，较前更佳。完全以阮嗣宗、陶渊明笔法为之。

梁鼎芬、王国维、张尔田，均为遗老。黄节后期受遗老影响很重。《吊王国维》一诗，完全遗老口吻。其五言古诗最出色，律诗未免应酬味道。

光绪以来，代表主流者，自然是变法派、诗界革命派，诗界革命派有的人是变法派，如梁、谭、康等，但变法派者也有不是诗界革命派的，如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林旭等。“同光体”三代表，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沈曾植参加强学会，也主改革，但属维新中的右派，倾向翁同龢，对康有为不大赞同，只赞同刘光第，赞成维新而不赞成激进的变法。陈三立当时年轻，辅佐陈宝箴在湖南推行变法，是变法的实干家。郑孝胥在戊戌年到北京，受光绪召见，即出京，未参加变法，而且是倒霉者，未受光绪帝赏识。“同光体”三人，态度不同，沈为变法中右派；陈三立为中间偏左，实干者；郑为变法中的失意者。三人在戊戌事变中境况也不一样：陈三立“永不叙用”；沈曾植因“丁忧”在戊戌前回籍；而郑孝胥应张之洞邀请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驻汉口，次年居武汉。此时，沈、郑与陈石遗居住较近，彼此互相唱和。这一段聚会决定了“同光体”理论，陈衍提出“三元”说，“同光体”倾向在这时显示出来。此时风雅坛坫主持者为张之洞。这些人逃避在就诗论诗范围。张之洞较喜欢郑孝胥的诗，而不悦沈曾植诗，因其诗古怪，生涩典故，不好读。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评陈三立云：“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啮墨咽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末自注云：“义宁陈三立伯严。君昔赠余诗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之句。”但梁氏所说陈三立这两句具体出自何诗，已难确考。

《海日楼诗》，不是沈曾植自己编的，是我编的。《海藏楼诗》为郑孝胥自己所编，能够体现郑诗特点。已删掉的，见《石遗室诗话》（初版），后作者将郑孝胥诗抽掉了。其《近代诗钞》亦同。《郑孝胥传》（有年谱）。关于郑孝胥，有一文很重要。林纾《海藏楼记》 《新古文辞类纂稿本》卷五十，《杂记类》六 ：“戊戌召对养心殿，已而放归”，疑有人介绍，也许是翁同龢。“海藏”两字，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句意思。林纾对郑孝胥诗极推重，谓：“余笃嗜之不去手。古体取径江、谢，合响贞曜，闲适之作，夷旷冲澹，而骨力之坚练，一字不涉凡近。诗体百变，咸衷于法。语质而韵远，外枯而中膏，吐发若古之隐沦，则信乎其能藏其锋也。”林纾《旅行记题》“画征”一文中，有一段话斥当时诗坛之好宋风习 文见《晚清文学丛钞 》 ，但论郑孝胥却极为推崇。平心而论，“同光体”诗人中，郑孝胥的诗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他用典无论懂与不懂，都可读通诗。

俞明震。石遗之《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所选均为成熟之作。俞明震带过兵，到过台湾，在“台湾民主国”做内务大臣。失败后，在江西带兵，后又为提学使。他早期有不少与范当世唱和的诗，故其诗有范当世味道。在台湾也有诗，但尚幼稚，他的成熟要较其他人晚。台湾政要俞国华为俞明震后人。

萧一山《清代通史》很有价值，写清开国，很多历史正史里没有反映，为《清史稿》之《本纪》中所无，记述“台湾民主国”十分详细。

俞明震《觚庵诗存》早期诗多思想进步之作，关心民生疾苦。风调与范当世很有相同之处。后来到甘肃，诗艺大进，功力深厚。而去台湾前后，却很力不从心。大凡七律空阔，五言中有深刻者，为宋人笔调。《章江晚泊》“江山寥落同萤照，城郭苍茫与雁齐”两句，绝好。

曾习经，字刚甫，号蛰庵，广东揭阳人。广东四家之一，其中黄节诗个性最强。曾习经早年在广东读书，梁鼎芬在“粤海堂”主讲。两人诗风较接近，但曾诗芬芳悱恻，较梁为精。就创新讲，两人都谈不上，总是以古人为法。罗惇曧也谈不上创新。

《送江孝通归里》二首，思想较进步。诗作于戊戌前、甲午战争后。这首五律，是格调高古的典型。其一：“忧愤终何补，倾危势已深。天心实仁爱，雪意况阴沉。不寐迟明发，临风寄远襟。孤根亦何赖，所得是知音。”其二：“此日饮归客，前期送逐臣。眼看不得意，相顾各沾巾。莽莽春无主，凄凄去所亲。未应从屈贾，歌哭损天民。”此类高古五言者，王静安能为之，但内容是遗老口吻。章太炎高明一些，他保存在《太炎文录》中诸作，佶屈聱牙。他的好诗大多发表在《浙江潮》。代表作为《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魏晋高古格调来写，无人可及。鲁迅也可写这类高古的五律，鲁迅早年所为古诗，大多不好，但有一首《莲蓬人》较好，寄托中可见人品，正统派。民国元年写《哀范君三章》，即太炎格调。“五四”以后所作风格雅洁，多有寄托。

《送常熟翁师傅归里》，六首五律，翁松禅四月免职归里。送翁同龢的诗有许多，沈曾植、沈瑜庆均有。福建人包括陈宝箴与翁不是一派，尽管沈瑜庆女婿林旭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本诗风格高古。其一：“天问殊难答，臣心久郁陶。遥怜贾生策，不分屈平骚。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劳。向来忧国意，余愿老蓬蒿。”五、六两句，一言翁同龢归里，一言慈禧等歌舞。其二：“从此遂摇落，于今真远游。浮云低北渚，孤月过南洲。文藻秋兰气，客心沧海流。凉风起天末，凄断殿西头。”三、四两句，一言光绪帝，一言翁同龢。这组诗是学生送先生的口吻，写得很好。若这六首压缩为四首，就更精了。六首有些意思重复。《秋斋五首》，风格高谨，这种诗有味道，神韵好，低回往复。虽不直讲政治，但时代气氛自见。如其一：“一枕春愁似影烟，撩人秋色又今年。中庭已少闲花草，每到斜阳独惘然。”《病起不寐读党锢传》，写戊戌变法：“秋玉何妨折，明灯竟自煎。不才逢世难，将泪寄遥年。此意无人识，孤情不厌偏。惟怜新病后，残月曳虚弦。”一、二两句言变法君子。《落叶四首》，借以寄托王宫之事。这几首落叶诗不及曾广钧《庚子落叶词》、李希圣《落叶诗》好。《题朝鲜闵妃影像》，朝鲜留日学生回国后，要求改革，闵妃较开明，用闵妃兄弟，被火烧死，引起政变。《平谷杂诗》十八首，这几首杂诗是杜甫《秦州杂诗》的调子。《平谷秋兴》六首，好诗，风调情感均极深。《南归初发都留别寓居草树五首》，咏物而寄托遥深。《崇效寺牡丹开后作》，写北京崇效寺牡丹诗，张之洞所作最好，为杨锐被杀作此。曾习经这首，是他七律中的上品，最能代表曾诗风格，真正得李义山神韵，又能参照宋人神韵，同李希圣纯粹的西昆体不一样。“怅卧春归十日阴，落花台殿更清深。被栏碧叶如相语，辞世青鸳不可寻。物外精蓝谁舍宅？乱余恶竹又成林。迷阳却曲饶忧患，那得端居长道心。”“迷阳”，楚王唱的歌，见《庄子》。时代感情极饱满。以他的身份，这样写恰如其分。写诗身份要相称，以康有为的身份这样写就不合适了。《桂东原腊尽日自营口晓发盖州诗简栖瘿公均有和作因次韵寄怀东原兼呈简栖瘿公》：“钟沉百杵酒微醒，念尔冰天雪海行。绝塞牙旗明杀气，故家箫管狎春声。相看袖手真无赖，稍近弹棋便不平。自是中朝重边禁，当时枉却弃繻生。”《和李亦元春寒四首》，以义山风调写。作西昆体，要熟读义山诗，句字都可化用。后来学义山诸家，均有此好。这几首诗以辞藻敷衍出来。《寄湘潭齐草衣》，齐草衣，即齐白石。

陈三立、郑孝胥均不提龚自珍，而沈曾植却对龚评价很高。写了两篇文章，推崇备至。一篇早年，一篇晚年所作，评价相同。这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可根据我的文章进一步进行研究，为何沈曾植诗学大不同于龚定盦，却如此推崇龚定盦？希望你们像样地编一本清史诗，要有新的分析。

罗惇曧，广东顺德人，有《瘿庵诗》，叶恭绰为刊行于世。梁、黄、曾、罗并称“粤东四家”，并非由于他们代表广东诗最高成就，乃在诗学宗旨的相同——学宋。罗学宋，得益深者为陆游，且由学李商隐转而入手。黄节序其诗：“蚤岁学玉溪子，继乃由香山以入剑南，故其造境冲夷，则在中岁以后。”叶恭绰序其集，则以为：“君诗凡三变，光绪庚、辛前导源温、李，于晚唐为近。逮入北京，与当代贤隽游，切磋洗伐，意蕴深迥，复浸淫于宋之梅、苏、王、陈间。鼎革以还，寄情放旷，意中亦若有不自得者，所为诗乃转造淡远，具有萧然之致。”这说明，除陆游外，他于宋人尚得力于他处。所谓当代贤隽，主要是指陈衍、赵熙等。《石遗室诗话》卷九云：“掞东与尧生及余，为文字骨肉。”罗惇曧曾使他们为自己删削诗集，因此，“浸淫于宋之梅、苏、王、陈间”，主要是受陈衍、赵熙的影响。

罗惇曧诗歌的重要特点是反映了这位才丰遇啬的知识分子的客观境界和内心世界，颓放的笔法描绘了“新儒林外史”的一些景象。他与梅兰芳友善，游京华时，常有度曲之会，盖于音吕慢令之故，颇为精研。其以下诸作，颇可圈点：《乙未感事》《罗两峰鬼趣图》《半山寺即荆公舍宅》《登清凉山》《盘山宿万松寺》《万松寺待晓》《辛亥九月任公自日本须磨归国相见于辽东旋同还须磨》《壬子正月十二日作》《寄桂东原英伦》《偶过寒云庐》《雨后别云居寺》《重宿泰山斗姥宫大雨》《十二月二十九日集法源寺为陈后山逝日设祭》《喜桂十东原至自海外》《贾郎壁云自沪上归相见赋赠》《三海》《金拱北摹绘冒巢民自写董小宛病中小影属题》《西湖宿俞氏庄晓至灵隐寺古微恪士仁先同游》《题齐白石花鸟画册》《同侃甓登青云塔》《江汉之间杂诗》。

莫友芝，以考据为诗之流习典型者，尤以《红崖古刻歌并序》为甚。其诗前序有一千多字，述“红崖削立贵州安顺府永宁州西北六十里”来源等。诗约八百字，句中又多夹以小注，征引旧籍，甚至古文字。《南阳道中》《有感二首》，尚可圈点。

徐子苓，字西叔，一字叔伟，号毅甫，又号南阳子，安徽合肥人，著有《敦艮吉斋诗存》二卷。生平事迹，见金天羽《皖志·列传稿》本传，马其昶《龙泉老牧传》。子苓以诗文驰名咸、同间，为皖中诗人之杰。谭献曾选子苓和戴家麟、王尚辰诗为“合肥三家”。陈衍以为“戴不如王，王不如徐”。其诗沉郁苍凉，直逼杜陵。姚莹为其《敦艮吉斋诗存》题词云：“古直浑坚，其源自汉、魏来，皮相者以为山谷之学杜陵矣。五七言近体体洁思清，时获妙绪，佳者在高、岑、王、孟之间。”鲁一同题词云：“奇俊宕逸之气，足以俯视流辈，读之如当大敌。是谓神勇。其怀人、赠友、行役诸作，原本性情，故激昂披露，正复纡余深挚也。”何绍基题词云：“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锤炼精坚，当以五古为尤胜。”孙鼎臣题词以子苓与鲁一同并举，以为鲁之精整似程不识，徐之雄奇似李广。而孙尤叹服徐。徐诗为同时桐城派作者和宋诗派巨子所推崇，由此可见。但集中有关时事诸作，颇多污蔑太平天国革命之词。

《洋烟行》，写鸦片烟。《哭阿健五首》，感情真挚凄切。《烟灯行》，写吸食鸦片，导致家破。《饭树谣》《饥妇词》《中秋后十日夜书啸和尚水灾诗后》，写民生之苦。《养鱼》《种菊》，通过咏物写性情。《索逋词》，长篇五古，写贫困生活。《乞丐行》《后苦雨五首》《调小奴》，亦佳作。

孙衣言，字劭闻，号琴西，浙江瑞安人。身前自订其诗，为《逊学斋诗钞》十卷。生平事迹，见姚永朴《孙太仆家传》。孙衣言为清末学者孙诒让之父，本人亦是学人，出于祁寯藻、曾国藩之门，与近代宋诗派具有一定渊源。俞樾与之同门，同为学人。《逊学斋集》有俞樾一序，谓“其诗上追汉、魏，而近作尤似苏、黄”。然孙、俞为诗宗尚不同，俞所师法的是白居易、袁枚一路，而孙崇尚黄庭坚，开清末浙派袁昶、沈曾植的先声。谭献评其诗，以为“篇体清峻，学人之辞，古诗胜近体，七律胜五律，可谓笃雅有节”。符葆森谓其诗“中有奇气往来”，“真不拾前人一字而自成壁垒者”。狄葆贤亦谓其“古体胜于近体，五古冲澹深秀，七古雄放典雅”。陈衍则谓其“五言古步武六朝，下逮王、孟，七言古则宋响矣。七言律似欲以使事见长”。这些评论都着重称许其古诗，然七律亦多佳作。《扬州》：“二月烟花奈客行，小红桥外雨初晴。最怜明远伤时后，犹有隋家水调声。六代山河残雪尽，早春城郭绿杨生。千秋呜咽邗沟水，人世樊川别有情。”难得佳作，其中五、六两句，虽使钱谦益、王士禛执笔，未必能胜过它。

王拯，初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亦作少和，广西马平人。有《龙壁山房诗集》十七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王拯为广西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他又是诗人，与朱琦旗鼓略相当，都属于桐城诗派。广西之有朱、王，犹黔中之有郑珍、莫友芝。莫不如郑，王亦稍逊朱。林昌彝《海天琴思录》谓其“抚时感事之作，音节凄怆，如哀笳晓角”。祁寯藻题其《书愤》诗后云：“文章出入杜韩间，壮岁忧时未解颜。《书愤》一篇诗史在，《北征》终合胜《南山》。”但可惜《书愤》一诗中多污蔑太平天国革命之词。

梁启超。就梁启超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参加“诗界革命”运动前后的早期阶段，一是从陈衍、赵熙诸人问诗法的后期阶段。其早期诗歌，全凭才情为之，虽如陈衍《石遗室诗话》所说，是“天骨开张，精力弥满”，但比较草率，比较粗直，比较浅显。后期则摒弃了“诗界革命”之主张，而所作却能敛才就范。他学杜甫，学宋人，真正达到“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之境界。故陈声聪有诗咏道：“新词新意乍离披，梁夏亲提革命师。曾几何时看倒退，纷纷望古树降旗。”自注云：“梁任公、夏穗卿诸人倡‘诗界革命’，夏早世，任公中年后一意学宋人。”康有为在《梁任公诗稿手迹》中批语，多以之比杜诗，以“诗史”赞之。

冒广生，字鹤亭，一字钝宦，号疚斋，江苏如皋人。著述繁多，部分刊入《如皋冒氏丛书》，中有《小三吾亭诗集》八卷。生平事迹，见冒效鲁《冒鹤亭先生传略》。尽管冒广生与陈三立、陈衍等“同光体”诗人交往甚密，且于宋人诗，特别是后山诗致力极深，他曾为《后山诗注》作补笺，并在《补作山谷生日诗得杀字》自称“我诗学后山，苦未得其拙”。但是，他为诗却与“同光体”迥异，他不学宋人，更不学江西派，不入黄庭坚、陈师道之门，而是宗法三唐，追求豪放明快、雍容大度、辞藻华丽、情韵并茂的诗风，如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所云：“鹤亭诗豪爽英迈，有御虚直行、驱风拏云气概。”就此而言，在清代则与吴伟业、钱谦益、朱彝尊、陈维崧、王士禛为近。这一方面是受了晚清江左崇尚唐人的所谓“晚唐派”（一称“江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其外祖周星诒的影响。在《小三吾亭诗集》中，有许多论诗之作，自陶渊明至公安、竟陵均有论述，他对前人多中肯的评价，同时又阐发了自己的一些诗学观点。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予以“地幽星病大虫薛永”一席，赞为“洊雷震，君莫问，揭阳镇。鹤亭为周昀叔甥，诗境俊爽，情韵并茂。所谓何无忌酷似其舅也。晚年与闽赣诸家通声气，诗益苍秀”。这是似赞而实贬之论，酷似周星诒又何足道。我写《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纠正了这一偏颇，以“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一员与之，谓其“功力之深，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何以比之柴进？广生为成吉思汗子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