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斗 四九 余庆坊快事

自从上回发生了那次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张子豪倒是经常回家。一回家，他就暴跳如雷，拍桌子、敲板凳的，看见什么都骂。从前陈文英老盼望着他回来，现在反过来，倒希望他不回来才好。一见他骂人，就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好像吃了热饭似的！鬼王一样，叫孩子们见了都害怕！外边有什么称心如意的好地方，只管玩几天就是了，又急忙着赶回家来丧谤人！”张子豪瞪起两只小眼睛说：“怎么，我自己的家，我自己倒不应该回来了？你要是多余我，我从今以后就不进这门槛！”陈文英摊开两手，耸耸肩膀，像一个有教养的外国妇人似的说：“亲爱的，谁又跟你斗气来？我只是说，该骂的你骂，不该骂的你骂它做什么？况且粗声粗气的，叫别人听见，也不像个上等人的所为。”张子豪采纳了他夫人的意见，把声音压到很低，低到门外听不见的程度，咬牙切齿地说：“对。我就是恨你们那个周炳，我就是要骂你们那个周炳！他是个什么人，我是个什么人？他对我就能够那样傲慢无礼？哼，他自己也不应该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样子长得好的戏子，而我呢，——唔，只要我动一个小手指头，他立刻就要变成齑粉！”陈文英婉转地规劝道：“子豪，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同是上帝的羔羊，你怎么好拿富贵去骄人呢？”张子豪说：“我很怀疑他是一个潜伏的共产党，——而对于这种人，你不能拿教义去和他周旋。”陈文英不以为然地说：“他如果是共产党，他怎么能够不参加广州暴动？”张子豪更加不以为然地驳她道：“你是一位博爱的、和平的、尊贵的夫人，你自己又没有参加广州暴动，你怎么会知道他也没有参加广州暴动呢？”陈文英说：“弟弟的来信说得明明白白，周炳的确没有参加广州暴动，你又不是没看过信！”张子豪想了一想，就摇头叹息道：“文雄在财政经济方面是个精明的人，可惜在政治上不是那么里手。”陈文英生气了，说：“是呀。我们陈家的人本来就没有你们张家的人抵手能干，不说这个了。你说说，你到底要拿周炳怎么发落？”张子豪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用力将茶杯往碟子里一放，说：

“我要他按照我的意思到寅丰搪瓷厂去做工！”

陈文英噘着嘴说：“你这个想法才叫作妄想！他是那样一个直性子的年轻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张子豪横蛮地说：“我不管他是个直性子、弯性子，反正我要他屈服！”陈文英眼中含泪道：“你这样做，就是要逼出人命。你不念他是我的表兄弟，难道也不念他是你那周家拜把兄弟的亲骨肉么？”张子豪冷笑道：“青年人，——谁都会做点傻事的。我跟周榕换帖，就是这一类孟浪的行为。我恰恰念着他是你的表兄弟，因此凡事都留着几分，如果他仅仅是周榕的兄弟，我对他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你的面子大，你就该担保他改邪归正才是！”这样子你一句，我一句，陈文英就哭着、闹着，和张子豪争吵起来。他两个人声音虽然很低，但是两方面的气势都不算小，因此吵了约莫半个时辰，还是不分高下。末了，陈文英擦干眼泪，站起身来，用一种至大至刚的神气决然、断然地宣布道：

“总而言之，闲话一句：我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

张子豪是个十分讲究实际的人，瞧着事儿没法转弯，就放软下来，赔着笑脸说：“好了，好了。我早就知道你们陈家四姊妹都是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的了，不用再重复了！”陈文英刚刚哭过，那声音有点紧，也有点发抖，说：“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不过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犯不着老没相干地往别人身上去扯！”张子豪说：“不扯吧，不扯吧，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心肠。不但不想伤害他，倒反而想保护他。我完完全全是在那里为他设想呢！”陈文英说：“你要是为他设想的话，你就让他去，随便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对了。”张子豪没法，只得说：“也好，也好。”随后又加上说：“这样吧，你留心一下，看他都有些什么朋友来往，都看些什么书，有没有看什么马克思呀、列宁呀这些人的书，回头来仔细告诉我。”陈文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高声回答道：“这还用你吩咐？我早就留心了。论朋友，他只有李民天一个朋友，如今李民天回了广东，他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论看书，他看的不是‘水浒’，就是‘红楼’，没见他看第三本书。”张子豪点点头，可是又不大甘心地说：“‘水浒’‘红楼’也不是教人安分守己的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事情才算又拖了下来。

自从那次和张子豪发生冲突之后，周炳就无心教书。张纪文和张纪贞两个学生也无心上学，今天肚痛、明天牙疼的，那教课的事儿就算撒开不提。周炳心中烦闷，到了极点，每天书不能看，信不能写，只是走到外面去，胡乱逛荡。他要找共产党，要找省港大罢工的时候、广州起义的时候的那些熟人，可是找来找去，哪里有半点踪影？不过他并不灰心，他咬紧牙关对自己说道：“你尽管躲着吧，我豁出来找你一辈子！”他曾经幻想自己是一个神仙，不用吃饭，不用睡觉，背上一个布口袋，上天下地只管找，要找多久就多久，那够多好！可是他又想，如果是一个神仙，那么掐指一算，就算出他们在什么地方了，还用找么？还不止呢：如果他当真是一个神仙的话，他只要用一个指头把那些军队、警察、宪兵、侦缉一指，用定身法把他们定住了，就请苏兆征、彭湃他们出来组织工农民主政府。不过一眨眼之间，他就觉着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又不禁哑然失笑了。就这么胡思乱想着，有时把一条北四川路从头到尾、从尾到头，一天跑上五六遍。有时就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去碰。从仁智里出来，打公益坊进去；从永安里出来，打求志里进去；一直走到施高塔路，又往回拐。这样走着，走着，天又黑了，肚子又饿了，他仍然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影，回到他不愿意回去的金鑫里。这阵子，他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稳，晚上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噩梦。有一天拂晓时光，他从梦中惊醒，忽然觉着有一个熟人约了他在虹口菜场会面，于是脸也不洗，穿上衣服就跑。跑到虹口菜场，在那里磨转了一个前晌，把每一个中国人、外国人，东洋人、西洋人的脸孔都端详一番，结果还是什么也没遇着。瞧着、瞧着，他的红脸蛋黄瘦起来了，他的晶亮的眼睛迟滞下来了。虽然他的腰杆还挺得直直的，那高大的身躯还同样强壮有力，但是那温驯的、痴心的、迷人的笑容消失了，那脾气也渐渐地暴躁起来了。

有一天，是阳历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伟大日子。这一天，所有革命者都会出动的。周炳好像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吃过中饭，他和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一阵心血来潮，一手掀了毛毡，往楼下就跑。他先上北火车站，只见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没有苗头。他又去苏州河边邮政局一带，只见秋水荡漾，有几片枯叶在水中回旋不已，别无其他。他顺着江水望去，脚步停了下来。这时候，他才忽然发现，上海的秋天有这么的美。天空高爽晴朗，鱼鳞样的白云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地移动着，形状整齐，层次鲜明。河水黄中带绿，温驯地向东流着，时不时闪出耀眼的金光。两岸的楼房肃穆明净，树木和青草都鲜艳碧蓝，生机旺盛。小汽船和木船满载着阳光，像鹅群似的滑行着，极有风趣。周炳迎着江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着这里跟广州一样舒服，不，好像比广州更加舒服。从前那个上海，使他感到阴沉、窒息、乌烟瘴气、杀气腾腾的那个上海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他眼前的是另外一个上海，这个上海像一个天真活泼，未经世故的乡下姑娘，不用装饰，非常可爱。他站着赏玩了一会儿，才顺着北四川路往北走，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从这个口子钻进去，从那个口子钻出来，耐心寻找。找着、找着，不知不觉过了横滨桥，走进了快到北四川路底的余庆坊。说也奇怪，这余庆坊今天竟是家家闭户，户户关门，冷冷清清，浑不见个人影儿，连个街头玩耍的小把戏也瞅不见，像是整条弄堂都搬空了的样子。

周炳在这条空弄堂里没精打采地走着，太阳从他的后面照过来，他自己的影子便依依不舍地陪着他走。他想道：“今天大概又没希望了。”跟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面一条弄堂里走出两个人来。前面走着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高高瘦瘦的，穿着破旧的西装，精神饱满，态度安详，脸上露出一点轻微的忧愁，叫人一眼看起来，就不由得生出敬佩和信任的感情。再一细看，周炳差不多脱口惊叫起来。那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找夜找，日盼夜盼，找也找不到，盼也盼不着的金端同志。金端仿佛也看出了他是周炳，也微微有点吃惊。他拿两只非常热情的眼睛把周炳瞪了一下，又用眼尾扫了一下他身后的人。周炳懂得了他眼睛这一瞪，是有许多许多的话，尽在那不言之中，意思十分明白，禁止自己在这种场合之下，跟他相认。他再一细看金端身后的人，矮矮胖胖，四十多岁，全身穿着黑衣服，脸上戴着黑眼镜，袖口往外翻，露出一圈白袖子，狗嘴贼眉，竟是一个神憎鬼厌的“包打听”。周炳用他那锐利的鹰眼把那包打听上下一打量，就看出那家伙微微抬起右手，那长袖子里面，分明藏着一支手枪。看这神情，金端同志是遭到逮捕了，那包打听正押解着他，要把他送到苦难的深渊里面去呢。周炳一想到这一层，立刻怒气冲天，浑身出汗。他跟着那两个人走了十来步远。就在这十来步远的一瞬之间，他想起了许多的事情来。最初，他想起了去年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他们攻进了国民党的公安局，打开监仓，放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他和金端同志就在那时候会了面的景象。跟着他就想起了区桃、周金、杨承辉、李恩、何锦成、杜发、孟才、程嫂子这些英勇无敌的烈士来，这些人正在他眼前奔跑着，吼叫着，跟敌人厮打着，要从敌人手中抢回那可敬的革命伙伴金端。想到这里，周炳也不管王法，也不顾危险，加紧了脚步，捏紧了拳头，赶上了他们。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他的酒涡在两边脸上跳动着，他全身的力量都从头发尖上往外冒着。只见他两臂一扬，那包打听早已浑身发软，动弹不得。他的左臂弯曲着，像一个铁钩似的勾住那包打听的咽喉，莫说喊叫，连出气都没份儿呢。同时，他的右臂伸到前面，那手指就像铁钳儿似的掐住那包打听的手腕，略一用力，只听得格勒一声，那手腕竟叫拗折了，嘡啷一声，那手枪也就撂在地上了。三两下手脚，就把那凶神恶煞的包打听，收拾得像一坨烂泥巴似的，趴在地上。金端回转头来，使劲和周炳抱了一抱，就弯下腰去，收了那包打听的手枪。周炳见路旁有一个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上面的铁盖子打开着，那垃圾口正好容得下一个人的样子，怕那包打听一时翻苏，多生枝节，就趁四下无人，把那矮胖家伙双手举起，头朝地，脚朝天，倒栽葱似的插在那垃圾口里，叫他上下不能，进出不得，免生后患。一切停当，周炳就拍拍手，和金端一道，快步走出余庆坊。走到北四川路，金端问明白了周炳的住处，就指着南边，对周炳急急忙忙地说道：

“干得出色！一切改日再谈吧。你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

周炳拦住金端道：“可是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你？”

金端笑了一笑，露出神秘的样子道：“我就在这一带。我找你吧。我姓的这个金，又三个金，——金鑫里三号，我记得。”

周炳还是不放心，拽住他的衣角道：“可是，我找了你一年了，找得我好苦！你不会离开上海么？”

金端又神秘地笑了笑道：“那也难说。要是一个月不见我来，也许我又去了广东，也许我又去了北京。不过不要紧，我不来，我一定叫别人来！”

周炳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手。只见金端这边一钻，那边一拱，一下子就混在人丛中不见了，十分麻利。周炳又拍拍手，往南边走。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心中那样高兴，就一个人在人行道上甩着手，踢着腿，一个人在心里说话，一个人从脸上笑出来。见了英国巡捕和日本巡捕，他就抬起头，挺起胸膛，高视阔步地走过去。他那魁梧的身材是那样匀称，那样有劲儿，路人都为之侧目。走过广东铺子，他买了两毛钱叉烧、卤味；走过酒铺子，他买了一瓶陈年花雕。回到金鑫里三号，幸喜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蹑着脚儿走上三楼西厢房里，关上房门，自斟自饮起来。说也奇怪，今天的叉烧、卤味，比广州那道地的“莫记”“旺记”所做的还要好，这花雕也比“高长兴”的更香，更醇。他举起一茶杯酒，走到窗前。那天空高极了，远极了，一只雪白的海鸥在秋阳中上、下飞舞，令人神清气爽。这样的天气，他到上海一年来，一次也没有碰见过。他举起酒杯，对那海鸥邀请道：

“来吧，金端同志。为了你的胜利，干一杯！”

说完，他仰起脑袋，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往后，约莫有十多天的时间，他都独自生活在这种又崇高、又痛快的状态里。要么就出去蹓跶，什么地方都站一站，什么东西都看一看；要么就关起房门读书，读完一大本，又一大本，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书籍，再贵的他也买，再厚的他也读。对于上课、教书什么的，他固然置之度外，连张子豪、陈文英，他也很少见面；就是对于广东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也没有想起，竟像忘记了的一样。原来他曾经后悔来错了上海的，现在庆幸自己好在来了上海；原来上海叫他忧愁、愤懑、烦躁、悲观的，现在上海叫他快活了；原来以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冒险，现在看来竟是一个大大的成功。周炳这时的心情只有当初站在船上，望着两岸的景物缓缓后退，那期望已久的上海在远处迎接他的时候，才能相比。

但是，一天过去了，金端没有来；两天过去了，金端也没有来；三天过去了，金端还是没有来。开头那十天半月，周炳倒还能够自开自解，慢慢地就不行了。起头，他十分埋怨金端没有信用，就喃喃自语道：“金端同志呀，你随我怎样猜想，你随我有多么大的胆量，我都不敢说，你竟是那样不顾口齿的人！难道你连一点耳性都没有的么？难道你是风吹下巴，随便开、合的么？”后来一想不对，他就自怨自艾道：“哦，不是的。是我没有资格，够不上革命！是我不够坚强，他们不愿带挈我！是我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相信我！”最后，他推翻了自己的一切设想，深深地替金端担起忧来。他害怕金端摆脱了一个包打听，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包打听，自己又不在他身边，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眼看着他又走上麦荣大叔那条老路，这便怎么好！于是他就垂下头，眼睛望着自己的心窝，十分虔诚地祷告起来道：“金端同志呀，愿你工作顺利，没灾没难！愿你福星高照，履险如夷！愿你精神百倍，没病没疼！你要是有灾有难，要是坐牢吃苦，要是碰到什么不测之祸，我愿意来替你！灾难我承当，坐牢我不悔，天大的祸事我全不惧怕！”想到这里，他什么都不愿意再往下想了，拿起脚就往外蹦。自然而然地，他先到了北四川路余庆坊。只见那里的居民还是和往常一样生活。那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也照样打开着铁盖子，可是那矮胖的包打听不见了，一切金端和他会面的痕迹也没有了。倒是别人看见他这个陌生人，老拿怀疑的眼睛盯着他。他轻轻地顿一顿脚，又沿着北四川路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穿着走，希望会碰到另外一次的奇遇。他留心旁人的脚步。一声不相干的咳嗽，都会使他惊心动魄。别人的寒暄客套，他都会停下来细听。可是一切都是枉然。他又留心观察左邻右里，前街后弄，只要发现一个生面人，走进金鑫里，他就迎上前去，问人家找什么人，有什么事。这样，依旧是毫无所得。初冬到了，刮着冷风，飘着白雪，连玻璃窗的一声响动，楼下街道里的一声咔嚓脚步声，他都仔细研究过了，可是他盼望的人儿，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这样的冬夜里，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嘹亮的炒白果叫卖声和油炸臭豆腐的叫卖声都会使他烦躁起来，恨恨不已。

他失望了，他觉着上海再呆不下去了。他自己对自己命令道：

“走吧！你这混账东西！说不定……一定……他一定已经到了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