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古今谈 1945年

世界上在谈新闻自由

做新闻记者，是人生不幸，一辈子没有个自主的日子。想凭良心，这文笔要替大多数人说话，就不免得罪少数人。而这少数人是和你的生活与生存，都发生关系的，得罪了是自讨苦吃。不凭良心，也许可以升官发财，这支笔就要替少数人说话，而这少数人，大概总不会是大多数人所喜的，甚至连自己父母兄弟子女在内。人格不人格，且不去谈，走在人前，让人家用那不屑的眼光看上一眼，心里大概不大舒服，何况事实上绝不止此。这简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那么，不说话好了。请问，新闻记者在报上果然不说话，那又怎交代得过去？所以有些人就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说些旁敲侧击的话，说些绕弯子半吞半吐的话，总希望成个“万物之灵照镜子”，“里外是人”。清夜扪心，我们真觉得有点可怜相。

自然，仿佛这世界上有人正在谈新闻自由，但我们别装糊涂，也不当打肿了脸充胖子，还是“君子安贫”的好些。

原载1945年2月1日重庆《新民报》

经济食堂

民主这个名词，现在十分时髦。演说家，策论家，以及许多许多家，不管他是否牛皮灯笼，照着里外漆黑，反正二鞑子吃螺蛳，七拉八扯，他扯得上去。最近看到几本刊物也大谈民主。这几位编者作者，虽向来令人崇敬，可是他们的尊姓大名，仿佛在历史上和民主二字，有个相当距离，虽说等于阿拉斯加到印度，也不为过。他和民主何以“一旦豁然贯通焉”？思想究不是超级空中堡垒，行程的速度会有这样快？奇怪！

于是，我们想到重庆的许多经济食堂，他们的招牌，实在是谋顾客普及的。可是你要那般老实，真要到他们家去吃一顿经济饭，那是最不受欢迎的事。你就预备不受欢迎，点菜也得小心，一个不留神，出了经济的范围，当心你腰中不便，出不了他们的大门。你若说他们挂羊头卖狗肉，那有些冤枉，他们也有经济饭菜供给，但事实上他们不靠卖这个。

言尽于此，彼此心照不宣。

原载1945年2月3日重庆《新民报》

李渊掩耳盗铃

唐李渊起兵的时候，北连突厥，有一个相助的条件，要李渊自为天子。太原那些攀龙附凤的人，自然个个欢喜，李渊却召集部下计议“诸君宜更思其次”。于是裴寂一般人建议，“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换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说：“此可谓掩耳盗铃。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他说了个譬喻“掩耳盗铃”，而接上就用了“然而”一转，还是照办。

明知道掩耳盗铃，是自欺欺人的事，还不能不这样做，这就注明了古今中外许多权术家，他未尝把天下人当傻瓜，只要在他这权术使之无碍，就不管听不听得到摘铃子的响声，我自己只当没听见，摘着铃子走就是了。铃子到了手，那就是我的所有权，物议有什么关系？

希特勒的世界新秩序，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许许多多“好听名词的恶事”，无不如此。但铃子究竟能否拿到手？那又是一事耳。

原载1945年2月3日重庆《新民报》

真正“希腊悲剧”

当Athena把橄榄树送给世人的时候，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把雅典赠予了她，于是这个名城，就取了这个名字。她教雅典人民纺织、耕种，各种艺术之外，并且给他们很多智力，灌注他们一般道德，因之设置了一个极好的国家时，世外的妖怪，人间的侵略者，他们一齐可与之抵抗和打击。这还怕不够，雅典为了她，有一个Court of Areopagus法庭。希腊古哲对这位希腊女神，真是设想得太完美了，象征着希腊是个十全的国家。

看了现在希腊的现象，地图上小得只有那么一点点，亡国的灾难没有解除，内争炮火，就起于国都，自己家里的事，虽远劳他国的首相前来排解，还是争论不下。他们古哲所幻想的一切，都给予别人一种悲哀，说一声真正的“希腊悲剧”。这样看来，不能把握现在，任何光辉的历史，全是废话。而夸耀过去，他徒然博得人家一声叹息。因此，我十分讨厌背诵光辉历史而忘了眼前的蠢人。

原载1945年2月4日重庆《新民报》

臭冢

汪精卫的臭尸，听说埋在明孝陵对过，吴王墓边，这真是汉奸们一个极糊涂的办法。当我们凯旋南京的日子，晋谒中山陵是第一件大事。请问当冠盖往来中山道上时，遥遥看到这堆“臭冢”，能安然让它存在下去吗？有人这样想：中国人是宽大为怀的，不见替汪逆铸铁身的故事，始终未实现吗？这当然不是“姑息养奸”，好像是中庸之道，学个“仲尼不为已甚”。我们既可容忍于生前，又何必去学伍子胥，做那鞭尸运动？不过我想，那也未见得。士大夫读过《大学》《中庸》，吾侪小民，却不懂那一套，只要一夫攘臂而起，说句不能把汉奸玷污孙陵孝陵的清白，难道不能顷刻把这“臭冢”粉碎的？又有人说，焉知汉奸们想不到此，这是个“疑冢”。这话可能。但疑冢也不会让它存在下去，我能做百分之八十的保证。或者问：你为什么不做百分之百的保证呢？对这种老实人，那我恕不率答。北平有香冢，南京有臭冢，倒也遥遥相对。若不是怕南京人生气的话，在南京留这点污迹，给咏史家一点材料，也好。

原载1945年2月5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人的奴性

方先觉军长曾告诉我们，他在衡阳，亲眼看到日本兵早上起来，先向东朝拜“天皇”，然后洗脸。我们自然对这群奴性人类作一幕悲喜剧看待。其实日本皇室没有这能力可以强迫任何一个日本人对他如此，这无非是政治的中间商人，一个愚弄他人的利己私图。这和当年我国腐败官僚，教人作忠君事上的八股文，并无一致。有那些向东朝拜“天皇”的兵士，才能产生利用奴性兵士的军阀。有那些作八股文的士人，才能产生那些科举升官的腐渣。

政治中间商人向来是这样，在他上面制造一个偶像之后，哄到千千万万愚夫愚妇去朝拜偶像，他们便可以在庙堂做一个方丈或知客以及香火道人，大吃“十方”。你别看他比民众朝拜偶像还要勤快百倍，其实那是骗局。所以要减除这些奴性的强盗，首要扑灭那些奴性制造者。

原载1945年2月6日重庆《新民报》

坦能堡的悲剧

一九一四年兴登堡元帅以歼灭战略击溃帝俄全军于坦能堡，从此以后，坦能堡这个地名，驰名世界。好大喜功的德国人，当然不会忽略了这个好宣传品。兴登堡总统的铜棺就供在这里的伟大纪念堂中。尽管苏联和帝俄是两件事，这个祖国的刺激，实在不小。这次苏军东线的进攻，轻轻悄悄就把这个污点涤除了。很奇怪的，却没有听到说莫斯科用祝捷的惯例，曾拿多少大炮来庆祝这件事。倒是德国人知趣，炸毁了纪念堂，把兴登堡的灵柩抬走。假使希特勒是斯大林，我想他绝不这样干。你不见他把康边森林和法国订约的那节专车，还保留二十多年，在原地用原车对法国报复一下。

天下事，三年河东，三年河西，那是难说的。说什么“天道好还”？要知道持盈保泰，是胜利者最不容易办到的事。水满必倾，毋宁说那是当然的人为的结果，收船好是半帆风，古今英雄，几个肯这样干？放开眼界，我们还不止和兴登堡悲哀！

原载1945年2月7日重庆《新民报》

孔陵无荆棘

来往山东不下二十次，竟没有去谒过一次孔陵，实为憾事。听说陵上周围若干里，不生荆棘。读书种子颇把这事形容得圣人在天之灵是亘古不灭的。我们想法不如是，以为这是人为的。你想，历代帝王和儒家，是怎样重视这块圣地，若有一种荆棘生长出来，他们必定会除掉，那正如孔陵上的苍柏永远生长下去一样。荆棘这不被播种的植物，无非靠风和鸟的媒介，自然地繁殖。有人永远去监督它们的生长，它们当然钻不进这块圣地。

我这样猜想，并不是抹杀了圣地没有荆棘这事实，毋宁说我是更钦佩中国人对于圣地的重视，能让它不生一棵臭草。而且我这种猜想若是对的话，这事还值得在陆上树碑一幢，大书“人民永远拔去了圣地上任何一枝荆棘”，将功归之于人民的努力，比归功于圣灵的呵护，那更得尊敬孔子。

整个中国就是我们的圣地，我们应该以孔陵为榜样。

原载1945年2月8日重庆《新民报》

王麻子精神

记得江西人有句话：“船多不岔港。”那意思就是说不怕人同做一条路的买卖，大概有三分本领的人，对于新来的一位同行，往往肯说这句话，这自然是表示着大方，而同时也显出他有坚强的自信心：“我不含糊。”

关于这个原则，我也可以找到实例。北平王麻子剪刀，那是出名的，但是自从一家王麻子剪刀店出名以后，打磨厂口上，就是十几家王麻子，并且都在招牌上写明真正三代王麻子。又据说菜市口的王麻子才是真的，而他紧隔壁的同行两家，就是汪麻子、旺麻子。这些麻子剪刀店，谁都没有打算拦着谁不营业，谁都不拦着谁打一样的招牌，在一条街上，就这样安然干下去。我也曾为这事而惊奇，向掌柜的打听过。他说：“那没关系呀！咱们凭货色卖钱，我的货好，老主顾自然会来，若怕抢生意，透着咱们自己没出息。”我倒不免肃然起敬。

所以一家出名，为了发展营业，必须加股时，旧股东就应当有王麻子精神，竭诚欢迎，并给点颜色新股东看，以显示是老手。“谁见厨房里掌勺儿的怕来了个灶下打罹凫的呀！”

原载1945年2月9日重庆《新民报》

康有为与王安石

最近被朋友约去看了一次《清宫外史》，引起满身不舒服。转念一想，戏究竟是戏，又何必认真。不过由此发生一点感想，觉得自古以来，任何政治的革新，那总有死硬派在里面捣乱。休说西后和荣禄这类不知死活的贪愚糊涂虫，就是王安石变法，使苏老泉这些读书种子，也拼死反对。康有为维新的计划，并没有成绩拿出，结果难说。假使颐和园那幕武戏成功，假使康有为君主立宪内阁出现，又假使像王安石青苗、保甲办得那一样恶劣，恐怕后人也会像骂王安石变法而骂维新了。

宋之变法，清之维新，本都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计划，是一种理想。政治理想并不像工程师打的建筑图样，可以和施工完全吻合。万一有点出入，死硬派就绝会借这破绽，来全盘推翻的。所以打政治图样的工程师，必得熟察天时、地利、人和，否则无非成为王安石、康有为而已，岂不冤哉？

原载1945年2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天未尝亡项羽

“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这样安慰了自己。后世一部分史家，也这样同情了他。其实，真是天亡项氏吗？假使项不杀义帝，假使项不于入关之后焚掠咸阳，假使项肯多用范增一类人才（而韩信也就不会跑走），假使项能结信于六国之后裔，那么，诸侯对项，正是“无不膝行而前”。刘邦的咸阳，何能与项氏分庭抗礼？项氏只知运用他八千子弟兵，迷信武力可以统治天下，以致在政治上整个失败。这何尝是天亡他，分明是他毁灭了自己那尊偶像？

鸿门宴上，他不杀刘邦，范增骂他为“妇人之仁”。其实范增也是短见的策士。我以为刘纵被杀，有萧何、张良在，比刘邦更行，那一支武力，未必就消灭了。那时，虽“秦失其鹿”而群雄并起，项又安得摆上许多鸿门宴，一个个都杀了？假使我是范增，正不妨劝项羽尊义帝、容刘邦，把三章约法更扩大起来，示天下以信义。等到基础牢固了，何事不可为？明枪暗箭可以统治天下，秦也不二世而亡了，正是“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原载1945年2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忆德使馆门前之一瞥

德国又快完了，这就让我们回忆到一九一八年以后的北京公使馆。公理战胜的周年纪念之夜，东城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广场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焰火，红绿灯光射入半天云里。在西城的人，昂头可以看见。我正有点私事，在寒风如剪的空气里经过东交民巷“德国府”，见大门锁着，寂焉不见人影。那门口的路树，被寒霜笼罩了，不住地抖。有个白种人，和我并排走着，立起了大衣领子，围住他的脖子，两手插在衣袋里，缩着一团。我在打量德使馆，他也停住了脚。最后，他抽了一方手绢，揉擦几下眼睛，很快地跑了。那时，嗤的一声，北京饭店的红绿焰火流星，十几条火光向东交民巷上空射来。我想，这一定是德国人，这焰火给了他无情的嘲笑。自此以后，不知怎么着，我颇同情德国人。一直到抗战以后，希特勒撤退德国顾问，我这同情心，才完全消灭。

这给了我一个教训，对于一个失意的强横人，同情是多余的。等他再得意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原载1945年5月12日重庆《新民报》

徐树铮学颜习斋

徐树铮何人也？是三十年前的政治红人，弃总长而不为，给段祺瑞出主意的角色。他有钱，他有势，他能左右政局。他年纪不大，既狂嫖，又滥赌，还能来几句诗词。

颜习斋何人也？是明末清初一位大儒。他在野，没有做官，他在肥乡南漳书院讲学，颜门子弟遍南北。他自幼家贫，在辽东步行负父骨归葬（从军早死）。他讲个刻苦自勤，自食其力（就是于今手脑并用之说）。他的学说是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叫作四存。

那么，这两人可说南北极了，然而小徐就以学习颜先生自负。他不但自许，而且还在北京西直门内，办了个四存中学教人。我曾见过这些学生（都是阔人的儿子），穿着整齐的蓝呢制服，非常漂亮，本领说是能文能武。其实，去读书的，并非为了去世已久的颜元了，而是为了校长是徐筹边使。

这样看来，一种学说被人标榜了，会发生什么作用呢？

原载1945年2月15日重庆《新民报》

孔雀与苍鹰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说个“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宋儒对于这个说法，并不因他是祖师爷的高足而加以宽恕。但另一派如苏东坡之流，却并不反对。若照我们的看法，毋宁是把子夏的尺来量现在人，已是不可能。于今的小人，自不必去说他，生活腐败，见钱就抢，祖宗子孙，全可不管。君子呢？只有开会演说时激昂慷慨，一派正气，论升官发财，并不后人。穿衣服讲究一个扣子不扣好，是奇耻大辱，然而守职者可以渎职，守土者可以失土。他们正是“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

诸葛亮以羽扇指挥三军，王猛扑风而谈，郭子仪侍臣满前，这不能不说是小德出入，人家照样建立震古烁今的功业，他们可并没有教人家做那些“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小节。宋儒明儒不少一辈子研究居处恭、执事敬的，谁见他们曾立下一条救亡大道？

孔雀的尾巴，修饰得好看，只是一种飞行的累赘，苍鹰身上没有一根好看的毛，一出而鸟雀避焉，阁下将择何呢？

原载1945年2月16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老百姓听话

凡是做过亲民之官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想，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好百姓，非常听话。这由于我们常入民间的新闻记者看来，也不能说这个观察不对，但仔细地研究，也不尽然。我们要知道老百姓听话，是由于两点出发：第一是他们文盲太多，愚昧得不懂得政治。第二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家庭制度，以及农村社会经济，把他们捆绑住了。这两点可以逼迫他们不能不听话，而这两点也终非唐僧对付孙猴子的紧箍儿咒。因为愚昧而不懂政治，他有时也会胡来。而穷困得不能生存下去时，他们也更会铤而走险。所以极能听话的人，突然一变，就会变成极不能听话的人了。

黄巢、李闯，这两支洪水，自完全可以证实上面这个说法。而全成功的刘邦、朱元璋，半成功的洪秀全、陈胜，再还有宋之群盗，元之流匪，清之教匪，也无非出发于我上述那两点缘由。所以因老百姓听话而轻视了他们，那是一个极端的错误。

原载1945年2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清政亡于拖

军事可以拖，外交也可以拖，拖出时间来，或者有个较有利的机会。政治却不可以拖，拖只有把机会失去，不会把机会得来。因为军事外交是对外的，等于赌博，有时候，下赌注是须要忍耐的。政治是对内的，等于治病。没听说哪个医生说过，吃药要忍耐着等机会。

近来看清史，觉得清晚年那些执政的人，其愚实不可及。正为了国事日非而有瓜分之祸，才说个变法图强。图强固然是中国人的好处，而得好处最多的，还不是满清皇室？他们一说立宪，预备的期间就定了九年，完全是拖的手腕。等到载沣摄政，内外情形日繁，等不及九年了，许了宣统五年先开议会。到了辛亥革命党屡次起事，又紧了，才立了内阁，阁员是军机大臣变了总理大臣。阁员十之八九是亲贵，换汤不换药，还是拖。有两省谘议局反对，清室还说个“黜陟百司，系君主大权”。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汉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原载1945年2月19日重庆《新民报》

表面上的严肃

我们无论走进哪个组织场合，机关、团体、公司，都有一个一定的形式，这形式不必去详细描写。一言以蔽之，严肃。这种形式，我疑心是封建制度的遗产，因为好多地方像我儿时所见的清室官府排场。

严肃也不是国家社会所不需要的，所谓“治乱世而用重刑”，所谓“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但一味地讲严肃，让办事人成了机械，毫无工作趣味，反是减低了成绩的。何况我们这严肃，完全是排场，完全是表面，弄得到处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不能不说是严肃过分把精神集中在表面，反把内容松懈了。

我这话并不过分，你看那些发生贪污案件的所在，论其地，由大门口到办公室，都不会有人乱走一步；论其人，也是衣服穿得笔挺，皮鞋擦得雪亮，何尝像会发生坏事的渊薮？人家盟国最大机关，甚至不设门岗，而办事却丝毫不苟且。这可见表面上的严肃，实不足以重视。然而我们却专门在这上面做功夫呢？

原载1945年2月20日重庆《新民报》

孔子相夹谷

在春秋战国交替时代，盟会还不失为一个解决国际纠纷的场合，像蔺相如这种完璧归赵的手法，显然是智勇兼备的。就是孔子佐鲁君会齐侯于夹谷，也是有声有色的一页。齐人奏四方之乐，旗旄剑戟，鼓噪而至。孔子斥之：“两君为好，去夷狄之乐，何有于此？”齐人奏宫中之乐，几个侏儒，戏而前，孔子又斥之：“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于是，齐人惭惧之下，归郓、汶阳、龟阴之田。这自然是孔子的为鲁国自尊，但我们也不要忘了，盟会之前，孔子说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曾“具左右司马以从”。

齐人不是怕孔子那两句话，也不是怕鲁国那些随从（当时自然是有作用），而他是怕鲁国有了贤相。而孔子不在会场上表演一番，人家也不知道他是鲁国的人才了。引这个故事，对于法国对克里米亚会议的表示，我们认为戴高乐也有部分的可取。

原载1945年2月27日重庆《新民报》

“眼药厉害”

天险不足恃，天险一百个不足恃。

日本人对于国防安全感，有这样的说法：“美国人由夏威夷进攻东京（皆海空军），对陆军却没有这个想象，等于三层楼上向下滴眼药水。”你看他们是怎样的放心。然而变了，自从美舰队游到东京湾附近以后，他们的广播，一再说“敌”人在日本本土登陆之可能。又说“敌”人登陆本土，非不可能。这是说陆军，至于海空军，这眼药不但由三层楼上滴下来很准，而且是让日本人痛肺腑了。

我们并没有那闲工夫去嘲笑日本人，我们是要说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找不出一个恃天险可以不亡国的故事。你再看齐格菲防线，不但是天险，而且还竭尽全力去守呢，可是依然被人突破。

原载1945年2月28日重庆《新民报》

赵孟 与谢枋得

读宋人诗，谁都知道赵、谢两个人的。尤其是赵氏是个诗书画三绝的能手。而谢枋得不过有几首诗流传，比起赵孟 来，差之远矣。可是赵氏却是千古文人所唾弃的一个角色。

元程文海征求江南人才，赵氏以宋朝宗室首先被荐。我们不解他所说的“江左功名愧谢安”，做何解释。他虽为元朝帮闲，而“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感慨，不是一般有的吗？谢枋得却是愤慨得另一个看法。他写信给留梦炎说：“江南无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今欲求程婴杵臼厮养卒亦不可得。”于是他终于饿死燕市了。文人不能执干戈卫社稷，在大时代所给予后人做榜样者，就是不怕穷，不怕死。杨椒山所说的“随分报国”，也就是这一点。不然纵然发点牢骚，一朝富贵逼人来，全是松雪道人，教乖了汉奸而已。

原载1945年3月2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两种人

日前看到中央社所发表的日本现状，觉得那种困兽犹斗的精神，虽是敌人，我们也决不应予以轻视。那种动员的法子也并不稀奇，怎样我们就不能？我自己疑问一阵，得了一个解答。

远在战前，中国一向是两种人过问政治。一种是不学无术的人，来路很杂，有以旧官僚出身的，有以旧政客出身的，有以开会出身的，有以老粗出身的，有以买办出身的，他们根本不懂政治，除了谋个人的升官发财，一切谈不到。一种是学得不术的人，来路是东西洋留学生，和用非所学的国内学士；也有新八股文人，他们不妨有一套理论，但都是抄录外国的，或者在四部丛刊上找得一段材料，加以利用和发挥。他们没有深入民间，也没有到过民间，一切能言而不能行。

就因为这个样子，老早让政治害了半身不遂的病。抗战既起，虽有圣者，莫如之何？况圣者如凤毛麟角乎？

原载1945年3月3日重庆《新民报》

顽固的交际姿态

这次罗斯福总统，把一艘驱逐舰招待阿拉伯国王，并且给他预备了很好的舱位。然而他不要这个享受，他还是在甲板上支起帐篷来，过他的沙漠生活。这事听说是很有趣，而其实不只是有趣。我们当还记得十几年前，甘地到伦敦去开圆桌会议，他就没有峨冠西服，而是披的一条印度毯子。你说他野蛮吗？人家可是英国的老留学生呢。这个姿态自然是故意的。他为什么如此？他是表示着要我行我素，有我的民族自尊心。

由此，更想到一件事。往年北大的教授，喝过洋墨水的很多。初来教书的，也不免西服革履，而老教授，却改了长衣（如刘复、胡适两博士即一例），到了最后，索性穿着毛蓝布大褂。因之，我有一个腐败而顽固的主张，平常你爱穿西服，尽管穿西服，但到了和外国人来往，必须穿中山装或者长袍马褂。假如中国是个强国的话，我敢保证一下，绝没有人敢笑我们。

原载1945年3月5日重庆《新民报》

文稿千字最低血本

偶遇卖文之友，谈及物价猛涨，写稿成本太高，势将歇业，大笑之下，却是长叹。这实在不是笑话，做手艺的人，都因物价高，消耗多，不能不涨工资，文人不是一样吗？大概不问下笔迟速，平均每人每日可写三千字的稿子，按着这个标准，写一千字的物资消耗，大概如下表，那就是血本。

这是少得无可再少的估计，约合二百九十六元，而衣鞋、医药并不在内。若养上个四口之家（不敢八口），再须添上三百元（最少），是卖五百元一千字，就要蚀老本蚀得哭了。

原载1945年3月6日重庆《新民报》

想起虞芮争讼

史载虞芮之人争田，到周去求仲裁。一走进周的境界，行者让路，耕者让畔，两国的人大为惭愧，还没有去见仲裁人周伯，就退而息讼，各让田不要，以致田里遍生野草。这段话在现时人看来，似乎是个神迹，很难相信。不过我们举些类似的事来说，上古人的笨拙，他是实在存心忠厚和平的。《左传》是人人得而读之的一本书，那上面就记载了许多国际交涉大使出场，只诵两篇诗，就打个哈哈而散，难道那又不是类乎神话的事吗？左氏好撒谎，也不能撒上许多。

东西的文化不同，大概可以在这里看到。希腊罗马神话的开始，就是父子篡夺淫杀。而中国开辟神话，却是建筑一切民主基础，东西罗马帝国是现实可证的史事，只是夺取占有；而我们周代大一统的前奏，又是从事教化，为了岐周仁义之师的发展。论事自无开倒车之理，中西古今，究竟谁是谁非呢？

原载1945年3月11日重庆《新民报》

洪北江与袁子才

从前我读北江诗话的点将录，对于清代中世纪的诗人颇得些启示。洪氏对那一时的红诗人袁子才，说是“通天玄狐，久则露尾”，这似乎是论人，而不是论诗。袁诗主性，流于率易，不仅是露尾之作。这话移于并称的赵鸥北，倒恰当些，赵的好诗，往往有一两句太不入格之作。至袁之为人，中年就隐居南京住在大观园里，享受曹雪芹所不能享受之福，总衙督门是一条出门的大路，偶然遨游南北，靠一部随园诗话的逢迎作诸侯上客，不谈政治得名利双收之实。而批评袁氏的洪氏呢？对于当时的事，要来个什么救济时艰的条陈，上书成亲王。被人攻击为指斥乘舆，刑部议罪是斩立决，几乎送了命。总算嘉庆特别客气，下旨免死，充军新疆。那位新疆将军保宁，还放他不过，密奏要等他到时，毙以法，先发后闻。还是嘉庆不许，才保全了性命。这样看起来，洪先生是明于论诗，而昧于处世（虽然那条陈曾传诵一时，也就传诵而已）。比袁子才差之多矣。

诗人最好还谈些风花雪月，孔子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艰和平平仄仄有什么关系呢？

原载1945年3月16日重庆《新民报》

笨人的聪明话

以嘲笑换取愉快，那是最不高明的手段，但是有些事叫人忍俊不禁，不笑也不近人情。最近敌首相小矶在议会这样解释他的战略：“如敌人侵入我本土附近之海面，吾人将在海上粉碎其实力，如彼企图登陆，吾人将在水边予以截击，将其驱逐海中。即令登陆成功亦将遭歼灭。”这种逻辑，实在太妙，既是美国实力在海上粉碎，又何须在水边截击？既是在水边截击，将其驱逐海中，那里又有一个“即令登陆成功”。除非日本议员，全是些死猪，不然听了这话，哪个不“奇文共欣赏”的呢！你也许会问一句，这样推断下去，是日本越胜利，是所谓敌人越前进，那是什么战略？不用问，日本陆相杉山，已经在议会解答了。他说：“最后胜利之左券必属于战至最后一人之国家。”你相信吗？战得只剩最后一人，那是胜利了。

这与其说是聪明人的笨话，不如说是笨人的聪明话。不是笨人，谁会把这样泄气的话来壮胆？我想，这也不会是日本人新发明的辩证法，在世界上也许老早就有类似妙手存在，师傅是谁，且不问，至少德国的纳粹是他师哥。

原载1945年3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曾国藩之徒

近代人捧曾国藩，这是不可理解的一件事。尤其是现在自左到右，都在谈民族主义的时候，这个最不讲民族主义的人，怎样可以和他发生好感？有人也许以为曾氏一生以诚待人，这点可取，其实与曾同时的人，早就攻击他作伪。左宗棠是他同僚，对此点最为鄙视，暮年竟致绝交。左氏手下的文人，倒还不攻击（也许是不敢）曾氏，而曾氏的部下，在文字里讥笑左氏毫不客气，这种证据，随处可找。因此我想到曾氏门徒，对曾氏的作伪是有所帮助的。

曾氏力言卫道，而战后恢复秦淮河的娼妓，却不反对。秦淮河是以孔庙为中心的。请问，这在讲朱、程之学的人，如何说得通？暮年，曾氏之甥，要为曾纳一幼妾（有人说已成事实），曾氏门徒，群起反对，以为与曾名誉攸关，曾只好作罢。这简直是理学门中的笑话了。诚于何有？时代以捧君子为好，才是人心大变呢？

原载1945年3月19日重庆《新民报》

在今日想到轿车伕

远在“五四”时代，有文人为人力车伕福利呼吁，曾被北京士大夫阶级所讪笑，绰号他们为车伕头。到了重庆，我觉得车伕与轿伕，挣扎在坡路上下，更觉这是牛马生活。你不听见轿伕上坡时的喘气如牛？你不看见车伕上坡像一只虾子？记得有一批政治家，在十几年以前曾做过不坐车运动，于今，竟不闻此声久矣！

前两年，某外宾到重庆，曾阔步长坡上下，拒绝为他备的轿子，当时无人有动于衷，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很大的讽刺。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种法子，释放这一群牛马？就人道讲，就国家体面讲，人力代步不应有。就国计民生讲，人力代步也徒然是消耗而不是利用。何必要它？发起实行不坐车运动，是消极的，二三人提倡，也难发生效力，硬是要政府出来想点办法。

原载1945年5月1日重庆《新民报》

老贝当归正首丘

法国老贝当，在举世唾弃之下，做了三年希特勒的看家狗，八十九岁的高龄，他居然未死，而得眼见法国复兴。一般揣测，他一定会死在德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不料他竟慨然受法临时政府之召，回国受审。我们且不问德纳粹放走他，是何阴谋，我们也不必替法国人设想，怎么去定他的罪。但我们对于他肯回去，敢回去，想着这老头儿糊涂得还记得是法国人。我们不知道他在瑞士对新闻记者的老泪纵横，是喜是悲是惭愧（也许还有），可是他“归正首丘”这一行动，多少让人发生一点感想。

反言以溯之，汪逆精卫，他是以学贝当自负的。假使他在今日不死，他敢由日寇怀抱里跑回来受国人一审吗？生是法国人，死是法国鬼，拼了这颗白头受绞刑，也要回去。老贝当自有别于赖伐尔。就是比那到世外桃源种橡树的人，也高明得多。

原载1945年5月2日重庆《新民报》

鸦片式的文章

在北京政府之下办刊物的那批政客式的前一代文人，不少竹杠专家。专家技术最精妙的，有所谓“小骂大帮忙”的一种。那些被小骂的人，倒也莫逆于心，未尝对这种手法有甚不满。

自社会思想进步之后，名誉是人生第二生命，纵是小骂，也有人不肯受了。耍笔杆的人，于是因此产生两种作风。第一种是对那些应当大帮忙的人，并不帮忙；但对他所不满意的人，却破口大骂。这办法笨一点，甚至会给被帮忙的人一种烦恼。第二种是对于被帮忙的对方，也小小帮忙，作为一种烟幕，却在这烟幕里面，喷射许多毒气。这比大骂还要厉害十分而实在是替人帮了忙。虽然由此，天壤间会缺少公道、缺乏直言。但就文章而言，是神乎技矣！

辣椒、青果、鸭梨、策论大文，或游戏小品，都有。但太平凡了，也陈旧了。最摩登的，应该属于这鸦片式的文章。

原载1945年5月3日重庆《新民报》

对《左传》与《战国策》之感

读过《左传》，再读《战国策》，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部书代表着两个时代的人心。《左传》里面的言辞，不论对内对外，有时还有几句温和或直爽的话。《战国策》却是一味刺激、一味巧辩、一味欺诈。前个时代的战争，偶然还讲点道理；后个时代的战争，却只是抢夺。我们与其说是由那战争不同，产生不同的辞令了，却不如说正因为有了那不同的辞令，才产生那不同的战争。

辞令有时而穷，随着而来的就是行动。所以坦白正直的辞令穷了，随着来的行动，可能是个较好的解决。若巧辩、欺诈的辞令穷了，随来的一定也会是一个更狠毒的阴谋。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当人类的说话，必定要包上一层糖衣的日子，那也就是人类伏着危机的时候。

原载1945年5月4日重庆《新民报》

虽多亦奚以为

史称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根本是个语病。多多？难道没有一个限度吗？照着书生谈兵说，用兵也不在以多取胜。曹操和苻坚都以压倒敌方的优势兵额，进攻江南而遭惨败。有组织，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没有组织，方腊以百万乌合之众，败于腐朽无知的童贯。不在多！

用兵是这样，用人何尝不是这样？六国诸公子，前后以好客称，珠履三千，连鸡鸣狗盗，也在网罗之列。就拿王安石所说，得一士可以制秦，可是没有。秦呢？并不好客，前后两三朝，只有几个杰出的将相，就并吞了六国。刘邦起自泗上亭长，成功所赖三杰。洪秀全起义金田，一下子就把烧炭之流，来个东西南北翼五王，结果是自家捣蛋而亡，也不在多。

这正如经济家处理财政一样，若以筹码不够，乱发钞票，惹得恶性通货膨胀，一样是不治之症。

原载1945年5月5日重庆《新民报》

佛朗哥的伪装

西班牙的佛朗哥，那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配角。历史并没有过百年，人家不会忘记他是希魔、墨魔一手所培植出来的。赖伐尔认为他是同门兄弟，穷途末路前去投靠，绝没有找错门路。他却没有想到“小人利尽则交疏”，竟是送人头去给人家赎罪。其蠢真不可救，也许是吓昏了吧？

其实，就算佛朗哥拿拱门的肥猪去送礼，又怎能把过去的历史，涂上一层黑墨？保卫马德里的歌声，还在世人的耳朵里。就算西班牙的人民像那故事所说，九人下河洗澡，九人登岸，其中一人算来算去，只指得出八个，忘了自己，以为有一人溺死，其实，在旁的人，不能个个都是健忘者。佛朗哥模仿希、墨声音笑貌的行为，以往给人印象很深，绝不能轻轻抹掉，不见鸟雀一般能寻觅有保护色的昆虫吗？

原载1945年5月7日重庆《新民报》

丹书铁券

人生现在这一时期，最现实，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病了要找医生。过去的任何饱暖健康夸张追忆，全是徒劳。请问，何补于现在饥寒疾病？那些破落户子弟，比人家不过的时候，眼睛一瞪，胸脯一挺说：“你大爷如今虽然穷了，以前我在钱堆上爬过来的。哼！”这种无聊的精神胜利，何尝吓唬倒人，也不过是自骗自而已。

《水浒传》上的柴进，不求上进，只和些江湖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动不动就说：“先祖对宋朝有恩惠，家藏有丹书铁券”。其实，这丹书铁券，一点也遮瞒不了他不成器的行为。这就是他疏忽了把握现在的一个老大明证。所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亡国的李后主，憧憬以往，也就愧对雕栏玉砌了。

原载1945年5月8日重庆《新民报》

疯子与傻子

从小就听到人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其实这话大可考量。我想除了很少的后唐庄宗之类是真正的戏迷玩儿票外，有几个唱戏的，不是为了吃饭？既是为了吃饭而唱戏，那是一种疯子职业？假哭、假笑、假说、假做，尽管一切是假，而他从事于职业，却是真正的行为，无可非议，根本也不疯。你不见他们到了后台，一切是本来面目吗？

至于说看戏的是傻子，这倒不好否认。你说是为艺术而去赏，而去娱乐，但你不为台上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喜怒哀乐的表演所感动，你就不能欣赏；不欣赏，也就不是娱乐。那时，你不离开戏场，也会在台下打瞌睡。反过来说，你不如此，你是在看戏，那么，你被一切假的戏吸引住了，怎不是个傻子呢？

此外，还有个编戏的，老前辈都忽略了，没有替他取个徽号，但我却也想不起来怎样称呼他。

原载1945年5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候补道

“一旦名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科举时代，为做官而埋首窗下的人，都陶醉在这十四个字里。但后来开了捐，不必那样苦干了。有钱有势就可以做官，虽没有龙虎榜那瘾可过，京门京外的同官录，照样会把名字填上，也就算到了凤凰池了吧！

官捐得最大的，是候补道。他除了在家住七进屋子大馆，出门要坐四人绿呢大轿，好不威风！但民间对于这种人也不见得就加以重视。四人大轿，抬着招摇过市时，坐茶馆的朋友，喜欢拿他开心。有人说：“四个人抬顶绿呢轿子，好像一只大螃蟹。”也有人说：“轿子里不是戴红顶子的大人，是一堆银子。”所以，候补道的轿伕，当时有个绰号，叫着抬银子的。

自然，还有八人大轿的，但这种人的身份，却非完全银子可买。有的确是在窗下做了十年颂圣的八股功夫，有的是把别人血汗换来的。而抬轿的呢？身价高得多，就没有人敢说是抬银子的了。

原载1945年5月12日重庆《新民报》

由原子弹想起

做人治事，虽要把握现实，但必定有个崇高的理想，一切才有进步。前两三年，教育部为功利主义所麻醉，青年人倾心银行会计，不研究经济原理。国家鼓励青年学科学，着重技术上的工业，放轻数理。自始我们只打算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追赶，不想有任何一个发明家。

这几天报上，大闹其原子炸弹，我有一点感慨，我不知道那放轻数理的“教育家”，有动于衷否？原子炸弹一出，军事家大喊军事学要因之革命，可见影响之大。可是这百分之百，是由物理学上推演下来的结果，而不是工业技术进步所致。设若英美没有那些大物理学家，就不会有原子弹出现。

明白这一点，可知道文艺有个最高理想，是普及教育。经济有个最高理想，是人民丰衣足食，政治有个最高理想，是民主。

原载1945年8月12日重庆《新民报》

最后一笑之后

“最后的笑，是最痛快的笑。”我们现在发着最后的笑了。三四年来我有一块石头放在心里，始终不敢说，现在可以说了。重庆那条凯旋路，我一直是和它担心，我们（包括国难富翁等等）的行为，能配合着这条路名字吗？不要“么不到台”？好了，于今可以大摇大摆顺了这条路上“东下楼船”了，并非开空头支票。

然而，且慢，问题并不那样简单，复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看第一次欧战后的法兰西，不是最后的笑者吗？经济、政治，一切就为那最后一笑所陶醉，几误大事。就是其他战胜国，还闹了很久的不景气呢。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何况我们不过九死一生，大病初好呢？朋友，笑罢，笑了还得冷静着头脑想上一想。

原载1945年8月15日重庆《新民报》

蛆虫在动

据我们所闻，那一群蛆虫，又在钻，钻，钻，拼命地钻，本来，东望那一片恢复的锦绣河山，县以千计，机关以万计，有的是饭碗。趁着委任状还是一张白纸，赶快好择肥而噬。此亦怕一号黄金提价，三十一号赶做黄金之流也。人情大抵如此，何足责焉啰！

不过话得说回来。咱们开口建国，闭口建国。建国要人才，不要蛆虫。是人才就会恃着他的本领在家里“待聘”，绝不屑于在万头蠢动里面去钻。大批的委任状，既然是一张白纸，于今也正好在人才堆里，任挑任选，不可把亲戚故旧，随意填上一个名字。若以不才看来，好像现阶段的作风，还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吧？呜呼！蛆虫建国矣！

更始代王莽而做皇帝，烂羊头封侯，烂羊胃封尉。未尝不赫赫一时，然而中兴的还是光武和二十八将呀！可不知乎。

原载1945年9月21日重庆《新民报》

何以人心思汉

从前汉刘邦入秦，秦人生怕刘邦不王关中，刘邦有什么特别的法子呢？很简单，《史记·汉高祖本纪》写起来只十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历史上的约法三章。刘邦约法毕，就还军霸上，待诸侯已定约束，秦人用牛羊酒食献餐，刘又不受，他也只一句话：“仓粟多非不乏。”于是他就这样奠定了汉代四百年基业。

刘邦对于秦，应该完全是个征服者，人家并没有把关内的黄金细帛和秦人一掉二白，也没有令秦人对汉军下车作揖；更也不会把任何公家收入，一跳十倍；至于部下占用民房，勒索民财，在咸阳狂嫖浪赌等事，更不曾有。秦是富有之国，要什么有什么，刘兵也没有搬一匹锦回丰沛老家。秦人等天亮，天就亮了，所以直到如今，历史上留下一句“人心思汉”的闲话。项羽烧杀关中之后，分关中为三，以封降将，他自认是个完全征服者，他没有想到尽驱关中之民以为汉兵也，哀哉！

原载1945年11月4日重庆《新民报》

这好斗的宇宙呀

宇宙里的动物，很少是不好斗的。有的是本族与异族斗，有的是本族和本族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是不必说的了。比如蚂蚁，它们或是为了一片韭菜、一只死苍蝇，成千成万地恶斗，杀得横尸遍地。小孩子们用幸灾乐祸的心理，故意撒几颗饭粒，或扑死两只虫豸，丢在地面上，惹起蚂蚁自相残杀，成灭门之祸。至于成人，便是可叹。自古就有人养鸡、养鹌鹑，让他们死斗，在旁边看着取乐。西班牙人更是进步，让人去和牛斗。鸡和鹌鹑的心理，我们摸不着了，至于和牛斗的西班牙人，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不就是为了博取战胜时的一笔奖金吗？本来宇宙就是一部战斗史，由始祖鸟进化到人类，不战斗，无以有今日，可是到了进步为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了，已不能再进步到长两只翅膀，六只脚。打下去，还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严格地说，现在还有斗争，那就是私人谋取奖金的企图，绝非哺乳动物对爬虫的手法，是为了全族幸福吧？

原载1945年11月15日重庆《新民报》

刘备违背民心而死

刘备走当阳，民众归附十余万人，带来辎重数千辆，这在汉代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用今日人口比例来算，至少该用法币对伪币的倍数去乘的。刘备以荆州一个客卿，有这样多的人民跟随，实在足以自豪（比抗战入蜀的人还要多一倍）。那时曹军追来很急，人家劝他丢了民众，速保江陵。他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日归吾，何忍弃去？”于是曹军一日夜追行三百里，刘备落得抛弃妻子而逃。这件事，史家大书特书，于是习凿齿批《蜀志》说：“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可是，他在蜀称帝之后，未免踌躇满志，为了孙权袭杀关羽，举国东征，舍曹操之公敌，报孙权之私仇，忘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教条（宗旨），也忘了当阳不离开民众的立场，结果大败而死。假使孙、刘不以一个荆州为得失，依然同心破曹，蜀之为蜀，正未可知。小说上对此事强调了桃园结义的缘故，其实，这一点依然说不过去的。结义的兄弟关系，还能大于刘备恢复汉业的关系吗？刘备在当阳可以为了民众而丢却妻子，后来为什么不能为了民众，丢却一个关羽呢？刘备一生讲的是接收民心，舍曹攻刘，绝非当年民心所许可。所以我也可以套习凿齿一句话：“其终坏大事，不亦宜乎？”

原载1945年11月6日重庆《新民报》

朱元璋不及洪秀全

论民族英雄的人，往往会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其实他是个成功的人罢了。英雄二字，已可考虑，更戴不上民族思想的帽子。《明史·太祖本纪》，这是对朱元璋最标准的记载，那里面绝没有他任何为民族而起的语言。相反的，他再三地和元廷勾搭。元廷封他为山西行省平章政事（本纪说他不受，但他也没有指斥），直到他做了吴王，还和元廷通好，并把元朝陷在江南的宗室送回。这些证据，是可以证明他对于元人，开始绝无恶意，自不是为民族兴师了。他既不是为民族而起，自然也就和其他帝王的人一样，为富贵而起。所以占了南京之后，就是西打陈友谅，东打张士诚，南打方国珍。而且对这些人，不称逆，就称寇，对于元廷，并没有一寇字之敢加。这可想他原来的主意，只在平定南方是不妨和元廷平分天下的。后来元廷实在不行，也就落得顺手牵羊了。

这里，我们就想起号为长毛贼的洪秀全。人家金田起义，一开始就旗帜鲜明，说是要扫灭妖胡。因为他没成功，只好让汉奸曾国藩受后人的崇拜。呜呼！忠奸、公私、是非之辨，在当时不亦难哉！

原载1945年11月7日重庆《新民报》

玩菊花自亦有道

玩菊花，是东方人一个特殊嗜好。中国有艺术性的都市，如北平，如苏州，如成都，菊有黄花的日子，一批蓺菊专家，就不免闲得忙上一阵。在家中或在公共场所，要开个菊花会。日本人同样的有这个嗜好，每年和中国蓺菊专家，交换照片种子，绝对是件郑重而非小可的事。大概蓺菊的人，有一个原则，就是培植好种，留住本根，希望在开会的时候，一本花，开三五朵好花。甚至有的养一本花，只希望它开一朵，而这一朵必然是颜色、姿态、枝叶，完全相衬的。这样，本根可以生存多年，种子也可以繁殖无穷。每年一个菊花会，博得众口称赞。

外行人玩菊，图个热闹，用很便宜的价钱，临时买上几十盆，摆了一院子。枝是乱叉叉，叶是一团糟，花是颠三倒四，开成一丛。这种花不是用艾茎发枝的，就是没有经过修剪培植的贱种。雪霜一下，花枯叶落，完全取消，明年是不再生存的。我们不玩菊则已，既要玩菊，当然个个一劳永逸，而且要发扬光大。事先不选种，不栽培，临时买些贱种，或接枝的玩意儿，在院子陈设起来，对朋友说，我家也有个菊花会。那既不雅观，也就是眼前昙花一现的短命局面，只是遭人嘲笑罢了。

记着：玩菊有三点，不要临时去收买，不要贱种，不要接枝的。

原载1945年11月9日重庆《新民报》

看得破带得过

中国人有句老话：“看得破，带得过。”向来谈这话的人，都是根据佛老哲学，作为一个消极打算。其实，把意思积极起来，也是很通的。譬如苏联的五年计划，美国的对德日的军事准备，都是根据数目字，有一个彻底的算法，然后逐步实现。数目字算得精确，这是看得破；全力以赴，终于成功，这是带得过。这个逻辑，绝不含糊。

就精神方面讲，中山先生四十年的革命奔走，我国抗日的八年抗战，都是看破了理有固然，势有必至，然后排除万难，到底达到了目的。假如我们看得模糊，当然带不过去，也许在满清手上，就被瓜分了。也许抗战两三个年头之间，被汪精卫分子所动摇，会造成了远东悲惨的局面。

话又说回来，看是人人都会看的。要问你在哪一个角落看？要问你是否带了有色眼镜看？要问你是否根据科学的理智的意识看？如其不然，在一张白纸上，谁都可以起草一个幻想的计划，打他的如意算盘的。

原载1945年11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我们不是最愚蠢人

在七年前，全世界的政治批评家、宗教家、新闻记者，都在骂着西班牙人，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借用着外国的杀人器具，互相残杀着自己的同胞。我想，西班牙多数人是被冤枉的，他们绝不至于那样蠢。自然，西班牙人里面，至少有愚蠢的一群是该受咒骂的。但我们总不能“用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一句话，来抹杀一切。

在去年，希腊在击败德、意后，流着自己同胞的血，全世界也在喊，这是希腊的悲剧呀！可是，我们也做同样的看法，希腊人也未必个个是那贱命，愿意做悲剧中的一分子。

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同愿望，去人类还有一段路程，于是世界上“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的观念者，处心积虑都在利字上设想。只要这“处”字与“积”字上，他们有了办法，以邻为壑，那还是小事，简直就不惜以身外之人全为壑。世界上的人，不能个个都防备着有人以我为壑为恶劣念头，世界就成了个太阿倒持的局面。剑在少数处心积虑者的手里，多数人就被少数人带着愚蠢下去，表演那不必要的悲剧了。

原载1945年11月1日重庆《新民报》

我们愧对中山先生

提起中山先生，我们就随时随地会觉到他的伟大。在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可以现身说法的，把事实告诉人，当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革命两个字是什么意义，而且也不能常在书面上看到。当家家供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情形下，简直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可是，孙先生在这更早二十年，就已经把革命的知识，向国人播种了。由我们自身实地观察，他不仅是个先知先觉，他简直是个超人。

不过，我们用伟大来称颂孙先生，倒不如用平易来称颂，更为贴切。当我们初读到建国大纲的时候，不但是我们感觉得太伟大了，就是有头脑的政治家，也嘲笑着不切实际。可是到了今日，我们将做何感想呢？大概稍为有知识的，也会觉得必须如此，我们也能如此。二十年前我们所认为的伟大，于今一切是平易。这二十年，我们才知道是平易，这也就更显着孙先生的伟大。

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一定又会把将来的平易，于现在来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似乎把“我们是中国主人翁”的念头，都要淡忘了。事实证明，早此一年，新闻记者都没有放弃写民主两个字呀！我们这不肖的后觉者，真愧对中山先生。

原载1945年11月20日重庆《新民报》

孔氏之徒羞称五霸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孔夫子这几句话，不知是针对哪种人说的。不过，据我的看法，对于玩政治的人，说得很透彻。尤其最后几句，最为精彩。

无论什么大政治家，他究竟是个人，是人就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除了大政治家读书有得，修养有素，他的喜怒哀乐发泄得个分寸而外，其余一例是孔老先生那个看法。前年罗斯福与杜威竞选，杜威的作风，显然是过于积极，共和党报纸曾攻击罗斯福以驱逐舰迎接他的爱犬。但是否有其事，中国人无从知道，罗斯福颇有把握，反攻并不怎样热烈。又今年丘吉尔与阿特里的竞选，在选举揭晓的前两天，他不能不离开柏林的三巨头会议，赶回伦敦，好像有点像朱熹所说，这颗心就有点把握不住了。

我们对于政治不感到兴趣的人，冷眼旁观，总觉得这是何必？尤其“天下汹汹”之时，有这个看法。可是身入政治舞台的人，是难于自觉的。所以，中国人对于政治家的期望，是要他做一个圣贤，不要他做一个英雄。孔氏之徒，羞称五霸。我宁可被人骂我开倒车，这一点我是附议的。

原载1945年11月13日重庆《新民报》

渲染过甚

近日读报，见我国出了一位大天文学家，发明了一颗新行星。在这满纸泪痕的情形下，多少给了我们一点笑意。可是把新闻向下一看，慢来，这有点玄虚，原来说是由八卦上说明的。难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类江湖老话，能和天文学发生关系吗？再向下一看，糟糕？人家还是根据八卦做一种推算，那就是说“想当然耳”的一种假定，假定并不是事实。就是说，木王星也好，花王星也好，草王星也好，无论有是没有，反正现在还是一个问号。既是问号，发现星是否存在，大有商量之余地，怎么糊里糊涂，就可以给人家高帽子戴，说是发明了一颗行星呢？

我想身受此誉者，既有发明之号，而交不出发明的东西，有点四川人打话：么不到台。恐怕这非他本愿，而一切是某外国将军所说“渲染过甚”，由于宣传害了他。我们要知道，宣传虽是事业斗争的一种手段，但究竟要和事业配合，尤其是涉及科学有关的这条路，二加二是四，一定是四，无论你怎样宣传，绝不会变成五或六。

举此一例，我愿做广告的朋友，拿去一做参考。

原载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

象祠与蚩尤庙

前人作《象祠记》，翻了案，说是象虽是个坏人，焉知他被放之后，不是受着虞舜的感化，变成了好人？又涿鹿那里有蚩尤庙，人家也是奇怪，有些歹人，同样做此看法，说是可能他死后，是保佑人民的。象和蚩尤究竟有无其人，不得而知。就是有其人，他的为人，也是被传统儒家的思想所否定了的。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知。

据我的看法，象祠和蚩尤庙，绝不是人民和他们表示好感，以致来个庙宇供奉他。其实人民知道象和蚩尤，全不是好惹的。怕他们千百年之后，英魂还会作祟，所以，一在受封地，一在战死地，给他立庙上供，望他们可别再闹了。只看江南人民供大仙神位，建立五道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民是可怜的，以为天人一样，实行一点贿赂，什么菩萨都会高抬贵手的。

对死者如此，对活者可知。所以什么万民伞、去思碑、登报恭颂德政，我们不能那样老老实实，说完全出于善意。仿佛中国以前有个模范省，还曾受过北京政府的嘉奖，图穷匕见，那里竟是一团糟呢。

原载1945年11月16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衬衫

新光衬衫，每打又卖到十九万，有许多人感到增加了负担，其实这还是奢侈品，并不是重视，穿西装的人，自然少不了穿衬衫，穿中山服和其他，就无穿衬衫之必要。而且衬衫后面，拖一截长尾巴，除了费材料外，也很多不便。不才穿中山服，向来未领教过什么衬衫，完全是广东式的小褂子衬托，不但很方便，而且也没有人说我丧失穷文人的体面，朋友们和我开玩笑，说我穿中国衬衫，我倒是欣然承受的。

衬衫，小事也，小事可以见大。这就可以想到许多事。而我们为了那不必要的一套形式所固著，一定不敢改变，以致花了钱，还落个不方便，那是何苦！

“治大国如烹鲜”，真理只是一个，不必以大论小。我们做事，只要适宜，只要办得好，只要有钱省事，实在不必拘泥什么形式。形式主义者往往得个浪费的结果，我们不敢说那是愚蠢，但也不见得聪明吧？

原载1945年11月17日重庆《新民报》

一种卫生常识

人生除衣食住行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医药卫生。关于求医，中国人是最不一致的。凭其性之所喜，或求中医，或求西医，或求中西杂报，或向庙里求签。我们有个科学头脑，自然是求西医。但西医而不考究他的学术与心术，那危险性并不减于向菩萨求签。

西医和中医一样，不少是江湖术士，他们遇到病人，不问你病之轻重，先用一种恐吓性的语言，把你一唬。你感冒，可能说你伤寒，你眼睛充血，可能说你是浓漏眼；你气管炎，可能说你是肺病。你一急，他就有办法了。中国人常说医生有父母心，其实遇到这种医生，比什么趁火打劫的好汉也不弱。我们万一生病，对这种危言耸听之徒，必须冷静地把脑筋仔细想想。

有了病自然不能讳疾忌医，但害病绝不会就送命。只要医得早，医得对症，病总是可以好的。可是对病症那样夸大其词的说法，是有三种作用的：一、医不好，不负责任；二、医好了，更见手段；三、多敲人家几个医药费。这也是为人的一种卫生常识，不可不知。

原载1945年11月18日重庆《新民报》

唱起流浪歌来

当七七火药味已传遍了全国的时候，我在无线电收音机里，时时收到两个歌曲：一是悲壮的，一是悲态的。悲壮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悲态的是《东北流亡曲》。我还隐隐约约记得：“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当抗战初起，我对这个歌不满意，认为太消极了。有些和敌人乞怜的意味，不能负起人民同仇敌忾的意志。可是今天呢？我认为可以唱了。因为我们不能向敌人乞怜，但向自家人乞怜，那是不失体面。

我流浪在四川七年多了，了解流浪在关内十四年的东北同胞是什么滋味。言语，无法可以得着法子回去，文字也无法得着法子回去，我们唱起歌来吧！至少，这乞怜的消极态度，是不会遭人鄙视的。同胞们，唱起流浪歌来吧。

广播电台应该有这个唱法，我诚恳地祈求，每天给我们放送这歌子几次，我十分地怀念它呀！

原载1945年11月19日重庆《新民报》

螃蟹每只四千元

重庆市上，有江苏阳澄湖活螃蟹出卖，每只四千元。这绝不是冒充的，价钱应该是不贵。你想，四川绝不会产生大螃蟹，九江以上也没有碟子大的螃蟹。这小东西纵然不是阳澄湖的，也是江苏的。螃蟹到市上，很难维持一个星期的寿命，由江苏的乡下到江苏的城市，由江苏的城市再到重庆，必是在一个星期以内，否则它是不会活的。若在十余年前，说要在重庆市上，持螯赏菊，那是可以想象的吗？于今身居华西，可以享受华东的活螃蟹，四千元一只，实在是透值。从前杨贵妃在西安，吃广东新鲜荔枝，用八百里加紧驿马传送，诗人欣称为“一骑红尘妃子笑，世人知是荔枝来”。史家特书一笔，词家也专编一折戏，是怎样的大惊小怪？而且非帝王之家，也休想到。于今的新鲜荔枝、螃蟹，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肯花四千元，就可以买一只尝新，人都可以做杨贵妃，还不是便宜事吗？

话又说回来，吃一只螃蟹谁也不会过瘾，而且一人吃不过瘾。邀这么两三位朋友，每人吃上四五只，学学刘姥姥进大观园，算算吧，一四得四，四五二十，共是六万元，就有点骇人了。

根据这一点，可知重庆人不穷，而且我们也不要怨恨着坐不到轮船东下，下江的东西，自有最快的交通工具给你送来啊！至于你没钱买下江东西，那就活该了，谁叫你没钱？至于什么人不如蟹，尤其不合逻辑。人吃螃蟹，螃蟹并没有吃人啊！

原载1945年11月20日重庆《新民报》

京戏《双摇会》

京戏里的《双摇会》，虽是一出玩笑戏，对于多妻的家庭，却有一种很强烈的讽刺。这讽刺是很公道的。对大相公、大奶奶、二奶奶，全用客观的地位，给描写出来，说他们各有所图，并不单责备哪一方面，这一说，大概也是看戏的人所同感。但对两个劝架的邻居老头讽刺得更烈，却没有人注意。或者看戏人以为这是插科打诨中之插科打诨吧？其实倒不尽然。

大相公游学回家了，径自上二奶奶的屋里，于是，大奶奶闹起来。左右邻居，一个长胡子，一个短胡子，被吵闹得睡不着，就向大相公闯门而入，问他们为什么半夜三更，吵吵闹闹，骂骂咧咧？及至两位奶奶说明了原因，二邻以掷骰子摇会的手段来解决，而且短胡子就带有骰子。他说：“劝架有不带骰子的吗？”乍听是好文，细想，他是老早有了计划了。摇会的时候，长胡子是大奶奶的证人，短胡子是二奶奶的证人。这也就怪，为什么不能二人同作保人呢？二奶奶得了会，大奶奶气不过，将二老头轰出大门。可是他们并没有白来，长胡子在怀里掏出一把锡壶酒，短胡子在衣襟下摸出一支蜡烛。

劝架也不会白劝，何况其他？一个家庭，自不宜多妻，既已有此事实，就当想法解决，来个“家和万事兴”。否则，问题解决不了，白让劝架的人捡便宜而已。

原载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民报》

和平养无限天机

朋友告诉我，他由学校毕业，离家走入社会的时候，父老们对他未来临别赠言，说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凡在社会上做事，只要这样就够了。”本来，这是旧年人贴的春联，朋友的父老，特别提出来，也许是在社会上吃力不讨好太多了的缘故。

这就引起我儿时的回忆来。我的老家，祖传三代的老屋，有三副门联，也是永远保留下来的。保留下来的缘故，是说我大伯祖父字写得好，子孙不忍把来损害。其实，联句本身也许有些关系。其一是：“有恒产须有恒心，无旷民斯无旷政。”其二是：“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其三是：“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且看花。”我半夜醒来，常是把这三副对联，想上一想，觉得其中颇有至理。

第二联，“和平养无限天机”这句话，在今日看来，有点费解，人家也容易认为涉于迷信。其实，中国的理学派，把天常当大自然解为天机，就是天然的性灵，也可以说是良能。庄子大宗师篇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可做国家政治解，《三国志·孙权传》：“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无论做哪一项看法，和平总是有益身心人我的一种道德。所以国民党提倡的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以为之殿焉。

原载1945年11月23日重庆《新民报》

落叶飞来怕打头

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班文人，喜欢作唐人传奇式的文章。所写的多是奇奇怪怪的男女，像《虞初新志》这部书，就收得不少。我十几岁的日子喜欢看，还很欣慕这里面的人物，于今想起来，那都是作者的幻想，有托而作。如狗皮道人、爱铁道人、陈死人，哪会有这种人？不过我当时喜欢看，也不为无故。最大的原因，就是家贫失学。在北洋军阀的圈子里，我也不容易找到职业。那时我逼得真要发狂，但神经不肯病，我又不能装疯，看到书上那些疯疯癫癫、游戏乏味的故事，倒是就像我自己在那里闹着玩一样，很可以把胸怀舒适一下，所以我就爱上了这些作品了。

在这类传记里，我记得有这样一首打油诗：“门外何人叫老游，老游无事卧高楼，于今胆小殊堪笑，落叶飞来怕打头。”这位先生神经过敏地怕到落叶打头，只有闭门高卧。虽是开玩笑地写上这么四句，不见真有其事，但也不会无端地有这么一个设想。这也像中国哲学家对做梦的见解一般，说是必有此想，才有此梦。不然，怎么没听见人说梦到钻进耗子洞。因之，我想到这打油诗的另一面，是一把眼泪，而不是一种笑声。

对一个堆笑脸说恭维话的怯懦者，可以想到他心理不是这样。那人就是真疯了，也不例外。

原载1945年11月25日重庆《新民报》

重庆人还在挨骂

直到现在为止，上海报纸还不断在挖苦重庆人。这“重庆人”名词，不是指的真正重庆籍的人，只是指由重庆到上海去的人而已。汇集各种文字的冷嘲热讽，可以做一概括的观念，就是每个重庆人的称呼内，包括着有欣慕、垢忌、怨恨、畏惧各种情绪。而所以有这种情绪，又由于所谓重庆人也者，有奢侈、荒淫、骄傲、凶横、贪污种种事迹而来。我们为抗战而在重庆住了八年的人，这“重庆人”的一群内，当然大家都有一份。天啦，我们为什么这样遭人妒忌、怨恨、畏惧？又凭着什么可以教人羡慕？不但如此，就是大多数的重庆人，卖了衣服用器去上海，到了上海却买不回来。就以我几位朋友说，在重庆可以拿到一千元一千字的稿费；而到了上海，只拿三百元一千字而已。他们依然是寒酸穷苦，为什么要受到人家的不同情，而痛遭挖苦与咒骂？

我们由下江到重庆来的人，几个不是抛弃家乡、丧失资产？就是真正的重庆人，单是八年来的生活压迫，空袭骚扰，也不失为国家受了一些灾难。胜利来了，我们丝毫无所获，所得的却是咒骂。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真不能不拍案大骂那些害群之马。可是，他已坐汽车、住洋房，储蓄大量的物资了。大骂有何用呢？

原载1945年11月28日重庆《新民报》

天下有道苏秦不出

舌辩之士，从来以苏秦为鼻祖。这种用欺诈取才的手段做官，根本就是个小人。后世也有人作翻案文章，说他合纵六国，秦不敢窥关外者十五年，对于当时大局，其功也不算小。其实，他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安天下，是要佩六国相印，贪取个人的大富贵罢了。我们就他个人的身世而论，可以明了。第一，他是东周洛阳人，他果有安天下的雄心，他应该为那空有其名的周室振作一番。而他所以对于周室者，却是封了六国相以后，要周室除道相迎。第二，周人对于七国，根本当以反动分子看待，他忠于哪国以对秦，都与周室无关。六国合纵，就是半斤八两，秦未并六国之先，并非天下大恶，合纵对秦，不过是以暴止暴，何功可言？有功天下，要做千百年打算，十五年的苟安局面，实在不算什么。第三，苏秦说周之后，首先是说秦的。说秦不听，才去赵，赵不听，再去燕。燕首用了他的话，他还不是抢张仪一招，助秦以欺六国。第四，燕王待他很厚了，他却私通燕国的国母，至少也是不够朋友的家伙，当时人家就责骂他是一个反复小人。这话很对，实在无翻案之必要。

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风度，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道德，那种东边吃狗头、西边吃羊头的人，无非是为他自己争取一生富贵，绝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胸襟，作诛心之论，这种人就唯恐天下不乱，天下有乱，才好从中讲斤头。只要天下太平，根本这些马路政官，无噉饭之地。试看刘邦统一了天下，就没有什么说客，可以证明。所以，天下有道，苏秦之流不出焉。

原载1945年11月29日重庆《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