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古今谈 1944年

礼失而求诸？

据外国通讯社的描写，当斯大林在德黑兰接受斯城之光荣剑的一幕，跑步、吻剑等等动作、态度都沉重而热烈。有人说，很少看到斯氏真情的流露，只有在这一幕，他将真情流露了。我们想一下，假如这柄剑，并不在德黑兰苏大使馆举行什么仪式，由丘吉尔随随便便交给斯大林，那固然不成话，也就不会看到英雄们真情的流露。

我举这个例，是用最现代的事实最摩登的人物，以证明礼之为物，并不是行尸走肉的玩意儿，它自有人生重大的意义。中国是礼仪之邦，礼这个字，讲过几千年，我们不能一点儿也不懂。我们应该会谈。

可是，难言之矣！据闻，这次高考国文题，就出的是要考生对制礼各抒所见。照说，这个题目，太自由、太有伸缩性了，而结果竟把考生难倒了，几乎有多数要交白卷。由此可见青年人脑子里，根本不曾装下几个礼字。假如这些考生，他们也参与类似受剑的一幕，岂不要合时些。难怪这社会是到处争先恐后。

原载1944年2月9日重庆《新民报》

座谈会

据说座谈会这东西，是日本货。日本是否在座谈会上解决过多少问题，我不得知。这玩意儿也时兴到我国大后方去之后，却不见解决过什么问题。这原因很简单，有力量主持问题中事件的人，他无须要参加这不负责任、无法负责任的座谈会，他有他的见解，他有他的利害关系，他干他的。解决得了，他不听你那一套；解决不了，他自然会同关系人，另想解法。座谈会上的意见，与主持人相合的，不妨锦上添花，容纳一点。不合，那就是始终不合而已。这样，座谈会上的问题就始终是个问题。

我并不否认座谈会的人对问题的热心，而况座谈会上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增薪买平价货等事项，根本与私人无关。这热心多是为人类为社会的公事，对人家牺牲时间与精力，应该予以同情。但假使座谈不能影响到问题本身，这份热心究竟是可惜的。

所以参加座谈会者，要设法让这一谈和问题的解决发生关系。

原载1944年3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武昌起义文告

辛亥武汉起义，是八月十九日，但宣布满廷罪状的檄文，却到九月中旬才发表。那时候，人心趋向革命，事先等待不及，却在故纸堆里，把石达开的檄文，传抄观摩，聊以过瘾。所以，革命军的文告一出，那就人人传诵了。那文字里最精彩的一段，约略还记得几句：

“二百六十年荒淫苛忍之术，言之也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亦有家屋，谁不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知识则谓破其法律。尚武技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

这比历代创业的攻击对方的文字，却文明得多。只说政治腐败，不及个人私德。在这里已看到我们政治思想进步了。

光阴迅速，不觉三十余年，想到当年读这文告欣慰的情形，宛在目前。可是，照着镜子鬓角也白了不少头发呢，不管它是怎样的吧。

原载1944年3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凤还巢的故事

在报上常常看到《凤还巢》的戏目广告，就让我们想起这出戏的笑话故事。当初梅兰芳演这出戏的日子，正是奉军入关，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的时候。不知什么人想入非非，把凤还巢的凤字，谐音作奉军的奉，于是把这话透过了当日北京的统治阶级，将这戏禁演。编戏的齐如山，原是取材于昆曲，戏的全部台词，没有丝毫牵涉奉军之处，这戏会遭禁演，除了他是当日本统治阶级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做梦也不会想到。

当然，奉军最高长官张作霖，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注意到一个戏的名字上去。这完全是那过分讨好的人，借了这事向主子献殷勤。而我们揣想，张氏也不会因这小事，给予禁戏的人什么奖励。只有梅兰芳和齐如山受到一种哭笑不得的刺激而已。于是，我们想到自古以来，许多被禁的玩意儿，其实是个笑话。

原载1944年3月15日重庆《新民报》

老调

“方才，××××唱了一套×××，真是不易。他唱完了，没有他的什么事，让他到后台去休息休息，换上学徒我来，给您换换耳音。伺续一套××大鼓。学徒初学乍练，唱得好与不好，请诸位先生多多捧场。现在请师傅们把弦子弹好起来，伺囗友××的那一套。”这是大鼓书场上，最讨厌的唱书人一段上场白，每个人上场，有这一段，大鼓大王刘宝泉也不例外。原意是客气客气，无可非议，但每人都是这一套，听着实在乏味。但也奇怪，在各角弹上这篇耳熟能详的老调以后，居然有人叫好。于是大鼓书家始终不明白这是讨厌的老调。

自然，老调也绝非不可弹，京戏的《四郎探母》，不妨一月听若干回，也不会讨厌。但我们要知道，这根本是因需要而供给的老调，原因是你耳朵愿听。加之调虽老调，唱的人各有各的韵味，并不是刻板式的谈话，更不会强迫听，你不听尽可不入戏园。老为了要听刘宝泉一段《草船借箭》而必须先听他那一套“换上学徒我来……”的引子，真令人啼笑皆非。像这一类的老调，大家明知其不好，也无人向名角儿建议加以改良，却也相当奇怪。

原载1944年3月16日重庆《新民报》

要作声别长作声

“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这是说物以不作声为妙。可是“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又似乎是物不鸣，又不成为四季了。自然，中国词章家这两种看法，都是玄学的，而不是科学的。若必按照科学的话，雄鸡为了生殖腺的刺激，晨午必各叫一次；狗为了惊恐忿怒，必须叫起来以壮威声。倒是物之发声，乃是生理上必有的条件。至于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又是一件事了。

佛家称警策之言，是“作大狮子吼”，这正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说法。与上面所述各种之鸣，又有些不同。诗人所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就是狮也鹤也，它是不大常叫的，所以它偶然一叫，就值得人注意。至于鸡鸣犬吠，都是竹篱茅舍之间，朝夕闻之。上海人上海话，“无啥稀奇”。

归纳起来，刘姥姥口中之左一声佛，右一声佛，就透着有点贫，此孔子“时然复言也”。

原载1944年3月17日重庆《新民报》

朱柏庐格言

小时候入私塾念书，遇到了道学先生，临字帖，也让我们举黄自元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先生还怕小孩不懂，再三地讲解着。那时候我们除了先生害病，父亲许我们去看一回野台戏，认为是难事之外，实在不知道别有什么难事。邻家有两个青年，由学校回来，偶然闲话，我曾举上面两句问他们，懂也不懂？其中一个惊讶地说：“朱柏庐是什么人？他也是战区来的学生家长吗？”这倒不是什么笑话，我惭愧在青年时，就不曾像他们对朱先生这样惊讶过。

有一次，我经过一家乡间巨宅，正遇到他家大办喜事，酒席开几十桌，厨房整饭倒给狗吃。而他们客室里有一幅中堂，就写的是朱氏治家格言全份。这就让我心里宽慰一下，觉得对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还不失为先觉呢！可是他真个不明白，为什么又挂这幅中堂呢？然则挂出格言来昭告大众者，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原载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民报》

国语与新文字

过去数年，报上打了许多次“新文字”笔墨官司。其实仔细想起来，这是多余的，中国人会说话之后，又学习一种与说话不同的文言，诚然是一种人力的浪费。可是我们又一想，假如没有这文言，那就南方人说话，北方人不懂，福建人说话，广东人不懂。甚至一省一区之内皖南黟县人说话，歙县人不懂。于今幸有文言，可以在书面上，把这语言的隔阂沟通。所以文字之存在，还是功罪各半。

那么，文言可以永久存在下去吗？自然，也不必。至多将来让风雅之士，当古董玩玩罢了。不过在创造一种代替文言的东西之先，我们应当先把国内语言统一起来。譬如说吃饭，大家全说吃饭，不要这里说“食饭”，那里说“给饭”，以及“七饭”“等饭”“的芒”。又如说他，不要这里说“且”，那里说“伊拉”，以及“克”“渠”。语言统一了，照着语言写出来的字，北方人懂，南方人懂，广东、福建人也懂。一纸书出，全国皆知，就无须去弄文言。你愿意再简明一点，用音来拼字，其效用一般，也无不可。这样纵然创造新文字，也就只是一种，不必顾虑到广东新字，福建人不懂了。所以能厉行国语，统一国人语言，就是创造新文字的前提。否则一国之内，顺了各地语言，必须创造许多新文字，全国来往，仍不能不靠文字语言来沟通意思，就不如这样来得单纯了。

原载1944年3月25日重庆《新民报》

苏联会精疲力尽吗

火药又在向巴尔干爆炸，那些向以纵横捭阖图存的小国，免不了又挖空心思了，谋而诈术图存。尤其是中立国，总希望败的德国垮台，胜的苏联精疲力尽，她要好好保存实力作将来说话的本钱。若照我们冷眼看来，这有点近乎幻想。

德国垮台之后不必提了。苏联胜了，未必精疲力尽。这话怎么说来的呢？于今打仗讲的是物资，当年德国胜利，就大大地利用过胜利品一番。于今苏联所得的，应该补偿她一部分消耗，而况她还在继续生产。其次是人力，你只看红军向前线的人势如潮涌，到战后，她的人力，对付巴尔干这些国家，总还有余。所以坐待苏联消耗的看法，并不怎么可靠。就是这一点，苏联未曾不知道。现在她不断的胜利，绝不是孤注一掷的战略博来的，他必须留有后劲。

我们觉得这看法，也不光是巴尔干各国应当知道而已。

原载1944年3月26日重庆《新民报》

德国将由里面败出来

第二战场的消息，久已沉寂无闻，有人颇疑为这是一种干风暴。但我们的看法，以为雨总是要下的，而且是一场透雨。若问这雨什么时候可下呢？大概德国战斗机，不能在法境临空拦截隔海盟机轰炸的时候，渡海陆军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不受空中威胁。这风暴雨，不来则已，一来之后，必是席卷法比荷，而直捣柏林。只看盟机连续轰炸，又继之以穿梭轰炸，这种先糜烂德国脏腑，而后戳穿他表面的战略，已不是局外人所看不出来的秘密。

德国当年席卷法比荷，就由于盟方空军力弱，无法招架他上面的轰炸。盟方阵线，被轰炸之后，德国坦克，如潮水一般涌来，于是除了海水，就无法遏阻他的凶焰。于今把局势倒过来，渡海是英国的拿手，英美三年来积存的坦克，不曾损坏一辆。那么，德国的空军，一旦不能招架，这事实所趋，不就很明白吗？

自然，在这情形下，德国必当竭力保存战斗机力量，但被炸过久，不能再生产，而油库机场尽毁，这力量也无法存在。所以，盟机袭德的新闻，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原载1944年3月27日重庆《新民报》

巴尔干的夹攻场面

现在苏德战事，显然在争取巴尔干。当德军以军力占领罗保匈的时候，我们回味着苏联极端同情南斯拉夫的狄托元帅，承认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再上溯与苏捷订约，恰是一种针锋相对的举动。中国的孙子说“攻心为上”，苏联就下的是这招棋。

若以巴多格里奥为人与狄托并看，好像对之无双管齐下之理，而苏联就偏能双管齐下。于此看来，为了争取胜利，在国际上的活动，主义这一名词，实在用不着胶柱鼓瑟。苏联外交的眼明手快，颇值得注意。

德军现在苏军炮口伸进罗匈捷之际，用武力占领控制已久的罗保匈，那原是轻而易举之事，无足惊异。倒是苏军于攻心攻城两事同时进行，她的成就将来必很大。所以过于持重，就是过慢的手段，实在不足以对付仍然从事闪击的希特勒。

原载1944年3月31日重庆《新民报》

社会新闻的两面

许多前进的新闻记者（但也有官吏），感到报纸上的社会新闻，黑暗的暴露多于光明的表扬，共劝加以改勉。以笔者将近三十年的新闻经历来言，我诚恳地接受这一种劝告。黑暗新闻的暴露，将引起社会不良分子更为犯罪，这是事实。但一律禁止暴露，我们也不能同意（例如囤积居奇）。否则民间痛苦，会永远埋没了而无处申冤。这种新闻分别禁放，报人当与指导机关共勉。

至于光明面的新闻较少，一部分是新闻界未加努力搜寻，而指导机关的忽略，似乎也无可讳言。就是有光明面的新闻，限制我们用八股式的文字硬填上报纸，这也给予了我们一种艺术上的困难。譬如吴稚老八十寿辰，这是社会新闻最好的题材，然而报纸上却把祝贺的签名，占了广大的篇幅，而少有对老先生为人生动的描写（尤其时间性的）。假使将前者的篇幅让给后者，看报人愿意看，而且还有益，可惜事实不是这样。

如此说来，社会新闻之要改良，可也见得不是我们一方面的事。

原载1944年4月1日重庆《新民报》

由火柴说起

火柴并未涨价，依然是规定一盒四元。可是管制方面，公开地有这种表示，摊贩不照规定出售，小商人微利的收入，只好由他。好了，这就行了。现在南郊小商店的火柴已卖九元一盒，稍远，那更属可知。管制方面这些的姑息，也可说是体恤商艰。而火柴是日用最小的负担，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可是令我们有一点感想，就是商人实在宽容不得，无事兴风作浪，还想设法涨价，到了明知可以得着姑息，他又顾忌些什么？

年来人心坏到了极点，只要有钱可抢，已到了六亲不认的境界。而商人以图利为目的，关于这层，尤做得彻底。有些小商人，虽是不过混饭吃而已，可是他们都在无形中为大商人作伥。因为任何商品，都必须由大商人手里分散出来。所以宽容小商人，让他们涨点价，而大商人立刻就将以他们之零售价增涨，而把批发价提高。结果，便是普遍地涨。归纳起来，管制商人，不能有大小之分。

原载1944年4月2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的游侠精神

最近在新华副刊上，看到一篇说中国游侠的文字，颇有同感。中国的游侠，实在不是坏东西，可惜它被法律管束了，又被缙绅先生迂腐地反对了，不能养成一个高尚的武德。唐宋以后，横的发展下去，致为盗匪所用。可是他保留下来一部分小仁小义，还有为士大夫阶级所没有的精神，却未一笔抹杀。

我疑心日本武士道精神，都不免吸取中国游侠精神若干，而且是下乘的（迁作史记，于游侠、刺客分别写之，自有道理）。假使我们一向就能容忍游侠之说，发扬光大，也许我们在民间有比武士道更好的精神。直到现在，民间爱好七侠五义这类故事，而有过于孔孟之道，可见我们的民族性，原不是甘于柔懦无能的。有此趋向而不会利用，让民间只崇拜黄天霸而已，大是可惜。

原载1944年4月4日重庆《新民报》

再拿出线装书来

最近吴稚老说，他曾主张把线装书丢进茅厕三十年，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年，又可以把它拿出来。对于这个说法，我们完全同意。只可惜当年把线装书丢下茅厕去的人，捧起西装书来，大多数没有看内容，只看了看封面而已。有的也看过内容，但是那内容被中国人利用了，却是洋八股。将土八股丢进茅厕，把洋八股顶在头上，对于我们之那一丢而换来的，所得也实在有限，而且那一丢，似乎有许多人未曾加以选择，有些是我们的看家宝，也都丢了。

这几年来的人心大变，唯钱是抢，线装书之全部下茅厕，大概有点因素。自然抱残守缺，这三十年来，依然抱住线装书过日子的，也大有人在。但这种人不是腐糟，就是顽石，对民气起不了作用，起了作用，依然也是毒害。所以这三十年，线装书的坏处未曾肃清，好处是肃清了。

过去的已过去了，悔也无益。只是佛头着粪，敢在吴稚老说法之下，补充一点微意。就是将线装书由茅厕里拿出来，也应当选择，不必是全部的。

原载1944年4月5日重庆《新民报》

轮渡上的救生带

为着有了民惠轮这件事，报上又在讨论着救生问题。我连带地想到渡轮上的救生带的设备，就是聋子的耳朵，摆样而已。有几次大水渡江，客载得很多，我过敏地感到危险，曾伸手去掏舱棚底下预备着的救生带，谁知这些带子被木板格子关着，木板钉得牢牢的，休想移动分毫。我就想到，万一有什么危险，事出匆促，是没有人可以利用带子的。加之这救生带是如何用法，也不见任何轮船上有办法写出张贴告诉乘客，便是能把救生工具拿在手上，那考虑的时间很短，恐怕效用也少。至于救生工具够不够乘客之用，还是另一问题（似乎不能每艘渡轮都有）。

防护工具，都是闲时办着急时用的。在此大家讨论救生问题的时候，轮渡上的安全，似乎也当加以注意。像把救生带牢牢钉在门格子的办法，尤其应该立刻加以改善。

原载1944年4月10日重庆《新民报》

按：民惠轮，为航行四川境内长江上游的轮船之一，于1944年3月下旬在重庆附近的小南海失事沉没，乘客溺毙多人。

赶场的文章

文章下乡，必先做到文章赶场，不能通过赶场，文章是不容易下乡的。因为场，是乡下有无相通的一关。我们试到郊外去赶两回场，就可以看见那书摊子上，或背竹架挂着卖的，百分之八十还是那些木刻小唱本。此处是“三百千”《六言杂字》《玉匣记》（一种查星宿的迷信书）、“四书”《增广贤文》，如是而已。至多带上一两部《三国演义》或《水浒传》《薛平贵征东》《薛平贵征西》等章回小说，那已经是伟大的书摊子了。如此供应着，可以知道乡下人在弄什么文艺。

大都会的儿女，不但没有看见过赶场的书籍，我相信连书名字都很陌生。在这种情形下，坐在象牙塔里的文人，大喊到民间去，那简直是做梦。我们要知道，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五十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群人越抛在老后面，任何普罗文艺，那都是高调，而且绝对是作者自抬身价，未曾和这些人着想，也未曾梦到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不喊文章到民间去也就算了，若是要喊的话，我劝有心人去赶两回场。

原载1944年4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名人致辞

我总觉得社会上许多集会，是不必要的，尤其会场里的名人演说、来宾演说，是让人头痛的一件事。不但听的人有些“我倦欲眠君且去”，便是被拉夫拉去演说的人，也会觉得穷于应付。任何名人，也不会万能，试问由讲政治的场合，讲科学的场合，讲文艺的场合，以至谈妇女家政，谈小孩子营养的场合，都要名人致上一篇辞，他哪里懂得许多？而况还要在专家面前卖弄？可是风气所演变，名人而不逢会演讲，就不成其为名人，因与会之先就得设法预备一篇演讲辞，以便被逼上台，死拉活扯，好歹可凑上这个节目。真是一个虐政。自然，也有以逢会演说为登龙之术，而其内心，也未曾不感到痛苦。

演说，是一种天才，再有演说天才的人，只为了是个名人，不能不讲话，说者听者，都是活受罪。演讲虽不必一定讲国语或西南官话，但土腔土字，必须避免。有些满口土腔土字的人，也为了是个名人，不能不讲，说者听者，其活受罪，亦没不相同。因此，我觉得与人方便，大家方便，名人致辞这个节目，会场上可以删掉。

原载1944年4月12日重庆《新民报》

姜维的精神

儿时读《三国演义》，姜维也是心里崇拜着的一个人物。等年岁大些，读过正史，才知道演义上轰轰烈烈的九伐中原，多半不足称道，而且误事很大。后来读书稍多，不见史家对姜有好评，对陆放翁在诗中直斥他为竖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是近来一想，姜维之为人，究未可全非。在鞠躬尽瘁一点上，他有继承诸葛亮的地方，他之对魏晋，也真有不两立的精神。所以他抓着机会就干，甚至没有机会也干，他之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政略不对，没有给国人以喘息的机会。战略方面，粗疏鲁莽，在北不能出诸葛亮的范围，有时还在南路蠢动一下，更觉无所谓。这人可说心粗胆大，而没有整个计划而已。当时虽有专权的嫌疑，以主人阿斗之为人，或不得不如此，尚无大病。试看阿斗投降以后，他还密书后主忍耐片时，要利用邓艾施行晋兵的反间计，而其计也大部成功，无奈事机不密，姜死于乱兵中，否则他或有回天之力，也未可知。因之我们的结论，比那畏首畏尾之徒，坐失时机，那是高明得多的。

原载1944年4月18日重庆《新民报》

新龟兔竞走

龟兔竞走的故事，向来是讥讽着兔子的。事情是这样：兔子倚恃着它会跑，在半路上打瞌睡，一睡就睡死了，让蹒跚地面的乌龟，缓缓地爬了过去，先到达终点。可是这个故事，也可以翻案说着的，后头第二次赛跑，那泰然自得的乌龟先生，以为兔子永远是大意的。跑了一截路，必会躺下，于是当一里路爬到百分之八十的时候，回头看着兔子又在睡了也就苟安起来，喝口水歇歇脚儿，太太平平地休息一下。不想历史可以重演，也不一定幕幕重演，这一次兔子却和他开个玩笑，突然跳起来，拼命地向前狂追。它四蹄踢着沙土，如风卷残云一般，转眼就追了过去。等着龟先生缓缓爬完那一里的百分之二十，兔子到了目的地已很久很久，而且把他所要得的都得着了，于是龟先生赶到，一切归于泡影。

寓言始终是寓言，不妨颠倒来说，假如世界上有这样的事，这两次的竞走，是龟先生的自误，尤甚于兔先生的。因为兔子之必百倍快过乌龟走路，那是天然定律；兔子以定律而误事初次，情有可恕。乌龟以意外的侥幸，既得一次胜利，又想侥幸二次，其愚蠢是死不足惜的吧！

原载1944年4月19日重庆《新民报》

趣味为事业之母

有些戴方巾的先生，颇不喜欢趣味两个字，其实，任何事情，必须有趣才能进步。我国程、朱之流，格了一生的物，交的是白卷。人家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能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阿基米迪斯，在澡盆里洗澡，看到水溢出能发现物体的体积大小量。最费脑力的物理学，人家便在趣味中发明一切。

就说中国上古，也无非看到鸟兽虫鱼之迹，而造象形文字，看到虫布网而织帛，看到鱼摆尾而造舵等等。说起来，全都是有大的故事，趣味实为事业之母。世界上都像中国的理学大儒坐为尸，立如斋，自己以无味为有味，对国家社会实不能有所作为。

现在的罗斯福、丘吉尔两大政治家，就是一对趣人。若把一笑黄河清的包拯，坐上人家总统与首相的位子，那必然失败无疑。现在这世界，无论干什么，必得生机活泼，上海人所谓板板六十四的格调，行得动也减少效率。由这些大题目说起，小到一个人的演说，和一张报纸的编排，其必令人感到有趣，更何待言！若必把低级二字，加在趣味上面，则不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是形容其不懂而已。

原载1944年4月4日重庆《新民报》

穷可工窘不能工

现在人劝勉文人，总说是“穷而后工”。虽事实确也如此，但现在文人，不老是穷，穷之外，还有个窘字存在。

窘好像与穷无二，其实大有分别。我们平常遇到困难，不知所措手脚时，总说是窘极了。这个窘显然不是穷，穷苦者有之，富贵者亦有之，譬如颜渊住陋巷，那是穷，而随孔子在陈绝粮，那就是窘了。又如韩信乞饭于漂母，那是穷。当汉高祖驰入营帐，夺去他帅印的时候，也是窘。所以在穷的时候可以吟咏自得，而在窘的时候，便是圣贤也有点不好应付。

据此，杜甫可以于穷时作《长安行》的诗，若在窘时，也难说。韩愈可以在穷时作《谏迎佛骨表》，若在窘时，也难说。李宝嘉作《官场现形记》时，不知他穷不穷，但要受窘也未必能完成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穷而后工”的说法，虽无可非议，事实上是隔靴搔痒。

原载1944年4月25日重庆《新民报》

管言论与管物价

孙哲生先生，在前几天演讲中国必须民主一讲题，说到管制物价与指导言论，以为是恰好因果相反，我们拿笔杆过日子的人，对这种话，当然是十分欢迎。但进一步言之，若说用管制物价的办法来对付言论，我们说话，就会胡说八道。不顾国家民族，像投机商人那样横行无忌，那却是杞忧。我们到底有点智识，有点良心，你不管我们，我们也会爱惜羽毛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违背国策。何况这是无所谓投机，无所谓黑市的，谁也不肯硬碰硬地以身试法，落个祸从口出。

至于反过来说，用指导言论的办法去管制物价，我们也认为未必是特效神药。因为不必管的人，其中无因素存在，不管也是好的。要管而且管不好的人，必有一个因素存在。不研究这个因素，谁来也是隔靴搔痒。

原载1944年4月28日重庆《新民报》

东普鲁士的德兵

是前一两年的事，据传说，德国在东普鲁士还屯有一大批精锐军队，始终没有用过。这话是否属实，无从讨论，以情理言之，那是可能的。希特勒必有他最后的一张牌。不过在东线十个月的败仗，西线又在英美军将登法岸之时，这一张王牌，应该会拿出来了。不然的话，留着做柏林的保卫战呢？还是防范着德国及占领区的反纳粹，以贯彻“元首”的主张？

做生意的人，这年头自讲个囤积居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时形势大变，囤积的结果，会弄成资金冻结。甚焉者是囤积的货霉烂了，大亏其本。因此希特勒的那批东普鲁士预备军还存在的话，必然将开始动用。

一个人的忍耐也自有其限度。听说东普鲁士的德兵，还会忍下去，这倒是值得我们冷眼看一看的。

原载1944年4月29日重庆《新民报》

言语自外来

人生在世，听不到一句批评，那是最危险的事。我们且不谈什么禹闻善言则拜，以汉武帝那样不可一世的主子，他就常被汲黯面折廷诤，闹得无可奈何，而还恭维他一句“社稷之臣也”。唯其如此，他才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唐太宗善于用人，也就由于他善于纳言。汉高祖、明太祖都是开国之主，能用人而不能善用言（但有时也很能受谏），于是身后转眼而祸起宫闱。所以纵横家虽是极讨厌的人物，但善于取舍，一部《战国策》，还不失为人生可玩味的书。

反过来说，与其只闻赞美，不闻批评，那就这赞美终身不闻都好。当狐狸用尽世界上赞美之词，赞美衔着肉片的老鸦，希望他唱一个歌时，老鸦受宠若惊，一张口而肉片落地，狐狸得其所哉。这世界不仅币重言甘是当考虑的事，便是有甘言而无重币，也当想想其所自来。

有人说：匈奴之于汉，契丹之于五代，金之于宋，向来是攻击不留余地，似乎身受者也未收攻错之效。我说，那自是身受者之不争气？但当时有心人是不住警惕着的呀。若他改攻击为赞美，那就这点警惕都没有了。

原载1944年4月30日重庆《新民报》

唐诗别解

中国的旧诗，虽为格律声韵所拘谨，但呆诗活用，我们往往能随便借用像作谜面似的，弄得很有趣。譬如“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字面上尽管是紧张，你用到打牌下棋的场合，未尝不恰到好处。反过来，又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字面上尽管哀艳缠绵，若引用到紧张的场合上去，也会觉得事实确是如此。

今日之欧西战事而言，也正如我们记得烂熟的唐诗“山雨欲来风满楼，溪云初起日沉阁”，我们在一旁着急的又仿佛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了。或者问：轴心的祸首，会不会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奢望呢？我说：那自然，若不他还挣扎什么呢？我们但愿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吧。如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不是为奇怪的。

朋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吧。

原载1944年5月10日重庆《新民报》

德国人不输嘴

中国人有句俗言：嘴是两块皮，说话有转移。所以作宣传战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他的话都有理，而且是极可乐观的。

当欧战初起之时，戈培尔曾夸下海口，柏林不用疏散，盟机绝飞不到德境。等到柏林炸得将成废墟时，戈培尔应该无辞可措了。可是他依然振振有词：“德国决不放弃柏林”“柏林决不投降”。真行！然而柏林有没有损失呢？他也说没有。解释是“飞机制造厂早已疏散”。话是不错，我们也无法证明其不实。只是“柏林不用疏散”那句话，没有兑现罢了。

在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想到“输理不输气，输气不输嘴”，绝不是街市上流氓而已。做一个现代的人，对于这一点，必须有相当的认识，否则容易上当。传说德国人是最理智的，一经纳粹英雄说得天花乱坠，其上当也未能例外。

然则何以对付戈培尔这类人？我说唯一之法，就是拒绝空头支票。

原载1944年5月11日重庆《新民报》

大炮孟子

谈儒家的，总是孔孟连称。可是孟子的行为比孔子积极，说话也不免直露。因之就有人说孟子火气过重。譬如孔子说：“君不君臣不臣。”孟轲就很厉害地吆喝出来：“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简直对专制皇权挑战，因之明太祖要逐他出圣庙。孔子说个“节用而受仁，使民以时”。而孟轲却明白地定了个原则，“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实，孟子所说的，并未超出孔子的范围。不过孔子的话，含蓄一点而已。而他的话，又是群弟子说的，这些人也许顾到环境，不肯把话说得那样斩钉截铁。至于孟子，他自己说自己的话，敢作敢当。加之时到战国，君臣士民之间，也越闹得不像样子，所以他就慨乎言之了。

由今日的眼光看来，孟子更是接近民主，并剪哀梨的话，也听得更够味，所以放大炮的人，虽为少数人所不喜，他实在是有千秋的。

原载1944年5月13日重庆《新民报》

读过两篇社论以后

这两天读《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的社论，在苦闷中，我们得到一点兴奋。大公报在《当前河南战事》一文中，蜻蜓点水，很技巧地提到几句：“敏远调遣关中大军东出击敌，更要等某某，囗囗囗由晋冀鲁各向敌人的背后进击，而密切配合作战。”而昨日《新华日报》在《我军是能打胜仗的》一文中，就根据这两点加以发挥。前者自不用提，各有同感。后者“新华”却举出了若干实例，他说囗囗集团军正在打，而且坦率地说：“任何部分的胜利，都是整体的胜利；任何部分的挫败，都是整体的损失。敌后部队一定以胜利的战果，配合中原前线的战斗，国人尽可放心。”以《新华日报》的立场，能说出这样斩钉截铁的话，那是太痛快了。

近闻西安方面，有所商谈，若根据上面的舆论推测，必可顺利进行，这是值得欣慰的。最后我们除了敬佩《大公报》持论的公允，与《新华日报》持论的坦白之外，而这种言论，在报上能公开出来，尤感中央态度的民主。昔廉、蔺交欢而赵强，小子要喜欢得像陈搏之坠下驴背了。

原载1944年5月14日重庆《新民报》

楚王与楚人

战国的楚恭王出游，失落了乌号弓，王的左右，要去寻找，他说：“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这个故事，就是相传下来二千年，几乎稍读几本旧书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楚弓楚得”。

同样的故事，也出在楚国。有人渡江，在江心落了剑。他在船边刻了一行字“是吾剑之所从坠”。船走了，剑可没走。靠了岸，他还在画字的地方，下水去寻剑。这又是我们所谓“刻舟求剑”。

失弓的楚王，不下舟寻找，自认聪明。而刻舟求剑的楚人，也未尝不自负很聪明。可是，楚王那样不在乎，也许楚人得之依然璧还了楚王。而在船上做标志的楚人，不明白船早离开失剑之所，他是永无国剑复得之日了。

所以在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下，失物不找，自是省事。就是要找，也当研究其所以失，而讲求个所以得。

原载1944年5月20日重庆《新民报》

何必东京蔷薇

读昨日本报第二版所载“东京蔷薇是谁”的那篇译文让我们发生许多感想。比较起来，交战国的宣传，日寇是属于笨拙的，但有些地方，他们依然能够发生效果。尽管美国人知道这位女广播员是一枚细菌，而不免还称她为东京蔷薇。记得在前八年，我们南京有一位女广播员刘小姐，也曾为日本人所颠倒，而称之为“南京之莺”。但我们却并没有利用到这一只莺，在国际上发生任何作用。

其次，我们又可以想到对前方士兵的宣传，实在不必句句是钢铁，字字是血泪。有时，也应当在枪林弹雨的一片硫黄气氛外，给他们一点轻松。就以本问题论，与其让太平洋士兵去找东京蔷薇而得一点轻松，何以华盛顿或纽约就自己给他们一朵蔷薇，或者就给他一只南京之莺一类的歌声，也无不可。

由此类推，所谓前方精神食粮，要配搭一些什么东西，也就不难开这一张单方了。

原载1944年5月21日重庆《新民报》

风雪钢铁血汗精神

报载英国大护航队，在惊涛骇浪的大风雪中，击毁德潜艇若干艘，安然送作战物资二十五万吨，到达苏联港口。这短短的一条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为何赞助苏联去击溃德国。这里面不仅是有堆积如山的军用品，这里还有不可估计的血与汗，更有无可比价的合作精神。

自然，帮助苏联，也就是带助大不列颠自己，把作战物资送到苏联港口，正与渡过英伦海峡，送到法国海岸一样。可是我们连带地有点感想，用苏联的陆军，在另一个地方打击盟国的敌人，和用中国的陆军，在另一个地方，打击盟国的敌人，有没有两样呢？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下子可得二十五万吨的物资。

若说是运货到中国来难，我们不信由英国海运到苏联，要大批航舰巡洋舰在冰天雪海中保护，比仅仅用大运输机由印度飞中国为容易。我们对在大风雪中作战，送达二十五万吨物资到苏联这几句话，不免婉转地想。

原载1944年5月22日重庆《新民报》

“神聊”也是好的了

近两年来，内地杂志减少，作国际预测的论文，也就成了凤毛麟角。因此爱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颇感到刊物太少。但我想，此次论文少的原因，也不一定是少了发表的刊物，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事实上谈国际问题，虽不妨乱开空头支票，究竟也有所根据，才有力量。于今内外隔绝，看不到外国报，看不到外国杂志，下笔的，各仅靠内地的耳闻目见，来谈世界大事，便有闭门造车之嫌；其次，两年来的国际变化，常出冷门，很难有人事先料到，逼得爱谈这个调儿的，也不能不出之以慎重的态度。所以现在社会上对国际问题专家的期待，是责人无米为炊，其责不在专家。

话又说回来了，前几年大家喜谈国际问题，也有人责备过，说是你们不谈自己的事，专谈别人的事，什么道理，难道我们是闲着的吗？于今少谈，为什么又感到不快？这倒好像月下乘凉，邻居们姑妄言之地说鬼说狐，忧心柴米者嫌是“神聊”。等到大家默然坐在月下，顾影徘徊，当家人又觉长夜难熬，便是“神聊”，也聊胜于绝不开口。由此言之，谈狐说鬼者，也并非真个无心肝忘了明日开门七件事也。

原载1944年5月20日重庆《新民报》

灭鼠与总攻德国

拿破仑曾说：字典中没有难字，这话似乎值得考虑。

盟军开辟第二战场，预备了两三年，于今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岂不是含着一个难字的意味在里面，这是千百年仅有一次的事件，其难也，也许不算意外，于是我们又转想到一件小事。

重庆的灭鼠运动，似乎也说了有两年，而宣传总攻击，也不止一次。但其结果，竟和开辟第二战场一样，望眼将穿，迄未实现，这又是一次难事。

由于盟机袭欧日渐加紧，大家又在说，开辟第二战场已呼之欲出。恰好，重庆的灭鼠日期，最近再宣传一次，也有呼之欲出之势。仿佛灭鼠与打倒希特勒，始终是遥遥相对的两件事。

我们且看重庆对鼠的总攻，与盟国对希特勒的总攻，究竟是哪方面先动手？

原载1944年5月26日重庆《新民报》

歪曲历史与《三字经》

传说新定的图书审查标准，有一个“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于是大家议论纷纷了。照我看，这倒是个有趣味的问题。

仿佛章太炎先生早就说过，历史为一家之言，那么，根本就是歪曲的了。现在谈历史，还是以这一家之言为准呢？还是照最摩登的历史辩证法，先立下一个否定的原则，再去寻稀奇古怪的证据呢？再说，一家之言内，根本也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普通史家，以正统予蜀汉，而陈寿《三国志》却认刘备是窃割。《三国志》不是二十四史之一部，公认为合格的书吗？以多数史家为是，则陈寿歪曲了；以陈寿为是，多数史家又歪曲了。根据审查原则，《三国志》不该定为标准，就该予以禁止，这就透着是笑话了。

索性说个笑话吧。《三字经》有写蜀魏吴，争汉鼎的，也有作魏蜀吴的，一字之间，显有曲直。你若下四川乡下赶场，还可以买到《三字经》，先生们，你说属于哪一种的应该禁止。

原载1944年5月31日重庆《新民报》

东向以争

中原自古为争战之地，难守易攻，没有哪个朝代至中原能定为国家基础的。赵宋建都开封，比较有个长的时期，但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一败就不可收拾。在赵宋以前，五代在中原的那一团糟乱，尤其是历史上人民最倒霉的一页。我们很不了解赵匡胤为什么建都开封。

但中原虽不易守，却是必争之地。汉唐之时，政客策士们，都有这样一个见解，“闭门西守，东向以争天下”。其实这一争一守，也总得控制住中原。试看，秦、西汉、唐、西晋、苻秦先后都关中，一串的成败演变，谁能外乎上述这个原则呢？由车战到骑战，由骑战到步战，时代有变化，而形势却始终不变。

反过来说，控制不住中原，是无可西图的。很显明的例子，项羽曾至霸上，桓温曾收复洛阳，虽侥幸得到一时胜利，都免不了曳甲东遁，前功尽弃。可知东向以争天下则可，闭关西守则不可。更明白地一点说，要西守就必东争。

原载1944年6月1日重庆《新民报》

上海人的生意经

上海人最会做生意，无论减价打折扣，甚至广告人说着血本牺牲，依然还是赚钱。老住上海的人，非有铁一般的证据，他是不为大减价这种宣传所动摇的。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南京路买布，看见一家扎彩牌坊的商店，大挂宣传旗，上写照码八折，加二放尺，我就要进去。老上海扯着我道：去不得。那是骗洋盘的，我们还是光顾不减价不放尺的店里去吧，至少你不会吃亏。我虽信了朋友，买了不减价不放尺的布，但我总要学点儿见识，究竟他们是怎样骗洋盘？第二日，我终于走进了彩坊商店，买了昨日所买同样的两种布。事实上，价是减了，尺也放了，我想不到他们是怎样骗洋盘。可是回家去，将两家商店的布一比，减价的布，质量既粗，颜色也不正常。再一量，每尺的布，比不放尺的布，要短半寸。不知道是他们尺小，还是量布时另有手法。而我是百分之百地做了洋盘。从此以后，我对于商店放宽尺度的宣传绝对不感到兴趣。

原载1944年6月2日重庆《新民报》

名将从来不理财

古来名将，治军以外无他事。李广治军也好，程不识治军也好，他们绝不会干教育、经济、政治等等。就是干政治的人来干军事，例如诸葛亮、羊祜，直到近代的曾国藩，他们都不会在前线玩政治。治军自然要钱要饷，可是古来大将，极少数人，也至多是办到屯田养兵，大多数不外乎就地征募，或仰给中枢。我们不闻卫青、霍去病兼干了卜式、桑弘羊的理财事物。

马援那种有功的名将，就为了运上几车子为兵治病的薏仁米，几乎送了性命。一个捍卫国家的人，其不能带一点生意经，自古就看得这样重。反之，大而言之，可以由军纪风纪之败坏，影响整个军事，小而言之，也会由独当方面，变成了割据。

俗言道得好，心无二用。一个下棋的人，就不许注意天空鸿鹄之将至。敌凶战危，必须戒慎，恐惧临之，岂可分心到政治？更岂可分心到经济？

原载1944年6月3日重庆《新民报》

共诛暴秦之后

做人不可因人成事，立国也不可因人成事，尽管大英雄不免利用机会，而绝不能利用机会到底。麻生蓬中，不扶自直，万年不拔之基，完全要靠自己。柳花会因风舞上天空，而结果不免落水，靠别人的力量是靠不住的。

当年群雄揭竿而起，共诛暴秦的时候，第一步是扶起最无罪的楚，其他如燕、赵、韩、魏、齐，一一都被扶起来了。这些国的主脑人物，并有不少是出过一身血汗的，而究竟因为他们起来后因人成事，复国之后，又缺乏自主精神，于是暴秦倒了，只是刘、项的天下，项羽再倒，大家也就风流云散。以张良那样接近刘邦而以复韩为志愿的人，也无可奈何，只有听韩消逝，这是最好的一面镜子。

谈今不如论古，并不是老年人回顾的暮气。历史是人生的一本大参考书，有各国现成的格式，可供填写。至于你愿填哪种格式，是你的自由，并不强迫你。而历史上恰无天上掉下来的一件事，岂不大可思乎？

原载1944年6月9日重庆《新民报》

为人应当接受批评

生平很少和人打笔墨官司，就是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教训一顿，我也不曾回复一个字。这样做，我并非怯懦，也并非过分的容忍。我有个感想，我错了，止谤莫如自修。我不错，最好借事实来答复。这一个办法，也许不适于他人，但至少我自己，在做人上纠正了不少错误。而三十年来的写作生涯，略有寸进，一大半也就是根据别人的批评而得的。

禹闻善言则拜，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任性的人，或以为这是矫情，也于进德修业有益而无损。世界上不会真有多少超人，自己件件事都做得对，不会有这种事。人如听不到外界批评，或者听到而不理，一招之差，永远向了差路上来，充其量可以耳目心思完全闭塞。所以古人讲君有诤臣，父有诤子，而士还有诤友呢。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道是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这虽都不免形容过甚，然也可以想到批评如非出于恶意，必有可利用之处。我们不妨郑重一点说人生只听到谄誉，而不闻规谏，盖世英雄，却有变为愚人的可能！

原载1944年6月14日重庆《新民报》

升官图有哲学意味

旧历新年，小孩子掷骰子赶升官图。这个玩法颇有科学意味，也有哲学意味。虽然这玩意儿一向被人忽视着，可也有人寄以感慨，作过打油诗咏它，“慢说童生升吏部，多贪一点又从来”。

那玩意儿是这样的：图上画着曲线，成螺旋形由大圈圈而变到小圈，大圈第一位是童生，第二位是监生，以后置秀才、廪生、拔贡、副榜、举人以至于六部尚书，最后是内阁大学士。掷骰子的人，第一下掷去是四，便把注放在廪生位置上。以后逐次掷骰，逐次上升。掷到螺旋形小圈里，到了决定阶段了。那时尽管注下来吏部尚书位置上，到丞相的距离，只差三点。但是最后一掷只许刚刚掷三点恰升到最高级才算是赢了。自然掷两点也不妨，却不算完成任务。若是掷四点呢，那就糟了，要冲出螺旋形顶点，而回到童生监生的起码位置上去。

朋友，你想，这不很有人生哲学意味吗？

原载1944年6月18日重庆《新民报》

唐诗人的房荒感

读唐诗人许浑七绝一首，显着当年的长安，也闹着房荒，他的诗题是《客有卜居不遂，薄游汧陇，因题》。这诗题已把写诗的意思说出来了，而所谓“有客”，也许就是许先生自己。他的诗说：

“海燕西飞白日斜，天门遥望五侯家，楼台深锁无人到，落尽东风第一花。”

读者若嫌古人说话含蓄，小子不妨译注一下。他说：“旅客像海燕一般，由东飞到西，来到了长安，然而来晚了，好像在征途上，已是太阳下山之时，并未找着旅馆，而在长安找不着房子住。站在这天子脚下，远远望了贵比汉朝五侯的大公馆，未免发生感慨。这里正是一个对比，白锁了许多楼台没有人到，里面上等名花都自开自落地落光了。”

“长安居，大不易”，大概这也不失为原因之一。不过，所谓房荒，虽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少数人反有屋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噫！“道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载1944年6月23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之“存在的舰队”

当我们看到太平洋发生美倭海战消息以后，以为必有一场大战，不料倭舰经美机轰炸过了，未曾看到美舰的影子，又黑夜逃跑了。这在日本军阀打肿了脸充胖子的情形下，有两个说法：第一，还没有到他们决战的地点与时间，引美舰入陷阱；第二，根据海军家看法，有个“存在的舰队”之战略，尽量地让舰队避战。第一个说法，我们无法讨论，这是太不着边际的问题。第二个说法，倒近乎事实，也许他们正走的是这条路。

可是以我们外行来看，意大利不就是适用“存在的战略”这一战略吗？虽然地中海很牵制了英舰队一个时期，然而到了最后，除少数击沉而外，还不是一律投降，我们在用外行看法，美国以百艘航舰的威力（打对折也就吓人），可以再登上小笠原岛，奔上倭皇老家。也可以冲过台湾海峡，截断新加坡与东京为两段，在中国海岸登陆。到了那时，舰队纵然存在，又复何用？

日本人对此事已惶惶不安，我们自也值得十分注意。但我们在大陆上必须配合盟友的海空攻势，在大胜利中以增加自己的光荣。

原载1944年6月24日重庆《新民报》

这一点为何不学曾国藩

近年来，一部分士大夫阶级，极力学曾国藩，我有点敢苟同。像曾氏读书那样多的人，既讲道学，又爱辞章，应该是洞明古今的通儒，而他脑筋里竟没有一点民族意识，无论如何，也不过王猛、赵孟頫之流，绝非完人。既非完人，何劳当开山祖师看待？

曾国藩既不必捧，也不必学了，而短中取长，有一点可学的，倒是他以一个在乡的士绅，能够统起乡勇来，保卫他的家乡（我们虽承认洪杨有革命意义，也不能否认他部下的到处骚扰）。并且扩而充之，凭这个儒生带兵，挽回了满清崩溃的社稷。于今在曾氏练乡勇的出发点湘乡，就轻易地遭着倭寇的践踏。平常捧曾氏的人，都销声匿迹，毫无一点感慨。当学的反是不学了！然则平日本为太上祖师之谓何？

夫曾氏之练乡勇，不过百年，湘乡还是那个湘乡，精神大为不同了。难道说湖南人变了，湘乡人变了吗？我武断地说：不。所缺少者就是这么一个在籍的仕郎。

原载1944年6月29日重庆《新民报》

献力

献金运动的高潮下，大家自当大声疾呼，将每一分可省节的钱，都献给国家。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并行的两句口号。

每一分钱应当为了前线，每一两力，也应当为了前线。力，虽是一个广泛的名词，但并不抽象，越是有组织的场合，那种群力越是整个的，也容易为前线而发挥。货币物资，有人把它当本钱，而有组织的人力，社会上未尝不可以当本钱看。我们尽管叫大家出钱，而忽略了有力量不使出来的一方面，也不妥当。至于荒废了广大的人力，而不加以利用，那比暴殄了物资是一样的罪过。河南之战，我们就感到荒废民力是最大的毛病。

献金！大家还要献力。任何一两有余的力，都别放在大门里面，同胞们！

原载1944年7月2日重庆《新民报》

童大王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话说在北宋之末、南宋之始，我们不能十分了解岳武穆为何背景而发出，但以我们读史的眼光看来，显然是不够。第一，当年宋朝文官，不但是爱钱，而且也怕死。不怕死，何以“议论未定，而敌兵已渡河矣”。在开封闭城之先，跑得最快的就是文官。第二，宋朝的武官惜死，那不用说，举目皆是，不然，又何以让斡离不坦然渡河，有南朝无人之叹。可是武官爱钱，也不弱于文官，甚至比文官还厉害。不用多说，那位带大兵出山西的大王童贯，便富甲天下。他有那样多的钱，就更怕死了不能享受，一听金兵来了，立刻掉头跑出太原。他还厚着脸说：“并非守土之官。”所以武官更不能爱钱。

原载1944年7月4日重庆《新民报》

猫鼠同乳

猫鼠同器，这件事，我们亲眼得见。若干年前，上海大世界里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一只笼子里，关着一只大耗子和一只小猫。我们想，这并非稀奇，不过人工的训练而已。比这稀奇的，应该是唐书所载陇右节度使朱泚，向代宗献猫鼠同乳。史家特笔记载，这应该不全是捏造。这就难怪百官朝贺，以为相害者相亲，表示了唐代支离破碎之后，有大家坐享富贵太平的希望。可是中书舍人崔裕甫，他并不以为瑞。他上奏说：“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上承天意。”这个说法，虽没有研究鼠吃猫乳之所以然，但比朝贺的那班糊涂虫就高明得多！后五年，献猫鼠同乳的朱泚造反，代宗子德宗出奔（著名的卢杞为宰相），几乎亡了国。可见崔裕甫的不快之言，比朱泚进的新稀罕儿价值有天壤之别。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鼠吃猫乳，也必是朱泚一种人工训练使然，而特意拿出去骗代宗的。

原载1944年7月8日重庆《新民报》

还是唐有诗人

病中无聊，读唐诗消遣。我有个感觉，便是由天宝当年，一直到唐之将亡，诗人都是明目张胆，慨叹着“渔阳颦鼓动地来”，是唐明皇自己有以致之，越到后来，越直率地说出。而与明皇同时的杜甫，以诗震动朝野，就十有八九是带批评性的。我们并不听说唐诗，对此犯了什么大罪。这一点让我们佩服专制时代，有这点千古不磨的民主精神，而给我们留下许多好诗。

宋经五代大乱之后，文字狱是有点。可是苏东坡、陆放翁的诗，还不少有些胡椒味在内。至元而客帝统治中国，文人只好去填曲子，可是曲子也不少悲歌慷慨的。明朝皇帝虽是汉人，却不解放文字。明诗人虽学唐诗，学的是架子，行尸走肉，谈不上正义感。清又是个翻版元朝，尽管提倡文学，诗人被文字狱吓怕了，二百余年的时间，真不算短，却没有一首可传的史诗（圆圆曲很好，可惜连吴三桂都骂得不痛快）。这样反溯上去，怪不得还是唐诗好了。

原载1944年7月20日重庆《新民报》

中国民族素质不弱

最近接到一封信，是民族改造研究所计划书，它劈头就说：“我国民族（似乎是专指汉族，已有点错误了）之素质，每千大学生，不能产生一合格飞机师，欧美普通士兵给以短期训练，便能胜任愉快……民国二十五年，我国派遣一百三十九人参加柏林世界运动会，竟全军覆没。”慨乎言之，立意是不可厚非的。但所举的这个例，只能代表中国知识青年，而不能代表民族。

我有个极强的例子，证明中国民族不弱。现在是入伏的暑天了，无千无万的农民，于上面烈日苦笼，下面泥水蒸蒸的情状中（这情形四川少一点），在田里整理他们的庄稼。任何欧美的农人，吃不了这份辛苦。工人阶级，也是一样。多数以终年无星期，每日十小时以上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人力代替了兽力与动力的。再说，五十万农人，以一百天的日子造成若干庞大无比的飞机场，令欧美人为之大惊。中国民族真弱吗？

自然，中国普通人民，健康自也有问题，根本不解卫生，生活水准又太低，改善自也属必要。但大学生，根本没有几个是农工阶级的产儿，战前是大少爷，于今是……（这名词姑不明言），他们的素质不佳，不能代表整个民族，这应当分清。

原载1944年7月21日重庆《新民报》

一九一八的故事重演

戈培尔曾一再地说着，一九一八的故事不许重演。有了这一个不免，才有戈培尔一再的不许。

许多人根据过往历史的经验，替希特勒算了一算命。他绝对是一个悲剧的主角，是合拿破仑与威廉两个人的八字演成的一张命单。而希魔所学的，正也是拿破仑与威廉二人。斯大林格勒以后的战局，他是走拿翁的厄运，于今德国内部的变乱，他又走的是霍亨素伦先生（德皇）的厄运。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德统帅兴登堡致电首相巴登，主张求和，否则采取断然手段。于是巴登就向美总统威尔逊求和，德皇继位。现在戈林大声疾呼，军队不要接受伪令，显然是有了个兴登堡第二，不用说，罗斯福就是威尔逊了。那么，现在的威廉是说谁呢？公式列好了，只把人名字填进去就得。

公理毕竟会战胜强权的。我们将看到北平中央公园的公理纪念牌坊后，会再建一座牌坊。一切学历史上坏人的人也都可醒悟一下。

原载1944年7月22日重庆《新民报》

翻旧账看德国

第一次欧战，一九一七年七月，意军在法登陆，直到次年十月，德国才发生叛乱。这次呢？美军在法境登陆，仅仅是四十多天，德国就历史重演了。

第一次欧战，德国军人只是要求和，只是要德皇逊位。这次德军人却以炸弹享希魔，要置之死地。变得快，变得也更厉害。

上次德国讲和，是发动于大将兴登堡，这次德国变动，却有三个上将主谋，就眼前说，这个乱子似乎也必定一发不可收拾。

上次德国变动，海军先来发动，这次亦然。但今日的德海军的实力，却远非昔比。

第一次欧战，德国东线始终胜利，直至垮台以前不久，西线还有小胜。这次却是东西两线都败，而上空还不断受着惨炸。虽然于今的德国人，饥困比上次好得多，而空袭的损失，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那引起叛变的情绪，也许比饥困来得更浓烈吧？

原载1944年7月23日重庆《新民报》

日本不能搬家上大陆

现在有人做一种过敏性的看法，日本会搬家上大陆。自然，丢了国土而建治他国，不是史无前例的事，然而现在不能。尤其是日本想搬家中国，那是痴人说梦。

中国内地是多次被客族统治全部分的，这个例子，也不适于今日。现在先说后者，蒙古曾建都北平而立元朝。满人也曾入关而立清朝。可是他们一则雄跨欧亚，一则扫清东北，是扩大原来的根据地，而无后顾之忧的。况且当日宋明完全投降，毫无抵抗能力。他们尽可大胆前来。现在的日本，不但本土有丧失之虞，而我国的抵抗，是越久越有力，他怎配学元清而妄想搬家？难道他自身不保，可以带一批残败军队，渡海而来华北吗？退一万步说，真有此举。请问，他的粮饷械弹又从何而来？那真是驱羊入虎口了。

自然，我们的西域传记上，也有些小国，是亡了国土由别处迁来的，要知道那是率兵民入无人之境，犹之鲁滨逊上孤岛，不难自立为王。于今世界上可没这种孤岛让人去抢取了。日本迁国，本是无常识之谈，近来连读书人也谈起来，不能不辞以辟之！

原载1944年7月24日重庆《新民报》

红纸帖能治病

是民国初年，北平城里，有一个卸战多年的旗籍都统，忽然病了。茶不思，饭不想，终日昏昏欲睡。家人给他请医求单方，他都拒绝了，缠绵多日，终于由太太发现他的病根，给他看了一张红纸帖儿，病就好了。你说奇不奇？

原来这位都统，有个官瘾，自卸职后，散在京城里的旧属，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给他送一份请安的帖子，他看了之后，觉得还在做官，颇能聊以自慰。然而他究竟是卸了职的人，旧属各奔前程，不能老敷衍他。日子久了，只有家中一个无出路的老听差，一个无投奔的老妈子，联合胡同里打更的更伕、地保，还照例奉行故事一回，最后大家省钱，连帖子也不写了，每逢朔、望，由太太在箱子里取出旧帖儿交给老爷看一下了事。而红纸是不肯作假的。于是太太捏造旧属名字，买一大堆新红帖，悄悄放在老爷书桌上。他一看之下，旧梦重温，仿佛又做了现任都统，才霍然而愈。

这是我朋友亲眼看见之事，绝非捏造，心理学上也许说得通。但我们不可认为是这位太太欺骗她丈夫，有了个受欺骗的病。

原载1944年7月28日重庆《新民报》

王凤姐点戏

贾府唱戏，少爷、小姐、奶奶们各有各的看法。有的点《佳期拷红》，有人点《琵琶记》，也有人点《南柯梦》。可是王凤姐来了，她别出冷门，点些《醉打山门》《单刀赴会》之类。理由很简单，因为史太君喜欢热闹，爱听锣鼓叮咚之声，凤姐她自己没听戏的成见，也没有主张，老祖宗爱听什么戏，她就点什么戏，老祖宗欢喜了，她也就欢喜了。老祖宗最喜欢凤丫头，凤丫头可人心，就是这么一点儿。

王熙凤是贾府的红人，曹雪芹对于此人，尽多微词，甚至高兰墅把贾府之被抄，把责任都归到王熙凤身上，然而老祖宗始终是疼爱凤丫头的。《红楼梦》上有对联说：“练造人情皆学问，洞明世事亦文章。”这就是王凤姐的人生哲学。你说她是哪路人，大可见仁见智，不过曹雪芹之不免为贾宝玉对其祖母，或有点皮里阳秋吧？谁要说《红楼梦》仅仅是爱情小说，其为人可谓不善读书，更不善做人也已。

原载1944年7月29日重庆《新民报》

衡阳与斯大林格勒

长沙三次会战，告诉了我们许多经验，常德、鄂西两次会战，也告诉了我们许多经验，这回衡阳的保卫战，更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经验。

抗战八年来，守一个城池到一月以上这是没有前例的事。我们能创造这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中国军队能战，能苦战。假使衡阳有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建筑，衡阳守军有苏联红军那样的配备，那所可断言，衡阳城郊根本不用打这样久，就把敌人打退了。斯大林格勒之役，苏军的配备，也许比德军稍差，但究竟是现代的武器对现代的武器。而这次衡阳保卫战，是谈不到这一点的。因此，我们相信衡阳守军的精神足与斯大林格勒苏军一比。

衡阳的战果，这时还不许预言。可是我们全国军人都应该向衡阳城内外忠勇将士学习！

原载1944年7月30日重庆《新民报》

黑色眼镜

十年来的摩登女士，入夏喜欢戴黑色眼镜。据说：有这种眼镜罩在眼上，看到太阳光下一切炽烈的光线，都是灰暗的，可以减少眼睛受刺激。我还没有请教眼科医生，不敢在科学观点上对此有所怀疑。但凭我自己的经验，活了五十个年头，还没有被夏天的阳光创伤眼睛的事实，至少我感到黑色眼镜不是日用必需品。

我需要光明，让光明而略略损害我的眼睛（其实绝不会），我也十分情愿。光明可以照出一切污秽，可以扑灭一切病菌，为什么怕它？戴上黑色的眼镜，让眼睛去受玻璃片的欺骗，把一切客观的光明，都变成主观的黑暗，酿成心理上一种不健全的病感，那又何必呢？那些摩登士女以黑暗为时髦，时髦也许就是她们的衣食，那就让她们去以黑色眼镜为日用必需品吧。不过就我们书呆子来说，真别重于修饰，人格更是比衣食价值重万倍，我们决不要戴黑色眼镜。

原载1944年7月31日重庆《新民报》

柏克上校死矣

在大战前，柏克上校以他雄鸷的姿态纵横国际上，很是自负，他简直要利用欧亚动荡的机会，使波兰成为一等强国。虽然波兰还是个复兴未久的国家，而又介于苏德两强之间，他并未以此介意。若根据柏克外交手腕来看，他完全是右倾的。因他亲日，颇给予中国人很多不快。对苏联也是。但他这样做，并未能遏止希特勒的馋涎，但泽一把火，德军进入了波兰，只有几天的工夫，就把他颠覆了。从此以后，我们也就在报上久违了柏克上校的名字。老实说，波兰流亡政府于今有许多不快的事，都是受了柏克外交的影响。正当华沙行将解放，波兰总理赴苏之际，报上登了一条令人不能不注意的短讯，柏克在布加勒斯特过世了。他这一死，也许死得正好。不过，我们有点感想，要国家达于富强，虽是政治家应有的期望，但必须有远大的眼光，非可以一味蛮干从事。柏克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国际上虽默默无闻以死，而给予波兰留下的暗影，经过国家一度沧桑，依然未能消除。可见办外交只图出风头，是要不得的。

原载1944年8月4日重庆《新民报》

父母兄弟之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我们读过线装书，对这种格言，已司空见惯。可是把这话灌进现代青年的耳朵里，便不受用。尤其前面七个字，连逻辑上都说不过去，更不用说情理了。

不过就情理的另一角度说，这十四个字，依然可以部分予以保留。当然发生对外事件之时，父母兄弟的荣辱，往往也就是自身的荣辱。一个淡漠了自己骨肉情感的人，未必是社会所可谅解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绝不是直。有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是不得已的必要举动。再说到兄弟之间，儒家的哲学，都比较适中，他们主张兄友弟恭，所以《小雅》上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解释便是，牙齿和舌头有相碰的时候，何况兄弟。只是吃起饭来，牙舌必须合作。

上述的理论，是极浅薄的。但这浅薄的理，就会是比相对论还难懂，奈何奈何！

原载1944年8月6日重庆《新民报》

儿童读物之毒物

在家里孩子们玩的儿童读物上，看到一本讲墨索里尼进兵罗马。书是前若干年上海书商印的，对于这个故事的选择，我们还不必过分追究，可是书的内容，看了之后，不由你不气炸了肺。我相信这有点故意迎合敌人的奴化教育。

书一开头，就叙述老墨儿时三次做小偷的故事。对于老墨偷猎人一只雀，而逃脱了猎人的追捕，认为是勇敢，真是岂有此理？所以全书的结句说老墨“征伐”阿比西尼亚，是雄心壮志。请问，谁家父母愿意孩子有这种观念呢？

这是读儿童故事二百种之一，可见还有类似的一百九十九种，无疑的，这书是近两年运入内地的。我们觉得这书是绝对未受检。不然，任何一位检查先生不会通过它。我们并不非难任何管理图书的人，只是想到病菌之侵入往往在人不经意的地方，这是一个例子。

原载1944年8月7日重庆《新民报》

我们要剪断敌人长蛇阵

这几天，敌人的宣传，又该在拼命渲染衡阳的战果了。密支那丢了，可以不说；关岛守军“玉碎”，也可以不说；就是长崎被炸，瞒不了日本人民的，也只说一句“并无损失”。他们尽管知道菲律宾有即将被攻的征兆，但他仍旧忘不了在中国“横断大陆”的企图。许多人看法以为日本军阀这是移转人民视线的宣传。好像是孟子所嘲笑的下棋人，一心以为有鸿鹄之将至，预备拿弓箭去射，而忘了面前所摆的这盘棋，有全军覆灭的可能，但这个看法，究竟过于乐观。

日本在南洋和缅、越的军队，据传说有十九个半师团，现在他船舶恐慌，飞机缺乏，海运空运全不可能。他要守，须得由陆路去接济，他不守，也得由陆上撤退。他如不眼睁睁把这三四十万大兵抛弃海外，尽管太平洋吃紧万分，他也不能在内陆上找一线生机。所以“横断大陆”的企图，并非聊以解嘲的架空幻想。这与我们要沟通中印陆运，目的不同，手段却是一样，我们针对了敌人这一字长蛇阵的钻进，不应当先是拦头去挡，应该由黄河以北起，随时随地不择手段予以剪断，越剪得多越好，而且是可能的。

原载1944年8月13日重庆《新民报》

县长挑粪

同文超构兄记西北旅行，对于一个挑粪县长，颇感到兴趣。这样的人才，他处不是没有，但果然这样做，必然得一个“惊世骇俗”的考语，落个没趣，那又何必。我不必远处举例，我有两个朋友，一姓万，一姓虞，同以第一流的新闻记者下海当县长，都干得意兴阑珊而去。虞君的一县，紧邻着战地，我只知道他出生入死几回，于今养病故园，其事不详。万君却以能吏，驰名那一省，有草鞋县长之称。他曾办一张县报，将人民对他的批评，公开地登在那报上，然后亲自为文答辩。这一份民主精神，就找不到前例。他的廉洁，尤其难得。几乎把卖草纸钱的账目，都让人民审查。可是起来早了，丈夫不愿意；起来晚了，婆婆又不愿意。他栽了个大筋斗下台，险不一点儿坐了牢。他说起来，至今犹有余憾。请问，虞、万两君，若在必须挑粪的所在，他何难乎挑粪？然而，他要在所干的那两县挑粪，被人家说他一句“有失官体”，立刻就得卷行李走路了。

所以县长挑粪，非该县长之能特别卖力，情势有以使之然耳。华莱士副总统要玩农夫的锄头，其理由正同。我国北洋军人冯国璋也当过副总统，却是出门先禁街，你若叫他下田弄锄头，那不是一种侮辱吗？

原载1944年8月14日重庆《新民报》

唱《马赛曲》的时候到了

“起来！祖国英勇的孩子们，斗争的时候到了。”《马赛曲》的悲壮歌声，应该永远印在法兰西人民的心坎，我们早就想着，何时在马赛再来一回革命军进行曲，招回法兰西之魂？马赛这个富有历史意味的地方，若有军事，是最能刺激法国人的。

消息传来，盟军在土伦、马赛之间登陆了。据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威尔逊上将报告，法军已在海陆空方面与盟军并肩作战了。这个法国革命圣地，有这样燃起自由火炬的盛举，我想法国人绝不会轻松放过。

遥想着，地中海的法岸，大军浩浩荡荡向巴黎凯旋门前进，法人在这里唱着当国歌的《马赛曲》，这真是热血的情境，狂欢的画面，史诗的行为。法国的孩子们，为你们的前途祝福呀！

于是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在朱仙镇，在雨花台，在黄花岗，在卢沟桥，也重唱这么一回史诗的放歌，予日望之矣！

原载1944年8月16日重庆《新民报》

贝当与学贝当的人

当纳粹蹂躏着法兰西的时候，祖父辈的贝当老头儿，上了法奸赖法尔的钩，组织奴才式的维琪政府。那时候汪逆精卫，还在上海，他就大捧其贝当。一班“低调俱乐部”的蛆虫，也大兜其圈子，由法兰西之不能抵抗优势兵力，说到贝当的当老奴才，是跳火坑救国。由贝当的投降，就说到他们卖国当奴才是大有道理。自然，那时就有不少人严词以辟之。然而当秦桧、石敬瑭的，都有他们一套说法。在秦桧做小朝廷宰相，石敬瑭做儿皇帝的时候，他还不失为一个人头畜鸣的人，你无法说服他那颗利禄熏黑了的心。

然而公理究竟又战胜了强敌。贝当虽还做了一个昏梦，要与攻入巴黎的盟军，将来谈判。他却知道了纳粹要滚蛋，法国要翻身，却不知那些要仿效贝当的蛆虫，他们做何感想？我祷告上帝，让病在东京的汪逆，继续地活下去，让他看到赖伐尔枪毙，东条受审，将事实的刺激，碎割这班人的心，以后才可以少出些秦桧、石敬瑭。

原载1944年8月18日重庆《新民报》

新原道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庄子说：“道在屎溺。”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是中国人最古的道学看法。“道”这个字，初看起来是很玄，其实用新名词解释起来，就是“法则”。做人有做人的法则，所以庄子和老子的看法差不多，万物存在都有它一个法则，屎溺也不例外。我们既明白了道只是一个法则的解释，这就好办。一定的万物各有其演变，在演变之后，法则也当有个变更。譬如蝌蚪的生存之道，到了落掉尾巴，变成青蛙，它就要用青蛙生存之道了。若照孔子的忠恕的解法也通，“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推己，就没有强迫青蛙仍过蝌蚪生活之可能了。

死硬顽固派，讲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是糊涂虫的看法。其中带一点火气的人，变到韩退之那样原道，要“人其人，火其书”，以对付异己，那简直是不讲理，也根本离开了道。

原载1944年8月19日重庆《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