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十五篇 启蒙运动哲学

第五十六章 十八世纪

我们已经把现代精神描述为对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概念的反抗，以及对思想和行为领域中的人类理性的自信。这项活动自文艺复兴开始，持续到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以及英法的社会革命都是这一变化的征兆。大陆的理性主义体系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体系，还有两大体系的分支，都助长了产生这些征兆的势头；独立探索的精神缓慢地、但确信无疑地改变了人生观。但新的观念需要在更广大的区域内流行和传播，这一任务在18世纪得以完成，18世纪被称为启蒙运动的世纪：它代表了我们一直在描述的整个文化运动的巅峰。这是一个拥有原则和世界观的世纪；对于人类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了自信，力图理解并解释人类的生活—国家、宗教、道德、语言—乃至整个的宇宙。这也是一个哲学教条的世纪，一个人们有勇气撰写像沃尔夫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类灵魂以及万事万物的合理思想》那样的著作的世纪。这是一个自由和思想独立的世纪，尤其在法国，思想可以放胆发表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地从其原则中得出结论。

18世纪的哲学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奋争，也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哲学从学者的书斋中产生，并像苏格拉底时代一般与市场上的民众结合在了一起；它不再说着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经院学者的语言—而是用民众的语言、普通人的智慧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在法国，由于社会、政治和教会的压迫，启蒙运动表现得最为激烈，其影响也最大：大革命就是新思想传播的结果。对于人类理性和权利的尊重几乎成了所有重要的现代哲学理论的特征，在18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人性、善良意志、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和博爱成了人们的日常话语。甚至温和专制的政府也认为它们具有促进人类幸福和福利的功能。对于中世纪思想制度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作为世纪末之特征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而旧有的制度也为新的社会让道。现代精神一直以来要求的东西，部分地得以实现：良心和信教的自由，机会平等和经济自由，代议制政府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有：J.G.Hibben的《启蒙运动哲学》，1910年；L.Lévy-Bruhl的《法国现代哲学史》，G.Coblence译，1899年；F.Macdonald的《法国的伏尔泰和卢梭研究》，1895年；L.Stephen的《18世纪英国思想史》，1902年；M.Whitcomb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1900年；O.Ewald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1924年；E.Cassirer的《启蒙运动哲学》，1932年；I.O.Wade的《法国1700年~1750年间的秘密组织和哲学思想的传播》，1938年；B.Willey的《18世纪的背景》，1941年。

第一节 伏尔泰

那些有助于唤醒新精神并在法国—事实上是整个欧洲—传播新观念的人物中，伏尔泰（1694年~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5年~1755年）是最主要的，两人都访问过英国，并对英国的制度充满了敬慕之情。伏尔泰才华横溢，是启蒙运动中的多才多艺的宣传家，他的那本因审查命令而被焚毁的著作《波斯人信札》（1728年）宣扬并运用了洛克的思想—他不但从英国带回了洛克的思想，也带回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和英国的自然神论。伏尔泰自己就是自然神论者，并且从来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整个自然都在向我们呼喊：上帝存在。”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也接受了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但后来他开始怀疑生死问题，也开始倾向决定论：“当我能够做我所意愿的事的时候，我是自由的；但我必然会意愿我所意愿的事物。”终其一生，他都在攻击迷信和教会的统治：天启的宗教被他认为是愚昧和欺骗的产物，是精明的僧侣为了统治民众而利用人类的愚蠢和偏见的结果。他自己的宗教是建立在不变的道德原则之上的，他认为这种道德原则在哲学家的教导中保持了本质上的一致。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并为学术、政治和宗教自由，为出版自由、选举自由和议会自由而斗争，他为已经在工商业中繁荣起来的第三等级或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利。然而，尽管有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却不是民主的使徒。“似乎是必然的，”他说道，“会有一些无知的贱民；他们一开口争辩，一切都将失败。”这个理性的时代并不准备把“奴仆、补鞋匠和女佣”包含在其福祉之中。

伏尔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洛克的哲学精神—虽然培尔的那部（影响了18世纪法国几乎所有思想领袖的）《辞典》也不容忽略。英国的思想在使法国自由化和革命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播和发展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方面起到协助作用的人物还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孔多塞、卡巴尼斯（Cabanis）、霍尔尼、代斯图·德·塔西（Destuut de Tracy）、拉·梅特利、霍尔巴赫，尤其还有狄德罗和达兰贝尔领导的百科全书派。

F.Macdonald的《法国的伏尔泰和罗素研究》，1895年；J.Morley的《伏尔泰》，1923年。

第五十七章 启蒙运动的进展

第一节 英国的启蒙运动

在英国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启蒙运动没有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达到巅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不像法国那样蔚为壮观。社会条件并不相同，并且英国在之前的时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的观念和新的理想已经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所有以洛克的原则为出发点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自然神论者、道德学家、休谟、哈特利、普利斯特里、伊拉斯谟·达尔文、《政治正义论》（1793年）的作者威廉·戈德温、《人权》（1791年~1792年）和《理性时代》（1794年）的作者托马斯·潘恩，他们全都促进了独立思想的进步。

第二节 德国的启蒙运动

直到18世纪中期，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依然是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系，那时，英国的思想已经开始通过洛克和休谟的作品的翻译，以及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和弗格森等道德学家的作品的翻译发挥影响。结果使得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一种折中主义或常识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类历史构想为具有理性的目的论秩序，这一秩序完全可以被理性理解，因为它是理性的表现。这种哲学的任务在于“破晓”—这是启蒙一词的字面意义—所有的奥秘，破除所有的迷信，以理性之光照亮万物。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着手澄清并证明所有宗教共有的基本原理：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场形而上学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同样的理性主义方法也被运用到了历史研究中：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和宗教都起源于人类的理性；比如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人们交流思想，国家的组建是为了保障福利。既然所有这些事物全都是理性的作品，那么，人们的理想就是让它们变得更为理性，剔除渗入其中并破坏历史进程的非理性的、偶然的成分。正是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促进了德国的政治理论的变革，使得自然权利和平等学说流行起来，甚至在统治者的宫廷之内，也在教导社会分化有悖于自然和理性。

启蒙运动甚至将其清晰实用的标准带到了美学领域；诗歌、雕塑、建筑和绘画开始追随理性主义的准则：格勒特（Gellert）的寓言被有些人称为“以诗歌形式呈现的道德哲学”，而它的宗教赞美诗则是“韵文写成的宗教神学”。戈特舍德（Gottsched）写了一本《论诗歌的艺术》的书以说明诗歌如何必须被创造出来，作为启蒙和教化人类的工具。

这就是在一世纪前就已经在英国洛克的哲学中发出声音的同一种运动；而今，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那些使得德国的学术生命进入最光明阶段的伟大的文学和哲学领袖，开始作出回应。康德抨击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神学，赫尔德则攻击对于历史的理性主义阐释，温克尔曼、莱辛以及歌德和席勒则非议理性主义的美学。

第三节 唯物主义与进化论

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尔哲学如何导向马勒伯朗士的客观唯心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如何变成了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同样的运动在18世纪也导向了唯物主义的思想。笛卡尔曾经提供了对有机世界的机械论解释，将动物构想为一个完满的机器。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也看成是一架机器，心灵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身体的功能。洛克的后继者—孔狄亚克、哈特利和其他一些人—试图把所有的心理过程都归约为感觉，很容易过渡到下述观点，即认为这样的基本状态不过是大脑产生的效果。莱布尼茨把物质还原为力量，并设想它与精神活动类似；另一些人则逆转了这一次序，把精神活动解释为物理力量。当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形而上学之宇宙中充斥的那些精神原则被现代科学从自然中驱除，并被哲学抛入到它们自己的孤立世界之后，一些哲学家与这些原则脱离关系，并将所有现象解释为物质运动的结果，难道会让人惊奇吗？

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径直进入英国和法国，并在世纪末成为法国启蒙圈子内的流行学说。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年~1721年）在其后期作品（《泛神论要义》，1720年）中认为思想是大脑的功能，是“大脑中的某种运动”。大卫·哈特利将一切精神活动都建立在大脑的振动之上，振动遵循机械规律—生理上的关联伴随着心理上的关联—但并没有把意识状态归约为运动。因为他不确定关系是否应该被视为因果关系。然而，氧气的发现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1733年~1804年）却把心理过程与运动等同起来，因此勇敢地接受了唯物主义对身心问题的解答。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否定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沿着霍布斯的路子，他声称，在关于人类和神圣灵魂的物质性概念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与基督教相抵牾。

法国人拉·梅特利（1709年~1751年；《心灵自然史》，1745年；《人是机器》，1748年；《人是植物》，1848年）受到了笛卡尔和洛克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唯物主义建立在笛卡尔对动物有机体的机械解释上：如果动物是机器，人为什么就不是呢？德国男爵霍尔巴赫（1789前）在其《自然体系》（1770年伦敦第一次发行，作者笔名米拉波）一书中把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为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一切事都被解释为物质和运动，是必然规律的结果。没有灵魂；思维是大脑的功能；只有物质是不朽的。人类的意志完全是被决定的；自然之中和自然之外都不存在任何意图，没有目的论也没有上帝。

另外还有一些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尽管他们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公开倡言，这样的人物有：晚年时期的德尼·狄德罗（1713年~1784年，《百科全书》的主编）；卡巴尼斯（1757年~1808年），他提出了粗朴的唯物主义类比，认为思想是大脑的功能，就像消化是胃的功能，分泌胆汁是肝的功能；此外还有代斯图·德·塔西（1754年~1836年）。法国生物学家布丰（著有《自然史》，1749年~1804年）和贺毕内（Robinet，著有《论自然》，1761年）接受了改造的唯物主义—物活论。布丰认为，原子的存在被赋予了生命，而贺毕内则受到了莱布尼茨的影响，认为每个物质微粒都具有感觉。进化论概念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思想家的作品之中，比如在拉梅特利的《人是植物》和1748年的《伊壁鸠鲁的体系》中；在狄德罗1754年的《论自然》一书和邦尼（Bonnet）1769年的《哲学的复兴》中。这些人可以视为拉马克（Lamarck）和达尔文的先驱者。

无论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细节上有怎样的差异，它们都承认自然现象—无论其为物理的或心理的—是被规律控制的，人的心理生活和道德生活是自然的必然产物。从这一角度出发，爱尔维修（1771年）解释了人类的道德，经济学家杜尔阁（Turgot）和孔多塞（1743年~1794年）发展出了历史哲学，而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论法的精神》，1748年）则研究了人类的法律和制度。

狄德罗的《早期哲学著作》，M.Jourdain译，1912年；J.G.Hibben的《启蒙运动哲学》，第5章，1910年；L.Ducros的《百科全书派》，1900年；H.Höffding的《现代哲学史》，第一卷，第5册，1900年；J.B.Bury的《进步思想》，1920年；F.Lange的《唯物主义史》，第3版，1925年；K.Martin的《18世纪法国自由思想》，1929年；J.Morley的《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1914年；C.Becker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1932年；J.G.Frazer的《孔多塞论人类思想的进步》，1933年；E.Frankel的《理性信仰》，1948年；M.Grossman的《爱尔维修的哲学》，1926年；G.V.Plekhanov的《唯物史文集》，R.Fox译，1934年。

第四节 科学中的进步

然而，启蒙运动时期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传播上个世纪形成的那些普遍观念；它充满热情地投入到了科学研究之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这个时代无愧于它在这些领域中造就的那些人物：数学领域中的欧拉、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天文学领域的赫瑟尔和拉普拉斯（著有《天体力学》）；物理学领域有伽伐尼和伏尔塔；化学领域有拉瓦锡、普利斯特里、戴维、阿羽依（Haüy）和泊泽留斯（Berzelius）；生物学领域有里尼（Linné）、毕洽（Bichat）和C.F.沃尔夫；亚历山大·冯·洪堡尔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很多科学领域中都卓有成绩；政治和法理学领域中的孟德斯鸠；魁奈（Quesnay）、杜尔阁和亚当·斯密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美学领域中的鲍姆加登；更不用说此前提到过的心理学家和道德学家。

第五节 让·雅克·卢梭

启蒙运动推崇知识、科学和艺术，以及文明与进步，同时也夸耀人类的成就。然而，其荣耀和自信却被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无情地撼动了，他将科学和艺术看作是懒散和奢华的产物，是道德败坏的根源（《论科学与艺术》，1750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1753年），因此要求人们返回到自然的单纯和质朴中去。人的天性是纯真、善良的；他有保存自我和发展能力的冲动，但他也受到对于他人的同情心的驱使，受到感恩之心、崇敬之心和宗教情感的激发。道德和宗教不是理性思维的事物，而是自然情感。人的价值不在于理智，而在于其道德本性，而这种道德本性本质上是由情感构成的：善良意志本身就具有绝对的价值。卢梭强调心理生活中情绪的重要性，否认理性的发展能够实现人的完善。人天性平等；社会通过财产体制而使得人们变得不平等，因此我们现在就有了主人和奴隶、文雅和粗鄙、穷人和富人。文明以及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和不平等，已经败坏了我们的自然性情，造成了奴性的罪恶和权贵的罪恶—一方面是奴颜婢膝、嫉妒怨恨，另一方面是轻蔑傲慢、残酷无情—都使得生活变得虚假且呆滞。这些观点与某些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类似之处，它在社会环境中寻找德行和罪恶的起源，在社会改进中寻找人的完善。

政治哲学

卢梭用人民直接参政来代替代议制政府。他的理论是瑞士共和国的理论，就像被伏尔泰所追随的洛克的理论是英国君主立宪理论一样。卢梭不仅把第三等级或富裕的资产阶级包括到人民之中，第四等级或者劳动阶级和农民也被包含在内，他自己就属于这个阶层，所以为之要求平等的权利，要求从社会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像伏尔泰曾经为中间阶层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良心与思想自由一样。卢梭严肃地对待洛克的民主理想；如果人人皆天生自由平等且拥有同样的自然权利和禀赋，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们应该被统治，或是应该被特权阶层剥夺他们的继承物，无论这特权者是贵族还是工业资产阶级。正是卢梭的这些思想，在1789年和1793年的《人权宣言》[1]中得到了表达。

回归自然能够把我们从败坏和虚假的存在中解脱出来，而这只能通过创造自然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的教育方法来实现。（《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儿》，1762年）自然的社会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变成了公民的自由，而公民的自由受到了公共意志或人民的道德意志的限制；公共意志—也就是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人民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则。政府执行人民的命令，人民可以限制或者收回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

教育哲学

卢梭的教育理论是对自然教育的呼吁，为了孩子的自然的、未受污染的冲动的自由发展而呼吁。在对知识的渴望没有出现以前，就不应该有教育出现。因此，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教育在于去除不良的条件，这是一项需要极其小心的任务。在区分善恶冲动方面，要研究孩子的个性，帮助孩子的本性。因此，将孩子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隔离是明智的，如此，孩子的发展才会在私人教师的引导下依照自然的路径前进。卢梭的理论对现代教育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在将此思想付诸实践检验的众多人物中，巴斯窦（Basedow）、裴斯泰洛奇（Pestalozzi）和弗娄贝尔（Froebel）是其中的几位。

这些观点与洛克的原则并不一致。如果心灵天生是块白板，那么人就天生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各种外界原因的结果，就像爱尔维修说的那样。教育和社会环境就成了人类完善最重要的工具。

同伏尔泰一样，卢梭也在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斗争，他接受了自然宗教的信条；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卢梭这里，宗教植根于情感之中，是心的对象而不是头脑的对象，尽管真理要由理性来证明。灵魂是非物质的、自由的和不朽的；为了战胜世间的罪恶，就必然要有来世的生命。

卢梭的影响

卢梭在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康德、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下面一段话见证了卢梭对康德思想的影响：“以天性而言，我是个探究者，我感受到了最强烈的知识渴求，以及获取知识的那种急不可耐，还有每每取得进步时的满足感。有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切能够增加人类的光荣；我也鄙视那些无知的群氓。卢梭纠正了我。那种自满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开始学习尊重人类。如果不是相信这一思考能够使其他所有职业都有价值，也就是，能够重新树立人类的权利的话，我会认为自己还没有那些普通劳动者有用。”

卢梭著作的英译本有：《社会契约论》，H.J.Tozer译，1924年；《卢梭政治著作选》，C.E.Vaughan编辑，1915年；《选集》，C.Gauss编辑，1920年；《忏悔录》，E.Wilson译，1923年；F.Macdonald的《让·雅克·卢梭》，1906年；I.Babbitt的《卢梭和浪漫主义》，1919年；A.F.Amiel的《让·雅克·卢梭》，V.W.Brooks译，1922年；A.Cobban的《卢梭与现代国家》，1934年；H.Höffding的《卢梭及其哲学》，1930年；C.W.Hendel的《让·雅克·卢梭，道德学家》，1934年；R.Rolland的《卢梭活的思想》，1939年。

[1] 1789年的《人权宣言》的第一款写道：“人生来自由、始终自由，且拥有平等的权利。社会分化只能建立在社会福利的基础之上。”第六款说：“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参与或是通过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