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情史 开始了

抬头看，头顶上空悬着个光艳艳的紫红色圆球，在它一边硕大无比的玻璃匣里放着银色花环，飘带上写有一行字：“献给我们钟爱的独立剧院莫斯科的老观……”（下面一字被折在飘带里。）迎面是一幅幅微笑的演员像，不过这些照片常常更换。

远处偶或传来调门带点儿忧伤的合唱，或是闷声闷气的、像在澡堂子里似的对话。我朗读剧本的时候那边正在演戏。

我不断地用帕子拭去前额沁出的汗珠，发觉有那么个人，五短身材，脸刮得光光的，一头浓发，站在门下目不转睛地瞧我，像是在思考。

我记住的便是他，其余人在记忆中一带而过。除他外永铭记忆的还有那个银花环。但印象最深的是他。这次朗读的地点已不在实验舞台，而是改在大剧院了。

晚上走出来时我回头看了看我刚才待过的剧院。它在市中心，傍着中央商场，商场对面是“疝气带和紧身褡”招牌，一幢乌龟壳似的不显眼房子以及几盏积木形状的昏暗街灯。

第二天，我披着秋天的暮色又来到大剧院。我记得，我踩着柔软的粗地毯绕过一个大厅，约摸是演出大厅，但见里面人来人往。戏剧季节开始了。

绕过大厅，来到一间办公室，摆设令人赏心悦目，桌后坐着个五十开外的人，净脸，一双欢快的眼睛。他便是策划部主任安东·安东诺维奇·克尼亚热诺夫。

克尼亚热诺夫的书桌上方挂了幅色彩明朗的画，画着大红穂子的窗幔，窗幔后是淡青色的花园……

“啊，马克苏多夫同志，请坐，”主任把头一偏，殷切地招呼道，“我们已恭候多时，恭候多时了！请坐，请坐！”

我坐进一张舒适的皮圈椅。

“听说了，听说了，听说过您的脚本了，”克尼亚热诺夫边说边微笑，并且无缘无故地张开双手，“非常出色的脚本！自然，这样的脚本我们还从未上演过，但这次我们将一反常规，把它搬上舞台……”

克尼亚热诺夫愈说眼睛愈亮。

“……而且能发大财，”他说，“那时候您将出入车马！是的，出入车马！”

“这人不简单，”我暗想，“这个策划部主任……很不简单……”

克尼亚热诺夫越表示欣慰，我越感到紧张。

谈了几句，他伸手按铃。

“现在我们领您去见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如俗话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的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是位绝顶大好人……连苍蝇也不舍得打死一只！苍蝇！”

但应声而来的绿领章听差报告：

“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还没有来。”

“现在没有到，等会儿就到，”克尼亚热诺夫依然高高兴兴，“要不了半个钟点准定到！而你们一扯起来就要许多时间，您不妨在剧院先转悠一圈，参观一番，上小卖部喝杯茶，来个夹心面包。务必来个夹心面包，别让咱售货员莫兰娃·伊万诺芙娜的好心受委屈！”

于是我便去参观。脚下的地毯使我感到舒服，岑寂的、半明半暗的剧院使我心头乐滋滋的。

就在半明半暗中我结识了一位人物，与我相仿年纪，瘦高个。他自我介绍道：

“彼得·邦巴尔多夫。”

邦巴尔多夫是独立剧院的一名演员。他说他听说过我的剧本，按他意见，剧本挺不错。

我俩一见如故，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观察力非常敏锐。

“愿去瞧瞧休息室里的画廊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欣然从命，跟他来到休息室。地方很大，也铺了灰地毯，间壁上挂有好几排照片肖像，一概镶在圆蛋形涂金框内。

从第一幅画上向我们凝眸睇视的是个半老徐娘，眉目清秀，云鬓高耸，颈肩袒露。

“法国著名女伶伯恩哈特。”邦巴尔多夫讲解道。

著名女伶旁是个大胡子男士。

“安德烈·帕霍莫维奇·谢瓦斯基亚诺夫，主管舞台照明。”

谢瓦斯基亚诺夫的邻人我认得：莫里哀。

莫里哀之后是位太太，歪戴薄饼小帽，脖子上围条丝巾，丝巾两端在胸前打了个领带结，手里捏块花边帕子，跷起一个小拇指。

“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普里娅欣娜，我们剧院的女演员。”邦巴尔多夫作介绍时眼中亮起火花，但，斜睇了我一眼后未再多说。

“对不起，请问这位是谁？”我问，端详着画上冷冷的脸，曲发上戴着月桂冠，身着古罗马长衣，手执五弦琴。

“尼禄皇帝。”邦巴尔多夫眼中火花一闪，旋即熄灭。

“为什么……”

“是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意思挂的，”邦巴尔多夫绷着脸说，“尼禄是歌手，也是位演员。”

“哦，原来如此。”

尼禄皇帝之后是《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多夫，后面是脖子上围着浆翻领的莎士比亚。之后是个陌生脸，原来此人姓普利索夫，四十年来一直主管剧院的旋转舞台。

接下去是日沃基尼、哥尔多尼、博马舍、斯塔索夫、史迁普金。 之后，从画上瞧着我的那人简直“帅”极了：神气地歪戴枪骑兵高筒军帽，下面是一张老爷式脸庞、涂蜡膏的胡子、骑兵的将级带穗肩章、猩红领、骑兵子弹带。

“已故的克拉夫季·亚历山德罗维奇·科马罗夫斯基-比翁库尔少将，皇家枪骑兵禁卫团团长。”邦巴尔多夫说罢见我感兴趣，又道：

“说来非同寻常。有次他从彼得堡来莫斯科小住两日，在捷斯托夫府上吃罢午宴，夜晚上我们的剧院看戏。当然，坐第一排。看呀，看呀……已不记得当时演的哪出戏了，但目击者说，当看到一个树林的场景时，将军突然动容，掏出麻纱帕子来拭眼里的泪水。林子沐浴在晚霞里，睡前的鸟儿在枝头啁啾，舞台后响起了邻村的晚祷钟声……把将军感动得哭了。

“剧终后将军到办公室去看望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据检票员后来说，将军走进屋，喑哑着嗓子激动地说：‘教教我，我该咋办呢？！’”

“他们关上门，在办公室里……”

“请原谅我打岔，这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是什么人？”我问。

邦巴尔多夫诧异地瞅我一眼，但立刻抹去脸上的惊奇表情，解释说：

“在我们剧院，一共有两位领导——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请问，您大概不是莫斯科人吧？”

“不，我是……不……请继续往下说。”

“……在办公室里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大家知道将军连夜往彼得堡发了封电报，内容如下：‘彼得堡。我皇陛下。小将深感作为陛下独立剧院一名演员更为合适，请恩准退休。科马罗夫斯基-比翁库尔。’”

我啊哟了一声，连忙问：

“结果怎样？！”

“结果出人意料地满意，”邦巴尔多夫说，“半夜两点，电报由侍从呈交正睡觉的亚历山大三世。当时皇帝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一把胡子，一个小十字架……皇帝说道：‘拿来我看，我手下的头目出什么事了？’读罢涨红着脸，哼哧着鼻子，足足十分钟说不出话来。然后吩咐：‘把铅笔给我！’就在电文下写了御批：‘别让我在彼得堡再见到他。亚历山大。’写完躺下睡了。

“第二天将军身着礼服，直接来到排练厅。

“御旨经涂以油漆保存，革命后改由剧院存档。您可以在我们的珍奇博物馆读到它。”

“他演哪些角色？”

“沙皇、统帅和富家奴仆，”邦巴尔多夫回答，“您可知道，这里演得最多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本子，商贾之类……后来我们很长一段时期演了《黑暗势力》……您当然明白，我们演员重视演戏演得逼真……而他样样精通，怎样给太太递手帕，要不要斟甜酒，又能说得一口流利法语，比法国人还说得纯正……他最喜欢坐幕后装鸟叫。有一次，场景是春天的农村，他坐在后台的高脚凳上学那夜莺啼啭。瞧，他那段往事有多古怪！”

“不！我不敢苟同！”我急急争辩，“你们的剧院这么好，我若处在将军地位，同样……”

“卡拉特金、塔廖尼，”邦巴尔多夫顺着一个个指给我看，“叶卡捷琳娜二世、卡鲁索、普罗科波维奇、谢韦里亚宁、巴基斯蒂尼、埃弗利比特、女装缝纫车间主任博贝廖娃。”

一个挂绿领章的一路小跑，来到休息室禀报，说是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到了。邦巴尔多夫随即握了握我的手，神秘地低声嘱咐：

“但愿您坚持到底……”说罢消失在半明半暗之中。

绿领章在我前面迈着轻巧的碎步引路，时而向我招招手，露出病态的微笑。

我们走的长廊每隔十步便有一个装在玻璃框内用电灯照明的警示牌：“轻声，一旁在排练！”

一个戴金丝夹鼻镜的、也挂有绿色领章的人坐镇长廊尽头，见把我领来，霍地起身轻声说：“阁下好！”接着撩开绣有“独立剧院”的金字门帘。

我进入一个有墓形顶盖的房间。顶盖中心亮着一盏水晶吊灯，一条条绿绸带从中央呈辐射状向周围延伸，室内布置着柔软的丝绒面家具。又是一道门帘，帘后是扇毛玻璃门。戴金丝夹鼻镜的新向导并不入内，而是做了个邀请手势，说：“阁下请进。”嗣后消失不见了。

我轻轻扣一下门，转动镶有鹰头的银把手，气动弹簧咿呀一声，把我放入门内，不料脸又撞在帘子上，好不容易挣开帘子……

……吓得我几乎灵魂出窍！……但，至死我也将记得总管剧院财务的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左角里的巨大挂钟便当当响起，从钟面小门里走出个小仙女，跳起了小步舞。

室内灯光缤纷。桌上的灯是绿莹莹的。不，更确切点说，不是一般桌子，而是办公桌。不，也不是办公桌，而是某种复杂的装置，那上面有数十个存放信件的立斗。另一盏支在美女的一条曲起的银腿上，那美女还拥着一个电动打火机。

另有一盏红灯照耀着紫檀木桌子上的三部电话机。而在另一个小桌上，是盏小小的白炽灯和一部扁平的进口货打字机，以及第四部电话机及一沓印有独立剧院抬头的金边信笺。除此之外，还有从天花板照射下来的大灯。

脚下不再是灰毛毯，而是台球桌用的那种细呢，再在它上面铺上寸厚的樱桃红地毯。硕大无比的沙发上放有几个枕垫和一根土耳其烟袋。剧院位于莫斯科中心地带，这会儿正是大白天，但无论音响或是光线一概渗不透厚厚的窗幔，这里永是岑寂的夜晚，总是弥漫着皮革、烟草和香水的气息，暖融融的空气抚爱着你的手脸。

墙壁上蒙着压花羊皮。它上面挂一幅巨形照片。照片上的人有一头艺术气派的美发，一双眯缝的眼，两头尖的胡子，手持长柄镜。我琢磨这人不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便是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但究竟是哪一个，心里没底。

转椅倏地一转，坐在上面的那人冲我回过身来，展示了他脸上黑黑的法国式箭胡，箭头直指眼梢。

“马克苏多夫。”我说。

“请原谅，”那人用男高音回答，同时做了个手势，“稍等片刻，等我读完手中文件……”

……读罢文件，挪开挂在黑丝带上的夹鼻镜，揉了揉倦怠的眼，然后瞪住我，默默地，直愣愣地，毫不客气地，就像审视一台新买的机器。他不隐瞒他这是在审视，甚至还眯起眼。我把头扭过一边，但不管用，仍逃不出他的视线，于是坐在沙发里不知如何是好的了……“这家伙……我不妨以眼还眼！”最后我想。我用了好大气力硬逼使自己镇定下来，也用眼去瞪他，同时对策划部主任克尼亚热诺夫隐含不满。

“除非是克尼亚热诺夫眼瞎了，”我想，“这哪是个大善人？苍蝇……苍蝇……瞧他那双深凹的冷冷眼睛！里面蕴藏着铁的意志，魔鬼的勇猛，动摇不了的决心……再说那法国式的箭胡……怎么会不敢欺负苍蝇！他更像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头目……叫什么名字来着？见鬼，忘啦！”

沉默终于由加夫里洛打破，他人为地一笑，拍拍我大腿说：

“这么说来，要签合同了？”

转椅一个反方向急转，加夫里洛手里出现了一张合同书。

“未经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同意，我还不知道该签不该签呢。”说完这话向墙上的照片投去短促的一瞥。

“感谢上帝，这回我可猜到了，”我想，“墙上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签了不知道会不会挨骂，”加夫里洛又道，“不过，为了您，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吧！”他朝我友好地一笑。

此时未经敲门，便撩起门帘进来一位脸容端庄的年轻太太。她朝我看了一眼，我连忙一鞠躬，说：“马克苏多夫……”

年轻太太男子汉般紧握我的手回答：

“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介绍完后坐到凳子上，从绿绒衫小口袋里掏出金烟嘴，点燃烟，轻轻敲打起打字机字键。

我把合同书读了一遍，说实话，我什么也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只想说：“上演我的剧本得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消赐我权利，让我每天来这儿，在沙发上躺两个小时，呼吸呼吸甜甜的烟味儿，听着滴答钟声作无限制的幻想！”

幸好没有说出声。

我只记得合同中常常出现“若是”、“鉴于”等字，而每一条款均以“作者无权”作为开头。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莫斯科其他剧院。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列宁格勒任何剧院。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任何城市。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任何城市。

作者无权自己出版所写剧本。

作者无权要求剧院——要求什么？忘了（第二十一条）。

作者无权对……提出异议——对什么？也记不清了。

只有一条，第五十七条，是例外，它的开头是：

“作者有义务”。根据此条作者有义务“无条件地、毫不拖沓地对所写作品进行修正、改动、补充或精简，若是管理处，或某委员会，或某单位，或某组织，或某社团，或有权过问此事的个人提出某种意见。与此同时，除十五条所定稿酬外，不要求增加任何酬金。”

我注意到稿酬二字后留有空白，空白处我画了道指甲印以示疑问。

“多大数目的稿酬您认为是合适的呢？”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扫眼问我。我回答：

“安东·安东诺维奇·克尼亚热诺夫说可定两千卢布……”

我的对谈者沉吟半晌。

“是啊，”他在“啊”字后又停片刻，方续道，“唉，钱哪，钱！世上因为钱出了多少恶行！我们大家只是想钱，但有谁想过灵魂？”

在我困难的生活中很少去想那些有教育意义的箴言，因此，不由惶惶然，暗忖：“谁知道呢？也许他是对的……受钱的驱使，我的心肠变得狠毒了……”为了恪守礼貌，我叹了口气。我的对谈者也叹了口气作为对我的回答，然后调侃地向我眨了眨眼——这就与叹气大不协调了。他像谈隐私般悄悄问：

“四百卢布，怎样？啊？为您破例，啊？”

应该承认我非常失望。我囊空如洗，正期望着这两千卢布。

“也许能付一千八？”我问，“克尼亚热诺夫说……”

“他想赢个好名声。”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苦起脸答。

有人敲门。绿领章工作人员端来一个托盘，洁白餐巾盖住了一只白银咖啡壶、一只牛乳壶、两只橘红色涂金瓷碗和夹心面包——两份夹上等鱼子的，两份夹干咸鱼脊肉的，两份夹干酪的，两份夹冷煎牛里脊的。

“您把文件送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了吗？”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问进来的人。

那人不好意思地瞅着托盘。

“我去小卖部了，是伊格涅托夫送的。”他说。

“我没有差伊格涅托夫，是差的您，”梅纳热拉基道，“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送信不是伊格涅托夫的事，伊格涅托夫做事冒失，他会把事情搅乱的，他不会照吩咐的那样传话……怎么啦，您想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闹病？”

“想要谋杀他。”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在一旁火上浇油。

捧着托盘的那人叹了口气，一只茶匙落到了地上。

“您去小卖部那会儿帕金人呢？”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追问。

“帕金找汽车去了，”被问者答道，“我得去小卖部拿吃的，所以对伊格涅托夫说：你代我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府上一趟。”

“那么博布科夫呢？”

“博布科夫去张罗戏票。”

“放在这里吧！”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一按电钮，从墙里伸出一块用餐木板。

绿领章工作人员像是躲过了大灾大难，高兴地放下托盘连连后退，撩开门帘，用脚后跟蹬开门，一溜烟逃之夭夭。

“唉，应该想想灵魂，克柳克温！”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冲他背后说。然后转过头来，亲昵地问：

“四百二十五卢布，如何？”

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左手中的夹心面包，只用右手打字。

“也许，一千三？当然，我说这话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手头缺钱，要付裁缝……”

“缝的便是您身上穿的这一套？”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指指我的衣服。

“是的。”

“缝工太差，”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当即下了评语。“应该把那裁缝撵出去！”

“不过，您瞧……”

“我们这里，”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似有难处，“订约时就付作者酬劳，这样的事尚无先例。但您嘛……四百二十五！”

“一千二，”我洒脱地应道，“没有这数目我过不去，景况窘迫……”

“您赌过跑马没有？”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关切地问。

“没有。”我深表惋惜。

“我们有个演员景况窘迫，便去赌跑马。居然吉星高照，赢了一千五。但您把筹码压在我们身上毫无意义。我友好相告：压多了，包输无疑！唉，钱！要钱干吗？我没有钱，反觉一身轻快，生活安宁……”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翻转口袋让我瞧。果真空空如也，只有一串钥匙。

“一千。”我说。

“得，我豁出去了！”他表现得那样英勇无畏，“定下个数！哪怕为此丢脑袋，给您五百！签字吧！”

我签了合同。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向我说明，将要给我的这笔钱是预支性质，要用上演收入来冲账，今天先支我七十五卢布，两天后支一百卢布，到星期天再支一百，余款十四日结清。

上帝啊！到过办公室后，这街道看来是多么忧悒，多么缺乏诗情画意！细雨蒙蒙，载运木材的大车陷在院门口进不去，马车夫向马声嘶力竭地吆喝，过路人因天气不佳而绷着脸儿。我把神圣的合同藏在胸口匆匆回家，尽可能不去瞧那萧条景象。

在我房里遇见了来访的好友（参见手枪那桩子事）。

我用湿手拿出合同，大声道：

“你读读！”

我的好友读罢合同大为生气。

“狗屁不通！算什么合同！你长的是榆木脑袋不是？”他问，“居然在这上面签字！”

“不懂剧院规矩你少发言！”我道。

“那是怎么回事，‘有义务，有义务’，但他们承担哪些义务呢？”我的朋友不服气。

于是我兴奋地告诉他，画廊是多么绚丽多姿，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是多么真诚。我还提到了伯恩哈特和卡马罗夫斯基的轶事，我企图描述出挂钟里的小仙女怎样跳起小步舞，咖啡如何冒热气，走在呢毯上如何舒适，因为我头脑里仍回荡着挂钟的报时声，我目睹过金质烟嘴和电炉里红通通的火焰，甚至目睹过尼禄的画像。

“是尼禄皇帝跟你签合同不成？”我的朋友揶揄道。

“你不懂！”我嚷着从他手里夺回合同。

我们决定共进早点，派了杜亚妮的弟弟前往商店采购。

下着绵绵秋雨。但多好的火腿！多好的奶油！这是幸福的时刻。

尽人皆知莫斯科天气多变，过了两天，又是美好的、风和日暖的日子。我忙着去剧院，心里甜甜的，因为一百卢布即将到手了。走近剧院，见悬着一张朴素的海报，上面写道：

本季度上演剧目预告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索福克勒斯——《厄勒克特拉》

洛贝·德·维加——《羊泉村》

莎士比亚——《李尔王》

席勒——《奥尔良的姑娘》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合时宜的人》

马克苏多夫——《黑的雪》

我站在人行道上傻得张大嘴巴，幸好没被小偷拿走钱夹子。来来往往的行人推我，搡我，嘴里骂骂咧咧，可我眼睛仍不离海报。后来我躲往一旁，想瞧瞧来往的公民们对海报有何种印象。

观察的结果是：没有，也谈不上印象。除开有那么三四个人瞥一眼海报外，谁都不屑一顾。

但不过五分钟，痴等终于得到了丰厚回报。从去剧院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叶戈尔·阿加佩诺夫的大脑袋。他身边还有一群人，包括咬着烟斗的利科斯帕斯托夫和一个有着一张愉快胖脸的陌生人。走在最后的是个阿富汗人，不知怎的穿件夏季穿的黄大衣，不戴帽子。我退到一尊雕像后面偷偷窥视。

他们走到海报一旁站住了，利科斯帕斯托夫第一个读了海报。他的脸还在笑，嘴里还在继续说笑话，但当读到《羊泉村》时忽地脸色煞白，出现了并非做作的惊恐。

阿加佩诺夫也读了，读罢说：“呣……”

胖胖的陌生人眨巴起眼睛。“他一定记起在什么地方听说起我的姓氏……”我暗想。

阿富汗人用英语询问他的同伴上面写的是什么……阿加佩诺夫只是简单地回答“海报，海报”，并用手在空中画个四方块。阿富汗人摇摇头。当然，他什么也没有明白。

这群人的脑袋瓜忽被人流遮挡，忽又露将出来，交谈声忽被市声淹没，忽又传进我耳管。

但见利科斯帕斯托夫回头对阿加佩诺夫说：

“您也见了？这是怎么回事？简直是发疯！……”

后面的话被风刮走了。

我听到的仅是他俩交谈的片言只语。阿加佩诺夫用的是男低音，利科斯帕斯托夫用的是男高音。

“那小子是打从哪儿冒出来的？……”

“……还是我最早发现他的呢！”

“就是那个……”

“嘿——嘿——嘿……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我从雕像后面走出来。

利科斯帕斯托夫第一个看到了我。使我为之惊愕的是他眼睛里的变化。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但眼里蓦地出现了某种新的、使人退避三舍的神情……

“好呀，老弟！”他招呼道，“好呀，老弟！万万没有料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接着是你！平步青云！确实高明！哈，现在你当然不认朋友啦！我们这等人怎配跟莎士比亚攀交情！”

“你少来这一套！”我羞怯地说。

“瞧，连话也说不得了！唉，上帝保佑你，我对你并无恶意。让我们亲个嘴吧，小老头儿！”接着把他满脸的荆刺贴到我的面颊上。

“请认识一下！”于是我认识了目不转睛地看我的胖子。那人自白：“克鲁普。”

我还认识了阿富汗人。他以蹩脚英语说了个长句子。我不懂，也就没有回答。

“你的剧本是在实验舞台上演吧？”利科斯帕斯托夫向我打听。

“确切的情况不知道，”我说，“但听说是在大舞台。”

利科斯帕斯托夫悒悒地看了看亮亮的蓝天。

“行，”他低声道，“但愿上帝保佑你成功。你的小说不走运，但，谁知道呢，也许你的剧本能红火。只是别骄傲，请记住：没有什么比忘掉朋友更糟的了！”

克鲁普专心致志地瞅着我。我发现，他最最用心研究的是我的头发和鼻子。

寒暄一阵后彼此道别。可是，见也难，别也难。叶戈尔与我握手时问我有否读过他的新书。我倒抽一口凉气，说未能拜读。叶戈尔顿时沉下脸来。

“他哪有时间读呀，”利科斯帕斯托夫从旁打趣，“他根本没有读当代作品的时间……不过，我这是说着玩儿的……”

“不妨一读，”叶戈尔谆谆告诫，“在那书上我花过心血。”

我进了剧院，正要上楼，见靠门的窗子大开，绿领章工作人员在用抹布擦拭玻璃，而文学家们的脑门恰好在模糊的窗玻璃外闪过，利科斯帕斯托夫的声音从外传来：

“他像冰上的鱼，没命地蹦呀，跳呀……”

眨眼间海报像是在我头脑里倒了个个儿，我顿时感到——不妨私底下说实话——一定要想出个法儿蹦出去，把我写的糟糕剧本予以完善。但怎么完善呢？暂不知道。

……就在上楼的楼梯上不期然遇见一位金发男子。他身材矮壮，手里拿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眼里透着焦急的神色。

“是马克苏多夫同志吗？”金发男子问。

“是我……”

“我找遍了整个剧院，”新相识道，“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导演福马·斯特里日。好，一切就绪。良马得主，您已不用着忙了。合同签了吗？”

“签了。”

“那么您是自家人了，”斯特里日语气坚定，眼睛发亮，“我说，再签个约，凡今后所写剧本，统统归我们上演。我吐口沫为誓！”斯特里日把一口吐沬啐进痰盂。“现在起，您的这个本子由我执导，花上两个月，到十二月十五日便可彩排。反正排练席勒的剧本不费多少手脚，易如反掌……”

“请原谅，”我怯生生地说，“他们对我说过，我的剧本将由叶夫拉姆比娅·彼得罗芙娜负责……”

斯特里日脸色骤变。

“什么叶夫拉姆比娅·彼得罗芙娜？”他严正责问，“压根儿轮不上叶夫拉姆比娅，”他声音像铁，“这与她毫无干系！她将与伊利钦合导《院落里的厢房》。我是早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谈妥了的，如果谁挖墙脚，我就写信去印度告，而且用挂号——如有此必要的话！”福马·斯特里日不知怎的提高起嗓门，显得不安，“把本子交给我！”他下命令道，同时伸出手来。

我解释说，原稿还没来得及誊抄。

“他们在想什么呀？”斯特里日扫视一下四周，“您去脱衣间见波莉克谢纳·托罗佩茨卡娅没有？”

我瞠目不知所问。

“没去？今天她休息。明儿您带本子去见她，以我的名义请她把原稿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不必客气！”

这时出现了一位衣着雅致的人，彬彬有礼地说道：

“请您这就去排练厅，福马·谢尔盖耶维奇，马上要开始了。”

于是福马夹起皮包掉头而去。临别时再次嘱咐：

“明天您去脱衣间！以我的名义！”

我在原地站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