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 一、身体羞感出现的先决条件

在进行实质分析之前，我准备概述一下在生命界的发展和等级王国的范围之内，出现某种仅仅可能的身体羞感（区别于精神的羞感及其基本种类，如敬畏）似乎必备的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这种感觉与生命单位的个体化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只要在生命界之内，个体始终为一连串繁殖过程充当着一个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中间点，譬如在细菌培养之类的简单完成中，个体追求的内在目的似乎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个体，而是那种繁殖过程本身，我就谈不上某种可能的羞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掩蔽活生生的个体，仿佛将其笼罩起来，这始终是身体羞感的一个功能；而且，倘不考虑这种非常普遍的功能，就连排除与不符合个体及其价值的生命相混合的可能性，这也是性羞感的一个功能。故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其一，生长和繁殖尚未或仅仅粗略地彼此分开，即要么生长对于直接的完成就像是在一种生命内部进行的各部分之繁殖，要么繁殖就像是个体超出自身的一种单纯生长（K.v.Baer）；其二，生物似乎完全献身于繁殖，而繁殖似乎不仅是个体的生命活动之一（或以上两种情况同在），都显然缺乏与生物体有关的条件，但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不可能考虑身体羞感的存在。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延续超出繁殖期（即向后移至诞生和向前移至死亡），当诞生与父母的死亡，自己的死亡与繁殖行为的完成在功能和时间上日益明显地分开，而且它们在时间和生命力上的距离开始日益增大，才会形成一种方向，它将指明某种可能的害羞与生物体有关的先决条件。

我们在生命系列中发现的另一个倾向似乎与上述倾向一致：由于对繁殖伴侣的种类的可选择性因素逐渐强化，繁殖的质对繁殖的量所具有的意义优势在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假设胚胎和生命个体的变异在数量和质量值上的最终结果相同，那么在这些变异中，物种选择的灭种率就会降低，而这自然与繁殖质对繁殖量的优势的上升联系在一起。在植物界，性的选种显然只能以动物和人作媒介，在动物界则相反（两性动物尤其明显），具有某种预见（即可以预定可能的生殖结果）的能力已经形成，它们表现为选择最强壮和最有美感的性伴侣，并为此而竞争。在直觉引导下对性伴侣进行取舍，在此相当于这样一种行为，在较低的生命等级的某一特定点上，这种行为似乎是一种无选择的行为（交媾、结合），如像两种化学元素的化合。在动物的交配活动之前的竞争和游戏中（我们在此已清楚地注意到献媚的现象），或可视为人的羞感之雏形的感觉和冲动同时扮演着何等角色。被不受欢迎的雄性强行交配的雌性，以及被竞争对手击败而被迫与较差的雌性“凑合”的雄性，在何种程度上体验到这些感觉，我们对此并不清楚，甚至在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引导性选择的各个因素之前（包括动物具备这些因素所必需的感受和想象），我们的探讨也不允许采用类比推论。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生命系列，我们就会发现，由于上述变异方向的影响，为繁殖服务的器官、功能和行为习惯同时也日益明显地从人整个易受到刺激的有机体及其统一的反应方式和感受方式中脱离出来，此外，它形成了雌性和雄性的更好识别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分布到日益明显受时空限定的活生生的个体单位身上（核心组成部分）。我们在此暂不讨论，雄性与雌性的对立最初出现在生命的等级建构中的哪个位置，是否这种对立包含一切生物（如古人的设想），以及是否可以为细胞核中的染色体设定一种雄性和雌性的质（通过进行繁殖的单细胞生物的分裂和结合）。无论如何，那种分化的出现，就总体而言本身已经对纯粹的繁殖过程构成了一种障碍，因为只要繁殖不是与每个生命单位自身，而是与两个不同质的生命单位相联系，现存生命单位的繁殖总数在同样情况下就必然减半。繁殖所必需的因素出现的那种新的质的分化，绝不是为了种类的单纯维持（这种维持与这个种类在再生产中必定发生的变异形成对照），因为在同等前提下，如果没有那种性的区分，种类的维持大概反而容易得多。正如就总体而言，这种分化已经对纯粹的繁殖过程构成了一种障碍（在此过程中，生命的本质似乎已经在最低的等级上形成），它也清楚地表明，以这种分化为起点，重要的不再是单纯的种类维持，而是通过逐渐优化生殖力，来加大被生殖者的个体化之可能性。

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分化，某种“选择”和在实际生殖之前已经决定着新生者的价值的某种力——它后来被称为性直觉、爱情等等——按照其先决条件才成为可能。“一切性爱均可追溯到一种重建一个整体的本能，这个整体存在于较早的发展阶段”，古代哲学关于性爱的这一基本观念早已出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近来又常常被人们装饰以现代科学加以阐述，但是，它在此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繁殖的因素分化为雄性和雌性，正是通过这一分化，爱情选择之要素才进入到繁殖过程之中，才使繁殖过程成为一种优化繁殖高贵而强壮的类型的可能的过程；对一种更古老的无区别的状态的向往，并不属于性爱的本质。

但在后面，我们将把性爱的某一形式看作性羞感的条件。另一方面，羞涩现象将证明自己与性的形式和性冲突并没有必然联系，尽管性羞感无疑最先引起羞涩现象的观察者的注意，并且在羞涩现象的发展中领先于更高级的精神的羞涩感及其形式（如敬畏）。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的问题至关紧要：无论性的区分何时出现，始终是雌性与有机生命的上一等级保持着更深的相似性，这样一种区分当时还不可能被发现。与此相应，繁殖的重任主要落在雌性身上，它的组织更适合于这项任务。在大自然中，雄性的原则通常表现为年轻的生命形式，这种形式对于单纯的繁殖不太必要（单雌生殖）。我们将发现，这一事实对于身体和精神的羞感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分配十分重要。

但是，只有当雌性和雄性的原则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到界限更加分明的个体生命单位上，才能使性功能逐渐隶属于个体生物的生命功能之整体，类似于树的雄花和雌花及花的花粉和雌蕊，这些生命单位可能还属于一个个体的生命整体，而在最高级的生命等级上，它们已经与这些个体的生命整体趋于同一。

器官的形式划分与上述变异方向相吻合。与植物相比较，动物的基本模式——尽管在这些基本模式中的实际形式所具有的变异性是无穷无尽的——表现了下述普遍事实：其一，感觉隶属于本能活动和行动的冲动；其二，繁殖隶属于个体生存的维持；其三，通过繁殖对种类的维持隶属于提高种类的倾向（通过特殊选择因素进入没有这些因素仍然可能的性结合）。在较高等的动物身上，我们已经必须非常严格地区分单纯的性本能和繁殖本能与那些选择因素。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区分是性羞感产生的必要前提。只有当诸如个体化和价值选择之类的东西能够在繁殖过程之内出现，当那种模式即繁殖功能隶属于个体的自我维持本能（这是上述区分的条件）出现之时，才为某种可能的性羞感的出现预先确定了空间。然而，生命的提高本身又与这样一种个体的自我维持本能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与植物相对照，从大多数较高等动物的结构外观已经可以看出，性器官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身体结构的整体。叔本华的说法也许过分夸张：植物一般任其性器官像其存在的中心点一样简单地公开袒露[1]，仿佛想以此表明它生存的意义仅仅局限于繁殖；与此相反，动物通常比较“隐蔽”它的性器官，使其明显隶属于它的行动系统及属于该系统的神经中枢器官，这合乎它的天性——维持个体的目的性更强，同时更擅长运动和更具有攻击性。人们在此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羞涩现象。[2]这种现象恰恰表明，羞感本身在感觉上所企求的，即让性隶属于一个生命整体，是一种牢固的生存形式。

如果我们终于注意到个体生命过程的时间划分，则将证实在生命的等级阶梯上取得这些进步时（它们与迄今为止提到的变异方向相吻合），使繁殖活动日益隶属于一个生命整体的现象同样存在。动物发情期的时间周期性，性成熟和生殖能力的界限的存在及不断延迟（以死亡为方向），这些都足够清晰地表明了上述观点。较之于植物界那种严格受环境和季节限制的繁殖过程，（动物的）繁殖似乎从发情阶段起就建立在一种感觉、一种本能之上，它们也能够以某种方式避开那些周期性的规律。[3]从某种角度观察，人类的性羞感也表现为一种更不稳定的感觉替代，即替代性本能和繁殖本能的活动开始与结束的客观周期，这种周期在人身上只剩下微弱的痕迹；同时，这种感觉替代的不稳定性和灵活性也容易产生一种更有意义的、以个体化为更迫切的目的的作用：克制并缓解本能活动。

正是在人的身上，已经出现在上述现象中的纯粹的羞感现象才日益失去了它的客观现实的表达，并且成为一种感觉：人隐蔽自己的性器官，即使他还不曾以穿衣来抵御诱惑，他也这样做。穿衣的需求大概是这样形成的：遮羞使性器官易受温度和其他影响的伤害，这种可伤害性逐渐扩展到受这些影响波及的其余的身体部分，于是，性器官对某些保护装束的适应就会进一步要求整个身体对这些装束的“适应”。所以，羞感是通过穿衣才产生的，而穿衣本身是出于保护需求，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许多原始部落，人们只遮盖所谓的阴部，[4]这该如何理解呢？毋宁说，最原始的穿着形式起源于害羞，身体其余部分的穿着需求产生于第二步适应，即身体对遮羞导致的娇惯效果的适应。“上衣”在此似乎是过渡。人穿衣是因为他害羞，而且首先以他身体的那些部分为羞耻，它们使他与整个低等生物界——他觉得自己是它的主宰者——很深地联系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仿佛又从它们那里被拽沉，沉入那无边的混沌之中，而他曾经从混沌中奋起，他那种有所感觉的神性的高贵曾经将他从混沌中提升出来（脸的趋向）。有鉴于此，很难说害羞是实用需求的结果，毋宁说，穿衣对实用这一事实是遮羞的结果。服饰本来只是“掩饰”，即一种遮蔽物，在遮蔽物下面人仍然觉得自己是裸露的。[5]文明人不再这样，他甚至在床上也穿着衬衣，这就表明，他觉得剥去衣服才是裸露的，衣服遮蔽着裸体。

这里，我们不会为此惊奇：根据人种学者的经验，首先遮蔽阴部的大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这一点恰恰符合我们的引论：归根结底，羞感产生于较高的意识等级与较低的本能知觉的碰撞。因为作为更分裂更二元化的人，正是男人首先更深刻地体验到那种冲突，相对于女人，男人觉得自己不仅“在自然之中”，而且更“在自然而上”。[6]就连我们在动物界发现的区别于植物界的那种“客观的羞感”和我们掌握的那种羞感的制约条件，也同是下述事实的一个结果：在动物身上，意识对动物趋向之特性的表现越透彻，它束缚于下一瞬间之存在的程度就越轻。动物具有直接（无需计算和推论）纵观较长时间段落的直觉，这种直觉投射到具有运动目的性而非“实用性”的生命总体现象——此运动已将生命的总体现象与一切死者分隔开来——及其活动能力上，此外，直觉也需要在运动和形式变异方面“学习”（没有“记忆”），当然，这里的运动和形式变异还在直觉和可能的形式变异的活动范围之内，它们规定了直觉的组织和结构。除了与植物共有各自的瞬间“趋向”之外，动物与自己的生命还有一种经历过的联系，这种联系能够调整那些瞬间趋向，尽管动物的意识终究很难摆脱维持生存的重任。毫不奇怪，我们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又找到一种类似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由此否认保守的原始女人（她比男人更长久地保持着动物似的遮蔽状态[7]）具有羞涩感，或只是将它视为受男人教育的结果，这大概也是完全错误的。

实证主义的害羞理论[8]有一个原则性错误，它首先将害羞与“羞涩”，然后将羞涩本身与特殊的表现形式混淆起来[9]，这些形式恰恰可以在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中找到。没有遮蔽自己阴部的黑种女人甚至具有非常强烈的羞感，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说明：虽然传教士要求她遮蔽阴部，她却按照一切自然的害羞表达方式顽强地拒绝这样做；但是，如果她后来违心地顺从了，跑到树丛后或茅棚里躲藏起来，最初还不愿意穿着衣服公开露面。这里的原因很好解释：她觉得皮肤是她的衣服，而且肯定把阴毛当作她的皮围裙，反倒把沉重的皮围裙或套裙当作某种恰恰使人注意自己阴部的东西，她那一族的男人肯定会这样，因为她太了解他们的注意方式。一旦在自己的感觉中体验到注意力被引向那个部位，就会引起害羞。至于旧“风俗”如何看待“新东西”的意义，这完全无关紧要。以上所述与这个或许存在的事实也绝不矛盾：女人在本质上总之比男人更不害羞。因为这个事实与上述害羞冲动的强度和纯度毫无关系。

上面已经概述了羞感在自然中的位置和地位，现在还必须廓清羞感与相近感觉的界限，更明确更仔细地分析羞感本身，并且了解它在人类生命领域中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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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通过其器官的形态划分。

[2] 如同可以称拟色为一种“客观的防护欺骗”。

[3] 并且以此带来一种感觉活动同时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活动在人身上或可称为“害羞”。

[4] 阴部：Schamteile，直译为“羞部”，这里的联系很微妙。——译注

[5] 诚然，“裸露”现象本身在此已经是服饰意识的结果。或可以这样说，原始人并不“裸露”，而觉得皮肤是他的“衣服”；他只是“未穿衣服”。至于裸露的附带“刺激”——无论就色情或是就审美而言——当然只是服饰的结果，这点无需证明。“追随自然者”大概不会对此有何异议。

[6] 我们准备在后面探讨，是否女人“天生”比男人更害羞，或是否仅仅在社会意义上，对女人身上的羞涩的评价超过男人，之所以这样，或许正因为——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的法则——女人天生比男人更不害羞。

[7] 达尔文（Darwin）已有这种观点。

[8] 例如埃利斯（Havelock Ellis）的《性冲动与羞感》（1907）一书。

[9] 实证主义在此引导着（James-Lange）的情绪理论，这种理论将羞感和羞涩感看作（内在和外在）表达活动的单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