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 一

今年三月，我在库尔市安得利亚斯-达亨顿协会作了一个关于艺术和侦探小说写作的报告。我乘火车抵达库尔市时天已渐黑，当时乌云低垂，天色阴沉，下着大雪，天寒地冻。活动在商人协会的大厅里举行。报告会的听众不多，因为埃米尔·施塔格尔此刻正在文理中学礼堂朗诵歌德的后期作品。在场的人都没什么心情，一些本地人在我报告结束前就离开了大厅。我之后和董事会的几位成员简单交流了一下，也和几位文理中学的老师寒暄了几句，他们显然也更愿意去参加歌德后期作品的朗诵活动。我还与一位做慈善的女士聊了会儿天，她是东瑞士家庭佣人协会的名誉会长。领了报酬和旅费后，我就回到邻近火车站的斯泰因布克旅馆，我被安排住在这里。不过在这儿我也是百无聊赖。除了一份德语经济报和一本旧《世界周刊》，几乎找不到别的读物。旅馆里静得都没了人味，我不敢睡觉，因为害怕一觉睡去再也醒不过来。长夜漫漫，阴森恐怖。外面不再下雪，一切都纹丝不动，路灯不再摇晃，阵风也停了，街上空荡荡的，没有行人，没有动物，只有从火车站那边传来的悠远的回响。我走进酒吧，想喝杯威士忌。那儿除了一个上了年纪的酒吧女招待，还有一位先生，我刚坐下，他就向我打招呼并开始自我介绍。他是H博士，曾任苏黎世州警察局局长，他高大壮实，穿着老派，一条金色怀表链横挂在西服坎肩上，如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打扮。尽管年事已高，他蓬乱的头发却依旧乌黑，小胡子也很浓密。他坐在吧台一个高脚椅上，一边喝着红酒，一边抽着雪茄，聊天时直呼女招待的大名。他声音洪亮，说话时表情和手势很丰富，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既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也让我心生恐惧。快到凌晨三点时，他开始喝第五杯尊尼获加威士忌，并邀请我第二天早上搭乘他的欧宝车去苏黎世。由于我对库尔周边，甚至对瑞士这一带了解不多，所以便接受了他的邀请。H博士此次以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格劳宾登出差，因为天气的原因未能返程，他也听了我的报告，却没有对此加以过多的评论，只提了句：“你讲得相当蹩脚。”

第二天早上，我们启程出发。为了还能再睡会儿，天蒙蒙亮时我吃了两片安眠药，这会儿在车里只觉得浑身疲软。虽然早已是白天，可是天却一直没有完全透亮。天空只有一隅投出了亮光。乌云密布，黑压压一片，还下着雪；冬天似乎并不愿意离开这里。城市被群山环绕，不过这些山峦丝毫没有巍然感，更像是挖了一个巨大的墓穴后堆起的土包。库尔市里有不少高层行政办公大楼，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冷峻灰色的景象。难以想象这里竟然产葡萄酒。我们试图穿过老城，这辆笨重的汽车却迷了路，在死胡同和单行道上绕来绕去，为了走出这个房子迷宫，司机必须要进行高难度的倒车。另外，石子路上都结了冰。所以，当车子终于驶出库尔城时，我们感到非常开心，虽然我连老主教府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这像是一次逃亡。我打着盹儿，疲惫不堪。云层低垂，隐隐约约中一个被白雪覆盖的山谷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由于寒气逼人，山谷看起来毫无生气。不知开了多长时间。随后我们朝着一个比较大的村庄行驶，或许是一个小城，我们小心翼翼地开着车，阳光普照大地，光线强烈又刺眼，层层积雪开始融化。奇怪的是，雪白的田野上升起白色的低雾，我的视线又被挡住了，无法再远眺山谷。一切如同一场噩梦，仿佛被施了魔法，我好像从未见过这片土地、这些山峦。疲惫再次向我袭来，车子行驶在石子路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驶上桥时，车子还有点打滑。有部队的运输车辆从旁驶过，我们车的挡风玻璃被溅得脏兮兮的，雨刷都刷不干净。H博士坐在我旁边，专心致志地握着方向盘，对付那条难走的路。我后悔自己接受了邀请，咒骂着威士忌和安眠药。幸而情况逐渐开始好转。山谷又显现出来了，也变得更亲切。到处都是农舍，还有一些小工厂，一切既干净又朴素。现在路上没了积雪，冰也化了，潮湿的路面闪着光，所以车子可以以正常的速度安全行驶了。群山不再挡住去路，道路不再狭窄难行，我们在一家加油站前停了下来。

映入眼帘的房子即刻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它与周围整洁有序的环境格格不入。房子简陋，由于受潮还滴着水，小溪从上游潺潺流过这里。房屋一半由石块砌成，另一半是木头谷仓，临街的木头墙上贴满了宣传画，显然它们已经在这里张贴好久了，因为墙上密密麻麻地贴了不少层：标语有“新式烟斗也用布罗斯牌烟草”“请品尝加拿大苏打汽水”，还有给运动牌薄荷糖、维生素、瑞士莲牛奶巧克力及其他产品做的广告。墙上写着一行大字：倍耐力轮胎。石房坐落在坑洼不平的石头地面上，前面是两个加油机。眼前的一切都给人一种衰败的印象，尽管这时太阳已经亮得刺眼，亮得近乎恶毒。

“我们下车吧。”前警察局长说。我听从他的建议下了车，并不明白他有什么打算。不过，高兴的是终于可以透口气了。

敞开的房门旁边，一个老人坐在一条石凳上。他没有刮胡子，看起来脏兮兮的，穿着一件浅色的褂子，上面沾满了油垢和污渍，还有一条深色冒着油光的裤子，大概是以前黑礼服的旧裤子。脚上趿拉着一双旧拖鞋。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神情呆滞，我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苦艾酒的味道。石凳周围的石板上，烟头扔了一地，浸泡在融化的雪水里。

“你好，”警察局长说，我觉得他突然显得尴尬，“把油箱加满，要最好的油。把车窗也擦擦。”然后他转身对我说：“我们进去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那扇唯一能看到的窗户上挂着酒馆的招牌，是一块红色的铁板，大门上方写着：玫瑰园。我们踏进一条肮脏的走廊，到处是烈酒和啤酒的味道。警察局长走在前面，打开一扇木门，显然他对这里很熟悉。饭厅光线昏暗，条件简陋，几个桌子和长椅做工粗糙，墙上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电影明星。奥地利广播电台正在播报蒂罗尔州的市场动态，吧台后面站着一个瘦小的女人，很难看清她长什么样子。她穿着一件晨袍，一边抽烟，一边洗着杯子。

“要两杯奶油咖啡。”警察局长点些喝的。

那女人开始做咖啡。这时，一个衣衫不整的女服务员从旁边的房间里走了进来，我估计她有三十岁左右。

“十六岁。”警察局长小声说。

女孩给我们端上咖啡。她身穿一个黑色短裙和一件半敞开的白色衬衣，衬衣里面什么都没穿，身上脏兮兮的。她没有梳理的头发呈金黄色，可能与吧台后面那个女人是同一个发色。

“谢谢，安妮玛丽。”警察局长说完把钱放在桌子上。女孩没有应答，也没有道谢。我们默默地喝着咖啡，味道真是糟透了。警察局长点着一支雪茄。奥地利广播电台正在播报水位新闻，女孩趿拉着鞋走进隔壁房间，我们看见里面有一团白乎乎、亮闪闪的东西，显然是还没整理的床。

“我们走吧。”警察局长提议说。

到了外面，他看了一眼加油机上的数字，付了钱。老头儿已经把油加满，车窗也擦干净了。

“下次见。”警察局长告别时说，他无奈的神情再次引起我的注意。可是老头这次还是没有回应，他又坐到长椅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神情呆滞，黯然神伤。当我们走到欧宝车旁，再次转过身时，看见老头握紧了拳头，他一边晃着拳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因为心中怀有某种强大的信念，他的脸上闪耀着神圣的光辉。他说着：“我等着，我等着，他会来的，他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