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 挂钟

医生关上房门。

老探长首先看见他没有穿工作服，而是穿了一件深色格子衣服，银灰色的衬衫上系着白色领带，一副经过精心打扮的派头，几乎是捯饬过了头，更夸张的是，他的手上还戴着一副黄色的真皮手套，好像怕弄脏了自己似的。

“我们伯尔尼人总算可以聚聚了。”埃门贝格尔说，朝着面前这个一筹莫展、骨瘦如柴的病人微微躬了躬身，礼貌且不乏讥讽。随后他抓来一把原先放在拉开的窗帘后面的椅子，贝尔拉赫一直没看见它。医生在老探长的床边坐下，将椅背转向探长，这样他就能将胸脯紧贴着靠背，胳膊交叉着放在椅背上。老探长再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折好放在床头上的报纸，然后按照老习惯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你派人杀了可怜的傅驰希。”贝尔拉赫说。

“倘若一个人用如此慷慨激昂的笔锋写下一个死刑判决，我认为理应受到惩罚，”另一个人用同样实事求是的口吻回应道，“如今甚至连写作都再次成为危险品，那么如此应对当然无可挑剔。”

“你想把我怎么样？”探长问。

埃门贝格尔笑起来，“这个问题应该首先由我来问：你想把我怎么样？”

“你心里很清楚。”探长回应道。

“当然，”医生答，“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所以你也应该同样清楚，我想把你怎么样。”

埃门贝格尔站起身，走到墙边，面对墙凝视了片刻，背向着探长。他一定是按了某处的按钮或者拉杆；因为那面画着翩翩起舞的男男女女的墙壁无声无息地向两边滑开了，像一个双扇门。墙后面显露出一个放着玻璃柜的宽敞大厅，柜子里放着外科手术器械，金属托盘里放着明晃晃的手术刀和剪子，还有止血棉球，注射器里注满了乳白色的液体，几只瓶子，还有一个薄薄的红色皮制口罩，一切用品都干干净净，排列得整整齐齐。在这间目前已然变大的病房的正中央放着一张手术台。与此同时，从房间上面缓缓降下一张沉重的金属屏障，落在窗户上方。房间内突然亮得耀眼，老探长直到此刻才发觉，那是因为天花板上的镜子缝隙间都装有氖灯管，柜子上方挂着一只巨大的、圆形的、闪着绿光的圆盘，映衬在蓝色的灯光中，那是一个挂钟。

“你打算不用麻醉药给我开刀。”老探长嘟哝着。

埃门贝格尔没有回答。

“我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所以我怕自己会叫喊起来，”探长继续往下说，“我不认为你会在我身上找到一个勇敢的牺牲者。”

医生仍然不予回答。“你看见那个挂钟了吗？”他反问道。

“我看见了。”贝尔拉赫说。

“现在十点半，”对方说，同时对了对自己的手表，“七点我会给你动手术。”

“八个半小时后。”

“八个半小时后。”医生确认说。

“我想，我们现在还要彼此谈谈，先生。我们不该回避这次谈话，在此之后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常言道，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都愿意独自一人呆着。就这样吧。只是你别给我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他又坐到椅子上，胸脯抵着靠背。

“我想，你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了。”老探长反驳道。

埃门贝格尔不禁愣了片刻。“我很高兴，”他终于说，一边连连摇头，“你还没有失去幽默感。要是傅驰希还活着的话该多好。——他已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了。我的那个侏儒干得不错。他先吃力地翻过湿淋淋的瓦片屋顶，一群猫围着他，然后从凯斯勒胡同大街的房屋的采光井通道爬下去，接着爬进厕所的小窗户，用我那把汽车扳手对准坐在马桶上正在出神的伟大作家的脑袋狠狠地一击。这对一个小矮子来说真不容易。当我坐在车里，在犹太人公墓旁边等待小猴子时，我紧张极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但是就这样一个身高不到八十厘米的小鬼却搞成了这事，关键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搞定了。两个小时后，他就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树荫下。你呀，探长先生，将由我负责搞定。这不会很困难的，我们可以避免让你听到难堪的言语。但是，上帝啊，我们该拿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熟人、我们亲爱的老朋友贝尔仁广场的塞缪尔·胡格托贝尔医生怎么办呢？”

“你怎么会提到他？”老人窥探着说。

“是他送你来这里的。”

“我和他毫不相干。”探长立即说道。

“他每天打两次电话，询问他的老朋友克莱默的身体状况，还要求和你通话。”埃门贝格尔确认道，忧心忡忡地皱了皱眉头。

贝尔拉赫不自觉地朝玻璃柜上方的挂钟看了一眼。

“没错，现在是10点45分，”医生说道，若有所思地看着老探长，并无敌意，“我们还是回过头谈谈胡格托贝尔吧。”

“他很关心我，为我的病情而忙碌着，但他与我们俩的事情毫无关系。”探长固执地反驳道。

“你看过《联邦报》上刊登在你照片下方的那篇报道吗？”

贝尔拉赫沉默了一会儿，暗暗思忖着埃门贝格尔的提问有何用意。

“我不看报纸。”

“那里面提到你这个本市知名人士业已退休，”埃门贝格尔说，“然而胡格托贝尔却假用布莱斯·克莱默这个名字将你送到我们这里。”

探长毫不授之以隙，他说自己在胡格托贝尔的医院里挂号用的名字就是克莱默。

“就算他曾见过我一面，也完全认不出我了，因为这病已经让我变了样。”

医生笑起来，“你声称自己病了，目的就是为了来索纳施泰因医院寻找我吧？”

贝尔拉赫没有回答。

埃门贝格尔忧伤地望着这个老人。“亲爱的探长，”他继续说道，声音中略带责备的语气，“你在我们这场审讯中丝毫也不迁就我。”

“是我要审讯你，而不是你审讯我。”探长倔强地反驳道。

“你呼吸困难了。”埃门贝格尔关切地说。

贝尔拉赫不再回答。他只听见挂钟发出的嗒嗒声。老探长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现在我要一直聆听这声音了，他心想着。

“难道现在还不是你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吗？”医生友好地问。

“我也许已经别无选择了，”贝尔拉赫精疲力竭地回答，把双手从脑袋后面抽出来搁在被子上，“挂钟啊，倘若没有你该多好。”

“挂钟啊，倘若没有你该多好。”医生重复着老探长的话，“我们俩还绕什么圈子呢？七点我就会杀了你。倘若你能同我客观地看待埃门贝格尔——贝尔拉赫案件，事情做起来就会对你轻松些。我们是两个拥有不同目标的背道而驰的科学家，是坐在一张棋盘前的两个棋手。你那步棋已经落定，现在该我走了。但是我们的比赛有一个特殊之处：要么一个人输，要么两个人都输。你已经输了比赛，现在我很好奇自己是不是也得输。”

“你会输的。”贝尔拉赫轻声说道。

埃门贝格尔笑起来。“这有可能。如果我没有预测到这种可能的话，那我就是个糟糕的棋手。但是，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吧。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七点我就会带着我的手术刀前来，就算来不成（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一年后你也会死于疾病。至于我的机会，它会怎么样呢？我承认它糟透了：你们已经发现了我的踪迹！”

医生再次笑了起来。

老探长惊讶地断定，埃门贝格尔似乎在和他开玩笑，他感到医生的行为越来越古怪。

“我承认，看见自己像一只苍蝇似的在你们的网里挣扎，这让我觉得很有趣，比看见你同时落在我的网里更加有趣。我们接着看吧：是谁让你追踪我的？”

我自行其是，老人声称说。

埃门贝格尔摇了摇头，“我们还是谈谈更可信的事情吧，”他说，“要说我的犯罪行为——暂且使用这个通俗的措辞——，没有人会自行其是，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凭空而来呢。尤其还由一位伯尔尼警察局的探长来查，那一定更不可能，好像我偷了自行车或给人打了胎似的。我们再来仔细看看我的案子吧——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允许你知道事实真相，这是失败者的特权。我是一个小心谨慎、细致周密的人——从这一点上讲，我干这一行干净利索——，但是不论怎样谨慎周密，当然总会有针对我的线索。一个没有线索的犯罪行为在这个充满偶发事件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汉斯·贝尔拉赫探长会从哪里着手调查呢？这里是《生活》杂志上的照片。我并不清楚是谁那样胆大妄为，在那些日子里拍下了这张照片。有这么一张照片存在，这对我来说就够了。够糟糕的了。但我们并不想让事情扩大化。有上百万人看过这张远近闻名的照片，其中一定有很多认识我的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认出我来，照片只拍到了我的一点点脸。究竟谁会认出我呢？要么是一个曾在施图特霍夫见过我，并且在这里认识我的人——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从施图特霍夫带出来的那些人，都掌握在我的手里。可话说回来，就如同每个偶然一样，也保不准会这样——，要么是一个对我三十二年前在瑞士生活时期有类似记忆的人。那时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是我还在读大学时在一个高山茅舍里所经历的——哦，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它发生在一个满天晚霞的傍晚：胡格托贝尔是当时在场的五个人之一。因此可以认定，是胡格托贝尔认出了我。”

“胡扯。”老探长坚定地反驳道。这只是毫无道理的想法，只是凭空而来的臆断，除此之外一无是处。他预感到朋友受到威胁，是的，他会陷入极端的危险之中，要是他不能转移埃门贝格尔对此事的怀疑的话，虽然他并不能准确地想象出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要过于匆忙地对那个可怜的老医生下死刑判决。我们先看看其他一些可能针对我的线索，我们设法替他开脱罪名吧，”埃门贝格尔继续说道，下巴压在交叉着搭在椅子靠背上的胳膊上，“那件与内勒有关的事情。你们也把它查出来了，探长先生，我恭喜你，真是让人震惊，玛洛克向我报告了这事。坦诚地说吧：是我本人亲自给内勒的右眉上开了一刀留下疤痕，他的左前臂上那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烧伤伤口也是我搞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变得完全一样，合二为一。我让他使用我的名字，将他送到了智利，并且逼迫他——一个天真朴实的小伙子，从未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博大精深的医学领域里有着惊人的天赋，按照我们的约定返回祖国——在汉堡港一家破旧的旅馆客房里吞下了一颗氢氰酸胶囊。生活就是这样，我那个漂亮的情人要在场的话就会这样说。内勒是个正人君子。他听任于命运的摆布——我不愿意透露自己曾果断对他采取的一些手段——，伪装成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高明的自杀现场。我们不要再谈这幕发生在妓女与水兵之间的情景了，它发生在一个散发着腐臭味的、半烧焦的废墟状的城市一个雾蒙蒙的清晨，不时忧伤地传来迷失船只那沉闷的汽笛声。这个故事可算是一场冒险游戏，它一直会深深地捉弄着我。因为我怎会知道呢，这位天才的医学家在圣地亚哥都干了些什么，在那里结交了哪些朋友，有谁会突然出现在苏黎世来拜访内勒。但我们坚持用事实说话吧。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个线索，又能把我怎样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内勒虚荣心，他要在《柳叶刀》和《瑞士医学周刊》发文章。如果有人突然想起拿它和我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在文体风格上作比对，那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证据。内勒写文章用的是地道的柏林话。识破这一点就必须先读一读这些文章，于是便又牵扯到了一个医生身上。你瞧，我们的朋友处境不妙。尽管他毫无恶意，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对他很有利，但如果还有一个侦探和他结交的话，我不得不做这种假设，那么我就不能再帮老头子的忙了。”

“我是受警方委托来这里的，”探长平静地说，“德国警方对你有所怀疑，于是委托伯尔尼警方调查你的案件。你今天不会给我动手术，因为我的死将会使你曝光。你也不会去打扰胡格托贝尔。”

“11点2分。”医生说。

“我看见了。”贝尔拉赫回答。

“警方，警方，”埃门贝格尔接着说，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病人，“当然会料到警方也会对我的生平进行调查，但我觉得在这里调查不太可能，因为这种情况对你来说才是最有利的。德国警方会委托伯尔尼警方去搜寻一个在苏黎世的罪犯！不可能，在我看来这不合逻辑。如果你没有生病，如果这件事不是和你的生死相关，我也许还会相信它：作为一名医生，我确定你的手术和你的疾病并非是假装的。报纸上说你已被免职，也不会是假消息。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个固执倔强的老头子，不愿意认输，当然也不愿意离职。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你是单枪匹马，没有任何人或警方撑腰，就来和我较量，一定程度上还得加上你的病床，在一次和胡格托贝尔的谈话中你捕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猜疑，并无真凭实据。也许你还是太自负了，除了胡格托贝尔之外，并未向其他任何人透漏消息。而他呢，看来对这件事也似乎没有把握。对你而言，只是为了证明，即使作为一个病人，你知道的事情也比那些解雇你的人还要多得多。凡此种种使我相信，这种可能较之警方决定派一名重病人来处理一件如此棘手的案件更接近真实。另外，警方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傅驰希死亡案件的真正线索，如果他们已经对我有所怀疑的话，那么早该发现线索了。你是孤身一人和我较量，探长先生。我想连那个堕落的作家也对此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老探长大声问道。

“出于谨慎，”医生轻描淡写地说，“11点10分。时间过得真快，先生，时间过得真快。为了谨慎行事，我也必须杀掉胡格托贝尔。”

“你想杀了他？”探长大叫着，竭力想直起身子。

“躺好！”埃门贝格尔不容置疑地命令道，病人只有服从。“今天周四，”他说，“我们医生下午休息，是不是。于是我想让胡格托贝尔、你和我都高兴一下，邀请他来拜访我们。他会开车从伯尔尼过来。”

“你想干什么？”

“我的小矮人就坐在他的汽车后面。”埃门贝格尔回答。

“那个侏儒！”探长大喊道。

“那个侏儒，”医生确认道，“又是那个侏儒。一个我从斯图霍夫带回来的实用工具。以前我动手术时，这个可笑的小家伙就在我的大腿间钻来钻去，按照海因里希·希姆莱先生的帝国法律，我本该杀死这个没有生存价值的小矮子，似乎任何一个体格高大的雅利安人都比他更具生存价值！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一向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一个受屈辱的人往往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工具。因为那只小猴子感激我的救命之恩，于是让自己训练出了最有用的本领。”

时钟已指向11点14分。

探长疲惫至极，不时地闭目养神。每当他睁开眼睛，总会看到那个挂钟，那个巨大的、圆圆的、悬着的挂钟。他现在明白自己再也没有获救的机会了。埃门贝格尔已经看穿了他。他完蛋了，胡格托贝尔也完蛋了。

“你是个虚无主义者。”他轻声说，几乎是冲着寂静无声的房间耳语。房间里只传来挂钟的嘀嗒声。无休无止。

“你是想说我毫无信仰吗？”埃门贝格尔问道，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辛酸。

“我想象不出我的话里还可能有任何其他意思。”躺在床上的老探长回答，双手无助地搭在被子上。

“那么你信仰什么，探长先生？”医生问道，没有改变他的坐姿，好奇又急切地看着老探长。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

后面墙上的挂钟嘀嗒响，无休无止，钟面上无情的指针始终如一，不知不觉又显而易见地朝着它的目标移动着。

“你沉默不语，”埃门贝格尔断言道，他的声音现在不再文雅幽默，而是响亮清晰：“你不说话。如今的人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你信仰什么？这样的提问不合时宜。人们谦虚地说，他们不喜欢说大话，至少不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比如说：‘我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如同以前的基督徒们那样回答，并为之而自豪。当如今的人们被问及这问题时，他们宁愿沉默，就像一个少女被人问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那样。人们的确也不是十分清楚自己到底信仰什么，也许并不是不信仰任何东西，这个上帝也不清楚，但人们至少还是有信仰——即使十分朦胧，仿佛一片捉摸不定的云雾——，比如信仰像人道、基督教、宽容、公正、社会主义和博爱等，一些听起来有点空泛的东西，人们也承认如此，然而人们总是在想：关键不在于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们要安分守己心安理得地活着。人们的确也试图这样做，有些人努力奋斗，有些人随波逐流。人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善事还是恶事，都是为了追求幸福，无论对谁来说，是好是坏就像买彩票一样，全凭机遇而定。好与坏全凭运气。碰得巧则走运，碰不巧则倒霉。然而，人们立刻就会拿起虚无主义者这个大帽子装腔作势，以坚定的信念扣在别的任何一个会让他们察觉到危险的人头上。我了解他们，了解这些人，他们坚信自己有权主张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或者等于九十九。倘若要求他们回答一加一等于二，反倒变成错误的了。他们认为一切明确无误的事物皆属于顽固不化，因为明确无误首先需要性格鲜明。这些人不明白，一个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举一个略微离奇的例子，因为大多数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像大多数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一样，全都出于误会——，这些人不明白，这样一个人，一个全心全意相信革命有必要的人，坚信只有这条哪怕不得不踏着千千万万尸体而走的路，才能引导你从善，才能引导你到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虚无主义者远远比不上他们，比不上某个既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某个人，既不相信地狱、也不相信天堂，而只相信有权做生意的张三或李四——他们太怯懦，根本就没有胆量将信仰奉为自己行动的信条。因此，他们在世界上活着，就像活在粥里的蠕虫那样丧失了判断力；倘若一锅粥真有好坏真假的话，那他们对一切的判断都是雾蒙蒙，不清晰，对好坏的判断如此，对真假的判断亦如此。”

“我没想到一个刽子手讲话居然能如此滔滔不绝，”贝尔拉赫说道，“我以为像你这类人都是沉默寡言的。”

“说得好，”埃门贝格尔笑着说，“你看起来又恢复了勇气。好极了！我需要勇敢的人在我的实验室里来当试验品。可惜的是，我的实践教学课总是以学生的死亡而告终。好吧，我们走着瞧吧，我有什么样的信仰，我把它放在天平的一边，另一边放上你的信仰，我们看一看，我们谁的信仰更伟大，是虚无主义者——你是这样称呼我的——，还是基督徒。你是打着人道主义的名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样的信仰的名义来找我，为了置我于死地。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这种好奇心吧？”

“我明白。”探长一边回答，一边竭力遏制内心的恐惧，伴随着挂钟指针的前进，这种恐惧在他心中愈来愈强烈，愈来愈危险，“你现在就是想诉说一下自己的信仰，真是稀罕，一个杀人如麻的凶手也会有信仰。”

“现在是11点25分。”埃门贝格尔说。

“谢谢你提醒我。”老探长呻吟着，由于愤怒和无力而颤抖不已。

“人啊，人是什么？”医生笑着说，“我并不因为有一种信仰而感到羞愧，我不沉默，不像你一直保持沉默。正如基督徒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一样，其实只是一种东西，即信仰三位一体，我也信仰两样东西，其实也就是一个，是同一个东西。我信仰物质，它同时是力量和质量，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整体，是令人大声疾呼仓皇躲避的子弹，像一个可以触摸的儿童皮球，我们就生活在它的上面，穿越过冒险的空间空虚。我信仰一种物质（说‘我信仰上帝’，是多么粗俗而浅薄），它唾手可得，像动物，像植物，或者像煤炭；也不可企及，像原子。它不需要上帝，或者无论人们为之虚构的什么东西，其独一无二、捉摸不透的神秘就是它的存在。我相信，我存在，是这种物质的一部分，和你一样是原子、力量、质量和分子。我坚信，我的存在赋予我权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作为组成部分，我的存在只是瞬间，只是偶然，如同在这广阔的世界里，生命也仅仅是其无限可能之一而已，同样像你一样是偶然——倘若地球距离太阳再近一些，生命则不会存在——，我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只是一个瞬间。噢，巨大的黑夜啊，因为我弄明白了这一切。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只有物质：人类，动物，植物，月亮，银河，我所看到的一切，皆是偶然的集群，偶然的无意义存在，就像泡沫或水波一样毫无意义：这些东西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它们是可以被替代的。如果它们不存在，就会存在某些别的东西。如果生命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了，它会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在某个别的星球诞生出来：就像头奖总会降落在某人身上，偶然的，依照多数的规律。赐予人类持续性是可笑的，因为创造出能够持续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权体制、使某个政府或教皇在统治位置上多待几年，本身始终就是一种幻觉。世界在结构上就是一场博彩，因此人类追求幸福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在每次的抽奖中，人人都能够赢得一个瑞士生丁，而不是大多数人都一无所获，即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非同以往的信念，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大家都渴望成为那唯一的、独一无二的赢得大奖的人。一个人既信仰物质，又同时信仰人道主义，这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能信仰物质，并相信自己。公平正义并不存在——物质怎么能公平呢？——，存在的只有自由，自由无法通过赚取的方式获得——否则就必然有公平正义了——，自由也无法通过赠予的方式获得——谁有能力赐予它呢——，自由必须靠人们主动去争取。自由是敢于去犯罪的勇气，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我明白，”探长大声说，蜷缩着身体，好似一头已经死亡的野兽，躺在白色的尸布上，卧在一条望不见尽头的冷漠的街道边缘，“你信仰的只有一点，就是你有迫害人的权利。”

“说得好，”医生回应道，并鼓起了掌。“太好了！那个敢于对我据以生存的信仰做出结论的人，我称之为一名好学生。好极了！好极了！”（他不断地鼓着掌。）“我敢于保持自我，什么也不隐瞒。我致力于使我获得自由的谋杀和迫害。因为当我杀了另一个人时——我今天七点还会再干一次——，当我置身于令人软弱的任何人类法规之外时，我便会获得自由，我便成了某个瞬间，是怎样的一个瞬间啊！它在强度上和物质一样巨大，和它一样坚强有力，和它一样无法估量，我从那些我弯下身子所见到的张开大嘴发出的呼喊声中，从那些泪汪汪瞧着我的眼睛所流露出的痛苦神情中，从我的手术刀下的颤抖不已、软弱无力的白色皮肉上，映衬出的只有我的胜利与我的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医生不再言语。他缓缓地站起身，坐在手术台上。

他头顶的挂钟指着11点57分，11点58分，12点。

“还有七个小时。”从病床那边传来了耳语般的、几乎听不见的低语。

“给我讲讲你的信仰吧。”埃门贝格尔说道。他的声音重归平静与客观，不再是刚才的激昂与生硬。

贝尔拉赫一言不发。

“你保持沉默，”医生忧伤地说，“总是一言不发。”

病人不予回答。

“你沉默，永远沉默，”医生断言道，双手撑在手术台上，“我现在无条件地把一切都压在一张彩票上。我很强大，因为我从不畏惧，因为我对自己是否会被揭穿无所谓。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把一切都押在一张彩票上，就像押注硬币那样。如果你，探长，能够向我证明，你拥有像我同样强大、同样无条件的信仰，那我就承认我失败了。”

老探长沉默着。

“你就说点什么吧，”埃门贝格尔在停顿片刻后继续说道，其间他急切而又渴望地望着病人，“你就给我一个回答吧。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受过洗礼。你说吧，我十分确信这种力量，它一定会超过一个有罪的杀人凶手对物质的信仰，就像太阳的光芒远远超过冬月那可怜的光一样，或者：这种力量至少和信仰基督和圣子差不多。”

后面墙上的挂钟嘀嗒响。

“也许这种信仰太沉重了，”埃门贝格尔说，因为贝尔拉赫始终一言不发，接着他走到病人床前，“也许你有一种更轻松、更普通的信仰。你说吧：我信仰正义，信仰人道，正义应该服务于人道。出于这种信念，仅仅出于这种信念，我这个身患疾病的老人就冒险来到了索纳施泰因医院，没有考虑别的事情，比如自己的声誉，也没有想过要战胜任何人。你说出这一点吧，这是一种更轻松、更正派的信仰。还可以要求如今的人们要有这种信仰。你说说吧，然后你就自由了。你的信仰会让我满足的，我会去想，你拥有一个同我一样伟大的信仰，如果你说出来的话。”

老探长沉默。

“你大概不相信我会放了你？”埃门贝格尔问道。

没有回应。

“为了碰碰运气，你也说点什么吧，”医生催促着探长，“就算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就坦诚地说出你的信仰吧。如果你有信仰的话，那它也许还能挽救你。这也许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不仅是挽救你自己，同时也是挽救胡格托贝尔的机会。现在还有时间给他打电话。你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你。我的戏总有一天会演完，我的算计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会输呢？我可以杀死你，我也可以释放你，这当然意味着我会死。我已经到达了一种境界，能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似的对待自己。我毁灭自己，也保护自己。”

他停下来，紧张地注视着探长。“已经无所谓了，”他说，“我做什么都无所谓了，更高的位置已无法再达到：去征服阿基米德点，已经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是人类在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在这个由死亡的物质所构成的玄妙中，唯一能做的有意义的事。业已死亡的物质犹如一具巨大的腐尸，从中反复生发出生命与死亡。但是，我仍然——这是我的恶意所在——要将你的自由与一个下流的玩笑、一个傻瓜条件联系起来：你得说出你的信仰，同我的信仰一样伟大的信仰。说出来听听吧！在人们心中，对善良的信仰至少和对邪恶的信仰是同样坚定的！说出来听听吧！没有什么比我亲眼目睹自己走入地狱更令人开心了。”

只听见挂钟的嘀嗒声。

“那么你就就事论事说说吧，”埃门贝格尔等待了片刻后继续说道，“就说对圣子的信仰，就说对正义的信仰。”

挂钟，只有挂钟发出响声。

“你的信仰，”医生大声喊道，“让我听听你的信仰！”

老探长躺在那里，双手紧紧抓着被子。

“你的信仰，你的信仰！”

埃门贝格尔的声音犹如从铁矿中传出，像长号奏响的声音，打破了无边无际的灰暗的苍穹。

老探长沉默不语。

于是，埃门贝格尔那张渴望得到回答的脸变得冷酷与漠然。只有右眼上方的伤疤还依然通红。当他疲惫而冷漠地从病人面前转过身子走出门时，他似乎感到一阵恶心。门轻轻地关上了，探长被一片耀眼的蓝光所环绕，蓝光中只有圆圆的表盘不停地嘀嗒着，仿佛是老人的心脏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