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一〇　“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亡后的次年（317年）三月，琅邪王睿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东晋开始了。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这时，晋元帝到建康已经有好几年了。事情该从更早的时候说起，也该从司马睿的身份说起。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分，世袭琅邪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荡阴之战后（见第五篇），惠帝被挟持到邺。司马睿也到了那边。成都王颖恨东安王繇曾劝他不要与皇帝对抗，把他杀了。司马睿是东安王繇的嫡亲侄子，怕遭连累，连忙逃走。成都王颖对此早有防备，他已经下了命令，一切关口、渡口都不准贵人通过。司马睿尽管换了装束，但到了黄河渡口，还是被拦住不让过河。幸而从者宋典见机，把马鞭朝主人身上一拂，笑道：“舍长（看管房子的小吏），官禁贵人，怎么你也被拘留了？”守渡口的吏信以为真，就把他放过去了。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起兵讨河间王颙和张方（见第五篇），命琅邪王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他一向和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友善，这时急需得力的帮手，便向东海王要来，让他担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了。

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接着又派琅邪王睿去镇守江南的建邺。

这年九月，琅邪王睿到达建邺，王导也跟着同来。这是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江东（现在的江南，古代常叫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吴郡顾氏、义兴（今江苏省宜兴）周氏、山阴（今浙江绍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推翻的（参见第九篇）。琅邪王睿到建邺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琅邪王睿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

这是个难题。琅邪王睿资历不深，江东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也不主动到府里参见。为此王导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睿坐着人抬的“肩舆”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祓除不祥的“禊祭”（《晋书·王导传》说是三月三上巳节的事情。三月三距琅邪王到建业有半年之久，似不可能。秋季也有“禊祭”，《通鉴》记在本年秋，比较合理），他和府里的幕僚骑马随从，队伍整齐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了都颇为惊异，不得不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王导又替他出主意，说：“顾荣、贺循，在此地声望最高，结纳了这两个人，别人自然都肯来了。”琅邪王睿便使王导亲自去请顾、贺两人，两人应命而至。从此，吴中、会稽一带受此影响，名门士族无不归附，江东人士逐渐拥护琅邪王睿了。

琅邪王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这是地方行政长官。顾荣字彦先，他的祖父顾雍是吴大帝孙权的宰相。贺循也字彦先，他的父亲贺邵是吴国忠良，为孙皓所害。除此两人外，琅邪王睿还对纪瞻、周玘、张闿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落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庾氏以及门第较低而为元帝所亲信的刘隗、刁协等，都陆续渡江南下。当时南下的人往往成群结队，宗族乡党都相随同行，如祖逖南下时，率领亲党几百家，他把车辆马匹给老弱生病的人乘坐，自己徒步，所有药物衣食都与众共享，因此为同行的人所拥护，推他做“行主”。这是一个有名的范例。

王导劝琅邪王起用这些人中的贤人君子，同他们商议国家大事。琅邪王有过失，王导也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邺时，常因酒醉废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而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大姓。桓彝过江之初，见朝廷微弱，很是担忧，对周（周氏是汝南安成大姓）说：“我因中原大乱，想到此间来求生存，不料如此微弱，怎么能维持下去！”后来他见了王导，谈论了一番，回来后对周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字夷吾），我再也不必担忧了（相传温峤也有相同的事，见《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宴会。有一次，周喝了半晌酒，忽然叹道：“风景虽说与中原没有多大差异，举目所见却是长江而不是黄河了！”（原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江河”或作“山河”）周人在建邺，心却飞到了洛阳。众人听了，都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的确，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先垮了，怎么能战胜困难呢！王导的精神境界显然高出众人，所以有做一时领袖人物的资格。当时众人听了，都揩干了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邺，故为避讳，建邺这个地名从此改为建康。上文提到，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是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

难在哪里？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还有矛盾。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因此，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发生了周玘危害执政的事件。

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势力强大的大姓。周玘的父亲周处因梁王司马彤公报私仇，以孤军御强敌，战死沙场，已见前篇。周玘在西晋屡次不应州郡征召，应该是与父亲的死有关系。他在地方上声望极高。石冰、陈敏之外，还有一个挟持孙皓的儿子孙充造反的钱㻅，都被他用乡里义兵平定，号为“三定江南”。他打完了仗，便解散部队，从他的行为看，他的目的只在安定乡土，不大像是为晋室办事。建兴元年，他正在做吴兴太守，自以为“失职”（不执掌朝政），又与琅邪王的亲信刁协有矛盾，就阴谋联络一部分人，要杀死执政的官员，改用南方人士。琅邪王睿发觉密谋后，不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只先调他做南郡太守，等他动身后，再改任军咨祭酒，即抽掉实权，给一个闲官。他知道密谋泄露，忧愤而死，临终还对儿子周勰说：“杀我的是诸伧（吴人称中原之人为“伧”）子，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琅邪王和王导明知他要造反，但是仍然谥他为“忠烈”。他们只希望事情就此收场，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周勰念念不忘父亲的遗言，指使吴兴功曹（太守的属员，相当于总务长）徐馥诈传叔父丞相从事中郎（丞相的幕僚）周札的命令，起兵讨伐王导、刁协。江东的土豪知道了，都愿意参加。建兴三年（315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发动事变。徐馥家里本来有部曲（私兵），加上响应的土豪，集结了好几千人。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今属安徽，离宜兴、湖州都不远）起兵，与他呼应。他们打算拥周札为主。周札这时因病正在义兴家里，得讯大惊，连忙去告诉义兴太守孔侃。周勰见叔父反对，没有敢发动。徐馥集结的本是乌合之众，他们见情况不妙，便倒戈杀掉徐馥。孙弼也被地方官镇压杀死。事变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周氏族人周续又在家乡阳羡（今宜兴荆溪南）起兵。建康得讯，琅邪王想要讨伐，王导以为少发兵不能平定叛乱，多发兵则京师空虚。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周续的族兄周莚只带一百名力士，回乡去平乱。周莚日夜赶路，到了家乡，遇见周续，只说同去见太守有话说。到了府里，周莚喝令郡吏吴曾，就在座上把周续杀死。一场事变，就此结束。

事后，晋政府对周勰并不追究，后来还让他做过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除此以外，实在是别无他法。

而琅邪王本人，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大兴元年（318年），他即皇帝位时，命王导到御座上同坐。王导当然不肯。元帝（从这儿起，应该改口叫他元帝了）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必须依靠王导，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使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镇守江左大镇，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巩固了统治，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即今苏皖南部、上海市、浙江省）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年），江州（今江西、福建二省和湘、鄂各一部分）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这个问题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王敦江州刺史。大兴元年（318年），任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刺史和牧都是州官，但牧比刺史为尊）。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情况又有变化。元帝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而王敦本人也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这是后话。但是无论如何，在江东草创之初，王导和王敦都功不可没。王导更是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大功臣，他忠贞不贰，经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始终是朝廷重臣。他在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导自然是司马氏的忠臣，但是我们评价王导，绝不能局限于这个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两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的新的一页。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陈寅恪先生独具只眼，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笔者认为陈先生是说得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