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 四八　四川保路风潮

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四川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引起这个风潮的，是清廷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政策的制定人，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藉口全国铁路的干线必须由政府官办，只有支线才能让老百姓自己筹款兴筑，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摄政王载沣，以粤汉铁路北段（从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汉铁路广水、宜昌段与宜昌夔州府段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换取六百万镑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当度日的残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怀未尝不知道，这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早已在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间由清廷准许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筑，官督商办。单就四川一省而论，老百姓所缴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上。

摄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了一道上谕，说：“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与邮传部才定出了所谓“收回”的办法：（一）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二）广东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缴的股金，只发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缴的股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已经在宜昌被用作川汉铁路工钱与材料钱的，换给“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

如此的办法，对于业已激动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汉铁路股东已经约集了各团体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议决由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衔，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递上一件呈文，请王人文代奏清廷，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予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

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四川咨议局的代表在内。王人文不便替股东大会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说是替“四川咨议局代奏”。结果，遭到清廷申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钉子以后，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铁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奏请清廷治盛宣怀以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经过，见于王人文在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

“三余书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书之中，叙述得较为详细：“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国有，事机危迫……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次铁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实则拱（手）奉（人）。况因此借债，路权、政权两受干涉。埃及覆辙，危机在即。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

这一次开大会的地方，是杨遇春的宫保府。四川铁路公司本就设在这宫保府。先由邓孝可报告了盛宣怀所签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签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额是六百万镑，按九五折实付，实际上借了五百七十万镑，而还本付利按照六百万镑计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开工前后，由四国银行团先在借款内垫出六十万镑，作为备用款，年息六厘。分期还本，从满了十年以后开始。未满十年，中国政府即使有钱，也不许还本（企图省掉利息）。十年以后，未满十七年，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自备款项，还清本利，但利息须照债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满了十七年，中国才能够随时自由还清本利。

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约关平二百万两；（乙）湖北盐税每年附加江防经费与新加二文捐，每年约七十万两；（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丁）湖南厘金每年约二百万两；（戊）湖南盐道库正厘，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以上，总计约五百二十万两。这几种税收，倘若中国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须连同“他项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与海关管理”。

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师，武昌、宜章段必须用英国人，广水、宜昌段必须用德国人，宜昌、夔州段必须用美国人。

筑路的器材，除铁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都必须由英、法、德、美的人优先供应，都必须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手，加给佣金百分之五。

这借款合同的种种条件，都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色彩，而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仅四川的爱国同胞，预感到亡省亡国之痛，湖南、湖北、广东的爱国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抚杨文鼎曾经奏告清廷，说：“湘省自闻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湖南省咨议局而且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虽不如四川、湖南两省之激动，然而其后武昌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却与保路运动很有关系。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原已由清廷给美国的合兴公司建筑，因此而触英国之怒，于是在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应立刻从六百万镑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万二千元，还给合兴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国人的势力，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中排挤出去。广东老百姓，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

邓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会所报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简单内容。不过，合同的全文，当时已传遍成都。在邓孝可报告了以后，提议组织“保路同志会”的是罗纶。罗纶在当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他的提议被热烈通过。他被举为副会长，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被举为会长。

依照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废约保路”。该会的会员，不限于四川本省人。会员每十人公推评议员一人，评议员每五人公推评议长一人。会议分为大会、评议员会、评议长会，皆无一定的会期。会中事务，由会员自由担任，分为四部：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须开会一次。

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天，大众于开会以后全体走到布政使衙门，向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进了衙门，站在大堂门前。王人文亲自出来，对他们讲话，表示同情，答应他们对朝廷力争，说他在任一天，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结果是，他自己出面，参了盛宣怀一本。过了若干天，摄政王叫人通知他：“贵护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钦此。”所谓“留中”，便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联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谕旨敕下内阁，会同各部妥议具奏，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嗣后关于外债事项，请敕下资政院照院章十四条第三款议决施行。其川路公司办理及款项事件，请敕下四川总督，令该公司照钦定股东公司律召集股东会解决，呈请查核施行。至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尤恳严治其罪，以重国典。”

王人文在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会的人士说了很多句的好话：“讲演虽甚痛切，然从无扰乱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论行动，未便辄加干涉，致激他变。”

清廷给王人文的答复是：“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禀奏，殊属不合，著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问。”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奉召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职衔到京“候讯”。他遵旨离开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留住。钱能训把军机处寄来的一道命令交给他看，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听候查办”。查办他什么？原来，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在七月初一以后一再扩大，清廷要他负责，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后就有了武昌起义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办，而仅仅撤去他的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差使，“交部议处”。部议，将他革职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独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转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后，在天津隐居了几十年，与世无争。）

赵尔丰在闰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总督。他是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知县、同知、道员、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永宁道任上，捕杀了一百多名会党的领袖，博得了“赵屠户”绰号；在边务大臣与驻藏大臣任上，屡屡对藏胞作战，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赵尔丰有办法对付会党与藏胞，却没有办法对付保路同志会的人士。保路同志会不仅在成都有广大的群众，在多数的各府州县也都设了分会。在重庆的领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实）；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与荣县一带的，有萧参与张颐；在威远与富顺一带的，有刘裕光。这些人，连同成都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党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分子。清廷坚持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弄得立宪党人情愿与革命党合流，区区赵尔丰怎能挽回这个局面呢？

在保路风潮之中推波助澜，给清廷帮倒忙的，又有端方、瑞澂。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举人，捐得了员外郎，历官郎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于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时，因“横冲神路”而丢官。宣统三年，他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得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怀讨好，希望挤走赵尔丰，取得四川总督的地位。瑞澂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贡生出身，当过笔帖式（录事）、主事、员外郎、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荐而升为江苏巡抚，最后作了署理湖广总督。此人最怕端方抢他的湖广总督，便竭力怂恿端方挤赵尔丰。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给端方带到四川去。

赵尔丰对于保路同志会，起初也不想采取强硬手段。他替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颜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弹劾盛宣怀的呈文，于闰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给他一个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电报，里面说：“此时如纯用压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县已经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相率罢市罢课了。

成都及外县的罢市罢课，可说是端方与盛宣怀引起来的。端方派了一个李稷勋，充任所谓“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这李稷勋不与股东们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现款数百万元交邮传部。股东会要求撤换李稷勋，盛宣怀反而请旨，以“钦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勋的地位。“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在七月初一日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便开始罢市、罢课。

罢市罢课的另一导火线，是瑞澂与端方两人的一篇联名会奏，奏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询之蜀人，众口佥同。……请饬川督严重对待，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赵尔丰把这篇奏文交给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东大会中报告给大家听。“报告甫毕，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轰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又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于是会场有喊须罢市者，有喊须停课者……”

七月初一日这一天，成都的空气真够紧张。上午，开了股东会大会，蒲殿俊报告了端方与瑞澂的会奏，引起公愤；中午，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到达成都，立刻，全城便飞满了传单，传单上说：“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差不多同时候，赵尔丰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谕尔商民，莫听浮言。如有误犯，拿办可怜。妥议路事，必须文明。何若妄举，自害安宁。苦言相劝，大众敬听，贸易照常，各谋营生。”下午两点钟，保路同志会举行会员大会，到会的传说有数万人之多，情况的悲壮热烈，更甚于上午的股东大会，公推罗纶与邓孝可到督署见赵尔丰。散会的时候，全城的过半数商店已经关门。赵尔丰向罗、邓二人表示：“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为川督而罢市，自问无对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照旧开市。”罗、邓二人说：“我们自当设法向商民劝解。但是，罢市与暴动不同。倘若仅仅罢市而不暴动，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帅始终维持。”赵尔丰与罗、邓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东与若干绅士，在夜间二更时候（十一点钟左右），开会研究维持秩序、防止暴动的办法。王人文此时还不曾离开成都（官职是川滇边务大臣），也到了会场，发表演说。和他一齐来演说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观听者约数千人。”开会的结果，是议决了“由各街公举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与区官接洽。街中有暴动者，街众见之，则一面劝阻，立即报知举出人，与巡警劝阻之。不听，则请区官处理之。巡警见之，亦先报知举出人劝阻之。不听，则处理如法。”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写了很多张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入于罢市罢课的状态（除了杂货饮食店以外），家家门口贴了光绪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红纸写的，有些是用红纸印刷的。多数牌位上，所写的是“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旁，各写六个小字，右边是“庶政公诸舆论”，左边是“川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是从光绪一次诏书中摘下来的。（神位上的“光绪”二字，应该写作“大清”才对。但是，倘若没有光绪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谁。主持保路运动的人，用心良苦。）

有些老百姓，头上顶了一张光绪皇帝神位的纸条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里面供了光绪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员皆不能骑马、乘轿而过，必须步行，绕过亭子的旁边走。

单就成都一城而论，秩序一直很好，没有所谓“暴动”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为止。赵尔丰却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

赵尔丰为什么要如此？自从罢市、罢课开始以来，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电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初三日电）；“故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院议通过，不敢再有异辞，否则举凡一切赋税杂捐，概不完纳，政府若不转圜，人民亦将坚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动，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尔丰受事之初，已窥其隐患，故思潜移默运，收拾人心。……惟有仰恳王爷（内阁总理庆亲王）、中堂（内阁协理那桐），密为代奏转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议，即可转危为安，若始终坚持，则祸乱不知所届”（初四日电）。“尤恳中堂（那桐）顾念全川，维持大局，倘蒙谕交（资政）院（咨议）局分议，拯救眉急，可事从容布置，不胜感祷。日昨英领来函，议及路事，拟将宜归已用之款，暨现存之款，仍还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办谕旨，一以符干路国有，枝路准民自办之旨，亦不相背，如与公司议妥后，伊即电达驻京各国领袖公使及英使云云，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办到，尚不可知”（初七日电）。“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可臆计。”（初十日电）

赵尔丰为什么突然在七月十五日变更主张，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给他，叫他“严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进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赶紧起程，“许带兵队”。而且，湖广总督瑞澂，与端方沆瀣一气，拨了不少兵队给端方。端方的气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来四川抢赵尔丰的总督。

至于，在荣县与彭县，先后发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与捣毁稽征局的事，虽则也影响了赵尔丰的决策，其重要性却不如“严拿首要”的圣旨与端方之带兵入川。

荣县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领导人是革命同志王天杰）；彭县人民之捣毁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赵尔丰在初十日致电清廷（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对这两县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说“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可见他并未怎样重视这两县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时，可能仍不过是一种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禄位。（事实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阎一士。）

赵尔丰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到正午，便有几千个老百姓手捧光绪神位，于各街公举的“街正”领导之下，走到总督衙门，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时仓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门附近放火，藉便事后栽诬，一面让小人之尤、营务处田徵葵，下令对跪着的老百姓开枪，当场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纵容兵士在各街追杀了若干人。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动了公愤，宁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会同志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锦）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县的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之下，当天晚上便有成万的人来到成都，虽则赵尔丰已经关了城门，虽则赵尔丰的兵又从城墙上开枪，他们却留在城墙周围不走。于是，成都在事实上入于被围的状态。城外的电报杆子被砍断。不久，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也入于义民的掌握。

新津县的县城，被义民占领，县知事被杀。双流县的县城，也被义民占了一个短时间。武装的义民，称为“同志军”。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赵尔丰的军队与同志军，在“红牌楼”地方有了一次大战。七月二十一日，同志军的武字营在周鸿勋的指挥之下，连胜赵军，又打到红牌楼。

赵尔丰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电奏说，“官军自十六日迄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

龙泉驿与双流县城，虽则不久便被赵军“收复”；新津县城却一直被周鸿勋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义以后的第三天，才因弹尽粮绝，重新入于赵军之手。

四川保路会派来北京的代表刘声元，向摄政王递呈文，两次均被门房挡住。他跪在地安门路上，等到摄政王经过，拦舆告状，被捕，交步军统领乌珍审问。乌珍对他很同情，派人护送他回会馆。七月十九日，他又递了一封呈文到庆亲王的府里。庆亲王叫乌珍将他押解回籍。

旅京的四川同乡，包括官吏、商人、学生，在四川会馆开了几天的会，上了好几次的呈文与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诉冤。其中，只有以法部左丞曾鉴领衔的京官联名呈文，被都察院转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给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当过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赵尔丰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来，已经构成对他总督地位的威胁。岑春煊来，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岑春煊兴高采烈，从上海的寓所乘轮西上，到了武昌。他在离开上海以前，打电报给四川文武官吏“不许贪功生事，不得擅行杀戮，即倡乱之人情节最重者亦暂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后再行查讯。同时，他打电报给四川的父老子弟，说：“春煊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已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后，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邮传部，再度建议“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现款发还。”（他第一度作此项建议，是在上海启程以前，打电报给清廷，奏请“敕部”如此如此。）他在这再度建议的电报中，加强语气，说：“股款全还，实为要义，若未能照允，则事终难定。自愧病躯，仍必极力请退，免误事机。”

第二天，湖广总督瑞澂打了一个电报给盛宣怀，说：“今午与西林（岑春煊）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果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澂窃为西林危之。……闻西林既视大部复奏为进止，则将所请各节量为议驳，西林势必力辞，趁此降旨照准。则于川事、西林两方面均可顾到。”瑞澂的动机，实际上完全替端方谋四川总督的位置，何尝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活动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设立“公所”，于六月间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办保路风潮。他在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昌，八月初九到达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重庆，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资州（资阳）。随他而来的，有步兵第十六协的三十一标三个营，与三十二标的一个营。

步兵第十六协原驻湖北，被瑞澂拨交端方，带来四川。协统姓邓，名承拔。三十一标的标统，姓曾，名广大。三十二标的标统，姓孙，名安国。这两标里面的革命党人很多，不过，两标的领袖（文学社的标代表）江国光与单道康二人，由于必须留在武昌，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职务，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让军官与兵士知道风声。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资州，仍旧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从成都托人带来密函给杨毓林，杨毓林告诉管带（营长）陈镇藩，陈镇藩在端方命令官兵准备开拔、移军陕西之时，首先表示反对，而且在训话以后公然剪了辫子，向端方挑战。（陈镇藩是湖北安陆人，同盟会会员，一度被东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长，当时因事未能回鄂就职。）

端方没有正当理由将部队开往陕西。清廷已经在他未离重庆之时，任命他署理四川总督。他应该赶紧到成都去上任，不该放弃职守，企图带兵北去陕西逃难。

事实上，他不但已经知道武昌起义，武汉三镇入于革命军之手，也知道了重庆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独立。当时有一种谣言，说天津已为“孙文”占领，京师已经失守，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去了山西。这谣言，端方也听到了，便动了移军北上、到陕西去迎驾的念头。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赵尔丰的亏。他对赵尔丰结了深仇，而赵尔丰的武力非他的四个营可比。赵尔丰有第七镇（师）的两个标（第六十六标与第六十八标），又有防军六个营。

他和赵尔丰结仇，除了意图争夺总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电致内阁，说七月十五日事件，责任在赵尔丰及其营务处总办田徵葵。“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居民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总办）田徵葵开枪击毙者数十人。逾日城郊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况其书并非蒲、罗等手作。”

端方的这一封电报，等于是参了赵尔丰一本。赵尔丰于七月十五日事件发生以后的当天，曾经电请那桐代奏，说“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遂图独立。……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四川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旋于昨夜探悉，逆谋益亟，已聚匪徒近万，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备，前来督署烧杀。尔丰……一面凛遵严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抚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数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据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电报，降旨：王人文与赵尔丰交部议处；田徵葵与提法司周善培、候补道王掞革职；蒲殿俊等九人释放。

赵尔丰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状，说端方“主张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又说，端方“始则徜徉鄂省，惟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事实的演变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党人之手。促成四川独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赵尔丰本人。赵尔丰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给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独立，举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几天，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匋斋”二字作为别号，然而他确是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杀他的革命党人，多数属于武昌的文学社。被大家公推来执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卢保汉（原名保清）、姚鸿圣、丁鹤本、孙世栋。他的弟弟端锦，同时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贾志刚之手。当天晚上，大家公举陈镇藩为步兵第十六协统领，代替曾广大的位置，通电响应武汉的中华国民军鄂军，议决全部开拔回鄂，帮助鄂军对清军作战。他们到达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时候，鄂军与清军已入于停战状态。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风潮的一个轮廓。

历史的事实，从不单独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为因。甲事，也常常与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时并发，或略有参差。叙述历史的人，只能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后，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实之中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本书虽则是名为“细说”，实际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实，细说一个经过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会派往京师去的代表，不只是刘声元一人，另有阮峘、李孔阳、黎绍芬三位。然而，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关于这三位的活动，我因此只得从略。在京师的几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赵熙，曾经上奏章替家乡的老百姓说话，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杀事件之中，黄学典（季陆）是幸免于难的若干人之一。当时，他仅有十二岁，是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会长。以我所知，他藏有很丰富的有关四川保路风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这些材料早日发表出来。

有若干极有趣味的小故事，夹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里面，我也只得为了顾及行文的线索与脉络，而不得不加以割舍。关于保路风潮，如此；关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应该割舍，而值得另写一章的，是武昌起义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各次起义。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这么几句话：“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绝，素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写了《革命军》而在上海租界入狱的邹容，是四川人。

同盟会自从筹备大会的时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参加。在现存的东京本部乙巳、丙午两年名册之中，属于四川籍贯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黄树中（复生）主盟，大多数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于由日本先后回川，从事种种革命活动的，以有资料可考的而论，便有黄金鳌，黄树中（复生）、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邓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义，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点是彭县石堰洞后山，领导人是余切。第二次起义，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点是江油，领导人是李实。第三次起义，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点是广安，领导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点是嘉定童家场，领导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点是彭水凤凰山，领导人是温朝钟。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点是荣县，领导人是王天杰。这几次起义，皆在武昌起义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