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我在安亚堡的十二年期间，美国经历了重要的改变。我亲眼见到高速公路的兴建，起初94号州际公路穿过城南，接着是环城公路。柳径机场不敷使用，于是兴建底特律大都会机场以改进服务。假日旅馆和拉马达（Ramada）旅馆纷纷出现在公路两侧。郊区忙着挪出空间兴建购物中心。零售业风格改变。在商店里，以前可以单买的物品，现在要论批买。T恤一次要买三件，铅笔论打卖。平装书大为风行，但以前的标签从此消失：当时薄书一本二十五美分，厚书一本五十美分。为了有资格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家里的车子必须不止一辆。电视当然堂堂登场。整整一代的电子媒体记者，其中有些非常上镜头，播报着气象、体育及其他种种新闻，有的确实重大，有的只是琐碎小事，出现在彩色屏幕上，不过是为了维持美国人在客厅的话题。电视大为流行，一些历史悠久的畅销杂志广告收入大为缩水，最后被迫停刊。在密西根大学，研究必须靠电脑佐助。复印机和打字机一样，成为办公室内不可或缺的设备。我不太出门旅行，但我从阅读得知，南方内陆饮水机和公车候车室的“白人”及“有色人种”标志已经移除。不说别的，早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已注意到，在我必须填的所有表格上，“人种”这一栏都已经取消。至于改变的确切时间，我已不复记忆。

我可能在密西根停留太久。即使从大三念到博士毕业，如果我加快速度，应该不用花十二年。不过，拖延并非没有益处。我不但从军中重回社会，重新训练自己进入新职业领域，而且还借着混合自身体验和所读的学术分析，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检验。因此我对失落的年少岁月不再耿耿于怀。

在头几年，至少是最初五年，我对自己的国民党背景采取防卫的姿态。当时的情况相当特殊：美国人自己在朝鲜战争时和毛泽东的军队作战。在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的“边缘政策”影响下，又差一点帮助蒋介石保卫金门马祖。然而，在我们的校园中，每个人提到蒋介石时，语气都是全然的不屑。有些教师和同班同学听到我曾是他旗下军队的军官，就以为我应该觉得难过，仿佛我是在希特勒麾下的愚蠢德国将军。我几乎要对他们大吼大叫：这是你们的想法，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并不自傲于自己的从军纪录，因为不会有人自傲于失败。我不打算自愿参战，到北纬三十八度线或中囯外海的离岛去打仗，但对过去的从军，我既不引以为耻，也没有罪恶感。不过，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我的情绪和我的东北经验密切相关。我于1946年2月随着郑洞国将军的幕僚群到东北去。在此之前，我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一样，非常期盼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计划可以带来和平。1月10日，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停战协议。双方同意冻结所有的部队行动，只有一项行动例外：国民党军队可以进入东北，在该处移动，以恢复中国的主权。新闻旁的照片显示，亲切的周恩来站在马歇尔旁边，在张群后方露出亲切和蔼的微笑。然而，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党的八十七师从沈阳移师长春时，林彪以四万人展开突袭，几乎歼灭了整个师。两天后，林彪加强武装，进攻国民党的新三十八师，后者原是前驻印军的一部分。这次攻击受阻，共产党军队损失不下两千五百人。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纳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

共产党军队进攻受挫，还真是奇迹。但双方交锋后都筋疲力竭，国民党军队更累，因为大屠杀的感觉就已让人觉得恶心了。敌军严守铁路要道四平街，执行繁复的战地计划。前线部队想找出彼此的缺点，企图包抄彼此的侧翼，但都不成功。林彪就这样阻挡我方进攻长达四十天之久。同时，他的人马进入长春，当时苏联已经撤走。周恩来此际在重庆宣称，共产党已“厌烦受人摆布”，可能被迫采取自我防卫。

不守信用已经够糟，更不可原谅的是苏联从旁协助。当时我不相信苏联人知道什么叫光明正大或正派行动。看看斯大林吧：他和希特勒签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入侵波兰时，苏联从后方解决这个国家。日本请他充当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他却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凭着雅尔塔协议和对日本的七日战争，他在我们的领土上接收理当是我们享有的胜利果实。至于东北，一切似乎必须回到沙皇统治的年代。看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吧：他运用种种拖延技巧，防止我们进入东北。他控制下的港口我们不能使用。我们大规模的空运必须接受种种限制。我们一接受他的条件，他就撤回他的提议。最后国民党军队在杜聿明将军的率领下强行推进，他才撤退。但我们进入东北整整延后了半年以上，多么关键的半年！在我们之前被获准进入的林彪，此时正好严阵以待。

我记得我们抵达沈阳时，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火车站旁写在墙上的俄文，笔法粗野唐突，蠢蠢欲动。也许可以说，我们的苏联盟军必须循着指标搭火车，因此仓促离开火车站，离去时太过匆忙，无暇顾及我们的感受或品味。然而，在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他们还竖立了一个大型纪念碑，庆祝他们对日本的七日战争。在方尖碑上是一部红军的坦克车，枪口指向天际，提醒我们仍然受其威胁。他们一定预期这个雕像可以摆置好一阵子。

有一天下午，我开车经过城里的工业区，或者应该说是以前的工业区。不只如报纸所载，工具和机械被苏联人搬运一空，而且建筑物也难逃一劫。所有的窗户都被打碎，地上散布着垃圾和烧焦的木材。从部分焚毁的墙壁，我透过建筑的骨架看到了屋顶的横梁，在没有屋顶遮蔽的情况下，暴露在沈阳阴沉沉的天空下；这是个总被入侵者蹂躏的城市。

苏联人用货车运走想要的物品后，还让他们的占领区货币淹没整个东北，所发行的军券面值很少不超过十元。当地人抱怨，红军在六个月内所发行的纸币，比日本人十四年发行的还多。这样的说法很难确认。不过，我们在当地买东西拿回零钱时，无一例外是苏联发行的红钞票。

我在郑将军前线司令部待了四个月，接收战地电话的讯息、汇集战情报告、参加参谋会议、接待外国特派员。有时我到前线去，将弹药运交给前线部队。抗日胜利时我以为可以永远抛诸脑后的每件杂事，现在一一回来，而且未免太快了一些。没有人问是否有内战。到达沈阳时，我们立即发现内战已经开打，我们早已深陷其中。不必是好战人士也可以很务实，期待另一个协议会更好是不合理的。在考虑其他因素之前，必须先想到对方有能力把这么多人送上必死之途，能够具备这样的实力，恐怕是不可能停战的。

这个恐惧不久后得到证实。5月中旬，林彪的作战军官王继芳取得我军发的无人地带安全通行令，前来投诚。我在司令部单独和他对谈。共产党军队并没有采取阶级制，军官是任务取向。不过基于尊敬，我们称他为“王上校”。从和他的谈话中，找不到太多有利我们作战的资料，不过填补了我们所不知的空间，并证实了之前接获的报道。他让我们对局势有更全盘的了解。

这时我们相当困惑于林彪为何下令作战。王对我解释，这是因为整个野战部队持续成长扩大，林彪称自己的军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用意在吸收地方上的民兵、武装部队及非正规军队，核心则是从中国北方调来的老练作战队伍。对共产党军队快速扩张的计划而言，能容纳各式各样军队并拥有加以扩充的能力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和我军进行消耗战。他们的军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放弃形式，重视实质。只要能达成任务，有相同力量的战斗部队可以被称为支队、团、旅或纵队，但作战方式和纪律却绝对要一致，一定要遵守基本方针，因此要指派核心干部到步兵班去，以训练出新的干部。林彪指挥的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军队，尽量排除所有的都市影响力。灌输士兵信念时，基本上是以教义问答的形式来进行。

王对乡村动员的描述吻合其他来源。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紧接战场后方的是动员村落的人员。我们的散兵也提到，他们很难躲避敌军后方的路障，因为全都由村中的少年看守。村民必须供应食物、住处及急救设备。各种后备支持就这样以自动贡献的名义，定期而自动地输送到前线，作战部队完全摆脱后勤的负担重任。有时连长还会获得食物券，可以就近取得热食，之后再由战地工作人员负责补偿。“你们所说的大行李（指一团需要携带的装备）和小行李（指一营的装备），”王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全都没有。”

我带着不无敬意的语气表示惊讶，因为匆促成军的共产党军队居然守着四平街这么长的时间，阻止我们于缅甸一战成名的新一军进攻。王上校说，其实很容易。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他还告诉我，林彪对新一军有相当的敬意，他原先预料在他猛烈的攻击下，新一军会瓦解。

至于共产党军队如何从苏联手中接收日军的装备与补给，王说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次某部队遵照指示，前往某兵库接收武器。苏联守卫严正告诉他们，仓库无论如何都不能交给他们。这个部队困惑之余，回去禀报上级，高层人士于是进行调查。最后这些官兵奉命再去一次，这回改在晚上去。他们发现苏联兵全撤走了，在安静的黑夜中，整栋房子中成箱成盒的物资全归他们所有。

王的证词几乎就预告了，林彪在东北会成功，国民党会失利。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就技术上来说，共产党开启“劳力密集”的革命，将一切降到农民层次，以吸引最多的追随者。党所施加的严苛纪律虽然严峻不合理，但却没有遭到抵抗。我们进入东北时，事实上是在重复日本十年前入侵中国的错误。当时日本侵略军的背后有个健全的国家经济，这时的国民党并没有。1937年时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来迎战入侵者，这时的林彪有。回顾当时的状况，我该觉得自己幸运到极点，能够在1946年6月初体面退场，参加去美国进修的考试。我离开时，正值国民党短暂胜利的巅峰期。如果命运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在王上校投降前十天，国民党在东北的“剿匪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刚从肾脏手术中复原。他和郑将军在火车车厢内会面。郑将军担任他的副手，也是北方前线的指挥官。杜将军大病初愈，头戴便帽，脚穿拖鞋。除此之外，他全副军装，勋章和肩带一应俱全。两人决议，将驻印军之一的新六军调到北方前线。人数和军火的优势应该会让林彪遭受决定性的挫败。也就是说，以近十万人去对抗六万人，而且都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是，要调度这么庞大的军力，不可能逃过敌方的侦测。在国民党展开预定的进攻之前，林彪一路撤退到哈尔滨，而且十分匆促。我们等了十周，终于进入长春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发现全城完好无缺，电力的供应不曾中断，街车照常行驶。我在大和饭店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星期以来的风尘仆仆。最兴奋的是目睹蒋介石的莅临，那天是5月28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介石降落在大房身军用机场，镇定自制一如平日，但近距离单独看他，会发现他在中国人里算是很高的，不过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他下飞机时，机械性地说：“好，好，好。”他在飞机库中对聚集的将领进行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是以和他单独合照的方式来奖励将领。他坐在副官从飞机上搬来的椅子上，受表扬的军官站在他身后，稍微靠右边。官方的摄影师拼命忙了不下十分钟，他收好相机时，蒋介石也准备搭机离去。他并没有进入长春市。

一周后我向郑将军司令部的同袍道别，展开我的初步行程，接着是一长串漫漫旅程，最后造就今日的我。在其后两年半之间，所有在司令部的人，包括将军自己，都历尽艰辛，直到1948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所有人都被林彪的手下俘虏。我再也不知道王上校的下落。

王是否见风转舵，这点很难说。他叛逃时，当然希望我们是赢的一方。但是，如同加入林彪抗日军队的无数北方年轻人，他是基于爱国心从军，而局势也让他无从选择。这并非保证他要将余生投入不感兴趣的农民革命。很多观察家并不知道，王代表中阶干部的尴尬处境，正是内战初期共产党所面临的最大弱点。在他们的领袖人物中，许多都有长征经验，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之路。此外，达成不可能任务的挑战，可以让他们达成个人的满足感。但遗憾的是，下层阶级毫无选择余地。无论斯诺（Snow）或史沫特莱（Smedley）等人如何将他们的自决和解放理想化，残酷的现实却是另一回事：看林彪在四平街留下多少四处横陈的扭曲尸体。这种矛盾的压力和负担，全都要由中间阶层来承受。由于国民党没有能力在乡村地区对抗共产党，不要谈打赢内战了，单是想要迫使对手接受议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让敌军的中间阶层丧胆，从而大举叛逃，或许可以借此严重干扰对方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假设当然不可能只是臆测而已，事实上甚至还付诸实行。共产党的作战部队遭受一些挫败，但他们设法快速恢复，速度甚至超过以都市为基础的国民党军队。势力增长的一方压力减少，还因此将压力转移到势力消退的一方。

我对王上校的同情，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基于阶级根源。不过，我必须说，他和我并没有要共同防御的共同经济利益。他不过比我年长一些。从他说的话中，我推测他应该是属于富农阶级。高中毕业后，他就在日本占领区内闲晃了一阵子，后来才加入林彪的游击队。短短四年，他就当上“作战科长”（相当于班长）。他很快就能研判我的问题，眼神十分灵活，我相信他很聪明。他也很强悍，提到两个连长被处决时，口气上仿佛理当如此，完全没有同情心。不过，这些特质都还不够。林彪从来不曾信任他，甚至没有亲切对待身为幕僚人员的他。他不过被视为档案管理员，老被猜疑，不被信任，这就足以让他甘冒生命的危险，挥舞安全通行令，到达我方前线。

再综合其他资料，王的境遇就不令人意外了。林彪必须把各种杂牌军队转变成无敌的作战机器，而且持续动员刚脱离日本占领的当地人民，以支援他的作战部队，无论这些部队被称为团、纵队或支队。无论是历史的大阴谋也好，或是最不寻常的革命运动也好，所有的人员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犷的形式，只有单纯和一致才能精确操控大规模的人力。消除城市的影响是不够的，所施加的纪律还必须能预先防范城市的影响。不只是言谈举止要像贫农，连想法都要像贫农。如果容许产生个人优点、个人身份甚至个人意识，人人可能都会从不同角度来评估当前局势。不久就会有人问：为何要与苏联合作？把毫无武力的数千人送到机关枪前，道义上是否说得通？等等。在绝对的要求下，去除特权阶级比去除特权还重要。要重点处理的是抽象概念，思想控制发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过程，较敏感内省的个人所受的冲击最大。和没有特色的农民相比，这些人的特质可以算是阶级导向。

推论到这个层次时，我对在国民党军队的资历几乎毫无遗憾，虽然我们必然是输的一方。连王上校这样的老派人士都选择抛弃的运动，我更不可能加入。不过，共产党是庞大而复杂的组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我的最好朋友，有些则是我深深敬佩的对象。和王上校相比，他们的背景显然是更富有的都市阶级，也更为敏感内省。即使事隔多年，离东北战场也隔了数千里远，对他们的回忆仍然让我在思考时产生许多疑惑。

我在安亚堡那段时间的中期时，有一天收到北京的妹妹粹存托人从香港转来的信，她提到她和田伯伯联络过。田伯伯知道我的下落，表达对我的“关怀和忧虑”。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美国和中国仍是敌国。田伯伯的讯息婉转暗示我身为变节者的尴尬地位，我自然不可能满意接受。但由于是在特殊情况下收到他的消息，他的立场不难理解。

田伯伯就是剧作家田汉，也就是《抗战日报》的编辑。1938年我替该报工作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高峰期。田汉甚至不曾到过在长沙的办公室，他把编务工作交给我的朋友廖沫沙，自己和周恩来、郭沫若任职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下的政治部，当时待在武汉三镇。身为少将的他，训练组织了许多剧团和戏团，培养舞者、歌手、演员和艺术家，振奋战时的士气，成立像联合服务组织（USO）一样的劳军团。他的另一项计划是在武汉城墙上的大型壁画，长达数百英尺，内容是描绘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从长江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武汉落入日军手中时，壁画尚未完成。

我稍早就见过田汉本人。在我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我才称他田伯伯。他的儿子田海男是我在军校时的同班同学。由于这层关系，我去过他们家好几次。海男和我在十四师下的同一个团，我们也一起去印度及缅甸。但在抗战胜利后，他却加入共产党军队。朝鲜战争后，他仍在人民解放军，但我不知官阶有多高。他们这个家和共产党的渊源很深，海男年幼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视他为干儿子。在蒋介石任命田伯伯为少将前，曾怀疑他是共产党同路人，把他关了一年多。

田伯伯是我经验中的奇人之一。从他若干剧作的名称，如《获虎之夜》和《南国之春》（译按：查田汉并无此一剧作），可以看出他的浪漫天性。我想不起世界上有谁比他更不重视金钱。我在昆明时，有一次看到他在床下放了一个陶瓮，存放五天份的米。不过饥饿从来不构成任何威胁，如有必要，他可以从中国的天涯旅行到海角，吃住全靠朋友和崇拜者，而且不必去求人家。他每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投宿旅馆时，经理和门房就会通知城里的演艺界，没多久他就会被种种请求和邀请所淹没。只要他同意坐下来欣赏表演，制作人和经理就会欣喜若狂，一流的男女演员会来向他致意。紧接着安排豪华的午餐晚宴，外加很多酒来助兴。在此同时，他的旅馆账单也被结清了。大多数的崇拜者都和帮会有些关系，因此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安排他的下一段旅程，而且既舒适又便利，把他送到下个城镇的兄弟手中，展开另一轮欢迎活动，中间不致有任何间断。这是我亲眼所见。

田汉在日本念大学，本来想进海军，后来没有实现愿望。他和同时期的许多学生一样，发现中国除了船坚炮利以外，还急需许多其他的事。他转攻文学是很明智的抉择，因为非常适合他的性情。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还在上海的一两所大学里教书，日子原本可以过得很舒服。但他辞去这些职位，改当南国艺术学院的院长。虽然这个学院被认为出了最好的制作人、导演、剧作家、男女演员，但没有人知道这学校是如何经营的。据我所知，在一开始，有些电影制作人为了要扶持电影这个刚萌芽的产业，因此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从此以后，这个学校的管理就和田伯伯一家人密不可分。说这个学校是非营利机构未免太轻描淡写，根本就是故意不赚钱。至于人事，职员和学生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全都像兄弟姊妹一样，有些友人就住在田家租来的房子里，而有些朋友的朋友从遥远的省份来上海找工作，在还没找到房子前也住进田家。那时田伯伯还是鳏夫，由田伯伯的母亲负责周济一家子食客，也因为如此，她有个很恰当的封号：“中国戏剧界的母亲”。

有一篇刊登的文章说：有一次有个剧团碰上严重的财务危机，于是请求田汉写篇作品让他们演出。田汉一口答应，照例以大吃大喝拉开序曲。剧团为了要让创作过程不受到干扰，还替他在城里安静地段的旅馆内安排了一个房间。田伯伯却叫更多酒，邀请他的一些朋友到房间里来聊天，到三更半夜还谈个没完。第二天剧团的人过来偷窥，发现这位无从捉摸的剧作家睡得正熟，他们买来的文具原封不动。到傍晚他醒了，叫来更多的酒和食物，继续和朋友聊天，聊完就睡觉。第三天，剧团的人绝望了。这时剧作家找到灵感，他一跃而起，振笔急书，写了一整个黄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又继续写，一直写到第三天。那天中午，剧团的人又来了，发现他还是在睡觉。但他们辛苦等了五天的剧作就放在桌上，连最后一景都写好了。我把这篇文章给田海男看时，问他：“你觉得呢？”

海男露齿一笑：“很像家父的作风。”

我们和日本的战争蓄势待发时，田伯伯放弃电影和剧场，转而研究传统的舞台剧，就是西方人知道的“京剧”。事实上，京剧是相当普及的娱乐形式。在中国的每个省会，至少有一个剧场全年上演京剧，每天两场。任何人都可以去观赏，只要付二十五分的入场费，穿着凉鞋、拖鞋去都无所谓。这个普及的艺术形式让田汉得以接触社会的下层阶级。

战争还让剧作家结识无数国民党将军。国民党高阶将领有一个共通习性，西方观察家很少注意到。这些将领必须日理万机，处理琐琐碎碎的烦人小事，在无望的环境下造就全然不受干扰的习惯。这些超脱于日常生活的个性，无论是先天生成或后天的训练，都很快发展成一种乐天逍遥的性格，相当接近艺术家的狂放，也是诗人非常欣赏的特质。这种特性让田汉与他们结为朋友，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他相熟的国民党将军不下数十个。事实上，海男和我、我的表弟李承露（后来以国民党上校的身份在台北退休）和另一位同学朱世吉（我离开东北一年后，他死于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之所以在军校毕业后到十四师，也是因为田伯伯的推荐函。他写了一封信给师长阙汉骞，阙再要求校方将我们四个分发到他的师。如果校方不肯呢？田伯伯写了另一封信给教务主任孙元良中将。两年后，同样的过程又重演，海男和我得以到印度去。田伯伯和郑洞国将军也够熟，熟到可以要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一起到他麾下。因为这层层关联，他有权对我妹妹说关心我的福祉。他一直是我的恩人，而且在我请求下让我踏上我今日之路。

如果田伯伯的个性可以从朋友中看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张发奎，国民党少数的一级上将之一。张将军曾震惊新闻界：在上海之战时，日军炮弹已打到他的总部门口，他照样有办法睡着。他的副官叫醒他时，他咆哮：“保持警觉，我说过了，每个人都要保持警觉！”他自己警觉了一下，又继续睡。当时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明显提到：他前方是吴淞江上的日本战舰，他无法进攻，但在蒋介石命令下，他又不能撤退。因此他以自己的性命当赌注，作为手下的模范。在围城时，田伯伯拜访他两次，他们互相把对方灌醉。如果这起事件发生在西方的军队里，一定会引发军纪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展现出豪放慷慨，符合传统文化的规矩。后来田伯伯发表了这篇在日军轰炸下饮酒的故事，附上一首情感充沛的诗，广为流传，深受好评。

在此之前的北伐期间，张发奎的军队赢得中国“铁军”之称。据说张对田汉说：“铁军？我不知道为何会变成铁军。我只有一种部署：让叶挺当先锋，贺龙打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方法！”不过，一个稍有见识的听者仍然会感觉到，这个简单的部署计划之所以能奏效，全都是因为指挥官和张将军的个性，让他们能带着幽默感和一丝淘气苦撑下去，有时又不免卤莽躁进。他们有巴顿（Patton）将军式的迅速直接，却没有林彪不可理喻的残暴，在一个只能以农民为士兵、只能供应他们简单武器的国家里，难怪可以轻而易举赢得全国的民心。

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途中会经过柳州。我听了太多关于田伯伯朋友张发奎的事迹，于是向田伯伯建议：为何不让我们去拜会他呢？无论就何种标准来看，这个建议都不合常轨。不过，全权负责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将军，因为朋友田汉的一封介绍信，愿意短暂接见我们这三个未经世事的中尉（朱没有和我们同行）。他个子不高，相当瘦，动作敏捷。不幸的是，一位伟大战士的魅力，就像剧作中的英雄一样，需要舞台来烘托，这可不是远离战场的一间小平房办公室所能做到的。张将军出来见客时毫不做作，当着我们的面揉眼睛，似乎刚从午睡中醒来。他的勤务兵端茶给我们。将军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势必要走许多路，他年轻时，曾走遍中国的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他的足迹。除此之外，整个拜会过程平淡无聊。但这次经验更让我相信文学界人士的力量及影响力。在大众心目中，英雄事迹要显得真实可以理解，前提是必须要有像田汉这样富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才能在纸上以浪漫和节奏感重新安排英雄的丰功伟业，最重要的是要有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例如吴淞江上乌云低垂，强风刮起长江上的波涛，战旗飘扬，战马嘶鸣等等。在联合阵线时期，郭沫若和田汉在这方面都贡献良多。可惜国民党并没有继续善用他们的才华。

国共决裂是在1941年，新四军事件粉碎联合阵线，双方关系不堪修复。国共间的战争其实在1939年就已开始，当时毛泽东已展开他的扩军计划。唯一能有利扩军的区域是中立区域，夹在日军有效占领区和国民党牢不可破的防线之间。在这块无主的地带，充斥着地下反抗军、地方民兵、土匪、日本撑腰的警察和伪军，都可以强力吸收转化成党派的游击队。但是，上述种种势力，除少数例外，都已被国民党军队视为触角，他们不是自愿的辅助队，就是用钱收买的双重间谍。共产党有系统地加以吸收，造成他们的首领莫名其妙地被处决，有时共产党更发动突击，势必无法避免与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武装冲突。有时在短短数天内，所牵涉的作战兵力达数千人之多。在异族侵略时枪杀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残暴简直无法无天。双方人马显然都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地发动叛变。在一次事变中，国民党失去赵侗，他本来受蒋介石指派，担任河北民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军校时，我们都听过这些事件，但我对这些沮丧的故事毫无胃口，局势的发展和我预期的完全相反。我们大多把党的斗争当成恶疾，虽然不能很快去除，但希望能随着时间而消失。然而，新四军事件让情况更加恶劣。无论共产党是否有错，都是受害的一方。斗争的规模达到空前，过去所有半遮半掩的冲突全都公开，引起国际间的重视。我们到达重庆时，发现这个战时的首都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不可置信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理论上是国民党一手教出来的，却不及上一代的人激动。（不过，就历史长期的发展而言，这并非奇怪的现象。无论直接或间接，中国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在民国前出生的人来决定，年轻一代只是照着做而已——这趋势尚未改变。）

郭沬若是20年代中国狂飙运动时期的领袖之一，也是田汉长期的好友，时间可以追溯到两人都在日本求学时。他们曾一起从事出版业，又一起在联合阵线。在重庆，他们是隔壁邻居。有一次，田海男和我受邀参加一个晚宴，他发现我们不会喝酒。那时我们都还没试过，觉得很别扭。我们穿着国民党军服，滴酒不沾。他看着我们，极度轻蔑地说：“来吧，你们这两位委员长的忠诚信徒！”郭沫若本身是非常敏锐的作家，有时他会以嘲讽的语气说尖酸刻薄的话。不过三年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文章，提到和蒋介石握手后，手掌的余温久久未消。

田伯伯对新四军事件的反应更直截了当。晚报刊出蒋介石对事件的解释，他把报纸一扔，大叫：“满嘴的仁义道德，满手的血腥！”重庆局势愈来愈不利郭沬若和田汉。讽刺的是，他们仍然领国民党的薪水，但他们不再担起任何职责，随时有特务跟踪。他们不时会受邀参加政府文工人员举办的宴会，不同党派的人干杯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语气却嘲讽讥刺。郭选择留在重庆，部分原因是为了年轻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但田伯伯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偷偷溜走。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将军也是他的朋友，这位剧作家就沿着长江顺流而下，顺道去陈将军的总部拜访一下。陈诚给他财务支持和安全通行证，让他一路通过整个战区，直到桂林，当时隶属左派军阀李济深管辖。有一段时间南方的这个省会成为避风港，庇护不受重庆欢迎的作家和艺术家。陈诚就是那位赢得史迪威信任的精力充沛的国民党将军，后来他担任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并在台湾当上“副总统”。在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替蒋介石执行“剿匪”的任务，肃清共产党，在战后他又再度执行。他也不是唯一保护田伯伯的人。在昆明，后来在东北和林彪作战但当时担任卫戍司令的杜聿明将军，也保护朋友田汉不受骚扰。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

但是，为何会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不同和矛盾？如果把这问题引申到我身上可能更切题，虽然我在国民党内的角色不过是次要的助手及旁观者。田伯伯不曾对我们透露他的共产党党员身份，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即使在内战开打前他的地位已相当清楚。他也不曾要我支持共产党，他只是常常对我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在政治上应该已经成熟，借此可能希望我自己“觉醒”。但我显然无视于人民的受苦，对解放运动毫无兴趣，一定让他彻底厌恶我。另外一个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对苏联的看法，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策略，对我却是国际权力政治中厚颜无耻的自私自利。但是，他还是很容忍我，在我们短暂的相处时间内，他尽全力教我日文，让我了解外语对教育有多重要。更窝心的是，我母亲经过桂林时，田伯伯和他母亲殷勤款待。许许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确把我当他的家人对待。他告诉我妹妹他关怀担心我的处境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关怀不是发自内心。他没有小看我的念头，他并不是郭沫若。

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需要是道德家或严于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他受情感的驱策时，有时过于情绪化，无法沟通，但很快会恢复乐天合群的个性，谈话中充满笑声。有一次他和同伴比赛该先跑到山顶，结果他赢了，掏出手枪对空鸣枪三声，宣告他的胜利。他为朋友写了一首悼亡诗，后来重抄一次，每个字高一英尺，刻在俯视朋友坟墓的石崖上。这个工程一定花掉他当时所有的积蓄。他纵容自己的冲动和异想天开，很难和他争论说，自我表达的自由和共产党并不相容。但是，我如何整合他的故事和我在东北的经验（包括曾为人民解放军元帅林彪的所作所为）呢？

我妹妹来信时，郭沫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田伯伯是中国戏剧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关汉卿》搬上舞台，成为艺文界一大盛事。关汉卿活跃于宋元之交的13世纪，据说写了六十多出剧，但留传至今的不超过十二出，显然有部分经过后代作家的修改和重新整理。强烈抗议他那个时代的法庭制度，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除此之外，关于作者的资料很少，但对于他的机智和社会正义感的评论，散见于其他文献。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以及作者本人背景的模糊，刚好提供20世纪作家绝佳的良机，可以凭自己想像来创造这个人物。这或许可以解释作品规模为何如此庞大——共十二幕。我虽然没有看过演出或读过剧本，但我非常疑心《关汉卿》部分是伪装的自传。剧作家田汉就透过这种方式，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的机会。

在密西根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会定期每周浏览一两次中文书报杂志。在50年代末期，报纸尽是百花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新闻，但我偶尔会看到一两则和我个人有关的消息。有一次我看到范长江这个名字，他已经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我第一个念头是，范不是科学家。但另一则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推动一项十二年计划，要培养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如果把两则消息并列，共产党党龄超过二十年的长江，就非常适合担任协调者的角色。

田汉比我年长二十岁。范长江只比我大九岁，我们约略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我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你比我年轻九岁！多吓人！想想九年内可以完成多少事！”

事实上，他只是想对我表示亲切而已。他说这句话时，已是全国知名的记者，根本远远超过后面的竞争者。二十年后，我们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我仍然是“永久学生”，靠着打零工勉强继续念大学。范长江的经历则包括《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社长。但在本质上，范长江的故事并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对一个运动牺牲奉献的故事。我述说这件事时，可以不带合理化、酸葡萄、自怜或自卑的情结。不过范还是让我重新检视自己，有时还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国共间的斗争。

范长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范希天。他投稿给《大公报》时，用的是长江这个笔名，也就是西方人称为扬子江的那条大河。起先这个笔名没有冠上他的姓，他成名后，人人都叫他范长江，他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但为什么叫长江呢？我以为和他的交情还算够，所以就问他这个私人的问题。

“嗯，”他以淡淡的忧郁口气说：“我当时刚离开军队，生了病，身无分文。有一阵子意气消沉，在街上晃了很久，没有人可以帮忙。我身上只有一把雨伞，还有捆成一包的衣物。我就跳入水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可能是有人把我钓起来吧。”

我怀疑世界上还有谁会在说到自杀时，口气如此理所当然，而且坦诚直率。那时我才了解，他认为新生命从此开始，因为他寻死的地方也带给他重生。

长江十八岁刚从高中毕业时，加入陆军军校生组成的团体，加入蒋介石的北伐军。1927年8月1日，在途中发生著名的南昌事件。部分的团宣称和共产党有关系，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范的部队刚好也在其中。但国民党人其后的进攻打败了他所隶属的团，他只好被迫逃生。他步行走了好几个省，沿途乞讨为生。我想他企图自杀时，就是在这个阶段。他设法抵达南京，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入学考试。这个学校培养执政党的公务人员，算是军校的姊妹校。至此长江步上坦途，只要念完书，就可以确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但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中国却不抵抗，长江对南京政府很不满，他脱下制服，搭火车到北京去，寻找能采取行动的机会，结果毫无机会，他于是到北京大学旁听。这时他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吸引了天津《大公报》编辑的注意，从此开启了他新闻记者的生涯。

他和《大公报》约定好，他视需要到中国的西北省份去旅行，像自由作家一样自订行程，自己润饰文章。这些特稿很快打响了作者的声名。直到当时为止，很少中国人知道那一大片领域发生了什么事。年轻的特派员骑着马旅行，向沿海城市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线早已残破不堪；儿童没有裤子穿，在寒风中发抖；税负又高又混乱；到处可见鸦片的种植；负债的佃农半年内要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高利率。在长江揭发的沉痛故事中，穿插着诗歌、动人的掌故和个人的冒险，之后集结成书，畅销全国。《中国的西北角》在第一年就再版七次。

后来发生了一件有利长江的事。共产党进行长征，让他随意漫游的地区一夜之间成为国际注目焦点。他拜访负责征讨的国民党将领，鼓励他们和共产党将领友善来往。当时在国民党的指示之下，报章杂志必须称共产党领袖为“毛匪泽东”或“朱匪德”。范在特稿中首次揭露，年轻的国民党军官事实上对交战的敌人怀着很深的尊敬与欣赏，称他们为徐向前或彭德怀将军。全国正疲于内战，急着和日本摊牌，对这些文章反应热烈，毕竟作者是如此知名的记者，又刊登在如此有影响力的报纸上。范长江和《大公报》对促成联合阵线的贡献，当时并没有被充分认知。特派员也到达他生涯的高点，他专栏中提到的国民党将领，纷纷在一夕间成为全国的英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范担任了一阵子的战地记者。问题在于，国民党军队不断撤退，有时还损失惨重，很难产生足以振奋人心的新闻。然而范仍然运用中国杰出记者的特权，登出了一篇文章《刘汝明该被枪毙！》。刘汝明是西北军阀派系中的一位师长，因为提早自前线撤退，严重危及其他部队。这是发生在中国北部的事。蒋介石当时没有能力处理，他只能处理情节最重大的例子，例如在山东当省主席的军阀根本断然拒绝出兵，而必须要靠战地特派员用民意来审判刘。

我在长沙遇见范时，战争已进行第二年，汉口成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范有个伟大理念：如果所有的报纸从业人员都能团结一致，将战争的讯息视为庞大的圣战，而且人人和他一样仗义执言，单是报纸就可以对我们的战地工作产生重大的贡献。因此从这个想法诞生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不是新闻公会，不谈工作和民生问题，当时也不打算替任何政党党纲背书，组织理论上是无党无派的，爱国心和良知才是组织仅有的两项目标。所谓学术，就是指联谊会将散发简讯，举办座谈会，提高成员的工作素质，同时提振士气。长沙分会成立时，无党无派的我负责整理成员名单。分会选出的会长陈育胜（音译）是国民党员。在登记加入会员的三十多人中，多年后我只记得我的室友兼同事廖沫沙是共产党员。在全国的组织中，会长范长江无党无派，秘书长陈侬非是共产党员。我们可算是联合阵线的一部分。

但我整理完会员名册后，必须申请退出。应该由别人来接管名册，因为我即将离开报纸的工作，进入军校。范长江要我去他在长沙YMCA的房间里见他，希望说服我放弃军事生涯。二十年后，回忆仍然很鲜明。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我从图书馆的六楼窗户往外看，安亚堡的春天来得很晚，大楼间高耸树木的枝枒间，只有一些黄绿色的花苞，空气十分潮湿。我翻阅报纸时，似乎看到1938年闷热夏天的长沙市内任意扩张的黑色屋顶。空间的转换已压缩了时间。

范长江很容易激动，干燥的头发略显凌乱。不论别人提议去附近的面店吃面，或是油印一份传单，他赞成时习惯拍桌子。“好，”他会说：“就这么办吧！”那次单独见我时，他却只顾说话，没有用动作来加强他的语气。不过，他的话仍然又急又快。他多多少少预测我的从军生涯是失败。小老弟，不用试了。他是过来人。他曾经亲身尝试过，最后却是幻灭一场。我不过爱做白日梦，不如他务实。

但话题谈到如何对战地工作有所贡献时，我们的立场就逆转了。对他来说，虽然接近神秘却很合理的是，有一种听不见的呼唤在吩咐他，这是人人都要听从的声音。他替我分析局势：战争的短程结果很明白，日军会继续挺进，汉口会沦陷。西安和长沙将成为自由中国的两大“基地”，一在中国西北，一在中国内陆的南方，两大战略中心的命运对战争未来的进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如此，我没有理由“舍弃”我的“岗位”，这两大中心之一是我的故乡，我又已在城里素负盛名的一家报社中做出一番成果。他希望我继续留着，同时持续在学会分会的工作。依他的说法，似乎一切都有必然关系，因此我必须肩负人类的命运。

我吓了一跳，只能采取防卫的立场。我嗫嚅着说，进入军校不是舍弃，而是尽全力付出。但我不能说，如果能从军队安全生还，名声及财富将是成功军事生涯的合法奖赏。不论是形式、态度、风格、个性、习惯或风俗，都不可以如此毫无羞耻地谋求私利，更不能对只认识几天的人直言个人的野心。我也不能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的心意已决，没有讨论的余地。在此之前，没有人教我这样说，我也不曾听别人对我如此直接坦白。就我当时所知，有教养的中国人绝对不能如此冒昧，不管是开明派、进步派、军人或革命党人。此外，我们的地位并不相当。他是名人，我只是大学的辍学生，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我无法说他想利用我。我已崇拜了他一阵子。经过二十分钟的讨论后，我更相信他的诚意。否则，其后二十天所发生的事也足以证明，为了推广学会，他忽略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稳定。其后二十个月所发生的事，更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需要等二十年才能评估我的朋友范长江的为人。

他的好友称他为“范孩儿”，这绝无贬损之意，因为后来我听到这个外号时，他的新娘也在场，就是沈谱小姐。虽然范孩儿表面上是范小傻子之意，但说时语气亲密，实际上是指他直截了当，心地单纯，而且还多多少少嘲弄他是“大号的婴儿”。天真事实上是范长江的特质之一，他对同伴始终如一的信心更是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曾经历及克服过许许多多的挫折艰辛。

不过，我不能否认，他的行事多少有些出于自负。成功已经模糊他的视野，刘汝明事件更加强他的信心。他私下对我透露这件事时，仍掩不住兴奋的口吻。他说，文章刊登后，刘将军大为震撼，甚至愿意提供一笔为数不详的金钱，要求作者在将出版的文集中删掉这篇文章。范当然加以拒绝，他还宣布，没有一个字会被更动。不过，据说他透过刘将军的特使保证，未来他还会去刘的前线观察，如果英雄事迹足以弥补过去的错，他一定不吝赞美推崇。范长江不曾再去刘的前线。但这位战地特派员从此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就某一方面来说，他做到了蒋介石做不到的事。

然而，范长江从来不曾想过利用这种权力谋求私利。他并没有膨胀自我，反而希望能让自己成为起点，建立全国的自觉心。他希望能借着学会，团结西方新闻记者所说的“运作的媒体”。这样就没有竞争，而且也没有利益的冲突，因为新闻从业人员、管理阶层和读者全都团结一致，目标在赢得战争，我们之间的小小差异可以借友善的对话来排除。这种共同努力还应该继续维持，延续到抗战胜利后的重建期。

二十岁时的我，理当是处在最佳时机，来想像他构想中不切实际的乐观。否则，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但当时我全心想着自己的个人冒险计划，甚至担心战争很快就结束，以致自己无用武之地。不过，范长江和他那群开明派的记者仍然使我着迷。我们在汉口参加军校的入学考试时，我常花很多下午待在学会租来做总部的公寓，自愿打杂跑腿。我也因此结识学会的秘书长陈侬非。

陈是公认的共产党，下狱的时期和田汉差不多，他遭受国民党特务的虐待，以致出狱很久后双腿还很痛。我稍早在长沙见过他，当时他正要去香港求医。在他身上，我看到共产党无名英雄的最佳特质。他总是微笑，对于身体的不适毫无怨言。在办公室里，他处理绝大部分的文书工作，让范长江得以有空参加社交活动，和外界接触。这种谢绝镁光灯和头条新闻的习惯，一辈子跟着他。陈侬非牺牲多年，终于看到他的党当权，但自始至终他仍然是无名英雄。

在汉口，这个乐天的人再度付出牺牲的代价。他在香港时，在当地报社找到战地特派员的工作。但由于学会的责任，他到前线的频率不能符合编辑期望。我们到汉口前不久，他写信到香港，希望留在汉口，因为武汉三镇显然是一个战区。回信说，他的支薪资格已经终止，但报纸仍会登出他的文章，当成是自由作家的投稿。一星期后，更坏的消息发生在范长江身上，他被《大公报》开除，既无警告，也无解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一定令他震惊不已。“我被《大公报》解雇、扫地出门、开除了！”他大声宣扬。因此，才不过数天的光景，学会的两位高阶成员失去了战地特派员的工作，而此时汉口已准备迎战，每个街角都堆满了沙包。

多年后，我把所有消息拼凑在一起后，才知道局势为何非得如此发展不可。

范孩儿的问题和我在军中的挫折有同样的源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很广阔的地带，代表上层的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下层则是农民阶级。这个广大地带的社会资源很少，无法让我们据以将理想付诸实现，不论左派或右派都没什么差别。就外表来看，中国的报业已经成熟。长沙这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城市，号称有五家规模完整的报纸，以及我们《抗战日报》这家半开大的小报。但谁拥有这些报纸呢？无非是前军阀、政客和国民党的党政组织。只有一家规模完整的报纸和我们这家报纸勉强算是独立的，但我们却有严重的财政问题。

经济，事实上，左右我们的命运。所有的这些报纸都是“便宜报”，除了少数住家及机关订报以外，其他报份都是由报童在街上兜售，每份三分钱。即使读者群重叠，每家报纸也不过只卖出几千份，营收还不够支付员工的薪资，也不够负担从国外进口的油墨纸张。至于广告也只局限于网球鞋、手电筒和一堆分类广告，产生的收入还不足以让报纸的营运商业化。长沙的市民采买杂货和民生用品时，还没有养成参考报纸的习惯。任何游客只要花上半天时间在城里的巷弄走上一回，就可以知道原因。这个省会的商业和工业仍然以手工业为主。在一条专卖木梳的街上，店主、师父和学徒全都在店里，制造和贩卖商品全都一手包，个别的消费者和乡下的小贩挨家挨户讨价还价，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生产纸伞和雨鞋的其他行业。也就是说，沿海城市里制造手电筒和网球鞋的现代产业，对当地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后者基本上以农为主，和外界隔绝。

由于经济背景使然，长沙的新闻从业人员是少数的一群。顶层的极少数人收入还不错，其中有些发行人和主要编辑领的还是政府的薪水。在这些人之下，记者和采访主任所得的敬意不及其职务，薪水也比不上工作的价值。在本质上，所有六家日报的全国新闻来源，都是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供应，而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塔斯社等外电也是透过中央通讯社取得。每家报社还有自己的新闻管道，从而写出让出资者称心满意的故事。除此之外，报纸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恰巧是功能上最不重要的部分：一群穿着长袍的年轻人，其中部分只有最基本的文学技巧，绝大多数是自由作家，尽量把故事卖给愈多家报纸愈好。他们每天穿梭在鸦片窟和妓院之间，不时到政府机关找朋友，看是否能从桌上偷窥到可以刊登的资料。他们最可能屈服于压力和诱惑，有时还用手中的消息作为勒索的工具。范长江认为，找齐这些素质不一的人，要他们保证遵照我们的榜样，这样还不够，我们应该主动接触他们，对他们施行再教育。

采取这种做法时，他并没有预见其他人的反应。他自己的报纸《大公报》之所以能赢得学界认可和商业成功，主要因素是总编辑胡政之（也就是胡霖）精明干练。1938年夏天，胡到香港指挥香港版的发行，当时上海版才结束，汉口版交给主编张季鸾。两个人都是军阀时期的政客——新闻记者，看尽军阀的起起落落。在政治上，他们属于政学派，这个精英团体是由在日本念法律和经济的留学生组成的，偏向老派的国民党。但他们希望《大公报》能免除党派的纠葛。他们必须如此，毕竟该报和相关的新闻周刊、通讯社的总报份超过十万份，而且也相当赚钱。当时香港的营运可赚进广告收入，内陆版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大公报》达成中文印刷品从未有过的独特地位，没有理由不持续。

过去报社许可范长江写的一切，因为编辑群正确解读当时的政治风向，知道大众要求联合阵线存在。但此时范长江开始质疑个人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检视我们的动员能力，他已经远远逾越战地特派员的角色。不说别的，编辑群可不能把编辑定位的工作交给他。范全力推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更是违反报纸不结党的政策。范插手所有的事，告诉所有记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于是重整整个新闻处理的产业。他一定要被铲除，而且愈快愈好。胡政之写给张季鸾一封信，就此定案。不过范仍拿到六个月的遣散费，算是财务充裕的《大公报》的慷慨之举。

回想起来，管理阶层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比较吃惊的是，推动圣战的记者，本身竟忽略了他行动的广大内涵。对他来说，合理思考就足以达成重大改革。但他除了名声和读者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治资本，而这两者都是《大公报》给他的。胡政之和张季鸾不再支持他时，他成为没有喇叭的喇叭手，甚至没有机会向读者告别。他已经被发现和共产党员来往密切，成为党员只是迟早的事。

但他至少试了两年当独立人士。他的财务状况不容许他成立新报社，他倾其所有成立国新社（全国新闻通讯社），事实上就是卖特稿的通讯社，陈侬非仍然当他的经理。为了符合联合阵线的精神，他们找来刘尊棋当副社长。刘当时还领中央通讯社的薪水，战后他在USIS当费正清教授的助理。

国新社在重庆、桂林和香港设办公室，就像连锁的公社一样。范长江等资深记者辅导新进人员，战地由新成员集体采访。文章誊写在复写纸上，或是用手重抄，卖给各省的报纸及一些海外的中文刊物。幸运的是，在联合阵线期间，国民党的国际通讯服务社和中央通讯社产生利益冲突，因此大力支持国新社成为中央通讯社的对手，并且付出颇高的费用。但即使如此，国新社在内陆每个办公室的成打人员，全都过得艰苦无比。月复一月，他们卷铺盖席地而睡，餐餐无肉已成常态，每个月的津贴只够剪头发和买邮票写信给亲友。联合阵线瓦解时，他们的财源也告终止。各省报纸所付的微薄费用，无法支撑国新社。

此外，在新四军事件前，国新社就面临第一宗战争受害者的例子。有一位名叫李亨（音译）的特派员，被活埋在国民党广西地区的冲突区。干下这起令人发指恶行的士兵如果指控他是间谍，我一点也不感意外。当时陈侬非前往新四军占有的地区。新婚不久的范长江则到香港执行共产党的任务，和廖沫沙一起替党报《华商报》工作，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为止。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2年年初，当时我回湖南埋葬父亲。他和妻子都已逃离香港，取道桂林前往共产军地区。

我们这回见面自然不比早年的欢乐气氛，就某方面来说，我们都丧失了年轻时的纯真。这个人之前对联合阵线的形成有无比的贡献，现在自己却卷入党内的斗争。我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为他送行。我们见面时，虽然我对他保证不想参与内战，但也只能限于我尽量避开冲突区。如前所述，在东北时，我发现自己涉入内战，不论喜不喜欢。1946年初，有一天黄昏我运送三卡车弹药给一二五师。当时走在迎风的路上，在薄暮时分，草木皆兵，敌军不无可能架设路障突击我们、从山丘上丢下手榴弹或是展开扫射。我坐在卡车里，手持冲锋枪，差一点就要扣扳机。当时忽然闪过一个怪异的念头：包围我们的部队，可能正在朋友和同班同学的指挥下，要不然就是曾接受他们的训练和教导。

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国共和谈时，范长江是周恩来的新闻官，一度待在南京和上海。他满意在共产党内的职务吗？没有理由不满。但身为朋友和读者的我，还是会替他觉得遗憾。在当权政党中高居显位，忙着处理文告和传单的范长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国的西北角》那样充满力与美的作品。事实上，在加入共产党的阵营后，他就再也不曾出版任何重要作品。不过，对范孩儿了解够多的我知道，对他来说，文学成就或甚至自我表达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传递讯息的工具而已。对他来说，那个讯息就是中国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达成，不论是透过无名的团体努力或署名的个人，其实都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他的署名是长江，背后的那个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范希天。

我多次想到他时，都觉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样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廖沫沙和陈侬非身上。他们都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大我的运动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当共产党员一定是在实践他们自身的信仰。他们把我当成年轻的小辈和弟弟，对我慷慨大方。我必须谦虚承认，他们远非我能力所能及。

但为求道德上的毫无瑕疵，一定要当烈士才行吗？如果我诚心认为，我个人的小小希望绝对不会伤害公众的利益，又会如何呢？毕竟在十年的国民党军旅生涯，我已几乎身无长物，即使是现在的流亡身份，更是一点都不值得他们羡慕妒忌。如果那些小小的希望对他们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又会如何呢？毕竟这些小希望会影响我的情绪感觉，就像恋爱或发笑一样无法抵挡。不成，我无法掩饰我和他们之间的歧异。无论他们怎么想，我很不乐意见到中国自绝于西方的民主体制，只为了随着苏联团团转。在东北的回忆仍然困扰着我，我认为林彪绝对不可能以德服人。

我愈想到这一点，就愈觉得道德的有无并非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如果提到道德，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选择。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该党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敌对阵营却认定是蓄意的恶毒。总之，这就是内战前夕的典型心态。

密西根有时会突然变天，有一年4月下了暴风雪，还有一年到5月下旬还飘着雪。生活照例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我们最好能准备好去迎接。当时我白天轮流当着绘图员和洗碗工，晚上念杰伯·史图亚特（Jeb Stuart）和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待在安亚堡的我，其实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无法想像的自由。FBI干员不曾再来找我。我没有在任何领域内成功，所以也没有恒产，不过我仍然不做任何承诺。我没有过去纪录可辩护。我取得永久居留权后，并没有申请公民权。在技术上来说，我没有国家。这种无所依归的状态有时让人觉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态度却让我多少能客观检视自己的生命，希望这种客观将来能让我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家。

我逐渐明白，中国的内战就像17世纪的英国内战和19世纪的美国内战一样，在第一声枪响出现前，命运就早已决定了。中国的内战不同于美国，比较像英国，因为在20世纪的前半段，中国受到空前的外国压力，同时内在的问题是出在社会结构或体质，无法用中庸之道来解决。

为什么不行呢？这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问过的问题，也是我们扪心自问的问题。就常理来说，蒋介石最在意自己的领袖角色，如果去除党内贪污反动的势力，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一方面，共产党如果可以置身更高的利益之上，就应该减少自己的极端色彩。第三势力就可以受邀来“扩大政府的基础”——借用马歇尔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大可以在自由派的根基上迈向战后重建的道路，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又隔了数千里的空间和多年的时间，我开始有了解答：中国的现实面落后理论层次的理想面。精确来说，中国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议会制度。顾名思义，自由派必须引进渐进的立法，以扩大公民权，或是让弱势者也享有经济的特权。因此必须要有选民存在，能够支持这些计划，并且能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加以施行。这又必须牵涉到可以测量和协调的数字图表。只要中国有一点点可能足以发展这样的机制，内战就绝对不会发生。当我说到社会因素不足时，我不必太努力就可以找到证据。读者这时一定受够了落后五码的唐，但田汉的南国艺术学院和范长江的国新社呢？如果有足以管理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他们得用自己的钱空手创造自己的关系呢？为什么田伯伯必须放弃现代剧场，转而接触帮派和地下组织呢？为什么怀着民族主义立场的《大公报》要在租界港口和香港殖民地维持财务的基地呢？为什么所有的省报都是由政客、前军阀或国民党自己所操纵呢？为什么林彪能在军队里顺利清除都市的影响力呢？更令人好奇的是，共产党的逃亡者面临普天之下的各种选择时，为何向国民党将领朋友寻求庇护呢？

说来奇怪，到安亚堡我才初次读到，列宁有一次形容孙中山“天真如处子”。这故事如果在中国刊登，未免失之唐突无礼。但该评语确切揭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像范长江一样，相信自己的劝说能力足以填补本质上的组织漏洞。

同样地，在1957年的一个下雨天，我在密西根的远东图书馆发现，毛泽东政府的林业部长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罗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数年前积极主张国民党的自由派改革，结果被当成左派。当时民主同盟被视为进步的组织，被美国媒体厚赞为中国的希望。民主同盟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在于两名成员的牺牲。这两名西南联大的教授由于立场倾向共产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枪杀于昆明。杜鲁门因此很激动，认为蒋介石本人应该负责。在一片刺激和混乱中，中国的内战更被视为道德的竞赛。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在巴内特博士访问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

对于为言论自由已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幸个人，为什么我还如此忍心苛责呢？原因还是我们在讨论历史的全面真实。如果把罗隆基和闻一多的故事放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看时，我们必须说，他们的鼓吹提供不干预政策的道德借口，因此会得到美国的欣赏，但对中国的奋斗并没有太大的贡献。林彪征召农民为军队，对于那些以同样方式在东北平原对抗林彪的人来说，这些人的影响是负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为民主联盟或其他次级团体是内战之外的选择，这样的错觉必须被消除。他们并不是。同情言论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严肃检验他们的言论内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间差异弄清楚，我们将无法看清中国内战残酷无情的性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内战。

了解这点后，我才能继续证实，在加入国共争斗的人士中，只有少数人视之为有利可图的良机，或是以自愿的热情投入。令人产生严重幻觉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地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数人是由个性和偶然际遇来决定站在哪一边。在通常的情况下，全然投入后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修辞，“主义”永远可以被操纵和延伸。个人走投无路及面临控告时，其信念才会加强。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喜欢战争行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战日报》的办公室，讨论共产党在江西的初期进展。他描述共产党如何处决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辉瓒将军时，眉飞色舞，脸上浮现满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还没碰到不和我们一样关怀人类的共产党员。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为例，在政治议题上，他有时非常顽固好斗。我从军校毕业后，我们又重逢，话题转到我在军校学到什么。我说，为了要攻陷有壕沟保护的位置，步兵营必须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步兵班必须克服敌军轻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两千码的距离，而意外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拖延是无法避免的，从敌军抢来的地点必须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卫，军队要休息和补充装备。如果上述种种作业无法在白天内完成，情况将令人不安。他不为所动。但我谈到作战时太重视程序，好像照着食谱做菜。“太有破坏力了，”沫沙说：“几千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居然用多年的时间来学这些东西。“我那一刻就了解，他先是个人道主义者，才是革命分子。

我不需要哲乐将军来提醒我，内战会拆散家庭。沫沙的岳父熊觐玎先生是《新华日报》的经理部长，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儿子，也就是沫沙的妻舅熊笑三少将，则效忠国民党。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统率蒋介石第两百师的精锐部队。

个人转换政党的例子不计其数。我向十四师报到时，我们的参谋长梁铁豹上校就曾经是共产党人士。陈烈中将也是，十四师就隶属于他率领的五十四军之下。我到印度时，驻印军的委员是盛岳少校。他不只是前共产党员，还是所谓的“二十八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其中之一。这一小群学生曾在苏联受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

即使是对特务产生僵化印象（让人想到德国的盖世太保），也不能道尽所有相关人员的特色。在新四军事件后，我曾见过一些特务佩服和尊敬他们所监视的共产党人士。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有个性、有毅力的人物。

将这些因素都纳入考量后，我们不禁好奇：为何会如此呢？为何会发生处决囚犯、活埋囚犯、无数的折磨与报复、当街暗杀异议人士、驱使无数的农民兵到机关枪射程内的野蛮战术呢？

对于内战时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历史学家只能想像，在野蛮残暴的背后，是下级官吏的恐惧、害怕、愤怒和紧张，他们必须执行或回应劳力密集型态的革命。这是人类社会的彻底重整，是空前的经验。

不过，就技术层次来看，不难将内战相关事件解释为正在成形的历史。如果去除情感的牵绊，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一切都已形诸文字，念历史的学生只要摆脱传统架构，例如以二十年为小循环，一个朝代为大循环，经济和法律分开的学科区隔等等。内战是大熔炉，本质上一定有一些长期因素在背景运作，而这些相冲突的因素并没有刚好落在我们的学院分工之中。有了这个概念后，我慢慢发展出自己解读历史的方法。多年后，我和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合作时，我们开始标示出中国历史的“技术诠释”论。

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问题太过复杂，还涉及太多层面，无法一项一项列举并比，等待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通尼（R.H.Tawney）在半世纪前（1932年）综合许多当代学者的意见，提出这些问题令人困扰的面向。首先，前端的需求非常惊人。人口必须加以控制，必须提倡公众卫生和大众教育，以免工业化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制造出一群身心皆病的贫民。在正常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将强迫人民储蓄，成为工业化的财源。但在中国，农业人口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压力。通尼检视过这个事实：在中国，一块土地有承租者及拥有者，因此就分成优先权与殿后权。如果一律将承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并不是实际的解决方案，因为忽略了佃农问题的地区差异和内在复杂程度。资金的缺乏更是扰人的问题，农地信用需求只能靠政府资金来纾解，但中国政府没钱。新兴产业必须依赖政府扶持，没有能力提供多余的收入去服务腹地。外国人也帮不上忙。替中国着想，并不是外资银行和制造商的设立前提，这些机构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弱点才成立的。地理问题更使得中国的困境雪上加霜，沿海区域和外国贸易的好处远大于和遥远内陆交易。反过来说，现代运输工具无法及于内陆，原因是无利可图。无论如何，商业只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层面，后者也是强势的一方。商人如果有较充裕的资本，消息较灵通，组织较严密，那么较不开发地区的佃农生产者受害更大。在其他国家，产业劳工的生产力提高，可以拉高农人的工资。在中国，农业劳工的收入微薄，产业劳工的薪水连带遭殃。经济欠缺突破，政治又不稳定。总之，这些问题和工业化的努力相关，但反而造成工业化的失败，甚至完全避开工业化。问题盘根错节，即使协调呼应的大计划也无能为力，还没有一套经济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区域的所有部门。

我在安亚堡学习历史多年以后，阅读这些文字时，不再觉得这是一长串抱怨名单。历史产生了拥塞，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承受两套不相容体制的苦果，但又没有从任何一方得到好处。

基本上来说，中国以土地为主的经济是帝制时期的产物。至少数百年以来，土地向来切分成小规模，以利自耕农的运作。村民又对亲人邻居买卖、承租及抵押他们的小块土地，也常常以超高的利率互借土地，并以极低的工资雇用帮手。社会流动性低更使这套机制长盛不衰。在每一个地区，行政主管必须依照当地习俗来认可所有权，否则他无能力也无权威来介入牵涉到大多数人的商业交易。大地主和遥领地主确实存在，但他们是特例，不是常例。由于缺乏投资管道，地产在两三代后通常会分裂。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内陆贸易依现代标准简直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以乡间市集为中心的当地社区长久以来都能自给自足，另一原因是缺乏符合现代法律惯例的法庭制度，无法借以认可商业法律。朝廷的宣令呼应古老传统，将政府的功能界定成让人民免于饥饿。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目标被视为没有用，甚至不恰当。税收通常很少，因为是从许多小自耕农身上征收来的，而且目的也不在提供额外的服务。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间的不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在经济推动下产生治国政策，中国却长期实施类似文化导向的政治形态。中国之所以能维持低效率、自我管制、不多元化的经济，主要是享有非竞争的地位。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

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期间，政治史上的突出特色就是朝廷努力抗拒西方的影响。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中国文化导向的政体和非竞争性的地位就此注定毁灭。但中国人民和满清官吏不可能承认全盘皆输，他们只试图减少伤害，希望可以把漏洞补满。必须要到二十年后的另一场羞辱，一些注重军事的巡抚才提倡“自强运动”。老实说，这只是范围十分有限的模仿运动。当时认为中国应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加强沿海防线，改善特定地区的运输和交通。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能触及。拒绝跨越更大胆的一步固然突显中国人的保守性格，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明适应新环境的技术困难。

其后数十年，枪炮船舰成为自强运动领袖的目标，运动也制造出军械库和造船厂。但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最重要的公民，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后果更是明显，许多地方都出现脱节的现象。1894年中国海军在黄海败于日本，完全彰显出三十年来改革的肤浅。下一批改革者希望将西方化延伸到政府制度，为时已晚。他们的目标定在君主立宪、预算控制、内阁制度和西方式的教育。他们不过宣扬上述企图而已，但就足以构成对当权者的威胁。光绪皇帝支持改革者时，他简直是投下反对自己的一票。中国君王的权威来自王位的神秘特质，借此产生官僚本身无法具备的逻辑。在皇帝具约束力的仲裁之下，小自村落的不合理似乎都获得解决。因为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代科技的协助，才会产生这样的惯例。但是，如果皇帝放弃这个功能，等于不和官僚协商就自行逊位。难怪光绪的朝臣支持皇太后，结束1898年的这场“百日维新”。反动势力回扑，皇帝遭到软禁，动力持续前进，庇护两年后的义和团之乱。这时大众才了解，王位本身就代表改革者想要去之而后快的所有事物。在这样的前提下，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离鸦片战争结束已经七十年，但正面的改革仍然不多。

对中国来说，民国是军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现在回顾起来，一点都不意外。就背景来说，激进的变化几乎没有经过妥善计划。从重新调适到改革到革命，并不是一个阶段成功后才进入下个阶段。相反地，由于前一个处方没有效，下一个就必须更强更剧烈，其间没有吸收冲击的任何措施。其中没有过渡之计，因为没有一个计划奏效。在大破坏之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秩序的建设。中国在这七十年内所增添的西方元素通常微薄零散，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中国宣称是民国，但一堆村落的组合不能算是国家，社会价值不是法律。自制和互相尊重如果还受到重视，也不能取代经济。现代国家的功能必须来自熟而生巧的惯例，各组成要素都要各就各位，共同发挥效能，而且要适当维护。宣言并不能取代上述种种组织上的细节。

所谓的“五四运动”是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知识运动。这个运动在1919年受到极大的注意，主要是因为抗议凡尔赛和约所发起的一次示威活动，反对牺牲中国来奖励日本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发起这次运动的作家、编辑和教师劝告中国的年轻一代，只有政府改革是不够的，中国社会必须先重整，但在此之前，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必须要先改变。实际上，五四运动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指出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程度。五四运动领袖提倡的“科学民主”定义暧昧模糊，有时恰当，有时让人误解，完全视处境而定。五四运动让中国受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切反省，但也只影响到一小撮人口而已。五四运动更有自觉地引进西方思潮和制度，在一个上层结构已经崩陷，而下层结构严重衰退的国家，最后一刻才大幅接受西方文化，却同时引发许多的希望和沮丧。五四运动的知识价值被充分认同，但很少人停下来想想，它也引发了全国情绪的宣泄。之前提到的民主联盟领袖罗隆基和闻一多就是五四运动的大将，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就在新月社一起工作，这个组织希望透过诗歌来表达爱国情操。罗是《北京晨报》的编辑，常在报纸上刊登新月社的作品。这运动也可以视为民初狂飙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动下，无数年轻的男女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旧的国民党也重新充满活力。1926年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属于这两大敌对政党，核心则是武装部队。他们两度结盟，再两度拆伙，最后终结于四年的内战。即使如此复杂，整个过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的武装辩论。

重述历史至此，我开始领悟，为何我必须在生命中见识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国政治的最低点，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点。但在无穷危机下的生命也有一个好处：让我能窥见成形的历史，据以证实和补充我所阅读的内容。

在中国，我们提到“军阀”时，通常觉得不安。出现这个名词象征我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外国有所借口入侵。而今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经过一段时日的深刻内省后，我开始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引以为耻。当军阀的存在有其必要时，用道德的重炮轰击并非澄清真相的好方法。

就背景因素来说，1911年的革命终结一套过时的政治秩序。在此之前，这套政治秩序是透过道德劝说和典章仪礼来完成其功能。这些抽象事物被废除或被搁置不顾，但革命分子什么都没得到。西方形态的现代国家靠商业原则运作。我们说“人人都具备不可剥夺的权利”或“每个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时，概念可以被转成具体事物，从而衍生出一连串连贯的思维，从信仰自由到公民自由到财产权，再到以货币控制和税赋制度来管理公众事务。无论称之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之一或只是运作的货币经济，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有服务及商品出于自愿的可交换性，而且能够维持民法的运作。否则，公众事务将缺乏可整体有系统处理的本质，或者，正如我在之前数次提过的，并没有中间阶层可以掌控的足够社会因素。不幸的是，从1926年到1950年期间的中国正符合后面的描述。

通尼教授出版论中国的书时，我正在念中学。当时非军系的领袖很少能清楚了解乡村的状况。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两趟田野调查，由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主持。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甚至很难和农业人口交谈，鲁迅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沉痛而哀伤地刻画出这种文化的差距。在本质上，以传统方式管理的土地税，只能勉强维持传统型态的地方政府，成本也很低，因为行政的功能不过是维护古代的社会秩序。无论村民享有何种社会正义，都必须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其中包括服从权威，具体化成简单的公式就是女性听从男性的命令，年轻人模仿长者，农民遵照读书人的指示。整个运作都不值得保存到现代。朝廷来的命令一旦瓦解，没有其他措施可以凝聚村落社群。个人的军事力量成为唯一选择，并设法控制和省一样大规模的领土。这就是军阀背后的逻辑。

以我的家乡湖南省为例。名义上来说，1926年蒋介石北伐时，已肃清了湖南的军阀。但蒋介石的军队离开后，湖南省再度成为新军阀和共产党势力的必争之地，何键将军赢了，后来担任省主席，一直到抗日战争为止。省的武装部队有四个师，很巧妙地编列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实际上却是私人的军队，很有自主性。其中一个师长是何键的女婿，另一个师不曾离开在湘西的根据地，因为该区的另外一大势力是贺龙，就是那位替张发奎的铁军包抄敌军的将领。贺龙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当时他可以说是“赤色军阀”。何键的私人军队财源，部分来自于政府监督的鸦片交易。这位积极进取的省主席甚至雄心勃勃，想打造私人的空军，从美国购买一些战斗机。飞机抵达东海岸时，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拦截，只放行四架，成为何键的空中巡逻单位。湖南有七十六个县，和省政府之间并没有常设的中级机构。即使某些县之间靠现代化的公路和电话相连，但内政也无异于我们所知的明清地方政府。何键积极举发共产党人士，提倡儒家理念，自始至终尽忠爱国。在他省主席任内，湖南赢得“模范省”之名，和阎锡山的山西省和桂系的广西并列。

若干西方人称蒋介石为“另一个军阀”，虽然是贬抑的说法，但却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无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在长江流域下游维持了“他自己的”地理基地。他的政治资本就是军队，他的管理非常个人化。他君临其他军阀的方式，就像董事会中持股最多的股东下达企业决策。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也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点。但对他的批评即使不算错，仍然不公平，因为稍微不踏实的方法根本不可行，这点还没有人指出来过。通尼的书出版时，蒋介石号称已当权了五年。五年后，他动员全中国抵抗日本。这样看来，他大多数的重要决策是由时间和局势决定的。和外界的评论者相比，从内部观察的我们较能看清情势。但不论蒋介石的言论，或是他的属下追随者的言论，都不足以为他的行动辩护。最好的方式是将一切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就可以从中看出，如果指责他下决定是为了自己的短期私利，这样的说法并不合逻辑。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看他在1937年如何指挥军队抗日。在上海附近，他率领他所能掌控的最好部队，并且要他们死守。其中部分来自于各省的军队，但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说的“蒋家军”，就是由黄埔军官指挥的第一线部队。军队面临地面、海上及空中轰炸，又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无论就人员或无法再补充的装备而言。史迪威将军因此引用这件愚行，证明蒋缺乏军事领导的能力，虽然这也不算错。这个罪名还跟着蒋很多年，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个例子中，蒋的考虑远超过战略需要。他必须向西方强权证明，中国决心打一场生死之战。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牺牲，来巩固他新接总指挥官的名义及实质。在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部队里，组成分子属于军阀、准军阀和前军阀。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被动地服从总指挥官，要不是潜藏敌意，就是公开反抗。此外，在1937年，中国并没有能力和日本作战。一旦开启战事，就必须宣扬一个理念：在困境时，必须抛弃逻辑、精心策划、甚至自保的念头，以达成超越传统的突破方式。成本虽然很高，但蒋介石绝对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这虽然是发表就职演说最昂贵的方式，但讯息仍相当有效。张发奎并不是一个容易吩咐的人，但他仍然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四川帮尤其全力付出，投入第一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的手下。后来王将军战死沙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能逮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并将以处决，因为战争开始数星期后，韩却仍希望能和日本达成协议，保持中立。

同样的，在多数西方观察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评中，虽然有许多事实，却很少有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只会一味指控“贪污和无能”，还通常引为这个议题的最终结论。一旦存了这种想法，学历史的学生就以为所有的真相尽在掌握之中。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这项指控只导出组织不足的结果，但组织不足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指控并没有触及根本的原因。为何其间的差异如此重要呢？身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对蒋友善、敌视或中立，都需要发掘出他崛起和衰败的背后因素。至于他多没效率，之前已明白陈列种种因素，不必再多做解释。一群依赖村落社区的各省强人组成松散的联盟，其表现绝对无法通过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如果可以，日本就不可能发动侵略。古巴或夏威夷都不曾有能力侵犯美国本土。在国家经济支撑好社会架构之前，政治组织不可能先发展出运作上的效率。因此，如果极力降低蒋介石不屈不挠的努力抗战精神，就很容易误解整段的当代中国历史。

在50年代末期，我对喀尔文教派的命运预定说很是认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亚堡的第一长老教会。我也大量阅读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斯之间的辩论，主题是命运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我的概念起先很模糊，但后来愈来愈清晰，我开始了解到，在动荡不安时，为何宗教教义特别重要。国家或社会进行重组时，个人也会被迫从基础和基层做起，重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符合时势所趋。不过，我的宗教信念却很奇怪，无可避免会纠结着东方哲学。在我流离失所、对自己充满怀疑时，犹太—基督原罪教义所散发的吸引力，一定大过在其他时期。其实这也相当合理。

我因为连带关系而成为政治难民。在50年代，我到台湾是很不实际的。我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当时随着朱将军在台北时，没有被扣留。如果他被逮捕，国民党高层没有理由让我回东京去。既然我被放行，没有理由不善用机会。另一方面，姑且不论我对共产党的观感如何，我也不能回到中国大陆。那里新颁布处罚“战犯”的法令，所有曾经待过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情报厅）的人，一律不能保释。该法显然是针对战场上的特务，他们总是宣称自己属于二厅，以获得战斗人员的地位。事实上，这些特务都有他们自己的指挥管道。在二厅办公室的正规官员中，很少有人能知道特务如何运作，更不要说是在外国的联络办事处了。但没关系，我曾在办事处服务过，因此理论上曾在该厅待过数个月，从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

我于1964年离开安亚堡时，不可能知道即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将分裂共产党，牺牲我朋友的生命：田伯伯（下狱）、范长江（到河南强迫服劳役）和陈侬非（我不知他的下落）。从“文革”中生还，在法庭上控诉“四人帮”罪行的证人中，廖沫沙是我唯一认识的人。但现在说这些都太早。

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国。除了物质上的舒适和便利外，美国生活对我有一种新鲜感。除了光鲜亮丽外，美国还有一种充满冒险的活泼朝气，是我无法在中国看到的。（同样的，对有些美国人而言，中国有另一种形式的多元化，显然这是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中国不发生内战，我也许仍会找机会去美国一游。但在情感上，我无法觉得完全自在。就我记忆所及，美国一直是白人的国家，到50年代为止，也别无其他可能。

虽然很安全又生活得相当舒服，我还是对自己的未来并不确定。内战和相关事件仍然困扰我，有时我从噩梦中惊醒，仍然不停喘气，想着处决囚犯、烽烟四起、残垣断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进联合阵线的接缝地带，亲眼见到进行中的内战，而且介入已相当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这样难道错了吗？我放弃了任何运动吗？但又是哪一个呢？我应该待在东北，最后和郑将军的幕僚群一起被俘吗？我应该站在中国的一边，和田海男一起参加朝鲜战争，以在雷温乌兹要塞所学和美国同学作战？我应该一开始就抛弃在军中发展的念头，就可以帮范长江制作文告和传单？老实说，有些选择太没有吸引力，让我想都不敢想。不过，我虽然逃避开想逃避的事，却觉得寂寞和无所适从。我的生命毫无牵绊、毫无目标，难道我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放弃我的人生？难怪在中国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做了错事。我享有自由，我拥有许多人想像不到的自由，我也拥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过，这却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没有影子的人所拥有的自由。

有了命运预定说，一切都很合理。如果该理论被放置于一切的前端，就和宿命论没有差别。如果个人公开承认人完全不可能做出自由选择，等于是早就心存失败者的态度。但如果该理论被放在后部，就可能开启接近神秘主义和心理学的领域。命运预定说可以维持一个人的自我，但又使他保持谦卑。我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下决定时，也会引发一些无可避免的事，早在先前就已注定好。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在印度教—佛教的术语中，这就是“因缘”，也就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道”。道家甚至拒绝区别部分与全体两者的差别。

对我来说，命运预定说很有用，可以在中国当代环境之下维持历史主义。在外表上来说，1926年到1950年时期的中国似乎有无限的选择。我们可以留在18世纪；我们也可以直接跳到21世纪。我们可以一直当中国人；我们也可以完全扬弃文化传承。但一旦我们开始接触现实，肩负起责任时，所有的美梦和幻影都会消失。这时才会发现，不但选择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种选择都已过度使用。为了让中国能够在这个时代生存，必须有一套通行的公式。这套公式必须可以适用于北部，也可以适用于南部；可以适用于军事强人，同时也可以适用于知识分子。虽然不可能请农民来投下同意票，但也不能超过他们的最高容忍限度。这套公式必须能与时俱进，否则绝对承受不住空前的外在压力。而且，它还必须由遭遇瓶颈的现行机构来发布。写到此处，我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凭我一个大一肄业生和军校毕业生，为何可以和许多将军对谈，和许多文人来往？即使再自负，我也不能说自己有何特殊优点。事实真相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罕的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前线去，无论是在武装部队或文工单位，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在内陆城市旅行或集合时，并没有太多相关设施。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可以想像中国领导人面临的组织缺失及技术困难。

由于有种种限制，可行的行动事实上只减少成两种，其一是国民党或说是蒋介石的方式，也就是说，倾全力打造一个上层结构。公开接纳所有人的确是其政策，但接纳进来后，必须依赖秘密警察来确保内部的安全；其二是共产党或说是毛泽东的方式，也就是说，重建村落单位，回到基础和基本的层次，为创造一个一致的下层结构，必须将文化上的粗俗视为美德。首先要宣扬，艺术和哲学必须为大众服务。随着运动的逐渐推展，必须更依赖原始性。努力推崇“高贵的野蛮人”的典范时，就必须敌视和都市化有关的任何事。

这两大运动彼此完全相反，但就技术面来说，两者又必须在时间上重叠。前者不能吸纳后者时，就被后者所取代。在过渡时期两者共存的这种需求，一定是成立联合阵线的理由。通盘考虑所有的因素后，我们更深信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虽然有许多选择的幻觉，但对中国而说，终究只有一个问题，一个解答。已经进行一个世纪的延长奋斗，势必持续。因此，从顶层的领导者到底层的个人，我们每次认为正在计划、组织、协调、全力以赴、替运动增添些许原创力、完全根据良知行事时，我们事实上是在重新调整自己的视野，将道德凭借融入可以采取的行动中，这样可以完整保有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同时以清醒的良知扮演历史中的指定角色。

有了这番认识，我才能继续提到国民党的历史地位，但不需要站在防卫的立场。同时我可以将共产党完全视为历史的产物，不需要表示赞同或不赞同。我已经踏上行使历史家特权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