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上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和我后来在云南服务的新十四师不同）。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丰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就面临袁世凯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我在东京时，一位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深国民党员戴愧生先生，从马尼拉侨界到东京进行短暂拜访。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在日本党员的老同事。他告诉我，我父亲在旧国民党内的资历有多深。这组织显然未能摆脱地下社会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间，党员仍然很在意阶层。

当时会产生称帝的企图，代表民国体制造成尴尬处境。在这方面法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博士说对了。他评估中国此时还没准备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准备就绪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为解决之道呢？革命党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数十年后，难道要向这个愤世嫉俗的人磕头吗？对这个刚宣誓当民国第一任总统并立誓保卫民国的人，难道要对他奉承说：“皇上圣明，臣等愚见不及一二”？孙先生的党人，也就是自称“中华革命党”的这群人，被迫有所因应。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我的一位堂兄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拥护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铁床上，下置炭炉，要他招出秘密情报，要他叛党，他就在被火烧的情况下被折磨至死。但云南起义和舆论获得最后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计划，羞愤而死，时为1916年。许崇智将军重回岗位，先在福建，后来到广东。父亲也重当参谋长。

但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咧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毛泽东的第二任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的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在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罢课和示威最大声的四十五名同学，全都被退学。由于拿不到转学许可，他们无法进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变成共产党员或是立场左倾，我也不觉得讶异，因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就这点来说，共产党结合了敌对或不满国民党政权的人，一开始不见得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聪明地想到，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课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国的政治之间存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变，因此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因此，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说也奇怪，他要我们谨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泽东激进行动的根本思想几乎没有差别：革命是丑陋的字眼。革命是对自己的同胞宣战，因此不值得欢欣鼓舞，也不值得夸耀称赞。但父亲的讯息不同于别人的煽动造反。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会导致以下的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时，他会看着报纸的人名，指出他还在国民党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记得戴愧生这个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情怀。）因此，约十五年后，戴先生进来办公室，需要在东京的交通工具时，我在安排妥当后胆怯地问他，是否还记得黄震白。“黄震白，当然！”他大叫。后来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吃晚餐。能够从他那里听到先父青年时期的事迹，实在很欣慰。但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丹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声明，纳米尔或毕尔德（Beard）应该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失，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或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包括红旗下的中国，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政党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经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同意西方作者的共识：国民党的运动失败了。但我觉得，不应该只强调其负面。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国民党的运动可以算是壮观的失败，在最终的失败前，毕竟经过辛勤的努力，打造出许多成就。在古老的下层结构和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终究无法加以填补。

蒋介石的政符，是第一个给予中国人民方向感和希望的政府。它现代化的外观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以至于愿意与它谈判，废除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羞辱和奴役。他的政府是第一个现代中国的政府，动员全国抵抗一个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而且最后还能胜利告终。这个政府的成功大多出于人类的意志，而不是组织的效率。经过八年抗战后，这种意志无法再持续，组织更受到质疑，让它毫无自保的能力。它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威望。因此其失败更显得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足以成为整个国民党运动的特征。

国民党政府从中国过去所承袭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财政。皇帝的命令在于维持全国的安宁与平衡。帝制中国没有能力动员整个国家一致投入战争，也无法和组织动员能力如此良好的敌国进行经济竞争。因此，为这些目的而筹资，成为民国的严重问题，无论由谁来掌权都一样。1911年的革命成为头条新闻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旅行。他没有赶着回国，反而到英国去寻求贷款，这时他还没就任民国的临时总统。袁世凯与共和分子的第一场争吵，起因于向国外的银行财团借钱。表面看来，1917年中国分裂成南北两边，似乎是因为辩论是否该对德国宣战。事实上，以北方军阀为代表的派系想利用对德国宣战，取得日本西原的贷款。孙中山宣布背弃西方强权，并在1923年新年前夕拟定亲苏联的政策，原来他打算以南部沿海税收的盈余支撑广东政府的财政，但美国等六个强权却发动海军示威，计划因此失败。美国等国希望用税收来偿还中国的对外贷款，支付以前的战败赔款，而且应该送到北京，以维持海关的独立完整。

在对日抗战之前的十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达成关税自主，设置中央银行，岁入来源是沿海关税、盐税和统税（即消费税），并透过发行公债来消除赤字。对于这些财政措施，赞成的批评家认为很进步，反对者则评为倒退，但他们却都被国民党的现代化外观所骗，以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选择时必须反映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但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或替代方案，财政措施都是以求生存所需的元素组成的。有了财政措施，等于是向前迈开一大步，让全世界知道，现代政府可以靠国内融资生存。无论是希望或幻觉，大有助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让他赢得西方强权的同情，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忧心。帮助蒋投入战争的最有力财政工具，就是将银元国家化，以不可买回的纸钞作为法币，1935年末实施，一年半后，卢沟桥就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国民党政府被赶往内地后，所有岁入顿时化为乌有。即使让通货膨胀也无法达到希望的效果。中国内陆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多年后，伊朗国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欠缺分配管道，国家财富只累积在上层阶级，不但没有实质利益，反而造成为难的处境。国民党和蒋介石必须在战时面临更为严重的瘫痪后果，却又不曾拥有消化不了的财富。随着法币数量的增加，乡村地区开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银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压力。纸币数量多，流通地区又少，让城市生活更难以忍受，暴利和贪污就此横行。

问题可能在于，蒋介石为何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抗战？答案是他别无选择。如果再对日本让步一次，十年来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除非他对日本摊牌，回应日本的挑战，否则他就必须面临国内控制不了的纷争。没有一个个人可以长期稳住一群军阀、前军阀、准军阀，让他们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说共产党鼓噪着要抗日。一向精于算计的蒋介石，此时也顾不得了那么多，只能大胆应战。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手段，但有时它也能开启新局。

实际上，蒋介石预期西方国家来救援。战事刚开始时，他在公开的演说中宣称，正在进行的“不只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日本和全世界之间的问题。”我持有的当时一本宣传手册指出，十八个月内，国际局势应该将有利于中国。事实上珍珠港事变爆发时，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了四年又五个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1937年时的我们都以为，战争可能要持续四年。但战争却打了八年，一定超越大家的想像。美国人看到蒋介石在战争最后阶段“搭胜利的便车”，势必很难对他产生敬意。但对跟随他投入战争，分享他的命运的我们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了。我们的行动当然让我们很羞愧：先贸然投入，再靠山姆大叔来救我们脱困。但对蒋或对我们而言，另一个选择就是投降，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当兵。多年后，身为美国人和历史学家的我，仍然无法相信，蒋希望美国参战来帮助我们，他的评价居然低于立场相同的丘吉尔。中国最不名誉之处在于，等到美国参战时，中国的武装部队已经没有多少战斗能力。中国已经成为士气低落的国家。

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公务人员及其家人，国民党政府在内陆省份实施“田赋征实”（以实物纳土地税），至于如何进行，几乎没有留下记录。就我们所知，其过程不可能井然有序。从背景因素来说，税籍不过是一堆混乱的旧资料，几乎没有两个县采用同样的编排标准。有些地区明白承认，原始资料是明朝时留下来的。征税时通常算出谷物有多少担，折合成银两后，再换成为法币的元及分。基本税率很低，但有无数的附加税捐，每个地区都不一样。而且，佃农还进一步划分他们的小块土地，加以出售或抵押，但没有同时移转纳税义务。这些习惯行之有年，唯一的结论就是，许多纳税人仅能口，税后所得要分配给地主、承租户、佃农和债主，人人只分到一点钱。这些背景因素造成土地税收一开始就很微薄。虽然回归以实物纳税，但无法避免在无数情况下税负忽然大幅增加。地方官吏和村长不知用何种公式定出地区的配额，这种方法无异要求用中世纪的制度来承担现代战争的主要财政负担，悲剧的下场一定很常见。白修德报道，河南有一次发生饥荒，国民党军队仍然向人民征收食物，使饥荒更加恶化。情势使然，类似的情况一定曾发生过。

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事后，华府赠予中国三亿美元，以稳定通货。部分的钱用来在美国购买黄金，再运过“驼峰”，在中国市场出售，换成法币。这个措施的好处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很少人提到。不过，美国大众却常被提醒，这批贵重金属落入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有钱人手里，最后转入美国投机市场，并在西半球购置不动产。重庆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成员大为震惊，竟天真建议，请美国列出这些人的姓名及资产，以便课税。但见识较广的同事告诉他们，这种请求绝对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像共产党一样，积极运用乡村的资源？下一章会有完整的回答，部分原因和共产党的本质有关。但简单的说，中国土地持有制度是过去数百年来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符合当时封闭和不具竞争的地位，问题大到无法片面改革。如果没有重整村落，就无法在行政上扩大税收。在抗日期间，共产党算是部分成功，原因在于他们可以不必靠上层结构来运作。他们的核心干部并非官僚，征兵和赋税不必符合以都市中心为网络的组织要求。由于这层关系，共产党的战争行动必须有选择性，而且要零星。然而，其特殊的动员方式已和国民党产生冲突，因为后者必须守着“法治”的纲领，才能维持内在的凝聚力以求生存。

我随着朱世明将军到台北时，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蒋介石必须包容身边的各种元素和人物。如果蒋介石比实际上能做主，他可以逮捕朱将军，或是让他继续当国民党的外交官。让一个自己信任的副手被吼出办公室，又私下表达对他的个人关怀，这样毫无逻辑可言。这次事件的意义必须对照蒋的个性来看：他并非没有决心的人。孙中山去世后，他在广东的作为充分证明他善于采取迅速的行动，不论是否有父亲告诉我的许崇智这一段故事。1927年4月，他突袭共产党，再度展现他的敏捷。即使是毛泽东，回忆起与蒋在江西的五次对战中时，也只差没公开称赞他，在起初的挫败后，还能迅速集结军队，继续作战。上海之战并非失误，而是一次赌博。也就是说，局势需要蒋采取行动时，他不曾犹豫过。

蒋介石最大的敌人来自后方。为求继续作战，他必须团结一群各省强人和政客。由于他不曾完全掌权，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决策力。他接掌政权时，中国还没有经济或财政基础，不足以像现代世界统一的国家一样行动。一般认为他无意改革，但其实刚好相反，国民党政府在他统领之下开始许多革新的计划。在抗战前，农村信用机构和合作社都已设立，乡村改造学校已准备就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下设农乡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长江一度就学。在战争期间，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岳，甚至还有一个游击训练班，除传授机动战争的战术外，还设有乡村动员的课程。这些努力全都一败涂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层阶级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无法据以建立有效的指挥管道，而在乡村地区，整体的下层结构近乎明代时的架构，不像20世纪应有的组织。

蒋为求心安，安抚以前敌人，疏远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时，无法得到外国观察家的尊敬。我从《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视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伙伴。难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书写这些段落时，我完全清楚，蒋介石很容易被抨击，不太容易替他辩护。我无法替他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行动辩解，当时他没有预警就逮捕共产党员和劳工工会分子，随后将这些人加以处决。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统治有何智慧，连左派作家都被诅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维持秘密警察有其技术上的需要，我还是无法认同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残暴恶行，我也提不出蒋不应负责的证据。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澄清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他跨出大胆的步伐，正吻合历史向前进的脉动。因此，即使失败了，国民党并非一无是处，更绝非只是退化的象征。也因为这些原因，许多中国的饱学之士虽然没有政治的野心或兴趣，却愿意替蒋介石的国民党贡献心力。

我认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与其说蒋介石在领导公共事务时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满足，不如说他准备好迎接注定的命运之约，以求领导公共事务。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三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工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多年后，我读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有趣记载。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及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丧失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向心力。他于是去见蒋，建议他采用对年轻人更有诉求的计划。他建议，蒋可以启动任何“危险”的计划，点燃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喜欢冒险的热情”，让他们转而成为他的“自愿宣传者”。整个故事显然很矛盾，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是传教士般的教育人员，理论上应当教导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议的对象不仅领导全国投入历史上风险最高的豪赌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挥一场又一场的军事战役，从不间断。平静安宁绝非他生命的特色。

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个蒋介石现象的谜题，只能放在更大的参考架构中，才得以就技术方面来解释。我要重申，公平地说，蒋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操纵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在成都见到的他，不再是数年前在广东创设黄埔军校时的他。蒋设立现代化政府的外观后，也替自己创造出最尴尬的处境。他无法制造出让政府系统运作的下层结构，只能让一切维持现状。战争爆发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国家经济的现代层面或许还有希望扩大成相当的规模。但1937年战争开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议时，蒋已经变得更绝望，因为在八年的求生奋斗后，内战竟接踵而来。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国的命运系于乡村改造所产生的突破。这个主题虽然常被讨论，却可以证实一个例证丰富的解释，解决长久以来的指控，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仍被指责在这方面有所疏失。

正如蒋廷黻对费正清博士所形容的，国民党对中国内陆的认识还不够。蒋廷黻的意思一定是指某些地方有盲点，而不是指所有地方，因为学术单位在田野调查后，已出版中国沿海及内陆省份的土地利用采样资料。内陆普遍都很贫穷；某些地方的佃农问题特别严重；数百年来都没有进行全国土地普查或全面的土地改革：这些都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事实。但问题如何解决，解决方案如何普遍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都还有待观察。如果贸然采取行动，破坏微妙的平衡，反而会增加额外的问题。后来共产党倾全力解决问题，打算一劳永逸时，村落却浮现一些问题，连毛泽东都觉得意外，而毛泽东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背景因素来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从来不可能采取截然划分法：一边是地主阶级，贪婪、高压、富有，一边是佃农阶级，卑微勤劳，却遭到不当的剥削。这两方其实可能是邻居或亲戚。在极端的例子中，地主可能更穷，比不上隔壁兼差的佃农和承租户，而无论如何，租金收入是地主不可或缺的生计来源。除收取租金外，土地的剥削还可以有其他种形式，如以不合理的高利率贷款，或是支付低于维生水准的工资。一律降低租金既不公正，又没有效果，而且非常难以执行。这些复杂情况不但外国观察家不知道，一味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清楚。国民党失败后，芭芭拉·杰克森（Barbara Jackson）主张，蒋介石的政府只需调降部分租金，就可以保住政权。她并不了解，国民党确实做过这样的努力。以下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例子：

1945年夏末，日本突然投降。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遵照传统，宣布所有占领区的土地税停征一年。这个通令如何生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预期到，这次免税和未来事件的发展密切相关。两年后，已迁回南京的中央政府面临压力，必须进行至少象征性的改革，因此下令将佃租调降百分之二十五，适用于1945年曾经享有免税的地区。理论上，这会降低共产党的宣传效果，对于因为通令而影响收入的家庭，也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这项方案似乎成功了一阵子，降租计划生效。但数星期后，争议随之而起。据知在政府监督比较不力的地区，有些粗野的地主要求佃农付全额的租金。起初抗命行为只出现在个别的例子中，但后来消息开始传开，地主和佃农很快就划分阵营，接着就爆发武装冲突。在湖南省的至少两三起例子中，传出有人因此丧生。有些佃农原先已保留百分之二十五的佃租，后来吓住了，就自动与地主讲和，把该部分的租金再补交给地主。报道出现在中文报纸，但据我所知，外国媒体却加以忽视。国民党政府既震撼又惊愕，却保持沉默，蒋介石也没有任何指示。

这起事件的发展清楚显示，中国的内地古老原始，如批评家描述的一样可悲，但却具备自然的平衡，很可能抗拒任何改变。至少在这个例子中，蒋介石不能被指责为不愿改革，他没有改革的工具，也没有足够的权力。

其实无需替蒋介石辩解。他编造出一只纸老虎，但人人都信以为真，预期他的创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历史加诸他的最大赞辞。他有时被批评成无法无天。但法律是社会的强制行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会行为，否则徒有法规不足以执行。事实上，无法无天是蒋介石的问题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权。无论是他的兵役法或法定货币法案，违法情况都很普遍。这些法案都领先时代。

但蒋介石并非独裁者，他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1945年5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当时史迪威事件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对日抗战显然即将结束。代表在听完政府部门的简报后，要选出两个中央委员会。过去委员会的名单就像中国名人录，包括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士，但并没有军人在内。这些人事业有成，让当权者有广召天下英才的权威感，兼容并蓄的政策符合“扩大政府基础”的目标。但这一次，有相当数目的黄埔将领并不满意，因为名单已成为平衡各界人士的工具，于是他们决定打破模式。陈诚和张治中将军都支持这个运动。他们两人曾任职于黄埔，被认为在专业上很有才干，政治上很进步。投票前几天的一场茶会上，“干部会议”人数超过一百人，大多数是黄埔军官和其同袍，陈和张两人在会上致辞。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毋庸置疑，数年后陈诚为蒋在台湾的“副总统”，张治中则是国共谈判时国民党的代表之一，谈判不成，张还被毛泽东扣留在北京。当时还没有计划要反叛，但他们的行动如果成功，太多“蒋系人马”将走到幕前，让其他势力不安。不论真假，此举将代表清党或是成立以蒋为首的军事执政团。有政治家气度的蒋制止了这次行动，还私下申诫策划的人。选举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他，向代表“建议”候选人名单，但代表可以全数赞同，或是投票选出自己的人选。不过，即使面临来自蒋的压力，代表仍否决五名名单上的人选，其中四位是前军阀，一位代表少数民族。蒋于是采取补救措施，要五位和他渊源较深的人婉拒委员的地位（其中一位是秘密警察首脑戴笠），身为总裁的他，再用名单上的五个人来填补空缺。这个动议通过。斯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整件事的始末，学者可以进行研究。如果有人认为国民党的民主实验很荒谬，不妨看看数十年后类似的举动：左派人士称为“民主协商”。这些事件背后的基本原因在于，没有人认真建立选民制，而议会制度则受到权力人士的玩弄。要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并不切实际。

机制尚未就绪，其元素没有适当运作，没有定期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在发号施令前必须先容纳异己，在有所要求前必须先宽恕别人。说来讽刺，他因此更像独裁者，而且显得既拙劣又无能。有时他过度拥抱联合势力，让自己显得陈腐、笨拙、平庸又没创意。为维持中立的角色，他必须毫无色彩。有时他又把自己化成零件，在组织关系脆弱的地方施展个人的色彩。他有时会干涉部属的内部作业，希望自己的示范作用可以扩大。这个坏习惯离间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不但被批评者引述，而且有时也被友善的评论家提到。胡适公开要他不管枝微末节。芙列达·尤特里（Freda Utley）则说，他有“农民心态”。

蒋介石的演说索然无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们为听众的场合，而且还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场亲眼目睹。这个通商港埠在他睽违八年后欢迎他回来，地点就在前各国租界的跑马场上，照理应该是个欢欣鼓舞的场合，尤其他年少时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提到这些事。相反地，为扮演全国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提到振兴道德，讲到礼节和公理。

不过，同情他的观察家会说，这些方法反映出当时的确切情况：更有系统的管理要不就很困难，不然就不可行，因此蒋介石必须有时候代表抽象的整体，有时化为小零件。在他的敌人中，很少人了解，他们自己的方法也和他类似。田汉——对我来说是田伯伯——无法找到善用艺术家才能的更有效方法时，只好要他们去画武昌市的城墙，让无法沟通的讯息具有象征和仪典的意味。郭沫若一心想当中国的歌德和拜伦，但从政后却不再出版任何值得阅读的文字，无法超越早期的作品《女神》。他写诗颂扬中外政治领袖，却像是不经大脑之作，既无诚意又杂乱无章。如果我能再看到密西根大学的浩伊教授，我可能会对他说，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缺乏可管理性，这确实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就像我在仓库当收货员一样笨拙，我必须把装着冷气机和电动除草机的箱子层层相叠，但又没有带子或把手可以使力。

我大有理由可以相信，蒋介石的方法不是来自他的本能，他的镇定也并非真正的性格。和戴季陶比赛完美礼仪的那个人，一定不是认为中国撑不过六个月的那个人。此外，一个精明到会去投机股票债券的人，不可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购买每一档股票，而后一直保持这个奇怪的投资组合。对一个结识罪恶之城帮会人物的人来说，不可能去宣传美德本身就是奖赏。统合后的各种资料证明，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太过沉重，已经永远重塑他的性格，迫使他尽一切行动来使中国团结，无法依自己的选择行事。他很可能腐化，因为中国本身就已腐化。他不重组织，因为如果他强施命令，可能引发内部争议，而且严重到足以使国家再度分裂。他的沉闷无趣很适合他受苦英雄的角色。孔子曾说，君子寡言。要成为和蒋同一类型的君子，必须建筑在互惠和被动包容的原则上，因此也就缺乏对现代世界的吸引力。更不用说，蒋再也不曾以很帅的姿势拍照。和外国访客合照时，他会习惯性地挤出笑容。但和中国同事及部属合照时，他总显得僵硬严肃。他让妻子追求知名度，打造光鲜亮丽的世界，在家打扑克牌当消遣，他自己则过着无趣无味的生活。希特勒会对副官说笑话，斯大林半夜会小饮一番，中国的蒋介石却总是自我克制，不曾有这些小小的分心和缺失。他的诚心让司徒雷登信服。他虽然是毫无光彩可言的表演家，却赢得往大处着想人士的赞许，如约瑟夫·亚索普（Joseph Alsop）和亨利·鲁斯（Henry Luce）。即使他的死对头周恩来都必须承认，他很爱国。

蒋介石内心其实很情绪化，有时他的自制也会失效。在重庆，有一次他的副官处长（译注：正式职衔是“侍从室第一组组长”）陈希曾请辞。依西方说法，陈是他的表兄弟，但依中国算法，陈是他的外甥。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桌子，最后陈哭着打消辞意。就蒋的立场来看，他已经把奉化县的所有亲戚都安插在政府部门里。战争造成货币贬值，陈的薪水几乎缩水成零，生活很不方便，以他的职务关系和影响力，他可以轻易在战时的首都开创赚钱的事业。但蒋认为他在此时居然想到弃自己而去，简直就是忘恩负义。这个事件同时势必也触及蒋本身的失败感，因为他期望人人都应该将责任和义务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包括他自己的副官在内。

在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六中全会，有一个问题引发总裁蒋介石的长篇大论。有一位王姓代表想了解，方先觉中将是在何种情况下投降日本。方是第十军的军长，在强势的敌军围攻衡阳四十九天以后，终于举白旗投降。他被俘虏，但后来趁机逃跑，设法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据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曹圣芬转述，在该次会面中，方说已尽全力，战役是败在应该要轮班的纵队身上，但方再也不肯透露细节。没有人提过这个事实：在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很少将军能得到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工具。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压力一定更大，因为他找不到人诉苦。他冷不防被问到这个问题，于是向王姓代表和在场听众倾泄他的真正情绪，问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能够舒适平安，要归功于率领着营养不良的士兵、带着不足装备上战场的人。如果有不可能的任务，应该责怪谁呢？是在最恶劣环境下仍然撑下去的人？还是坐在后面批评他们做得不够好的人？

总之，说蒋介石政府的特色是腐化无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处。这个问题古老而脆弱，其底线在民国出现之前的数百年。这些情况对蒋的行为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1937年，他带领中国打一场没有计划的战争，就好像禅宗一样，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对问题，依赖灵感的忽然涌现，而非精心的策划算计。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每当他缺乏执行工作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幸运的是，对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因为日本人并没有长期的计划。其后的僵局制造出适合美国介入的时空，最后优势终于转向中国这一边。

内战是抗日战争的必要延续。部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接收日军曾占领的城市时，更决定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地位。在抗战胜利前，好战者已采取了无可撤退的步骤。对共产党来说，此刻正是绝佳机会，应该趁机完成未完成的革命。虽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初期采取军事攻势，但其实打的是保卫战，从头到尾都应该保持被动的角色。国民党再度没有拟定作战计划。国民党短期目标是开发铁路沿线，让经济大概回到1937年之前的状况，但这个目标未曾达成。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才是重点，后续的动员相当重要，但国民党军队却无法改善这些方面。党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在前线了。

美国的调停行动只招惹太平洋两岸的怨言。对美国的人民来说，蒋介石贪得无厌、冥顽不灵。他对美国的建议充耳不闻，却急着伸手向美国求助，接受援助时并没有表达谢意，经手后又没有任何成果。对于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而言，美国总是责备得多，帮助得少，而且常常看不到问题的真正本质所在。

事实上，误解无处不在，包括亲身经历战争的我们，都无法解读其真实意义。中国文化传承中，最矛盾特别的因素之一是虚有其表的能力。我自己不断重读古籍，才了解其中运作之道。简单地说，你无法评估环境时，不妨大胆假设。情势不利于你时，就将你的信念伸张到不合理的极限，希望奇迹会发生。难以解释一个讯息时，就用夸张的方式加以缩减。这些做法当然会把信仰和一厢情愿混淆不清。不过，在信息传播困难、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国家中，这些做法自有其目的。在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因为没有人确信一定会胜利。多年后，我检视自己在成都的经验时才意识到，这样的力量已影响了我们，虽然我们并不自知。以蒋介石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对他本人很失望后，依然拥抱着这个传奇。我们上床前会嘲笑他的浙江口音，但次日早上，我们提到“我们的校长”时，敬畏之情丝毫未减。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想到蒋介石时，想到的是他扮演的历史角色，他代表的想法和概念，有别于蒋介石本人。根据我和黄埔将领之间的谈话，我确信他们也有同样的态度。因此，保证或事先的承诺就非常重要。只有西方国家一心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才会以戳破我们的神话为乐。他们指责我们自我欺骗时，多数的国人可能认为他们蓄意无动于衷，有时又怀着没有必要的敌意。以诗人和哲学家为代表的东方，与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两者之间的争议可能没完没了。

在一番回顾后，我愿意承认，国民党无法整顿社会关系来支撑军队，结果让美国的大量援助变得不切实际。但这个原因不同于杜鲁门政府停止援助的说法，他们觉得原因出在中国无法形成联合阵线。这个争论显示，西方倾向用议会制来解决问题，希望中国实施议会制，让自由派分子和少数党可以扮演关键角色。这项假定必须基于下列前提：议题可以在确定范围后加以辩论；选票可以被调查出来；多数决定可以形成。这些无疑都是美国调停时的辞藻。美国武断决定，国共争斗的问题已经摊开来，政策的不同可以靠谈判来解决，但事实真相却是：一方想借美援来修补屋顶，另一方却想从底部摧毁所有结构。这样的争论不只是发生在前议会制度时期，而且还是前宪政时期。

即使是蒋介石的政府有多民主这个问题，也比多数观察家当时所了解的还要微妙。对站在国民党这边的人来说，蒋介石一直很包容异己。只有一心想排除所有人的人士，才会被他驱除。事实上，他将不同背景的人引进政府，包括知名学者和他以前的敌人。但此处就是共产党的论点所在。我们可以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间的争议，来做为对比说明。印度教可以被赞为精神升华的最高级形式宗教，但也被贬为支持迷信的最低级形式。印度教徒对各式各样的信仰一视同仁，都愿意接纳，因此自认宽大为怀。但是在敌人的眼中，他们并没有贯彻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要求别人，所谓的包容不过是假装宽大，却牺牲了绝对真理。有些回教徒更觉得，单是承认印度教的领导权，就等于是放弃自己宗教的基本教义，让自己的宗教在一开始便沦为次要地位，而后就会完全不受重视。我们的共产党友人就是以类似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我们聚集这么多教师、银行家、地理学家、政客、前军阀等，只不过是为了彼此保证不采取危险和激烈的举动，他们看不出其中有何优点或智慧可言。如果我们不能去除各省强人，我们就是军阀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就是保护地主的权益。这样的态度又激起我们的反感，认为他们太没有弹性，简直是以高压来威胁我们。

党派的争吵实际上反映历史的僵局，内战势必不可免，多年后的我们才了解这一点，但交战当时却看不清楚。关键问题在于土地改革，其他不过是其次。问题在于要不要进行改革，如果将这棘手的问题搁置一旁，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从上而下来重建中国。国民党军队虽然被西方标准视为落伍，却已经超越中国村落所能充分支援的最大限度，因此必须重整后者。但这样的提议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旦启动后，就没有办法在中间任何时点制止，必须从头到尾整顿，依人头为基准，重新分配所有农地给耕种者。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任何妥协不是不可行，就是在管理上不切实际。如果没有内战，一切可能显得简单容易。多年来，我们只是认为毛泽东太过强烈，一心想着分化，而他的“主义”太过吹毛求疵，太武断，但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为了最后的摊牌而做准备。我想，我在共产党的友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由于先前的承诺，他们还是继续坚守阵营。

实际上，这场土地改革的细节到多年后才为外界所知。但在内战时，关于过程的零星报道已足以让胆大者心寒。我不能像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宣称，就阶级而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应得。我也无法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而且改革可以不必流血。我也不能像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建议下一代，长痛不如短痛，为结束长期的痛苦，可以容许短期的残暴。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在书内完全不提这件事，又有违我历史学家的角色，我的故事将难以理解。如果哀悼在动荡中的罹难者，又显得我只是假惺惺。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虽然无法精确地统计，但估计改革过程中约有三百到五百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

我没有参与此一运动，我既非参与者，也非旁观者，我甚至没有在旁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旗子。但我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和我这一代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的良心无法平安，即使我不在现场。多年来我一直知道土地问题的存在，任何一点一滴的消息都指出僵局所在，需要有人去打破。我既然逃离现场，就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在这场无异于战争的土地改革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能力去宽恕或谴责。这不能和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应该比较接近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是人类社会的污点。如果要提到责任的问题，应该由我们全体来承担。多年后的现在，我只想驳斥下列说法：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都希望保持现状，因此阻挡改革之路。其实，大多数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只是抱着我们的幻想和一厢情愿，希望可以延后摊牌的时刻，找到不会引起痛苦的公式。我们缺乏的是一心一意的念头和坚强的心智，并无法预知到，当时一定要打破僵局，无论花什么成本，无论用什么方法，不管传统或非传统。两大政党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基本的学院派观念：不相信农民的暴动能救赎这个国家。

将国民党和“布尔乔亚”画上等号（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并不是指国民党人拥有股票和债券。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出身背景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领袖都一样，除少数人以外，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卫，更不要说是席卷全国的内战。然而，在国民党这一方，都市的气息比较浓厚。“容忍”的精神可以延伸成放纵任性。如果我们无法免于物质的欲望，至少我们拥有幻想的自由。受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共产党分化高压的威胁，因此一定要抗拒甚至压抑。我们并不知道，在回应挑战时，我们促进了内战大熔炉的诞生，这正是导致共产党有所突破的环境。

我们希望能靠大笔美援解决困难，而美梦果然成真。满怀憧憬甚至不是始于蒋介石，而是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的遗产可以追溯到他写的一本书，其中计划在十年内兴建七万五千英里长的铁路，在沿海没听过的地方兴建新港口，以取代香港、上海及大连。这样庞大的工程又注重“机器密集”，当然需要外国的资金。孙中山并没有周详考虑到，一个国家要达到现代化，进口物资不能只是结果，而必须充当手段，让接受一方的社会回应挑战，培养组织能力，将外来事物恰当融入政治体。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承平时期，国家经济中现代化层面所产生的好处，也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才能传到内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显然没有如此从容的环境。相反地，东亚大陆当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必须尽快重整自己，而且尽量减少外力的影响。这些状况让我必须说，命运是干涉一切的因素。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国民党军队当时的问题在于“头重脚轻”。现代化设备大规模涌入，只会增加上层的重量，底层大众更难予以支持，军队显得更像是外来力量来对抗中国社会。这个二分法所造成的结构失败，将大于所谓的贪污无能等温和的谴责。继国民党的失败之后，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国家。为了抵抗和国家下层结构无法相安的外来因素，越南和伊朗的反对势力诉诸不同的“主义”以遂其目的。

毛泽东的革命在本书称之为“劳力密集”，一度显得迂回曲折、异想天开，甚至连他的党人也轻视这位未来的党主席。因此，我们当时忽略其功效，也许不能算是太离谱。内战爆发后才完全看到他的手法更直接、更有重点、更务实，因此在解决中国问题时，比其他所能想像出的方法更完备，更自足。一旦付出代价，就不能否认他计划中的优点。赞扬他土地改革的作家常说，平等精神、人道诉求与他的土地改革息息相关。事实上，提到道德时，可以针对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辩论。问题在于，革命本身就是重新修改道德标准。如果不同意上述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国共争斗的时期虽然显得长，实际上只是鸦片战争启动历史事件以来的其中一环。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层面中，都贯穿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在蒋介石以前，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被国人所了解。在毛泽东掌权后数年，中国人口还是只能约略概算管理，显示转化成现代国家的路还很漫长。但即使不耐烦也无济于事，要更改影响十亿人口的结构，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这个结构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转变不是小小的调适而已，问题能够持续这么久，正可以说明其本质有多严重。

内战将人际间的冲突放大千万倍。这个经验有许多层次：感情与理性，迫近与遥远，内与外，战前与战后。然而，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我看到的是在历史长期的延续下敌对双方的直线进展，而不是交锋当时似乎毫无妥协余地的歧见。例如，如果不是在蒋介石高举国家统一旗帜的遮蔽下，我看不出毛泽东何以能进行农村改造。即使在书写历史时，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得有意义。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他们都独树一帜，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历史加诸他们身上的最艰困处境，从而展现本身非凡的长才。他们的勇气虽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国的心智和力量。但这类型的勇气都是一面倒的固执，毫无吸引我们的个人性格和特质。事实上，如果去除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传记作家可以简单形容他们：一个僵硬死板，另一个掩不住土气。这些和他们掌控的媒介有很大关系。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因此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