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第二篇 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

第一章 制宪议会心理

一、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因素

在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逻辑支配下的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已经说过，很多历史学家由于没能对上述因素各自的影响加以区分，导致他们对这个时期的解释差强人意。

理性主义因素常被人用来解释大革命，实际上它对于事件的影响力最弱。它对法国大革命仅起到了铺垫作用，而且仅是在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因为此时的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的作用体现在很多的措施中，如税收改革计划、取消寄生的贵族特权等。

一旦大革命深入民众阶层，理性主义的力量迅即消失，并让位给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因素。而神秘主义因素则是革命信仰的基础，它能让军队热血沸腾，能让全世界都接受新信仰。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些因素在一系列事件中、在个体的心理中的影响。有着最重要影响力的也许是神秘主义因素。只有把大革命看成是一种宗教信仰形式，我们才能明白大革命，这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所谈及的有关一切信仰的结论都同样适用于法国大革命。例如，在之前有关宗教改革运动的章节里，就可以看到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大革命很相似。

哲学家们在花了很长时间来描述理性主义因素在信仰中的微弱价值之后，如今又开始深入阐释信仰的作用。他们不得不承认，唯有信仰才具有改造一个文明中各个要素的足够力量。

信仰独立于理性之外，它拥有指引思想和情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力量。纯理性从未有过如此的力量，它也无法激发人们的热情。

大革命很快便披上了一件宗教外衣，这也解释了为何大革命会具有如此大的扩张力并获得如此的声誉。

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看作一种新宗教的奠基仪式。我认为，洞察力强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揣测到这点的人。

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采用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却与一场宗教革命无异。从几个特征和规律来看，大革命都与宗教革命相似，大革命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还像它一样，以预言和布道来贯彻。一场政治革命激发起了人们对新信仰的热忱，人们热切地劝说外国也开展他们在自己国家中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象！”

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已经得到认可，人们的狂怒和破坏行为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和信仰与生俱来的东西。大革命煽动起来的不宽容和暴力，其实就是获胜的神灵要求其信徒们做的事情。大革命让欧洲20年不得安宁，它摧毁了法国，杀死了数百万人并导致法国遭受数次入侵，但不经历如此的浩劫，一个民族就无法改变其信仰。

神秘主义因素历来是信仰的根基，但某些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因素很快也会介入其中。信仰成了情感主义范畴内的感情、激情和兴趣的集合体。理性将这个集合体加以发展，以便设法为它鞭长莫及的事件提供合理的依据。

在大革命时期，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期望，为自己的新信仰找到一件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大革命只是将祸害他们的等级制和宗教的、政治的专制统统加以废除了。像歌德（Goethe）这样的作家和康德（Kant）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这是理性的胜利。一些外国人如洪堡特（Humboldt）甚至还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并观看专制主义的葬礼”。

但知识分子的这些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事件的演变很快便暴露了其梦幻表象的实质。

二、旧体制的解体和全国三级会议

大革命在付诸行动前便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着了。在上述因素的铺垫下，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爆发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指责与日俱增，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呼唤着改革。

路易十六非常明白改革的益处，但是他太软弱了，根本没办法在贵族和教士阶层中进行改革。他甚至连他的改革大臣马勒舍布（Malesherbes）和杜尔哥都保不住。接连的饥荒和税赋的加重让各个阶层的贫困渐长，君主及其身边人的巨额俸金与普遍的穷苦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贵族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但他们拒绝接受平等纳税，仅同意了某些无关痛痒的改革，而最高法院又不同意签署这些改革，于是最高法院被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效仿最高法院，由此也全被解散。被解散的这些人掌握着舆论主动权，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样的会议已经有近两个世纪没有召开过了。

全国三级会议最终还是召开了。500万法国人中有10万教士，15万的贵族，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级会议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级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员、律师、医生组成。教士阶层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对贵族和教士阶级。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社会地位不平等、心理状态不同的代表之间的心理冲突就表现了出来。特权阶级的华丽服饰与第三等级寒酸的衣着之间产生了让人屈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代表根据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免冠礼，第三等级的代表欲效仿之，结果遭到特权阶级的抗议。第二天又爆发了一些涉及自尊的新冲突。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单独坐在特设议事厅中的贵族和教士阶级的代表一起审议权力事宜，但遭到贵族代表的拒绝。磋商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第三等级的代表自恃代表了全国95%的人口，便根据西哀士（Sieyès）教士的建议，宣布自己组建国民议会。法国大革命序幕由此拉开。

三、制宪议会

一个政治议会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其对手的强弱。制宪议会对自己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只受到寥寥几个演说家的强力掣肘而感到惊讶，制宪议会的言与行从一开始便以统治者自居。特别是它将征税权强行拿在自己手上的行为，更是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路易十六的反抗十分微弱。他只是关闭了制宪会议的议事厅，于是代表们便去了网球场大厅并在那里进行宣誓，宣称若不形成一部王国的宪法就绝不解散。

大部分的教士阶级代表站在了他们一边。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命令代表们解散。大司仪德勒-布雷泽（Dreux-Brézé）侯爵规劝他们执行国王的命令，议会议长宣布国民议会不接受命令，米拉波（Mirabeau）则向国王的特使称会议是在人民的要求下召开的，议会不会屈服，除非使用武力。国王再次做出让步。

6月9日，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制宪议会这个名称。数世纪以来，国王第一次被迫承认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存在，而从前这种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是不被承认的。君主制走到了尽头。

路易十六感到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在凡尔赛布置了由外籍雇佣军组成的军团。议会则要求撤走这些军队，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将内克尔解职，而让以专横而著称的布洛格利（Broglie）元帅去接替他。

但是议会的捍卫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与一批人四处对群众发表演讲，号召他们起来捍卫自由。他们敲响警钟，组织起12000人的民兵，并从荣军院夺来步枪和大炮，7月14日，他们指挥武装人员向巴士底狱进发。这座堡垒几乎没有设防，几个小时后便被攻陷。人们从中找到7位囚犯，其中1人是疯子，4人是造假犯。

巴士底狱关押过很多的专制受害者，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绝对君主制的象征，但是摧毁它的民众并没有受过巴士底狱的伤害。那里几乎只关押过贵族。

攻占这座堡垒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朗博证实“攻占巴士底狱不但在法国历史上，甚而在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大言不惭。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第一次证实了一个从前令人生畏的威权是多么不堪一击。

威权原则一旦在人民的心中受到损坏，它很快便会分崩离析。对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主要堡垒免遭群众攻占的国王，人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向他提呢？被人视作无所不能的国王就这样掉下了神坛。

攻占巴士底狱还引发了一起精神传染事件，这样的精神传染事件在大革命历史中比比皆是。外国雇佣军团尽管对巴士底狱事件不大感兴趣，但受其影响，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哗变的迹象。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将这些雇佣军团解散。他重新启用了内克尔，并亲自来到了巴黎市政厅，当面承认了既定的事实，接着便从国民自卫队司令拉法叶特（Lafayette）手中接过蓝、白、红三色帽徽。代表着巴黎市的蓝、红和代表着国王的白连成一体。

这场攻占巴士底狱的骚乱即便称不上是“历史上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但它也标志着民众政府的开始。武装起来的人民自此以后便介入革命议会的讨论当中，并对议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民的介入符合人民主权教义，这受到了大革命历史学家们由衷的赞誉。一份关于大众心理学的浅显易懂的研究向历史学家们指出，他们称为人民的这个神秘的整体，其实就是几个领袖在做主。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冲击杜伊勒里宫，强闯国民公会等，不过就是几个领袖——通常是通过俱乐部——联系上大批民众并发动他们去攻占、去冲击而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同样的一群人，在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或攻击或保卫势不两立的政党，这群人从没有自己的思考，唯领袖马首是瞻。

榜样是最高效的一种心理暗示方式，攻占巴士底狱后，必然会有一大批的堡垒遭到摧毁。很多的城堡被视作小巴士底狱，为了效仿摧毁它的巴黎人民，农民们也开始焚毁各地的城堡。由于这些领主的住宅是用封建杂税盖起来的，所以农民们焚毁城堡的情绪更加激昂。活脱脱的一种扎克雷（Jacquerie）起义 [1] 。

制宪议会像随后所有其他革命议会一样，对国王傲慢自大，对民众唯唯诺诺。

为了终结混乱的局面，8月4日夜，根据一位贵族代表诺阿耶（Noaille）子爵的提议，制宪议会通过了废除封建领主权利法案。尽管这个措施一举废除了贵族们的特权，但该法案还是在热泪盈眶、相互拥抱中得以表决通过。这样的热情迸发可用情感传染来加以圆满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情感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因恐惧而不能自拔的议会中是可以传染的。

要是贵族们早几年放弃他们的特权，或许就可以避免发生大革命，他们放弃得太迟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只会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应当要有远见，要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路易十六在犹豫了两个月之后，批准了制宪议会8月4日夜里通过的决议案，并躲到了凡尔赛。领袖们向那儿派遣了一支七八千人的群众队伍，其中有男有女，因为领袖们向他们承诺说王室住所内有大量的面包供应。宫殿的围栏被推倒，一些侍卫被杀，国王及其家人在一干民众的叫嚣中被带回了巴黎，民众的长矛上还挂着被杀的士兵的头颅。这次恐怖的旅途长达6个小时。这些事件就是所谓“十月事件”。

民众的权力日渐强大，而国王，一如议会，则慢慢落入民众的掌控之中，也即落入俱乐部及其领袖们的掌控之中。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民众的权力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大革命也几乎成了其唯一的事业。议会宣称人民是唯一的主人，但议会还是被大大出乎理论预见的骚乱所困扰。于是议会便设想制定一部宪法来恢复秩序、确保人民的永久幸福。

人们知道，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议会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制定、否定、再制定宪法。理论家们赋予宪法以改造社会的权力，如今也一样。议会不能辱没自己的使命。于是它在大革命期间颁布了《人权宣言》，并将革命原则落实到其中。

宪法、申明、宣言以及演讲对群众运动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议会内部的分歧日渐扩大。在俱乐部的支持下，激进党派日渐崛起，议会处境越发艰难。一些有影响力的领袖如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稍后还有马拉、埃贝尔等人，在演讲中、在报纸上极力煽动平民，由此，人们很快便走入了极端。

在一片混乱中，国家财政没有得到改善。议会终于意识到，靠博爱的说辞是改变不了他们悲惨的现状的，面对即将到来的破产，议会于1789年11月2日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教会的收入，包括从教徒抽取来的什一税等，约为2亿里弗，其总价值估计为30亿里弗，它们为几百名高级教士、宫廷教士所有，约占法国财富的四分之一。这些财产从此后属于国家，并作为发行“指券” [2] 的担保物，第一次发行了4亿里弗的指券。公众开始还接受指券，但到了国民公会和督政府时期，由于指券发行量过大，达到450亿里弗，面值100里弗的指券最后贬值到几个苏 [3] 。

在身边幕僚的怂恿下，懦弱的路易十六试图以拒绝批准制宪议会的法令来进行反抗，结果当然是徒劳的。

在领袖们日复一日心理暗示的影响下，在精神传染的作用下，革命运动四处蔓延开来，并脱离了议会的掌控，甚至和议会产生了冲突。

在城市，在乡村，在当地国民自卫队的保护下，各地都成立了市镇革命政权。临近的市镇政权开始相互协作，以便在需要时彼此保护，就这样，它们很快便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联盟。联盟之一于1790年7月14日向巴黎派出了14000名自卫队队员，并聚集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万般无奈的国王在此宣誓要坚持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

这种宣誓没有实质意义，君主世袭制原则和议会宣称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这点日渐明显。

回天乏力的路易十六只想着逃跑。在瓦雷讷（Varennes）被捕后，路易十六被像罪犯一样带回巴黎并关押在杜伊勒里宫。议会尽管一直是保王党性质的，但还是终止了他的权力，并决定独自担负起政府的职责。

从未有君主经历过像路易十六出逃时那么糟糕的处境。即便像黎塞留那样的天才也难以从中脱身。唯一可以仰仗的自保手段便是军队，但军队自一开始便离他而去。

在制宪议会统治期间，绝大多数的法国人以及议会无疑还是保王派的，若国王接受了自由君主制，或许他还会继续掌权。但路易十六似乎并没有尽力去和议会处理好关系。

肯定是没有尽力。而且连“尽力”二字对他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同意修改祖上传下来的君主制，那他实在无颜以对列祖列宗。退一步而言，即便他要这么做，来自家族、教士、贵族、宫廷的反对声也会将他淹没。君主制所依赖的古老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他们的势力几乎和国王一样强大，国王每次屈服于议会命令，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不得已的屈服，而且仅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无计可施深陷绝望中的路易十六决定向外国求援。

他竟异想天开地指望着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对手奥地利出手相助，而王后比之更甚。即便奥地利勉强同意前来搭救国王，那它也只想从中获得丰厚回报罢了。驻巴黎的奥地利大使（Mercy）告知路易十六，奥地利要他用阿尔萨斯、阿尔卑斯以及纳瓦拉作为回报。

俱乐部领袖们察觉到议会过于袒护路易十六，于是号召民众反对议会。联名请愿书要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权力组织来审判路易十六。

无论怎样，议会依旧忠于王室。在发现大革命的煽动性越来越过分时，议会决定对平民的袭扰展开反击。在拉法叶特的命令下，国民自卫队的一个营开赴战神广场，以驱散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有五十多名示威者被杀。

议会的微弱抵抗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常害怕民众的议会，对国王慢慢强硬起来，国王的特权一天天被剥夺。国王几乎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公务员，只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议会自认为可以行使从国王那里剥夺来的权力，但这副担子又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一个过于分散的权力一般都是无力的。米拉波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600人共同行使主权更可怕的事了。”

议会把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像路易十六一样行使着这些权力，为此它还曾洋洋自得。但很快，它便寸步难行了。

随着议会的权势逐步弱化，无政府开始滋长。民众领袖们不断地煽动民众闹事。暴乱成了唯一管用的权力。

每天，议会都要受到喧闹而蛮横的代表团的冲击，这些人以恐吓和警告为手段来达到目的。

议会出于害怕而一直对所有的群众运动唯唯诺诺，但这些运动根本不是自发的。它们仅仅是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宣示其新权力的方式，这个新权力与议会的权力并驾齐驱。

在这些俱乐部中，最为强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它在外省已经快速建立起了500多个听命于它的分支。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它的势力一直无人企及。在成了议会的主人后，它也就成了法国的主人，它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起义的公社，不过公社的权力只限于巴黎。

国民议会的软弱和失误让它变得不得人心。议会也意识到这一点，且自己的势力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决定加紧制定宪法，以便自行解散了事。它的最后一个举动非常愚蠢，即下令任何制宪议会成员都不得参选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由此也就没有前辈们的经验可以借鉴了。

1791年9月3日，宪法大功告成，9月13日，国王同意了该宪法，议会也恢复了国王的权力。

这部宪法要求组建一个代议制政府，规定要将立法权交给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行政权交与国王，并承认国王拥有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宪法还对省份进行了重新划分，以取代旧时的外省。老的税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依旧在施行的直接税和间接税。

刚刚改变领土划分并推翻所有旧时的社会组织架构的议会，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去改造法国的宗教组织。它声称要让人民来选举教士阶级的成员，这样就使之摆脱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的影响。

这部教士公民组织法是诸多一直持续到执政府时期的宗教斗争和迫害的根源。有三分之二的教士拒绝宣誓效忠该法。

在制宪议会当政的三年里，大革命的成果颇为丰硕。主要成果或许就是特权阶级的财富开始向第三阶级转移。这在激励人们保护利益的同时，也为新体制博得了诸多热情的拥护者。一场革命立足于满足人们的欲望，并由此而获得巨大的力量。

排挤了贵族的第三等级和购买了国家财产的农民们非常清楚，旧制度的复辟将让他们失去这些利益。竭力保卫大革命也就等于保卫自己刚到手的财富。

这也就是在大革命部分时期内，将近一半的省份起义反抗压迫它们的专制但都失败了的原因。共和党人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们非常强大，他们不仅要捍卫一种新理想，还要捍卫物质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大革命时期，并对帝国的建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 *

[1] 扎克雷起义，是发生在1358年法国的一次反封建农民起义，是中古时代西欧各国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扎克雷，源自Jacgues Bonhomme，意即“乡下佬”，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得名。——译注

[2] 1789—1797年期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由国家财产担保的证券，后作通货使用。——译注

[3] 苏，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里弗或1795年后流通的1/20法郎，等于5生丁。——译注

第二章 立法议会心理

一、立法议会期间的政治事件

在探究立法议会的精神特征之前，先简要总结一下那些发生在立法议会为期一年的短暂执政期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些事件自然也对立法议会的心理表现产生了重大影响。

立法议会不再像之前的制宪议会那样一心想推翻君主制，而是拥护君主政体。国王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靠，但立法议会仍想保留国王。

路易十六如坐针毡，他不停地要求外国势力加以干涉。这位胆怯的君主，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身边仅有自己的瑞士侍卫，他在几股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犹豫不决。他向一些报纸提供补贴以便影响舆论。然而这些办报的不明就里的蹩脚记者们完全不懂如何影响公众情绪。他们只会用绞刑来恫吓大革命的拥护者，并扬言会有一支军队前来解救国王。

国王别无依靠只能指望外国王室，贵族们则逃亡国外。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威胁要入侵法国。王室则为入侵创造有利条件。

在各国反法联盟结成之时，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入侵。此时，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站在一起，成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六十万志愿者随即获得了武器。王室认可了一个由吉伦特派控制的内阁。在这个内阁的操纵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向议会提议攻打奥地利。这项决议随即就被表决通过。

对此项决议，国王是言不由衷的。王后向奥地利泄露了法国的战争计划以及内阁会议的机密决议。

战争一开始法方便损失惨重。数个纵队受到突袭，溃不成军。巴黎市郊的人们在各俱乐部的鼓动下，确切地说，在确信国王与外国王室相互勾结之后，便发动了起义。六月二十日，起义的领导人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丹东——派起义者给立法议会送来废黜国王的请愿书。随后，这些人进入杜伊勒里宫，痛骂国王。

命运驱使着路易十六走向了不幸。雅各宾党人对王室的威胁激怒了众多省份的民众。人们获悉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已到达洛林地区的边境地带。

国王和王后一直对得到外国支援抱有幻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1] 对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的心理更是都寄予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厚望，看到法国被这些狂热分子所威慑，她认为自己也能以威胁的方式来震慑巴黎人民，让他们臣服于王权的威严。在王后的授意下，费森（Fersen）谋划并公布了布伦瑞克公爵（Brunswick）的宣言 [2] ，宣言以“若王室受到波及，就把巴黎掀翻”一类的话来威胁巴黎人民。

然而事与愿违，该宣言激起了人民对国王的愤怒，国王被认为是入侵者的同谋，因此，他更加不得民心。从这天起，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在丹东的安排下，各分区代表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起义公社，逮捕了效忠国王的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让其敲钟召集全体自卫队成员，并派遣这些队员在八月十号和平民一起冲向了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召集起来的军队四下逃窜，保护他的只剩下一些瑞士侍卫和贵族，但全部被杀死。孤立无助的国王向立法议会寻求庇护。人们要求废黜国王，立法议会宣布终止国王的职权，并让未来的议会——国民公会——来决定他的命运。

二、立法议会的精神特质

以心理学而言，由一批新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很少有议会能把政治团体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立法议会由750位议员组成，议员们分为纯粹保王党、立宪保王党、共和派、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其中律师和文人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少数的立宪派教士、高级官员、天主教教士以及个别学者。

立法议会成员们的哲学观似乎都很幼稚。他们大多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主张回归人类的自然状态。他们和其先辈们一样，深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开口便是加图（Caton） [3] 、布鲁图、格拉古（Gracchus） [4] 、普鲁塔克、马克·奥勒留（Mac-Aurèle） [5] 、柏拉图等人，并对其加以效仿。甚至当演说家想要辱骂路易十六时，都会直呼其为“卡里古拉”。

他们是革命的，因为他们期望颠覆传统，但他们又是极端反动的，因为他们要求回到遥远的过去。理论对他们的行为影响甚微，理性二字虽然不断出现在他们的演讲中，却从未被付诸实践。他们一直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所支配，这些因素的力量我们曾一再提及。

立法议会的心理特征与制宪议会的心理特征相同，只是更为明显一些。这些特征被归纳为四个词：敏感、多变、胆怯、脆弱。

多变和敏感体现在他们不断改变的行为中，他们今天可以相互大声辱骂并拳脚相加，第二天却又可以“满含热泪、相互拥抱”。有人发言要求惩罚请愿废黜国王的人，他们便为之热烈鼓掌；同一天有代表团要求废黜国王，他们又出席议会。

在威胁面前，立法议会的胆怯与脆弱一览无遗。尽管立法议会有保王党的倾向，但立法议会还是应巴黎公社的要求，投票同意终止国王的权力并将国王一家拘禁在寺院。

由于立法议会的软弱，它与制宪议会一样，没有行使任何一项权力的能力，只能听任巴黎公社以及由埃贝尔、塔里安（Tallien）、罗西涅尔（Rossignol）、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领导的俱乐部的摆布。

发动起义的巴黎公社控制着国家主要权力并统治着巴黎，似乎冥冥之中有人要求其这么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794年热月政变为止。

巴黎公社要求将路易十六监禁在寺院的塔楼之中，而立法议会则希望将国王软禁在卢森堡宫。巴黎公社把大批嫌疑犯塞进监狱，并随后将他们杀害。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150人的匪帮，每天佣金24里弗，他们在巴黎公社的指使下，在短短四天内杀害了约1200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九月大屠杀”。巴黎市市长佩蒂翁还热情接待并款待了这个杀人团伙。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发出了零星的抗议，而雅各宾派则选择保持沉默。

一开始，受到威胁的立法议会假装不知道这次大屠杀，但几位有影响力的议员，尤其是库通（Couthon）和比约-瓦雷纳（Billaud-Varenne）对这次大屠杀表示了支持。尽管议会最终决定加以谴责，但却没敢设法制止屠杀的继续。

深知自己无能为力的立法议会在15天后自行解散并让位给国民公会。

立法议会的结局明显是灾难性的，这不是指其初衷而是指其行为的结局。保王党抛弃了君主专制，人道主义者纵容了九月大屠杀，和平主义者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切表明，一个软弱的政府带给国家的只有毁灭。

前述两个革命议会的历史再次证明，事件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每个事件就是整个传动链中的一环，一个事件的发生有时可以引发意料不到的后果。决定权在我们手上，但结局我们却无法把握。

制宪议会最初的举措是理性的、自主的，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让所有的期望、理性以及预言都化为泡影。

路易十六之死、旺代战争、大恐怖、持续的杀戮、无政府状态以及在一名军人的铁腕统治下传统与秩序最终得以恢复，上述事件，在1789年，有谁能想到或能预见到？

在革命议会初期的行为引发的众多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最震撼人心的可能是民众政府的诞生和发展。

从攻占巴士底狱、强闯凡尔赛宫、九月大屠杀、攻击杜伊勒里宫、杀害瑞士守卫、废黜和囚禁国王等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很容易得出民众及其领导者的心理学规律。

现在我们看到，民众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大，其他力量都甘拜下风并被取代。

* * *

[1]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帝国公主，生于维也纳，1770年嫁给路易十六成为法国王后。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彻底推翻了君主制。随后，她和国王一起被囚禁在当普尔堡。次年10月，被交付给革命法庭审判，判处死刑，送上断头台，享年38岁。——译注

[2] 布伦瑞克宣言，也称布伦斯威克宣言，是一份由普奥反法联军总司令卡尔·威廉·斐迪南（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在1792年7月25日致法国革命战争时期巴黎人民的一份公告。该布告威胁如果任何法国王室的成员受到任何伤害，法国平民将因此受到严厉的报复。这项布告的目的是为了恐吓巴黎人民，却反倒加剧了人民的革命热情。——译注

[3] 古罗马时期有两位加图，一位是老加图（公元前234年－前149年）或监察官加图，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前195年的执政官，罗马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小加图（公元前95年－前46年），他的曾祖父为老加图。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斯多葛学派的追随者。他与恺撒长期不和，他不受贿、诚实、厌恶当时普遍的政治腐败。——译注

[4] 一般称为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8年－前133年）和盖约·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前121年）两兄弟，他们是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领袖。他们分别当选公元前133年及公元前123年、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并各自在任期内领导了一场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保守势力，而先后在保民官任上被杀。——译注

[5] 马克·奥勒留（公元121—180年）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沉思录》一书。——译注

第三章 国民公会心理

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国民公会不但为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而且它还表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们，甚至其追随者们，都无法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及周围的人做出准确的评价。

大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人们对这个时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确的评判，尽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难以实现，不仅是因为从档案中发掘出了新资料，还因为重重迷雾笼罩下的有关血腥年代的传说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深深吸引着我们父辈的昔日英雄们被冠以一个光荣的称谓：国民公会巨擘。他们的传奇最为人津津乐道。

国民公会一手镇压国内的叛乱，一手外御欧洲武装干涉，这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这场伟大战争中的英雄们仿佛个个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国人。

只要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依旧是混沌未解，那么巨擘的称谓也就无可厚非。同时发生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人们把共和国军队的功劳与国民公会的功劳混淆在一起。军队的荣耀让后者相形见绌，博取荣耀成了大恐怖时期大屠杀、残酷的内战以及让法国遭受劫难的缘由。

在现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视下，这个异质的谜团慢慢地被解开了。共和国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它的荣耀。但是应当承认，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内讧中的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对军队的成功毫无建树。在国民议会的某个委员会之中，最多只有两到三个议员关心军队，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人多势众以及年轻将领们的聪明才智外，还因为有一种新的信仰激发起了军队的热情。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讲述革命军队，还将指出革命军队战胜欧洲武装干涉的缘由。在自由和平等理念熏陶下的军队，将这些理念当成了新的福音书。他们带着这些理念开赴前线并长期坚持在前线。他们保留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起初受到军队忽视而后受到鄙视的政府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国民公会议员对军队的胜利感到茫然，他们只满足于根据领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为领袖声言要通过断头台让法国得以绝处逢生。

正是由于骁勇善战的军队，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历史声誉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圣，让几代人为之膜拜，至今不绝。

但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国民公会“巨擘们”的心理，他们的神圣形象便会瞬间崩塌。他们都是些极端平庸的人，连为其辩护的热心人如奥拉尔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奥拉尔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样说道：

人们曾说过，1789年至1799年的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或恐怖的创举，不愧是伟大的一代，简而言之，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回顾的一种错觉。构成这一代人的公民，他们要么是市民，要么是雅各宾党人，要么便是民族主义分子。大革命便是由他们发起的，但无论从开明程度还是从智力水平来看，他们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的法国人更高一筹。之所以他们能够名垂青史，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在巴黎这个大舞台，或因为他们是革命议会中最杰出的演说家，难道他们有过人的禀赋？米拉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是诸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维尼奥等人，他们真的比现今的演说家们更有智慧吗？在1793年，也就是在这个所谓巨擘辈出的时代，罗兰夫人（Roland）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法兰西就像是一个人才枯竭的国度；令人吃惊的是，纵观大革命，人们几乎只见一群侏儒，不见伟人。

在对国会议员逐个分析并从整体上加以审视后，人们可以说，从智慧、品行和勇气来看，这些国会议员都称不上是杰出的。从未见过有哪个群体是如此怯懦。他们只在演说中才慷慨激昂，只在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时才勇气十足。这个只会在言语上咄咄逼人的国民公会，一旦面对国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温顺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巴黎公社、在俱乐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前瑟瑟发抖，在骚乱者的指示前唯唯诺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杰出的议员。国民公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令人失望的形象：遵从民众的指令，表决通过荒唐透顶的法律，一旦议会大厅中的骚乱平息，便又将通过的法令加以废止。

很少有哪个议会表现得如此脆弱。人们若要想看看一个政府会颓废到何种程度，只要翻开国民公会的历史便可知晓。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的影响

在造成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革命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成了强制性的规定。从中，革命教义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终确立。

这种教义是个大杂烩，其中掺杂有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权，但对它的信徒们而言，这些东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书中的一个个章节。

这类新的真理不乏拥护者，他们对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样，也试图借助武力来向世人推销他们的真理。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只须将其消灭即可。

我们在谈论宗教改革时曾提到，对异教徒的仇恨是那些伟大信仰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这个特征为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性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这段与宗教改革相一致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因此，在国民公会中，雅各宾派暴打与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使徒们非常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信仰。为了教化外省人，他们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满腔热情的门徒，还让其随身携带着断头铡，他们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们一样，对于异教徒的错误绝不姑息，因为罗伯斯庇尔坚信“共和国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毁一切对立面”。国家不愿意被重塑并不要紧，人们可以强行重塑它。卡里耶保证说：“如果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重塑法国，那还不如将其埋葬。”

源自新教义的雅各宾派的政治很简单，即主张平均的社会主义，施行专政统治，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

对于人类的本质和经济的需求，治理法国的理论家们却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只要有断头台和演讲就够了。不过他们的演讲却很幼稚。

泰纳说：“演讲中没有事实，只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关于自然、理性、人民、专制君主、自由等一连串的看法，这些看法如同吹足气的气球，在空中做无谓的碰撞。当然，如果没有造成一些实际的而可怕的后果，这些也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游戏、学校的习题、学术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学说。”

雅各宾派的理论实际上只剩下绝对专制。很显然，在雅各宾党人看来，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们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主权国家。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他们限定商品的价格，并且冒称拥有剥夺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国王宣战之后，他们又开始向神明宣战。他们推行新的历法，将圣人的名字从中除去，他们树立起一个新的圣灵：理性。有关理性的庆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庆典仪式与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无异，理性被供奉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这种仪式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以一种个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自认为该教的大主教。

雅各宾党人在成为法国唯一的主人之后，便可以与其信徒们肆意洗劫了，尽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少数派。

我们难以确定他们的具体人数，但知道他们其实人数不多。泰纳估计在七十万的巴黎居民当中，只有五千雅各宾党人，而在三万贝桑松居民当中，约有三千雅各宾党人。而整个法国则有三十万雅各宾党人。

对此，泰纳解释说：“一小群封建强盗盘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国”，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却有实力支配着法国。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赋予他们以惊人的力量；其次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政府，且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已经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惯；最后是因为人们认为若推翻他们，将会导致旧制度的复辟，这让许多拥有国家财产的人感到害怕。只有当其专制变得可怖时，才会有众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宾党人的权力动因中的第一个动因十分重要，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争斗中，成功永远属于前者。强势信仰会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并一举盖过了薄弱的意志。雅各宾派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他们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万的薄弱意志团结在一起，并从整体上实现了反超并战胜了强烈意志。

被雅各宾派残酷迫害的吉伦特派，诚然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在吉伦特派发起的斗争中，他们反受他们所受教育的拖累，他们对某些传统、对人权的尊重，并没有给他们的对手造成任何麻烦。

埃米尔·奥利维耶写道：“吉伦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细腻而宽厚；而雅各宾派则是下流、粗俗而残忍。维尼奥的声名与‘神明的’马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国会的吉伦特派，很快便又败在了思考少、行动多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下层群众热情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手下。国民公会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点

每一个议会除了具备一般议会都有的普遍特征外，还会因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所具备的特点，大多可以在国民公会中看到。

国民公会由大约750名议员组成，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曾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履过职。雅各宾派通过威胁选民的方式赢得了选举，而大部分选民（800万中有700万）都选择了弃权。

由于职业的缘故，国民公会汇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师、公证人、庶务人员、退休的官员，还有一些文人。

国民公会的精神并不是统一的，这意味着一个由诸多不同特质的个人组成的议会很容易分裂成为不同的小团体。国会很快就分成了三个群体：吉伦特派、山岳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宪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是两个极端派别，每个派都有100多个成员，并先后成为领袖派。山岳派中不乏一些最激进的成员，如库通、埃罗·德·塞舌尔（Hérault de Séchelles）、丹东、卡米尔·徳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1] 、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比约-瓦雷纳、巴拉斯（Barras）、圣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里安（Tallien）、卡里耶、罗伯斯庇尔等人，吉伦特派则包括布里索（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维尼奥（Vergniaud）等人。

而国民公会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组成了所谓平原派。

平原派人数众多，但他们随大流、没主见、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他们凭性子办事，并且容易被转瞬即逝的激情所感染。他们听命于前两个派别中较有力的一方。在对吉伦特派唯命是从之后，又开始对获胜的山岳派俯首帖耳。这就是我们之前表述过的“弱者总是会服从强者的意志”这一法则的必然结果。

在国民公会整个的存续期间，这些伟大的操纵者们显示出了极大的影响力。国民公会一直被一群思想狭隘的暴力的少数派所把持着，因为强烈的信念给这些少数派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一个残忍蛮横的少数党往往能带领胆小的且犹豫不决的多数党，这也是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注定会走向极端的原因。国民公会的历史再一次证实了在另一个章节里探究过的加速度规律。

因此，国民公会的成员们必然会从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并最终发展成为相互残杀。在最先控制国民公会的180位吉伦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杀或者是逃亡，最终，最狂热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温顺而胆小的议员。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当中，虽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见，惯于见风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承担国民公会实用工作的技术委员会便从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对政治相当漠然，他们也要求别人不要关注他们。他们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员会上，几乎不去议会，这也是国民公会的会议通常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议员们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长此以往，这些聪明、诚实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个性，他们在恐惧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们提出的最糟糕的动议。

平原派投票赞同别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一切：设立革命法庭、实行大恐怖等。也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山岳派才得以打败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才得以清洗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弱者跟随强者，平原派也一样。平原派的那些温和的慈善家们，虽是议会的多数派，但由于他们的懦弱，导致国民公会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国民公会中有一个突出的心理学特征，这就是极度的恐惧。正是因为恐惧，他们才自相残杀，以求得一线希望来保全自己。

这样的恐惧其实很容易理解，这群可怜的人坐在议员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声中议事。由于随时都会有带着长矛的粗鄙之徒闯进议会，所以大部分的议会成员都不敢再参加会议。即便偶尔来参会，也是一言不发，并根据人数只有他们三分之一的山岳派的要求去投票。

支配着平原派的这种恐惧，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十分地深。他们清除异己，不仅是因为狭隘和狂热，还因为坚信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就连革命法庭的法官们也在瑟瑟发抖，他们想要无罪释放丹东、卡米尔·徳穆兰的遗孀以及其他一些人，但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在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的主宰后，弥漫在议会中的恐惧感有增无减。有人说罗伯斯庇尔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其同僚因恐惧而消瘦下去，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在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因畏惧而苍白或因绝望而自暴自弃”。

所有的人都害怕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也害怕所有的人。因为害怕别人谋反，他砍掉了别人的脑袋，而同样也因为恐惧，别人默许了他这样的行为。

国民公会议员们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段可怕而黑暗的时期做了详细回顾。泰勒说，巴雷尔（Barrère）在沉寂了二十年之后，对救国委员会 [2] 的真正目的及其内在的出发点做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这便是自我保护，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便是要生存，因为我们人人自危。人们把他人送上断头台上，只是为了自己不被他人送上断头台。”

若要探讨领袖的作用以及恐惧对议会的作用，那么，国民公会的历史无疑是最具震撼力的例子之一。

* * *

[1] 卡米尔·德穆兰（1760年－1794）是一位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2] 救国委员会，指的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译注

第四章 国民公会政府

一、国民公会期间的巴黎公社及俱乐部的作用

在国民公会整个存续期间，国民公会一直由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领袖们领导。

我们已经指出它们对之前的议会的影响力。在国民公会期间，它们的影响力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国民公会的历史其实就是支配它的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历史。它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公会还控制着法国。众多外省的小俱乐部，在首都俱乐部的领导下监督行政官员、检举可疑分子并执行一切革命命令。

一旦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采取某些措施，它们便要求议会立即付诸表决通过。如果议会抵制，它们便向议会派遣它们的代表团，也即派出它们从社会最底层挑选出来的武装团伙。这些团伙传达的命令总是能得到遵从。巴黎公社如此强势，以至于它可以要求国民公会立即赶走它不喜欢的代表。

国民公会的成员一般都受过教育，而巴黎公社以及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小店主、小工、工人，他们没有个人的观点，他们只听从他们的领袖如丹东、卡米尔·徳穆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指挥。

在俱乐部和巴黎公社起义者这两股势力中，巴黎公社在巴黎尤为活跃，因为它组建了一支革命军。下设的48个国民自卫队委员会全部由巴黎公社指挥，巴黎公社指挥它们去杀人、屠杀，特别是洗劫。

国民公会在巴黎的行动比较过火。例如，它委派一个叫作夏朗冬（Chalandon）的鞋匠负责对巴黎的某个区域进行监控，即他有权将所有他怀疑的人送交革命法庭，也即意味着可以将人送上断头台。某些路段的人口因为他而锐减。

国民公会起初还与巴黎公社做了点抗争，但这种抵抗并未持续多久。冲突的高潮出现在国民公会打算逮捕巴黎公社的首脑人物埃贝尔时。巴黎公社于是派出武装团伙前往国民公会进行威胁，要求其驱逐提出此项动议的吉伦特派代表。遭到拒绝后，巴黎公社于1793年6月2日根据昂里约（Henriot）的命令派兵包围了国民公会。受到恫吓的议会于是开除了27名议员。可笑的是，巴黎公社旋即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对公会的顺从表示祝贺。

在吉伦特派倒台之后，国民公会完全倒向了巴黎公社，对其唯命是从，巴黎公社也变得无所不能。巴黎公社甚至还要求议会在同意设立法庭和断头台之后，再下令招募一支革命军队，以负责在全法国范围内逮捕、处决嫌疑犯。

到了国民公会末期，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国民公会才得以从巴黎公社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国民公会取缔了巴黎公社以及俱乐部，并处决了其中的一些首要分子。

尽管采取了惩戒措施，但其领导者仍然继续召集下层民众，并且煽动他们去攻击国民公会。在芽月和牧月 [1] ，国民公会受到了围攻，这些武装代表团甚至还要求投票重建巴黎公社并召开新一届的议会，并最终如愿以偿。在起义者撤离后，国民公会则赶紧废除了这些措施。羞愤交加的国民公会召集军队解除了市郊的武装，逮捕了将近一万人。起义军中的26个头目被处死，参与起义的6个议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国民公会的反抗意志依旧是昙花一现，它在脱离了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操控之后，又对救国委员会唯命是从，后者的指令不经讨论即可由国民公会投票通过。

威廉斯（H.Williams）写道：“国民公会完全可以把任何一位欧洲君主或国王五花大绑地押送至自己面前，但它自己却被一小撮唯利是图者囚禁在自己的议事厅中。”

二、国民公会期间的法国政府：恐怖时代

1792年9月，国民公会一召开便立即颁布法令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尽管此时大部分议员仍犹豫不决，因为外省还都是保王党分子的天下。

国民公会深信这样做可以让法兰西走向文明。国民公会创立了新的纪元和历法，新纪元的元年标志着理性统治世界的开始。应巴黎公社的要求，新纪元的元年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拉开帷幕，不过大部分国民公会议员并不情愿这样做。

实际上，一开始控制国民公会的是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公会主席和秘书都是从最知名的吉伦特派人物中选出来的。而后来成为国民公会绝对主宰的罗伯斯庇尔此时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在主席选举中只获得了6票，而佩蒂昂却获得了235票。

山岳派起初的势力极小，他们只是后来才掌权的，而此时，温和派在国民公会中已没有了任何席位。

尽管山岳派只是少数党，但他们仍找到了办法迫使议会对路易十六提起审判。这次审判既是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一大胜利，也是对所有国王的一次判决，更意味着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

为了促成这次审判，山岳派采用的手段可谓老道异常，如鼓动外省向国民公会递交审判路易十六的请愿书，让起义的巴黎公社向议会派出代表团以提请审判路易十六等。

和其他胆小怕事、言不由衷的革命议会一样，国民公会并不敢反抗，它同意了这场审判。

私下里本不希望处死国王的吉伦特派，一旦开会表决，却由于恐惧而投了赞成票，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也投了赞成票。1793年1月21号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如果路易十六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他将会看到，抛弃了他的懦弱的吉伦特派成员，大多步其后尘一个接一个走上了不归路。

仅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处死国王是大革命的一个败笔，它引爆了内战并促使欧洲对法兰西进行武装干涉，而国王之死在国民公会内部也引起了内讧，并以山岳派胜利、吉伦特派遭清洗而告终。

山岳派主张采取的措施变得越发专制，导致包括西部和南部在内的60个省份发生暴乱。如果不是保王党人参与其中而让人害怕旧制复辟的话，这场由被放逐的国民公会议员领头的起义说不定就会成功。实际也是如此，如在土伦，起义者便已经在高呼路易十六的名字了。

在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场猛烈的国内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十分残酷。老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村庄和粮食被付之一炬，据估计，仅在旺代地区被杀的人数就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

国内战争未了，国际战争又来。为了解决这内忧外患的局面，雅各宾派打算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国，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有这么一个传统信仰：规范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这种言辞上的信念从未因实践的失败而发生过动摇。

对大革命大加赞赏的朗博先生写道：“一种强有力的信仰支撑着国民公会不辞辛苦地进行立法，因为它坚信，只要将大革命的原则变成法律，它的敌人就会迷茫甚而会归顺自己，而正义的到来会促使起义者缴械投降。”

国民公会在执政期间拟定了两部宪法，一部是1793年宪法或称元年宪法，一部是1795年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第一部宪法并未付诸实施，因为一个绝对的独裁统治很快便取而代之，而第二部则是由督政府制定的。

国民公会中有大量的法学家和商界人士，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政府职能不是一个人员冗杂的议会能够行使的，于是他们将国民公会分成一些小的独立委员会，如商业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向议会所递交的法案，议会常常看也不看就投票通过了。

多亏了他们，国民公会的工作才不至于完全是破坏性的。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法案：创办重点大学，确立统一度量公制等。正如我们说的那样，大部分的议会议员躲进各个委员会，为的是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从而保住脑袋。

与政治无关的商业委员会，隶属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有九名成员。救国委员会起初由丹东领导，同年七月改由罗伯斯庇尔领导，随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把持了所有权力，包括对部长和将军发号施令的权力。卡尔诺掌握了军权，康蓬（Cambon）把持了财权，圣茹斯特和科洛·德布瓦负责日常政务。

技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的法律通常都是有相当的水准，这为国民公会持久的事业奠定了根基，而在闯入议会的代表团的威胁下投票通过的法案则常常是荒唐可笑的。

这些可笑的法案基本与公众利益或国民公会自身利益无关，如1793年9月投票通过的最高限价法令就是这样一个最没意义的法案。该法令要求固定日用品的物价，而这样做除了造成持续的物资短缺以外，并没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还有对圣德尼皇家墓地的破坏，对王后的审判，有组织地纵火焚烧旺代地区，建立革命法庭，等等。

大恐怖是国民公会政府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大恐怖开始于1793年9月，在法国肆虐了10个月，直到罗伯斯庇尔死为止，尽管有些雅各宾党人如丹东、卡米尔·徳穆兰、埃罗·德·塞舌尔等人曾提议施行宽大政策，但这项提议的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些提议者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是公众的厌倦终结了这项可耻的制度。

持续不断的党派斗争以及越来越极端的做法，让国民公会中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都相继陨落了，国民公会最终完全落入罗伯斯庇尔之手。

在国民公会糟蹋、蹂躏法兰西之时，法国军队却取得了卓越的战功，它们攻占了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荷兰，《巴塞尔条约》承认了这些占领。

我们已经说过，必须把国民公会的成就与革命军队的成就完全区分开来，我们稍后还要谈到这点。那个时代的人非常清楚这二者间的差别，但如今的人却忽略了。

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统治了三年后终被解散，此时的公会早已声名狼藉。被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国民公会，不但没有为法兰西带来和平，反而将其置于无政府的深渊中。瑞典驻法使馆商务专员德林克曼（Drinckmann）男爵在1799年7月的一封信里对国民公会做了精辟的总结：

恕我直言，我不希望再有哪个民族像法国那样，在开辟了崭新的自由之路后，却被一群低能而残忍的恶霸所统治。

三、国民公会的结束：督政府时代的开始

国民公会一直对规则的力量深信不疑，在其行将就木之际，它制定了一部宪法，这就是共和国三年宪法，以取代从未付诸实施的1793年宪法。新宪法规定，立法权交由一个250人组成的元老院和一个500人组成的500人院共同行使，行政权交由五名执政官组成的督政府行使，这五人由500人院提名，元老院任命，且每年选举更换其中一名。

新宪法还特别规定，新一届议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应当从前国民公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然而这项谨慎的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只有十个省份对雅各宾派是忠诚的。

为了避免保王党当选，国民公会决定流亡者永远不得入境。

这部宪法的公布并没有在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对于弹压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更是无济于事。最重要的一场起义发生在1795年10月5日，起义军领导向国民公会派出了一支正规军，这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公会。面对这样的挑衅，国民公会最终决定进行防卫，它召集了军队，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巴拉斯。

刚刚崭露头角的波拿巴负责这场镇压。在波拿巴的指挥下，镇压进行得迅速有力。在圣洛克（Saint-Roch）教堂旁边，在一通猛烈的扫射之后，起义者四下逃窜，现场留下了几百具尸体。此番坚决的军事行动，让国民公会很不习惯，不仅因为行动进行得干净利落，还因为就在此次军事行动进行的同时，起义者业已派代表前往议会，而国民公会也像往常一样，对其俯首帖耳。

镇压这场暴动成了国民公会的谢幕之举。1795年10月26日，它宣告了自己使命的终结，并让位于督政府。

我们已经强调了国民公会政府带来的某些心理学上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并不能长久支配人的灵魂。

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使用如此可怖的手段，尽管有血流不断的断头台，有派往外省的特派员和刽子手，有严刑峻法，但国民公会仍不得不无休止地与骚动、起义、阴谋做斗争。尽管成千上万的头颅落地，但各城市、各省份以及巴黎市郊的暴动仍是此起彼伏。

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国民公会一直在与某些无形的力量做斗争，这种力量驻扎在人们的灵魂中，它不为物质所动。国民公会根本不懂这些无形的动因的力量，还徒劳地与其对抗。最终还是以无形的力量获胜而告终。

* * *

[1] 指法国共和三年的芽月起义（1795年4月1日）和牧月起义（1795年5月20日）。——译注

第五章 革命暴行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原因

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里指出，革命理论俨然成了一种新的信仰。

本着人道主义与感性主义，革命理论对自由和博爱推崇备至。但人们注意到，革命理论与其他宗教一样，也存在着教义与行动截然相反的矛盾，在实践中，自由得不到任何宽恕，博爱变成了屠杀。

原则与行为的反差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性。一种宗教或许以人道主义以及自制精神为追求，但其信徒们却总想以武力将其强加于他人，暴力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大革命中的暴行是传播新教义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圣巴托罗谬之夜大屠杀、《南特敕令》的废除、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对冉森教徒的虐待等事件，与大恐怖时代如出一辙，它们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暴君，但在自己信仰的蛊惑下，决定驱除法国几十万新教教徒，其中部分被射杀，大批新教徒被送去做苦役。

信徒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异教徒。路易十四时期的新教徒和冉森教徒并非什么危险分子。不宽容性主要出自于一种精神上的强烈愤慨，即一个掌握不容置疑的真理的人对一个否认该真理的人也即信仰邪恶的人的愤懑。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错误时，又怎能容忍错误的存在呢？

各个时代的信徒们都是这样的想法，路易十四和大恐怖时代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确切无疑的真理，并且认为这种真理的普及会让人类得以重生，因此，他们对待对手又怎能比教会及国王对待异教徒更为宽容呢？

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信徒都深信恐怖手段是必须且有效的，宗教法则自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以恐怖为基础。为了让他人遵守规则，便以布满刑具的永恒的炼狱来恐吓、威胁他人。

雅各宾派信徒们的行事方式与其前辈们如出一辙。相似的事件一再上演，类似的行为也会一再发生。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如在未来取得了胜利，它也会采取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时代同样的传播手段。

若仅把雅各宾派的大恐怖理解成为一次宗教运动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我们注意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总有大量与该宗教无关的个人利益依附在一个获得胜利的宗教信仰的周围。操纵大恐怖的只有几个狂热的信徒，但在其周围，除了几个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的皈依者之外，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己从中获利。一旦有谁获胜，他们便一窝蜂地追随获胜者，目的是参与分享掠来的成果。

A.索雷尔（Albert Sorel）写道：“大革命时期的暴徒们认为只有采用恐怖手段方可保持他们的权力，且别无他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保，而事后却说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国家。恐怖在成为一项统治制度之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而将恐怖制度化就是为了将恐怖合法化。”

埃米尔·奥利维耶在关于大革命的书中对大恐怖做了如下的定义：“大恐怖其实就是一场‘扎克雷’农民起义，一场合法的掠夺，是任何匪帮都自叹弗如的史上最大的盗窃。”对此定义，我们完全表示认同。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是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机构。不仅在巴黎，在整个法国到处遍布着革命法庭，然而仅在一年之后，革命法庭就将它的创立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写道：“一共有178个革命法庭，其中40个是巡回法庭，可以随时随地宣判死刑，且当场执行。1793年4月16日至共和国二年热月9日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一共处决了2625个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和巴黎的法官们一样忙碌，仅在奥朗日（Orange）这座小城，就有331人被处死。在阿拉斯市（Arras），有299个男子和93个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委员会批准了1684宗死刑判决……据估计，共约17000人被处死，其中1200人为妇女以及一些80岁以上的老人。”

虽然经巴黎革命法庭处决的确切人数为2625个，但不要忘了，还有不计其数的嫌疑犯在9月份就被草率屠杀了。

巴黎革命法庭只是救国委员会一个工具。事实上，革命法庭正如富基耶-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 [1] 在诉讼中评判的那样“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一开始，革命法庭还会走一些正常的程序如审问、辩护、传证，但最后这些程序都被取消了。只凭道德证据也即纯粹的猜疑就足以给嫌犯定罪。审判长通常只要问被告一个笼统的问题即可。为了提高效率，坦维尔甚至还提议把铡刀搬到法庭中来。

因党派仇恨而被捕的被告人被革命法庭不分青红皂白地送上了断头台。革命法庭很快也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手中，成了他血腥专制的统治工具。当革命法庭的建立者之一丹东成为革命法庭的牺牲品走上断头台时，他才开始向上帝和人们祈求，请其原谅自己创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革命法庭面前，任何人都得不到宽恕，智慧如拉瓦锡，温和如德穆兰，高尚如马勒舍布，也都在劫难逃。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惋惜道：“如此多的天才，却成了一群最卑鄙、最愚蠢的人的牺牲品。”

雅各宾派建立和控制革命法庭的宗教心理是革命法庭累累罪行的根源。革命法庭在精神和目的上都不比宗教裁判所逊色。借革命法庭大肆杀戮的人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等，都自认为是救世主，因为他们在清除那些妨碍世界重获新生的、对信仰不忠的敌人。

恐怖时代的处决对象并不仅仅是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还有将近4000名农民和3000工人被处决。

如今目睹一场死刑的执行，我们都心有戚戚焉，而同时处死如此多的人，对情感的震动可想而知。不过，那时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母亲带着孩子去看行刑，就像带着孩子看木偶戏一样。

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杀头场景让人对死亡变得麻木不仁，在断头台上，人人都镇定自若，吉伦特党人在登断头台时还高唱着马赛曲。

对于法律和习惯的屈从让人的情感迅即变得迟钝，保王党人每天都在发动起义，断头台已经不再让人害怕。一切照常进行，仿佛大恐怖已吓不倒任何人。大恐怖只有准备实施而未实施时，它才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手段，真正的恐怖在于震慑而非实施。

三、恐怖时代的外省

革命法庭在外省实施的极刑只是大恐怖时期大屠杀中的一部分。革命军队是由流浪汉和土匪组成的。他们在整个法国掠夺和屠杀，泰纳对他们的行为作了记述。

“在贝督因（Bédouin），一个有着2000人口的城市，一些陌生人砍倒了自由之树，433所房屋被毁坏或烧毁。16个人被砍头，47个被射杀。其他居民被全部驱逐，为了活命，他们山里流浪，靠在地上挖洞来遮风挡雨。”

被送上革命法庭的可怜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公正审判的假象很快被揭穿。在南特，卡里耶根据他的臆想便淹死、枪毙、射杀了将近5000人，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

在热月政变之后，这些屠杀的细节刊载于《箴言报》（Moniteur）上，我摘录部分如下：

托马斯（Thomas）说：“在诺瓦木提埃（Noirmoutier）被攻占之后，我看见很多男人、女人、老人被活活烧死……妇女、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遭强奸后被杀，幼小的孩子被刺刀挑起后扔到地上，而孩子的母亲就在一旁。”（1794年12月21日《箴言报》报道）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叫作朱利安（Julien）先生的证词，讲述卡里耶是如何逼迫受害者们挖坑将自己活埋的。在1794年10月15日的《箴言报》上有梅兰·德·蒂翁维尔（Merlin de Thionville）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命运号”船长接到命令，要求其将41个受害者带至海中淹死。“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个78岁的失明老人，12个女人，12个女孩，15个儿童，其中有10个人在6到10岁之间，5个还在吃奶。”

在对卡里耶的宣判中（1794年12月30日《箴言报》报道），他被指控“曾下令淹死和射杀妇女和儿童，并且要求阿克苏（Haxo）将军杀光旺代所有的居民，烧毁他们的住处”。

像所有的刽子手一样，卡里耶从虐待受害者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说：“在外省追杀牧师时，每每看到他们临死前的扭曲面容，我就会乐开了花，我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审判卡里耶是为了给热月政变者们一个交代。发生在南特的大屠杀一幕在其他城市中一再上演，富歇在里昂处死了2000人，而土伦也有大量的人被杀，该市人口在几个月内便从29000锐减至7000。

应该要为卡里耶、弗雷隆（Fréron）、富歇等所有这些可怖的家伙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在救国委员会不断的怂恿下这么做的。卡里耶在对他的审判中道破了天机：

我承认，每天要射杀150个到200个嫌犯，但这是委员会的命令。我曾告知国民公会击毙了上百个恶棍，国民公会对此表示赞许并要求将此事写入公报。如今严词责罚我的议员们，他们当时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在鼓掌叫好。他们为何让我继续执行任务呢？在他们眼中，当时我是祖国的救星，但如今却成了一个嗜血之人。（1794年12月24日《箴言报》报道）

不幸的是，就在他向人们道出实情时，卡里耶并不知道国民公会被掌控在七八个人手中，而处在惊惧中的国民公会对这几个人更是言听计从。面对卡里耶的辩白，人们无言以对。他肯定是要被杀头的，但是整个国民公会也应当陪着他一起杀头，因为它同意了卡里耶的暴行。

卡里耶的辩白在救国委员会的信件中得到了证实，执行任务的代表们的确是在不断的怂恿下行事的。卡里耶一事表明，大恐怖时期的暴行是一种机制的综合产物，而绝非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仅是个人自发的行为。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并不满足于对人的毁灭，人们还要摧毁物质。真正的信徒历来都是无视传统的人，一旦大权力在握，便会全力以赴去消灭自己信仰的敌人，摧毁让人忆起旧信仰的画像、庙宇、象征物。

我们知道狄奥多西（Théodose）皇帝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毁了矗立在尼罗河畔6000年的大部分寺庙。因此，当我们看到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气撒在历史遗迹和艺术作品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可恶的过去的遗腹子。

雕像、手稿、彩绘玻璃窗以及金银器都被砸得稀巴烂。在富歇这位未来拿破仑时代的奥特郎托（Otrante）公爵、路易十八时代的阁员，作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被派往涅夫勒（Nievre）之后，便下令拆毁城堡的塔楼以及教堂的钟楼，因为他们“有损平等”。

在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行动中，连坟墓也不能幸免。在巴雷尔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之后，气势恢宏的圣德尼皇家墓室，其中包括亨利二世令人叹为观止的陵墓，随即便被日耳曼·皮隆（Germain Pilon）完全捣毁，棺椁被掏空，蒂雷纳（Turenne） [2] 的尸体被送到博物馆展览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牙齿被看守拔出来卖掉。亨利四世的髭须被拔光。

目睹这些有识之士竟然也赞同毁坏法国的文化遗产，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但也不能苛求他们，我们应当记住，强烈的信仰是这万恶之源，连国民公会也由于不堪忍受日日不断的袭扰而不得屈服于大众的意志。

有关破坏的凄惨记述，不仅表现了盲信的力量，同时也表现了摆脱了社会束缚的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国家在他们手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 * *

[1] 富基耶—坦维尔（1746—1795），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译注

[2] 蒂雷纳（1611—1675），又译为杜伦尼，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著名元帅。——译注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一、革命议会和军队

如果不做全面的了解，那么革命议会尤其是国民议会只会给人留下软弱、暴力、内讧不断这么一个极为灰暗的印象。

但是，即使在它们的敌人看来，这个血腥的时期也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望，这种威望是军事上的成功为其带来的。事实上，在国民公会解散时，法国已将比利时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将疆域扩展至莱茵河左岸。

如把国民公会看作一个集体，那么将法国军队的胜利归功于这个集体是公允的。如把这个集体加以分解并逐一研究其中的组成要素，那么各要素的独立性就显而易见了。人们注意到，在军事行动中，实际上国民公会的作用不大。前线的军队和巴黎的革命议会，二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极少，且思维差距甚大。

我们看到的国民公会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它在公众的推动下，朝令夕改，是一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典型。它什么也领导不了，反倒总是被人使唤，它怎么能够指挥军队呢？

由于深陷内部争端之中，无暇他顾，于是议会将所有的军事问题都交给了一个由卡尔诺一手掌控的特殊的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真正的任务是负责供应食物和弹药。卡尔诺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指挥752000人的法国军队驻守有战略意义的要点，还在于他安排将军发动进攻并严肃军纪。

国民公会参与国防的唯一举动便是颁布征兵令。当然，大敌当前，任何一个政府都得这么做。除此之外，有一段时间议会还向军队派遣代表，以负责处决某些将军，但是议会很快便放弃了这种做法。

事实上，议会参与国防的力度一直都非常小。幸亏军队人数多、热情高以及年轻将领灵活的战术，军队才得以成功地独自应对一切事情。军队在没有国民公会参与且完全独立于国民公会之外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

二、欧洲对大革命的镇压

在列举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因素之前，先来简短回顾一下欧洲镇压法国大革命战争的来龙去脉。

在大革命之初，国外的君主们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处在焦头烂额中的法国君主制，因为法国一直被他们视为强大的对手。普鲁士国王认为受到严重削弱的法国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建议奥地利国王帮助路易十六，条件是以佛兰德（Flandre）和阿尔萨斯作为补偿。1792年2月，这两位君主签订了一项反法联盟条约。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地利宣战。

法国军队开局不利，多次战败。反法盟军一直推进到香槟省，此地距巴黎不过200公里之遥。在迪穆里埃（Dumouriez）将军的带领下，法军取得了瓦尔米（Valmy）战役的胜利，并迫使盟军撤退。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只有300名法国士兵和200名普鲁士士兵阵亡，但这场战役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年轻的革命军队成功地迫使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后撤，这为革命军队挣得了勇猛的好名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们四处出击。参加瓦尔米战役的法国士兵们将奥地利人赶出比利时，在那里，法国士兵们还被当成解放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国民公会统治期间，战争的规模巨大。1793年年初，议会宣布将比利时并入法国，结果爆发了一场与英国长达20年的战争。

1793年4月，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的代表们齐聚安特卫普，并就肢解法国达成协议。普鲁士人想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地利人要占领佛兰德和阿图瓦，英国人想吞并敦刻尔克。奥地利大使建议用“消灭整个法国领导层”的恐怖手段来粉碎大革命。面对这类的申明，法国要么战而胜之，要么坐以待毙。

为了对抗1793～1797年期间的第一次反法联盟，法国不得不四面作战，战线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区。

开始，法国失去了一些占领地，遭受了几次失利。西班牙人占领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巴约讷（Bayonne），英国人占领了土伦（Toulon），奥地利人占领了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到了1793年年底，国民公会宣布在所有18～40岁的法国男性中大规模征兵，大约有750000名男性被组成九个纵队派往边境战场，前皇家军队也被合并到志愿军以及新征军队中。

儒尔当（Jourdan）击退了盟军，取得了瓦蒂尼（Wattignies）胜利，莫伯日（Meubeuge）要塞得以解围。奥什（Hoche）夺回了洛林。法国采取了攻势，收复了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左岸的失地。儒尔当在弗勒留斯大败奥地利人并将其赶回了莱茵河，同时还占领了德国的科隆和科布伦茨（Coblentz）。

法军还占领了荷兰。反法联盟的君主们不得不求和并承认法国的占领。

法军的胜利与敌人没有全力以赴有关。因为在1793～1795年期间，盟军正忙于瓜分波兰。每个国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多瓜分一些。这也是普鲁士国王在瓦尔米战役失利后选择撤退的动机。

反法盟军的犹豫和互相猜疑对法军而言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1793年夏，如果奥地利人直扑巴黎，那法国就会像蒂耶博（Thiébault）将军所说的“百分之一万的失败”。正是奥地利人为法国赢得了培养士兵、军官和将军的时间，奥地利人救了法国。

在《巴塞尔条约》签订之后，在欧洲大陆上除了奥地利人以外，法国已不再有劲敌。督政府对奥地利和控制着米兰的意大利发起了进攻。波拿巴负责这场战役。从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在经过一年的对抗之后，波拿巴迫使法国最后的敌人主动求和。

三、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及军事因素

在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因素中，一定少不了那些有着忘我牺牲精神的士兵们，尽管衣衫褴褛甚至时常赤脚，但他们依旧热情非凡、坚韧不拔，因为他们在革命原则的熏陶下，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播新信仰、创造新世界的使命。

大革命时期军队的历史让人想到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历史。在穆罕默德的理想的感召下，这些游牧部落化身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并迅速占领了古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如今，一种类似的信仰赋予共和国的士兵们一种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精神。在国民公会难以为继并让位给督政府时，共和国的军队已经解放了全国，同时还将入侵战争回敬给了敌人。在这一时期，只有这些士兵才是法国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会传染。大革命俨然是一个新纪元，好几个饱受君主专制压迫的民族在遭到入侵时，把侵略者当成了解放者。萨瓦省的居民跑着迎接法国士兵的到来。在美因茨（Mayence），法国士兵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人们种下自由之树，还仿照巴黎的国民公会建立起了自己的公会。

大革命的军队若遭遇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桎梏下逆来顺受且没有任何个人理想要捍卫的民族，那么获胜会相当容易。但若法国军队与那些拥有与他们同样强大的理想的民族发生冲突，那么胜利就会非常困难。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能够吸引没有明确信念而又饱受主人专制迫害的民族，但对拥有根深蒂固强大理想的民族毫无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缘由，对宗教和君主制有着深厚感情的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才得以在数年内成功地抵抗了共和国军队。

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区起义已经蔓延至其他十个省。旺代人在普瓦图（Poitou），朱安党人在布列塔尼（Bretagne），共召集了八万人参战。

与毫无理性可言的各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样，各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也是残酷无情的。宗教战争是无情而野蛮的，发生在旺代的战争自一开始便显示出了这个特征。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795年年末奥什平定了旺代才结束。但这种平定是靠歼灭几乎一切反抗者才得到的。

莫利纳里（Molinari）写道：“两年内战之后，旺代只剩下可怕的断壁残垣，死亡约九十万人，其中男、女、老、少皆有，而侥幸逃过屠杀的一小部分人只能勉强度日。田地荒芜，围墙倒塌，房屋尽焚。”

让大革命士兵无往不胜的不单有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热情高涨、才华卓越、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这是他们的另一个优势所在。

革命军队原先的将领以贵族为主，现大多流亡，因此，必须组建一支新的军官队伍。由此，一批军事天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越级提拔。譬如奥什，1789年还是下士，在25岁时就成了师长、司令。极为年轻的将领们给军队带来了一种反抗精神，这是一种让敌人很难适应的精神。这些仅凭军功得到升迁的将领们，他们不为任何习俗、惯例所约束，很快便成功制定出了应对新形势的战术策略。

没有经验的大革命士兵无法用复杂的战术与老练的正规军作战，要知道，这些正规军都深谙七年战争 [1] 以来普遍使用的战术。

只能靠人海战术来实施攻击。由于将领们手下人多势众，这种有效的但野蛮的手段造成的减员也很快能够得到补充。

蜂拥而上拼刺刀的战法，很快就让习惯采用更加珍视士兵生命战术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那个时代的枪支射击速度缓慢，这为法军采用这种相对简单的战术带来了便利。法国虽然胜利了，但自己损失惨重。有人做了统计，1792～1800年，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力（200万人中有70万人丧生）。

在本书中，我们不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事件，还要进一步从这些事实得出一些结论。

对在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对军队的研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过这点很容解释。

我们已经证实，民众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只受自己变幻不定的冲动的支配，同时我们也知道，民众很信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在民众中也很有市场。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个可以随时为某种信仰献身的人。

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不同的心理特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甚至完全相反的行为。国民公会及其军队的历史为我们证明了这点。由类似的人构成的法国民众在巴黎和在边境的表现，其中的差异之大，让人怀疑这还是不是同一个民族。

在巴黎，民众是混乱的、暴力的、残忍的。他们的反复无常让政府束手无策。

而在军队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同样一群不安分的民众，在本分的农民和工人的影响下，在军纪的约束下，在情感的感染下，变得甘愿穷苦、英勇无惧，他们组成了一支了不起的军队，战胜了欧洲最可怕的军队。

这些事实证明了纪律的力量，当然也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这种力量。纪律可以改造人，没有了纪律的约束，民众和军队就会变成野蛮的乌合之众。

这个真理被人们一天天地淡忘了。由于不懂得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因此，面对大众变幻不定的冲动，人们只能一再退让，而非设法驾驭。

有必要向大众指明前行的道路，而非由大众自己来开辟道路。

* * *

[1] 是指1756～1763年发生在以英国与法国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期间人的精神状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判断源于智慧，行为源于性格，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得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在重大的动荡时期，如在革命时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在几个章节中已经描述过动荡时期的各种主流的精神状态，在此不一一重复。它们一起构成了精神状态的基础类型，当然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还会受到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们已经注意到神秘主义因素在雅各宾精神状态中、在其拥护者可怕的狂热中的分量。

我们知道议会的成员并非都是狂热分子。狂热分子只是少数，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议会中，绝大多数人仍是胆小的、温和的中立派，他们在热月政变前，是因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热月政变后，他们便和温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时期与在其他时期一样，中立性格者总是占绝大多数，即使面对最无理的要求，他们也一概听之任之。事实上，他们和暴力分子一样危险，因为后者的强大正是基于前者的软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总会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对大多数有才华但没性格的人颐指气使的情形。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还有一些只想利用革命进行渔利的人。在大革命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浑水摸鱼，大捞一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人。他们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强者，欺压弱者。

大革命初期，这类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话说就是“野心家”很多。对此，1792年德穆兰写道：“大革命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本着利己主义和自爱参加革命的，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和自爱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在关于政治动荡时期各种心理形式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对观察到的现象做了总结，把这些总结与本节前述的内容相结合，或许我们会对大革命中人的特点形成一个笼统的看法。现在我们要将先前已阐述的原则付诸实践，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声名最显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成员的行为总是受同僚以及社会行为的指引、制约或激励。

为了更公正地评价他们，我们要观察的对象必须是处在无拘无束、没有顾虑也即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被国民公会派遣到各省份执行公务的代表们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代表们的权力是极大的。任何审查都约束不了他们。所有的公务员和行政官员都要服从于他们。

一位执行任务的代表说，凡是他觉得好的，就可以征用、查封或是没收，凡是他认为合适，就可以对其征税，将其监禁、流放或是斩首，在他的领域内，他就是“帕夏” [1] 。

这些代表每个人都自视为帕夏，“坐着六匹马拉的四轮豪华马车，身边簇拥着守卫，坐在能摆三十副餐具的豪华饭桌旁，边用餐边听音乐，身边还有一群喜剧演员、交际花和侍卫陪同”。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派头不亚于旧时的土耳其皇帝。若非再三请求，我们都无权一睹尊荣；在他的会客厅前还有一排厅堂，任何人都必须与他保持15步的距离”。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虚荣心膨胀的独裁者在侍卫的簇拥下在城市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他的一个手势就足以让你人头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师，没病人求诊的医生，还了俗的神甫，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些以前平淡无奇的人，突然间飞黄腾达，堪比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君主。断头台、溺死、扫射，一切随心情而定，一切是那么冷酷无情，他们深谙这种由位卑言轻通达显赫权贵之法。

连古罗马皇帝尼禄（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远不及国民公会代表们残暴。前者还有成文法和习惯法约束，后者则不受任何牵制。

泰纳写道：“富歇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对210名里昂人的屠杀。每有枪决，科洛、拉波尔（Laport）和富歇便大摆筵席，射击声传来，他们便挥舞帽子、起身欢呼。”

在这些执行公务且有杀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勒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他和卡里耶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没有传统和法律制约的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位冷酷的议员不仅生性残忍，而且还是个虐待狂；断头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户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时享受杀戮的乐趣。在断头台下，他还设置了供无套裤汉们来饮酒的酒吧。为了让他们高兴，这位刽子手还在大街上将那些被斩首的裸尸摆成各种有趣的姿势。

看了1795年在亚眠印制的审判勒蓬的两本卷宗，仿佛像是噩梦一般。在二十场庭审期间，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们都会来到亚眠古老的司法总管辖区法院大厅作证，此处，就是这位前国民公会议员接受审判的地方。这些失去亲人的魂灵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审判后被处死的九旬老人和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人们在讥讽、凌辱中死去，死亡成了娱乐、消遣；人们在音乐声中执行死刑；一大群孩子被招募充当断头台的守卫；荒淫、玩世不恭、纸醉金迷。萨德的一部小说成了这些人的真实写照；面对这场暴行的直言控诉，整个国家，在经受长期恐吓之后，似乎终于吐尽恐惧，并为自己的懦弱行径进行补救，于是拿这个倒霉蛋开刀，而这个受审判的人只是一个遭人痛恨的失败的体制的替罪羊。

这位前任神甫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奉命而为。指控他的那些事实其实早已众所周知，但国民公会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些执行公务的代表们有着强烈的虚荣心，他们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连最有权势的独裁者都自叹弗如，但这些仍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残暴。

这种残暴有着多种缘由。作为一种严格的信仰的传播者，这些国民公会的代表就像圣职部的审查官一样，对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此外，他们不受一切习俗和法律的约束，由此，人性中残留的原始兽性被他们发挥得无以复加。

文明可以抑制这些本能，但本能永远不会消亡，猎人的杀戮欲望便是永久的证据。居尼塞·卡尔诺（Cunisset-Carnot）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向我们展示了在纯娱乐的猎杀过程中，猎人在遗传习性的支配下再现出来的野蛮。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狩猎热情的本质。我们必须承认，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扩张根本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我们祖先从事猎杀是迫不得已，猎杀是为了生存下去，要么杀死猎物，要么自己被饿死，但如今的杀戮则是毫无必要。杀戮在继续，而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挣脱这条长久以来奴役我们的铁链。我们不能阻止自己去享受那种极度的欢乐，看着动物在流血，我们兴奋异常，当我们沉湎于杀戮时，我们变得毫无恻隐之心。那些最温驯的、最漂亮的野兽，欢唱的鸣禽，如春天般妩媚，掉进了我们的陷阱或是在我们的丝网内窒息，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它们受到威胁，在流血，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竟没有一丝怜悯，而它们的这些痛苦都是我们造成的。它们试图靠着已经断了的爪子逃脱或者拼命扑打着已经抬不起来的翅膀垂死挣扎……这一切是祖传习性从中作祟的结果，即便人中豪杰也无力抗拒这种习性。

在平常年代，这种嗜血的祖传旧习被严厉的法律所遏制，因而它只能在动物身上得到宣泄。一旦法典不再起作用时，它便立刻扑向了人类。这是众多恐怖分子在屠杀中感到极度兴奋的原因。卡里耶所说的看到受害者遭受酷刑时的表情就觉得快活的话可谓经典。残暴的本能在文明人身上，只是被抑制，但绝没有消亡。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对于前者，我不打算多说，他的心理相当简单，且人所共知。他是俱乐部的演说家，冲动而又暴力，一副时刻准备煽动民众的样子。他只是在演讲中显得残酷，却还经常为由此造成的影响而感到遗憾。从一开始，他就在议会中居于首位，且光芒四射，而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此时还默默无闻，在议会中垫底。

丹东曾一度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人物，但他在行动中却不顽强，也不坚定。此外，他生活窘迫，而罗伯斯庇尔则无衣食之忧。后者持续的狂热战胜了前者间歇性的努力。然而，这样一位强大的平民演说家却被比他逊色的、恶毒的且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同时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象不仅有大革命的敌人，还有不是现政权敌人的同事，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势力着实令人费解。

泰纳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迷失在空想中自命不凡的人，但这种解释还不够确切；米什莱说罗伯斯庇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原则，但这种说法还不够肯定；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斯说：“他实现统治的秘密之一就是把受到栽赃陷害的人当作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垫脚石。”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

他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在于雄辩。眼力不济的他读起冰冷的、含糊的、抽象的演讲稿时倍感吃力，更何况议会还有着无数像丹东和吉伦特派这样的天才演说家，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死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上。

事实上，对于这位独裁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罗伯斯庇尔对国民议会本没有任何影响，他是一步步慢慢成为雅各宾派和国民公会的主人的。比约-瓦雷纳这样说道：“到了救国委员会之时，他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米什莱说：“他的故事让人不可思议，与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逊一筹。我们没看到计谋、同党以及精心准备。我们看到的只是文人堆里的一位小律师，一个诚实、严肃，但相貌平凡、资质平庸的人。一个早晨，一场不知名的龙卷风袭来，将他吹起，顷刻间，他一跃高过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对象，多么让人震惊的传奇，连《天方夜谭》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他成了主心骨，每个人都离不开他。此时的他业已声名显赫，但我们对他迅速崛起的原因还是一无所知。我更愿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个人魅力。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我们开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在他发表演讲的日子里，“走道里挤满了女人……观众台上有七八百人，她们使劲地为他鼓掌……在他对雅各宾派发表讲话时，常引来同情的啜泣声、尖叫声，还有足以震塌大厅的跺脚声……”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拥有四万法郎租金的年轻寡妇，还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并称非他不嫁。

罗伯斯庇尔的性格与他大受欢迎并无什么关系。忧郁的气质，智力平平，罔顾现实，沉湎于幻想，奸诈而又虚伪，他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度的傲慢，这种傲慢一直膨胀至其最后的时光。他俨然就是一个新教义的大祭司，自诩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使者，负责建立一个道德王国。人们写道：“他是弥赛亚，永恒的上帝允诺他来改造一切。”

满怀文学抱负的他对自己演说词的润色是不厌其烦。演说家或文人因遭其深深的嫉妒而死亡，如卡米尔·德穆兰。

德穆兰写道：“文人学者尤其受这位暴君的痛恨。罗伯斯庇尔不仅嫉妒同事，这位迫害者还带着愤恨来对待他们；对他们的仇恨，不是缘于他们对专制的反抗，而是缘于他们拥有让其相形见绌的才干。”

这位独裁者对同僚的蔑视是巨大的、不加掩饰的。他在梳洗时接见巴拉斯，刮完胡子后，朝他的这位同事身边吐痰，仿佛人家不存在一样，对巴拉斯提出的问题，他也不屑回答。对于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他同样报以充满仇恨的轻蔑。只有群众才能得到他的好感。他说：“当至高无上的人民行使权力时，我们需要服从。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和真理，没有任何的不妥、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被迫害妄想症。他杀害了这么多人，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捍卫共和的使命，还因为他认为自己处在敌人和谋反者的包围之中。索雷尔写道：“他的同事在他面前越是软弱，他就越发害怕他们。”

他在五个月内的绝对专政将领导专权发挥到了极致，令人惊讶不已。一个拥有军队的暴君想杀谁就杀谁，这点很容易理解。但仅以一己之力便成功地将大批同僚一个个送上绝路，这点很难解释清楚。

罗伯斯庇尔的权势无所不能，他可以将德穆兰、埃贝尔、丹东以及其他许多显赫至极的议员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曾经辉煌一时的吉伦特派也倒在他的脚下。

他还攻击令人生畏的巴黎公社，将他们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并且用一个听从他的命令的新公社取而代之。

为了尽快肃清那些让他不悦的人，他让人投票通过了牧月法。有了这个法律，他便有权处死仅仅受到怀疑的人，于是在49天内，他便在巴黎杀害了1373人。他的同事们饱受这场疯狂恐怖的煎熬，甚至都不敢在家睡觉。参加会议的议员代表不足百人。戴维（David）说：“我认为我们山岳派能剩下二十人就不错了。”

对自己的实力和国民公会成员的软弱太过于自信，这点最终要了罗伯斯庇尔的命。由于罗伯斯庇尔让人通过了一部法律，只要他领导下的委员会发出命令，便可将议员送上革命法庭，也即送上断头台，而无须议会批准，这让许多山岳派人士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坐不住了，他们便开始密谋推翻他。塔里安深知下一个被处死的将会是自己，于是也就无所顾忌地公开控诉罗伯斯庇尔的残暴罪行。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了一个经过反复斟酌的演讲来为自己辩护，但在白费口舌后，他方明白，以逻辑推断来处死这些人是可以的，但议会却不是以逻辑推断来行事的。这些谋反者的呐喊盖过了他的声音。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现场众多成员都发出了“打倒暴君！”的喊声，这足以让罗伯斯庇尔下台了。于是议会当机立断，马上宣布对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曾想解救他，但国民公会却宣称他“不受法律保护”。在这神奇的一招的打击下，他彻底垮台了。

威廉斯写道：“在这个时期，宣布谁‘不受法律保护’，在法国人看来，无异于说谁得了瘟疫，于是这个人的民事权被剥夺，这个人呼吸过的空气似乎也能传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把大炮瞄准国民公会的炮手们也一样，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仅听到公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便就立刻调转了炮口。”

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同党圣茹斯特、革命法庭庭长、巴黎公社主席等共计21个人在热月十号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处决他们的第二天，又有70个雅各宾党人被处死，第三天，处决了十三个。持续十个月的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在热月政变中，雅各宾大厦的坍塌是大革命期间最令人好奇的心理事件之一。事实上，在推翻罗伯斯庇尔的山岳派中，根本没人会料到罗伯斯庇尔的垮台竟然标志着大恐怖时代的结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就像推翻埃贝尔、丹东、吉伦特派等人一样。但人群的欢呼声让他们意识到，罗伯斯庇尔的死被看作恐怖时代的终结，于是他们急忙声称这本来就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平原派是议会中的多数派，一直任由罗伯斯庇尔残杀，现在平原派满怀仇恨猛烈攻击这个自己长期以来昧着良心为之赞美的体制，他们没法不去附和平原派。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实更可怕。平原派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岳派胁迫的耻辱，随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罗伯斯庇尔的同事们在国民公会中对他的顺从绝非出于本意，而是独裁者让他们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在这种因害怕而温良恭让、溜须拍马的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仇恨。

在罗伯斯庇尔死后，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报》刊登了几位议员撰写的报道，看了这些报道，尤其是看了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三巨头的阴谋”之后，人们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连奴隶都绝不会如此谩骂他没落的主人。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怪物连马略（Marius） [2] 和苏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在报道中，罗伯斯庇尔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无赖；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就像卡里古拉一样，总想着让法国人民对他的马顶礼膜拜。他不放过一丝的怀疑，他在严刑拷打中寻找安全感。”

这些报道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根本没有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点与他们所影射的苏拉和马略不一样，他靠的仅仅是国民公会成员的纵容。没有他们的极度软弱，这位独裁者的权势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别，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士兵的暴君。

若要对罗伯斯庇尔的信条加以总结，我们可以说：他以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以及一成不变的僵化成了雅各宾派信仰的完美化身，也许除了圣茹斯特外，无人能及。如今他依旧不乏仰慕者，如阿梅尔（Hamel）坚称他是“热月政变的殉难者”。人们还曾讨论过为他立一个纪念碑。我非常赞同保留一些形迹作为警醒，以便让人们知道：在一个知道如何操控议会的领袖前，一个原本有所作为的议会是何等温顺，群众又是何等盲目。他的雕像会让人回想起，就在推翻他的前夜，国民公会还对这位独裁者——国民公会的最大威胁——推行的举措而欢呼雀跃，敬仰和激情溢于言表。

四、富基耶—坦维尔、马拉、比约—瓦雷纳等人

我把一些因生性残暴而出名的革命者集中在一个章节中加以介绍。他们的残暴因掺杂有其他的情感如害怕和仇恨，从而变本加厉。

富基耶-坦维尔，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最阴险的人物之一。这个昔日因温和而著称的法官，而后则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人们对他的回忆只有不尽的反感，在著述中，我经常拿他作为例子来说明在革命时期人的某些性格的转变。

在君主制没落的时候，他还在为生计而奔波。他十分期待社会动荡，因为从中他可以得到一切，而没有任何的失去。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之一。

国民公会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他，让他决定将近两千名被告的命运，其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人。他处决了所有的可疑分子，并毫不顾忌地背叛了他以前的保护者。德穆兰、丹东或其他什么人，一旦失势，他便对其提起公诉。

大革命暴露了富基耶-坦维尔卑劣的灵魂。在正常年代，在职业规则的约束下，他注定是一个温和的、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也正是革命法庭代理检察官吉尔贝-利埃东（Gilbert-Liendon）的命运。迪雷尔（Durel）这样写道：“他应该和他的同事一样感到惊骇，然而他却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结束了他的生涯。”

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最大的善行之一无疑就是能管控好危险分子，只有社会约束才可以控制住这些人。

富基耶-坦维尔至死都不理解人们对他的判决，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种判决是没有道理的。他难道不是在卖力地执行领袖们的命令吗？不能把他与被派往外省的那些代表们等同看待，因为人们无法监视那些人。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审查了他所有的行动，并且到最后一天还在表扬这些行动。如果他对犯人的草率判决和残暴没有得到领导们的支持，那么他的权力早就不保了。国民公会对富基耶-坦维尔的判决，也即等于对自己可怕的体制的判决。国民公会明白这点，国民公会将许多恐怖分子送上了断头台，靠的就是富基耶-坦维尔，他只是忠诚的死刑执行官而已。

除了富基耶-坦维尔之外，我们再来说说迪马（Dumas）。迪马是革命法庭的庭长，由于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异常残忍。不准备两把上好子弹的手枪，他都不敢出门，他在自己家中设置障碍，只通过窗口和拜访者交谈。他怀疑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疑心太重了。他甚至将他的妻子也送进了监狱，在热月政变突然发生之际，他正打算将她处决。

在国民公会所揭露的这些人中，比约-瓦雷纳是最野蛮的人之一。我们可以把他看作野兽般残忍的一个完美典型。

在愤怒丛生、英雄气短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冷静，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可怕的；在修道院大屠杀时，他代表官方向杀人者表示祝贺，并允诺付给他们薪酬；之后，他回到家中，仿佛刚散完步一样。他就是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国民公会主席，救国委员会委员。他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将王后送上了断头台，将他以前的主人丹东，这个曾说‘比约舌下有把刀’的人也送上了断头台。他批准了里昂的炮击事件，南特的溺死事件，阿拉斯的团伙事件；他组织了残忍的‘奥朗日’（Orange）委员会；他是牧月之法的推手；他怂恿富基耶-坦维尔去放心大胆地干；所有的死刑判决书上都有他的签名，他的签名通常排在第一位，排在他的同事之前。他说着夸张的句子，“抖动着他的狮鬃”，当他逐渐靠近时，其他人便惊恐、犹豫、后退，他没有任何怜悯，没有感情，也没有热情；为了让他那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与他周围的热情相协调，他现在戴着黄色的假发，不过显得不伦不类，这头假发，除了戴在比约-瓦雷纳阴森的头上，戴在其他人头上都会让人发笑。当轮到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倒霉时，他抛弃了他们，站到了对手那边，并将他们推上了断头台……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野心，他对金钱、权力都没有欲望。

我不认为上述引文中的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在前面谈过，在某些凶手身上普遍存在着杀戮欲，用杀戮欲来解释比约-瓦雷纳的行为再合适不过。这一帮为了杀戮而杀戮的匪徒，就像猎人打猎一样，仅为了从破坏中找乐子。在平常年代，有杀戮欲的人，由于忌惮警察和断头台，而不得不克制这类欲望。在可以肆意妄为的时期，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去杀戮。比约-瓦雷纳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马拉的心理相对要复杂一些，因为他不仅有杀戮欲，在其心理之中还叠加有其他因素，如昔日受伤的自尊心、野心、神秘的信仰等，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固执己见、为荣誉痴狂的半疯子。

在大革命之前，他曾有过远大的科学抱负，但没有人重视他的胡思乱想。虽梦想着地位和荣誉，但他只在一个大领主家里谋得一份卑下的差事。心中充满着对那个否定他价值的旧社会的仇恨，他成了最暴力的一伙人的领导。在公开颂扬九月屠杀以后，他创办了一份报纸，以之抨击所有的人，并整天鼓吹死刑。

因为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边，所以马拉成了人民的偶像。然而，他大部分的同事都极为鄙视他。即便他逃过了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匕首，他也逃不过断头台上的铡刀。

五、大革命后国民公会议员的命运

除了这些心理很有特点的国民公会议员之外，还有巴拉斯、富歇、塔里安、梅兰·德·蒂翁维尔等人。他们都是毫无信仰、毫无原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致富。

他们善于在民众贫困的基础上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在正常年代，我们会把他们当作纯粹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所有的善恶准则似乎都消失了。

只有极少数雅各宾党人依然狂热，大部分人在成为拿破仑忠实的奉承者并名利双收之后，都抛弃了他们的信仰。曾称呼狱中的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在帝国时期，曾要求他的亲信在公共场合称他为亲王殿下，在私下里为王太子殿下，这表明许多雅各宾党人其平等的需要是出于某种嫉妒的情感。

马德林写道：“大部分的雅各宾党人很富有，像夏博（Chabot）、巴齐尔（Bazire）、梅兰、巴拉斯、布尔索（Boursault）、塔里安、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土地。现在不富有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富有……”仅在热月党的总部——共和三年委员会里，就有1个未来的王子，13个未来的伯爵，5个未来的男爵，7个未来的帝国上议员，6个未来的国家参议员，除此之外，在国民公会里，还有未来的奥特朗托公爵，未来的勒尼奥（Regnault）伯爵，50位在15年后将拥有爵位、纹章、翎饰、四轮华丽马车、年俸禄、长子世袭财产、公馆和城堡的民主派。富歇在去世时有一千五百万里弗的资产。

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曾遭极力诋毁的旧制度特权看来有必要重新恢复。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必须要摧毁法国、烧毁整个外省，要大量使用酷刑、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要颠覆欧洲，要开辟战场杀害几十万人。

在结束这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不同人物心理的章节之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说过的东西，这关系到对这个时期的人可能做出的评价。

对待某些个人，伦理学家必须要态度严厉，因为他是根据一个社会赖以为继的各种典范来评判这些人的，这些典范必须得到遵守。而心理学家就不需要这样严格。心理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而且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理解。批评不是他的事情。

人类的灵魂是一种极其脆弱的机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木偶极少能够与推动它们的强大力量相抗衡。遗传、环境、形势都是蛮横的主人。如果我们处在上述我们尝试解释其行为的那些人的位置上，没有人能说出我们的行为肯定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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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埃及前共和时期地位最高的官衔。——译注

[2]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