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第三篇 传统惯例和革命原则之间的较量

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一搏：督政府

一、督政府心理

不同的革命议会中的部分成员都是同一群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议会的心理是极其相似的。

在正常时代里，情况也许是这样，一成不变的环境造就了一成不变的议会的特征。但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大革命时期，这些特征也需要改变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督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督政府这种政府形式由不同的议会组成：两个由不同派别的议员组成的人数众多的议会以及一个由五个督政官组成的人数极为有限的议会。

两个大的议会因其极度软弱从而使人想起国民公会。虽然它们不再对民众暴乱逆来顺受，因为督政官们已对这类暴乱加以强力约束，但它们依然得无条件地服从督政官的独裁命令。

最初被选举出的议员们大体上属于温和派。所有人都被雅各宾派专制折磨得筋疲力尽。新议会渴望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法兰西，并且建立一个自由无暴力的政府体制。

事物的发展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种必然性，大革命已证实了这一规律。尽管议员们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可以说，由于这种必然性，他们还得像他们的前任一样，做出事与愿违的事情。他们希望给人以温和的印象，但结果却是暴力的，他们渴望消除雅各宾派的影响，但结果自己却反受其害，他们期盼着修复废墟，但结果废墟却更多，他们憧憬着宗教和平，但结果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和屠杀教士，比大恐怖时期尤甚。

由五个督政官组成的小议会的心理和议员组成的大议会的心理大不相同。督政官们每日要务缠身，忙得焦头烂额，然而那两个大议会却历来罔顾现实，只会憧憬。

督政官们的主导思想很简单。他们对原则毫无兴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借助于最不合法和最暴力的手段，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他们连废除众多省份的选举制度也在所不惜。

当感到治理法国力不从心时，督政官们便放任法国，任其自生自灭。他们以独裁手段达到统治法国的目的，却从不管理法国。而法国彼时最缺少的恰恰就是管理。

在历史上，国民公会政府以强硬而著称，督政府则是以软弱而闻名。但恰恰相反，督政府才是一个强硬的政府。

心理学可以解释督政府和先前的议会政府之间的这种区别。一个六七百人的会议可以在情感传染的影响下表现出不一般的狂热，如8月4日的夜晚贵族们投票废除封建特权，甚至还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如挑战欧洲所有的君王。但这种冲动转瞬即逝，因而不堪大用。一个五人的委员会，很容易被一个人的意志所支配，因而也很容易刚愎自用，也即一意孤行。

督政府在管理上一贯显得无能，但它从不缺乏强烈的意愿。它可以为所欲为，不尊重法制，不尊重公民，更不关心公共福祉，它在法国施行的专制统治，让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甚至大恐怖时期的每一届政府都自叹弗如。

督政府和国民公会一样，以最残暴的方式统治法国，结局也和国民公会一样，它永远无法成为国家的主人。

上述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约束无法左右道德力量。我们只得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真正引领人类的是祖先们建立起来的道德框架。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有法可依的、遵循传统的社会里，很难描述一个没有了道德框架的民族的状态。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人们只看到社会中不如意的一面，而对其他视而不见。殊不知，一个社会只有立下一定的规矩，只有用法律、习俗和惯例来对与生俱来的野蛮的本能加以约束，方可称之为社会。

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反面教材，它清楚地表明，一个没有了传统架构的民族，一个仅以人为拼凑出来的过于空洞的理性为指南的民族，会混乱到何种程度。

二、督政府的专制统治：大恐怖再现

为了转移注意力、使军队忙起来并掠夺邻国以获取资源，督政官们决定重起征服之战，这个方法在国民公会期间曾百试不爽。

在他们的统治期间，战争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一些被侵略的国家的人们还天真地认为，这些侵略是为他们好。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与军事行动一同到来的是沉重的捐税、教堂遭劫、国库遭殃等。

这种征服政策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反法联盟，并持续到1801年。

对国家漠不关心又无能治理国家的督政官们，为了保住权力，时刻忙于打击谋反势力。

这项任务足以让督政官们焦头烂额，因为各政党都拒绝解除武装。无政府主义演变至此，以至所有人都期盼着能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来恢复秩序。每个人包括督政官自己都觉得，共和体制已难以为继。

有些人梦想着恢复君主制，有些人则想建立恐怖政体，还有些人期待着某位将军能力挽狂澜。只有那些攫取国家财富的人害怕政体的变更。

督政府的不得人心与日俱增，1797年5月，议会的三分之一议员被改选，大部分被选举出的议员反对现有政体。

督政官们当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而不安。他们取消了49个省的选举结果，154名新议员被剥夺资格逐出议会，53名被判处流放，其中就有几位大革命期间大名鼎鼎的人物：波塔利斯（Portalis）、卡尔诺、特隆松·杜·库德雷（Tronson du Coudray）。

为了恐吓选民，军事委员会随意地处决了160人，并将330人流放至法属圭亚那，其中一半人很快死去。回到法国的侨民、教士们遭到大规模驱离。这就是所谓“果月政变”。

这场政变主要打击的是温和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另一场打压活动很快便接踵而来。督政官们发现在新一轮选举后，雅各宾派议员人数太多，便中止了其中六十多人的资格。

上述事件暴露了督政官们的专制本性，而其具体的手段则更突显了这种本性。督政官们和大恐怖时期最残暴的国民公会议员们一样嗜血成性。断头台无法一直用下去，于是乎便用流放来取而代之，而在恶劣的条件下，受害人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流放到罗什福尔（Rochefort）的受害者们被关在铁笼子里，堆放在船上，暴露在各种恶劣天气中。

泰纳说：“那些不幸的人被关在‘戴卡德号’（Décade）和‘巴尤那兹号’（Bayonnaise）的甲板舱里，他们因氧气不足和酷热而呼吸困难，他们被虐待、被洗劫，最终因饥饿和窒息而死，到了圭亚那，航程才告结束。‘戴卡德号’运送的193人，在22个月后只剩下39人；‘巴尤那兹号’运送的120人最后只剩下1人。”

看到天主教遍地兴起，便认为教士们要谋反，于是仅一年内，督政官们便把1448名神职人员加以流放或者送到劳役所，这还不包括许多被草率处死的教士。大恐怖实质上已卷土重来了。

督政府独裁专制的统治遍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如因为需要六亿里弗，督政府便让逆来顺受的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增税法案，但只征收到1200万里弗。不久，心有不甘的督政府又下令筹措一亿里弗的强制借款。但结果导致作坊关门、商业停滞、佣工失业，这项以毁灭为代价的措施仅筹得四千万里弗。

为了确保对各省份的控制，督政府让人投票通过了一项所谓人质法，根据该法令，每个公社都要列出一份人质名单，列出要为闹事承担责任的责任人。

这样一种体制自然会导致天怨人怒。1799年年底，14个省发生了暴动，还有46个省准备揭竿而起。如果督政府还持续执政，那么这个社会就将彻底解体。

这种社会解体已经在大踏步进行中。财政机构和行政机关已完全瘫痪。国库中的指券贬值到仅为票面价值的1%，几乎成了废纸。以利息为收入的人和公务员没有了经济来源。

在旅游者的印象中，法国是一个被战争蹂躏、被其人民抛弃的国度。倒塌的桥梁、堤坝和建筑物致使交通瘫痪。废弃已久的道路上盗匪横行。若没有从帮派的头目那里购买的安全通行证，在某些省份便寸步难行。工商业也被摧毁，如在里昂，15000间作坊里有13000间关门歇业。里尔、勒阿弗尔、波尔多、里昂和马赛等城市就像是死城。苦难和饥荒随处可见。

相比上述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混乱也毫不逊色。奢靡、享乐、华服、盛宴、豪宅为一个由公债投机商、军火供应商、靠掠夺致富的奸诈金融家组成的新阶层所专享。它们让巴黎呈现出一片奢华祥和的虚假繁荣景象，并迷惑了众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在这惊人的奢华背后是普遍的贫穷。

督政府的编年史，让人们明白史书中的历史情节是多么不靠谱。这个时代曾经是戏剧创作的题材，它的风尚依旧被人所模仿，它给人们留下了这么一种回忆：这是历经大恐怖惨剧后百废俱兴的一段快乐时光。但事实上，督政府的体制并不比大恐怖时期的体制优越，二者同样血腥。这种体制最终导致天怨人怒，督政官们感到自己的统治来日不多，便开始物色有能力取代他们并保护他们的独裁者。

三、波拿巴崛起

我们刚才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让所有人都翘首企盼一位强势人物出面来恢复秩序。1795年，一些议员还曾一度幻想过恢复君主制。在路易十八愚蠢地宣布他要完全恢复旧体制、要将财产归还给以前的主人并且惩罚参与大革命的人之后，人们便立刻抛弃了他。离奇的基贝隆（Quiberon）战役 [1] 使得这位潜在的君主失去了其全部的拥护者。保王党分子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狭隘，证明了对他们采取的大部分的严厉措施都是合理的。

君主制看来是不可能了，于是一位将军来收拾残局。唯有一个叫波拿巴的将军堪当此任。意大利的战役让其崭露头角。在跨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又接连取得胜利，攻入米兰和威尼斯，在战争中，他几乎所向披靡。在奥地利皇帝决定求和之时，他指挥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25古法里。

尽管波拿巴已经声名显赫，但这位年轻的将军还是觉得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提升他的声望，他说服了督政府入侵埃及，以便削弱英国的力量。1798年五月，波拿巴在土伦启程出征。

最有远见卓识和势力的将军们一直在催促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的将军采取行动，做共和国的首脑；但波拿巴拒绝了，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能够独自应付局面的程度。对于统治的艺术和共和国的需求，他与革命党人以及议会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不能一意孤行，他担心他的声誉受到影响。他决定出征埃及，一旦形势需要或有利，他便再度问鼎。

波拿巴并没有在埃及逗留很长时间，因为他的朋友召唤他回去。他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陆并归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到处张灯结彩。波拿巴、西哀士（Sieyès） [2] 、两位督政官以及一些主要的部长们共同谋划了一起政变，法国为配合这次政变也提前做好了准备。密谋在三个月内完成。政变定在雾月18日，进行得异常顺利。

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压迫和剥削法国的邪恶帮派，所有的党派都感到无比快乐。

法国人民无疑要面临一个专制体制，但是它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年的专制体制那样难以忍受。

雾月政变的历史很好地证实了我们之前一再说过的话：即便是世人皆知且见证者无数的事件，要想准确判断它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在三十多年前人们对雾月政变是怎么一种看法。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野心家在军队的支持下犯下的罪行。事实上，军队在雾月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驱逐少数几个顽固议员的小股卫队并非军人，而是议会自己的宪兵。发动雾月政变实际上是政府自己，整个法国都是这次政变的同谋。

四、大革命持续的缘由

若只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公职、人民主权、控制支出等几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大革命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到1789年年中，这些目标都已经实现了。随后的那些年里并未增加什么新原则，但大革命实际上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官方历史学家承认的大革命持续时间来看，大革命一直持续到波拿巴崛起，前后大约为期十年。为什么在新原则得到确立之后这种混乱而又暴力的局面依旧？我们不该在对外战争中找原因，因为那场战争因反法同盟的破裂和我们的胜利而早该结束了；更不该在法国民众对革命政府的同情中寻找原因，因为没有哪个政体会像革命议会那样令人憎恶和鄙视。由于革命议会的反复无常，大部分的法国人都流露出对革命议会的厌恶。

最后一点，法国对革命体制的反感。这点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直至最近，历史学家方才使其大白天下。刚刚出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本书的作者马德林，将这些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做了如下精辟的概括：

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自1793年起便掌控着法兰西、掌控着大革命、掌控着共和国。现在，四分之三的法国民众希望停止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大革命摆脱可恶的盘剥者们的掌控，然而这些人却想方设法控制住这个不幸的国家……如他们施行大恐怖来保住权力，他们随时打击任何企图反对大恐怖的人，即便他们是大革命最优秀的奴仆。

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政府都一直被雅各宾派掌控着，他们只想用权力来保存他们通过屠杀和掠夺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们还准备将法国出卖给任何可以保护他们这种财富的人。他们之所以和拿破仑就雾月政变进行协商，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八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

但如此专制、如此令人唾弃的政府会存续那么多年，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革命宗教还心存念想，也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迫害和暴力的手段，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之前所讲的缘由：若维持这个政府，便会有一大群人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这一点才是根本。如大革命仅停留在理论信念的层面，那么它很可能无法持续下去。然而刚建立起来的信仰很快便脱离了纯理论的范畴。

大革命不仅局限于剥夺君主、贵族和教士的政府权力。大革命在把特权阶层的职务和财富往资产阶级和众多农民手里转移的同时，也把资产阶级和农民改造成为新政体坚定的捍卫者。这些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取了从贵族和教士那里剥夺来的土地和城堡的财富拥有者们，最担心的便是君主制卷土重来，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必须交还他们所得到的一切。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方使得一个在平时绝不受支持的政府能够一直支撑下去，直到一个承诺保护大革命的道德成果特别是物质成果的新统治者出面收拾残局。波拿巴满足了这些期待，自然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些有争议的物质成果和理论原则依然不保险，波拿巴便用制度和法典将其固化下来。波拿巴终结大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波拿巴并没有破坏大革命，而是巩固了大革命。

* * *

[1] 基贝隆战役是热月党打击王党复辟活动，维护革命成果的重要战役。热月党在镇压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后，国民公会的政策明显右倾，为王党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逃亡贵族的家属及其党羽公开要求发还已被没收的财产，亡命国外的贵族也加紧活动。在意大利的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利用朱安党人发动叛乱，并向英国求援。1795年6月27日，一批逃亡贵族率领约4500人乘英国军舰登陆，占领奥雷城。奥什将军率共和军迎战，登陆军退到基贝隆半岛。7月21日法军发动总攻，将王党判军彻底击败。——译注

[2] 西哀士，神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议会代表，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派中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元老院元老。——译注

第二章 恢复秩序：共和执政府

一、执政府如何巩固大革命成果

执政府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学材料。这段历史表明，一个强有力的个体要比一个集体更为高效。波拿巴很快便终结了困扰共和国长达十年的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并使之恢复了秩序。尽管镇压手段空前残酷，但四届革命议会中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波拿巴独自一人便实现了这个目标。

波拿巴以个人的威望迅速平息了巴黎所有的叛乱，打消了复辟的企图，并让法国因强烈仇恨而支离破碎的道德恢复完整。

波拿巴以完美有序的个人独裁取代了无序的集体独裁。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因为他的专制远没有之前长达十年的专制那么沉重。此外，鉴于他的专制受到极大的欢迎，因此有理由认为，对其感到不快的人应该寥寥无几。

之前的历史学家认为波拿巴颠覆了共和政体，如今的人是不会附和这种说辞了。他利用制度和法典将大革命成果中可行的部分如法律平等、废除特权等加以固化，从而保留了共和政体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若没有他，这一切便无从谈起。此外，执政府也一直自称是共和政府。

如果没有执政府，取代督政府的极可能是复辟君主制，大革命的大部分成果将会得而复失。实际上，假设历史上没有波拿巴，我想没人会认为督政府在一片萎靡中还能够支撑下去。督政府必定要被那些整天算计的保王党人的阴谋所颠覆，路易十八极有可能就此登上王位，而不必等到16年后。但在这16年期间，波拿巴把大革命原则落实到习俗和法律中，由此这些原则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从而使得复辟君主不敢造次，也不敢将财产归还给流亡贵族。

若路易十八当时直接取代督政府，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路易十八恢复的是旧的专制制度，而为了废除这种制度，必然就要爆发新的革命。查理十世就是因为有了回归过去的天真想法而被赶下台的。

对波拿巴的专制感到愤怒是很幼稚的。旧体制让法国人民承受了各种暴政，共和体制的暴政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制成了常态。但只要不出现混乱，也就不会有人反抗。

大众在制造了无政府状态之后，又去寻找一个能令其摆脱无政府状态的领导者，这是大众心理的一条永恒的定律。波拿巴就是这种领导者。

二、执政府重塑法兰西

掌权之后，波拿巴便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重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法国。雾月政变第二天，波拿巴几乎独自一人草拟了宪法，目的是让自己获得重建国家和整治乱党所需的绝对权力。一个月过后，宪法完成。

这部宪法就是所谓“八年宪法”，一直沿用至波拿巴的统治结束，其间只做了细微的改动。行政权归属于三位执政官，其中两位仅有建议权。第一执政官即波拿巴本人成了唯一的主人。他拥有任命部长、国务委员、大使、行政官员和政府公职人员的权力，拥有宣战或停战的权力。他还拥有立法权，因为只有他可以创立法律，随后这些法律会被提交给行政法院、法案评议委员会和立法院三个议会。第四个议会即元老院则退居幕后，充当起了宪法守卫者的角色。

无论波拿巴是否独裁，即便是独裁，但他在决定一件事之前，无论大小，都会与议会商议。在他的统治下，立法院并没有发挥出多大的影响力，但在没有和行政法院讨论的情况下，他不会签署任何一项决议。由最有学问的人组成的行政法院草拟法律，然后将其呈交给立法院，后者可以自主评判法律，因为投票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波拿巴的统治下，行政法院几乎成了最高法院，甚至可以裁决大臣们的行为 [1] 。

这位新君主对行政法院非常信赖，因为它由各自领域内杰出的法学家组成。他过于看重心理分析，以至于极度怀疑由平民组成的平庸无能的大型议会。在他看来，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这些议会就是祸害。

波拿巴想要为民执政，却从不让民众参与，没有为其在政府中安排任何职位，只为民众保留了投票支持或反对修宪的权力后便一了百了。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才诉诸全民公投。立法院的议员也是由议员们推荐而非由人民选举产生。

第一执政官创立新宪法，旨在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而没有奢望以此来服务于国家重建。他在草拟宪法的同时，还着手进行一项宏大的工程，这就是行政、司法和财政的重组。各种权力都集中到了巴黎。每个省都由省长管理并由一个省议会协助；每个区则由一名区长管理并由一个区议会协助；每个市镇则由一名市长管理并由一个市镇议会协助。所有官员均由部长们任命，而不像在共和国时期那样由选举产生。

这套制度赋予国家以绝对权力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它被所有的政体所采用并且沿用至今。中央集权尽管有其明显的缺陷，但它却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避免地方专制的唯一手段，因而一直得以保留。

这种组织架构是建立在对法国人的心理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立刻就让久违了的安宁和秩序得到了恢复。

为了稳定人心，被流放的人被赦免，教会又回到了教徒的手上。

在重建社会的同时，波拿巴还在编纂一本法典。法典的大部分内容源于旧体制的习惯法。有人曾说过，这部法典是“新法与旧法之间的一种妥协”。

面对第一执政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完成的浩大工程，人们明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要有一部宪法赋予自己以绝对权力。若把重塑法国的一切措施都交由律师议会来决议，那么他永远也无法把法兰西从混乱中解救出来。

“八年宪法”显然将共和政体变成为了君主政体，其专制不亚于路易十四的天授神权。作为唯一顺应时代要求的宪法，它彰显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

三、决定执政府执政成功的心理因素

经济的、历史的和地理的等一切外部力量都会对人产生影响，并最终都转化为心理力量。为了更好地统治，需要对这些心理力量加以了解。革命议会完全忽略了这些心理力量。波拿巴却懂得运用它们。

各类议会，尤其是国民公会，都是由对立的党派组成。拿破仑明白，为了驾驭这些党派，他不能加入其中任何一个派别。波拿巴深知，一个国家的财富就是散布在各派别中的精英分子，他要设法任用这些精英。如部长、省长、行政长官等政府官员，都是仅凭各自的才能，不拘一格地从自由党、保王党和雅各宾派等派别中挑选出来的。

波拿巴不排斥与旧体制的人合作，不过与此同时，他要真诚地告知他要保留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许多保王党人由此也被新政体招至麾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执政府最卓越的功劳之一就是恢复了宗教和平。造成法国分裂的主要分歧是宗教分歧，而非政治分歧。武装冲突几乎完全结束，但人心不稳，因而在旺代省的部分地区依旧出现有计划的破坏。唯有一人即基督教的首脑才有能力安抚人心。波拿巴立刻与之进行了商谈。二者所达成的“政教协议”（Concordat）可谓名副其实的心理学的杰作，因为波拿巴明白，无法以暴力来对付道德力量，迫害道德力量也是极端危险的。在安抚教士的同时，他也把教士阶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主教由国家任命并支付报酬，波拿巴依旧是国家的主人。

波拿巴的宗教妥协意义重大，但如今的雅各宾派依然不得要领。他们被狭隘的狂热蒙蔽了双眼，雅各宾派不明白，如将教会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国中国，这个国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由外人领导的且必定敌视法国的对手。放任敌人为所欲为是相当危险的。无论是波拿巴，还是之前的天主教领袖，都绝不同意让教士阶层像今天一样不受国家的领导。

第一执政官波拿巴面临的难题要远多于他称帝后所面临的难题。只是他对人心的深刻认识帮他克服了这些困难。当然这位未来的主宰还远未成功。一些省份依旧处于暴乱之中。盗匪依旧四处横行，法国南部地区惨遭党派斗争的蹂躏。波拿巴执政官必须得驾驭好塔列朗（Talleyrand）、富歇和一些自认为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将军们。甚而连他的兄弟们也在觊觎他的权力。波拿巴在做了皇帝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堪称是其对手，但作为执政官，每一个党派都是他的劲敌，他必须设法在其中维持某种平衡。这项任务应该十分艰巨，因为一个世纪以来，鲜有政府能够实现这种平衡。

要想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须十分巧妙地综合运用计谋、威望和交际手段。但波拿巴仍觉得没有把握，于是他为自己确立了一条规则，套用他自己的话，这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来统治他们”。不过在成为皇帝后，他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统治了。

极其盲目的历史学家们与才华横溢但心理学欠佳的伟大诗人们群情汹涌反对雾月政变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没有超人的想象便很难读懂“法兰西在穑月 [2] 的阳光下是美丽的”，没有鲜活的幻想便无法像维克多·雨果那样来判读这段时期。我们清楚，积极参与“雾月之罪”的同谋不仅有政府自己，还有摆脱了无政府状态的整个法国。

人们在问，为何这些聪明人会把如此清晰的一段历史评价得如此不堪。答案或许是他们基于自己的信仰来看待这些事。我们知道，在执迷于信仰的人眼里，真相会变得面目全非，最明显的事实会变得晦暗不清，事件的历史也会变成梦呓般的历史。

我们对执政府时期的轮廓做了粗略的勾勒，心理学家只有在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没有党派狂热的情况下才能了解这个时期，且不应想着要去批判这一段情非得已的过去。波拿巴让法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英雄史诗被两次入侵战争画上了句号，他的英名在其殁后庇护其子嗣登上了王位，而他的子嗣发动的第三次入侵战争至今依旧贻害无穷。

所有重大事件其起因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演变，一个理想的变更，其代价便是这类重大事件。人类绝不能在一夜之间与祖先决裂，也不要彻底打乱人类历史的进程。

* * *

[1] 波拿巴虽然经常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行政法院，但并非次次都能如愿。据《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记载，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之后说了如下的话：“先生们，这次的声明你们都赞成，只有我一人反对，我应该让步；但我声明，从我内心而言，我只是在形式上让步，你们可以迫使我沉默，但却无法使我信服。”

另一次，皇帝在发言时三次被打断，于是他走向了打断他发言的人，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道：“先生，我还没有讲完，请您让我把话讲完。毕竟，在场的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这位皇帝并不专权，他对行政法院的态度特别的随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再次提交讨论或加以废除，因为行政法院中的某位成员给他提出了新的理由，或者是皇帝依靠自己的观点说服某个成员，继而说服了其他人。”

[2] 法兰西共和历的10月份，也称获月，相当于公历6月19～20日至7月19～20日。——译注

第三章 传统惯例与革命原则百年冲突的后果

一、法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心理因素

研究一下革命思想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我们便会发现，五十多年来，革命思想在不同阶层中的传播是如此之慢。

在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的民众和资产阶级都排斥革命思想，革命思想的传播仅局限在少数的信徒之间。在此期间，由于政府应对失策，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足够挑起数次革命。现在就先来研究一下促使革命爆发的心理因素，稍后再对这些革命进行总结。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法国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动荡的历史便足以证明：人类是受自己心理因素的驱使，而非受外部强加的社会体制所支配。

法国接连不断的革命是法兰西民族中两拨心理状态迥异的人群之间争斗的产物。一部分人长期受祖辈的影响，信奉宗教和君主制；另一部分人虽然也经受了同样的影响，但他们却把这些影响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从大革命一开始，截然相反的心理状态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地表露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残酷的镇压，但起义和谋反一直持续到督政府统治末期。这表明，过去的传统对人类灵魂的影响是多么深。在某个时期竟有六十个省同时发动反抗新政体的起义，经过大范围一再屠杀后才得以消停。

在旧政体和新思想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是波拿巴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由此，他需要找到一些对造成法兰西分裂的两种心理都适用的制度。为此，他采用了折中调和的办法，他将古老的事物冠以新的名字，最后我们看到，他成功了。

在法国的历史中，他的统治时期是一段罕见的法国精神完全统一的时期。

但这种统一并不长久。在他下台的第二天，以前的党派全都东山再起并一直活跃至今。一些党派顺应传统的影响，另一些则竭力排斥传统的影响。

长时间的冲突不可能发生在信徒和对宗教冷漠的人之间，因为冷漠者总是宽容的，冲突不会持久，事实上，只有相互对立的信徒间才会有长时间的冲突。世俗教会很快便有了一副宗教的外衣，它所宣称的理性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形式的主义，尤其在如今，直截了当地说，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最狭隘的教权主义。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不同的宗教信仰间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掌权后的教权主义者对自由思考者，不可能像后者如今对待他们那样的宽容大度。

在这些由于不同信仰导致的分歧上，又叠加了源自不同信仰的政治概念上的分歧。

许多单纯的人一直认为，真正的法国历史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如今坚持这种肤浅想法的人几乎没有了。就连最刻板的革命者们也摒弃了这种想法 [1] ，他们甚至还认识到，过去并非一个迷信盛行的野蛮黑暗的时代。

在法国，政治信仰大多源于宗教，宗教使得这类政治信仰的信徒们心中充满难以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一直让外国人惊讶不已。

巴里特-温德尔（Barret-Wendell）先生在其有关法国的书中写道：“保王党人、革命者和波拿巴主义者不仅誓不两立，而且身为性格冲动的法国人，他们还对彼此的认知能力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厌恶。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人不由自主地断定：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都是谬误的帮凶。这是再清楚不过、再确定不过的事实。每个党派都会严肃地告诉您，对立方的捍卫者都是极其愚蠢的人或刻意的撒谎者。而当您遇到这些捍卫者们时，他们也会对您说同样的话来评价他们的对手，您不得不承认，的的确确，他们既不愚蠢也没刻意撒谎……”

各党派信徒彼此间的这种憎恨，使得法国政府和内阁的更替成了家常便饭。少数党从不会拒绝结成联盟来反对执政党。我们知道大批社会主义革命者入选现今的议会，靠的就是比大革命时代聪明不了多少的君主专制主义者们的帮助。

宗教与政治上的冲突并非法国不和的唯一原因。挑起这些冲突的人都有一种特定的心理，即之前描述过的“革命心理”。我们知道，每个时代总会有一些人，他们总想着要推翻既定的秩序，而无论这种秩序是什么，即便这种秩序符合他们的愿望。

在法国，党派间的不包容以及对权力的渴望，被自大革命时起就广泛传播的信念——依靠法律来重塑社会——放大了。一个现代国家，无论谁当首脑，在民众和领导人眼中，它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它是神的意志的化身，它是以往历代君主的继承人。对政府力量的这种信心不仅感染了人民，也感染了所有的立法者 [2] 。

尽管疲于立法，但政治家们仍不明白的是：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制度本身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力。伟大革命幻想的继承者们没有看到，人是由过去所创造的，我们无法重置过去的根基。

原则间的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造成了法国的分裂，未来仍将会长时间继续下去，没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冲突会导致什么样的新动荡。如果本纪元前的雅典人能预测到他们的社会冲突将导致希腊被奴役，他们一定会停止纷争，可他们又怎么会预见到这个结局呢？吉罗（Guiraud）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代人都极少能明白其使命。每代人所为之奋斗的未来常与他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二、法国革命运动百年回顾

在解释了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革命运动的心理原因之后，现在可以对接连不断的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战胜了波拿巴之后，反法联盟的君主们把法国恢复到了原来的疆界，把唯一的王位人选路易十八扶上了王位。

根据一个特别的宪章，新国王接受代议制并成为立宪制君王。他认可所有的大革命成果如民事法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对变卖的国家财产不予追究，且只有支付了一定税款的纳税人才有选举的资格等。

这部自由宪法遭到极端保王党分子的攻击。前政权流亡分子想重新拥有国家财产，并恢复他们曾有的特权。

出于担心这种局面会引发新一轮的革命，路易十八不得不解散众议院，并推选温和派的议员，这样路易十八就能在不触动大革命基本原则的情况下继续统治，因为他深知，要把法国人带回到旧政体中，这无异于逼其造反。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前阿图瓦（Artois）伯爵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十分狭隘的查理十世无法理解身边的新世界，并自诩自1789年以来他的理念不曾有丝毫的改变，他准备了一系列反动的法律议案：给予流亡分子十亿里弗赔款、强化亵渎法、恢复嫡长子权、教士权等。

由于大部分议员日复一日地反对他的计划，于是在1830年，他颁布了解散众议院的法令，取消了言论自由，并准备复辟旧制。

这一君主专制的举措立即引发了反应，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开始了联盟。为发动巴黎人民起义，共和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自由保王党人联合到了一起。法令颁布四天后，起义者们成了首都的主人，而查理十世逃往英国。

运动的领导者如梯也尔、卡西米尔-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叶特（Lafayette）等人，将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并任命他为法兰西国王。

面对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统王朝的贵族们的敌视，这位新国王只能依靠资产阶级。在一项选举法将选举人数缩减至不足二十万人后，这一阶级在政府中独大。

不过国王的处境并不轻松。他要对付拥护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孙子的正统主义者，对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仑为首的波拿巴主义者，还要对付共和主义者。

在1830～1840年期间，与大革命俱乐部类似的秘密社团挑起了无数次的骚乱，不过都很快被镇压下去。

但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并未停止他们的密谋。亨利五世的母亲德贝利女爵（De Berry）试图在旺代地区起义，结果失败。至于教士阶级，他们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发动了一场起义，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被毁掉的。

共和主义者构成的威胁不大，因为在与他们的斗争中，众议院站在国王一边。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强权，他声称统治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理性和大炮。”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对理性有所幻想。

这个“强势政府”实质上一点也不强势，共和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依旧蠢蠢欲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 Blanc）声称政府有义务给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拉科代尔（Lacordaire）和蒙塔朗贝（Montalebert）所领导的天主教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政府，这和如今比利时的情形一样。

1848年，一场拥护选举改革的运动引发了一场暴动，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难以解释。人们对他几乎无可加以指责。诚然，他不信任普选，但法国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选。路易-菲利普并不像督政府那样独裁，因此，无法像后者那样随意废止妨碍他的选举。

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建立普选制度，并规定由人民选出国民议会的九百名议员。

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密谋与暴动的目标。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心理学现象再度呈现出来。一些俱乐部形成了，俱乐部的领导人鼓动民众冲击议会，动机是五花八门，一般毫无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兰起义等。

为了安抚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会主义者，议会组建了国有工厂，工人们在此可以从事各种劳动。有人算过，为了这十万名工人，国家每周的花费超过一百万里弗。

工人接着提出不劳而获的要求，这让议会不得不关闭了工厂。

这一举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动的导火索。五万名工人参与造反。议会受到了惊吓，将所有行政权交与卡芬雅克（Cavaignac）将军。在持续四天的镇压闹事分子的冲突中，三名将军和巴黎大主教丧生。根据议会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受此打击，革命社会主义一蹶不振长达五十年。

这些事件使得国家公债价格从116里弗跌至50里弗，商业停滞。受到社会主义者威胁的农民以及税收被议会提高一半的资产阶级，转而反对共和国，当路易-拿破仑承诺重建秩序时，受到了热烈的相应。根据新宪法，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需要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路易-拿破仑获得五百五十万张选票当选。

不久，因为和议院的矛盾，路易-拿破仑决定发动政变，议会被解散，三万人被逮捕，一万人被流放，一部分议员被驱逐。

这场政变尽管草率，然而却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在提交全民表决中，这场政变获得了八百万张选票中的七百五十万张。

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被大多数人拥立为皇帝。法国民众对蛊惑人心的政客和社会主义者的憎恶促成了帝国的复辟。

在帝国成立初期，拿破仑三世延续了专制体制，在后期则采用了自由政体。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当战败投降后，于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后，革命运动便很少发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迹被焚毁，约两万名起义者被处死。

1870年战争之后，经历如此多劫难且不知道谁能靠得住的选举者们，把众多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选进了制宪议会。由于无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任命梯也尔先生为共和国总统，随后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接替他出任总统。1876年，新一轮的选举将一大批共和主义者送进了议院，且以后的选举都是如此。

自此之后，先后出现的议会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导致政府频繁更替。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间的平衡，我们才享受到了长达四十年的相对的安宁。共和国的四位总统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槟地区那样的暴动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188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人民运动差点推翻了共和国，不过共和国打退了来自所有党派的进攻，最终还是安然无恙。

共和国能维持下去的原因很多。首先，参与角斗的派系没有谁强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其次，国家的元首仅是名义上的，他并不拥有实权，我们不能把所遭的罪归咎于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证能有所改变。最后，权力被分散到成千上万人的手中，责任由此也被稀释，很难界定谁该承担责任。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却无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以来起义和革命在法国引发的巨大变化，那就是：用强大的难以摧毁的集体专制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个人专制。在渴望平等并习惯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的人民看来，个人专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而集体专制则较为容易接受，尽管通常它更加强硬。

国家主义专制的扩大是我们各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法国先后出现的所有政体的共同特点。这种专制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理想，法国持续的动荡只使得这种专制形式得到强化。国家主义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体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选票支持的体制。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国，都是空洞的标签，是无为的影子政体。

* * *

[1] 要评价近来的思想演化，可以参考饶勒斯（Jaurès）先生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演讲的片段：“如今的辉煌是过去努力的结果，法兰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时代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它是通过经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2] 在我发表了一篇有关立法妄想的文章后，我收到了当今杰出的政治家、参议员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来信，信中内容摘录部分如下：“众议院和参议院二十年的经历让我明白，您所言不虚；我曾多次听到同事对我说‘政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政府的错’等一类的话。但在我们的血液中，君主专制意识已经流淌了长达十四个世纪。您又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