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二战亲历回忆录 揭开巴塞罗那战斗的面纱

对于巴塞罗那战斗，是很难做出完全准确而且客观公正的描述的，因为没有人对此做过完整的记录。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只能在大量的政党宣传和党派间的谩骂指责中做出一些研究考证。除了我自己所看到的，以及从可靠的目击者那里获悉的数据外，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更准确的证据。不过，对那些赤裸裸公然散布的谎言我是可以做出反驳的，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事件有个清晰的轮廓。

首先，我们来纵观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加泰罗尼亚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在这本书的前几个章节里，我已经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进行了一些描述。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时候，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避免暴力冲突的地步。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下令要求上缴所有私人武器，同时又宣布要建立一个全副武装的“非政治”警卫力量，而工会成员却被排除在外。政府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就是要接管由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一些重要工业。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工人阶级产生了一定的不满情绪，我们可以隐约地感觉到革命的进程出现了阻碍。因此，一场预想中的暴乱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当五月一号当天并没有发生暴乱的时候，许多人不免感到非常惊讶。五月三号，政府决定接手电话局，而电话局自战争开始以来就主要是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掌管的。据称，政府提出接手的理由是，电话局管理不善而导致官方的电话被窃听。电话局外面的街道被穿便服的武装警察清理了之后，警察局长萨拉斯派出了三卡车的警卫队士兵占领了电话局大楼（这么做是否有超越其职权之嫌尚不清楚）。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警卫队又占领了其他大楼的各个有利战略位置。无论警察局这么做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一举动无疑会被认为是警卫队和加联社党（分别代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发出的全面攻击全国劳工联盟的信号。顿时，工人们所控制的大楼已遭到袭击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无政府主义者停止了生产，拿起武器出现在街头，战斗随即便爆发了。当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整个城市到处筑起了壁垒，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一直到五月六号的早晨才渐渐平息下来。尽管如此，战斗双方采取的也主要是防御阵势，虽然大楼都被包围了起来，但据我所知，没有一幢大楼遭到摧毁，其间也没有任何一方使用过火炮。大体上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和马统工党的部队占据了工人阶级聚居区，武装警卫队和加联社党占据了城市的中央和政府所在的地区。五月六号，在短暂的休战之后，很快又再次爆发了战斗，可能是因为警卫队在要求全国劳工联盟上缴武器这件事情上有些操之过急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人们便开始走出了自己的壁垒。其实，大约在五月五号晚上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就占了上风，已经有大量的警卫队士兵开始投降。总体来说，这场战斗没有明确的领导，也没有制订详细的计划——实际上就目前判断而言，根本就没有计划，人们只是自发地去抵制警卫队对电话局和大楼的控制而已。甚至到最后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也和劳工总会的领导人一起，恳求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与这一切相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食物开始供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会坚定地继续战斗下去。五月七号下午，形势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那天晚上，从巴伦西亚海运过来的六千突击队士兵抵达并控制了这个城市。政府发布了一条命令——除了正规军持有的武器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须上缴。之后，不到几天时间里，大量的武器都已经上缴了。据官方透露，在这次战斗中遇难的大约有四百人，而受伤的则有一千余人。或许四百人遇难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由于确切的数据无法考证，我们只能姑且先接受这个数字。

其次，我们来说一说这场斗争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如果要十分确切地说这场斗争到底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如果斗争再持续几天的话，可能会对战争的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场斗争对整个巴塞罗那战争的进程有任何直接的影响。或许这场斗争是使得加泰罗尼亚直接受控于巴伦西亚，使得民兵组织在加联社党的压制下加速瓦解，也是使得卡巴列罗政府迅速垮台的一个因素。然而，我们都知道，即使没有这场斗争，这些事情也是早晚会发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的重点在于，在这场斗争中在大街上游行抗议的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得到了什么，又或者失去了什么。在我看来，当然，我也只是猜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还是得大于失的。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大楼只是漫长进程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其实，早在一年前，全国劳工联盟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企业的直接管辖权，而革命的控制权也逐渐从工人阶级大众手中转向了中央集中控制，诱使整个社会体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是重新返回到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上来。单就这一点而言，工人阶级的反抗可能起到了延缓体制演变的作用。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工人失去了很多权利，但是他们的处境还是比较有利的。如果他们表现出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衅都不会反抗的话，情况很可能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很多时候，在战争中全力反抗而被打败要比一开始就放下武器要好得多。

第三，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战争的目的何在。如果这是一场有目的的战争，那么战争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一场政变还是一场革命的尝试？是否战争的目的只是明确地为了推翻政府的统治？这是否完全是一场有计划的起义呢？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不是一场蓄意谋划的战斗，除非人人都期待一场战斗的爆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参战的任何一方是蓄意谋划这场斗争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被推向斗争的，因为这件事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抗争，而他们的政治领袖则不得不无奈地跟随而去，有些领导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街上。在革命的紧张形势下，敢于站出来发言的只有杜鲁提之友 和马统工党。

然而他们仍旧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杜鲁提之友的成员们是五月五号才开始散发革命传单的，而战斗早在两天前就已经爆发，所以他们根本不是挑起战事的一方。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整件事撇清了关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全国劳工联盟在政府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而自治政府是可以促使这些领导人比其他的联盟成员更加保守一些的。其次，全国劳工联盟领袖的主要目的是与劳工总会结成联盟，然而，二者的斗争必然会使他们产生更深的隔阂。第三，其实无政府主义领袖更加担心的是，如果事情的发展超出某个限度，到那时如果工人们占领了整个城市的话会有国外势力进行干预（虽然他们是否能够撑到五月五号尚未可知），而当时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时，一艘英国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已经迫近港口，毫无疑问在不远处还会有其他军舰。而英国报纸声称，这些军舰进入巴塞罗那只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为此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既没有派人登陆巴塞罗那，也没有带走一个难民，就算这一点尚不确定，那么至少可以断定的是，英国人没有为了挽救西班牙政府而动过佛朗哥一个手指头，但是却会在西班牙政府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毫不犹豫地将矛头指向工人阶级。

马统工党的领袖与全国劳工联盟相反，他们不但没有撇清关系，反而鼓励其广大成员坚守在壁垒后面，甚至还在五月六号的《战斗报》上声明，批准他们接受杜鲁提之友散发的革命传单。对于这些传单的内容已经无法证实，因为时至今日已无人能够再重写一份，但是在一些外国媒体的口中，这种在城市中四处“张贴”的传单被说成是“极富煽动性的海报”，这种说法自然是凭空捏造的。当我们对于各种媒体的报道稍作比较之后，不难看出这份传单无非是呼吁：第一，组织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第二，枪毙那些袭击电话局大楼的罪魁祸首；第三，解除警卫队的武装。我们无法确定《战斗报》在多大程度上赞同传单上的内容，我也没有看到当天的报道，我唯一见过的一张传单是五月四号由一小组托洛茨基分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散发的。传单上只写着：“除了军工业以外，停止一切生产，都到壁垒后面去！”（其实，传单上倡导的已然是既成的事实）。而此时的马统工党领导层的态度依然踟蹰不定。在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前他们是不赞成暴动的；而另一方面，当工人们已经聚集在街头的时候，马统工党的领导层遵从的却是相当教条的路线，即当工人们聚集在街头时革命政党有责任和他们一道去抗议。因此，他们一面打着“重振七一九精神”等一系列的革命口号，一面却尽力将工人们的行动状况控制在自卫的范围内。比如，他们从未下令攻击任何一座大楼，只是要求党内的成员保持警惕，正如前一章所讲到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第一枪。《战斗报》还发布指令：任何人不得离开前线 。事到如今，我只能说马统工党所发挥的作用只是敦促每个人都待在壁垒后面，并尽可能地说服大家停留更长的时间。我从一些当时与马统工党领导层交往较密的朋友那里得知，事实上，他们对整个斗争过程都有一种沮丧的情绪，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参与此事。后来，还和往常一样，他们由此获得了政治资本。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尼恩·戈尔金，甚至将其称为“五月的光辉”。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当然，马统工党在遭到镇压之前的确有几次短暂的崛起。然而，从战略的眼光来看，同情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可能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杜鲁提之友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组织，而且通常对马统工党持敌视的态度。鉴于当时对峙双方的亢奋状态已经处于一定的高度，再加上上述提到的种种状况，那些传单其实并没有发挥一定的作用，其意义也无非就是告诉人们要守住壁垒。但是由于马统工党在《战斗报》上发表了赞同传单内容的声明，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团结报》却表明了反对杜鲁提之友的态度，导致后来共产主义者的媒体便轻而易举地以此为由，将这场动乱说成是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这样说的，与那些事前事后毫无凭证的无端指责相比，这点罪名实在算不上什么。而此时，全国劳工联盟并没有因为其谨慎的态度而捞到什么好处，虽然他们的忠诚被大加赞赏，但是一旦时机成熟，无论是巴塞罗那政府还是自治政府都会将其扫地出门。

从人们的言谈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革命的真正意图尚不明了。守在街垒后面的都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普通工人，其中也可能会有几个劳工总会的成员。不过在这些人看来，不管他们的努力正确与否，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推翻政府，而是抵制警察的攻击，他们行动的本质只是自卫。我想，我是否也应该像外国各大报纸所说的一样，将其称为“起义”，起义就意味着有计划地主动挑起战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暴乱——一场充满了血腥的暴乱，因为对峙的双方手中都持有武器，且随时都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但是斗争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策划的政变，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者策划的一场政变吗？是为了一举粉碎全国劳工联盟的势力吗？

尽管人们可能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有此猜测，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两天后在塔拉戈纳也发生了非常类似的事件——武装警察得到来自巴塞罗那的命令而占领了那里的电话局。在巴塞罗那发生的突袭电话局事件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大批的警卫队和加联社党成员占据了多个建筑战略要地，即便他们的行动不是在战斗开始前进行的，至少这种突袭横扫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不过我们要时刻记得，这种事情只发生在西班牙，而不是在英国。巴塞罗那是一个有着悠久巷战历史的城市。在这里，事情发生的速度总是很快，各个派别随时可以召集起来，而且每个人都熟知当地的地形，一旦枪声响起，人们便在各自的位置上迅速就位，就像是参加一场消防演习一样。大概是那些负责占领电话局的人想要制造麻烦——尽管他们未曾预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当前的规模，但是也已经做好了应对它的准备。不过，要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一举击垮全国劳工联盟的势力也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我之所以不相信双方都做好了参与一场大规模战斗的准备，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任何一方都没有事先派部队潜入巴塞罗那，战斗只是发生在那些原本就住在巴塞罗那的人之间，主要是平民和警察。第二，战斗一开始，食品就陷入了极度短缺的状况。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应对战争的真正出色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军队的粮草供应非常及时。如果是其中一方在事先预谋一场持续一两个星期的巷战，举行一两个星期的大罢工，而事前却没有储备好粮草，这几乎是说不通的。

最后，我们来论一论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

这场战争在国外的反法西斯媒体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故弄玄虚，让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对于这些报道，人们听到的依旧只是一面之词。结果，巴塞罗那战斗就被形容成不忠不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发起的一场暴动，称他们是“在西班牙政府背后捅刀子的人”……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我们在与我们的致命死敌交战时，我们内部最好不要起内讧，但是请相信，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人们不是发现他们受到了挑衅和威胁的话，他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构筑街垒的。

前面已经说过，这场斗争的源头在于政府发布了让无政府主义者交出武器的命令，而当这件事被翻译成英文，出现在英国报纸上时却变成了：阿拉贡前线急需武器，但是武器未能及时运往那里是因为受到了毫无爱国之心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阻挠。这样的报道完全忽略了西班牙的实际情况。人们心里都清楚，无政府主义者和加联社党都在囤积武器，而当战斗在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件事情变得更加一目了然——双方都制造了大量的武器。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他们上缴了武器，加泰罗尼亚政界的主要力量——加联社党依然会保留他们的武器，而事实证明，战斗结束后确实如此，加联社党并没有上缴他们的武器。战斗中街上出现了大量的武器，这些武器都是前线迫切需要的，但却被后方的“非政治”力量的武力警察把持着。在武器问题的背后，实然隐藏着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迟早会引发一场斗争。内战爆发以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数急剧增加，他们也夺去了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还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共产主义者也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而当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便随即公开表达了他们要和无政府主义者“算账”的意图。如此一来，好不容易才在一九三六年夏天拿到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更加不可能交出武器了。

警卫队占领电话局大楼只不过是一条引爆了炸弹的导火索。或许可以想象，那些挑起事端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造成什么大麻烦。据说，加泰罗尼亚总统孔帕尼几天前还笑着宣布，无政府主义者会尽量忍受一切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几个月以来，西班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整个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巴塞罗那，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局势中，这期间发生了街头聚众滋事、暗杀等流血事件。突然，整个城市传开了这样的消息：武装分子突然袭击了工人们在七月巷战中占领的、并对之寄托着深厚情感的大楼。别忘了，警卫队一贯是不受工人阶级爱戴的。在西班牙，卫兵祖祖辈辈都是地主老爷和企业老板的附属品。警卫队更是受人憎恨，因为人们对于他们是否能忠实地站在反法西斯者的立场上是充满怀疑的，而这种怀疑也是十分公允的 。很可能就是由于这种情绪才使人们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便齐聚街头，如同正是这种情绪使他们在战争一开始便抵制叛军将领一样。当然，至于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是否应该没有任何反抗地交出电话局还有待商榷。人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取决于他们在对待是否应该走中央集权制的道路还是坚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退一步说，“的确，全国劳工联盟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毕竟前线还在打仗，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后方挑起战火啊。”这种说法我完全赞同。任何形式的混乱都可能是对佛朗哥的变相支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斗争呢？不管政府是否有权接管电话局，问题在于战斗的爆发已是必然，因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仿佛是在摆出某种阵势——或许就是有意摆出这种阵势，告诉人们：“你们的权力就此结束，这里已经是我们的了！”以这样的方式来索取，得到的必将是反抗，否则便不合逻辑。但凡有点分寸的人一定会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不可能，也不应该单单归咎于任何一方。但是单方面责任的说法已被大多数人接受，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西班牙革命政党在国外新闻媒体没有发言权。尤其是在英国报纸上，无论是在战争的任何时期，要想找到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有利的言论如同大海捞针。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被这些媒体从头到脚批判得一塌糊涂，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任何人想要刊登为他们辩护的言辞都是绝无可能的。

尽管我在努力地做到更加客观地描述巴塞罗那的那场战斗，但是很显然，在这种问题上，没有人能真正地做到完全客观。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偏袒其中的一方，至于我的立场，我想也已经很明确了。我对事实的陈述一定会不可避免地犯一些错误，不仅是在这里的叙述，很可能在其他章节的叙述里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要对西班牙战争进行准确的陈述确非易事，因为随处看到的都是宣传性的文件。我提醒大家不要受到我个人偏见的影响，希望大家能够纠正我的错误，而且，我也会尽可能地做到尊重事实。不过，人们会看到我的描述完全不同于那些出现在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特别是共产党媒体的报道。它的报纸会在世界各地发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进行内容的增补，大概这是最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报刊。

据五月十一号的《工人日报》报道：

那些拥入巴塞罗那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奸细，表面上是去“准备”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国际大会”，实际上他们有一个更大的任务，那就是：他们与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准备使这个地区陷入一种混乱和流血的局面中，如此他们便可以宣布“由于当前巴塞罗那的这场混乱，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无法有效地控制加泰罗尼亚海岸，因此，他们除了向巴塞罗那派遣武装力量之外，别无选择”。

换句话说，他们正在精心策划的一场局面是——使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派陆军和海军驻扎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并宣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持秩序”。

而让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轻松得手的工具便是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也就是马统工党。

马统工党与有名的犯罪分子合作，在一些受蒙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帮助下计划组织并直接领导了这场战斗，起到了在后方开火，配合佛朗哥攻打毕尔巴鄂前线的作用……

到了文章报道的后面，巴塞罗那斗争变成了“马统工党发动的袭击”，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同样的问题是这样陈述的，“毫无疑问，马统工党必须为加泰罗尼亚的流血伤亡事件负起责任。”五月二十九号的Inprecor指出，那些“在巴塞罗那竖起街垒的都是马统工党组织的成员，这些成员在他们党内的任务就是挑起战争。”

我还可以引用更多材料，但是这些已足够清晰。马统工党就是“罪魁祸首”，而且执行的是“法西斯的命令”。我们必须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由马统工党策划的五月战争是一场法西斯暴动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首先，马统工党没有足够的人员或影响力来煽动起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混乱，更没有能力去组织一场大罢工。这是一个在工会里尚没有明确地位的政治组织，打个比方，正如英国共产党不可能在格拉斯哥举行大罢工一样，他们是没有能力在巴塞罗那掀起一场大罢工的。如前所述，马统工党领导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助于延长战争的进程，但他们绝不可能是战争的发动者，即便他们有过这样的想法。

其次，所谓的法西斯阴谋的说法只是纯粹的主观臆断，所有的证据都让我们不得不朝另一个方向看去。他们说整个计划的意图是让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在加泰罗尼亚驻扎军队，但是却没有看到德、意的军舰靠近海岸。至于“第四届国际大会”和“德国和意大利的奸细”，这些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据我所知，甚至没有一个人谈论起第四次国际会议。马统工党和他的兄弟党（英国独立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倒是有一个不确期的会议计划，大约是在七月的某一天吧，可是两个月后，却没有看到一个会议代表抵达巴塞罗那。关于德、意奸细的消息在《工人日报》里也是被铺天盖地报道，而在当时，任何越过边境的人都知道大批的人要“涌进”西班牙实非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无论是在马统工党的要塞莱里达还是前线，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动静。可想而知，如果马统工党领导人想要援助法西斯的话，他们可以命令民兵离开战线，为法西斯分子放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想都没想过。也没有人以任何事情当借口偷渡一两千人（姑且列举这样一个数字）进入巴塞罗那，尽管这是很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甚至没有尝试哪怕是间接地去破坏前线，往前线运输的食物、弹药等军需品都正常地运输着，这些都在我后来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最重要的是，提前策划如此规模的暴动是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的，包括在民兵队伍中做大量颠覆性的宣传等等，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此类事件的迹象或风声。事实上，民兵在开始的时候并未参与“暴动”，这是可以确定的。如果马统工党真的在策划政变的话，那么他们却没有动用那唯一一支一万多人的战斗队伍，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马统工党是受法西斯指使策划“暴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接下来我还会摘录更多的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对事变的开端，也就是突袭电话局的阐述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些媒体除了把责任一味地怪罪于对方之外不承认任何事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英国共产党的报纸上，责任首先是放在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而之后才指向马统工党，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英国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托洛茨基主义”，而每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听到“无政府主义者”这几个字眼便会被吓得不寒而栗。请注意，此时“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概念被牵扯了进来，也就为偏见的树立创造了恰当的氛围，此后，挑起事端的责任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嫁到“托洛茨基分子”身上。因此五月六号的《工人日报》开头这样写道：

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电话局，并试图控制那里的电话和电报室，之后便开始向大街上开火。

这简直就是一场角色大转换。警卫队士兵攻击了原由全国劳工联盟掌管的建筑，因此听上去就像是说全国劳工联盟是在自己攻击自己，攻击自己的建筑。而另一方面，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报》写道：

左翼加泰罗尼亚公安部部长阿依瓜德和美国社会主义公共秩序总政委罗德里格·萨拉斯，派遣武装共和党警察进入电话局的大楼里，缴了那里工作人员的武器，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

这似乎和前一条陈述完全不符合！然而《工人日报》不承认第一条陈述是错误的。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报》写到，全国劳工联盟否认他们参与了杜鲁提之友散发传单的事件，而这些传单于五月四号到五号出现在了暴乱中。而据五月二十二日的Inprecor报道，那些传单是五月三号，战斗开始之前出现的，还说“鉴于这些事实”（即传单的散播）：

五月三日下午，由警察局长官亲自带队，占领了中央电话局。此间有警察因为履行职责而中枪，由此打响了破坏分子在整个城市射杀滋事的第一枪。

五月二十九日的Inprecor：

下午三点，公安政委萨拉斯同志去了电话局。那里已于前一天晚上被马统工党和各种不可控力量占领。

这听上去似乎很奇怪。五十名马统工党成员就占领了电话局，这可以算是一个特别事件，真希望能有人亲眼看见当时的场面！但似乎在三四个星期后人们才发现事情的奇怪之处。在另外一期的Inprecor中，五十名马统工党成员又变成了五十名马统工党民兵。事实上，除了这几段报道之外，还有更多自相矛盾的说辞不胜枚举，这里很难一一罗列出来。一会儿说全国劳工联盟袭击了电话局，一会儿又说全国劳工联盟在电话局遭到了别人的袭击；一会儿说电话局被占领之前杜鲁提之友散发的传单是造成事变的起因，一会儿又说电话局被占领后才导致传单的散播；一会儿说电话局是被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占领的，一会儿又说占领大楼的是马统工党……之后在六月三号发布的一份《工人日报》里，坎贝尔先生又告诉我们，政府封锁了电话局是因为街上已经竖起了街垒！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只是截取了对一件事情的报道来进行分析阐述，在《工人日报》的新闻报道中这样自相矛盾的言论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报道显然是捏造事实。例如，这里还有一段引自五月七号的《工人日报》的报道，据说是由驻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发布的：

这次动乱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旧的君主主义旗帜已从巴塞罗那上空飘落。毫无疑问，动乱的始作俑者已经在那里全面掌握了大局。

《工人日报》很有可能原文照搬了这条消息，殊不知那些在西班牙大使馆发布此消息的人一定是在蓄意编造。任何一个西班牙人对自己国家形势的了解都比这条消息来得准确可靠。一面立在巴塞罗那的君主主义国旗！太可笑了。这样一面旗帜足以促成交战各派第一时间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反抗。同样不准确的消息不止一条，他们还说马统工党在暴乱期间使用了武器，这恐怕只能误导那些对事实一无所知的人。在五月十七日的《工人日报》中弗兰克·皮特凯恩是这样说的：

暴怒中，他们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有些是他们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偷去后藏起来的，其中还有坦克，是他们在战斗刚爆发时从营地里偷来的。显然，他们还拥有大量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

五月二十九日的Inprecor中还写道：

五月三日，马统工党已经准备了几十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西班牙花园广场使用了一批“七五”式手枪，而这些枪支是要运往阿拉贡的前线，是这些民兵们事先将他们私藏在了自己的住所。

皮特凯恩先生并没有向我们说明他是如何知道，又是什么时候知道马统工党拥有大量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的。我估算了一下，马统工党所在的三栋主要的建筑楼里大约有八十支步枪，几颗炸弹，根本没有机枪，也就是说，这些武器大概刚好可以供那时所有政党布置在各自大楼中的武装警卫来使用。奇怪的是，当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数座建筑楼被占领的时候，这些“成千上万的武器”却从未露面，特别是“坦克”和“机关枪”，这些可不是随便在什么烟囱里就可以藏的。显然，上述两种私藏武器的说法，恰恰暴露了他们对当地地形的一无所知。至于皮特凯恩说的，马统工党从兵营里偷走了坦克一事，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从哪个军营偷的。在巴塞罗那的马统工党民兵（现在已为数不多，因为马统工党已经不再直接征召民兵）和大批的人民军军队使用的都是列宁营房。因此，皮特凯恩先生是在告诉我们，马统工党是在人民军的纵容下偷走了坦克，同样又在人民军的纵容下私自将“七五”式手枪藏在了他们自己的“住所”，却没有指出这些“住所”在哪里。那些在西班牙花园广场上使用的“七五”式手枪堂而皇之地上了各大新闻报纸，但我认为，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如前所述，在战争期间，我从未听到西班牙花园广场有枪炮声，那里离我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距离。几天后我去了西班牙花园广场，但在那里的建筑物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弹痕。据住在附近目击了整个战斗过程的人回忆，那里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枪支（顺便提一下，偷枪的说法可能源自苏联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新科。不管怎么说，是他和一个著名的英国记者说了这件事，后来这个记者在一份周报上也如实地复述了这件事。自那以后，安东诺夫·奥夫新科便被“请下了台”，至于是否是这件事影响到了他的清誉，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事实就是，这些关于坦克、机关枪等等的说法都是被捏造出来的，否则他们便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的巴塞罗那战斗和如此弱小的“挑起此次战斗的”马统工党组织之间的矛盾。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根据Inprecor的报道，马统工党应该对这场战争“负完全责任”；同时这个政党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没有追随者，只有几千个编了号的党员。若要使我们同时相信这两种说法，那么马统工党就必须拥有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所拥有的全部武器。

当你读完《工人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时你会忍不住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他们在有意地利用公众对事实的一无所知，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树立起群众的偏见。因此，就有了像皮特凯恩在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报》里所说的，“暴动”被人民军镇压了的说法。这只是想给外界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整个加泰罗尼亚是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但是人民军在整个战斗中都是保持中立的，每个在巴塞罗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很难相信皮特凯恩先生却对此置若罔闻。更有甚者，这些媒体竟然玩起了虚报伤亡数据以夸大战斗规模的把戏。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迪亚兹称战斗中死亡人数为“九百”，受伤人数为“两千五”，这些数据被各大报纸广泛地引用。加泰罗尼亚的宣传部长也绝不可能压低数字，却给出了“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的数据。显然，这些媒体的报道将实际数据翻了一倍，而且还索性加了几百。

然而，国外的资本主义媒体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有一些报纸支持共产党的说法。其中一家媒体是英国的《新闻纪事报》。该报社的记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当时也在巴塞罗那，这里是我从他的一篇名叫《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乱》中摘录的一部分：

……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这是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马统工党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利用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团发动的一场暴乱……悲剧开始于星期一的下午，当时政府派出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局的大楼，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些工人大多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他们在服务期间有严重违规行为的丑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然而，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却拒绝执行命令，而是一步步撤退，直至上了大楼的楼顶，此时广场外面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事情的来龙去脉尚未弄清楚，却已经有人放出谣言，说政府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于是，街上布满了武装分子……夜幕降临时，每一个工人街区的中心和政府大楼的周围都建起了街垒。夜里十点钟，一阵枪声响起，只听在所有的街道上救护车的警报声此起彼伏。黎明时分，所有的街垒都遭到了火力攻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死亡人数多达一百多人，战斗状况之激烈可想而知。无政府主义组织下的全国劳工联盟和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劳工总会并没有“集聚街头”。他们只是躲在街垒后面，警惕地注视着街上的情况，一旦发现有携带武器者出现在街头，他们便会开枪射击……然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法西斯分子必然会想方设法将势态进一步恶化——有一些隐藏身份混入人群中的小喽啰，他们从屋顶上向四周胡乱开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制造更大的恐慌……然而，到了星期三晚上，这场叛乱的幕后主使便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街上到处贴满了煽动性的海报，号召大家即刻起来革命，推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领袖，海报后署名“杜鲁提之友”。星期四早上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报纸上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且对此煽动性言论毫无同情之意，但是马统工党的报纸《战斗报》却对此言论做了全部转载，并高调赞扬这种做法。至此，巴塞罗那，这座西班牙的第一大城市，由于反动组织受到奸细的利用而陷入了一片血腥的杀戮之中。

这与我上面摘录的共产党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我们只剖析这一种说法，也会发现其内容是自相矛盾的。起初，这个事件被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乱”。接着又说事件的起因是电话大楼遭到了袭击，并且引起了人们对政府要对付无政府主义者的怀疑，整个城市到处建起了街垒，守在街垒后面的是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两天后出现了煽动性的海报（实际上就是一份传单），文章又暗示这才是事发的导火索。但是，这里面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罔顾事实的嫌疑。文章称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团是马统工党控制的组织，然而，这两个组织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和马统工党没有任何联系。自由主义青年团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联盟，相当于加联社党的JSU；而杜鲁提之友是FAI内部的一个小组织，而且这个组织一直对马统工党心存强烈的敌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人既是杜鲁提之友的成员，又是马统工党的成员，这几乎就相当于是在让我们相信社会主义联盟是英国自由党控制的一个组织一样。难道兰登·戴维斯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在报道如此复杂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下笔应该更谨慎一些才是。

我无意攻击兰登·戴维斯先生的职业操守，但不可否认的是，战斗结束时，他本可以借此机会做一番严肃的调查，但是他却离开了巴塞罗那，而在他的整个报告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只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才将此事件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乱”，其本人并没有去做足够的事实调查，这一点在我摘录的文章里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夜幕降临时……建起了街垒”，“夜里十点钟……枪声响起”。这显然不是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当敌人竖起街垒之后才开始射击还算正常，但是文章中告诉我们的是，从竖起街垒到枪声响起，中间隔了数小时之久，这显然是在歪曲事实。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我，都亲眼看到早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有枪声响起。另外，文章中还提到那些“从楼顶上”开枪的“法西斯分子的小喽啰”。兰登·戴维斯先生并没有解释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人是法西斯分子的。我想他应该是没有爬上屋顶去问过的，他只是引用了别人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与官方的版本相吻合，他便没有去怀疑它的真实性。事实上，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他就无意中透露出他的大部分信息都可能是来自那位宣传部长之口。驻西班牙的外国记者无不完全处于宣传部长的左右之中，尽管大家都认为，光是听到宣传部长这个名字就要加以小心。当然，宣传部长也许会像已故的卡尔森爵士客观地描述一九一六年的都柏林起义那样，客观地描述巴塞罗那的危急。

如上，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这场暴动事件的说法不能当真的理由，我已经做了一些说明。此外，对于大量的指控马统工党是收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处的秘密法西斯组织的说法，我还必须多说几句。

这个指控反复出现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媒体报道中，而马统工党则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西班牙的代表。据《红色战线》（巴伦西亚共产党的一份报纸）阐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种政治信条，而是一个官方资本主义组织，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恐怖团伙，专门从事犯罪活动和反人民的破坏活动。马统工党是一个与法西斯分子勾结的“托洛茨基分子组织”，隶属于“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可是很明显，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一条证据能够支持这一指控，只不过这一指控中始终带着一副权威性的姿态而已。这种言论攻击极大程度地流露出个人诽谤的成分和一种可能对战争造成的影响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在二月份的《工人日报》里，一个叫作威妮弗蕾德·贝茨的作家这样写道：“马统工党在前线投放的兵力只有其后方武装力量的一半。”这并非事实，但作者可能认为这是真的，于是，这位作家便和《工人日报》一起，欣欣然地把一条最重要的军事信息通过报纸专栏成功地传达给了敌人。拉尔夫·贝茨先生又在《新共和国》报纸上写道：“有一次，马统工党军队‘与法西斯分子在无人区踢足球’。最后，马统工党军队伤亡惨重，其中受伤和遇难的还有与我交好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恶意中伤的漫画四处流传，起初是在马德里，后来就传到了巴塞罗那。图片上马统工党戴在头上的具有锤子和镰刀图标的面具滑落了下来，露出了一张标着纳粹分子十字标志的面孔。如果政府不是受到了控制，在战争期间这类事情是绝不允许四处传播的。这不仅是在有意打击马统工党民兵的士气，同时也是对那些恰好在其周围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打击，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知道你旁边战线里的军队是叛徒更加令人沮丧的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来自后方的诬蔑是否对马统工党的民兵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必然在于此，而制造传播此言论的人一定是怀着某种恶意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

对马统工党的攻击性言论最后变成了这样：

除了众多国外帮手和支持者（大多是来自法西斯国家的难民）之外，数以万计的参战者（几乎全部都是工人阶级）和成千上万的民兵，实乃法西斯主义驱使下的一个巨大间谍组织。

这是有悖常理的，但凡了解马统工党历史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所有马统工党领袖背后都有一段革命史。其中有些人还参与了一九三四年的起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因参加反对勒鲁斯政府或君主制的社会主义活动而被关押入狱。然后在一九三六年，当时的领导人华金·毛琳曾经作为佛朗哥的代表议会上的代表之一，在议会上给出了即将发生起义的警告。起义爆发后，他在佛朗哥后方组织反抗时被法西斯主义者关进了监狱。当时，马统工党在抵制起义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马德里，许多马统工党的成员都在巷战中牺牲了。这是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组建的第一批民兵团体中的一个。我们似乎很难相信这些行动都是因为收受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好处，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选择加入的应该是他们的对立面才对。

此外，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有发现马统工党有任何亲法西斯主义的迹象。有说法称马统工党推行了更具革命性的政策就分散了政府的力量而变相地援助了法西斯，虽然这种说法还存在争议，但我是不赞成的。

我想，对另一个坚持走改革路线的政府来说，马统工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这件事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与叛国罪完全是两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如果马统工党果真是一个法西斯组织，为什么这个组织在前线的士兵们还依然保持着忠诚，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在那两个无法忍受的冬天，那里仍然有八九千，近一万名士兵坚守着前线最重要的部分。他们中很多人在战壕里一待就是四五个月。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直接走出战壕去投奔敌人，这简直很难理解。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会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然而，就在马统工党作为一个政治党派刚刚被镇压不久，所有人对他们的认识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事被说成是：“民兵组织在还没有被重新分配到人民军之前，参加了凶残的袭击韦斯卡东部的战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有数千人因此而丧生。”还有人认为民兵中间有“亲敌现象”和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讲的，逃跑事件的发生是非常少见的。还有人相信了马统工党有“亲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等等的宣传，但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当然，在马统工党里一定还有法西斯分子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奸细，但这些间谍和奸细在所有左翼政党中都是存在的，而且未见得这些混入马统工党的间谍和奸细一定会比其他政党内的多。

事实上，一些媒体的攻击性报道中牵强地说只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控制而为其卖命，而只字未提党内的士兵。但这无疑是将该党的领导人和士兵之间分裂开来。此类指控往往意味着其普通成员、民兵等等所有人都牵连其中，因为，如果戈尔金和其他领袖真的受法西斯控制的话，那么那些和他们密切联系的追随者一定会比那些远在伦敦、巴黎、纽约的记者更加清楚内幕。最后，当马统工党被镇压时，被控制的秘密警察将与其有关的所有人都定为有罪。他们逮捕了所有与马统工党有过联系的人，只要能够下手，一个都不放过，包括伤员、医院的护士、党内成员的家属，甚至是孩子。

终于，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马统工党被镇压了下去，并被宣布是一个“非法组织”。这是奈格林政府从五月上任以来的第一个行动。当马统工党的执行委员被捕入狱时，相关报纸便刊登出了“一个巨大的法西斯主义阴谋被揭露”的消息。以下是六月二十一日西班牙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报道总结：

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佛朗哥的阴谋随着大批托洛茨基主义的首要人物在巴塞罗那和全国各地被捕……上周末，大战期间最残酷的间谍案细节，以及迄今为止最无耻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叛变行径已经大白于天下……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至少两百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词等等，都证明了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情所证明的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通过广播向佛朗哥大将军传递军事秘密，他们与柏林有联系，并且与马德里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有勾结。

另外，还有关于用“隐迹墨水秘密传递消息”、有“署名为字母‘N’（N代表尼恩）的神秘文件”等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细节。

但重点是最后的结果。如我所说，事情过去了六个月之久，大部分的领导人仍被关在监狱里，但却从来没被提审过，诸如通过广播与佛朗哥联系之类的指控也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如果他们真的犯了间谍罪，就一定会像之前的许多法西斯分子那样，在一个星期内受审并被枪毙。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在相关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凭空断言的说辞之外，没有人能够给出一星半点的证据。至于那两百份“完整的供词”，如果确实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过此事。实际上，它不过是有人绞尽脑汁的两百次想象罢了。

不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拒绝相信对马统工党的指控。最近，七名政府内阁以五比二的比例通过了释放反法西斯政治犯的决定，而那两名反对者就是共产党的部长。八月份，由詹姆斯·马科斯顿议员率领的国际代表团来到西班牙，调查对马统工党的指控以及安德烈斯·尼恩·普列托的失踪案。国防部长伊鲁霍、司法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内阁部长奥尔特加·加塞特、总检察长普拉特·加西亚等人，都不相信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犯了间谍罪。伊鲁霍还补充指出，他已经从头到尾翻看了该案的卷宗，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据能够经得起推敲，而那份所谓的由尼恩签署的文件也毫无价值——它是伪造的。普列托认为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对巴塞罗那的五月巷战负有责任，但不认为他们是法西斯间谍。他补充道：“最严重的问题是，逮捕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并未经过政府的统一决定，而是警察滥用职权，擅自行事。”他还引用了另外几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伊鲁霍也同样指出，警察已经成为一个“预独立的”机构。十二月份，由约翰·麦戈文议员率领的另一支代表团来到西班牙后，也对此事件做出了基本相同的陈述。内阁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甚至更加露骨地重复了普列托的评论：“我们接受了俄国人的援助，就必须默许某些我们不喜欢的行动。”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它充分说明了西班牙警察的自主政权问题，那就是即便是有了监狱总长、司法部长麦戈文以及别的重要人物签署的命令，人们也不可能获许进入巴塞罗那的任何一个“秘密监狱”。

我认为这些足以说明事实。指控马统工党犯有间谍罪并将其抓捕，仅仅是部分报纸编出来的虚妄之言和一些秘密警察所做出的擅自行动。马统工党的领袖们以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仍在承受着牢狱之灾；在这六个月里，共产党的媒体一直不断地叫嚣着要处死“叛国者”。但是奈格林和他的政府官员们还算头脑清醒，他们拒绝上演这出大规模屠杀“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惨剧。考虑到他们头上的压力，这样的决定实在值得被大加赞赏一番。同时，综上所述，我们也很难相信马统工党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除非我们一同相信马科斯顿、麦戈文、普列托、伊鲁霍、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他人都是收了法西斯的好处而被其驱使的。

最后，说一下关于马统工党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词已经越来越随意地被广泛使用，并极具误导性，且更多是蓄意误导。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个词做出明确的解释。“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1）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鼓吹“世界革命”而反对“单独个别国家的社会主义”。不严格地说，就是革命的极端主义者。

（2）指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其组织内的成员。

（3）指披着革命外衣的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苏联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人，但通常指的是分裂和瓦解左翼力量的人。

就第一个含义而言，马统工党也许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么英国的独立工党、德国的社民党和法国的左翼社会主义党派也都具备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资格。但是马统工党与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毫无瓜葛。大战爆发时，的确有不到二十个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曾来到西班牙为马统工党工作，因为该党的观点与他们最接近，但他们并没有加入马统工党。后来，托洛茨基命令手下人开始攻击马统工党的政策，因而那一小股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被清除出了马统工党，只有少数几个留在了民兵中。毛琳被法西斯逮捕后，尼恩接替他的职位成了马统工党的领袖，他有一段时间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但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并联合各个在野党和“工农联盟”党组建了马统工党。相关媒体因此而利用尼恩与托洛茨基曾有过联系，试图落实马统工党是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罪名。要是以此推断的话，甚至可以说英国共产党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组织，因为约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有过联系。

第二种含义是“托洛茨基主义”最准确的定义。但是从这个定义上来分析，马统工党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里将第二种含义于其他两个含义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共产主义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符合了第二个含义所解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便一定也等同于符合了第三个含义所定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说，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完成间谍活动的工具。“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之所以引起公众的注意，是从苏联审判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时才开始的。把一个人定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就等于把他定为谋杀犯、奸细等等。但同时，任何站在左翼立场批评共产党政策的人，都应该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么，难道我们可以就此断言，每一个信奉革命极端主义的人，都是受了法西斯的利诱吗？

事实上，由于各地的政策所限，对此说法也多有不同。上面我提到，当马科斯顿接受委托来到西班牙时，《真理报》《红色战线》等报纸立即公开抨击他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盖世太保 的间谍，等等。不过，英国共产党的媒体却很谨慎，他们没有附和这样的指控，而只是十分模糊地将其称为“工人阶级的反动派敌人”。当然，这也只是因为英国共产党媒体在接受了几个严厉的教训、对《反诽谤法》产生了些许敬畏之后的一种谨言慎行的态度。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亟待证实的犯罪指控却在被人抛出之后便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听范围内，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指控只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也许你会认为对于马统工党的各种指控，我进行了过多不必要的赘述，因为在党派之间的口角之争中出现一些黑白颠倒，恶意中伤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与内战所带来的灾难相比，这些事情似乎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敢说，这些诽谤中伤和利用笔杆子作斗争的方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各方各派的思维习惯最终将会为反法西斯事业带来最致命的伤害。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题目，就知道以凭空捏造的罪名来对付政敌的把戏已经不那么新鲜了。今天的关键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而昨天的关键词还是“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大约六七年前，苏维埃政府还曾通过审讯“证明”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包括如利昂·布卢姆以及英国工党的众多首要成员，曾试图策划一场巨大的对俄入侵的军事阴谋。然而就在今天，法国的共产党人却欢欣雀跃地将布卢姆视为自己的领导人，而英国的共产党人则挤破脑袋要加入劳工党。在我看来，即便是对于一个宗派观念极端强烈的人来说，他们这样做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唯一值得肯定的，是由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指控所引发了极度强烈的仇恨和冲突。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与马统工党相关的各党派遭遇打击而沦落成了遭人唾弃的“反共分子”，导致每个地方的基层共产主义者都陷入了一片对其盲目而无意识的政治迫害风潮中，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开始面临走向分裂的危险。如果类似的诽谤再强施于那些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头上，类似指控、迫害马统工党的阴谋再次出现，那么分裂的局势将无可挽回，或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这些政治纷争拿到台面上来讨论才有可能穷其尽头吧。

对于那些宣布支持或者已经站在其左翼对立面的人来说，在反法西斯的路线问题上的确存在着差异。一部分人认为，通过与部分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结成联盟，就能打败法西斯主义。而左翼派则认为，这样做只能助长法西斯主义的气焰。但是，只要没有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另类声音，对反法西斯路线问题的讨论便不会开始。如果他忠实地服从着本党路线，他就不得不号称我是在撒谎，或最多也只能说我是彻底地被误导了。即便是任何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工人日报》的标题，便会觉得自己比我更了解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争论的，因为根本连最起码的事实都无法达成一致。那些人散布谣言，称连马科斯顿那样的人都是受了法西斯的利诱，其意欲何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混淆视听，让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认真的讨论。就像一场进行了一半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一个参赛选手突然大声尖叫起来，称对手犯了纵火罪或重婚罪，这样一来就只能将棋局搁置，诽谤陷害的结果就是避开核心问题，让事情得不到任何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