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二战亲历回忆录 再返前线，受伤而归

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我们重新回到了前线。然而，经历了这场战斗之后，尤其是在目睹了报纸上那些肆意谩骂的口水战之后，我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天真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眼光去看待加泰罗尼亚战争。我想，每一个在西班牙待过几个星期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这种战斗中产生一种理想的幻灭之情。此时，我记起了前一年十二月份我刚到达巴塞罗那的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记者所说的话：“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场骗局，这里的战争也不例外！”我当时对他的话感到格外惊讶，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便是参加战争五个月之后，我也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如今，他的话却正在一点一点地得到验证。事实上，每一场战争持续得愈久，其前进的脚步便愈加缓慢，因为在战争中诸如个人言论自由、媒体报道的客观程度等因素都在制约着军事效能的提高。

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想一下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很明显，卡巴列罗政府即将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共产党影响更深、更右倾主义的政府——大约一两周之后，事实也的确如此。新政府试图一举瓦解工会的权力。而后，如果佛朗哥被打败——姑且不论西班牙政权重组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工人阶级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也纯属无稽之谈。即便是有了英国和法国的先例，但凡稍有理智的人也不会相信，在一个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此时的西班牙只可能实行专政，而且显然工人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意味着整个西班牙会渐渐趋向于法西斯主义，当然，这种法西斯主义会被蒙上一层更伪善的面纱，因为这是在西班牙，比起在德国和意大利，这里的法西斯主义要来得更人道、更温和一些。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更加无限专制的佛朗哥的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或是走向疆域的分裂，或是走向经济层次的分裂。

然而，无论战后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共和国政府去奋起反抗更加残酷而且极端的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不管战后这个政府可能会犯多少错误，佛朗哥的统治一定会比它更糟糕。虽然对于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来说，或许谁来统治这个国家并无大异。但是，西班牙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政府的最终胜利无疑会给农民们带来好处，至少当初斗争夺来的那些土地会继续留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还会没收并重新分配先前佛朗哥占有的土地，同时，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实行的农奴制也将一去不复返。战胜后掌握政权的政府必然是反教会、反封建的政府，它会限制教会的权力，至少在短期内会是这样的；它会使国家走向现代化——如，修建公路、加强教育和公共医疗建设，即使在战争期间，政府也已经做出了一些这方面的努力。而佛朗哥，直至今天，不仅一贯地充当着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傀儡，而且与封建地主沆瀣一气，充当着教会军事力量的头目。人民阵线至多可能沦为一场骗局，但佛朗哥政权却必然会逆潮流而动，人心所背。大概只有那些百万富翁和空想主义者才对佛朗哥的胜利翘首以待吧！

有一个问题就像噩梦一样困扰了我将近两年的时间，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威名。从一九三〇年开始，法西斯分子就战无不胜，现在是时候让他们遭受打击了，似乎谁来充当这个胜利者的角色并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佛朗哥和他的外籍雇佣兵统统赶出西班牙，那么国际形势将会有极大的改观——即便我们将面对的是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即便我们有无数的优秀战士将坐穿牢底。因此，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必须为胜利而战。

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也许我要说，我对奈格林政府的看法比起它刚刚执政的时候已经多了一份赞许，毕竟它正在以极大的勇气坚持这场战争，而且它也表现出了超出人们预期的政治宽容。但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战后的西班牙若是走向分裂，则其前途未卜；若没有走向分裂，则政府必将走上一条向法西斯主义倾斜的道路。我又一次压上赌注，让时间来检验所有的预言。

我们刚刚抵达前线就听说鲍伯·斯迈利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被捕，而且已被送往巴伦西亚，关押入狱。斯迈利自前一年十月份开始就在西班牙，曾经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几个月。后来，当其他的英国独立工党来到西班牙之后他便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另一支民兵队，并打算在前线待上三个月后便回国参加一次宣传活动。过了好久我们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单独监禁，连律师也不准接触。在西班牙没有任何人身保护的说法，你可能在没有被提过审，甚至没有接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扔进监狱，一口气关押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最后，我们还是从一个被释放的狱友那里得知斯迈利是因“携带武器”而被捕的。而据我所知，这里所谓的“武器”，只不过是战争初期用过的非常原始的两枚手榴弹而已。他本打算带上这两个物件，回国后在他的讲座上展示给观众看，另外还有一些他顺手捡来的弹壳和其他作为纪念品的东西。那两个手榴弹中的炸药和雷管已经被拆除，其实只是毫无杀伤力的铁筒而已。很明显，所谓携带武器只是他们随便找来的借口，斯迈利的被捕无疑是因为人所共知的他和马统工党的关系。巴塞罗那战斗刚刚结束，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借机散布反对他们的言论。所以，在过境检查中，他们随便找个理由便将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抓了起来。也许逮捕斯迈利的初衷，只是想让他滞留几天后再离开西班牙。但问题是，在西班牙一旦被关押入狱，不管受不受审，通常都得一直待下去。

我们仍然在韦斯卡前线，但是被分在了更靠东面的阵地，就是在几周前我们曾经一时占领的法西斯据点的对面。我现在是一名中尉——大约相当于英国陆军的少尉，带领着一支三十人左右的小分队，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报了上去，申请批准正式授命，但我不知道是否会得到批准。先前，民兵军官通常不会被正式批准授命，因为那意味着将有额外的支出，违背了民兵的平均主义思想规范，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公报上已经宣布，本杰明升为陆军上尉，柯普将要被任命为陆军少校。虽然政府需要民兵作战，就必须依靠民兵军官，但却从未封给他们少校以上的军衔，这大概是为了把更高的指挥权留给正规军和刚从军校毕业的军官吧。结果，在我们这支队伍中有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而且毫无疑问，在其他很多队伍中也是一样，那就是那些不管是被临时任命为师长、旅长或是营长的军官，都只佩戴着少校军衔。

前线倒没有什么明显的情况。杰卡要道附近已经渐渐平静下来，一直到六月中旬才又重新打响了战斗。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扰是狙击手。法西斯的战壕虽然距离我们有一百五十多米远，但他们地势偏高，并且盘踞在我们的两侧。我们的阵地呈一个直角状。直角顶端的部位是最危险的地方，据守那儿的狙击手经常伤亡惨重。法西斯分子不时地运来枪榴弹或类似的武器，利用地形的优势向我们发起攻击。炮弹发出一种沉重的爆炸声，这声音让人沮丧、懊恼、心神不宁、不知所措，因为你无法及时敏锐地判断出炮弹飞来的方向，并立即采取躲避措施。不过这种炮弹并不算十分危险，它在地上炸出的弹坑仅相当于洗脸盆那么大。

韦斯卡的白天炙热难耐，夜晚虽然温度宜人，可蚊子却总是闹得人心烦。虽然从巴塞罗那带来了些干净衣服，但也很快便长满了虱子。空旷的野外有荒芜的果园，那里的樱桃已渐渐地变白。连续两天的倾盆大雨漫进了防空洞，胸墙也下沉了一尺多。大雨过后，我们不得不找来一些破的可怜的铁锹，它们已经没有了木柄，而且边缘还像个铁勺子一样打起了卷，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将已被完全浸湿的黏土挖了出来。

上面答应分给我们一门迫击炮，我贪婪地等着它的到来。晚上我们还像平常一样巡逻，但是比以往更加危险，因为法西斯那边的人员装备更加精良，而且他们的警惕性也更高了。他们在铁丝网外面散放了许多空罐头盒，一听到声响就用机关枪扫射。白天，我们潜入无人区对敌人进行狙击。匍匐前进一百多米，就到了一条有着茂密草丛遮蔽的壕沟，这条壕沟可以挟制法西斯的一堵胸墙的隘口。我们在这条壕沟里架起一支步枪，如果等的时间足够长，通常就会看到一些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闪过那个隘口。我朝那里开了几枪，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了人，不过打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我的步枪射击技术太差了。但更有趣的是，法西斯部队竟然摸不清这些子弹飞来的方向，这让我更加自信地认定我早晚会打中一个的。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喜不自胜之时我却被一个法西斯的狙击手打中了。这事儿发生在我回到前线后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过程颇为有趣，值得细说一番。

那是在胸墙的拐角处，早上五点，这个时间一向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背对着太阳，黎明时，只要把头探出胸墙，那影子便会在晨光的映衬下格外地显眼。当时，我正在与一个准备换岗的哨兵说话。谈话间我突然猛地感觉到了什么——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却至今在我的脑海里鲜明而生动。

那种感觉仿佛是在一个爆炸中心，伴着刹那间铺天盖地而来的一声巨响和一道刺眼的闪光，我的全身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只是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就像突然间触了电那般猝不及防，只感觉全身瘫软，四肢无力。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得弹出了好远。我想大概就是被闪电击中的那种感觉吧。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枪了，但是因为伴随着那声巨响和闪光，我以为自己是被旁边意外走火的来复枪击中的。这一切就在一秒钟之内发生了，紧接着，我的膝盖便软了下来，身子随之而倒下，只听一声闷响，头撞在了地上，所幸并没有撞伤。此时的我已经意识麻木，头晕目眩，只觉得自己好像伤得不轻，却并没有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疼痛。

与我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立刻冲上前，喊道：“天哪！你中枪了？”一时间人们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一阵大惊小怪地呼喊声：“把他抬起来！”“伤到哪儿了？”“解开衬衣！”……那个美国人赶忙喊人要刀子，想划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想试着拿出来，却发现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居然没觉得疼，这让我有一种隐隐的满足感。这回我妻子该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受点伤，这样就可以躲开激战，避免丢掉性命。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想伤口在哪儿，伤势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子弹应该是打中了身体前面的某个部位。当我正要说话时，却发现嘴里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只能听到微弱的支支吾吾的声音，我又一次竭尽全力，问他们我伤到了哪儿。“喉咙。”他们告诉我。担架员哈里·韦勃带来了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消毒疗伤的酒精。当我被抬起来的时候，一股鲜血从我的嘴里淌了出来。我听到旁边的一个西班牙人说，子弹从我的脖子穿了过去。若在平时，那酒精涂在伤口上只会让我感到一阵猛烈的刺痛，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是那么凉爽与舒适。

他们把我放了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当知道子弹穿透脖子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哪怕是动物被子弹射穿脖子还能活下来的事。血不断地顺着嘴角流出来。“动脉被打断了。”我默默地想，心里琢磨着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大概有两分钟吧，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就要死了。这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有趣之处就在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妻子——或许每个人在这一刻都是如此吧。其次，我有一种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强烈的怨恨。时至今日，我能够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于我而言，这个世界还是很值得留恋的。那一刻，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简直是一种荒诞的不幸，这让我感到极度的愤怒，极度的不值。没有战斗，而只是在这肮脏的沟渠的一角，只因自己的一朝不慎，就一命呜呼了！我还想到了向我开枪的那个人——我在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他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知道自己打中了我吗……我对他毫无怨恨之意。我想，他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会同样杀死他的。但是如果此刻他被俘虏，被带到我面前，我一定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尽管，如果你真的面临死亡，也许你的想法会大不相同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就感觉那只麻木的右臂开始恢复了知觉，好家伙，剧烈的疼痛朝我袭来，我想一定是我摔倒在地的时候跌断了！不过，此时的疼痛让我顿感安慰，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是不会那么强烈的。我的意识渐渐清醒了，突然开始怜悯起那四个抬担架的人来，他们个个大汗淋漓，肩上扛着担架，一步一滑地向前挪着步子。就在一两天前我还帮着抬运过一个伤员，深知这是个累人的活。救护车距离这里还有三四里地，路况很糟糕，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下雨过后又拖泥带水，滑溜难行。一路上，不断地有白杨树叶掠过担架，轻拂着我的面颊，这时我才感到，能够活在一个有白杨树的世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但是我的手臂还在剧烈地疼痛着，犹如一只恶魔的利爪在撕挠着我的胸口，我忍不住要骂出声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哪怕只是一次用力地呼吸都会让鲜血从嘴里流淌出来。

医生又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打了一针吗啡之后，把我送到了谢塔莫。谢塔莫的医院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棚，伤员通常只在那儿停留几个小时，之后便被送往巴尔瓦斯特罗或莱里达。虽然打了吗啡，但我还是疼痛难忍，几乎动弹不得，只得不停地将涌上来的血吞咽下去。即使如此，那些未经训练的护士仍然试图逼我咽下医院的标准餐——一大碗汤、一连几个鸡蛋、油腻的炖菜……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医院的做法。见我不想吃，她似乎感到很惊讶。我想抽一支烟，但那时正值闹烟荒，医院里连一支烟也找不到。没过一会儿，有两个从前线暂时请了几个小时假的战友来到了我的床前：

“嗨！你还活着吧？太好了！我们得用一下你的手表，还有你的左轮手枪和手电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话，也一并给我们吧。”

他们带走了我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这样的事情已是家常便饭。在前线，如果有人受伤，他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瓜分完。其实这也算不上过分，因为手表、左轮手枪等在前线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伤员的行李中带在身上，便一定会在离开的途中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所有的伤弱病残人员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了过来，凑满了一辆救护车之后，我们便被抬上车，送往巴尔瓦斯特罗。那可真是一段难忘的旅程！人们总说，在战场上四肢受伤的人一般都会好起来，但是一旦腹部受伤的话，往往是很难活下来的。我现在终于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任何一个身上有内伤的人，在伤口不断流血的情况下，都挨不过那数里颠簸不堪的石砟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车碾压得破烂不堪，而且自开战以来从没整修过。救护车一路驶过，不断地发出乒乒乓乓、叽里哐啷的响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白城展览会上见到的那个可怕的“摇摆器”。他们忘了把我们绑在担架上。我还算幸运，左手还有点力气，可以抓着担架没被摔下来，但是有个家伙就很不幸了，他被重重地摔了下来，天啊！那该有多疼啊！还有一个人蹲在救护车的角落里，排山倒海地吐了一地。巴尔瓦斯特罗的医院非常拥挤，病床几乎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天早晨，我和一部分伤员被抬到医院的火车上，送往了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有五六天的时间。那个医院很大，容纳了战争中的病号和伤员，以及普通的病患人员，所有的病人差不多都混杂在一起。我的病房里有些人伤势很重。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他服用的药物使尿液变成了像翡翠一样的绿色，床前的尿瓶几乎成了病房里的一大景观！一个会说英语的荷兰共产党人听说医院里有一个英国人，便待我像朋友一样，他给我拿来了英文报纸。他在去年的十月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设法在莱里达医院待了下来，并和这儿的一位护士结了婚。由于伤势的缘故，他的一条腿萎缩得还不及我的胳膊粗。那两个休假的民兵，我们是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碰到的，他们来医院看望一个受伤的朋友。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两个十八岁左右的孩子。他们认出了我，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似乎想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烟草塞给了我，也许是一种对我受伤表示难过的方式吧，还没等我开口道谢，他们便一溜烟地跑走了。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个小镇上已经买不到任何的烟草，他们给我的是他们一周的配给。

几天后，我的伤势有所好转，已经能够挂着绷带下床走动了，但不知为什么，当胳膊垂下来的时候会比以前更加疼痛，同时，中枪时摔的那一跤导致现在还浑身酸疼，我几乎已经完全发不出声音了，不过中枪的伤口却从来没有感到过疼痛。可能就是这样：一颗子弹引起的强烈刺激会麻痹身体某个部位的神经，但杀伤力较小锯齿形的弹片却会像利爪一样让你感觉刺痛。医院的院子里有个景致不错的花园，那里有个水塘，里面养着一些金鱼，还有一些深灰色的小鱼。我常常坐在那里看着它们，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在莱里达医院的这些天让我对阿拉贡前线的医院体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不知道其他前线医院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医院确实挺不错。医生们个个医术精湛，医院也从不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两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成千上万本该获救的人却在这里失去了生命。

其中一个问题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靠近前线的医院基本上只是为伤员清理、包扎伤口。如果不是伤到动弹不得而无法转移到别的医院，就不会得到任何治疗。从理论上说，大部分伤员都要被直接送到巴塞罗那或是塔拉戈纳，但是由于受到运输条件的限制，路上通常要耽搁一个星期甚至十天的时间。伤员们被搁浅在谢塔莫、巴尔瓦特斯特罗、蒙松或莱里达等地，除了偶尔清洗一下绷带，他们得不到任何治疗，有时甚至连清洗绷带也是奢谈。那些被炮弹炸成重伤，或是骨头被炸裂的伤员被严严实实的绷带和巴黎产的石膏裹得密不透风，就像被套上了一个硬壳，伤势记录则用铅笔直接写在硬壳上。而通常情况下，这些石膏和绷带只有在十天之后到了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后才能拆除，在路上检查伤口是绝对不可能的，仅仅几个医生也根本来不及这样做，他们只有在忙碌中经过病床边的时候才会顺便说一句：“会好的！会好的！到了巴塞罗那就会有人给你治疗的。”而这些伤员们听到的却永远都是那句“明天就会有开往巴塞罗那的列车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护士。显然，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几个经过专业培训的护士，可能是因为在战前医院的护理工作多是由修女来完成的缘故吧。我并非在抱怨西班牙的护士。她们对我一直都是和颜悦色、毕恭毕敬的。但我不得不说，她们对于医疗常识一无所知。她们只知道如何量体温，有些人知道怎样缠绷带，但仅此而已。这样一来，那些身受重伤、行动不能自理的人就无法得到照顾，他们只能眼巴巴地待在那里，可怜极了。那些护士经常会眼睁睁地看着伤员便秘一个多星期而不去理会，她们几乎不会去帮助那些身体孱弱、行动不便的人去擦洗身体。我记得，有一个被炸断了胳膊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有洗脸了。床铺也是好几天都不收拾一次。不过，医院的伙食却是好得很——简直是好得过了头，伤员们总是被塞得酒足饭饱。在这里，病人食之过饱、饮之过量的情况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莱里达，一个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填不饱肚子的时期，医院的伙食简直称得上是饕餮大餐：早餐从六点开始，便有一大碗汤、一个煎蛋卷、一碗炖菜，还有面包、白葡萄酒和咖啡；午餐甚至更加丰盛。西班牙人似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清淡的饮食，他们给伤员的食物和给健康人吃的毫无二致，每样东西都是用橄榄油浸泡过的，吃起来油腻无比。

一天早晨，医院通知我们，这个病房的人当天会被送往巴塞罗那。于是，我费了好大力气给远在巴塞罗那的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我很快就要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被塞到车上，送往了火车站。可是，就在火车即将开动时，医院的护理工才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列车即将开往的不是巴塞罗那，而是塔拉戈纳。我想可能是火车司机临时改变了主意，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但他们同意停下来让我再去发一个电报，这又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可是那封电报根本就没发出去，这一切都是那么地充满着西班牙色彩！

我们被安置在一节普通的三等车厢，里面只有木制的椅子。许多人伤势很重，那天早上还是他们负伤以来第一次离开病床。不一会儿，由于酷热和颠簸，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伤员都坚持不住了，有几个人还好一阵呕吐，搞得整个地板污浊不堪，车厢内酸臭扑鼻。随车的护工抱着装满水的山羊皮水壶，在横七竖八的、僵硬的身体中来回穿梭，不停地往他们嘴里灌水。那水难喝极了，水里的怪味让人一辈子都难以忘记。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了塔拉戈纳。铁路沿着海岸线，离大海只有一箭之遥。我们乘坐的列车进站时，正好有一列载满国际纵队士兵的军用列车将要驶出站台，人们在天桥上纷纷激动地向他们挥着手。那是一列很长的火车，车厢几乎要被挤爆了。车上装满了士兵，还有拖着野战炮的敞篷卡车，每门野战炮都被很多士兵围了起来。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列火车在那个暮色黄昏中驶过的情景。一张张暗淡而洋溢着微笑的脸，紧贴着车窗从我们身后渐渐远去，一条条长枪筒斜躺在车上，被一条条攒动的猩红色的围巾包裹起来——我们目送着这一切，直到他们渐渐消失在视线中，唯有那蓝宝石般的海面伴着夕阳的余晖在闪动着光芒。

“他们是外国人，”有人在说，“是意大利人！”

的确，他们是意大利人。因为除了他们，没有人能组成一支如此精致优美的队伍，如此优雅地回应人们的欢呼致敬——这优雅丝毫未因列车上那近一半举瓶仰面豪饮的士兵而逊色半分。后来我们才听说，这些意大利士兵是在三月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取胜部队的一支分队。他们刚刚休整过，现在被调往阿拉贡前线（恐怕这其中的多数人在短短的几周后便阵亡在了韦斯卡战役中）。那些尚能勉强站起来走动的伤员不停地挤过车厢，似乎是在追赶那列开往韦斯卡的列车，他们把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挥动着，时而发出激动的欢呼声，他们用缠着绷带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献上庄严的军礼。这很像是一幅虚拟的战争画面——一辆列车装载着士气高昂、活力正旺的士兵正骄傲地呼啸而去；另一辆列车却塞满了遍体鳞伤、气息孱弱的伤员缓缓地停下来。而那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大炮依然是那样令人感到一种揪心的恐惧，那种厌恶的感觉又袭上心来，远远地挥之不去——但，这终究还是一场光荣的战争。

塔拉戈纳的医院非常大，里面住满了来自各个前线的伤员。天啊，他们的伤口简直惨不忍睹，无法直视！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方法用来治疗某些伤口，或许是借鉴了最新的医疗实践，但是看上去十分恐怖。他们给病人拆去绷带，将伤口完全暴露出来，然后在伤口上罩上一层裹了薄纱棉布的铁丝网，用以避开蚊虫的叮咬。透过稀薄的棉布，就可以看到那半愈合的伤口上血红的胶状物。有一个伤员脸部和喉部受伤了，他的头上就套了一个裹着薄纱棉布的圆形头盔，由于嘴被封了起来，他只能通过插在双唇间的细胶管来呼吸。这个可怜的家伙！看上去是那样的孤独，他无助地踱着步子，只能透过那个棉布罩眼巴巴地看着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塔拉戈纳待了三四天之后，体力渐渐恢复了。一天，我竟然一个人独自漫步到了海滩上。看到海边的景象一切如昔，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感觉。那些沿着海滨长廊开设的高档咖啡馆依旧在营业，当地臀丰肉满的资产阶级在帆布躺椅上悠然自得地沐浴着阳光，仿佛全然没有察觉到千里之外的战争一样。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一个正在沐浴的人被淹死了，我无法想象，在如此平静的浅滩上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离开前线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终于有人为我检查伤口了。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给刚送来的伤员处理伤口。一个医生双手握着一把巨大无比的剪刀，剪开了一个伤员胸前的石膏，由于他的肋骨、锁骨等部位都已是粉碎性骨折，所以在急救站的时候已经被包上了石膏硬壳。从那石膏硬壳一直往上看，领口处探出了一张神情焦虑、蓬头垢面的脸，那片像杂草般东倒西歪的胡子足足有一个星期没有被修剪过了。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帅气医生，精神满满地向我走过来，他将我安顿在椅子上之后，便用一块粗纱布将我的舌头裹起来使劲地从嘴里往外拉，接着又把一面牙医用的小镜子塞进我的喉咙里，要我发出“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直到我的舌头上渗出了血，疼得我眼泪直流，他才说，我的一侧声带不发声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声音呢？”我问道。

“声音？哦，你的声音永远都恢复不过来了。”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不知从哪儿来的欢快。

但是，事实证明他错了。接下来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能用微弱而细小的声音说话。但后来，突然间，我的声音就恢复了正常，另一侧的声带已经足够了！我手臂上的疼痛，是由于子弹射穿了脖子后面的一组神经而引起的，是一种类似于神经性的阵痛，我被这种疼痛折磨了有一个多月，尤其在晚上，疼得几乎无法入睡。我右手的手指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直到现在，五个月过去了，右手的食指依然是麻木的——这种因颈部受伤而留下的后遗症大概也实属罕见了。

我受伤的事成了医院里的一个小小奇闻。许多医生在给我做检查时，全都禁不住发出啧啧的喝彩声：“运气！真是运气！”有一位医生用很权威的口吻告诉我：子弹离动脉只差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测出来的。当时，所有见过我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和病人，无一不咋舌称道，认为被子弹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来，简直是太幸运了！但我却禁不住想说，如果子弹根本就没打中，那岂不是要更幸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