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二战亲历回忆录 洗牌

在我即将离开的那几个星期，整个巴塞罗那被一种奇怪而可怕的气氛笼罩着——人们各个满腹狐疑，整日心惊胆战、迟疑彷徨，内心深处是无边的仇视和敌意。五月巷战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人们心里，无法磨灭。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完全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已经交给了共产党官员，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有一丝机会，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排除异己，粉碎他们的政敌。不过，目前一切都很平静，我甚至想象不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种隐约的危机感，我预感到一场灾难正在一步步逼近。即便你与这场阴谋毫无瓜葛，这种可怕的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好像每个人都整日坐在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里耳语着什么，心里猜疑着邻桌的某个人是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新闻审查制度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将各种阴险可怕的谣言在四下里流传开来。谣言之一就是：奈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在战争中妥协。当时，我差点就相信了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抵制措施。整座城市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依旧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常播放着“英勇捍卫者”的事迹。而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是在玩两面三刀的把戏。后来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当时看来，哪怕出动些许力量，毕尔巴鄂是完全可能守得住的。只需在阿拉贡前线发动一次进攻，即便失败，也能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转移出一部分军力。但是直到大势将去——直到毕尔巴鄂陷落，政府都未采取任何行动。全国劳工联盟散发了大量传单：“请坚守你们的立场！”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在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曾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会遭到袭扰。先前，我们重返前线的时候，还看到前线后方修筑了几十里长的坚固的防线，巴塞罗那各地挖出了许多新的防空洞。人们总是很担心空袭和海上袭击，虽然更多的时候，警报声只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就会连续几小时灯火全部熄灭，不见一丝光亮，胆小的人纷纷跑进地下室躲了起来。警察的密探无孔不入。那些因五月巷战被抓的囚犯一直在监狱里关押着，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其他人——当然，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坚定拥护者——他们总是三三两两、隔三岔五地被送进监狱。目前看来，没有一个人被提审过，甚至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罪名，即使是像“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样的犯罪理由他们都已经懒得去捏造了，那些人就无端地被送进了监狱，并一直被关在那儿，出头之日遥遥无期。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只知道，无论是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为他辩护的律师，都无法见到他，除此之外没有鲍勃·斯迈利的任何消息。一批又一批来自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不断地被关押了起来，其罪名通常是被定为战场上的逃兵，而眼下没有人能确定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还被当作志愿者，只要他们想离开，任何时候都可以拿着遣散批文离开。现在，政府似乎变卦了，民兵被列入了正规军，一旦他们想回家，便被当成逃兵。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肯定民兵就是正规军，因为在前线仍然有人拿到了遣散批文。只是，这些批文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它立刻就会成为一个人被关押入狱的理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骤增到了数百人，不过，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这些人多数会被遣送回国。

大批的武装突袭队在各个街道的各个角落游荡，警卫队还在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控制的建筑周围依然布置着沙袋堆起来的掩体，街上的壁垒依然竖立着。市里的许多地方都有由卡宾枪手和警卫队驻守的岗哨对经过的路人进行盘查。周围的人都在警告我，让我只出示护照或医院的入院证，千万不可出示马统工党的民兵证，即便只是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被发现后也非常危险。有很多伤员或正在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已经遭到了他们各种各样无耻的打击报复，比如，被无端地扣除军饷，等等。《战斗报》仍旧在出版发行，但经过严苛的审查后几乎已经面目全非，《团结报》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了同样的审查。不过对于这种审查又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定，那就是：报纸上经过审查后被删除的版面处不得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的内容进行填补。如此一来，人们便不会分辨出原稿中的内容已经做了大量删减。

困扰整个战争时期的食物短缺问题此起彼伏，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阶段。面包严重缺乏，一些面包商不得不靠掺杂大米来做成廉价的面包以维持供给。由于糖和牛奶也已经成了稀有物品，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膏一样的面包。烟草更是无法满足供给，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普通的烟草根本无处可寻。橄榄油，这种西班牙人在很多时候必不可少的东西如今却也很难买到。急于购买橄榄油的妇女们在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卫队的监管下排起了长队，也许是因为无聊，他们总是时而让马倒退几步，当马蹄踏在妇女们的脚趾上时他们似乎乐不可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小麻烦，那就是经常无法兑换、找赎零钱。银币已被收回，而新的硬币却尚未发行，因此，除了十生丁的硬币之外，面值最小的货币便是二点五比塞塔 的纸币，而十比塞塔以下的纸币是非常稀少的。这意味着那些赤贫者要面对更为严重的食物匮乏问题。一个拿着一张十比塞塔纸币的妇女，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买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找赎，而这个妇女又不可能一次性将这十比塞塔全部花出去。

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时而变幻莫测的谣言，不断地被删减篡改的报纸，还有频繁出现在大街上的武装军队，这一切都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无尽的恐惧与不安。这一切似乎无法一语道清，因为造成这种氛围的核心基础在英国并不存在。在英国，没有人会对党同伐异的现象感到习以为常，政治迫害也仅限在很轻微的程度上。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老板会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那些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也极为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似乎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这一切看上去却是那么地理所当然。如今“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不得不活得心惊胆战。众所担心的事情是巴塞罗那会再次爆发一场巷战——这种事情毕竟没有发生，但如果巷战一旦爆发，那么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必将会降临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好多次，我都在竖起耳朵等待听到那第一声枪响，似乎整个巴塞罗那都被不断散布的恐怖情报所笼罩，它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是那样如出一辙：“这里的气氛真可怕，就像是进了疯人院！”或许这里所说的“每个人”并非完全合适，那些特地来到西班牙游览观光的英国人，一个一个旅馆住过之后，似乎并没有体会到这个大环境有什么异样。我无意中看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的《周日快报》上阿索尔公爵夫人这样写道：

我去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任何武装暴力行为。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非常舒适，只是没有黄油和咖啡。

这番话道出了英国游客的一种奇特的心态，他们不相信在高档旅馆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倒真希望他们能为这位公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毛琳疗养院，那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一所疗养院，坐落在提比达波山附近的郊区。提比达波山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突兀耸立在巴塞罗那小城的后脊，相传撒旦就是在这座山上带着耶稣俯瞰了大地上所有的国家，这座山便由此而得名 。这些房屋原属于一些富有的资产阶级，后来在革命时期被没收了。住在这所疗养院的多数人都是一些因病而暂停服役，或者是在战争中受伤而终身残疾的士兵。疗养院里也有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他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从前线被送了回来；亚瑟·克林顿，他的左臂粉碎性骨折，仍然绑着绷带，吊在一个俗称“小飞机 ”的奇怪装置上。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的时候回到巴塞罗那。

每天上午，我会按例到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的感觉很奇特，像针刺一般的电流流过全身，使所有的肌肉组织不停地跳动起来——不过，它似乎有些起作用了，我的手指恢复了知觉，而且疼痛也逐渐有所减轻。我和我的妻子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又说不出话来，看起来像是永远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至少几个月之内我是不适合作战的。而我早晚要挣钱糊口，这样看来，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我回国的主要动机还是出于一种自私的考虑，我最无法克制的期望便是离开这个国家，摆脱这里的一切，远离这充满了政治敌视和猜疑的恐怖氛围，远离那些布满了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甚至还有那刺耳的有轨电车的鸣叫、每日里喝的没有牛奶的茶、吃的油腻的食品，远离这没有香烟的日子——远离所有与西班牙有关的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已经证实我的身体不适，无法继续作战，但是要想拿到遣散批文，我必须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开一份医委会的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证明上加盖印章。柯普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了，他刚参加完战斗，他告诉我，我们最终会攻下韦斯卡。政府从马德里前线调来了军队，准备集中三万人的兵力和大量的飞机攻打韦斯卡。那些在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列车上、从塔拉戈纳调往韦斯卡前线的意大利人对杰卡要道发起了攻击，但是伤亡惨重，还损失了两辆坦克，但是柯普却说，那个城市早晚都是守不住的（可叹的是，这座城市并没有被攻陷，整场战斗一片混乱，攻陷的说法只是媒体没有搞清楚状况，便妄自揣度后的一派胡言而已）。这时，柯普要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手上有一封负责指挥东方军的波萨斯将军写的引荐信——内容很平常，只是说柯普是一个“让人充满信心的人”，并推荐他到工程部的一个岗位去任职（此前，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六月十五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了巴塞罗那。我和满满一卡车人抵达谢塔莫时已经将近午夜了，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他们就命令我们列队，给我们配发步枪和子弹。进攻好像刚刚开始，他们随时都在召集后备力量。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完全无法拒绝和其他人一起列队待命。我枕着弹盒睡在了地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枪伤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想这样的事情一定还会发生，一想到战火连天的景象我便会陷入极度的恐惧中。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不得不等到天亮，毕竟那一刻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的证明，准备去办理遣散批文，这又是一件搞得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的事情。他们总是把你踢来踢去，从一个医院赶到另一个医院——谢塔莫、巴尔瓦斯特罗、蒙松，然后又返回到谢塔莫，在批文上加盖印章——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交通状况陷入了一片混乱中。至今我还记得在那几个夜晚我睡过的地方：第一天晚上还睡在医院的病床上，第二天就睡在了战场的壕沟里，睡过连翻个身都能摔下来的狭窄的长椅，也睡过巴尔瓦斯特罗市立旅馆的大床。一旦离开铁路，除了侥幸能碰到一辆颠簸得像弹簧一样的货车以外便再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为了碰到一辆货车，常常要在路边等上几个小时，有时候也许是三四个小时，和那些总是三五成群、神情惆怅不安的农民们一起，带着他们箩筐里嘎嘎乱叫的鸭子和活蹦乱跳的兔子，向一辆又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者弹药箱的卡车时，你便可以尝到那种在剧烈颠簸的车上打滚，直至把自己搅成糨糊的滋味，那种在马背上腾跃而起的感觉远不及一辆卡车将你抛向高空时的恐惧。大家只好将身体紧凑在一起让自己尽量平稳一些。可笑的是，我的身体太虚弱，竟然不得不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卡车，这真是让人尴尬不已。

去医委会开证明时，我在蒙松医院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他的左眼受伤了。他对我很友好，还给了我几支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只会互相攻击。”说完我们便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说来也怪，只要是在靠近前线的任何地方，人们的情绪就会立刻变得不一样起来。党宗派别间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烟消云散。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想过会有哪个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为我曾服务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这是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距离战争更远的地方才会发生的事情。谢塔莫有大批突袭队员，他们是从巴塞罗那调过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的。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战斗作准备的部队，他们中有很多人从未打过仗。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是他们说了算，但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常常要与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十五六岁的娃娃民兵套近乎。

蒙松医院的医生又一次将我的舌头拽出来，把镜子塞进喉咙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像之前的那位医生一样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再也发不出声音了，神情里依旧带着那种不可思议的欢快。他给我在检查证明上签了字。当我在等待接受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一场无比残忍的非麻醉手术让我永远不愿再想起，却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只听尖叫声一声又一声地震彻耳际，我仿佛看到了手术刀在一刀一刀地割下去，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踢得横躺遍地，地板上的血水和尿水早已混在了一起。

这是我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段旅程，很奇怪，这期间的每一个的细节都历历在目。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不同于以往，似乎更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周围的一切。我终于拿到了批文，上面显赫地印着第二十九师的印章，还有医生开的证明，证实我已经被“宣告残废”。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终于，也是第一次，我可以好好看看这里的一切了。我在巴尔瓦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去往那里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此前，我曾有几次路过巴尔瓦斯特罗，与这里有过匆匆的几面之缘，那时的巴尔瓦斯特罗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污浊、孤冷、灰暗，到处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和衣衫褴褛的士兵。而如今，这里一切似乎不再是它以前的样子，我随意地漫步于街道间，忽然意识到那弯弯曲曲的街道原来如此怡人，古老的石桥安静地端坐在河面上，各家小酒馆里陈设的一人多高的酒桶香醇四溢，人们在半地下的商铺里精心制作着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的场景显得格外引人入迷。我在一家制作羊皮水壶的店铺前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起来，才知道，原来壶里是用未经煺毛的羊皮做的，因此，人们喝下的是真正的用山羊毛过滤过的水，我用了几个月的山羊皮水壶，竟对此一无所知。小城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小溪的背后矗立着一座陡峭而笔直的石崖，崖上建有几座房屋，远远望去，从房屋的窗口便可以跳入下方距崖顶一百米的河水中。成群的鸽子从崖洞中飞了出来。而那些已经坍塌的古老建筑也成了燕子们的栖身之所，从远处看去，它们在残垣断壁上筑起的巢穴，就像是华丽而纤巧的洛可可时期的建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的时间，却对这些视而不见呢？我拿着批文，再次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更像是一个旅行者。第一次，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是真正地来到了西班牙，来到了一个我毕生向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尔瓦斯特罗静谧的小街上，我终于可以驻足片刻，欣赏一个远离谣言的西班牙，将自己与在每个人心目中扎根已久的那个战乱中的西班牙隔离开来。白色的山峦、牧羊人的哨声、宗教法庭的地牢、摩尔风格的宫殿、蜿蜒而行的黑色骡队、银灰色的橄榄树、挂满枝头的柠檬、蒙着黑头纱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教堂、红雀、斗牛，还有吉卜赛人和那悠扬的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它是整个欧洲最让我心驰神往的国家。遗憾的是，当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看到的却只是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一个在严冬季节中日日弥漫在硝烟战火中的西班牙。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已经没有了出租车，毛琳疗养院是回不去了，它在城外，我只好去了大陆饭店，路上停下来吃了一顿晚餐。我还记得与一个年岁稍长、面容和善的酒馆店家的谈话。我们聊起了用黄铜钉起来的橡木酒壶，是给客人斟酒用的，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叹息地说：“是啊，美极了对吧？可惜现在买不到了，已经没有人制作了，再也没人做任何东西了。都是战争闹的——哎！可惜啊！”听他说完后，我默契地点点头。我又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旅客，店家轻声地问我：“有没有喜欢过西班牙呢？你还会再回来吗？”“哦，当然，我应该会再来的吧。”这次平静而祥和的谈话我深深地铭记于心。之后便发生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情。

进了旅馆后，我看到妻子坐在休息厅里。看到我之后，便起身朝我走了过来，她漫不经心的样子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她故作甜蜜地搂住我的脖子，微笑着将脸贴到我的耳边——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她低声而有力地对我说：

“快走！”

“什么？”

“快离开这儿！”

“什么？”

“别愣着了！你必须立刻离开！”

“啊？为什么？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三步化作两步便朝楼梯走去。下楼梯时，我们遇到一个法国人——这里就不指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毫无瓜葛，却总是在我们身处困境时站在我们这边。他关切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过来。趁他们没报警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突然，楼下的一名员工，从电梯里偷偷地窜出来，神情慌张地对我说：“赶快走！”这名员工是马统工党的成员，我想，这里的经理并不知道。而此刻，我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出旅馆，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啊。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遭到了镇压。他们夺取了所有的建筑，几乎把所有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一部分人已经被枪毙了！”

原来如此！我们必须换个地方说话。兰布拉大道上所有的咖啡馆都站满了警察，不过我们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说明了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

六月十五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尼恩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猎鹰旅馆，并抓捕了旅馆里所有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顷刻间变成了监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所有的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援助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还不失一切时机地下手逮捕了所有与马统工党有关的人，不到两天的时间，四十名执委会成员几乎全部被关押了起来。即便有一两个人躲了起来，警察也会使出抓人质的手段：他们会把逃跑者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这已经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滥用的把戏。短短的时间内，被捕的人多到根本无法统计，我妻子听说仅在巴塞罗那就有四百人被捕，而我始终认为，当时被捕的人数一定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他们抓走的都是马统工党内部最优秀的成员，有些警察甚至过分到从医院里残酷地把受伤的民兵拖走。

眼前的一切是多么地让人懊恼而沮丧！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或许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目前看来，对这些人的抓捕简直毫无意义。这明摆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镇压马统工党，于是那些曾经和马统工党有关的人便遭了殃；马统工党被立为非法组织，因此那些曾经服务于该组织的人便都是犯了法的。还是那样，所有被捕的人无一真正地受到过指控，而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纸正在大肆编造“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马统工党利用电台向敌人传递消息，用隐形墨水签署文件，等等。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过这些事情。重要的是，这些文字只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出现过，可以说，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未提。我们最先了解到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准确消息不是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在事发一两天后才进入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的不是政府，一些政府成员也拒绝承认这一点。我们只是隐约听说马统工党的领袖们，或许也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利诱。已经有谣言传出监狱里的人已经被秘密枪杀，虽然这种谣言有些夸大事实，但秘密枪杀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毫无疑问，尼恩就是其中的一个。尼恩被捕后就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被押送到了马德里。尼恩被枪杀的谣言最早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传到巴塞罗那的，后来谣言的真相变得渐渐清晰起来：尼恩已在监狱里遭到秘密警察的枪杀，尸体被扔在了大街上。这个消息来自于几个方面，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员费德里科·蒙特瑟尼，自此再也没有人听到过尼恩还活着的消息。事后，当各国代表团对此事向政府提出质问时，他们便支吾搪塞，只说尼恩已经失踪，下落不明。有些媒体甚至编造谣言说尼恩已经逃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布：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官方公报 。在任何情况下，像尼恩这样的政治要犯是绝对不可能逃狱的，除非我们看到尼恩本人活着站在我们面前，否则我们便不得不认为他已经在狱中被暗杀了。

对马统工党的抓捕越来越猖獗，几个月后，监狱里除法西斯分子外，政治犯的人数已经疯涨到数千人。警察局内下层人员的自主权颇为值得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公开进行违法逮捕，一些由警察局长下令释放的人却在监狱大门口又被抓了回去，并且被转移到了“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是在六月十七号被捕的，随即兰道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在监狱里，没有任何审判，也没有她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了。不久之后，她被宣布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她又被抓了回去，再次被投进监狱。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起初，无论是哪个岗位的警察，似乎都从不关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他们随时都会抓捕重要军官。大约在六月末，第二十九师的总司令乔斯·罗维拉将军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支警察队伍抓了起来。他的部下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却得知作战部和警察局长奥尔特加都从未获悉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有一件事情虽然也许无足轻重，但却始终令我如鲠在喉，那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一概对前线部队封锁了消息。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和前线的其他人都没有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风声，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援助中心等都在正常运转，直到六月二十日，在像莱里达这样距巴塞罗那只有一百多里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所有与此相关的消息都被禁止刊登在巴塞罗那的报纸上，而巴伦西亚的报纸上谎造的“法西斯分子的阴谋”之类的消息也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逮捕那些在巴塞罗那休假的民兵的意图便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六月十五日回到前线时所带去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前线士兵所看到的最后一份报纸。我至今仍然对此事十分不解：事情怎么会不为人知呢，那些来来回回运送物资的卡车可是一直都从那里经过。但是无论如何，消息还是被封锁了。尽管我已经从许多方面得知了这件事情，但是前线的将士却是在事发好几天之后才听到了风声。

所有这一切的动机可想而知。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政府可能害怕当他们知道事情真相之后会拒绝作战。尽管，实际上，消息在前线传开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此前那些诸多战死沙场的人一定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无法释怀。我知道，作为一种常规制度，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也许是合乎情理的。可是眼下战士们一边在为政府奋勇战斗，一边却不知道他们所拥护的政党已经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领袖正蒙受着叛国罪的屈辱，他们的亲友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切似乎都需要有个说法。

妻子开始给我讲述发生在我朋友们身上的事情。一部分英国人或其他的外国人已经离开了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科特曼在搜查毛琳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他们侥幸藏了起来；侥幸躲过此劫的还有约翰·麦克奈尔，他本来去了法国，而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他又回到了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宁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险境时留在他们身边，也不愿一个人躲在安全的地方。至于其他人，则几乎是相同的命运，我的妻子一一罗列了出来：“xx被捕了”，“xx也被捕了”，“乔治·柯普……”他们好像“逮捕”了所有的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突然吃惊起来。

“什么！柯普？难道他不是在巴伦西亚吗？”

妻子又告诉我，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的陆军上校的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是东部战线的作战运营计划。柯普当然知道马统工党遭到了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火速赶往前线的路上逮捕他。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箱的时候，我妻子正好外出，那里的人便一边设法撒谎拖住他，一边偷偷地给警察打了电话。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心中的怒火无法抑制。他是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们一起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祖国、安稳的生活——只为来西班牙参加这场反法西斯的战斗。在他还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时，便未经许可就离开了那里，投身于一支外国军队。他曾经几度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一旦回到自己的祖国，等待他的将是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一直在前线，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从民兵当上了少校，我已经记不清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却知道他只受过一次伤。在五月巷战中，我亲眼看到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成功地阻止了那场即将发生的战斗，或许有将近二十人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而今，他所得到的回报竟是被那些人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是压抑这种该死的怨恨也实在是考验耐心的一件事。

当时，他们并没有抓捕我妻子，尽管她仍然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动她。显然，她是被当作了诱饵，他们试图将我一举擒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大约在黎明将近之时，六个穿便衣的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几乎不放过每一块纸片，所幸的是护照和那本票本还在。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的书籍，过去几个月来积累的所有剪报，我很好奇，这些剪报对他们会有什么用呢？还有所有的战争纪念品以及信函（不幸的是，他们一同带走了许多读者寄给我的还未来得及回复的信件，当然也包括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那些读者曾来信和我探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却没有收到我的回信，那么就请把这几行文字当作我的一次道歉吧）。我后来得知，他们还拿走了我留在毛琳疗养院里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衣服也带走了，或许他们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吧。

不管怎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妻子选择留在那家饭店是更为安全的。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必须马上躲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一批接一批的人被逮捕，我还是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身处险境，这愚蠢的攻击简直毫无意义。但是，柯普正是由于对现实缺乏认真的思考才让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呢？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连马统工党的成员都不是。我的确在五月巷战中扛枪上阵，但同时拿着武器和我并肩的还有四五万人（这只是保守的估计）。

现在，我急需让自己睡一宿好觉。我想冒险回到旅馆去，但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给我解释目前的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对犯罪分子的制裁，这仅仅是一场恐怖统治。我身上没有背负明确的犯罪行为，但却被加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着英国的那一套只要遵纪守法就会相安无事的观念是徒劳的，现实是警察就是法律。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隐匿踪迹，并掩盖自己曾经和马统工党之间有过的任何关系。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显赫地印着POUM几个大字，还有一张以马统工党旗帜为背景的战友们的合影，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足以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可是我需要保留好那张退役的批文，尽管这也很危险，因为批文上盖着第二十九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那是一支马统工党的部队。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我便很可能以另一种罪名被抓起来——那就是逃兵。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早晚会降临的牢狱之灾简直毫无意义，尽管我和妻子极其希望可以留下来，只想看看事情的究竟。但我猜想这里的监狱一定已经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便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来。这时，除了胳膊的剧痛难忍以外，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差到了极点。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护照可能要在几天后才能准备好。在离开西班牙之前，需要在护照上加盖三个地方的印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警察总局显然是个危险的地方，不过也许英国领事馆能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把事情办妥。当然，他们一定会有一份外国“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的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上，但或许在他们看到名单之前，我们已经幸运地出境了。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可能会拖延一些时间，不过幸好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德国纳粹警察的某些特质，但却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分开后，我妻子回到了旅馆，我一个人则独自在黑暗的夜色中搜寻，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多想有一张床，可以好好地睡一宿啊！那种烦躁抑郁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我无处可去，世界之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他们的领袖们无疑早已察觉到自己的政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竟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他们对现实太缺乏预测了，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没有放弃对自己辖区的那些建筑进行改建（马统工党在对他们所管辖的建筑进行改建，其中的一项工程就是将行政大楼内的一家银行改建为一家电影院）。因此，那些对于每个革命政党来说都应该拥有的秘密据点，在马统工党内部却完全不存在，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有多少人因房屋遭到了警察的突袭而露宿街头。连续五天劳顿奔波，睡在那些不是人睡的地方，我的胳膊已经痛得撕心裂肺，现在那帮家伙又追着我东奔西跑，我不得不再次睡在了荒郊野地……我当时想到的只有这些，完全没有对政治问题进行任何的思考，面临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也从来不做这样的思考。似乎一贯如此，在面对战争或政治的混乱局面时，我只会意识到没有办法立刻缓解我身体上的不适，只希望这一切该死的荒唐事情赶快结束。尽管事后我会认识到事情的意义所在，但在那一刻，我只是想远离一切——或许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吧。

我走了很远，不知不觉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避开那些嗅觉灵敏、随时要检查证件的警察。最后，我试着进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洞顶还在不断地往下渗水。我又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里，那里已经被革命的烈火烧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四堵露天的残壁。我在朦胧的夜色中强忍着疼痛，踉跄地在四周的碎石块中搜寻，终于，我发现了一片勉强能容纳我身体的空地。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努力地让自己睡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