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谈慈云高僧(1)的学问

我同慈云高僧是有因缘的，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曾读过他的《十善法语》。二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从乡下来到东京，当时必须找份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做自己的学问。正好有人介绍，去了大内青峦先生(2)那里。那时大内先生正在办《明教新志》，我就做了帮手。大内先生非常忙，常常有时无暇动笔写文章。翌年正月的初刊，先生让我写点什么。在此之前，我有关佛教的书读得很少。在乡下时，在家附近的寺庙里，曾看到过诸如《碧岩集》、《成唯识论》这一类的书，当时想知道佛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翻开书看过。但这些都不是讲义，所以不可能看懂。但后来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佛教也稍稍有所了解了。我把自己所写的东西拿给大内先生看，先生看了后说我所写的东西离开断常二见，有搞佛教的头脑。我说自己不知道有几分搞佛教的头脑。先生问我是否读过慈云的《十善法语》，我回答说没有读过。于是先生说那就读这本书吧。先生还说书的最后有一篇“不邪见戒”，先从那篇读起也许更容易读懂。那篇东西是用假名写的，可以看出作者读过很多书，里面说了很多的道理，读了之后似懂非懂，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读懂。但读了那篇东西之后，知道慈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开始关注起佛教。由于这个缘故，又读了各种有关佛教的东西。特别令我高兴的是读到了富永仲基的书，富永仲基在研究方法上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读富永仲基是在读了平田笃胤的《出定笑语》之后，平田笃胤是不喜欢佛教的，但他在书中对富永仲基大加赞赏，所以我把富永仲基的书买来读了。当时我二十四岁。我把这件事对大内先生说了，先生说那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佛教界的人也有与其类似的议论，江户目黑长泉院有个叫普寂(3)的人写了一本书《显扬正法复古集》，你可以读一读。于是把那本书借了给我。那也是一本不太好懂的书，但读了大致意思还明白。德川时代的一些著名佛学家中，有些人的观点是超宗派的，他们主张直接皈依释迦牟尼。对这些问题我一直想作些研究，中年以后，自己的专业研究都没有能够作得十分充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更无暇顾及了。但从那时起，我对慈云高僧和普寂和尚一直非常敬重。今后有时间的话，还是想好好地读读他们的书。

我的专业是有关中国的学问，尤其是打算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东亚文化的发展，对于佛教，我完全是门外汉，所以对慈云高僧在日本佛学上的地位不甚清楚，但诸如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慈云高僧所做的业绩以及其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这些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所以现在我们也有所了解。慈云高僧一面呕心沥血致力于戒律的传播，同时又主张恢复释迦牟尼所实行过的方服(4)，其意味着要按释迦牟尼所行的去做，这种佛教上的复古思想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

日本的佛教有漫长的历史，其间几经盛衰。日本佛教的兴盛时期是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不言而喻，当时是得到了朝廷的保护。由于朝廷的保护，也作出了各种成果，出现过许多学者。日本的国民真正在佛教上发挥作用的时期却不是得到皇室保护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而是在镰仓时代以后。在镰仓时代以后的时期内也经历过荣枯盛衰，但最为兴盛时期当为镰仓时代。其次就是德川时代。一般人认为，镰仓时代佛教兴盛主要是新宗派的兴起，例如净土宗的兴起、门徒宗的兴起、禅宗的兴起、日莲宗的兴起，新宗派的兴起无疑是镰仓时代的一个现象，而且佛教的兴盛并不止于皇室、上层阶级，也涉及下层阶级。当然也有人反对当时兴起的新宗教，还有人根据传统的宗派对新宗教加以研究、批判。最近在栂尾的高山寺举办了明惠上人(5)的纪念活动，这位明惠上人就是对新兴的宗教持反对意见的。明惠上人认为只有理解佛教原有的本质才是真正的佛教。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当时有些人为了重振日见衰落的戒律不遗余力，也有些人将其作为学问认真探讨研究。笠置寺的解脱上人(6)也是新宗派的反对者，他为阐明佛教的真谛呕心沥血，耗费大量精力。这些坚持不懈作出努力的人们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真正的佛教兴盛起来。他们对当时日本的文化、日本人思维的成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德川时代是在经历了足利时期乱世之后的太平盛世，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日本的政策基本上是不允许创立新宗派的。所以纵使想方设法，费尽心机也很难创立一个新的宗派。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大趋势。日本的文化在不断地发展，在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教育已经普及普通百姓。在镰仓时代，一般认为念佛是通往极乐世界的便捷之道。与镰仓时代相比，德川时代民众的文化水平已有很大变化，无论学佛学还是儒学，人们要探寻的是其真正的、深层的意义。德川时代的佛教在新宗派方面没有得到发展，而是愈来愈着重于内容的复兴。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戒律的复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慈云高僧在谈到戒律的复兴时，特别提到了槙尾的明忍上人(7)。明忍上人可以说是戒律复兴的元祖，其与德川时代佛教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川时代的佛教得到政府的保护，佛家的生活安定，无衣食之忧，而佛家的境遇一旦有所改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佛教的复兴。一般说来，日本的国民即使在很好的境遇之下，他们也不会懈怠，而是继续奋发努力的。就这样，日本在结束了战乱、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执政之后，佛教很快得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的端绪则始于槙尾明忍上人的戒律复兴。

戒律的复兴实际就是佛教活动的复兴，其同治学有所不同。佛教里有三学，即戒·定·慧。首先就是戒，戒的复兴就是佛教的复兴，佛教者的生活状态必须要像释迦牟尼那样，这一点永远是列在万事之首的，其也影响到学问的复兴。当然，德川时代佛教的复兴错综复杂，但明忍上人复兴戒律对日本佛教的复兴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对此慈云高僧给予很高的评价。明忍上人曾侍奉京都朝廷，后皈阪依佛门，其在通受自誓之愿实现之后，又起别受相承之望，为了复兴戒律，明忍上人决定由朝鲜前往中国，人已到达对州(8)。当时正值征伐朝鲜之后，禁止由对州渡海前往朝鲜，只得暂滞留对州，后因病故世。慈云高僧认为，虽然明忍上人壮志未酬，但德川时代戒律复兴的机运却是肇始于明忍上人。这一点在许多僧人纪传类书中也都谈到过。我曾读过深草的元政上人(9)所写的《明忍上人行状记》，当时日莲宗业已衰落，不成体统，元政上人尽管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在为戒律的复兴殚精竭虑，这在当时给佛教界很大震撼。元政上人是在受到明忍上人志向的激励下作出如此不懈努力的。实际上复兴戒律就是要实行释迦牟尼当时的制度，一旦这个制度得到复兴，接着就要重兴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自然也包括佛学的内容。当时的日本弥漫着这种复兴的气氛，因此德川时代的佛教获得非常大的发展。

日本文化与戒律复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间学问的发展也循序渐进，不仅是佛教，儒学方面也渐渐出现了复兴的机运，创造这种机运的是伊藤仁斋、荻生徂徕这一些人。当然这不是佛教的影响，而是顺应了时代的趋势。元禄时代，在儒学方面伊藤仁斋兴起复古之风，而在悉昙学问方面，江户汤岛灵云院的净严(10)也在研究悉昙。慈云高僧年轻时曾从伊藤东涯学习汉学，有人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仁斋的学风。不过我并不这样认为，慈云高僧确实从学过东涯，但他是在东涯父亲仁斋的学风影响下产生了自己的观点。悉昙学方面，在慈云研究之前就已有净严、寂严(11)等学人前辈，而且是各有其源。戒律的复兴至关重要，慈云高僧自己曾回顾过这一发展历程，其一直追溯到明忍上人时期。慈云高僧对袈裟的研究也是令后人叹为观止。在其之前，华严的凤潭(12)也曾对袈裟进行过研究。慈云高僧在读了凤潭的著述后对他的著述作过评述。在评述中，慈云高僧不仅引用了佛教人士的著述，还引用了汉学研究人士的著述。他认为在袈裟的研究中，尺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慈云高僧自己就很认真地读了中根元圭(13)所写的《律原发挥》。这个中根元圭当时非常有名（京都人），他的《律原发挥》研究的是从数学派生出来的音律、尺度等。除此之外，中根元圭对天文也很有研究。八代将军吉宗时，从中国传入一本有关天文的书《历算全书》，作者梅文鼎(14)是研究西方天文学的。幕府里，八代将军吉宗常问起天文的事，但这本书没有人能读懂，到处寻找，最后有人说京都有个中根元圭能懂，于是把他叫到了江户。中根元圭给这本书注上了假名和读音顺序符号(15)，这样任何人都可以读懂《历算全书》了。如今这本书保存在宫内省图书寮里，我曾叮嘱有关人员要好好珍藏，于是他们把这本书挑了出来另行珍藏。中根元圭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律原发挥》这本书虽然不厚，但其研究水平在当时相当先进，所以慈云高僧常常引用这本书。由此可见慈云高僧在治学上是广采博收，他的特点就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尽力使其充实以臻愈加完美。在这一过程中，慈云高僧不是单纯地吸纳，而是要加以认真地评判，扬长避短。慈云高僧善于博采众长，但又不乏新见。他在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又能正确地对其加以评判，把学问研究得非常扎实。这一点我们从慈云高僧的著述，如他花费大量心血所著的《南海寄归传解缆抄》中也不难看出。在悉昙学方面，慈云高僧博览群书，他熟读前人著述，如江户净严律师、宝岛寺寂严阿阇梨的著述，而且还加以评论，并且在悉昙学研究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其结果是完成了皇皇巨著《梵学津梁》一千卷。这部著作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内容深奥。在书中，慈云高僧对《普贤行愿赞》作了诠释，而且后来又将其学传授给其弟子。现在这部书已开始出版，其中如对梵文《心经》、梵文《阿弥陀经》、梵文《金刚般若经》的译文研究、解释等部分已陆续面世。关于《般若理趣经》，慈云高僧考虑要尝试将其从汉文回译成梵文，而且在享和三年（1803）讲授过这部经。这在当初由梵文译成汉文时所未曾始料的。慈云高僧有关这部经的讲授也许很早就开始了，讲义笔记的后面记有享和三年，这是高僧去世的前一年，这一年他八十八岁，直到这时慈云高僧还在继续他的研究。

那么慈云高僧的研究不仅在日本文化，在东亚文化中占有什么位置呢？中国的清朝比德川时代开放得稍晚一些，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的很多优秀的僧人曾对日本的佛学发展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曾超越宗派界限、对各宗派进行广泛研究的净土宗云栖莲池大师(16)的著述就对日本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中国，莲池大师的学问在居士中间具有广泛的影响，促进了佛教的兴盛。莲池大师的影响也涉及日本，在佛教方面，日本从中国的获益实在是很大的。但是日本的梵学由于在德川时代的发展，确实领先于中国。日俄战争期间，在奉天(17)的蒙古文藏经与乾隆皇帝翻译、梓行的满文藏经都被拿到了日本，由于一个意外的缘故，我同这件事发生了关系。这些藏经幸运地被拿到日本后存放在东京大学，前些年的地震中被全部烧毁，片纸不留。这件事令我一直感到惋惜，这些藏经来日经纬应该记录下来，于是我发表了有关这件事的始末以及与藏经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后来有些东西被西方学者读到，并在法国、德国的学术杂志上引用。其中有些情况可与慈云高僧的工作作一比较。

北京曾经有座嵩祝寺，是座喇嘛寺，北清事变(18)以后荒废了，如今已是踪迹难觅。这座寺的住持代代为活佛章嘉胡图克图(19)。第一世、第二世活佛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深得清朝雍正、乾隆二帝信赖。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着手筹划各种翻译事业，因为第二世活佛章嘉胡图克图精通藏文，他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搞一本关于佛教造像规则的书《造像量度经》，这本书是蒙古人从藏文翻译过去的，又经章嘉国师之手于乾隆七年前后出版。《造像量度经》后传入日本。章嘉国师经手此事时当在日本宽保二年（1742）。宽保二年相当于慈云高僧著述《方服图仪》之前八九年。《造像量度经》之后，乾隆皇帝又编《同文韵统》一书，此举可以说是清朝语学研究之肇始。清朝版图非常广大，有使用各种语言的民族，除原有的汉人之外，还有蒙古人、西藏人、土耳其人等很多民族，要研究各种语言文字，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就有了文字字母的比较研究，后来又研究用汉字表现过去佛教梵语的方法，于是就编了这本《同文韵统》。这是在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50）的事，正值慈云高僧著述《方服图仪》时期。在此之后，章嘉国师从乾隆十七年开始花费十二、三年时间把汉译本《首楞严经》译成藏文。在中国，所有的经书都有汉译，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有藏文经书、蒙古文经书。这些经书的内容都是相同的。汉文经书中有而藏文经书中独缺的是著名经文《首楞严经》，这是一个缺憾，于是章嘉国师受命翻译此经。此经的翻译完成于乾隆二十八年，即日本宝历十三年（1763），此时慈云高僧正在潜心研究梵学。《首楞严经》的翻译完成之后，乾隆三十八年又完成了《四体合璧大藏全咒》。这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巨著，共有八函八十册之多。其把所有藏文经书中的陀罗尼(20)摘出译成汉文，还作了蒙古文、满文的对译。在乾隆皇帝看来，有关音的学问是最为重要的了，因为各种语言都源自于音。所有经书中的汉字对译，其音每一朝代标注的字都不同，汉代有汉代标注的音字，晋代有晋代标注的音字，原本是相同的音，文字的标注却不相同，现在甚至连陀罗尼原本的音都发生了变化，音字缺乏准确性。为了要将其准确地标注出来，于是就把藏、满、蒙古、汉这四种文字的陀罗尼汇集到一起。这项工作如果不懂这四种文字、不通这四种发音是无法胜任的，于是就让博学多才的章嘉国师担纲，当时皇室庄亲王任总裁。《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于乾隆三十八年完成，乾隆三十八年相当于日本安永二年（1773）。慈云高僧大约在明和二年（1775）已经大体完成其梵学研究，并传授弟子护明、法护、谛濡等人。乾隆时期还出了一本书《集要》，这本书的内容是有关佛教的语汇，是藏、汉、蒙古、满四种文字的对译，类似慈云高僧的字典《略诠》、《广诠》。由于该书没有序文，所以不清楚是何时完成的，想必应该是在乾隆末年。《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编成后，就可以着手所有经书的满文翻译，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而且更可喜的是其在乾隆一代内完成。

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仅仅因汉译的内容历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乾隆皇帝本人并不懂梵语，因为要通过藏文研究，所以当时是作为朝廷的工作赐命章嘉国师承担的。这项工作前后耗费了三四十年。乾隆皇帝涉猎所有学问领域，不惜钱财，极其铺张。而日本的慈云高僧孑然一身于荒山古寺，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两者相比，形成鲜明对照。乾隆皇帝所作的只是表面文章，并没有进行真正的梵语研究。而且乾隆皇帝是依章嘉国师所言而行，章嘉国师是通过藏文了解梵学的，并非通晓真正的梵学。他没有像慈云高僧那样对梵文的内容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即使是《同文韵统》、《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也仅止于初泛的研究，名义上是研究对用藏文表示的梵语如何标注汉字，当然也多少纠正了一些错误，但其是否合适，今天看来也很成问题。根据现存的相关书籍资料来看，这些书编撰得都很粗糙，今天无法作为资料用于研究。《同文韵统》这本书我们也能读懂，其以前标注的汉字如果用今天的音读，就同其梵语的音不相吻合，而且其既非该文字的古音，又非根据研究该梵语的内容标注上去的。中国的梵学研究不考察其发展过程，也不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徒有其表而已。相比之下，在研究资料十分缺乏的日本，慈云高僧置身荒山古寺，孤灯独对，潜心于梵学研究，个中艰辛，常人难以想象。在梵学研究领域，慈云高僧比西方人还要领先一步。同中国相比，虽然同处一个时代，慈云高僧的研究成果非常精细，这不仅是慈云高僧的卓越之处，而且也是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引以为豪之处。由此令人对慈云高僧的敬重之念油然而生。作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的一项工作，最近有人提出编撰清朝《四库全书》的增补续纂的目录，并加以评述。我本人也已开始这项工作，在我所写的目录中就有慈云高僧的著述，日本的梵学研究已经走在中国人的前面。目前这项工作尚在进行之中。对于梵语和慈云高僧的学问我并不在行，但我想他的研究将不但被中国人，也一定会有机会被国际学界所了解。慈云高僧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可贵的。这项工作无论对于日本文化还是对于东亚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1年12月5日讲演，《慈云高僧赞仰会讲演集》第3辑所载）

————————————————————

(1) 慈云（1718—1804），江户时代中后期真言宗僧人，大阪人。名饮光，号百不知童子、葛城山人。十三岁出家，十五岁学密教、悉昙。后游学京都学经史诗文，赴奈良学显密之学。1744年（延享元）于河内（今枥木县宇都宫市、今市市一带）长荣寺开讲戒律，号正法律。1758年（宝历八）隐居生驹出双龙庵，专心治学，研究般若心经、阿弥陀经等梵文经典。晚年主张名为云传神道的神道说。著有《梵学津梁》千卷、《十善法语》等。——译者

(2) 大内青峦（1845—1918），明治时期曹洞宗僧人，社会活动家。名退，曾任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尊的侍讲，主张禅净一致。1874年（明治7）创办佛教界第一份杂志《报四丛谈》，翌年又创办第一张报纸《明教新志》。大内青峦是活版印刷所秀英舍（即后来的大日本印刷）的创办者。1914年任东洋大学校长。——译者

(3) 普寂（1707—1781），江户时代中期净土宗僧人。伊势人。在华严学方面与凤潭并称，享有盛誉。著有《三代部复真抄》、《俱舍论要解》等。——译者

(4) 即僧衣、袈裟。——译者

(5) 明惠（1173—1232），镰仓时代前期华严宗僧人。讳为成弁、高弁。明惠为房号。幼时父母双亡，后出家，在东大寺戒坛院受戒。先后习华严、密教、悉昙和禅。1206年（建永元年）由后鸟羽上皇受赐神护寺内的栂尾别所，创建高山寺作华严宗道场。著有《摧邪轮》、《摧邪轮庄严记》、《三宝礼并释》、《光明真言土砂劝信记》等。明惠曾随荣西学禅，其将荣西从宋带回日本的茶种种于栂尾山一事尤为著名。——译者

(6) 即贞庆（1155—1213），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前期法相宗僧人。八岁从学兴福寺的觉宪，十一岁剃发受戒。1186年（文治二）再次入住兴福寺，1193年（建久四）隐居京都笠置寺。贞庆以法相为宗，重视戒律，与高山寺的明惠、西大寺的叡尊一同批判净土宗等镰仓新佛教，致力于南部佛教的复兴。著有《仪观钞》、《唯识同学钞》、《寻思钞》等。谥号解脱上人。——译者

(7) 明忍（1576—1610），织丰时代律宗僧人。京都人。二十一岁出家，后在奈良西大寺学律宗，二十七岁入高山寺，后去槙尾山。——译者

(8) 位于九州本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岛屿。——译者

(9) 元政（1623—1668），江户时代前期日莲宗僧人，汉诗人，歌人。生于京都。俗名石井元政，通称吉兵卫，法名日政。1648年（庆安元）出家，三十三岁时在京都郊外的深草主持称心庵（即后来的瑞光寺）。著有《草山集》、《草山和歌集》、《扶桑隐逸传》等。——译者

(10) 净严（1639—1703），江户时代前期真言宗僧人。俗姓上田，字觉彦，号妙极堂、瑞云道人、虚斋、无等子等。1648年（庆安元年）于高野山剃发得度，是集新安祥寺流大成者。净严潜心致力于近代悉昙（梵语）学研究，在日本梵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著有《悉昙三密钞》、《秘密真言藏》等。——译者

(11) 寂严（1702—1771），江户时代中期真言宗僧人。字谛乘。九岁剃发，接受两部灌顶。后游学四方，1736年（元文元年）在京都五智山从昙寂学悉昙学，后接受昙寂具支灌顶。1760年（宝历十年）从长谷寺常明习地藏院流奥义。——译者

(12) 凤潭（1657／54—1738），江户时代中期华严宗僧人。名僧濬。曾在比叡山学习，后欲去中国、印度，由于锁国未能如愿。先后在东大寺、兴福寺致力于华严宗的复兴。1704年（宝永元年）赴江户，与诸宗学僧论争。1723年（享保八年）在京都松尾创建大华严寺。著有《华严经五教章匡真钞》等。——译者

(13) 中根元圭（1662—1733），江户时代中期，天文学家、历算学家。通称丈右卫门。名璋，号律袭。因居京都白山町，人称白山先生。受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命，前后花费八年时间将梅文鼎的《历算全书》译出，为日本天文历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根元圭博学多识，著有《古历便览》、《异体字辨》、《律原发挥》、《天文图解发挥》等。——译者

(14) 梅文鼎（1633—1721），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梁启超曾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著有《古今历法通考》、《中西算学通》等。——译者

(15) 日语称“返点”，即日本人按日语语法颠倒词序阅读汉文时的符号。——译者

(16) 莲池大师（1535—1615），明代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别号莲池。其久居杭州云栖寺，人称云栖大师。——译者

(17) 即今沈阳。——译者

(18) 即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译者

(19) 即章嘉呼图克图，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转世活佛。原为青海互助佑宁寺活佛系统，第一世名札巴悦生，生于青海互助红崖子张家，由此得名，“章嘉”即“张家”。——译者

(20) 陀罗尼（dhārani），佛教教义的精粹、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咒文。汉译作总持，有法记在心、永不忘却之意，亦有护卫众善之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