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二）

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心理与道德范畴的某些真理，是更为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就来谈一谈它。这些真理是如此大胆、如此新奇，假如我单刀直入地探讨，它们可能显得有悖常论，所以我需要一个准备过程。

在我们上一次谈话中，我给你们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为了更清楚地察看这一外表的特征，我们现在该将它置入环境氛围之中了。

我虽熟悉一些俄罗斯人，但我从未去过俄国。假如没人帮助，单靠我自己一人恐怕难以胜任此项工作。首先，我将为你们展示对俄罗斯人民的一种观察认识，那是我在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德语书中读到的。为他立传的卓越作者霍夫曼夫人，在这部传记中强调了团结与博爱。在俄罗斯社会的一切阶层中，这种给予所有人、给予每一人的博爱，导致了社会障碍的消亡，并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建立起一种愉快的关系。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它：互相提携、富于同情，某主人公曾优雅地将它称为“偶合家庭”。这个家成了宿营地，留宿陌生人，人们接待朋友的朋友，生人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熟人。

霍夫曼夫人对俄罗斯人民的另一评价是，没有严格的条理，甚至常常没有确切性，俄罗斯似乎从不为混乱所困惑，从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如果我要为自己这些谈话的混乱寻找辩辞，我一定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找到。他思维混沌一团，极度紊乱，要想把他的思想归归类的话，我们就是使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理出一条合乎西方人逻辑的线条。霍夫曼夫人把这种飘忽不定和含糊不定归咎于时间意识的淡薄，而导致这种淡薄的，是超然于时间节奏的漫漫无期的冬夜和漫漫无期的夏日。在老鸽棚剧院的一次简短演说中，我曾引用过她讲的一个小故事：有个俄罗斯人，别人指责他不守时间，他反驳道：“是啊！生活是一门困难的艺术，有些时刻值得人认认真真地去过，这要比准时赴一次约会远远重要得多。” [51] 从这句颇有揭示意义的话中，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对私生活抱有的特殊感情。私生活比一切社会关系更为重要。

让我们再次与霍夫曼夫人一起指出他们对痛苦和怜悯的癖好，对Leiden和Mitleiden [52] ，对这种施予罪人的怜悯的癖好。俄语中表达痛苦的人与罪人只有一个词，表示罪行与轻微不法行为也只有一个词。在这一点上，如果再加上几近宗教意义的忏悔，我们就更能理解俄罗斯人在与他人，尤其是与陌生人关系上无法根绝的不信任感。西方人时常抱怨的这一不信任，在霍夫曼夫人看来，更多地源于人们自惭形秽、惧怕犯罪的心理，而非视他们为庸物的心理：这便是出于卑贱的不信任。

要揭示俄罗斯人这种如此特殊的宗教感情——即使一切信仰都消歇之后，这种宗教感情依然留存——再没有比《白痴》中梅什金公爵四次路遇的描述更为明确的了，我现在就来给你们念一念：

“关于信仰一事，”梅什金公爵微笑了一下开始说，“我在上星期的两天中，有过四次不同的遭遇。早晨，我在一条新铁路上搭火车，和一个姓S的人在车上谈了四个来小时。我以前就常听人家讲到他，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能和一个真正的学者交谈，心里很是高兴。此外，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所以在和我说话时，完全像对一个在认识和理解水准上相等的人一样。他不信上帝。只有一件事使我惊讶：他所说的一切好像并不是那个问题。我以前有过同样的感觉，每次我遇见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或者读他们写的书时，我老觉得，他们所有的论点，即便似是而非，好像也完全站不住脚。我没有向S先生隐瞒这个意思，不过，大概我表达得不够清楚，因为他一点儿也没有理解……晚上，我住在一个小县的客栈内，恰巧在头一天夜里客栈内出了一桩人命案，我到客栈时，大家都在谈论案情。有两个农民，都上了年纪，还是老朋友，他们都没喝酒，在喝了一些茶后就回房休息，他们住的是同一个房间。最近两天以来，一个农民发现另一个有一块银表，拴在玻璃珠串起来的表链上，他以前没看见他朋友戴过这块表。这个农民并不是小偷，甚至是极诚实的人，而且照农家的生活来说，他一点都不贫穷。但是，这块手表太中他的意，太诱惑他，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拿起一把刀子，当朋友转身时，他蹑手蹑脚地从后面赶过去，对准部位后，就仰头朝天上看，画了个十字，暗中哀祷说：‘主啊，看在基督的面上，宽恕我吧！’然后就一下子把朋友杀死，像杀死一只绵羊一样，然后从朋友身上把那块表掏了出来。”

罗果静笑得前仰后合。在刚才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之后，再看到这种爽朗的大笑，未免令人觉得奇怪。

“很好，我喜欢这个！这个再好不过了！”他痉挛地喊道，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个完全不信上帝，而另一个却信仰到这种程度，他在杀人时都还要做祷告……公爵，老兄，这可是真的，你永远虚构不出的！哈，哈，哈，这是最好不过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城里闲逛，看见一个喝醉酒的士兵，在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晃来晃去。他走到我跟前说：‘老爷，请你买下这个银十字架吧，我只要你二十戈比，这可是银做的呀！’他手里握着一个十字架，大概是刚从自己的脖子上解下来的，系着一条蓝色的小绸带。不过，它实际上是锡做的，一眼就看得出来。上面有八个尖角，忠实地模仿了拜占庭风格。我掏出二十戈比给他，当场就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很满意，因为他把一个愚蠢的老爷给骗了，我肯定他马上就会去把卖十字架的钱换酒喝，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兄，在那时候，我对亲眼见到的俄罗斯的种种情况有了极强烈的印象。我以前对俄罗斯什么也不明白，好像一直不声不响地生长着，在国外的五年间，我对祖国的回忆只是一种幻梦。我一边走，一边想：‘不，我先不忙去责备那出卖基督的犹大吧。只有上帝才知道，在这些烂醉之人的软弱的心里包藏着什么。’一个小时后，当我回客栈去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农妇，她抱着一个婴儿。农妇年纪还轻，婴儿大约生下刚六星期。

婴儿对她笑了一下，这是生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笑容。我看到她忽然十分虔诚地画了个十字。我问她：‘大嫂，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见到什么都要打听。）她说：‘一个母亲看见她的婴儿初次微笑，心里的那份喜悦正和上帝在天上每次看见罪人在他面前诚心诚意地祷告时感到的喜悦一样。’这是一个普通农妇对我说的，我叙述的差不多和她的原话一样，她表达了那么深刻、那么精微的真正的宗教思想，在这种思想里充分揭示出基督教的真谛，也就是关于视上帝如我们的亲父，关于上帝对人们的喜悦如父亲对亲生孩儿一样的整个概念，这就是基督最主要的思想！一个普通的农妇！不错，她是个母亲……但谁知道，这个农妇也许就是那个士兵的妻子。你听着，帕尔芬，你刚才问我，现在我来回答你：我们不能把宗教情感的实质归属到任何推理或无神论中去，它与任何的罪行和错误都毫不相干；这里有别的东西，永远会有别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无神论永远也说不对头的东西。但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最明显地、最迅速地看出这一点来，这就是我的结论！这就是我从我们俄罗斯得来的一个主要信念。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帕尔芬！相信我的话吧，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上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啊！”

我们在这段描述的末尾看到了另一种性格：相信俄罗斯人民负有一种特殊使命。

这种信仰，我们在许多俄罗斯作家那儿都可找到，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它变成了积极而痛苦的信念。他对屠格涅夫的一大抱怨，恰恰是从后者那里他找不出这种民族情感，他感到屠格涅夫过于欧化了。

在论及普希金的演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就在模仿拜伦和谢尼耶 [53] 最盛的时期，普希金突然发现了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俄罗斯之调的东西，“一种全新的真诚的声调”。对俄罗斯人民及其价值可以寄予什么样的信念呢？普希金喊道：“谦卑吧，傲慢的人，先战胜你的骄傲吧！在众人面前谦卑吧，向着生养你的土地弯下腰来！”

人种差异的最鲜明之处或许莫过于理解荣誉的方式。在我看来，文明人的秘密活力之源并非如拉罗什富科 [54] 所说的在于自尊心，而在于我们称为“荣誉点”的感情。这种荣誉感，这个关键点对法兰西人、英格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来说并不完全一样。然而，与俄罗斯人相比，所有西方民族的荣誉点似乎可以混为一谈。了解俄罗斯式荣誉的同时，我们将发现，西方式荣誉是如此经常地与福音教义相违。与西方荣誉感背道而驰的俄罗斯人的荣誉感却和《福音书》颇为一致。或者不妨说，基督教的宗教感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常常超过了荣誉感，超过了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荣誉感。

面对两种选择：或复仇，或认错而道歉，西方人总认为后者缺乏高尚性，是怯懦胆小的表现……西方人有一种倾向，把不原谅、不忘记、不宽恕当作性格之一。固然，他们总是避免自己出错，但一旦犯了错，最令他们恼火的便是该去认错。俄罗斯人正相反，他们时刻准备着忏悔自己的过错——即使面对自己的敌人——时刻准备着自责、自贬。

希腊东正教容忍忏悔，甚至还常常赞成当众忏悔，在这一点上，它只是在鼓励助长一种自然倾向。不是在神甫耳边悄声忏悔，而是当着随便什么人，当着众人的面忏悔，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已成了作者摆脱不了的顽念。在《罪与罚》中，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向索尼娅认罪时，后者立即建议他去跪在广场上向众人叫喊：“我杀人了！”似乎这就是减少心灵痛苦的唯一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大多数人物，常常在不知什么时候，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合时宜的方式强烈地要求去忏悔，去恳求他人饶恕，哪怕人家有时甚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需要把自己贬低到比别人更加卑微低贱的地步。

你们肯定还记得《白痴》中在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家里举办晚会的那精彩一幕：为了打发时间，有人建议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来忏悔他一生中最邪毒的恶行，就像人们建议玩小纸片游戏或猜字谜那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建议并没有遭到否决，大家依次开始忏悔，带着或多或少的真诚，几乎没有一点羞耻感。

我知道还有更稀奇的，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经历的一段故事，我是从他的一个俄罗斯熟人那儿听来的。我已不慎将它讲给了许多人听，别人也引用过它。不过，我再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已变得支离破碎不像样了。所以我愿在此再重复地讲一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一些特别暧昧的事。其中之一他已在《罪与罚》中做了暗示（卷二，第23页），此事似乎也成了《群魔》中某章节的主题，但此事并没有出现在还未曾以俄文出版的小说中（据我所知，该书到目前为止只在德国出过非商业版本） [55] 。事情涉及一个小姑娘的被强奸。被奸污的女孩子在一间房子里上吊，而罪人斯塔夫罗金就在隔壁的房间中，他知道她上吊了，并等着她断气。在这个罪恶的故事中，到底有哪些是现实的成分？我并不急于知道。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样的一段经历之后，体验到了人们称之为内疚的感觉。内疚不时地折磨着他，无疑，他自己对自己说着索尼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说的话。他感到有必要去忏悔，然而不仅仅是向神甫。他寻求忏悔对象，好让忏悔变得更为痛苦，此人非屠格涅夫莫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好一段时间没见到屠格涅夫了，两人的关系也很糟糕。屠格涅夫先生是个高贵富有的人，循规蹈矩，闻名遐迩。陀思妥耶夫斯基鼓足了十分的勇气，或许他已屈从了某种晕晕乎乎的诱惑，某种神秘而又可怖的魅力。让我们想象一下屠格涅夫舒适的书房。他正坐在书桌前。有人敲门，仆人进来通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来。“他来干什么？”他让客人进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进门便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听得目瞪口呆。“他说这些干什么？这个人肯定是疯了！”讲完之后，便是深深的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着屠格涅夫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他或许以为，屠格涅夫会像他自己的小说中写的那样，把他拥抱在怀中，流着热泪亲吻他，跟他和解……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对您说，我深深地鄙视自己……”

他还等待着。依然是沉默。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忍不住了，他愤怒道：

“然而我更鄙视您。这便是我要对您说的一切。”他“砰”地关上门走了。屠格涅夫无疑太欧化了，无法理解他。

我们看到，谦卑在这里突然让位于相反的情感。谦卑使人低下脑袋，而侮辱则相反，它使人起而反抗。谦卑打开了天堂之门，侮辱打开了地狱之门。谦卑怀着一种自愿的屈从，它是被自由地接受的，它证实了《福音书》中的真理：“自甘谦卑者，必高扬。” [56] 侮辱则相反，使灵魂受轻视，使它弯曲，使它变形，使它干瘪，使它发狂，使它枯萎。它引起难以治愈的道德上的创伤。

我认为，没有一种性格上的畸形与异变（这种畸形和异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众多的人物显得如此令人担忧，如此古怪病态）不是由最初的侮辱所引起的。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一早期作品的题目很有揭示意义。他的作品自始至终、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即侮辱使人遭罚，谦卑使人圣化。天堂如同阿辽沙·卡拉马佐夫梦见和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既没有被欺凌者也没有被侮辱者的世界。

《群魔》中可怕的斯塔夫罗金，堪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最怪异最令人担忧的形象。在小说的以下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找出解释这个乍看之下如此与众不同的魔鬼性格的钥匙。小说中另一个人物讲道：

尼古拉·弗谢沃诺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如今在彼得堡过着“一种嘲笑人的生活”，假若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实在找不到别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什么也不做，却嘲笑一切。 [57]

斯塔夫罗金的母亲听到这些话不以为然：

不，那里有一些不同凡响的事，也许可以说更甚之，简直可以说是神圣的事。我儿子是一个自豪的人，他的骄傲过早受了损伤 ，现在他终于过上了被你准确地形容为嘲笑人的生活。 [58]

稍后一点，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用一种夸张的语调继续道：

假如尼古拉总是有一个安安静静的霍拉旭 [59] 在他身边，借用您优雅的表达，一个于谦卑中显出崇高 的霍拉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他身边，也许他早就可以摆脱那毁了他一生的可恶的嘲笑。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些人物因侮辱而深深地扭曲了本性，从可憎的道德败坏中寻找到快乐与满足。当《少年》中的主人公刚刚开始感到自尊心受到残酷的凌辱时，他说：

对我不幸的遭遇，我真的感到有什么怨恨吗？我不诅咒。从我记事的幼年起，每当有人侮辱我，我心中立即就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要傲慢地沉溺于堕落之中，要迎合欺凌者的心愿。“啊！你侮辱了我吗？那好吧！我再自辱吧，你瞧，你看！” [60]

因为，倘若谦卑是对傲慢的拒绝，侮辱则相反，只会增强傲慢。

请听《地下室手记》中忧郁的主人公的心声：

一天夜里，我从一家小客栈门前路过，透过窗户看到玩台球的人正挥舞着球杆打架斗殴，并把一个人扔出了窗口。换一个时候，这会令我恶心的，但那天我的心绪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竟十分羡慕那个被扔出窗口的人。我鬼使神差地进了小客栈，闯入台球房，我自忖，也许他们会把我扔出窗口。

我没喝醉，但你有什么办法，烦恼会把你带入何等的神经危机中！一切化为乌有。事实上，我没能从窗户上跳下去，我没挨一拳地出了门。

从我进门的第一步起，就有一个军官让我安分守己。我站在台球桌旁，无意地挡住了他的过道。他按住我的双肩，既无警告又无解释，一言不发地让我换了个地方，他走了过去，装作什么都没觉察的样子。我可以原谅别人打我，但我不能原谅别人对我不屑一顾地让我换个地方。

见鬼！我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真想实实在在地吵它一架！更合情理的、更合习俗的、更有文学性的一通吵架！他待我就像待一只苍蝇。这个军官高大魁梧，而我却瘦小羸弱。再者，我把握着打架的主动权，我只消咆哮几声，他们肯定会把我扔出窗口。然而我想了想后，宁可带着愤怒躲开到一旁。 [61]

但是，假如我们继续读这段描述，我们将马上看到，过分的恨只会像是爱的一种颠倒：

……从此后，我常常在街上遇见那个军官。我很快认出他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认出我来。我想不会的，某些迹象使我这么想。不过我呢，我总是仇恨满怀、怒火满腔地看着他。这样持续了好几年。我的愤怒年复一年地增强。我开始暗暗地探询军官的情况，这件事很难办，因为我谁都不认识。但是有一天，我远远地跟随着他，仿佛他牵住了我似的 ，有人喊他的名字，于是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另一次，我一直跟他到他家门口，我给了看门人十个戈比，询问他住在几楼，平时待在哪里，单身还是有伴，等等。一句话，所有能从看门人口中得知的都问了。一天清晨，我突发奇想要写个短篇小说，把军官的性格特征漫画般地描绘出来，尽管我以前从未写过什么东西。我带着乐趣写小说，我抨击，我甚至诽谤，我将他更名换姓，好让人乍一下认不出他来，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仍能认出他来。我写完后改了又改，把小说寄给了《祖国纪事》，但那时候，这份杂志上人们不做批评，所以他们就没刊登我的小说。我气恼得要死，有时愤恨几乎将我窒息。最后，我决定向我的对手挑衅。我给他写了一封辞藻华丽、迷人的信，恳求他向我道歉。我明显地暗示了，如果他拒绝，我就以决斗了事。信写得如此明确，那军官只要稍稍懂得美与崇高，他必定会来我家，扑上来搂我的脖子，向我奉献他的友谊。这该有多棒！我们将一起美好地生活！如此美好！ [6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让位于或几乎让位于另一种相反的情感。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阿辽沙伸出手来时，那个不幸的孩子仇敌般地咬住了他的手指头。其实，那孩子此时早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

那孩子身上爱的变异来自什么？他看到阿辽沙的兄长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醉醺醺地从酒馆里出来，恶狠狠地揪住他父亲的胡子打他。他后来叫喊道：“我的爸爸，我可怜的爸爸，他可是怎样地侮辱了你啊！”

从同一道德层面来比较谦卑（当然是看这一层面的另一极端），我可以说，是侮辱夸大了，加剧了，有时甚至是恶魔般地扭曲了傲慢。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心理范畴的真实总是它们在现实中的那样，即特殊个性的真实。作为小说家（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是个理论家，而是个探索者），他总是避免做归纳，他知道，如果他试图去表明普遍规律，他将会（至少对于他）冒多大的风险 [63] 。假如我们愿意，这些规律倒可以由我们来求出。我们可以在他作品的丛林中开辟出道路来。比方说，这样一条规律：被侮辱者转而侮辱他人 [64] 。

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间喜剧有多么丰富多彩，他的人物总是在同一个唯一的层面上聚集、排列：在谦卑与傲慢的层面上。它把我们引入歧途，甚至在一开始并不明显地表露出来。由于这个原因，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从这一意义上着手探索，不以此来划分人类。让我来解释：在狄更斯的精彩小说中，我有时会被他的划分——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他的价值梯度——所体现的庸俗乃至幼稚所窘住。读着他的书，我的眼前仿佛有一幅安吉利科 [65] 的《最后的审判》。有人入选升天堂，有人受罚下地狱，还有的难以确定，人数很少，善的天使与恶的魔鬼在争夺他们。像在一幅埃及的浅浮雕中那样，天平称量着所有的人，只视他们或多或少的善而裁定。善者上天堂，恶者下地狱。这一点上，狄更斯追随着他的人民和他的时代的观念。恶人有时也发财，善人有时也牺牲，这便是人世与社会的耻辱。他的所有小说试图向我们显示出，心地善良要远远超过才智敏捷。我选狄更斯做例子，是因为在我们熟悉的伟大小说家中，他的对人物的划分方法似乎最简单。我还要加一句：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如此受大众的欢迎。

最近，通过连续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全部作品，我仿佛觉得，他的笔下有一种相同的划分法，虽然不那么明显，却几乎同样简明，而且似乎更加意味深长。人们并不能以善恶的多寡，也不能以心灵的品性，来划分他的人物的等级（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可怕的词），而要以他们傲慢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卑贱者（他们中有些人将谦卑推向了极端的卑下，甚至津津乐道于卑下），另一方面，还为我们展现了高傲者（其中有的竟将高傲推至犯罪）。一般情况下，后者最为聪明。我们将看到，他们被傲慢之魔缠住之后，总是在那里彼此争贵斗富。在《群魔》中，邪恶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斯塔夫罗金说：

我敢打赌，整整一夜你们都相倚而坐，谈论不休，你们把宝贵的时间都消磨在争贵斗富上了。 [66]

还有一段：

尽管韦尔西洛夫引起了她的恐惧，卡塔莉娜·尼古拉耶夫娜对他崇高的原则和超人的精神总怀有一种敬佩。在他的信中充满了她无须恐惧的绅士一般的话语。她也表达了自己同样富有骑士精神情感！他们之间可以有礼仪地竞赛了。 [67]

《群魔》中的伊莉莎白·尼古拉耶夫娜对斯塔夫罗金说：

没有什么能够损伤您的自尊心，前天，我当众辱骂了您；而您却以骑士般的宽容作为回答。回到家中我马上猜到，您之所以躲避我，是因为您已经结了婚，而根本不是因为您蔑视我 ，蔑视我上流社会小姐的品质，而事情要真是这样，就够令我害怕的了。

她接着说完：

至少，自尊心未被损害。 [6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人物比起男性人物来，更被傲气驱使，更受骄气操纵（请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姐姐、《白痴》中的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和阿格拉雅·叶潘钦娜、《群魔》中的伊莉莎白·尼古拉耶夫娜，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伊凡洛夫娜）。

但是颠倒过来（这不妨可以说是一种《福音书》式的颠倒），最卑贱者比最高贵者离天国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这样深刻的真理：“权势者得不到的将给予卑贱者”“我来是为了拯救所失去的”，等等。

一方面，我们看到自我拒绝、自我抛弃；另一方面，则是人格的肯定、“强力的意志”、权势的夸大。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强力的意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总是导致破产。

苏代 [69] 曾指责我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牺牲了巴尔扎克，我想他是想说祭献了他。有必要做辩解吗？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佩固然是强烈的，但我不认为它让我变得盲目，我当然承认巴尔扎克的人物比那位俄罗斯小说家的人物要更为繁复多样，他的《人间喜剧》也更为绚丽多彩。然而，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到了更深的区域，他触及了任何小说家都望尘莫及的要点。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的所有人物都是从一个模坯中出来的，傲慢与谦卑是他们行为举止的动力源泉，加上剂量的多少与差异，他们的反应也就足够丰富多彩了。

在巴尔扎克的书中（如同在整个西方社会中，或更具体地说，在法兰西社会中，因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提供了它的形象）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却几乎不起任何作品，第一个是智力，第二个是意志。

我并不是说，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意志总是引人向善，不是说他的意志坚强者都是道德高尚者。我是说，他的主人公至少有相当数量以意志达到德行，以聪明才智和顽强精神获得事业上的荣耀。想想他的大卫·赛夏、皮安训、约瑟夫·布里多、丹尼·大丹士 [70] ……我还可以再举出二十个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个伟人。你们也许会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令人尊敬的佐西玛长老不是吗？当然，他无疑是小说家所塑造的最高尚的性格，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故事，等我们看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全译本时，我们将更加懂得他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将更加懂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真正的崇高是由什么构成的。佐西玛长老在世人的眼中不是一个伟人。他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一个英雄。他恰恰是通过弃让意志、抛却智力才获得了神圣。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如同在《福音书》中一样，天国属于精神上的穷人。在他那儿，与爱相对的，并不是恨，也不是头脑中的深思熟虑。

与巴尔扎克的作品正相反，假若我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坚强人物，我会立即发现，他们都是可怕的人物。比如名单上的头号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他首先是个野心勃勃的、想当拿破仑的文弱书生，最终只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一个无辜的姑娘。再看看斯塔夫罗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伊凡·卡拉马佐夫和《少年》的主人公（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唯一一个从生下来，从懂事起就抱定一个主意活着的人，他立志成为一个罗思柴尔德 [71] ，但仿佛是一种嘲弄似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再没有一个比他更为懦弱、更受人摆布的人物了）。他笔下人物的意志、他们拥有的智力和意志，仿佛在逼迫他们走向地狱，要想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智力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的答案是，它扮演了魔鬼般的角色。

他的最危险的人物也即是最聪明的人。

我并非仅仅想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意志与聪明只为恶而施，而是说，当它们试图向善时，它们所施的德行只是一种骄傲的德行，这种德行导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弃个人意志，只有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帝之国。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尔扎克也是一个基督教作家。但在对照两种伦理学时，我们能够明白，那位法国小说家的天主教与这位俄国小说家的纯粹福音学说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天主教精神与纯粹基督教精神有着何等的不同。为避免过分的冒犯，我们不妨可以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福音书》和拉丁精神结合的产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喜剧则是《福音书》与佛教、与亚细亚精神结合的产物。

以上论述只是个开场白，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那些奇特的主人公的灵魂中去，我将在下一次课中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