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心灵成长 梦的分析

我是以区分符号与象征之间的不同点来写这篇文章的。符号总是比它所表现的概念的内蕴要少；而一个象征则始终代表着某种比其显明的、直接的意蕴要多的存在对象。除此之外，象征是自然形成、自然生现的产物。没有任何天才人物曾手中拿着笔、坐在桌前说：“现在，我要发明一个象征。”没有任何人可以运用程度不同的理性思维、进行逻辑推论，或通过有意识的旨向，将思维的对象赋予一种“象征性的”形态。无论人为这类理性观念赋予多么奇妙的外观，它依然还是符号，依然与其背后的理性思维紧密相连，它依旧不是象征，不是那种暗喻着某种尚未认知的存在的象征。在睡梦里，象征自然生成、显现，因为梦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因此，梦是我们所有关于象征系统知识的主要源泉。

然而我必须指出的是，象征并不仅仅只在梦中出现。象征出现于各种各样的心灵现象之中。仿佛经常发生的是，无生命的客体与潜意识协同合作，构建象征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故事是讲时钟在其拥有者告别人世之际戛然而止的。这类故事的真实性得到了事实的有力证明；其中的一例是，在圣·索西的弗里德利希大帝的宫殿里，当皇帝驾崩之时，摆钟停止了摆动，另一些常见的例子是，那些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明镜破碎、画像落下；或者是当某个人经历感情危机之时，房屋有较小规模的毁损，但却无法解释。尽管怀疑主义者们拒绝相信这类报告，但是，这类事总是不断地出现，而仅此一点即可作为它们的心理学意义的充分证据。

象征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一切象征之中，最为重要的象征，是那些其本质及本源为集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象征。这类象征主要是一些宗教性的意象。宗教信徒认为，这些意象来源于神——神向人类显示这些意象。怀疑主义者们却断然地宣称，这些意象是人类发明的产物。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皆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正如怀疑主义者们所注意到的一样，多少世纪以来，宗教的象征和观念一直是人们煞费苦心，有意精心制作的产物。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正如宗教信徒们所暗示的一样，这些象征和观念的本源迄今依然深埋在往昔岁月的神话之中，它们仿佛与人类的意识毫不相关。然而事实上，它们来源于原始之梦及创造性想象的“集体表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意象是自然形成、自然生现的表象，而绝非是有意发明的产物。

这一事实，正如我将在本文中阐释的那样，对于梦的解析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假如你认为梦具有象征性意义，那么，你对于梦的解析方法就会与相信基本的活力思想或强烈的情感是已知的，它们只是被梦“掩盖着”的人的解析方法迥然相异。在后一种情况下，梦的解析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你所发现的一切只是你业已知晓的一切。

正是由于这种道理，所以我总是教导我的学生说：“尽可能多学一些关于象征的系统知识；然后在你们分析梦的时候把这种知识忘掉。”这一建议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我把它作为一种准则，提醒自己，我若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他人的梦，我就永远不可能准确无误地为他人的梦释义。我始终这样做，以检查我本人的种种联想及反应的波涌，检查它们是否战胜了我的病人的无常易变、犹豫不决的心理。对于分析者来说，尽可能准确地获得梦的特定要旨（即获得潜意识贡献给意识心理的成果），具有至高无上的治疗学上的价值。因此，运用追本溯源的方法去探索梦的要旨是分析者的必由之路。

当我和弗洛伊德一道工作之时，我做的一个梦具体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梦见自己在“我的家里”，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是在二楼上的一间舒适宜人、陈设优雅的起居室里。起居室内饰有十八世纪风格的艺术装饰品。我惊奇地发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间起居室，而这时我萌生了想看看一楼是什么样的念头。我走下楼梯，发现一楼相当幽暗，这里有着十六世纪或者时代更为久远的笨重家具和嵌镶而成的墙壁。我感到惊异莫名，好奇心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强。我想更多地亲眼看看这幢房子的整体结构。这样，我继续往下走，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我看见一道门敞开着，里面有一排石头阶梯，这排石头阶梯通往一个巨大的、有着圆形拱顶的房屋。这里的地面是用巨大的石板铺成的，墙壁看上去非常古老。我仔细地看了看墙壁上的灰浆，发现灰浆内混有砖头碎块儿。显而易见，这些墙壁是罗马时代的墙壁。此刻，我变得越来越兴奋。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在一个石板上有一把铁环手。我拉开了这块石板，看到另一排狭窄的阶梯，这排阶梯通向一种形式的穴墓，这穴墓看上去宛如史前时代的穴墓，里面有两个骷髅、一些尸骨，还有一些破裂的陶器碎片。接着，我从梦中醒来。

在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假如弗洛伊德沿用我的方法，去探索梦的具体联想及前后关系，他就会听到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但是，我恐怕他仅仅会将其视为逃避他本人的真正问题的努力而草草对待。这个梦事实上是我的生活的简要概述，更为确切地说，是简要概述我心灵的发展演进过程。我在一幢有二百年历史之久的房子中长大成人，我们房中的家具大多数是有三百年历史之久的古式家具，而到那时为止，我在精神领域中所进行的最了不起的探险，便是潜心探索研究康德（Kant）与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思想。那时最能引起轰动的新闻，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的问世所造成的影响。仅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我父母的那些依旧是中世纪的观念之中。对于父母来说，世界与人类依然受着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的支配。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早已作古，变得陈腐不堪。由于基督教观念与诸东方宗教及希腊哲学观念相互冲突，我的基督教信仰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信仰。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梦中的一楼才是那么寂静、那么幽暗，而且显然没有人居住。

我当时对历史学的兴趣，起源于我对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paleontology）的强烈爱好，那时，我是解剖学学院的一名助理医生。我醉心于研究石化人的骨骼，特别是人们都在讨论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的骨骼，以及大家依旧对其真伪性争执不休的杜波瓦（Dubois）的猿人（pithecanthropus）的头颅骨。事实上，这是我关于梦的真实联想；但是，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头颅骨、骷髅，以及尸体之类的主题，因为我听说，这不是弗洛伊德谈及的常见主题。他抱有这样的一种古怪的看法：我期待着早早离开人世。而他得出这种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我对于所谓的布里曼（Bremen）的布雷克勒（Bleikeller）的木乃伊化的僵尸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09年，在我们乘船赴美途中，我们曾一道参观过那些古尸。

由于通过最近的体验，我深深地感觉到，在弗洛伊德的心理背景及心理观与我本人的心理背景及心理观之间，存在着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我不愿意直言道出我的想法。假如我向他敞开心扉，向他袒露我猜测在他看来极为古怪而不可思议的内心世界，我害怕我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谊。因为我感到对于我本人心理的确切性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就我的“自由联想”向他撒了一个谎，借以逃避使他清楚地认识我的完全是个体的、与其迥然不同的心理结构的艰难任务。

在此，我必须向读者道歉，因我在本文中的叙述——告诉弗洛伊德有关我的梦幻的篇幅太长了。不过，这也是一个人在对于一个真实的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的绝妙例证。一切的不同点皆取决于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的个体差异。

不久，我发现，弗洛伊德在寻觅某种与我的希望无法共存的东西。因此，我便尝试着向他解释说，我梦到的头颅骨可能是暗示我希望我家的某个成员由于某种原因而死。这种解释方式博得了他的赞同，但是，我却对这一“虚假”结论甚为不满。

就在我试图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回答弗洛伊德的问题时，我突然被有关主观因素在心理学的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直觉弄糊涂了。我的直觉的力量强大得使我所想的只是如何摆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困境，于是，我以撒谎的方式找到了一条容易摆脱困境的途径。这样做既不文雅得体，也无道义上的辩护理由。可是，假如我不这样做，我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与弗洛伊德进行激烈的争吵，并由此而反目——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自然有着众多的理由。

我的直觉是由突然而降、完全出人意料的参悟构成的，它使我在瞬间认清了这样一种事实：我的梦所象征着的是我本人、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世界，是我反抗由另一个为其自身理由和目的的陌生心灵所建造的理论构架的整体存在。这个梦不是弗洛伊德的梦，而是我自己的梦；我是在一刹那间突然领悟到我的梦的含意。

这种冲突形象具体地表明了有关梦的分析的关键。梦的分析并非完全是一种可以学得的，并根据那仿佛是两个人格之间的辩证交换的法则来运用的技巧。如果人们把梦的分析作为一种机械的技巧来处理，那么做梦人的个体心灵人格便会丧失，治疗的问题就被还原成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与梦的分析相关的两个人中的哪一位——分析者还是做梦的人——将控制另一方？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放弃了催眠治疗法，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我希望治疗的过程是病人的健康自我人格形成的过程，而不是我的暗示仅仅具有稍纵即逝的效果的过程。我的目标是，保护并维护我的病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便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在与弗洛伊德交换这一看法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开始构想有关人类以及其心灵的总体理论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学习关于面对我们的真实的人的知识。

个体是唯一真实的实体。我们愈是远离个体，接近关于人类（Homo sapiens）的抽象概念，我们就愈容易犯错误。在那些社会动荡不安、剧烈变革的时期，我们大有必要去更多地了解个体的人，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心理及道德特性。然而，我们要想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我们不仅需要理解他们的现在，而且需要了解他们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理解神话与象征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