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心灵成长 成人仪式原型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把英雄意象与意识自我本体视为完全相同的存在。我们最好还是将英雄意象描绘成一种象征性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意识自我将自身与在童年早期由父母意象所唤起的诸原型分离开来。荣格博士指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即有一种整体感，一种强有力的、完整的潜意识自我感。从这种潜意识自我—心灵的整体中，个体化的自我意识出现了，作为个体成长壮大。

在刚刚过来的几年里，荣格的一些追随者的研究著作开始用纪实材料证明，在从幼儿期历经童年期的转折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之中，个体的意识自我开始出现。完成意识自我与潜意识自我的最终分离必将严重地损害那种本原的一体感。为了维持心灵健康的环境，意识自我必须不断返回，重建它与潜意识自我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来看，英雄神话仿佛是心灵分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我业已提出，英雄神话好像经历一个四重的周期，在这一周期中，意识自我寻求获得脱离整体本原状态的自身相对的自主权。个体只有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才能够使自身与其成人生活环境协调一致。然而，英雄神话并不能确保这种解放的发生。它仅仅表明，解放可能发生，这样，自我便可获得意识。然而，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维护和发展已获得的意识，以便能使个体过上一种有益的生活，并在社会里获得必要的自我独立感。

古代的历史和当代的原始社会的仪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成人仪式的神话和仪式。通过成人仪式，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被迫与其父母分离，成为他们的部族或者部落的成员。然而，在与童年世界的这种分离过程中，本原的父母意象将会遭到伤害，因此必须通过同化进入集体生命的治疗过程来使被伤害之处得以修复。（通常，集体和个体人格由一种图腾动物来象征标示。）由此，集体满足了被伤害的原型的种种要求，成为青年的第二父母——成为那为重新获得一种新的生命，而首先象征性地向其祭献的青年的父母。

正如荣格博士所言，在这种“激烈的仪式中，在这种看起来极似向对于可能使青年人望而却步的诸力量的祭献仪式中”，透过英雄—恶龙之战的方式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人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与潜意识的丰饶力量隔绝开来的缺失感，本初原型的力量才能被永远征服。在孪生子神话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骄傲狂妄怎样表现为过激的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的分离。这种分离由它们对于其恶果的恐惧而矫正，恐惧使它们被迫又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的关系。

在部落社会里，卓有成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成年人仪式（initiation rite）。成人仪式将步入成人行列的仪式承受人带回本原母—子人格或曰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同一性的最深层，以此迫使他体验一种象征性的死亡。换言之，他的人格暂时分解、消融在集体潜意识之中。然后，新生的仪式将他仪式性地从这种状态之中拯救出来。这是真正巩固强化意识自我与更大的团体联体的第一次行动。这更大的团体表现为图腾、部族、部落或者三者的并合体。

无论是在部落群体里发现的仪式，还是从较为复杂的社会中看到的仪式，皆是一成不变地强调死亡和再生的仪式，这种死亡和再生的仪式为新生者提供一种从生命的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启蒙仪式”，生命的时期可以是从童年早期到青年晚期并从此到成年时期，抑或可以是从青年早期到青年晚期然后到成年时期。

当然，成人仪式性事件并非只限于青年的心理时期。个体生命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新的时期皆伴随着一种本原冲突的重演，这种冲突是潜意识自我的欲求和意识自我的欲求之间的冲突。其实，在成年早期到中年期（我们社会中的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的转折阶段，这种冲突的表现可能比生命之中的其他时期中的表现都更为剧烈。在从中年期向老年期的转折阶段，确认意识自我与整体心灵之间的差异的需要再次产生；为了保护自我意识，使生命免于消解于临近的死亡之中，英雄响应召唤，最后一次采用行动。

在这些生命的关键时期，成人仪式原型被猛烈地激活，这一原型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转折，这一转折比带有强烈的轮回意味的青年期仪式所能赋予的东西从精神意义上更令人满意。在这种宗教意义上，成人仪式的原型模式——从远古时代就以“神话”而著称的模式——构成了一切基督教仪式的混合体，这些仪式在诞生、婚姻或者死亡之际需要一种特定形式的崇拜。

正如我们对于英雄神话的研究一样，在研究成人仪式之际，我们应该从现代人的主体经验，尤其应该从那些从事分析的现代人的主体经验之中寻找例证。毫不奇怪，在某个正在从善于医治心理障碍的医生那里寻求帮助的人的潜意识里，复制我们从历史中业已知晓的成人仪式的主要模式的种种意象将会出现。

大概我们从青年人中间看到的最为普遍的主题是考验，抑或力量的考验。这仿佛与在具体表现英雄神话的现代人的梦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切是一致的，像是水手不得不接受恶劣天气和痛击磨难的考验，或者表现在梦里的没有雨帽，徒步游历印度的人的适应之试验。在我讨论的第一个梦里，我们同样亦可看到，这一肉体磨难的主题有着其贯通一致的逻辑结局，在结尾之处，英俊的青年成为一个祭坛上的人类祭献品。这一祭献象征着成人仪式的临近，但其结局却模糊不清。它仿佛已完成了英雄的周期，为一种崭新的主题的到来铺平道路。

在英雄神话与成人仪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鲜明的不同之处。为了达到勃勃雄心的最终目标，典型的英雄人物竭尽了他们的心血。简而言之，尽管他们由于骄傲自大而受到惩罚或死于杀身之罪，但他们依然即刻获得了成功。与之对比，成人仪式的承受者为了接受考验，则不得不放弃充满理想的远大抱负和一切欲望。他必须心甘情愿地经受这种考验，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事实上，他必须准备去死；虽然，他所经受的考验的标志可以是温和的（一段时期的斋戒，打掉一颗牙齿或者纹身），可以是令人痛苦的（包皮环切术、切除附属器官或者其他形式的肢体毁伤），但是其目的始终是一个：创造死亡的象征性心境，从这种心境中，复活的象征性心境将会产生。

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做梦登上了一座山的巅峰，在巅峰上有一祭坛。在祭坛附近，他看到了一具石棺，石棺上刻有他本人的雕像。接着，一位蒙面的教士走近前来，手持一物，其上浮现着旋转着的、发出耀眼光芒的太阳圆轮。（后来，在讨论这个梦时，做梦的青年人说，攀登山峰使他联想起，在他的分析里，他为了获得掌握自己的能力所做的努力）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仿佛死去了。他所获得的不是一种成功的圆满感，而是剥夺感和恐惧感。接着，当他周身沐浴在太阳圆轮所发出的温暖光辉之中时，他产生了一种力量感和返老还童的感觉。

这个梦相当简洁地表明，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成人仪式和英雄神话。攀登山峰的行为仿佛暗示着力量的考验：它是在青年生命发展过程中的英雄时期渴望获得自我意识的意志。显然，做梦人以为，他对于治疗的接近，将会像他对于成年时期其他种种考验的接近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他已经以典型的青年人的竞争方式接近了这类考验。然而，祭坛的一幕情景纠正了他这种错误的假设，并清楚地向他表明，他的任务是服从一种强于他自身的力量。他一定看到，自己仿佛已经死去，被用一种象征性形式（石棺）埋葬，这种象征性形式使人联想到了作为一切生命的本原蕴体的原型母亲意象。而只有通过这一服从的行为，他才能够体验到复活。一种使人充满强力和生机的仪式再次使他获得了生命，他宛若是太阳父亲的象征性儿子。

在此，我们很容易将这一仪式再次与英雄神话周期——孪生子周期，“太阳的儿子”的周期混为一谈。然而，在这一梦的例子中，我们没有发现超越自身的初始意志的迹象。相反，通过体验标志着他从青年期步入成年期的死亡和复活仪式，他学到了谦恭卑微的一课。

根据他的生理年龄来看，他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一转折，但是一种惹人注目的发展延缓时期使他止步不前。这种延缓使他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为此，他不得不求助于治疗。梦向他提出的忠告宛如他可以从任何友善的部落巫医那里得到的智慧的忠告一样——他应该放弃攀登山峰来证明自己力量的努力，接受使他可以获得成年人新的道德责任的成人仪式转变的意味深长的仪式。

从女孩子或者成年女子的例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服从的主题作为促成成功的成人仪式之完成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她们的启示仪式最初强调她们的基本被动性，而月经周期对于她们的自主性的生理限制又强化了这种被动性。这仿佛使人联想到，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月经周期事实上可能是成人仪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具有这种能力；唤醒女人服从超越了她之上的生命创造性力量的最为深切的感受体验。这样一来，她就会心悦诚服地献身于女人的使命，正如男人致力于他在其集体的生活中所命定扮演的角色一样。

另一方面，女人也和男人一样，为了体验感受新的生命，她同样也要经受力量的种种初始考验，这类考验指向最终的牺牲祭献。这种牺牲祭献能够使女人摆脱与自身相关的诸个人关系的纠缠，成为一个以自我本体存在着的个体——意识程度较高的人。与之相比，男人的牺牲是交出自我神圣的独立意识：他变得更有意识地与女人联为一体。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成人仪式的一种特征，这一特征以某种矫正男人—女人对立关系的方式使男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和睦相处。此时，男人的知识（逻各斯Logos）与女人的关切 26 （厄洛斯Eros）相遇，它们的结合表现为神圣婚姻的象征性仪式，从其起源于古代的神话—宗教直至今天，它始终是成人仪式的核心。然而，现代人很难把握这一点，于是，它时常在他们的生命中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危机，以使他们理解它的意义所在。

数位病人向我讲述他们的梦。在他们的梦里，牺牲的主题与神圣婚姻的主题合而为一。其中一个梦是由一位青年男子展现的，这位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位女子，但却不愿意结婚，因为他害怕婚姻会变成一种形式的牢狱，而掌管这一牢狱的是一位强有力的母亲形象的人。童年时代，他的母亲对他产生了魔力般的影响，而他未来的岳母显示出了一种与之相似的咄咄逼人之势。难道他未来的妻子不会以母亲控制其儿女的形式来控制他吗？

在他的一个梦里，他梦见自己正在与另一个男人和两位女人在跳一种仪式舞，两位女人中有一位是他的未婚妻。其他的两个人是一位较年长的男子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给做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亲密，但是他们仿佛却有彼此不同个性存在的空间，他们的关系并不表现为占有关系。因此在这位青年男子看来，他们两人象征着一种境界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并不将过分的限制强加于人，遏制婚姻双方的个体特性的发展。假如他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够接受婚姻。

在仪式舞蹈中，每个男子皆面对他的女性舞伴，他们四个人分别站立在一个正方形舞场的四角。随着他们翩翩起舞，舞蹈的形式变得明显了，这不仅是仪式舞，而且也是一种剑舞。跳舞的人手中都握着一把短剑，表演一种难度极大的芭蕾舞动作 27 ，手臂和腿部进行一系列摆动，这些摆动使人联想到相互间的攻击和顺从的冲动的交替出现。在舞蹈的最后一幕，四个跳舞的人都必须将剑刺进自己的胸膛而死去。拒绝完成最终自杀的只有做梦人。在其他人皆倒地身亡之后，做梦人孤身一人站在那里。由于他的怯懦，他未能与他人一道勇敢献身，为此，他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这个梦使我的病人认识到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他已迫切地感到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他曾经是个自我中心式的人，寻求一种虚幻的个体独立的安全感，但他内心却深受由童年时代母亲对他的控制所引起的恐惧感的支配。他需要对于自己的成年发出挑战，以便清晰地认识到，只有牺牲自己的童年心态，他才会不再与人隔绝、不再感到羞愧。这个梦，以及随后他对梦的意义的真知灼见消除了他的种种疑虑。他通过了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这位青年男子放弃了他那排他的自主权，以一种相互关切，而不仅仅是一种英勇的形式，接受他与别人共享的生活。

这样，他缔结了婚姻，他感觉到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圆满融洽。他的婚姻一点儿也没有损害他在人世生活中的有效生命力，事实上，婚姻使他的这种生命力得到了加强。

除了那种对于母亲或者父亲可能会潜藏在婚姻的幔幕之后的神经性恐惧之外，正常的青年男子甚至也有害怕结婚仪式的充足理由。从根本的意义上讲，结婚仪式是一种女人的成人仪式。在这一仪式中，男子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自己可以什么都是，但却绝不是作为征服者的英雄。难怪我们发现，在种种部落社会里，有着诸如诱拐或强夺新娘之类的反恐惧仪式（counterphobic rituals）。这类仪式，在男子必须屈服于新娘的意志，承担起婚姻的诸责任义务的时刻，能够使他扮演那残存的英雄角色。

然而，既然婚姻的主题是一天下普通的意象主题，因此，它还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是令人悦纳的，乃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男子自身心灵的女性组元的象征性发现，正像它是对于真实妻子的获得一样。所以，在任何年龄的男子心中，只要他对于适度的刺激产生反应，人皆能发现这一原型。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充满信赖之情对婚姻做出反应。一位女病人未能圆满地实现诸良好愿望，从事一项事业。为了一次非常艰难痛苦而又极为短命的婚姻，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和一位男子面对面跪立着。男子手中拿着一枚戒指，他准备把这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可是，她却紧张地伸出了自己右手的无名指——显然是拒绝接受婚姻结合的这种仪式。

指出她有意犯下的错误并不困难。她没有伸出左手的无名指（这样做她便会接纳她与男性原理之间存在着的和谐、自然的关系），而是错误地认为，她应该使其整个意识（即右手隐喻的）人格服从于男子。事实上，婚姻要求她与他分享的只是她的那种潜意识的、自然的（即右手隐喻的）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中，结合的原理将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而不是表面的或者绝对的意义。她的恐惧是这类女人的恐惧：她害怕在一种强有力的父族婚姻之中丧失自我的人格，这个女人拒绝接受这一婚姻自然有着其充足的理由。

然而，神圣的婚姻，作为一种原始意象形式，对于女人的心理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在其青年时期，她们通过一种成人仪式，人物的大量初始经历为之准备的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