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心灵成长 对立的统一

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时代的精神处于永恒不断的运动之中，它宛如一条河流，向前潺潺流淌，它的流动隐而不现，但却令人确信无疑。时代精神赋予我们这个世纪以生命的能量，在我们的时代，即使是十年也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大约在这个世纪的中叶，一种变化开始在绘画上出现了，这种变化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儿也不像1910年所发生的变化，那种变化意味着从其根基之处重现建构艺术。不过，有这样一些艺术家群体，他们以种种以往人们从未听说过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他们的意图。这种变化正在抽象绘画的前沿内部继续发生着。

具体现实的再现，那种从掠取瞬间即逝运动变化之象的原始人类需要之中涌现出来的表象，在像是法国的亨利·卡提叶—布里森（Henri Cartier—Bresson）、瑞士的维纳·比绍夫（Werner Bischof）和其他人的摄影中成为一种真正具象的感官艺术。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艺术家们继续走向内心和想象的道路。然而，在许多青年艺术家们看来，实践了多年的抽象艺术未能给人提供任何探险的途径，没有为人提供任何征服的天地。在探索新的形式的过程中，他们在距离自己的最近处发现了那在自然和人内心中业已丧失的东西，他们既关心又不关心绘画之中自然的再现，然而，他们关心他们自身有关大自然的情感体验的表象。

法国画家阿尔弗雷德·马尼赛耶（Alfred Manessier）用这样的话来界定他的绘画的意图：“我们所要征服的，是业已丧失的现实的力量。在人类的领域里，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重新创造一颗崭新的心灵，崭新的精神，崭新的灵魂，画家的真正现实既不存在于抽象之中，也不存在于写实主义之中，而是存在于对于他作为人的力量的征服之中。在我看来，仿佛当前的非形象绘画为画家提供了一种机会，抓住这一机会，画家可以探索自己的内心现实，把握他的本质自我的意识，甚至可以把握他自身的生命。我相信，只有通过再次改变他的主张，画家才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慢慢地回到自身，再次发现他自身的力量，强化这种力量，使之甚至能够到达世界的外部现实那里去。”

让·巴赞说过与之相似的话：“对于当今艺术家具有巨大诱惑力的是，画他的情感的纯粹节奏，画他的心灵的最为隐秘的律动，而不是将其具体化为一种具象形态。然而，这种表现只能通向枯燥无味的数字公式或者一种抽象的表现主义，其结果将是单调的千篇一律和形式的逐渐枯竭……不过，一种能够将人和其言语统一起来的形式，是一种‘共享的艺术’，依据这种艺术，无论在任何时刻，人皆能清楚地认识他在世界之中的自身尚未完形的面目。”

事实上，当今艺术家内心中所渴望的是，一种他们自身的内在现实与世界或曰大自然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统一；抑或，作为最后一着，他们所渴望的是，一种新的肉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便是他们通向对于“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重新征服”之道。只有到了此刻人们才意识到现代艺术中（“高度抽象”和“高度写实”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只有到了此刻，裂痕才开始愈合。

在旁观者看来，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之中业已变化了的格调里，这一现象变得惹人注目。除了一切抽象之外，除了所有的情感的强烈张力之外，在诸如阿尔弗雷德·马尼赛耶和瑞士出生的古斯塔夫·辛吉尔（Gustave Singier）此类的艺术家的绘画之中，一种关于世界的信念，一种通常达到宁静明朗之境的形式和色彩的和谐鲜明地展现出来。在法国画家让·吕尔卡特（Jean Lurcat）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制作的著名挂毯中，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充溢着整个图案的画面。人们既可以把他的艺术称为感官艺术，也可以把他的艺术称为想象艺术。

在保罗·克利的作品中，我们同样也发现了一种形式和色彩的宁静明朗的和谐。这种和谐正是他始终努力要达到的和谐。至关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不否定邪恶的必要性。“甚至就连邪恶也不一定是一种神气活现的或者使人堕落的敌人，而可能是一种在整体之中合作的力量。”然而，克利的起始点并不是同一个起始点。他生活在“死者和尚未出生的人”附近，距离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遥远，而与此同时，我们则可以说，新一代的画家却更为牢固地扎根在大地之中。

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重要一点是，正当现代艺术已发展到足以看出对立的统一之际，现代艺术开始表现宗教主题。那“玄奥的空虚”仿佛已被克服了。而那全然出乎人的意料之事却发生了：教会成为现代艺术的庇护者。在此，我们只需提及巴塞尔的万圣教堂，这座教堂上有着阿尔弗雷德·马尼赛耶制作的窗户；那带有大批现代艺术家所画的图案的亚赛教堂，万斯处的马蒂斯小教堂；还有奥丁库特地的教堂，在这座教堂里，有着让·巴赞和法国画家费尔南德·雷日（Fernand léger）所画的画。

教会悦纳现代艺术绝不仅仅只意味着艺术的庇护者一边的博大宽容的姿态，它象征着这样一种事实：现代艺术所扮演的与基督教相关的角色正是变化。古代的炼金术运动的补偿机制业已为未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在讨论耶稣的动物象征时，人们指出，光明和冥界的幽灵互相居有对方。事实仿佛是，在一个崭新的时期，人们可能找到解决太平盛世的问题的答案，而现在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对立双方的沟通将产生积极的结果，抑或沟通之道将会通向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灾难。在世界之中，焦虑和恐惧的力量依然十分猖獗，而这种力量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社会之中仍然是压倒一切的力量。首要的是，虽然个体可能准备接受可以从艺术中得出的种种结论，然而个体一方依然十分不情愿将这些结论运用于他自身和他的生活中去。艺术家常常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表现很多东西，他不会唤起人们的敌意，而当心理学家表现这些东西时便会激起人们的愤怒（这是一种在文学中比在视觉艺术中更能确切地阐明的事实）。当个体面对心理学家的论述时，他便感到自己直接地受到了挑战；然而，艺术家所必须表现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必须表现的东西，往往依然置身于非个体的领域之中。

然而，仿佛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我们的时代，一种更为完整的，因而更为人道的表现形式的迹象应该逐渐展露。它是闪烁着的希望，在我看来（1961年写作之际），这种闪烁的希望由法国艺术家皮埃尔·苏拉日（Pierre Soulages）的一组绘画标示出来。在一巨大的、黝黑的畦地的河流后面，闪烁着澄明的纯净的蓝光、耀眼夺目的黄光。光明正在从黑暗的背后绽出笑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