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集 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

一、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制度

二、一条鞭法述要

三、一条鞭法论战的经过

四、赞成派的理由

1.负担接近能力，比较公平

2.款目简单，舞弊较难

3.征输便利

4.税额确定

五、反对派的理由

1.负担不公平

2.南北经济情形不同，条鞭法便于南而不便于北

3.征收银两，对于农民不便

4.年年应役，过于频繁

5.总一征收，过于迫切

6.混一征收，混一支放，易于侵吞

7.不分仓口，不开石数，易于作弊

8.合丁徭杂项于田地，启加赋之先声

9.预算不容易编定

六、结语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后，所订定的田赋制度大体上沿袭唐宋元以来的两税法的遗规。两税法在明代施行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光景，到了明代中期，因种种关系，无法维持，渐为一条鞭法所替代。自此以后，直至清代、民国，我国四百余年间的田赋制度，大体上仍是继承着一条鞭法的系统，主要的变革甚少。所以我们要研究现代的田赋制度，至迟不得不从一条鞭法下手。田赋的本质，不外为国家对人民的一种剥削，它本身不但反映出来当时的国民经济的情形，并且暴露出来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矛盾。根据以上的认识，我们对于一条鞭法的论战的真正意义，才可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一 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制度

自唐代中期以后，我国田赋制度向行所谓“两税法”。两税，即为夏税和秋税的简称。农业的收成，普通分为夏秋两季——今日所说的“上下忙”；政府依据农民的收获季候分为两期征税，对于夏季征收的叫作夏税，于秋季征收的便叫秋税，这是两税名称的由来。

秋税这个名词，在宋代偶亦称作“秋苗”，元代亦偶称“秋租”，但到了明代，最普遍的是用“秋粮”两字。

明代的两税制度：夏税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有时各得以丝、绢、绵、钱、钞等物去代替——即所谓折纳。米、麦，均名曰“本色”。折纳品名曰“折色”。折纳的比率，由官方规定，各地并不一致，有高有低。

两税征收的期限，依据各地收获的早晚，皆有规定。逾限有罚。

课税的方法，普通是根据土地的面积，有时亦根据生产量，并参酌土地的种类、用途及沃度，以定税率的高低。土地的分类法，除了像田、地、山、塘等系以自然来区分之外，最普通的分类法是以所有权之所在而分为官、民两大类，官民田地之下又常有各种不同的名目，如官田有所谓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之分；民田有新开沙塞、寺观田……之分。这些名称，各地是不一致的。它们各有特定的意义和历史的来源，它们的租税负担，亦各自不同。一般地说，官田的税率，比民田的税率高，因为前者实际上兼有租的成分。税则的多寡，各县不同。多者，有时一县至千则以上；少者，一县仅一则或二则不等；普通皆以三等九则起科。

征收的税粮分为两部分：其一，“存留”，即留供本地开支的部分；其二，“起运”，即解送中央或他地的部分。各项税粮，大都有其指定的输往仓库，及其指定的用途。凡距离起解所在愈远的，或运输上较困难的仓库，名叫重仓口，距离愈近或运输上较便较易的仓库，名叫轻仓口，用途较急的为急项税粮，较缓的为缓项税粮。根据款项的缓急以定起解的先后，急项尽先起解，缓项依次起运。

两税本身，名曰正项。此外，尚有“杂项”税粮，原本不属于两税范围以内，但因为种种原因到了后来亦随同田赋一齐征收，一齐缴纳，所以后来亦列入两税的名下，使得两税名目异常庞杂，有时在一州县内竟达十几种之多。如鱼课、茶课，及近于户税性质的农桑丝，原本与两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因为它们随同田赋征收，所以即在后来的官书上竟亦有列为两税的一部分的。

关于征收和解运的事宜，在明初，多由地方公推出来的粮长、里长，或甲首负责。这种制度，名曰“民收民解”。但这班粮、里、甲长，并不是真正地由民意产生；他们的出身，虽然多数还够不上“劣绅”，但总不失为“土豪”“恶霸”。他们一方面勾结官府中的胥吏，一方面侵欺贫苦无告的农民。对于税粮的征收和折纳方面，上下其手，黑幕重重，此处不必细说。

我们很简单地将明代田赋制度介绍过后，还要将明代役法附述一番。理由有二：一，明代的役法，有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根据土地亦即田赋来决定的；所以谈了赋法后，不能将役法撇去不谈。二，从历史看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改革役法；田赋方面的改革是由于役法的改革而来。

关于役法，从课税本体说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户所课的；一类是对丁所课的。人民初生，即登记其姓名于户籍（当时名曰黄册）之上。男曰丁，女曰口。成年的女子曰大口，未成年的女子曰小口。男子十六岁以下曰不成丁，十六岁始成丁。成丁以后便需服役，至六十岁始免。户籍大致分为军户、匠户、民户三种。军户服兵役；匠户服工役；至于民户所服的徭役，主要的有以下三种，一，里甲，二，均徭，三，杂役。

里甲，成立最早。它本来是一种户口编制，也就是州县行政上与人民半自治式组织的最低一级的单位。它的办法，是以地区相邻近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之中，推家产殷富或丁多田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十户中推一户为首领，名曰甲首（间亦名甲长）。每年由里长一名，甲首一名，率领该管甲内的人户往应徭役。按这样的编排，每十年之中，每一里长，每一甲首，皆率领一甲十户轮流应役一年。当差之年名曰“见（与“现”字同）年”，其余曰“排年”，十年届满，仍依原定次序编排，每年复以一甲应役。如原定的里长户内果有财产人丁消乏事故，许于一百户内选丁粮近上者补充。里内如有逃亡户绝者，亦许于带管畸零户内补辏，如无畸零，方许于邻近里内之户拨补。——凡鳏寡孤独及无田产不任役之户，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于里甲黄册之后，名曰畸零户。

里甲之役，主要的以丁、产两项为标准；亦有用门、丁、事、产四项作为标准的（详见第四节）。在农业社会里，所谓资产，主要的是田产，即土地、房屋，及牲口、农具等。为估计资产的便利起见，有许多地方便索性用土地所纳的粮作标准。但不管用哪一种作标准，里甲的对象，总是以户作根据。凡家道殷实之户，即列为上户；以次，列入中户、下户。或分九则（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或分三则，五则不等。根据户则的高下，以定役的轻重。里长一役，皆以家道近上的户充之。从理论上说，它应当比一般的户负担重些，这本来是立法的初意。但因为里长之户，它的经济状况优越一些，且又为管领一里内的事务的头目，他可以利用他的地位，将自己的负担转嫁给贫难下户；有时又遣富差贫，借端勒索。所以他的实际上的负担往往比之一般的贫户还要来得轻些。

里甲一役，是各种徭役中的躯干，其他诸役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根据它来决定的。

关于里长的职务，初时只限于传办里内的公事，及催征里内的赋役，其后政府征敛日繁，凡祭祀，宴飨，营造，馈送……种种事务或其费用，皆责令里长负责供应。里长又责之甲首，甲首复责之各户，层层剥削，层层地转移负担。除非一里内的人户逃亡得干干净净，里长才会是最后一个吃亏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明代中期以后，里长、甲首，也都赔累不堪，由此可知人户逃亡情形的严重。

均徭，发生较晚，它是服务于官府而有经常性的差役。如库子、斗级、巡栏、狱卒、皂隶等差，都是均徭中的名称，均徭、编役的对象是丁，与里甲以户为单位的办法略有不同。均徭分为两大项：一为力差，二为银差。由被编的人亲身前往应役的叫作力差——力差初时只限于本人亲身充当；但不久便变为亦得由本人自行设法，或请人或雇人替代，凡由被编的人自行料理者，仍得名曰力差。纳银于官府，由官府募人应役的叫作银差。银差的发生，是在力差之后。银力两差项下名目繁多，负担的轻重不一。大抵力差皆较银差为重。力差多派于富户，银差多派于下户。这样的办法，一方面的目的，固在求负担的适合于能力；另一方面，还有实际上与行政上的理由，例如力差的库子、斗级两役，其职务在掌管税粮，为在税粮短欠亏空时，易于追究起见，故例以殷实大户派人充之。

均徭应役的次序，多与编定里甲时一同排定——即为每十年编审一次，至其服役的年份则编在里甲役歇后的第五年，此法行于浙江、福建等处。此外，五年一编审的办法亦甚普遍；间亦有二年或三年一编的。

均徭以外，凡一切在官府或在民间非经常性的服务，总称曰“杂役”，或“杂泛”。这些，多属于临时的性质，随时随事编派，并不固定的，换言之，无非是例外的剥削。

此外，有两种特殊的劳务，各州县例皆有之。一为驿传，一为民壮。驿传的职务，在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达官厅的公文，及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和迎送持有关符过境的大小官员。民壮，亦名民兵，自民户内抽取，所以补助自军户抽取的卫所军卒之不足。初时设立的本意，专为捕盗守城之用。其后，遂以迎接宾客、拘拿罪犯和转递公文等事为务。

以上，里甲为正役，均徭、驿传、民壮皆为杂役（此义与前述之“杂役”又微有区别）。四者合称四差。以上各役的负担的轻重，大体上皆以各户名下的丁粮数目的多寡为依据——丁粮多的编役较重，少的编役轻。赋与役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当时赋的课征对象是土地，征收的是实物；役的对象是人户，所征收的是劳力，赋与役的征收期限，在此时当然是无法一致的。即就赋内各项或役内各项分别来说，它们的种类和性质往往各有不同之处，所以主持征收的机构及其人员，有时亦不得不分别设立去处理它们，而无法完全一致。

由上可知，明代中期以前的赋役制度确是繁琐复杂不堪。使得这种赋役制度更趋繁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优免的制度。明代优免赋役的场合甚多，但最重要的是对于贵族、官吏和缙绅的优免。好贪心的贵胄官绅，他们并不以法定限内的优免为满足，他们还要努力非法地扩大他们享受的权益，如私受投靠的佃户种种。

我们姑且不谈制度本身的内在的困难，当时有几种矛盾的势力，也就使得上述那样繁琐的制度无法不日趋破坏。第一，政府与人民的利益的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的矛盾，如贵胄官绅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粮里甲长代表的是富农的利益，一般平民大多数代表的是贫农和雇农的利益；至于地方上的较高级的官吏，如知县大老爷等，所代表的既非政府的利益，更非老百姓的利益，只是个人的利益。此外，如攒造书册手和征收小胥等，可以说是代表吸血寄生虫的利益。这些各阶层的利益都是彼此矛盾。纵有完备的制度也难以维持，更何况是繁杂而无当的制度？其结果，只为狡狯之徒多开些营私舞弊的机会罢了。究竟一条鞭法的改革，代表哪一方面的利益，我们在后面要加以检讨。

二 一条鞭法述要

一条鞭法的内容，这里无法详述。作者有关于一条鞭的论文数篇，载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中，读者可以参阅。简言之，一条鞭法只是当时在历史上的和地域上的一种发展的趋势，它在各时各地的办法并不一定完全一样的。但它与昔日两税法最不同的特点有四：其一，役与赋的合并；其二，往日里甲十年内轮充一次今改为每年一役；其三，赋役征收解运事宜往日向由人民自理的今改为官府代办；其四，赋役各项普遍地用银缴纳，实物与劳力的提供反居次要的地位。以上四点，是彼此互相密切地联系的。例如在往日征收实物时，由于当时运输技术和运输工具的粗劣，政府自以借重民间力量为比较合算；但自折收银两以后，运输问题简便得多，虽由官府自收自运亦未尝不可。且自折收银两以后，官府得以募人代役，无须维持往日里甲十年一轮亲自供役的麻烦制度。诸如此例，可以类推，无须细述。不过，应当注意，各时各地所行的一条鞭法尽有精粗深浅程度的不同，它们有些已将前述四点办法彻底施行的，亦有只行一两点，并且行得不甚彻底的。好在它们均以一条鞭法为名，我们也就可以作一概括的介绍。

我们现在拟专就内容比较复杂的第一点加以检讨；其余二、三、四数点，办法简单，不拟再加解说。所谓役与赋的合并，有种种方面：或为种类与名目上的统一，或为税则的简单化，或为征收和解运的期限的划一，或为征解人员与机关的裁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派方法的统一。此点可从课税的客体及其根据的原则的统一两方面去说明之。所谓课税客体的统一，如赋的对象为田地，役的对象为户丁，今将役的负担的一部分或其全部课之于田地，这就是将课税客体合并了和统一了。所谓原则上的统一，例如里甲一役本以户为应役的单位，均徭则以丁为单位；均徭中力差与银差原来的分别是：力差需亲身供应，银差许出银雇人代替；力差供应本地，负担较重，多课之富户；银差支应外地，然负担较轻，多课之贫民。今将这些区别一律取消，所以均徭得以归并于里甲，力差亦合并于银差之中。换言之，昔日各项赋役用作根据的不同的编派原则至此都归消灭，另改用同一的原则去处理。

再细一点分析，赋役的合并又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其一，役内各项的合并；其二，赋内各项的合并；其三，役与赋的合并。以上每一种的合并，又可分为完全的或不完全的。然第一二两种，仅为赋役本身内各自的合并，其最后的结果不过是税率上的变动，并无本质上的变化。至第三种的情形，则因赋役对象不同，性质迥异，其依何比例将役的负担以分配于丁田两项，以达到合并的目的，便不能不因时因地以制宜了。自丁田分配的比例上言之，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方法：其一，以丁为主，以田为辅；其二，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其三，丁田平均分担；其四，徭役完全由田地担承——即所谓“尽摊丁入地”。所谓主辅，又可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就税额的分配而言：如某一县的役银原共计一千两，今定丁仍出六百，田代出四百，便是以丁为主，以田为辅。其二，就税率上比较而言，如原定每丁出役银一两，今改为每丁出役银四钱，又每田一亩代出役银六钱，便是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其三，就每一单位的役银内丁田所占的比例而言，如每征收役银一两，丁出六钱，田出四钱，便是丁主田辅。再从摊丁入地的方法观察，又有以下三种的区别：一，随面积摊派，如每田一亩派役银若干；二，随粮额摊派，如每田粮一石派役银若干；三，随赋银摊派，如每粮银一两派役银若干。

总而言之，一条鞭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方法。

三 一条鞭法争论的经过

一条鞭法，发轫于嘉靖初年，至隆庆，万历初始盛行，万历中年以后范围几已普遍全国。在推行的过程中，它像所有的改革一样，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今先专就《明实录》的记载，略按年月编排，并稍加考语，庶得以明了朝廷上争论的焦点，而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大概亦自明白。然后再在本文第四、五两节，汇集正反双方的论据，一特重地方志的记载；按其性质，条分缕举，以便省目。这样，对于朝野间关于这种改革运动的论战，或可收览全貌，且进一步地了解其真正的背景。

一条鞭法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以下所引《明实录》，皆以影印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为底本，间用他钞本校正错字）。

嘉靖十年三月己酉，御史傅汉臣言：“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广平府知府高汝行等以为遵照三等九则旧规，照亩摊银，而不论其地之肥硗；论丁起科，而不论其产之有无，则偏累之弊，诚不能免。宜更查勘，取殷富之产，补沙薄之地，然后周悉。奏入。俱下所司。

上引傅氏之言：“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后来各省采行一条鞭法时，都是如此做法。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在中国财政史上殊不多见。高氏以为“照亩摊银，而不论地之肥硗；论丁起科，而不论其产之有无”，正是一条鞭法执简驭繁的精义所在。

嘉靖末年以后，条鞭法逐渐通行，尤以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处所行的成绩为最著；而北省如北直隶、河南、山东诸处亦有在试办期中者。此后关于条鞭法的论战，渐趋剧烈。《穆宗实录》卷七载：

隆庆元年四月戊申，户部尚书葛守礼等奏：“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者，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而征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而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重之以差役乎？往臣在河南，亲睹其害，近日行之直隶，浸淫及山东矣。山东沂，费，郯，滕之间，荒田弥望，招垦莫有应者。今行此法，将举山东为沂，费，郯，滕也。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资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袯襫胼胝，终岁勤劳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下明诏，正田赋之规，罢差役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又，国初征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及石数价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为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上开每亩该银若干。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变也。至于收解，乃又变为一串铃法，谓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获积余之资，解者任赔偿之累，是岂得为平乎？且钱粮必分数明而后稽查审，今混而为一，是为挪移者地也。不惟不便于民，抑不便于官。宜敕所司查复旧规。其一条鞭等法，悉为停罢，庶岁额均而征派便矣。”（方仲按：上引《实录》文乃节录原疏，原疏见《葛端肃公文集》卷三《宽农民以重根本疏》，所载远为详尽。）上曰：“尔等以司计司农为职，兹所奏，悉举行，其他可以足国裕民者，宜弗避嫌怨，尽心干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

葛氏乃反对一条鞭最力之一人。他的大意以为条鞭法审田编役，不适用于土地硗瘠的北方。且工匠富商，皆因无田而不编役；差役只由有田的农民负担，亦非事理之平。他又反对混一征收及分解的办法。他的言论，在本文第五节中还要引到。

隆庆四年六月壬寅，吏科给事中贾三近疏陈时事曰：

臣闻圣王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之本，在于休养百姓，而加意于四方守土之臣。方今四方民力疲矣，九边将士，终岁防胡，中原山海寇盗，处处蜂起，加以岁恶不入，民且艰食，转徙流离之状，言之可为痛心。诚于此时守土之臣，循祖宗之法，去烦蠲苛，与时休息，安养民命，犹可以维系本根，培植国脉；乃相习以建立为能，安静为钝，驾言通变，锐意更张，兵方销而议招，官甫裁而议设，或均丈土田，或更革驿传，或分派税粮用一条鞭，或论佥里甲变十段锦，或革除库役代以吏胥，或审编徭役兼用丁田，诸所变更，难以悉举。语其措注，大约病农。务本者，孑立之身，并应租庸；逐末者，千金之子，不占一役。视法如土梗，变法如猬毛，移文旁午，议论纷纭。计其究竟，曾无毫发之效。夫以频年灾害未息肩之民，方呻吟喘息之不暇，而又加以劳扰之法，愈不得休息，是以强者共相啸聚，而弱者竟展转于沟壑，民不堪命，坐阽危亡，譬诸尪嬴之人，惟当断绝外事，安坐饮食，假以岁月，以渐复已耗之血气，若朝从而撄之，暮从而澡之，则元气日消，危期且至，今之吏治何以异兹？臣以为法在天下能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害，则虽因今之法，而有余；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则虽百变其法而不足。善治者守法宜民，因法救弊，则斯民受赐多矣。……（《穆宗实录》卷四六）

同年八月丙午，巡抚山东都御史梁梦龙等《条上赋役三事》云：

“一、正夏税秋粮之规。言：税粮征收，载在律例明甚。顷行一条鞭法，同时并征，民力不堪，奸弊滋起，宜如旧例以次第征。一、正分守分解之规。言：往者编佥大户分定仓口，近为一串铃法，总收分解，转移侵慝，常课益亏。宜复旧例，给大户收完，交纳司府，司府差官类解。一、正均徭原编之规。言：料价银五万三千余两，乃均徭正额，今派入地亩，偏累农家。抛荒流徙，职此之故。亦宜仍旧编还均徭，各州县如数征解。”户部覆奏，从之。（《穆宗实录》卷四八）

条鞭法以银代役，——原定缴银以后，不须再服役。但其后重役之事不久便发生。这一点甚为一般人所攻击。万历四年（1576）三月壬寅，刑科右给事中郝维藩条陈二事，一谓：

亲民莫切于均徭。银差，宜照额均派，以时催科；力差，宜量力佥役，听民自便。若条鞭之法，既用其力，又敛其财，民安得而不困？……（《神宗实录》卷四八）

同月丁未，户部左侍郎李幼孜又言：

“近日行一条鞭之法，金花与各项钱粮无别，故诏书但蠲别项钱粮，而小民无知，便谓金花亦在其内。有司莫知所辨，业已混行催征；小民不明其故，辄谓诏书不信。以后征收，虽行一条鞭法，务款项开明，如某户秋粮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金花银若干，漕银若干，某项最急，某项次急，某项虽诏下不免。每户各即给与印单一纸。庶几小民观听不迷，输纳亦便。”得旨：“内外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法，毋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滋弊端，违者定以变乱成法论。”（《神宗实录》卷四八）

先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奏准：天下正赋，户给青由，先开田亩粮石，仍分本色，金花银，使民周知输纳。其一时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员举监生员吏户人等，一例均派。另给印信小票，与民执照。〔加派〕事毕停止（《万历会典》）。可知正赋各项，除系临时加派以外，一律详列青由上面。某项最急，某项次要，某项虽蠲免诏下亦不得蠲免，原自一目了然。向例，金花银不在蠲免之内。万历先年所下蠲免诏令，原亦指别项钱粮，金花银不在其内，至是江南诸郡金花愆期，积欠至一百六十余万两。时有御史方巡按江南还，误谓愆欠的原因，皆由条鞭法将金花与各项钱粮混征，以致民间误会以为金花本亦在蠲免之内，有司催征，实为失信。故李氏请复印单旧制，以为可以杜绝小民迷惑。其实某御史之言，并非实际，其详细情形可参看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里徭》唐鹤徵之论。

万历四年八月辛未，户科都给事中光懋条议八事，其六曰“明示则例”云：

近年创立一条鞭法，一概混征。及至起解，随意先后。每遇查盘，有尽一县欠户而皆治罪，尽一户欠粮而皆问赎者。今后凡遇编派里甲，审定徭役，征收税粮，悉遵制各给户由，使人知遵照。（《神宗实录》卷五三）

所谓“尽一县欠户而皆治罪，尽一户欠粮而皆问赎者”，其意谓条鞭新法，赋役不复分为条项，一概混征，故无法查盘所欠的是哪款哪项，又因起解时随意先后，亦无法查明为哪家哪户所欠。

万历五年正月辛亥，户科都给事中光懋又上疏言：

“国初赋役之法，以赋租属之田产；以差役属之身家。凡是夏税秋粮，因其地利，列为等则，以应输之数，分定仓口，仓口自重而轻，人户自上而下，有三壤咸则之宜，寓用一缓二之意。至差有银，差有力。银差，则雇役之遗意也；力差，则力役之道也。论门户高下，定丁力壮弱而籍之，谓之均徭。稽籍定役，无与于田，所以少宽民力，驱游惰而归力本也。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不论仓口轻重，一并夥收。其将银力二差与户口钞盐并之于地，而丁力反不与焉。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丧乐生之意。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变地产以避之。请勅有司，赋仍三等，差繇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部覆：“条鞭之法，革收头粮长而用经催；革里甲均徭而用铺户；革身家殷实之库子，而用吏农；皆公私之大不便者。请江北今后赋役，照各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得旨：“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神宗实录》卷五八）

按光懋对白栋之弹劾，实为诬告。当时幸得首相张居正拟特旨慰留，故白栋得不去职（见后第五节）。明代言官喜作浮游无稽之谈，未可多信。根据《实录》后来的记载，证明光懋之说，完全与事实相反。万历十三年五月，工科给事中曲迁乔疏言：

“民间患苦，近有四事：一曰大户，二曰均徭，三曰里甲，四曰头役。其祛民患苦，治行超绝者，臣得一人曰：原任东阿令白栋，初栋起家进士，为令。于万历二年，编徭之时，覆县中在册丁地，及一年赋役，每地一亩，征银一分一厘，差银九厘二毫；每人一丁征银一钱三分，而夏税秋粮，均徭里甲之额数，具是焉。既官收官解，又通改力差为银差，则大户头役俱免。行之一年，逃移自首归业者一万一千余家，民为祠，岁时祀不绝。后为御史，失柄臣意，中考功法去。”迁乔特疏荐之。称为一代循良焉。（《神宗实录》卷一六一）

今按《东阿县志·里甲》所载：

……自邑侯白公定条鞭之法，民治苏息。朱公（应毂，万历九年任）减里甲之费，民亦乐业。此何异于解倒悬而置之衽席之上耶？行之数年，其归业者万有余计。

同书《贡赋》云：

自条鞭之法行，则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简易均平，尤为不刊之论也。

《均徭》云：

自条鞭法，而里胥无科派之扰；邑侯朱公又役而通融之。补偏救弊，因时化裁，取民有制，额外无需，官不废事，民不知差，岂不 乎硕画也哉？

《河道》内所载，大意略同。山西《榆次县志·赋役》亦载张鹤腾之言曰：

条鞭之法，始于大理白公栋，创之东阿。后司国计者以为便，遥著为令甲。山陬海澨，罔不尽然，一囊于此法。

以上记载，可以尽推翻光懋的谰言。清康熙《延绥镇志》卷四之二《人物传下》，有白栋传评，亦可参看。

万历五年十一月甲寅，先是，吏科给事中郑秉性条陈赋役一款，大指谓：

“均徭之善者，在十年一编，调停贫富；而其不善者，在于行法之人，放富差贫。条鞭之善者，在于革库子斗级里长支应；而其不善者，在于尽数征银，贫富无等。宜分银力二差，审户定则。编上户银差，以至上中户；力差则编下户以至中下户，仍十年一轮，以循我祖宗之旧。”户部覆言：“条鞭一例征银，使下地与上同科，贫民与富民同役。法之不均，莫甚于此。请行省各地方官酌议。”上请，得旨：“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神宗实录》卷六九）

条鞭法最受人攻击的一点，就是它用银缴纳，不便于农民。万历十四年三月乙巳，礼部陈言：

……国初两税，皆用本色。里甲均徭，从民之便，未尝以菽帛钱谷相拘也。何也？五谷之产于地者，可随时而用，随时而足。而金币则易竭者也。曩自里甲改为会银，均徭改为条鞭，漕粮渐议折色，则银贵谷贱，而民有征输之困矣。夫既贱鬻以输官，而又贵买以资用，民穷财匮，不亦宜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

用银不便于农民，因为农民所收益的是五谷，必须以五谷出卖始可得银。银的需求一多，谷的价格相对地下降，以至造成“贱鬻（谷），贵买（银）”的恶现象，农民受了两重的剥削。

以上言者，对一条鞭法大抵皆采取批评的态度，然亦有奏请行条鞭以救时弊的。万历十四年四月戊辰，“礼科给事中钟羽正因陈群敛重役，而民不得安；与投柜，称兑，里甲，行头诸害；及胥役之工食，一年之差役，欲请行条鞭法。并，京师困累，莫重商人，十库物料，需索至数百金家，即荡产破家，皆差役之弊，所当调停而便民者。部覆，谓：条鞭之法，委宜通行，然亦有不宜者。须详议妥当，以求便民。至于投柜称兑之弊，仍设法严禁。其商人交纳十库物料，需索动至数百。乞申谕内臣守法奉公，毋徇私索取，以恤贫商，且杜物料之冒费也”（《神宗实录》卷一七三）。按：羽正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时益都知县张贞观意与钟合，亦申文请行条鞭。见万历《青州府志》第五卷《户口徭役》；及清咸丰《青州府志》卷三六《名宦传三·贞观疏》，今载《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钟张二人，《明史》各有传。

同年月甲戌，户部覆御史蔡系周条陈四事：一谨积贮之实；一议投柜之法；一议条鞭之征；一酌折色之议。有旨：投柜，条鞭之法，近来议论不一，只在该抚按官责成有司，便宜整理，不必又费文移，徒兹烦扰。内库绢不敷，照旧催解本色。余依拟。（《神宗实录》卷一七三）

条鞭初行之时，原定不许于额外增派，但官吏的贪污，无法禁绝，所以平民复受重派里甲的扰害。万历十五年六月丁亥，户部覆礼科右给事中袁国臣等题：

“条鞭之法，有司分外又行增派，扰民殊甚。宜行各抚按查验，除小民相安外，或有未便于民，中间应增应减，酌议妥当，务求官民两便。如有分外复派里甲者，听抚按官参治。”上日：“各处编审粮差，于条鞭之外，重派里甲，系有司任情扰害小民。着抚按官严行禁约，着实参治，不许沽恩纵容。”（《神宗实录》卷一八七）

万历十八年二月，户部奏言：

“工科右给事中曲迁乔议行条鞭之法，以差银必兼丁地，定地必较肥瘠，觅役必厚工食。我国家因田以制赋，按丁以审差，即古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之意。但法久弊滋，于是不得已立为条鞭之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虽非祖宗之旧制，亦革弊之良法矣。但有司行之，有善有不善，是以地方亦间有称不便者，今宜行各抚按，将见行条鞭之法，或有司奉行未善者，则随宜酌处：如病在雇役，则宽议其工食，使人不苦于应募；如病在里甲，则严禁其暗用，使人得安于田亩。或则壤成赋，勿使下地暗包上地之粮；或九则征银，勿使贫民概应富户之役。调停即当，人自乐从。”诏如议行。（《神宗实录》卷二二〇）

按曲氏先于万历十三年疏言民间苦患四事，已见前引。

自此以后，朝廷上关于一条鞭的争论转趋沉静，见于《神宗实录》者甚少。先是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山西省奏准行条鞭（见下节）。条鞭法至万历二十年以前几乎已遍行全国，它的地位再也不能推翻。此后的问题再也不是存废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它，或使不致再有加派暗编发生等一类的问题了。今仍依《神宗实录》所载，略为排列如下，间亦附见以后他节。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丙午，广东巡按李时华言：“广东界在岭外，禁网常疏，吏奸法弊。条鞭之后，仍用甲首，均平所编，尽入私橐，上下相蒙，恬不为怪。伏望严旨申饬，严贪官明违之例，重道府连坐之条，遵行一年，可敕民间无名之供二十余万。”从之。（《神宗实录》卷三六三）

同年十月己卯，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诏天下曰：“……一、各省直赋役创为条鞭，里甲放令归农，此定例也。近闻不才有司条鞭外巧立名色，科索烦重，措备里甲城中，致妨农务。近日征倭讨播，量有科派加增地亩丁银粮；今事宁已久，增派如旧。各该抚按官严行查究禁革。”（前书卷三六四）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丁酉，户部议条鞭法。请饬有司奉行：“一、条鞭既酌量征收，以充公费，不得佥派里长挨月轮直，以资苛剥。一、库役不许佥派民间富户充当。一、不许于预备仓廒佥编斗级看管。一、条鞭所载供应上官及过往使客，俱有定额，不许分外巧立富民，义民，名色，借以供应。一、条鞭夫马，岁有定额，输银在官，而雇役于民。不许遇夫马紧急，复于粮上重编。一、不许以保甲人户充迎送，勾摄，打卯，应差。一、不许以省祭义民充勾摄管工承委之役。一、不许派民当行，价直半给，支领愆期。一、不许有司于罪赎之外，横肆科罚，折银充橐。一、征银不许里甲串同保歇吏考任意乾没。一、征米不许粮长串同吏书花户任意折乾。至官收官解，则严禁火耗斛面。一、通行江南直省府州县将一应田土查核见在户名。征粮之日，先行开派，定限收纳。逋欠者坐名查比，以免赔累积逋。一、凡内库之生绢阔布，俱照光禄寺料银，供用库麻蜡，改从官解。”奏入，从之。（《神宗实录》卷三八三）这一次户部关于条鞭法的禁令规定得最详细，当由于实行后的结果不佳。

万历四十年正月丙午，南京福建道御史王万祚上疏言赋役事，其中关于一条鞭法的积弊言之甚详，大略谓：

一条鞭法行，银力二差该括具备。今如令坊厢里长年年看仓，赔粮则利归仓官仓吏，设立斗级谓何？又如使乡里长月月解银，贴免则利归库官库吏，而布政司颁降法马谓何？又如答应驻临上司，修理公廨，蚤入岁派，而辄委之坊长里长，则征银谓何？国有大事，不无籍力于富民。谓宜善蓄其余力，以待不时之需。刽剥烧铄，无时暂息，将都大郡县无殷实之民，欲如汉之徙关中，实塞下，并力灭夷，其谁任之？卖富差贫，非也；而有意消折富户，亦非也。父有数子，或富或贫，必令富者亦贫，则祖宗之门户去矣。（《神宗实录》卷四九一）

王疏所言条鞭弊病各点，皆为实情。但他后半截提出保全富户的主张，未免倒因为果，杞人忧天了，因为只要“卖富差贫”的现象存在一天，富户尚不致有消折的危险。

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丁亥，掌河南道御史房壮丽奏：“自条鞭法行，州县派征钱粮俱令花户自行纳柜，吏书排年无所容其奸，法至善也。遵行日久，官府借口验封，加收火耗，至一钱一钱，屡经严禁不遵。今因东事加派，若将火耗一概禁革，小民必乐输将。职曩令襄陵时，见河东一路州县，二门外俱设收头房八间，昼则收银，夜则收柜，次日即令自倾成锭。或有司领解，或解户领解，并不入库拆封，惟悬锣严谕平收，及按期责令销批附卷。此法最宜行之今日。乞敕下户部，咨行各抚按，令所属有司一应钱粮听其自收自解，不许经手拆封，加收火耗，违者，抚按从重参处，追赃济边，则于吏治民生胥有裨益。”（《神宗实录》卷五七六。参看《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四册《户部卷二》。）

四 赞成派的理由

1.负担接近能力，比较公平

条鞭法的产生，最初为的是整顿役法。旧日里甲制度，十年一轮，每十年之中，一甲人户只应役一年，其余九年可以在家休息。明初公家事务比较清简，赋役无多，故易供给。且初时户籍与田籍的编制，尚能切近实际，故赋役大体上尚无大不均的地方。及后，公家支出增加，人民的负担亦随而加重。而贵族、豪强与缙绅，多以营求贿嘱的手段，与官吏差胥及粮甲里长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使赋役的负担非法地暗中移于贫民下户——如将田地飞洒诡寄，户则移上作下，等等，其结果，所有重粮重差，尽归下则之户负担；富户反获轻则之利，甚至逍遥赋役之外。这些恶势力的勾结，逼得贫农人口大量的流亡，造成土地大量的抛荒，更使政府着急的，就是赋役大量的逋欠。上述各种情形，至迟到了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已日趋严重。然而这些恶势力的勾结，既是防不胜防，且亦根深蒂固，无法清除，因为政府的本身便操纵在这班人的手里。一条鞭法便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中的一种最不彻底的改革。提倡条鞭法的人们，以为应废去里甲轮年应役的制度，不必再审编户则（这是在南方各省的一般办法，在北方则废去门银，详后）。只以比较难以隐匿的丁田两项为每年出办赋役的标准，使有丁有田的人户无所逃于赋役之间，较之审编户则以定徭役犹为接近实际。他们又以为往日十甲轮年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平均。例如均徭之役，每年银力二差，各有定额；然各甲产业的多寡，势不能齐。所以各甲每年所轮虽同，但因负担能力不一，则其牺牲亦不一致。于是形成如下现象：

轮甲丁粮（按即等于上说的“产业”）之多者，则其年所派之银数少而徭轻；其丁粮之少者，则银数多而役重。名为均徭，实大有不均之患在。

可参看清光绪北直隶《开州志》卷三《田赋》。提倡条鞭法的人们还以为有田的虽非尽富户，然亦相去不远——总是有负担能力的人。摊丁入地，不过稍损富人以益贫人，未尝不可。明末李腾芳《征丁议》中所引“君子之说”便是这个意思：

我有田一亩，不过加银三厘，而丁额具矣。今之有田者，皆巨室富人，积损其毫厘，以呴咻贫寡，何不可？（《李文庄公全集》卷五下）

按李氏为反对条鞭法之一人，他所引“君子之说”，乃设为问答之辞，并非他自己的主张。

2.款目简单，舞弊较难

条鞭以前，赋役的款项过于繁杂，不要说防弊不易，即知之亦不易。如东南各州县到了嘉靖中末年以前，盛行所谓“三办”，是指供应户礼工三部的土贡、物料及备边银两，与协济他府等杂项开销而言。其第一大类为“岁办”，亦称“额办”，是每年派有定额的。第二大类，为“坐办”，乃额外的坐派。第三大类，为“杂办”，乃指不时的坐派。后二者皆为无定额的。三办名下的纤悉款目，合计往往达三四十种之多。皆与田粮一同派征，由里甲供应。以上三四十种的物料或价银，皆由官府给一条示，揭载某一款该随粮每石，抽银几钱几分；或某件随田每亩，派银几厘几毫。名目纷繁，在官或尚能抄记，乡落小民则无由识其要领。以致奸猾设计巧算，以小呼大，以无捏有；倚项数之多，逐件科敛；增耗一入其手，则浪费无存（参万历《绍兴府志》卷二五《田赋志二》）。按岁办初时本为任土作贡的性质，其后虽非土产，亦责之于农民，遂转为“买办”性质。买办，初时尚略给代价，后又改为无代价的“派办”。嘉靖（浙江）《武义县志》卷二《历代土贡》云：

凡民间所出土产，以供上用，谓之岁办，今谓之额办（按万历《休宁县志》卷三说，额办是二三年一用的，与每岁必用的岁办不同，复按三办的名称，各地并不完全一致），皆有常数。其或非土所有，则官给价钞，或准折税粮，令民收买送官，谓之买办。后因价钞多为官吏所侵，惠不及民，由是不复支给，故直谓之派办，民自输纳。[《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凤，宁，徽，国（明）朝岁赋之法一节，亦可参证。]

以上所引的，皆系南方的情形，至于北方役法的庞杂情形，亦不在南方赋法之下。如阎朴论山西盂县役法所说：

……今之（里甲等）正役，索费百端：有以“灯油钱”名之者，有以“柴炭钱”名之者，有以“下程钱”名之者，有以“折乾钱”名之者，有以“管饭钱”名之者，有以“银朱钱”名之者，有以“募马钱”名之者，有以“支应钱”名之者，加之以里老之科害，而民困不可言矣。杂役，则出入于里胥之手，贫者无赀以求于彼，则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之，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故贫者愈踣，富者愈恣。愚民展转相慕，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自庇也。甚至卖田而鬻女，或死亡而转徙。况兼边鄙之事，或派之以买马，或派之以籴粮买草，遂致村墟成空，忍闻仳离之叹。呜呼，弊也久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七册《山西》页五十三）

按，阎氏所记，似为盂县行条鞭法前的情形，是时尚征“钱”而非征银。山西省奏准行条鞭法是在万历十六年闰六月，《神宗实录》卷二〇〇载：

山西行一条编法，将每岁额征税粮马草酌定银数，分限征收，以省纷纷头绪，致滋里书飞洒之奸。从抚臣沈子木之请也。

里甲以外，均徭中的重役，如廪保，名义上虽编一两，实际上如应役者雇人代役，须出至百余两；库子，虽编一两，雇人亦须出至数百两始办。名目繁多，负担又轻重不一，这是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制度的严重的问题。（参明末杨芳著《赋役》）

一条鞭的优点，在于将各项粮差款目化繁为简，使纳税者易于晓得，不至为征收书算人手等所蒙蔽。这就是，“类而征之，不多立名，取其易晓，谓之一条编”，和“谓之条编，称名少而耳目专”的意思。（参《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廿七册《广东上》。）一条鞭法，将本地十年以内的夏税秋粮起运存留之数，与里甲均徭民壮驿站土贡等项的原额及其加增数，皆折成银额，合并计算，以求出每年的平均总数。再统计本地的丁田两项，除优免以外，实在额数若干。然后将每年的粮差土贡等项的平均总数摊派于丁田两项。定每丁一丁出银若干，每田一亩出银若干。但不再细分款目，总征银两，缴纳之于官府，名曰“条鞭银”——或简称“条银”，或“鞭银”。遇应解税粮，官自发价；应雇募差役，官自给值。所以叫作“总一征收，分项放解”。（参万历《帝乡纪略》第五卷《政治志·条鞭》。）明章潢《图书编》卷九一“一条鞭法”，畅论条鞭法与里甲制的比较，甚为详尽，特引于此。

一条鞭法者，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也。其征收不输（按当为轮字之误）甲，通一县丁粮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备载十岁中所应纳之数于帖，而岁分六限纳之官。其起运完输，若给募，皆县官自支拨。盖输（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条鞭则合一邑之丁粮充一岁之役也。输甲则十年一差，出骤，易困。条鞭令每年出办，所出少，易输。譬则千石之重，有力人弗胜，分十人而运之，力轻易举也。诸役钱分给，主之官，承募人不得复取赢于民。而民如限输钱讫，闭户卧，可无复追呼之扰。夫十年而输一两，固不若一年一钱之为轻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岁积一钱以待十岁后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县徭银数不可得减。而各甲丁粮多寡，势不能皆齐：丁粮多则其年派数加轻，丁粮少则其年派数加重。固已不均。而所当之差，有编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纳，四五倍，七八倍者，甚且相什佰。则名为均徭，实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间加纳之银，俱入官正派之数。均轻重，通苦乐，于一县十甲之中，役人不损值，而徭户不苦难，固便。如金银库，革定名徭编之旧，照司府例纳银，为募人工食费。令止巡守，不与支收；其支收委之吏。则毫末承禀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诛求者自敛。又以时得代，不久苦查盘，吏有身役，固不得窃库银而逃。仓中斗级，于旧有募充，亲充，偿所耗固当；而募人为看守，其耗折亦徭户自偿，彼守而此偿，适教之使盗也。今募吏充，岁加脚费，而折耗责之，势不敢自盗。又年终而更，无岁久浥烂之忧。又甚便。诸递运夫马，俱官吏支应，势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溢。诸利弊不可悉道。其大都征附秋粮；不杂出名目，吏无所措手，人知帖所载，每岁并输，可省粮长收头诸费，利固不可胜矣。通计里甲均徭驿传民兵，计合用银派之，名四差，皆视丁粮为差次。久之，民相安而享其利也。（参《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六册《山东下·安丘县志》页五十二。）

3.征输便利

往日赋役名目繁多，且又各立征收人员与征收期限，以致农民终岁不遑宁处，吏胥随时恣意作弊。自行条鞭法后，征银入官库以后，一切征收解运及雇募事宜，皆由官府自行处理。人民但按限缴银，不致日受催科之扰。根据穆宗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江西巡抚刘光济奏请推行条鞭法的差役疏内所云：江西省原日的均徭款内，其中银差项下，如各官柴薪马丁，儒学斋膳夫等差，俱派员审编，以致贪婪有司，故将殷实人户自行坐占，因而加倍征收，渔猎无厌，此为银差弊病的一例。至力差项内，如府州县的斗库，及各驿的廪给、库子，则赔费不赀。如门皂（亦称门子）、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编徭户姓名；若募人代充，则抑勒需索工食；又如水马（按即驿传）、机兵（即民壮）等役，则各编头户及贴户——例如设机兵一名，该编役银若干，今集合数户或数十户，凑足此编定的银数以输于官，其中负责主持之户名曰头户，多以家道比较殷实的户充之，其余的花户，名曰贴户。这种以好几户合充一役的办法，名曰朋充。当时往往以数十户而朋为一役，贴户人数众多，住所窎远，且所贴银数又或不满锱铢，头户不能遍索，则只有自行赔足；如不愿自己赔垫，便惟有日日催索；当然以后一种情形为多，以上为力差之弊。刘氏建议，以为莫若将往日编某户为某役，或某户为头户，某为贴户的办法，一切废除。如为力差，则计其代当工食之费；如为银差，则计其扛解交纳的费用，各核其劳逸难易，而量为增减原定的额数。通计一年内该用银若干，止照丁粮编派。

至于里甲，初时自勾摄公事，及催办粮差之外，并无其他职责。其后官府不加体恤，凡祭祀、宴飨、造作、供帐、馈送、夫马，以至一切支应，皆令里甲值日管办。坊里长又坐派于甲首人户，以一科十，闾里骚然。刘氏以为应“革坊里，定经费”，以救其弊。凡岁用所需，旧系坊里自行出办者，今皆制定其经费，一律征收银两。这因为各种供应，其性质原有不同。如铺陈轿车幕次器用等项，是属于应当预先置造的种类；祭祀乡饮宾兴上司支用等项，是属于应当临时买备的种类；修理衙门工料，属于应临时估计的种类；接递夫马，属于应预先雇募临时拨发的种类。民间的输供，既往往不能与官厅的需要密切地适应，且徒然增加征收和输纳上的频繁与麻烦。条鞭规定自征银入官库以后，一切支应，皆由官厅自己统筹统理。掌印官但为之经纪，扣算各项实用的数目，责令属吏分别主管。随时随事给银，登记支销，以收“收支集中”的功效。至若买办差使人员，即于衙门隶卒内轮拨应用，与坊里绝无干涉，亦可收到“集中采办”的利益。在人民方面，只要依照州县颁布印牒，依期限自封投柜，解纳各费不必再交。

刘氏疏上后，至隆庆四年，经户部题准施行，说者多以为此乃一条鞭之始。窃以为不然，详拙著《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一文，载《地方建设》第一二两期合刊。前引章潢《图书编》“一条鞭法”，其所记亦为江西事，当系就刘氏议行后的成果言之。

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之行条鞭法，较江西还要早两三年。在行条鞭以前，夏税秋粮的派征款目甚多，除本色以外，有金花银、义役、谷草、公侯俸禄、本折布疋、扬州淮安寿亳等州盐钞，马役等银。其随时增加的款项，又有练兵、大工、贴役等，皆征之于秋粮，由“县总”若干名专管税粮的分派事宜。这些县总们，多以受贿的大小，定所派税粮的缓急先后的次序——贿赂大者尽派之以缓项，使其不必急于起解；行贿小者尽派之以急项，使其急于解运。侵欺勒索，弊端百出。至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知县谢师严始立征粮一条鞭法，尽革诸县总。税粮款项，不分缓急，皆总征之，贮之官库，以俟起解。征输弊窦，因此稍戢。（参万历《武进县志》卷四《征输》）

条鞭法以前，各地征收的混乱情形，以及征收人员的杂沓重复，实可怕人。今再引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所载为例：

条编之法行，则岁中出入无虑数十万，而宿猾不得有所支吾。盖岁贡之目，有京库，有里甲，有均徭，有兵饷。旧以“粮长”主办京库；而有掌收者，谓之“折白收头”；则有“税粮县总”总计之。以“里长”主办里甲均徭；而又有掌收者，谓之“均徭收头”；则又有“均徭县总”总计之。又有“练兵书手”，总练兵之饷。出于民者一也，而其名多端，则多置册籍，可以藏慝，可以长奸。譬以千金尽置之一堂，而综其出入之数，虽有黠者，莫敢染指焉。分置之三室，而使三人主之，又教以挹彼注兹，往来假借，必有窃金者矣。条鞭之法，其数既定，则为循环簿二：一收之官，一付之吏，互相对验。一日之内，细收若干，总收若干，不待明者而知其异同也。一岁之内，收数若干，放数若干，亦不待明者而知其存积也。大府会计之下，常苦后时。而县中起征，常在十月之初，约计平米一石，先征银三钱三分，若四分，谓之冬季银。明年正月，征北运米。二月，征军储米。三四月，征折色，谓之春季银。盖征折色，则停本色；征本色，则停折色；农事兴，则概停征。而以官布等为九月之赋。盖视其缓急而先后之。……（亦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由上可知嘉定县自行条鞭法后每年分四限征收（如将官布等项算计在内，则为五次）。只北运米及军储米仍征收本色，至平米早就折色了。

以上俱为南方的情形，若在北方，像河南汝宁府信阳州属罗山县，其初行条鞭法之时稍后于江西。据万历《罗山县志》卷一《田赋志》引襄阳李公之言曰：

隆庆以前，银差以各项征，力差以审户定也。想其时，今日催此项钱，明日催彼项钱，应差人又讨工食，追呼无宁日也。且也，有一番追呼，则有追呼人〔之〕一番科敛，而民生困矣。知县应存初立为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云者，以各项银差并力差工食合为一处，计银若干数，然后照丁高下，粮多寡，以此银派征之。征毕，则分此以为银差起解，及为官觅力差人之工食也。百姓完此外，无一事矣。法诚良哉。……

按应氏行条鞭法，约在隆庆六年（1572），或万历元年（1573），见《县志》卷二《宦绩传》。襄阳李公，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附注四》云，乃李弘道，曾任罗山知县。（《四部丛刊》三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

4.税额确定

条鞭法量出制入。预计本地一年内的平均支出，摊派于本地所有的丁田“实额”之上（即优免丁田除外）。每一单位的丁或田，它所承受的赋役负担，或为定额的（如每一丁派银四钱，每一亩田派银六钱）；或为定率的（如每田粮银一两，随派丁银五钱），一经规定以后，便须公布。在开征以前，发给每户“由帖”一张，亦名“易知由单”，内载有该户丁地等则及其应缴赋役银数，立限征收。使人民依期如数输纳。在政府方面，又设有赋役全书，内载本地每年收支总数及细数，颇像近代的财政预算书——只是不须交付民意机关表决。它的体例，为四柱式，即：

旧管-开除+新收=实在。

其次序为，先列丁地原额（即旧管），次逃亡人丁及抛荒田地之数（即开除），次为实征数（即实在）；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至招徕人丁及新垦地亩（即新收），附载册尾。

按自行条鞭法，各地纷纷设立各种新的赋役册籍及新的征收单据，亦有在公署前勒石碑为记的，无非是希望赋役额数以后不致再增的一种表现。万历（山东青州府属）《安丘县志》卷八《赋役考第七》，论条编法谓：“银有定例，册籍清而诡计无所容。”明末杨芳《赋役》论说：“编为成书，刊为由帖，上无以饰宪司之观，下无以掩闾阎之目，贫富均适，出入有度，虽圣哲复生，莫之易也。”你看他对条鞭寄予多大的期望，但可惜是希望多数是落空的。

赋役各项能归入条编与否，要看它们是否有经常性和固定性来决定。凡有上述两种性质的条款始能归入条鞭，否则便不容易。所以在一州县内，往往仅有大部分的钱粮归入条编，另外一小部分是在条编以外的。

税额或税率虽已明令确定，但如仍任粮里甲长去征收解运则浮收乾没之弊仍不容易避免，因此条鞭法又定官收官解的办法。每届征收之期，州县衙门置银柜或粮柜于公庭或四乡，以官府派出的“柜头”若干人监守，农民自封投柜。直接征收方法较之委托征收，对于防止经征人员的作弊，按理说是容易一些，因为最少是经手的人员的数目少些。同样的理由，解运的人员又由政府自行募集，因为在追究查核上亦容易一些。

以上将赞成一条鞭法者的论调，分作四大理由来介绍。至于反对者论调，除了针对提倡者言论以立论之外，又因条鞭实行以后，弊端渐见，所以他们攻击的理由亦自多了几点。皆于下节中详之。

五 反对派的理由

1.负担不公平

反对派以为一条鞭法以田地承办徭役，土地负担增加，将使人民弃本务末。且工，商皆无差役，差役只由农民负担，亦为事理之不公平者。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宽农民以重根本疏》，便代表这种意见：

尝总四民观之，士工商赖农以养，则皆农之蠹也。士犹曰修大人之事，若工商既资农矣，而其该应之差，又使农民代焉，何其不情如是！今夫工日可佣钱几分，终岁而应一二钱之差，既为王臣，有何不可？况富商大贾，列坐市肆，取利无算，而差役反不及焉，是岂可通乎？今科差于地者，不过曰计地而差，则地多之富家无可逃，然此务本之人也，与其使富商大贾逐末者得便，宁使务本者稍宽，不犹愈乎？（《葛端肃公文集》卷三）

按，葛氏此疏，当与本文第三节所引《实录》之文合观。葛氏本传，见《明史》卷二一四。葛氏是反对条鞭法的健将，他的言论，在后面还要引到。与葛氏持相同论调的，不乏其人，万历中年李腾芳的言论亦可作代表。他以为有田者不尽为富人，如尽摊丁于粮，则贫农小户，无法支持重担，有时有虽欲将田地变卖以求避免亦不可能的苦痛。他的《征丁议》说道：

……今之有田阡陌，为粮百数十〔石〕矣。然岂无有薄田数亩，为粮升斗，而为嫠妇，为黄口，为疲癃残疾，衣食无聊者乎？……若曰，此实有田；则将尽鬻其田而后可乎？……况乎穷乡极壑，有田不与大户邻，而鬻之不得者；有坟墓亲戚在此，而去之不能者；则计安所之？……至于丁之出钱，实与粮异。粮以石论，此石之所当出，不得滥于彼石。丁以人论，则一丁之钱，可以一户通出；而十人之众，可朋为一丁。凡一丁之最下者虽无田，而其工伎手作营顾贸易种艺诸法可以自活；即卖菜佣力，一日有一日之生涯。不致如薄田岁仅一收，服镈之勤甫毕，而其人已枵腹矣。其上于此者，则有：积镪堆囷，权子母而出之，而其家无田，不名一差；有操艇江湖，转盐积币，而其家无田，不名一差；有专卖屯种，肥膏至数千亩，而家无“民田”，不名一差；有四方逋逃，作过犯科，而第宅连云，舆马豪侈，借资冠盖，出入荣宠，其家无田，不名一差。此其人，或子孙鼎盛，或奴仆拥翼，而谓之无丁可乎？谓之寡丁可乎？以是而论，则丁之不可不归之于人，而考核其实以处之，亦足以佐民之困，而济田之穷，诚一良法也，但至于逃亡绝户，则不可不议。……（《李文庄公全集》卷五）

按李氏此议，作于万历二十二年，时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与吏部郎中顾宪成交恶，东林党议兴，李氏罢归里居。（参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一》。）李氏本传，见《明史》卷二一六。葛、李二议，自以李氏之说较为精细。葛氏以为有田者即为务农之人，殊误。大多数的田主，本身并不从事耕种，只将土地出租给佃农，或雇人代自己耕种，对于这些地主，实在应当重税，不致有驱民弃本务末的可能。但如将丁赋完全归入田粮之中，其意义即为丁赋的本意已完全消失，对于人民对国家服务的观念不免起冲淡的作用。诚如李腾芳《征丁议》中所说的：

毕竟从古帝王所立之天下至于今数千年，而户口土田两者，未尝肯销其一，以并于一。……专征粮，则四海之内，但有土田，而无户口。而试问国无户口，何以为国？……使地方有急公之役……须抽丁远行，将可以粮往乎？又使本地有守御征发之役……亦将可以粮守乎？若以为有粮则有丁，假令一富人者有粮百十〔石〕，而其人只一二丁，又将安得多指而驱之乎？若以为有粮有银，可以募人，不知彼时田粮之所出者，以供刍牧兵饷，尚恐不足，而奈何不深思而熟虑也？……

李氏议中，以为如果丁银这样地增加下去，“则异时（湘）潭之有田者，不至如今之长（沙），善（化）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素封大家化为逃亡，不止也”。其后，明末年，洪懋德说长沙府一带有些州县，亦有类似的情形，他说道：

带丁之制，其害无穷。今之湘，非昔之湘矣。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无十世之族，而散之四方，皆自此起。……今湘既无丁矣，则是国家有湘之土，而无湘之民也。……无丁，则赋役之事，一委之于田，而民遂视其田如荼毒，去之惟恐不速。田一去，则脱然为世外之游民，而天子不能使，邑宰不能令，是惰之利而勤之害，民何利而不相率以为游惰乎？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之无籍之豪民，惟其意以侵上而渔下，郡邑之长吏不能皆廉，又将视田腴薮，可以取给于苛求，豪民之势张，则兼并以图目前之利，时移势谢，脱屣而去，无籍以求之，而田粮又付之不可诘问之新主。赋何恃而不逋？田何恃而不芜？民何恃而不逃乎？……（《丁粮或问》）

李洪两人所说，我们纵不能全部地承认为事实，但至少可知长沙附近几个州县自行条鞭法后，土地的易手较前频繁，且多集中于志在规避赋役的豪强新地主的手里——按万历四年，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先后行条鞭法，见徐希明《平赋役序》及刘应峰《核田碑记》，均载《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一五一卷《赋役部·艺文四》。

总括反对派所言，他们以为一条鞭的不公平之点有三：一，赋役专责于有田的农民，而工匠商贾皆无异于差役；二，丁役不应由田粮出办，因为丁自丁，田自田，两者的性质与目的都不一样，不应混而为一；三，田多丁多的大户不应与田少丁少的贫户出同一的赋役，——故纵令每亩所出的丁银数目相同，但纳税户的实际牺牲已不一致。且田有肥瘠之不同，其负担赋役的能力亦自不一，若按同一等则征丁，则土地的实际负担亦不相等。不但此也，如一州县以内尽泯昔日户分等则的办法，改按一则起科，如条鞭法之所常为，则此州县与彼州县内各纳税户间的牺牲亦不一致，造成上县原编列下户的吃了亏，下县原编上户的占了便宜的现象；换言之，各州县间的赋役负担亦不公平。如葛守礼《与姜蒙泉中丞论田赋书》说道：

闻今布政司分粮，量为上中下〔三等县〕：上者每石价九钱，中者八钱，下者六钱；则既体悉（恤？）下县矣。一县户亦有上中下，可以例推也。且虽上县，未免有下户，一条鞭论上县之下户亦九钱，何以堪也？下县未必无上户，一条鞭论下县之上户亦六钱，何其幸也？（《葛端肃公文集》卷十四）

按蒙泉为姜廷颐之字，隆庆元年八月至四年二月任山东巡抚（见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葛书当作于此时。

关于反对派所提出的上列数点，我们拟先提出一、三两点来检讨，其第二点留在后面。第一，反对论者以为商贾无异于差役，考之事实，殊不尽然。万历（山东）《东昌府志》卷十五《户役志》云：

万历十五年，条编法行。……阖境帖然，如就衽席。近议有便有不便者。夫条编非尽便也，相提而论，便多于不便也。世所称不便者，大概谓贾贩得脱免，是为利末而病农；门丁不加征，是为幸富而祸贫。夫丁银所出几何？土人列肆，可屈指数也。临清多大贾，业征房号钱；且其人皆侨居，不领于有司之版籍。独云田无等差，斥卤茅沙，与平皋腴壤，按亩科征，诚非鸤鸠之平耳。……

可见当时对于侨寓临清之富商，除有商税外，另课以“房号钱”；唯于本地小贩，则因其能力有限，且又为数不多，故或不征之。上述情形，各地必有歧异，未可一概而论。

第二，反对论者以为条鞭法不分等则起科，以致造成各县各户各田地间负担的不均，在理论上说确是对的，但在事实上并不如此。上引《东昌府志·户役论》之文其前段已提及这一点：

条编法，《兖州志》论之晰矣。大概谓便不便〔相〕埒，要以国家〔昔日〕三等九则之制，规画较然，不欲使二百年成法夺于新议耳。夫因时之弊以立法，因法之弊以救时。正德前，民朴，畏法自重，差役稀少，有司第其赀产登降之，旬日立办。嘉靖间，赋役横出，门户稍上，破产相寻。于是黠者工其术于诡寄析分，饶者恣其费于结纳请托。每至审编，弊端如牛毛茧丝，虽廉令察宰不能根究窟穴。豪吏猾胥，播弄上下，浆酒藿肉，其门如市。柳子厚所谓“富户操其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万历十五年，条编法行。吏无巧法，民鲜危役，阖境帖然，如就衽席。……

万历《青州府志》卷五《户口徭役》说：

小民畏则，甚于畏差。畏则之虚名，尤甚于畏差之实祸。虽差由则迁；有差无则，计一了差则帖然；若有则无差，以为重则之压身，不知何日可去，而寝食有不安者。择害宁轻，故条鞭为便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六册《山东下》页卅三至卅四亦载此。应与本文第三节所引《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四月戊辰条合看。）

可见细分户则以求适合纳税能力的办法，因为实际流弊甚多，在当时是不容易办到的。话虽如此，有些地方仍然斟酌地方肥瘠，与丁的贫富，以定税则，如山东曹州便行所谓“调停赋役册”：

一条鞭之法，缙绅类能言之。然或有谓其当行，或有谓其不当行，其见盖人人殊矣。然无论缙绅，即父老百姓，愿行者十有七八，不愿行者亦有二三。查得各处条鞭，不问丁之贫富，地之肥瘠，一概征银，殊失轻重。是以贫弱小民，多有不愿；而富民田盈阡陌，多方诡计， 干下则者，反得借口鼓惑小民，腾谤官长，百计阻挠。官府摇动于浮言，牵制于毁誉，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之则〕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如本州中上户侯贵等岁当重差，饿死单县漫坡是也。今酌议条鞭，地论肥瘠，面征银之多寡既异；丁论贫富，而户口之高下悬殊。名虽条鞭，而实为调停之法，故命名曰调停赋徭册。盖不拂愿行者之心，而亦善体不愿行者之意。卒之规制一定，士民胥庆，即有一二奸民，亦无以为辞矣。……即以达于天下，似无不可行者……（《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页一七五）

今按“地论肥瘠，而征银之多寡既异”句下，原注云：

马应梦序日：“户自中下〔则〕而上，银递加多，所以役富也；自下上〔则〕而下，银顿减少，所以恤贫也。照税银四分有奇，而沙碱瘠硗，则量为等差，所以示公也。”（前书，附注，第十五册页四六一七）

一条鞭法原不限于一则编派的，今特举一两例而已。

2.南北经济情形不同，条鞭法便于南而不便于北

说者谓南方土地肥沃，田赋原本就重，差徭一向比较的轻，故如归徭役于田，所增加的负担有限，其势较便。北方则地土硗瘠，田粮本来就轻，差徭较重，倘以役归田，田地将不堪重负。葛守礼《宽农民以重根本疏》中有云：

夫江南以地科差，盖田之收入既多，又十年始一应差，故论地亦便。若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沙碱，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者亦有之，又年年应差，并之于地，无怪农民之失所也。……（《葛端肃公文集》卷三）

又《与张吉山论豫郡田赋书》亦云：

〔一条鞭法〕南方曾行之。南方十年一役，北方岁岁有差，何可比而同也？（《葛端肃公文集》卷一三）

关于南北丁田负担的比重，万历《帝乡（凤阳府泗州）纪略》卷五说：

户口已载之黄册矣。此外，复有审编丁则者，以江北税役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饶，诸凡差徭，全由田粮起派，而但以丁银助之，其丁止据黄册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论丁起差，间有以田粮协带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二。其起差重，故其编丁不得不多，故其审户不得不密，期以三年为限，而法以三等九则为准，有不足九则者，亦不妨变通之以便民，此审编之大略也。（明刻《帝乡纪略》卷五《政治志·户口·附审编丁则》）

仅隔一水南北情形便有如许不同，所谓“十而朋一”，即为十丁合当一差，极言其轻。嘉靖《全辽志》所言，其包括之地区，更为广泛：

国家赋役之制，以田以丁。江淮以南，赋于田者厚，而丁则十年次待。河，济以北，役于丁者多，而田则什不税一，此其大较也。

因为南方只重在田，以致丁多脱漏；北方所重在丁，以致田多欺隐。万历时徐贞明《潞水客谈》云：

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役重也。

崇祯间吴侃亦说道：

淮〔河〕以北，土无定亩，以一望为顷，欺隐田粮。〔长〕江以南，户无实丁，以系（事？）产为户，脱漏户丁。（《在是集》二之七）

按道理说，如果要真正地整顿赋役，在上述情形之下，在南方应先从整顿户籍下手，在北方应先从整理田籍入手。但一条鞭法只是一种因利乘便的办法，它本意并不在解决基本上的矛盾，因之它循着最低反抗力的路线来发展，只分别就原有的税基上加以调度或摊派，但求适应财政的目的便算罢了。原来编查丁田，各有各的困难。田地虽然是比较不容易隐藏的东西，然浮粮之累，吏胥飞洒之弊，必须首先清核，然后可得实际。至于审定丁则，则以人户之财资物力为据，其困难更甚于审订田则。（福建泉州府属）《永春县志》云：

今之徭役，西北出于丁，东南兼论田。西北之民，田愈多则累愈重，故役不可以论田而论丁，东南之民，以田为贫富之差，故兼丁田而论之。论丁必以资力，故分九则，其法常病于难均；论田惟蠲浮粮之累，禁吏胥之弊，则民受其利矣。然西北之民，一丁而几岁差，一差而岁几次。民或十岁成丁，七十不免。而东南有穷老不事事之民。南北生灵苦乐之异，又可不知之哉！（正德《永春县志》卷四《版籍志下》）

因之，不只南北的丁田负担的比重不同，两地的编役方法也不一致。北方编差，多以门、丁、事、产四种来作标准。“事”和“产”的分别，大概就是动产与不动产的分别，但前者并含有职业的划分的意义在内。合“丁”“事”“产”三者构成“门”的等第。“门”的意义，代表各户的一般财产状况以及它的社会上职业上的位置。因为北方土地价值不高，所以田地被包括入“产”的项内，不另独立地提出，自成一项。南方的情形不同，土地沃度较高，收获较丰，地价较高，故编役一向注重在田与粮。葛守礼《与郑葵山论中州（河南）地差书》云：

北方民差，旧在人丁；地多者，令多出门银，此古租庸调之法，必不可易者。后因南方诸公，以本处之法行之，一切征诸地。……（《葛端肃公文集》卷一三）

《与张吉山论豫郡田赋书》亦谓：

大抵北方，田自有赋，役当在人，前有迁执先生，故以南方〔条编〕之法施之河南。……（《葛端肃公文集》卷一四）

浙江绍兴府属《余姚县志》说：

北方门，丁，事，产，四者兼论，每以门银为上，产银最下，地土犹致抛荒。吾邑有职役者始登版籍，无职役者每多隐丁，故编役则专重田产。（万历《余姚县志》卷六《食货志》）

可知东南隐丁之户，多属于不须应役的豪强大户。编役专重田产的用意，无非使有田产的大户多少负担些赋役而已。关于北方徭役旧制，门丁事产四者兼论，万历《兖州府志》论云：

旧法编审均徭，有丁银，门银，而无地银，则以赀本产业 括并论也。今〔条编法〕去其门银，而以地银易之，则田家偏累；而贾贩之流，握千金之费，无陇亩之田者，征求不及焉，此农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则人户，旧有丁门二银，今去其门银，而易以地银，未有加也。下下丁户，止有丁银，旧无门银，今丁银既无差等，而又益以地银，是下户病而中人以上利也……古人制赋之法，以租庸调为善，而我〔明〕朝用之。所谓丁银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谓门银者，即有家之调也；所谓税粮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税粮，而益以地差；差出于门丁，而反去其门银。是田不止于租，而家可无调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户有口，自上古以来，未之有改；今去其门银，而但以丁起差，则按图而披，不知某为某门，是有口而无户也。……（万历《兖州府志》卷一四《田赋志》，又参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二《赋币》）

《寿光县志·户口》说：

国朝均徭，分为九则，审编则轻重因乎贫富，可谓尽制矣。法久弊滋，有司改弦调编（“调”字通行本作“条”），盖有四利三害者焉。头役无包赔之苦，收头免侵牟之患，里甲免见年之费，均徭无诡寄之忧，此四利也。不论赀本，则商贩漏网；门银易以地银，则贫户受病；包纳荒田，则里甲难支，此三害也。去害就利，莫若严明于审编，使丁无所漏，而富家大商无所欺匿，庶庸银益多；而富商时出调银以助征派缓急，编氓庶有瘳乎？所宜留神筹划者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六册《山东下》页四五）

前言南北编役的标准，各有不同。但自正德以后，北方各省已有照田土编役者，其事且在条鞭法正式成立之前。说者以为这是北方受了南方的影响。嘉靖初何瑭论河南省的均徭制度说：

或问近日审编均徭，以田土为主，其法如何？曰：此非祖宗之法也，盖流俗相传之误也。祖宗之法，……田土纳税粮，户口当差徭，其不相混也，明矣。今乃照田土当差，是岂祖宗之法哉？或曰：人户有上中下三等，盖以其贫富不同也，贫富难明，田土多者必富，少者必贫，则照田土编差，盖法外意也。似无不可。曰：户有上中下三等，盖通较其田宅赀畜而定之，非专指田土也。若专指田土，则施于农民可矣，工商之家及放债居积者皆不及矣。……况差役以人丁为主，以上中下三等较贫富，以为派差之重轻，此法意也。今舍人丁而论田土，盖失其本矣。……此周文襄〔忱〕作俑之过也。宣德年间，周文襄巡抚南畿[按《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载宣德五年九月巡抚江南]，患民间起运税粮之不足也，乃令税粮正数之外，多加耗米以完之；除办纳税粮外，有余剩者，谓之余米。……凡民间户丁之差役，料物之科派，皆取之余米。……本传谓：小民虽出耗米，然耗米之外，再无差科之扰，深以为便，东南多遵用其法。后又自税粮变为田亩。故东南有田差，粮差之说。南士仕西北者渐推用其法。故西北近年亦有田土当差之役，此盖不考祖宗之法，而惑于流俗之传者也。……或者曰：审如此，则寄庄人户不当差役者皆幸免矣。曰：此有司不知守法之过也。使有司知守祖宗之法，审定三等户则之时，不论士农工商，凡田土，赀本，市宅，牲畜多者，俱定作上等，派与重差，则寄庄人户，虽买别州县之田，而难逃本县之差矣，何幸免之有？今惟不守祖宗之法，审编均徭，舍户丁而计田土，故寄庄人户有躲差之弊，欲革其弊，盍求其本乎？……或者曰：今之富家，或田连阡陌，或赀累巨万，较之小民，岂止十倍。若止照三等户则，计丁当差，其丁多者出银固多；其丁少者出银甚少，岂不为幸免乎？曰：古人为国，藏富于民，盖民之富者，官府之缓急资焉，小民之贫困资焉，时岁之凶荒，兵戈之忽起资焉，盖所恃以立国者也，平时使之应上户重差，法如是足矣。必不得已，则准北畿事例，上户丁少者量出门银亦可也。岂必尽取所有，使之尽与小民之贫者相若，然后为快乎？……（《何文定公全集》卷八《均徭私论》）

何柏斋此议，真正的用意在保全富户的利益——从最后数语可以看出来。但从上文，可知照田编差之法先行于南方，后乃行之北地。南方起初是随粮派差，后又改为随田亩征派。田亩较之粮赋尚稍为容易核实，且比较不易隐匿，改变的理由，似即在此。然随田起差，则本县人民在他县的寄庄田地将无法征税，故或者以是为问，且恐寄庄人户有幸免差役的毛病。何理学先生遂以诡辩应付，说是只需审定户则，以田地资本多的列为上等，派与重差，便可解决一切困难。可惜的事实上真正的上户永远派不到上则！不过，南北经济情形确有些差异：南方地土肥些，作物种类丰富些，农民的收益亦较高，且有乡村副业的补助收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句话，比北方的农民好些。并且，当时南方的商业化的程度及其货币经济的发展，均比北方略高。有了这些原因，南方便于雇役，北方仍以力役为便。《巩昌府志·徭役论》云：

……以余观于巩之徭役，而知新法条鞭之为北境累矣。何者？盖南境气候既燠，物产复饶，有木绵粳稻之产，有蚕丝楮 之业，又地僻力余，营植不碍，民间贫富不甚相悬，一切取齐条鞭，奚不可？北境则不然，地寒凉，产瘠薄，即中路，又苦冲烦，贫富相去，何啻倍蓰？然条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称困？盖富者输资，银差无逋；贫者出身，力役可完。且一身既食于官，八口复帮于户。讵惟存贫？兼亦资养，吏习民安，兹其效矣。自条鞭既行，一概征银。富者无论已，贫者有身无银，身又不得以抵银，簿书有约，催科稍逼，有负釜盂走矣。征输不前，申解难缓，那借所不免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陕西下》页二五）

《府志·驿递论》又以为巩之驿站夫役，亦不宜用招募法，有云：

条鞭虽良法，而俗有弗宜，未有不反为害者。

上引《府志·徭役论》内所说的条鞭将力差改为银差，不便于巩昌的贫民，因为贫民一身以外更无长物，若不许他们亲身当差，只征差银，他们的差银从何出呢？况且贫民在服役时，就食于官，亦是养生之一道。如果定要追银，他们只好挈家逃亡了，你看他说得多惨！论中所云：南方地境较僻，不若北地交通的冲烦，似未尽然。至说道南方贫富不甚悬殊，尤非的论。但南方便于雇役，北方便于亲充，则为事实。万历《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云：“秦，晋便差役；吴，蜀便雇役。”崇祯间吴侃论徭役一条亦说：

四方不同：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李常言：上户富安，下户空乏；富安，则以差为病；空乏，则出力为宜。（《在是集》二之七）

好在贫民有的只是穷命一条，倒无所谓便与不便。究竟便不便之说是怎样来的呢？都是从士大夫一张嘴里说出来的。万历间唐鹤徵《论武进县里徭》云：

万历初，兵道广平蔡公仿江右条编法，将行之，询于鹤徵。鹤徵笑日：差不使于士绅尔，齐民则诚便已。然以私计之，毋乃身为士绅之日寡，子孙为齐民之日久耶？毋乃士绅之不便轻，而子孙之长便重耶？蔡公笑日：请从其久者重者。盖先是优免虽有制，京朝官常得全免。即以入粟拜光禄鸿胪者，田至一二百顷，率得免焉。齐民一佥重役，旦夕破家。诡寄冒免之弊，时方盛行，余故云然。条编者，大略与岁编同。概一县之役，计银若干；科一县之田，亩银若干。第不分银力，率附正赋而征之。既征银入官，官为之雇募应役者也。一时民情翕然称便。既而有行之山东者，齐鲁之民，群起哗焉。盖条编主田为算，而每丁折田二亩。江南地土渥饶，以田为富，故赋役一出于田，赋重而役轻，以轻丽重，且捐妄费，安得不利？齐鲁土瘠而寡产，其富在末，故赋主田而役主户，赋轻而役重，以轻带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里徭》。参看万历《常州府志》卷六《条鞭》。）

上文广平蔡公，即为兵道蔡国瑞，他行条编法于武进，乃奉巡抚朱大器之檄为之。事在隆庆四年（参万历《常州府志》卷五《里徭》），谓在万历初，实误。上文后半截详言南北赋役状况的不同，所以摊派的方式亦异，可于前面参看。上半截将言不便者的真相戳穿，了解他们的真正动机以后，真无怪连犹太人都会说出“有钱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至理名言了。关于说条鞭不便的人们的阶级和立场，我们还可以多引几条记载作证明。万历四年，（长沙府）攸县知县徐希明《平赋役序》云：

大抵此〔条鞭〕法，至公至平，但便于小民，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便于贫乏，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便于里递，而不便于造弊之吏胥云。

江西《吉安府志·徭役》亦谓：

大都兹法之行，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夫；利于闾阎，不利于市胥。（《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廿三册《江西》页五七）

再就前节所引《曹州志》所云：“然无论缙绅，即父老百姓，愿行者十有七八，不愿行者亦有二三。”这不愿行的十之二三的老百姓究竟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一条鞭法并不是根本的改革，并且它有许多不适合环境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这些以后我们还要提到。

条鞭法到了万历初年发展得甚快。这件事与当时首相张居正锄抑豪强的政策实相配合。如果没有居正的极力支持，条鞭法恐怕不易推动。从这点说，我们认张氏是推行一条鞭法最有功的人亦未尝不可。今从张氏书牍中摘录数则，以证实吾说。《答楚按院向明台》云：

……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万历庚戌〔卅八年〕高以俭等校，唐国达刊，《张太岳文集》卷二八，页二二）

《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云：

……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大疏为之辩雪，殊惬公论，惜公不倡言于朝廷，而独以私示于仆也。……仆今不难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亦将奈之何哉？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前书卷二九，页一）

按渐庵乃李世达字，时任山东巡抚。书中白令，指东阿知县白栋，万历五年正月，为给事中光懋所劾（见前第三节）。知非居正拟旨留任，白栋早已落职了。又《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云：

条编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即灼知其不便，自宜告于抚按当事者，遵奉近旨罢之。仆之于天下事，则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兴革，顺天下之公而已。（同卷，页十）

按二山疑为吏部左侍郎山东武定府海丰杨巍之字。江陵拟旨事，亦见前第三节万历五年十一月甲寅条。书中可睹江陵愤懑之意。

同时，在各省推行条鞭法最著成绩的几个封疆大吏，都是江陵得意之人。如属于早期条鞭法创办人之一，且于万历初年又在江西省积极推动条鞭法的潘季驯，就是江陵提拔之人（《明史》卷二二三本传）。先在浙江，万历后又在福建等处，推动条鞭法最有名的庞尚鹏，当时亦为江陵起用与信任的人（《明史》卷二二七本传）。又如与条鞭有密切关系的应天巡抚宋仪望，其擢用亦由于江陵（《明史》卷二二七本传）。庞宋二人，虽后皆失江陵之意，以致移官，但那已是后话。

3.征收银两对于农民不便

这是一条鞭法很受攻击的一点。攻击者的理由已分别散见于第三节，与本节（2）。总括起来说：

第一，农民有的是五谷，但无银。征银，是舍其所有，责以所无，它的毛病，像顾炎武所说的一样，“夫树五谷而征银，是啬羊而求马也”。并且对于国家财政亦无好处，因为“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同时黄宗羲也是抱这种见解。（《明夷待访录·财计篇》）

第二，农民必须在完税期限以内出卖谷子去换银纳税。无形之中，将谷价压低，银价抬高，受两重的损失。如果因为完了税，以后的粮食便不够吃的话，在青黄不接之时农民还要以高价买进粮食，他的损失又增加一层。

第三，北方的农民，多数是收入低微的，苦命一条还有，多余的银毫无。叫他们亲身力役，还可以借此机会混一两口衙门饭吃，尽管吃得不饱。若是跟他们要银子，那就惨过要他们的命了。所以征银特别不适宜于北方。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是一条鞭法征银的实际情形。第二，明代用银的历史。

用一条鞭法去征银，据我现在所知，似乎先在徭役方面其后才扩充到田赋方面。徭役之中，又似以力差的折银为最早，然后才到里甲。原本就法令上的规定而言，田赋的折银并没有徭役折银那样来得广泛和普遍，例如东南各省的漕粮，还有边卫的军粮，它们到了明末，仍规定全部地或部分地征收本色。不过，田赋一经征银以后，尽管常有税率上的增高，回到征收本色的事例却少见。至若徭役，虽经编折了银，往往仍不免有再征力役的法外苛求。所以就征银的实施程度而言，田赋方面较之徭役方面却来得彻底一些。

赋役征银，仅为整个财政制度的一般趋势，今先从货币制度说起。明代的货币制度，在普遍用银以前，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用钞的时期；第二，用钱的时期。明开国的前后，曾数次铸钱，令与历代古钱通用。但因民间沿元朝的旧习，多数喜欢用钞，并不欢迎使钱。于是在洪武八年（1375）明定钞法。是年三月造大明宝钞，以桑皮及禾茎为币材。规定每钞一贯，准折铜钱一千文，或银四两；钞四贯，准黄金一两。民间得以金银易钞，但不得以金银买卖交易，违者治罪。钞法行后，不到数年，便已发生阻坏；还不到廿年的光景，钞价已跌落到不及原定法价的六分之一：时在洪武二十六年，两浙、江西、闽、广的人民，皆重钱轻钞，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的。二十七年，朝廷乃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入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铜钱。洪武三十年，及成祖永乐元年（1403），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但因朝廷出钞太多，收缩无法，以致物价不断腾贵。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冬，诏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但到了宣宗宣德元年（1426），米一石须用钞五十贯——四十年间米价涨了二十倍之多。先是民间往往用布帛米麦及金银交易，恢复实物交换的方式以求避免币值不稳定的损失。至宣德此时，乃弛用布帛米麦交易之禁，然以金银交易及囤积货物看涨的行为仍须受罚款的处分。此外，又利用各种税课征钞的方法，以吸收钞贯回笼。如老早已施行的“户口食盐法”，令人民军官，计口纳钞领盐。继又令税粮，课程，赃罚，市肆门摊诸课，以至各种新旧杂税，无一不相继折钞。种种措施，不外想将宝钞回笼。但除了英宗正统（1436—1449）因钞不足，钞价一度上涨以外，终竟无法挽回颓势。至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钞一贯已不能值钱一文——较之洪武八年的法定比率，降至千分之一以下。虽然在孝宗弘治元年（1488）仍令一小部分的税课全征钞贯，或钞钱兼支，但是每钞一贯仅折银三厘，恐怕比之纸价工本高不了多少，钞法至是已濒绝境，用银日益普遍。最后一次，世宗嘉靖四年（1525），令宣课分司收税，每钞一贯仍折银三厘。从此以后，政府收税用钞的事例便绝了迹。

关于钱法，它的历史并不见得比钞法的顺利得几多。明朝的钱制，是本朝铸钱与历代古钱并用。本朝诸帝屡有铸钱，各记年号，统名曰制钱。制钱与古钱之中，还有新钱，旧钱之分；与大钱，小钱；好钱，低钱种种的差别。除京师铸的钱外，尚有各省铸的钱，神宗万历间各王府皆铸造私钱。至于民间私铸的钱，势力亦甚雄厚，足与官钱相颉颃。以上形形式式的钱，品类固繁赜不堪，且成色，重量，以至民间对它们的爱恶程度都是不一致的。而政府往往任意规定比率，且常加以种种不合理的流通上的限制。初时政府为要推行钞法，屡下禁止行使铜钱的令——甚至连本朝自铸的铜钱亦在内，此事最令人民失去对钱的信心，尤为钱币畅通的甚大障碍。有了以上种种原因，更加以每次铸造数量过剩，其结果，使得任何一种的铜币，均不能稳定其价值，且只有日见降落的趋势。

如果政府真有决心去维持铜钱制度，它也不是毫无成功的希望的。但政府并无此决心，它的一切打算，尽在目前最大的财政收益，至如币值稳定的长期利益非所顾及。所以钱法屡次试行，均归失败；最后，唯有出于用银之一途。这一点我们只就政府征收商税杂课上的规定来检讨便可作充分的证明。关于税课的征收沿革，据《明史》卷八一《商税》，说：“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收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明史》的说法，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如较仔细地分析，我以为在收钞以前，应补上收实物，和钞钱兼收两个阶段；此外中间几个阶段，亦可以较精细地列举出来，它们的全体过程略如下所示：

实物—→钱钞—→钞—→钞钱银米等—→钞钱银—→钱—→钱银—→银

自然，上面所指的仅是大多数税课的共同的一般趋势；若就个别税课而论，可能有微异之处。如《明史》同卷所载：“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嘉靖〕八年复征银，遂为定制。”这里应注意的是某一个阶段可以重复地出现，然不论如何，各种税课到了后来几无不收银了。

如果我们要追问上开转变过程的理由，除了由实物的转为货币的征收一段另有理由不谈外，其余凡属于货币性质的转变的——例如由钞至钱至银，差不多全可以从政府的自私的立场去求得答案。第一，每一种转变都是代表前一种的货币在不断的跌价中且已到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例如钞。第二，政府既明令允许新征另一种币以后——如铜钱，便不管民间市场的需要情形如何，总想办法极力增加这种币的数量，以致往往造成铸量过剩的现象，重蹈前一种币的覆辙。第三，政府总想在比价上套取便宜，它的办法有数种，但与我们的讨论最有关系的，便是下述一种办法。它有意无意地对某一种币过高定值（overvaluation），但在征收之时并不接受这种高估的货币，却限定只用另一种低估的币。此事我们需要作较详细的说明。在嘉靖初年，多种税课俱明定钱银兼收的，当时法定的比价是每钱七文准折银一分，但按之实际铜钱的市价远较官价为低，因为在当时市面上往往是银一分可换到铜钱三十至四十文——到了嘉靖末年甚至一分银可换七十文钱。但终嘉靖一朝以至后来，政府始终维持在1∶7的官价。政府所以要如此地做，因为它还有其他巧妙的补充办法去讨便宜，就是它规定一切税收只接受银而不接受钱，但一切的支出如官俸兵俸多仍以七文钱准一分银计算。因此，在明代历朝之中，以嘉靖一朝推行钱法最为积极，铸造次数最多，但扰民最甚最惨。

钱法继钞法失败以后，何以必须用银？这因为民间对银最有信心。银的使用至迟自英宗正统（1436—1449）以来已甚普遍。银两是依重量计算价值的，它虽非铸币，但辨别容易，价值稳定，且不若钱的笨重，所以民间乐用，终竟取得钞银的地位而成为通货。《明史》卷八一《钱钞》云：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

上文乃指自正统元年行金花银后，除小额贸易仍用钱外，朝野皆已惯于用银。金花银的内容，系由朝廷指定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七处，各划出一部分税粮，总共米麦四百余万石，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合计折银一百余万两，输送京师内承运库，以备支放官俸之用。由此可知田赋折银，并不开始于一条鞭法，——即在明初亦已有折银的事例，虽其范围与数量均远不及金花银。何以金花银行后，论者多说其便利，而一条鞭法征银，论者反说不便呢？此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上所说的钱银的比率定得太不合理。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才能够明白当时人疏章内所说的真意。隆庆三年（1569）七月辛卯，总督蓟辽兵部左侍郎谭纶陈理财五事，其中之一“通钱法”云：

足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为钱法，增多其数，以济夫银之不及而后可。今之议钱法者，皆曰“铸钱之费，与银相当，朝廷何利焉？”臣以为岁铸钱一万金，则国家增一万金之钱流布海内，铸钱愈多则增银亦愈多，此藏富之术也。又日，“钱虽铸，民不可强。”夫钱者，泉也，谓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钱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欲输之于上，故其权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识以年号，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愚请朝廷岁出工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分发两京工部及南北直隶各布政司，所在开局，设官专任其事，其所铸钱即以备次年官军俸粮，兼支折色之用，其后铸钱益多，则工本当益省。铸钱制以轻重适均，每钱十文直银一分；不足，则稍重其制钱，钱五文直银一分。其钱俱以大明通宝为识，期可行之万世，从前嘉靖等钱，及先代开元等钱，或行或否，悉听民便。新钱盛行，则旧钱当止。布钱之日，令民得以钱输官。如税银起运折色，则银六钱四；存留折色，及官军俸粮罪赎纸价，俱从中半收钱，如此，则百姓皆以行钱为便，虽欲强其用银而不可得矣。（《穆宗实录》卷三五，《谭襄敏公奏议》卷六）

隆庆四年二月丙寅，山西巡抚靳学颜应诏上理财疏，其大意与谭疏相同，今节其大略如下：

臣又见近世之言理财者日，“财无从生也，惟有节费而已。”臣以前代生财之法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而钱法是已。……今天下之民愁居慑处，不胜其束湿之惨，司计者日夜忧烦，皇皇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矣；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钱法一政，久矣其不举矣。钱益废，则银益独行；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银之积在豪右者愈厚，而银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逾数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臣窃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臣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十里富室之积足相拟矣。……今之为计者，谓钱法之难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费多而所得鲜矣。”……其二曰“民不愿行，强之，恐物情之沸腾也。”臣愚以为历代无不用之，至称为钱神，我先朝又用之，只见其利，不闻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犹盛行之，盖五六百〔文〕而值一两，今七八十岁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讯也。独至于今，屡行而屡废，甫行而辄辍焉，何哉？臣窃详之，钱比钞异，于小民无不利也，独所不便者奸豪尔：一曰盗不便，一曰官为奸弊不便，一曰商贾持挟不便，一曰豪家盖藏不便，此数不便者与小民无异（应为“与”字之误）也。臣窃闻往时但一行钱法，则辄张告示，戒厂卫，不先之于卖菜之佣，则责之以荷担之子，愚而相煽，既闭匿观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从旁簧鼓之，以济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闭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臣闻施恩泽者自无告始，行法令者自贵近始，岂惟贵近，自朝廷始可也。请自今以后，追纸赎者，除折谷外，而责之以纳钱；上事例者，除二分纳银外，而以一分纳钱；存留户口则兼收钱谷；商税课程则纯用收钱；此谓自朝廷始。又因而赐予之费，宗室之禄，百官之俸，则银钱兼支；又因而驿递应付，雇夫雇马，则惟钱是用；又因而军旅之饷，则分其主客，量其远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折色；此谓自贵近始矣。此数者，有出有入，而民间无底滞之患，诚以上下交会，血脉流通故也。……（见《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九，参《穆宗实录》卷四二，及《明史》卷二一四本传。）

谭、靳两人，对于铸钱足以富国的过度乐观的看法，正足以说明政府屡次滥铸的动机。当时破坏钱法的，除政府自身以外，是与盗窃的利益打成一片的豪门和官僚商人阶级，一如靳氏所言。明末张溥《钱法四弊》亦说：

诸解京贡赋之入，固必精良白金；即藩省禄给，存留盐税，薪俸工食之类，又辄以钱不便行而不收。（《国朝经济录》）

至于非收钱不可的只有卖菜和挑担的老百姓。

善夫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序文所言“金银钱币，所以衡财也，而不可为财。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此不识本末之故也。”可惜朝廷却不懂这个道理。

4.年年应役，过于频繁

旧日里甲制度，十年之中，只有一年服役，其余九年皆空闲在家，自行条鞭法后，徭役从丁田两项起派，折成银两，每年起征。从此，往日十甲轮差一劳九逸之制不复存在，人民每年都要出役银。换言之，即将昔日十年内须出办一次的差役总额，分为十年输纳，每年各输十分之一。关于这点，论者的意见不一，有以为新制较旧制利便的，已略见第四节（3）。《吉安府志》综合正反双方面的理由，再加以批判，还是赞成新法，今引其原文如下：

旧于十甲之内，十年轮当一差，虽曰一劳九逸，顾其应直之年，数繁役重，力且不胜。况以民事官，入役之初，常例费已不赀，而责办于上，需求于下，有编银一两，而费至十倍百倍数百倍者，苦乐不均，于是豪民巧为规避。户之低昂，吏得私易之，而低者反昂，昂者反低，民之穷困，十户而九。隆庆间始易为条编。分均徭，里甲，民兵，驿传，名曰四差。计四差之银，通融各为一则，摊分十年输纳。斗库诸役，出自官募。夫一分为十，则役轻；征价于官，则民便；轻重通融，苦乐适均，则差平，而吏不得持低昂之柄，是宜乎万口称便矣。然议者或谓旦旦而号之，农商无终岁之乐，户户而比之，县官有敲朴之烦，则不若征其价而仍复轮差为便，斯盖长吏自为计之说也。夫十而一之，孰与夫一而十之？矧齐民朝不谋夕，谁乃岁积其一以待十年之输也？今岁输十之一，役轻易办，一输之外，民可闭户而卧，孰谓其无终岁之乐耶？其视轮差之岁，苦于弊多费重，以致鬻儿破产者，万万相悬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廿三册《江西·徭役》页五十七）

《汶上县志·条鞭法议》以为条鞭法的税基比较广泛一些，说道：

惟是以一县之力，供一县之役，则众而易举也；以一年之输，分十年之限，则轻而易办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页一七二）

但万历《常山县志》与上正持相反的意见，它以为常山县原日的编役颇为得法，可以每隔一年休息一年；条编行后，反为催科逼迫，且人民服役过频，适足以妨碍他们谋生之计。其说如下：

按条鞭之法，使民无偏重之累，多则之扰，甚盛德也。顾物情不一，难以概齐，固有便于江西越东，而于吾衢不便者，如秦晋便差役，吴蜀便雇役之类是也。且原国初立法……其意谓劳逸相间，则服役不勤。故自税粮之外，一年里甲，一年粮长，一年丁田（按粮长丁田皆役名），一年均徭，一年造册（属于银差之一种），十年之中五作而五休之，少得喘息，以并力于供应也。今行条编之法，则官府日日催征，百姓时时输纳。盖有一当排年，则终岁奔走钱粮，日不暇给，凡耕读事畜之业尽废矣。予尝与宁绍一士夫论条编不便于军门徐部院之前。其人日：“譬如人日行百里则艰；若分作十日，日行十里则安舒，不亦善哉？”谨应之日：“日行十里，是日日行路也。使人尽废百事，而为行路之计，问馆舍，箧枕簟，持糇粮，亦日可矣，他将不暇为生乎？”曾因董获至三村，见壁间有无名氏题诗日：“此村不是石 村，夜夜尝闻吏打门。半亩庭荒无鸟雀，一年岁晚少鸡豚。新丝欲卖谋诸妇，旧谷难偿累及孙。何日条鞭闻报罢？相公功德满乾坤！”则人情可睹矣。……（《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

5.总一征收，过于促迫

《常山县志》又攻击本县条编法曾一度行之不得其当，致有各项齐征，过于逼迫的情形，说道：

况彼时既经条编，则当条征条解可也。而该房各摘其所需，称为紧急，一时各项齐征，不及半年，殆将完满，大非用一缓二之道。自今知县傅良言至，限为朔望，每两追银五分，分俵缓急起解，民始少苏……（万历《常山县志》卷八）

湖广《辰州府志》亦说：

且他时编派，分正，杂。正，杂之完纳，又分本，折。故追征期宽。自条鞭法行，天下受其划一。而辰迫驿骚。盖巨猾缘而作奸，更立压征，预征，实征，诸名，遂征无虚日。今年之谷才登，来年之赋已迫。……（万历《辰州府志》卷三《田赋》）

以上所说的，是两地一条鞭法施行后的流弊实况，并非各地一般的情形。平心而论，条鞭法所规定的征收期限，较之以前稍为划一。有一年分为三限征收的，见霍韬《渭崖文集》卷九《吏部公行·应诏陈言以裨圣政以回天变事》。有分四限征收的，见万历《广平县志》卷二，及万历《邯郸县志》卷四。有分六限的，见前引章潢《图书编》卷九一，所记江西的条鞭法。有分七限征收的，见万历《大田县志》卷九，及万历《龙游县志》卷四。亦有分十限的，见崇祯《邓川州志》卷五《官师志》。分三限征收的方法，行之于山西忻州及榆次县的，是“春〔征〕三分，夏三分，秋四分”（见万历《忻州志》第一册，及万历《榆次县志》）。但武进县由三限改为十限，最后定为五限，见万历《武进县志》卷四《征输》。

6.混一征收，且又混一支用，易于侵吞

旧日赋役各项皆各立名目，按款按项征收，且亦按款按项开支起解。立法本意，初非不善。但因头绪过于纷繁，且征收解运人员过于庞杂，往往因缘为奸。自行条鞭法后，原来各项赋役名目仍予保留，官府于开征前照例将本年内本地方所有应收应支的款项及其银两总数，以及各花户应分摊的细数，一一公布出来。到了征收的时候，便向各户按照公布的数字征收一个总数——这一个总数是各该户所应交的各项赋役的合计的总数目。换言之，在征收时并不需分别开所征的银两，其中有多少属于某款某项，又另有多少是属于他款他项，而只是将一个总数统一地收回来。及遇有支用时，即于已收存在官库的款银内拨给。这种收支的方法，当时人叫作“总收分解”法。所谓总收，即统一征收；所谓分解，即分项支拨。有些人以为这种的收支制度，往往发生侵吞埋没的弊端，已略见第三节引葛守礼奏疏中。万历六年（1578）江西南昌府新建县知县张栋《上刘峨山（名斯洁）抚院书》论及该县行条鞭法后的情形，说道：

再照四差银两，虽有里甲，均徭，民兵，驿传之殊名；而百姓之输纳，本县之征收，初未尝分开何者为里甲，何者为均徭，又何者为民兵，驿传也。既混一而收之，又混一而用之，随收随放，漫无分别，而县官又公务缤纷，不能一一稽索。侵欺冒破，何能以保其终无哉？（《可庵书牍》卷一《新建书牍》

上函内所言“混一而用”，乃指一切支款统从“漫无分别”的总收入内支付而言，与上面所说的“分解”一词，包含起解到另一个地方，意义微有差别。

7.不分仓口，不分石数，易于舞弊

旧日税粮的输送，分为远近仓口。输于远仓的税粮，费力较大，折耗亦较多，所以实际的负担当亦较重，故多派之于富户。输于近仓的税粮，用力稍省，折耗稍低，实际的负担亦较轻，故多派之贫户。远仓名曰重仓口，近仓名曰轻仓口。用仓口的远近来调剂贫富户的负担，使之比较接近公平，这是当时规定的本意。嘉靖初年，何瑭著《均粮私论》论河南的田赋说道：

国初定粮，失于分别，一概定作每亩粮八升五合。后官府以下田人户办纳不前也，乃议令起运重粮，多派于上田里分；存留轻粮，多派于下田里分。盖亦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意也。虽未尽得其宜，而民病亦少苏矣。近年上司患里书挪移作弊，乃令不分起运存留，俱总定一价则，上田下田无所分别。虽曰可绝里书之弊，而下田民户固已不胜其害矣。（《何文定公全集》卷八）

上言原定的上田与下田的人户所享受的差别待遇，因里书挪移作弊，以致改为一则起科，使到贫户的负担增加，当系实情。自行条鞭法后，起运与存留合一，仓口亦不分远近，昔日调剂人户贫富或土地肥瘠的功用，随之消失，自遭受人们的批评。隆庆元年葛守礼《宽农民以重根本疏》中有云：

国初……分定各项仓口，仓口由重而轻，人户自上而下，明白开派某人某仓口粮若干，给与由帖（按即一种收税通知单），便其执照，各赴该仓收粮大户处投纳……其法简易，可以百世通行无弊。近年不知何故，乃变为一条鞭派，不论贫富，一切同摊，既不显仓口，又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书手任意增减，漫无底定。虽小民黠慧者，亦莫知端倪；而况蠢愚，只应凭其口说，从其愚弄也。不惟小民莫知，虽官府亦岂能于分厘毫忽之间算无遗乎？

又《与刘安峰论赋法书》亦谓：

山东均徭征输旧规，称为最善，近多变更，小民莫知端倪。如派粮本有原坐仓口，轻重等差一视户则，虽妇人稚子，莫之或欺。不知何故，变为一条鞭，使书手得以因缘作弊。后又谓一条鞭难为贫者与富人同科，乃又变为三等银则，弊愈不可穷矣。夫照各仓口分派，令人查纳斗斤若干，价钱几何，晓然人知，何等简易？今乃不显仓口，冒然谓某某该银几何，小民听然输之，无复可以查算，是与书手以神术弄愚民，且又涂民之耳目，装之囊中，任其舞弄也。（《葛端肃公文集》卷一三，参同书同卷《与鲍思庵论徭役》）

按以前分别轻重仓口之时，是征收本色的，且由民收民解；自行条鞭法后，改征银两，且由官收官解，故办法当不能与旧日一致。

8.合丁徭杂项于土地，启加赋之先声

说者谓徭役杂敛合并于田粮之中，虽得一时苟安，但其后遇有紧急需要之时，后人仍不免重蹈覆辙，遂开田赋加派之渐。且历时稍远，后人或忘记本源，复于田赋上毫无顾忌地附加，更不易防阻。这种见解，明末黄宗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历代的赋税史上作了一番检讨，认为自三代以至明朝都有同一的趋势，关于明代，他说：

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嘉靖末行一条鞭法……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甲年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一本“至是”下多“杂役”两字。）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两〕，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梨洲这番说话，确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如湖南《宝庆府志》所说，足资证明：

自一条鞭法行，地租与丁银故未合也，其时增辽饷，所谓九厘饷，是辽饷与条编相并行，故世谓之条辽，又谓之条饷。自丁银摊入地租，而麂皮班匠优免皆同，于是粮户又谓之摊，而凡诸租赋皆合于一。则一条鞭法后之又一条鞭也。诸州县盖各有科则云……（道光《宝庆府志》卷八四《书户二》）

今再多举数例，以实黄说。万历十一年御史张贞观“请定徐州里甲夫差”，上疏云：

自民间苦里甲，而后有条鞭之法；是条鞭之行所以苏里甲之困也。然里甲之累有一分未除，则便是条鞭之行有一分未尽。但据所知，则固有已征鞭银，而复役里甲者；亦有限年头役名色依然照旧佥派私贴无算者。业以（已）征其银而复役其身，是民昔之所苦者一，而今之所苦者二也。且头役私帮出自现年，偏累犹昔，何称鞭法？臣尝备员山东，见鞭法之行较若划一，民间大称苏息，何江北辄不同也？臣谓较若划一，既已改行鞭法，即当悉去现年。其间有重差，如提锁甲首，走递马匹之类，私帮之数，视正额固多，俱应明鞭，不应暗贴；俱应派之合境，不应帮之里甲。至于官府一应供应之数，宁从其优，无过于减。仍严为申禁，必不使里甲复至私用，庶里胥之科扰可杜，而灾地之累苦亦尚可少舒矣。……（《敷陈里甲条鞭审派疏》，参乾隆《江南通志》卷七六《食货志·徭役》）

又如河南汝宁府信阳州罗山县亦有类似的情形，《县志》云：

会银，昔未有也。以里甲供亿，不才官费之不赀，乃酌一年应费之银，定银有额，入条鞭内，征收入官用之，名之曰会银。会银设，而费有限矣，此节爱之良法也。何近时又令十甲里长轮流支使，岂免包赔，而里长又焉得不派之各人民哉？抑且指一科十矣！是既有会银，复用里甲也。为小民之困，不滋甚乎？（《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在南方，这种重税的现象亦甚普遍，万历间南直隶应天府上元县自行条编后，除征收工食银两以外，差使仍令入直亲供。知县程三省条议上的“县事宜四款”其第四款免重差云：

照得上〔元〕江〔宁〕二县，条编银两已奉明文一则均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门库斗诸役。工食取之条编，差使则令亲役，每一入直，则有常例，有买办，有守候，无名之费，诸难枚举。……奈何正赋之外，复有重赋如此哉？（万历《上元县志》卷一二《艺文志》）

凤阳府亦有同样的情形，《凤书》云：

凤之……最苦者，役于官与役于官府营缮者，如宋顾（雇）役之法，一切取办于编银。虽云嘉〔靖〕隆〔庆〕前徭里甲法不均，其时□粮长马头库子等色，坊里之长操权横甚，户民一不当意，指名定役，富民立破产，小民糜碎。然自条鞭法行，而此属肆其大害未尝减也。名曰一条，而四差依然存也。（天启《凤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总之，种种苛索的名目，横征暴敛的状况，自条鞭行后，仍不减于以前，万历初，工科给事中张栋（昆山人，万历进士，知新建县）言之最详，《张给谏集》内《国计民生交绌敬陈末议以仰裨万一疏》云：

四曰：审均徭。臣按条鞭之法，虽概行于东南。而行之称善者则莫过于江右。臣先任新建县知县，已亲行之，而亲见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实未尝行。何以证之？夫条鞭之称善，正以其征银在官。凡百费用，皆取于官银。民间自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徭役；自完本户粮差之外，另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扰耳。今既云行此法耳，胡复有均徭之审耶？解户，收头，修衙，修舡，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举，请言其详：盖钱粮既征在官，则以官收，亦以官解，宜也。何为而又佥大户？一领一纳，库吏皆得上下其手；解户甘心赔折而不敢言。甚至有发与空拟，先令完纳，而后听其索□于小民者，此解户之所以称累也。征收钱粮，除用柜头，其害不待言矣。即如派定各区，每名收千两，则收完其责亦完，宜也。何故必责之以管解？所收之银未经解尽，收头之责终于未完。库吏因而为奸，受贿多者首先发解，否则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头之所以称累也。修衙，修舡，既有征银在官矣，即当责之工房吏书管理可也。今乃仍点大户，官银不足，倾家赔偿，而该吏人等犹且从之索贿；不得，则以冒破禀官究责，以致浮费之数，反倍于赔□之数，夫焉得不称累？下程酒席，亦既额有官银矣，即当责之礼房吏书买办可也。今乃仍用里甲，赔费不赀，荡产从事，而该吏人等亦且因之为利；不得，则以苟简禀官罚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称累？抑且有奉上取资赎锾，无以应求，而亦派办于徭户矣。其间贫不能胜此役者，每民量田数多寡，又派空役银入官公用。不知原编公用银两作何支销？大都皆为吏书所乾没，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当议者也。（《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八。参《明史》卷二三三《李献可附传》，清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三《人物·宦绩八》。）

上疏言条鞭征银以后，复编审均徭。其中解户，收头，修衙，修舡，下程酒席诸役，旧病一点未除，而另以新的姿态出现，如解户复佥大户；收头又责以管解；修衙，修舡，仍点大户；下程酒席仍用里甲。种种积弊，张氏以为皆由于衙门中如吏胥书手等属于下级的职员勒索乾没的行为所致，至于州县中的高级官吏则亦“未必能一一而查之”。其实，州县首领官所负的责任并不低于吏书，前者的贪污程度恐怕有过后者而无不及。今引稍后的奏疏来作证明。万历中吏部赵南星《朝觐合行事宜疏》云：

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加派在其中矣。而数年来又以军兴加派，则加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矣，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竽也。（《赵忠毅公文集》卷一四。参《明史》卷二四三本传。）

大约高级的官吏总爱将害民的责任推诿到低级的胥吏的身上。思宗崇祯三年（1630）河南巡抚范景文上《革大户行召募疏》亦以为盗贼水旱不足为百姓的大患，百姓的大患皆由“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且“莫如差役”。且他所指的官为民患，并非指真正的官，乃指“胥徒”人等为患百姓而言。范氏建议，改革河南的差役制度，应参照他万历末年在山东东昌县任推官期内所行的条鞭法，实行官收官解，废除佥派民户的办法，以免胥徒从中作梗。今节录疏文如下：

……如钱粮之收有收户，解有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而所佥实非真大户，何也？大户之钱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难幸免；而兔脱雉罹，大半中人耳。中人之产，气脉几何？役一着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即彼所谓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时者，亦渐日朘月削。免与不免同归于尽。此不水旱而荒，不盗贼而 者也，岂不痛哉！往时建议者心痛（一作“隐”）之，变为条鞭法，以阖境之力役，均于阖境之丁粮，此其苦宜少苏矣。而试观民间，有不经年累月奔命于公家者为谁？有不卖妻鬻子罄资于津赔者为谁？是条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户之革者未革也。总之役在民则官便，役在官则民便，此不两利者也。便在民，则民欲革；便在官，则官不欲革；此不两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胜也久矣，有司官即不无念及民瘼者，无如胥徒之中为格何！盖佥派一行，则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役〕于民间，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间，天子藏富之地，而反为彼外帑，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贫，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贫。臣剜心蒿目，议下有司，实行条鞭之法，一切差役，俱归之官。钱粮官雇人收，为议廪饩；官差人解，为议盘费。仓漕为之议脚价，官委人置（一作“买”）。驿递为之议刍豆，官募人养。供应以市值平买，不立官价名色。凡夫倾销，添搭，帮赔之费，彻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洒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于官也，官任之而害自减耳。……在民免于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虑失利者（一作“所不科者”），独胥徒耳。……（《范文忠公文集》卷二，参《明史》卷二六五本传。）

大约一些少数的清廉之官，像张栋及范氏等，或亦“不无念及民瘼”，但他们只是绝对少数；大多数都是贪婪之官，所以“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一如赵南星之言。况且出身于士人之官，虽或主观上念及民瘼，但都客观上脱离民众，岂能洞悉民隐？所以官若与胥斗法，永远是官失败。根据范疏，我们知道当时国家与官吏，官吏与人民，彼此间的利害的冲突，已经很可以；并且官与胥吏，大户与中户、小户，彼此之间的利害更是充满着尖锐的矛盾。

范疏中主要的建议，是停止编佥民户当差，一切徭役皆折征银两入官，由官招募——换言之，严格地执行原有一条鞭法的真髓。相同的意见，在崇祯十年八月二十日户科给事中丁允元题奏内亦可看到。丁氏题请朝廷整顿故乡山东日照县的条鞭法云：

照民之逃于赋者十之四五，逃于役者亦复十之三四。盖条鞭一法原合仓库马夫收头诸役公费俱在其中，而迩来州县官应查盘，则以条鞭册应，其实则一年一编佥也。夫编佥之害，在民间则佥一以扳十，在衙蠹则诬贫而卖富。究不至富者贫，贫者徙而转沟壑，其势不已。……（清乾隆庚寅重刻《丁右海先生疏稿》页九至十。参《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里甲论》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总之，自行条鞭法后，各地加派、暗编的事件仍是层出不穷。如万历间王圻所说的“小条鞭”（见《神宗实录》卷四一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卯，颁诞育元孙诏中语；及《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曹县志》），天启，崇祯间艾南英所谓“条鞭之外，更有条鞭”（见《天佣子集》卷六《书六·与郑三尊论〔江西〕南城马役书》），万元吉所说“条外有条，鞭外有鞭”（见《墨山草堂初集》卷一《收支疏》），都是指重征叠税而言。

9.预算不易编定

条鞭法设立的初意，原本以为各项赋役一经编定以后便可成为定额，希望后来不再有增加。所以各地自行条鞭后，莫不纷纷勒石为碑，或刊刻书册，俱明载编定额数，冀垂之久远。但这个希望是不容易达到的。原本，能编入条鞭银的款目，大半都只限于有经常性与固定性的；其余凡属于临时或意外的款目自不便编入鞭银以内——这点我们在前面已说过。可是，想制成一个定额还易，想这个定额在一个长的时期内仍能维持便难了。这就是当时人的“预算”问题所在。如果定得太严的，则后来有意外不时之需，便无法去应付；如定得太宽，又怕引起经理人员的浪费以至挪借或侵吞的弊端。万历《安丘县志》把这番道理说得最具体而清楚：

四差合征，则力难毕完；输银在官，势且轻用；以难完当轻用，则折阅必多。一旦有意外水旱灾伤之蠲，部派军兴诸卒然之务，将于何取给之？若欲预为之羡，以备蠲减，如宋曾布所言，则浚民者将濡首焉，是先病之也，……（卷八《赋役考七》）

事实上也证明编额无法过于低减，因为裁削太过，则支出不敷，且有因此引起民变兵变的。万历十一年八月癸丑，户部覆浙江抚按张佳胤张文熙各疏言：“浙省徭役条鞭之法，刻成〔两浙〕均平录，经久可行。近编经制书，裁削太过，以致酿变兵民。自万历十一年为始，每年派银四十四万九千五百三十一两零，以均平录为准，永为遵守。”从之。（《神宗实录》卷一四〇）关于《两浙均平录》，余另有题跋，不久即将发表。

因减削工食几致酿成兵变的事例，在河南亦发生过。万历二十年四月丙申，河南巡抚吴自新奏：“陈州卫军以新行条鞭，工食未给，适本营署印同知赵贞明阅兵，法行纠众鼓噪，拥至教场，绐给数千金始散。”兵科给事中王德完谓：“条鞭利贫不利富，利军不利官，故武弁百计阻挠之。创制在法，行法在人。闻陈州指挥青若水善抚士，能定变，宜委任以责成功；又别选才干县正履亩清查，使条鞭必行，则帝泽流而军心萃矣。”疏下所司。（《神宗实录》卷二四七）为什么条鞭利军不利官呢？因为饷额一定，长官任意克扣的机会难些。

万历初江西新建县知县张栋《上刘峨山抚院书》亦说明原额不宜定得太紧。

兹奉道府转奉牌行另议条编规则……案照隆庆六年奉两院案行粮储道议定各衙门一应公费款册，颁发下县……皆分有定款，派有定数，每年每月每日计其所用若干，编银若干，刊定规则，一毫不可增减矣。但当时之立法者，既先限以一成之额；而逐日之所用者，未必能如原定之数。有原编十两而用至二十两者，有原编十两而用至三十两者，又有原未编而续奉举行因而取用者。一时奉票，县官敢抗拒而不即送用乎？此原数之不足，不可不为酌议者也。（《可庵书牍》卷一。又《明史》卷二三三《李献可传附》）

末数语说出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在财政上的矛盾。

因此，后来张栋上疏主张议定条鞭银两时，应留有余地，以备不时之需，而免加派包赔之弊。地方长官，不可贪一时之虚名，贸然裁减原定的额数。他的《陈蠲免裁减纷更三事疏》内说道：

二曰，裁减无实利，何也？节省，美名也。皇上躬行俭德，中外臣工，夫谁不曰节省？顾省所可省者，斯足为民□；省其所不可省者，未足为民利，而实足为民害，此无庸枚举为也。即如条鞭一事，其初议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简，而定公费之盈缩也。一岁所用，取足于一岁所输，民未见其为病也。有司者欲投时好，博高名，则取于原定之数，而且请缩焉。然不能缩于用也。遂令所入无以支所出矣，而包赔加派之弊滋矣……则又何如因其旧而不必减，使众易供之为愈也？（《张可庵先生奏议》卷二。按此疏亦见《张给谏集》，原题为《琐拾民情乞赐采纳以隆治安疏》，末二语，奏议不载，今据《给谏集》补入，亦载《西园闻见录》卷三三《节省》。）

欲博高名投时好的长官，一方面作毫无实利的裁减，一方面压低雇役的工价，与购买物料的市价，以致工商皆受其害。这种两重人格的官一定天生来有两副的面孔。老百姓见了他们，啼好还是笑好？万历间徐渭著《会稽县志·徭役论》云：

余闻诸长老云：“徭赋之法，盖莫善于今之一条鞭矣，第虑其不终矣。”其意大略谓：均平之始行也，下诸县长吏自为议，县长吏以上方从俭，奈何令己独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于奢者一切裁罢以报。而今者每一举动，或承上片檄，则往往顾橐匣而局脊，掌橐之吏与铺肆之人，且愁见及矣。至于雇之繁且苦若仓传者，亦往往值不称劳，莫肯应募。……（《徐文长集》卷一八）

所以《吉安府志》以为如真想将条鞭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必应注意两事：一，编定预算额应当稍宽；二，发给雇役的工价应当稍厚：

必欲维之而使不变，其说有二：夫议法者始乎宽，则其将毕也不弊。盖始事亦尝从宽议矣，后乃一二沽名者减其数以悦上，上之人从而悦之，于是数核而用不舒。夫千金之子，尚交而市义，犹且见大而捐其细眇；况乃主一郡一邑，顾使之秤薪而数粒，束缚之若湿薪然，岂可久之计哉？又兹法之行，本以恤民，而官所募之人，若库役斗级禁子杠夫之类，此岂独非民也？不损其直而使之微有利焉，斯皆所以永条编之法者。……倘舍此而复轮差，则何异夺衽席而涂炭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廿三册《江西》页五七）

按，当时沈鲤《典礼疏》，载《亦玉堂稿》卷四；徐桓《乞加休养以保元气以永治安疏》，载《皇明经世弘辞续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卷十五；大意亦如此，今不录。

六 结语

在上面两节，我们已将正反双方面的理由择要列举出来。今再征引调和之论数起以结束本文，并略附己见于末。《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户役论》（页一五一至一五四）云：

或问条编照地之法，昉于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称便者，他邑争效焉。而稽之舆论，亦有以为不便，如葛大司徒之疏（原注：“户部尚书葛守礼隆庆三年疏”），何其相戾也？曰：法固有便有不便也，而其所以便，又不系乎照地与否也。盖国朝赋役之制，本唐人租庸调之法，以夏秋税粮，征之地亩；银力二差，派之门丁。犹惧其不均也，复准则壤成赋之遗，立为三等九则之目，因其消长登下，而轻重其役焉，法至善也。积习既久，弊端渐生，于是一二有司，更为条编之法，以为划一之制，见谓改弦另器，耳目一新，而其中有便不便者焉。请言其故。旧时力役之法，每夫一名，该银若干，即审有力一人，佥充头役，而以花户贴之，代当之人，止向头役打讨。而所谓贴户者，人数众多，住居窎远，所贴银数，又或不满锱铢，头役不能遍讨，甘于包赔者有之。自条编法行，差银上柜，召募代当，按季给银。代当者领银于官，无准折之滥；应差者纳银于官，无包赔之苦，此不坐头役之便也。旧时征派税粮，即选殷实之家，佥充大户，分定廒口，使之坐收，钱银入手，不免妄费。及期亲解，势必赔偿，甚有鬻产质田，尽室流徙者。自条编法行，粮银上柜，但以柜头守之，不得侵牟，亦无赔补之累，此不佥大户之便也。旧时里甲，十年一轮，谓之见年，一切买办支应，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当一年之费，今将里甲银数，并入差银，上柜收支，官为代办，而轮当支应之苦，皆得免焉，此不应里甲之便也。旧时门丁均徭，三年一审，鬻产多者，则自下升上；置产多者，则自上擦下。故里书造册，有诡寄之弊；士夫居间，有请托之弊；里老供报，有贿买之弊。自条编法行，均徭不审，产有更易，田无增减，而此弊尽除矣，此不审均徭之便也。盖其所谓便者如此，而有不便者何也？旧法编审均徭，有丁银，门银，而无地银，则以赀本产业 括并论也，今去其门银而以地银易之，则田家偏累；而贾贩之流，握千金之赀，无陇亩之田者，征求不及焉，此农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则人户，旧有丁门二银，今去其门银，而易以地银，未有加也；下下丁户，止有丁银，旧无门银，今丁银既无差等，而又益以地银，是下户病而中人以上利也。兖之属城，固有平皋垦壤，地利尽辟者，以地科差，可矣。至如东南沂费郯滕，皆荒弃不耕之地，西南曹单金城皆濒河被水之区，当其受灾，一望无际，颗粒不收，秋夏税粮犹累里排包纳，若更加地差，则里排亦不能支矣，是成垦之田利，而荒弃之田病也。盖其谓不便者如此。而要之所以称便，在四事之得法，不为其照地与否也。诚使府属州邑，皆能仿此四法，而又得良长吏行之，即不必照地科差，而条编之法，亦可通行无弊矣。何也？条编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粮不分廒口，总收类解，亦谓之条编；差不分上下，以丁地为准，亦谓之条编；粮差合而为一，亦谓之条编。其目夥矣。天下有治人，无治法，顾行之何如，岂必胶柱而谈哉？然犹有说焉，物惟不齐而思以齐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则者，正以齐其不齐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九则，而概以丁田之数，比而一之。第无论丁之贫富，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万，而于祖宗之旧制，亦少更矣。不但如此，古人制赋之法，以租庸调为善，而我朝用之。所谓丁银者，即其身之庸也。所谓门银者，即有家之调也。所谓税粮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税粮，而益之以地差。差出于门丁，而反去其门银。是田不止于租，而家可无调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户有口，自上古以来，未之有改，今去其门银而但以丁起差，则按图而披，不知某为某门，是有口而无户也。夫政先正名，事必师古，为治之大经大法在焉，较计利害，又其末矣，此葛公之指也。（按上文在前节2，已有节录）

总括上说，条编之“便”者有四：一，不坐头役；二，不佥大户；三，不应里甲；四，不审均徭。但亦有“不利”者三：一，纵商则农不利；二，宽容中上户而下户不利；三，宽容垦田而荒地不利。且丁不论贫富，田不论厚薄，皆以一则起科，既有不均之患。田已有税粮，复令其出差役；差本出于门丁，今去其门银而但以丁起差，亦非事理之平。其结果，是田不止于出租，而户可无调，驯至有“有口而无户”之失。然条编之四便，皆属于征收方面，与照地编派与否无关。问题的关键，仍在用人得法。故曰：“诚使府属州邑皆能仿此四法，而又得良长吏行之，即不必照地科差，而条编之法，亦可通行无弊矣。”万历中刘永澄《答赵念莪书》中最能将此意表达出来：

征输以条鞭为正，而设法所以济其穷。况设法之害，甚于加赋，尤不得不袭前人之陋，所谓知其非义则速已者也。然条鞭，设法，二者犹是虚位，顾行之之人何如耳。天下无必可行之法，亦无必不可行之法。苟心乎利民，无论条鞭，即设法亦仁术也；苟心乎自利，无论设法，即条鞭亦贪泉也。数千年外，风土各殊。弟焉知大名人情何似，俗尚何似，利害何似？又焉能借箸为兄画刻舟求剑之策？是在兄而已，是在兄而已。（《刘练江先生集》卷六，页五）

这种“有治人，无治法”的唯心底信念，充满了过去中国的政治历史！

《南阳府志·田赋》论曰：

占田于民，则入赋于君，制也。三代以上，赋民之法最善，远莫寻矣。降而唐世，有租庸调法，犹为近古。我国朝多用之者，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今之税粮是已；有身则有庸，今之均徭是已。祖宗二百年来率用，未闻不便，近因均徭告困，更以一条鞭征焉。夫役之一年，休之九年，成法于民甚佚，民犹至困，岂诚困在分年甲哉？弊在甲分有贫富，丁产有厚薄，优免有重复，人户有规避，而后财力有绌尔。里必十甲，甲必十户，其初贫富岂大悬者？惟优免为数则有不齐，又有射利之徒，各家占籍以重免，由是无免之家，其役始重，役重而力不支，产必入于巨室，巨室得之复免，而小民之役愈重，中稍豪猾更择轻所转投之，而存者遂大困矣。建议者不谓役之不均，由前四弊，而谓不均在分年甲，乃类计而年征之，弊非不稍革，役非不稍均，特无甲无徭，无年无输，几若昔人所云“一年强半在城中”也。即有司尽无扰，里正尽无需，乡间之民裹粮走州邑，伺输纳，身亦有费，况费不止乃身哉？是以均年之法，殆不若均甲之当也。税粮之科起于地亩，则犹守之成法，而近又多告不均矣。南阳郡中，南召〔县〕为甚，成赋率以则壤，南召虽硗瘠，困何此极？其至此极，则岂尽其坟埴步武间也？豪右兼并而寄之外邦，或假之屯御，甚有与地贫民，不收其直，而令代纳倍粮，身则艺无粮地，名曰佃粮。贫民不能给，则必弃捐，鞠为茂草。富民或转鬻，则转承袭，终为闲原。荒愈久愈不可耕，闲愈久愈不可考，而国之额粮不可少，斯追胥旁及取盈焉，且相率驱之捐瘠矣。计无所出，乃以丈地均之，意岂不善？顾主其事者势不能履亩而核，必有托之乎人。其人或怠于事，或汨于利，鲜一一肯以实告，由是地虽丈而粮终不均，民且起嚣然讼，上之人见其讼，则更丈，丈至再三。版籍日繁，稽察日难，而奸蠹日广，且每每为公私扰，淹起征期。今南召税粮不得派者垂二年矣，与其徒劳若此，孰与明为要束，严为赏罚，使有土者各首其实，而后官为覆核，逸且有成哉？呜呼，均年之法，时论方尚之也；均甲之事，畏而莫行者也；丈地之举，知不易而不得不为，为之且难其人者也。然则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真不可复哉？果真不可复哉？（《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页九五至九六）

上文谓均徭告困，乃由于甲分有贫富，丁产有厚薄，优免有重复，人户有规避，四大毛病，四病交乘的结果，使田产尽归巨室，巨室尽得优免，而小民之徭役愈重。所以徭役之不均，由于十年轮甲或每年征差的影响反居次要。欲求徭役之均，则均年之法不若均甲，均甲又必须认真核实田地，使地与粮真正适合，而不致有不均之患。然丈地一事，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豪强的阻挠，与委任之难得其人，而无法得其实际。于是丈地虽至再至三，徒使民间诉讼嚣然，官府税粮之起征仍然延滞如故。嘉靖末年唐顺之与苏州知府王仪讨论均徭的通讯中与府志表示相同的意见：

大抵论诡寄，贿买〔户胥〕两弊，则系乎〔守〕令之疆察与否，不系乎轮年与不轮年也。论花分，移甲两弊，则系乎册籍之精核与否，不系乎轮年与不轮年也。（《唐荆川文集》卷九《答王北厓郡守论均徭》）

总括言之，一条鞭法仅为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如果它有些优点，那是纯属于征收便利方面，公平的原则一点也谈不上。如万历《安丘县志》论曰：

余观条鞭法，非即宋免役雇役者哉？行之有十利焉：通轻重苦乐于一邑十甲之中，则丁粮均而徭户不苦难，一也。法当优免者，不得割他户以私荫，二也。钱输于官而需索不行，三也。又折阅不赔累，四也。合银力二差，并公私诸费，则一人无丛役，五也。去正副二户，则贫富平，六也。且承禀有制，而侵渔无所穴，七也。官给银于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复抑勒，八也。富者得弛担，而贫者无加额，九也。银有定例，则册籍清而诡寄无所容，十也。所谓此法终不可罢者邪？……（卷八《赋役考七》。亦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六册《山东下》页五二。）

以上列举之十利，除第一，第二，第六，三点还勉强扯得上与公平有些小关系以外，其余各点皆就征收利便而言。即就上三点说，亦只侧重在实征实收以求负担达到比较公平的地步，它们本身并不足代表真正的公平的办法，所以具有积极作用的关于公平原则性的规定在一条鞭法中并找不出来。当时的社会，充满着种种矛盾。破坏赋役公平的主要的恶势力，是豪强大户。一条鞭法并不敢正面地向他们挑战，只令有田的人多少增加一点徭役的负担。然而光是这一点小小的改革，已引起许多豪门大地主的反对。他们利用种种借口，去攻击一条鞭法。他们的观点与立场，纯粹站在本人阶级的利益，尽管他们在表面上说得怎样的冠冕堂皇。一条鞭法各种的改革当中，最能具体地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将征收解运的权力由一向委托人民办理的收归官厅自己直接办理一事。这一改革，多少意味着企图行政权的集中，所以它的发展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的时期约略同时。可是政府并没有勇气向豪门大户开刀，它所能做到的，只是将乡村中的里甲长的人户的权力削弱一点。这班里甲长户，是以中农或富农的成分居多，职役是仍所不免的。若真正大户，皆享有优免的特权，是无须应役的了。一条鞭法由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以后，对于平均贫富户的租税负担，是不发生作用的，可是因此引起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官与吏胥的斗争上面来。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官，皆由读书人出身，他们对于民众是一向脱节的，他们离开了书办粮房，一切政令的推动，好比“老鼠拉龟，无从下手”。结果，是里甲长的势力，虽已削弱，吏胥的作弊，仍然一点无法防止。所以，一条鞭法行了不久，便又百弊丛生。贫农的负担，一点也不能减轻，豪强大户，仍然逍遥赋役以外。

然而，就制度本身而言，一条鞭法究竟亦与以前的两税法有不同之处。今分为赋役两方面来说：在役法方面，一条鞭法以“丁”为编审徭役的根据，与旧日以“户”为根据的办法不同。在赋法方面，自行条鞭法后，田赋的内涵，因为掺进了许多与田赋性质原本漠不相关的附加杂项进去以后，使得田赋的性质，田赋的款目，日趋复杂与膨胀。

原来在一条鞭法以前，旧日的役法，以里甲为主干，均徭等项杂役皆以里甲为根据而编定的。而里甲的制度，又以审编户则为先行的条件。编户成甲，积甲成里。按照户的等则，以定各种徭役的轻重多寡，这是里甲的制度如此。户则的高低，定于两个重要的因子：一为人丁，一为资产。——这是最简单的说法，在北方有些地方分为门丁事产四项，已见前。但人丁与资产两个因子所占的比重，随南北而不同。在北方以人丁为重，在南方以田产为重。一般说来，在编定户则时，资产比人丁所占的分量应当重些。比如丁少产多的户，例皆编为上则；但丁多产少的户，似可编入下则。可见单独丁数本身，不能决定户则，它必须与资产联系起来才能决定户则的高下。所以丁多的户并不一定是上户；但上户的丁必为上丁——如丁亦分等则的话。这是以前审户的方法。但因里甲十年一编，时间太长，往往与实际社会经济情形的变动无法契合，除此内在的缺点，再加以外存的种种的恶势力，如豪强与官府的勾结，里甲长与胥役的串通，以致户则的编审，完全不切实际。一条鞭法为避免编审上的弊端，故索性不编户则，只以丁田两项来定差役。因为这两项比较难以隐匿。从此“丁”取得“户”的地位而代之。户反居于不重要的地位了。

再就资产一项去分析。旧日资产，并不只限于田地一项。凡户内的一般财产，如房屋、资本、牲畜、车船，一切不动产与动产都计算在内。自行条鞭法，各处多以田地为唯一的资产。役的轻重，自此多半以田为根据，田多的出役较多，田少的出役较少，无田的甚至可以无役。田地的负担无问题的增加了。尚不且此，以前的赋役制度，所注重的是审户，田是随户的，赋役的多寡，均按户而定。自行条鞭法后，所注重的是查田，依田问丁，赋役皆随田起派。从这点分析，田赋已从对人的税（personal tax）转变为对物的税（real tax）。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往日的制度，从赋订役，凡出赋多的则其出役亦多，然赋与役各有独立的范围，彼此之间仅发生一种间接的联系，自行条鞭法后，以役定赋，将一州县内的役额摊之于田亩之中，田赋的高低大小，再也不能不受所承担的役额的多寡的影响。自此以后，田赋已丧失其单纯的与独立的性质，因为它必然地包括差徭的成分在内。

总结以上所言，一条鞭法在田赋史上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摊丁入地的办法，初时使得无田的人对于徭役的负担愈来愈轻；以后变成没有田地的人，便不需负担徭役。这一种发展，至迟到了清代中年，已经全国完成，并且演至丁税完全取消，人民对于国家更不须负担徭役的义务或人头税的缴纳，此种情形直到今日仍然。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二，自摊丁入地的办法盛行以后，一切苛捐杂税，凡可以由田赋负担的莫不尽量摊入田赋以内，大开田赋附加的方便大门，给明清以迄民国的财政史上写下最黑暗的记录和一笔烂糊涂账。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