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拉维叶脱事件

1870年9月16日

上个月的今天，在拉维叶脱林荫道紧挨运河桥的地方，有一百来人慢慢地聚集到一起。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附近的街道上，许多人三三两两地在散步，暗中准备着举行一次集会。

离消防营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耍杂技的正在卖艺，四周围着几个好奇的行人。

策划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提前到了现场，通知参加该行动的公民们混到耍杂技的周围的观众中去。人群就这样集中了起来，而没有引起警察的怀疑。

将近三点半钟的时候，布朗基发出了信号，集中起来的人群不慌不忙地小步向消防营走去。队伍走的是对面的便道；要到达警卫队，必须横过马路。

由于他们突然来了个九十度的转弯，岗哨和营地的士兵警惕起来，纷纷赶去拿起自己的枪枝。

这是令人痛心的一个失着。

人们本来指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武器而不发生冲突。消防队是一支从不参与国内斗争、并且以其民主思想而享有盛名的队伍，深得巴黎人的爱戴和尊敬。因此，事先约定决不为难消防队员。哨兵由于反抗被手枪打伤；为了争夺武器，起义者同警卫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起义者内心十分厌恶使用暴力。他们不愿意利用人多势众以武力夺取枪支。为了争取消防队自动缴枪，他们举行了谈判。谈判耽搁了时间。

驻在附近的一队警察闻声赶到，挥舞着刀剑向起义者扑来。听到“警察来了！”的叫声，布朗基、爱德和格郎热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于是立即开始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混战。

警察被打死一名、受伤两名，其余都仓皇逃跑。

获胜的起义者继续努力，争取消防队员缴出武器。

这些温和手段没有成功。但是公民们无论如何不愿使用暴力去对付这支优秀的队伍。偷袭失败了。

谈判没有结果，于是起义者放弃了消防营，沿着环城大道向贝尔维尔进发。他们当时已经明白，他们的计划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居民对他们的突然行动感到惊异。

居民们被好奇心和恐惧心所吸引，依傍着街两边的房屋，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起义者走了过去，林荫道上依然空无一人。起义者向观望的人们高呼口号：“共和国万岁！消灭普鲁士人！拿起武器！”但是毫无反应。

他们的鼓动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寂静。

起义的领袖们原来设想，由于时局的紧张，前几天又发生了骚动，完全有把握争取到群众。

但是，前几天的骚动失败之后，人们有点泄气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另一些问题，开始怀疑并过份地担心普鲁士会派奸细活动。

警察局阴险地利用了这些无谓的恐惧心理，并取得了成功，使人民不再关心推翻帝国这件大事。结果，在贝尔维尔这个革命性十分强的街区，起义竟然没有一人响应。

起义队伍就这样在孤独和静寂之中，沿贝尔维尔林荫道走了二千多米。

布朗基、爱德、格郎热看到这次行动已经流产，把队伍停了下来，并对他们的同伴们说：

“事情完了。我们没有枪，而且你们也看到，没有一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没有人民，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十分钟之内，我们这个小小的核心将会受到沙斯波式步枪的冲击，我们的手枪根本对付不了这种步枪。我们必须解散。现在道路还很畅通，没有人阻拦我们的退却。把你们的武器都藏起来，向附近各条街道散开；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夺来的三支枪扔掉了3手枪都藏进衣服里面，队伍便顺利地散开了。

我们没有人被打死或被捕，也没有人受重伤。

而且，没有任何人企图阻拦我们。周围的群众只是对我们的行动感到惊异。

但是，应该说，我们这支勇敢的队伍惊动的面是很大的。在通向林荫大道的各街口，可以看到聚着的人群长达好几百米，但他们不敢靠近我们。也可以看到警察远远地站着，保持相当的距离。

可是第二天的报纸却宣布逮捕了许多起义者。再没有任何谎言比拉维叶脱事件的报道更加厚颜无耻了。警方的各种报纸争先恐后地这样报道：暴动者的攻击一开始，居民们就拳打脚踢，棍棒齐下，把暴动者抓了起来，气愤地把他们狠揍了一顿，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从愤怒的人群中救了出来。

纯属捏造。全体起义者一起离开了消防营，没有一个人落后，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敌对行为，行进了半小时以后才自动解散。

捕人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起义队伍离开以后，有些好奇的人按巴黎的常情围在消防营的门口探听消息。警察和密探突然拥到，拿这些喜欢凑热闹的傻瓜开刀，乱打乱捕了一阵。

这就是所谓群众出于义愤而进行的干预。实际完全相反，正是毫不相干的群众遭到了警察的毒手。'

在军事法庭受审的第一批被告，如同土耳其大公一样，和事件毫无牵连。警察在消防营门口胡乱地逮捕他们，而那里的起义者在一个小时以前就无影无踪了。

审讯期间，消防队员和警察争先恐后地指认犯人，他们的全部证词都是虚构的。

第一批受审的被告，不论被判死刑或被判劳役，都是无辜者。证人们指认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抓了起来，又招供不出未被逮捕的真正参与暴动的人。被警察抓去的人中，也许只有二、三名是真正的暴动者，他们的被捕只是由于疏忽而被人密告。

爱德和布里多落入波拿巴当局之手完全出于偶然。一个名叫莱勒的业余暗探看到爱德的外套里面藏有手枪，盯上了这两位朋友，然后叫警察把他们抓了起来。

警察局把八十名倒霉的人关进了监狱，听候军事法庭的不公正判决。证人们对带上法庭的全体被告一律指控为暴动分子。如果没有九月四日的革命及时予以制止，这场血腥屠杀无辜者的暴行真不知会发展到何等地步。

爱德和布里多义正辞严的立场，扭转了一度为这些污蔑之词所蒙骗的舆论。但是，关于普鲁士奸细的神话虽然被戳穿了，波拿巴的狂怒却有增无减。接二连三地判处死刑，使最高法院欣喜若狂。最高法院简直等不及法律规定的合法期限满期，第二天就立即批准执行。

1870年9月17日

最高法院——专制君主的罪恶工具——就这样擅自恢复了政治犯的死刑。

世界上任何政治行动势必都要引起武装起义。

而武装起义又难免要死人。

妙极了！只要死了人，法官们就判决是预谋杀人；谁参加了起义，就当作杀人的主犯或从犯而被枪决。

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波拿巴还不敢重新树起被一八四八年共和国废除了的断头台来对付政治犯。不过，这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妨碍。他有最高法院为他效劳，而这个臭名昭著的最高法院惯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最高法院已经把克拉姆西、贝莱、贝齐埃尔等地的保卫共和国的战士们送上了断头台。就是当年的军事法庭也只是对那些亲自参与所谓谋杀的主犯才判处死刑。这次的所谓军事法庭审判和最高法院又前进了一步。只要军队死掉一个人，全体起义者均得被处死。

吃人的生番们狂怒地要为死去的那个警察报仇：起义者并没有袭击警察，是他自己向起义者冲去，他们在自卫过程中把他打死了。在消防营门口值班的岗哨只是受了轻伤。

而警方的各种报纸却掀起一片叫嚣：“处死他们！不用审判！立即处死全体被捕者！”

这些倒霉的人并没有参与暴动。可恶的报纸所要求的无非是大批杀戮无辜者。报纸污蔑他们是“普鲁士奸细”！这种可怕的污蔑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要把共和主义者淹没在血泊之中，并以恐怖手段打击民主分子。

那些在报纸上或在讲坛上指责拉维叶脱的起义者为“普鲁士奸细”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在蓄意制造谎言，因为他们明知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中间有些人，消息很灵通，完全知道谁是起义的领袖。

八里桥[1]这个抢劫圆明园的强盗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普鲁士人收买的奸细，我口袋里装有证据，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立法团里没有一个有羞耻之心的人出来对八里桥说：“拿给我们看看！”

这些可尊敬的立法议员们明明知道八里桥口袋里装的只是污蔑。

好在要枪决的只是些社会主义者，因此波旁宫[2]里也就没有人愿意阻拦这么一件好事。八里桥在听了法庭预审后，也知道了起义的性质完全是共和主义的。警察在各处追查布朗基和格郎热，他们显然不像是普鲁士人雇佣的奸细。

不过，为什么他们一定不是呢？有些富人也许下意识地以为，穷人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他们低声对一些容易轻信的人说：“这次闹事的主犯没有家产。只有普鲁士人才能拿出钱来为起义者买三百支手枪和四百把匕首。”

不！巴齐尔[3]，出钱的不是普鲁士人，而是格郎热公民，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一万大千法郎分文不留地拿出来买了这些东西。

他一定很傻，宁肯牺牲微薄的遗产，自己睡草秸，却乐于去冒险“当奸细而被枪毙七不过，但愿祖国多几位这种无私的傻子，而尽可能少几个只会污蔑人的贪婪畜牲。

现在时过境迁，这些无耻诽谤已被批驳干净。爱德在城郊的安都纳地区被选为国民自卫军的营长，而拉维叶脱事件正是他当选的唯一原因。布朗基在蒙马特尔也被推举担任同样的职务。

巴黎知道，这些人想在八月十四日做的事情，就是九月四日成功的事业。他们显然犯了错误，因为时机没有成熟。必须善于掌握时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估计错误是要负严重责任的。用“我以为”来开脱是永远站不住脚的。

在一场关系着整个民族生存自由的斗争中，如果由于某种错误而遭受失败，那末这样的错误往往是不可弥补的，是任何理由也不能宽恕的。幸而在动荡的时局中，这次错误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快便消失了。

有一条理由可以使这些莽撞的人得到宽恕，那就是时间十分宝贵，迁延时日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实际上，由于耽误了时间，使国家的军事实力葬送在波拿巴的深渊之中，元气大伤。

假如共和国在八月十四日成立，即使巴赞颓势已成，难免被围，但是麦克马洪[4]的十五万人，以巴黎为依托，将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如果这样，普鲁士人今天可能已被扫清。

人们恰恰可以责备拉维叶脱的起义者行动晚了八天。应该在使巴黎群情震惊的赖朔芬惨败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七日那个星期天，发动对帝国的冲击。

十四日那天既为时过晚又为时过早。可以申辩的唯一理由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听到关于在阿尔萨斯大败的惊人消息时措手不及，由于没有护照，只得在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的夜里徒步越过国境。这种辩解也站不住脚。真正从事政治的人，不应该对时局的发展感到突然。

不过，由于不得已耽搁了时间而致使起义不合时机，总不能因此说是向普鲁士人卖身投靠。对这些不说空话而务实际的人们加指责和肆意污蔑，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灾难，是预示着没落的一个令人可悲的征候。

最后一点。拉维叶脱事件表明了波拿巴的警察局既愚蠢又凶残。警察局凭空制造了一个虚构的阴谋，而对真正的密谋，例如运送枪支弹药这样容易发生危险的活动，却一无所知。比埃特里的警犬伸长了鼻子到处乱嗅，结果毫无发现，许多起义者都逃脱了密探们的搜查。

比埃特里曾经希望，在他制造的布卢瓦假阴谋案中，或许能顺带抓到几名拉维叶脱事件的参与者：一批一批的公民被送交高等法院审判，拉维叶脱事件的参与者却一个也没有，都是些无辜的老百姓。这又是一个说明警察局无能的更可耻的证据，因为警察局掌握了它所怀疑的那些人的情况，但结果完全抓错了人。

更糟糕的是，在拉维叶脱事件失败后，除了两人偶然被捕以外，警察局竟找不到事件的领导人，而是盲目地把无辜的公民送交军事法庭处以死刑。真是既愚蠢又残暴。

拉维叶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布朗基、爱德、格朗热、卡里雅、前议员皮尔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弗洛特。特里东因病没有去。

这些人竟成了普鲁士人的奸细，真是咄咄怪事！

[1] 八里桥原名古赞一蒙多邦(1796-1878年)，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第二次鸦片战争(I860)时，率领法国侵略军攻打津京，自称在八里桥战胜清军，因此，拿破仑笫三封他为八里桥伯爵。普法战争时任军事部长，9月4日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

[2] 立法议会所在地。——译者

[3] 巴齐尔是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年）的代表作《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后来成为愚蠢的污蔑者的代名词。——译者

[4] 麦克马洪（1808—1893年），法国元帅，普法战争期间任莱茵第一军团司令，于1870年9月1日被围困在色当，后受伤被俘。梯也尔政府同俾斯麦议和后，麦克马洪获得释放，充当了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