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巴齐尔记者

1870年9月18日

《世纪报》向耶稣会教士们宣战。为什么它不留下一点火药向它自己的某些编辑开火呢？这些编辑们比巴齐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说布朗基在散布怀疑和泄气情绪，说他竭力使敌人相信：我们的人民是一群懦夫，巴黎的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只是装装门面，巴黎把战争当成儿戏，巴黎被利己主义所腐蚀，等等，等等。《祖国在危机中报》的读者们，你们有谁能够相信呢？

《世纪报》从哪里见过这类说法呢？

公民布朗基说，在巴黎有两股潮流，一股是忠于祖国的潮流，另一股是利己主义的潮流；他十分担心后者战胜前者。

他这里只是高声地指出了两股潮流在斗争，读者们可以有目共睹。我们是否需要把问题彻底说清楚，使诽谤者们哑口无言呢？我们下面就来说清楚吧。

《祖国在危急中报》反对签订屈辱的和约，并且每天都在揭露各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主张签订和约的代表人物是梯也尔以及派遣他向我们的天然敌人——各国的君主政府——乞求怜悯的那些人。他们历来是《世纪报》的好朋友；如果说他们对布朗基公民有一点亲切好意，那就是希望一有机会就把他送去枪决。八里桥派了十二个人设下埋伏，准备抓住布朗基；一旦布朗基被抓，他们有些人一定会欣然同意把他枪决。

谁敢担保巴黎没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求得和平呢？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有钱有势，能量很大，何况政府又是他们的忠实仆从。

因此，我们不禁疑团丛生，怀疑是否上了一个弥天大谎的当。因此，我们还担心战争的儿戏将以签订屈辱的和约而告终。

要出卖别人，很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别人的话加以歪曲，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要污蔑别人，也很简单，只要把别人针对蒙骗巴黎的那些人的指责说成是针对巴黎本身的。

不过，诽谤者的胆量真大，他们竟敢歪曲这样的话：“究竟谁战胜谁呢，是热情洋溢的群众还是老奸巨猾的少数人？”

其实，布朗基并非不知道《世纪报》攻击他的原因。《世纪报》把秩序卫道士们的怒火引向布朗基，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再默认一项他从来就看得很清楚的政策；因为大敌当前，他过去没有说话，而现在局势已十分严重，他再也不能问心无愧地保持表面的同意。

是的，抵抗外敌只是表面的活动。这个表面就是大多数的人民，而在表面的背后潜藏着的，则是谈判可耻和约以及那些鼓动谈判的利己主义者。这一小撮人如果没有政府作靠山，本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政府听命于他们，他们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表面上的群众的英雄主义被表面背后的一小撮懦夫的叛卖行为败坏了。

这些懦夫并没有全都空室而逃。还有许多人留下来要把我们葬送掉。让他们一个不剩地走光吧，他们是瘟疫，他们留下的房产比他们更加有用。

巴黎真是心急如焚，但又毫无定见。代他作主的是政府。《世纪报》不要假装不知道这一点，不要伪善地说，这个英雄的城市要乞求调停。

假如我们的报纸落在普鲁士人手中，他们不能得到任何情报。他们完全知道首都有两派：一派主张抗战到底；一派主张屈膝投降。究竟《世纪报》属于什么派，《祖国在危急中报》属于什么派，群众看得一清二楚。群众尤其能分清谁是虚伪的，谁是真诚的。即使是巴齐尔这样的污蔑老手也左右不了他们。

既然《世纪报》认为它有必要公开承认错误，那我们就算它承认了吧。儒尔·法夫尔的名言是化决不会让出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堡垒上的一块石头七而《世纪报》曾愿意再补充一句：“决不会缴纳一个金币的赔款”。

《世纪报》决定不接受有代价的和平，反对普鲁士人敲骨吸髓的榨取，这真是好极了！

我们对它的这个声明感到高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愿它坚持到底，切莫食言。坦率地说，我们对它能否始终如一，没有完全的信心。

对它来说，出尔反尔并不算一回事。开始它说，由于布朗基散布失望情绪，巴黎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过不了几行字，《世纪报》却又原封不动地抄袭这个散布失望情绪的人的一篇文章，攻击卖假药的丑角们吹牛夸口。

公民布朗基对待这些吹牛大王并没有《世纪报》那么严厉，但这并不影响《世纪报》强烈地谴责布朗基自己悲观失望，还要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

这位被人们称为鄙视巴黎的人在蒙马特尔被一千五百名坚强的公民一致推举为营长。显然并不是因为他在他们的耳边敲响了祖国的丧钟，使他们吓得魂不附体，而是因为他们不像巴齐尔那样理解《祖国在危急中报》上的文章。

让我们再一次阐明我们的思想。巴黎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都要求抗战到底。他们怒火中烧，坚决反对屈辱投降的主张。不是让普鲁士人撤出法兰西的领土，就是让他们留下，用他们的尸骨肥沃法兰西的土地。应该偿付赔款的是掠夺者，而不是被掠夺者。

骄奢淫逸的巴黎迫不及待地要恢复他们失去了的纸醉金迷的生活，那怕以荣誉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发言权太多了。到目前为止，始终是他们在发号施令。正是他们在人们英勇奋斗的时刻背地里干着屈膝投降的卑鄙勾当。

《世纪报》对他们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和《祖国在危急中报》的小百姓相比，它同他们的关系紧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