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再谈防务问题

1870年10月22日

《祖国在危急中报》在评论巴黎防务的最初几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巴黎防务的关键不在城墙，也不在堡垒，而在连接各堡垒之间的土质工事，特别是堡垒前沿的土质工事。

政府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当然没有加以重视，因为不穿军装的人不可能对军事艺术的奥秘有深入的了解。

政府把锹镐这些真正的防守武器都闲置在仓库里不用，一味高唱我们的石砌工事固若金汤的滥调。

然而，抗战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报刊提高了嗓门，大声疾呼地要求修建土质工事，政府只好向舆论屈服。

何况，修建土质工事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敌人在各处挖工事，并且占了上风。因而我们也不得不拿起劳动工具去同他们斗争。

可是，我们挖得太慢，工事也建得太少！我们有几十万劳力，而参加修工事的只有几千人。

九月四日以来，市政厅政府从来没有能够掩盖住它对保卫巴黎的勉强态度。它始终只是在群众呼声的催逼之下才采取行动。报纸不得不对政府施加压力。

那么，工事的进展如何呢？谁也不知道。诚然，人们挖了土，修了壕。可是，这些工事修得怎样呢？能不能同敌人的工事相抗衡呢？如果敌人开始向堡垒进攻，堡垒能否得到两侧多面堡的支持，而不致被敌人的密集炮火摧毁呢？堡垒如果只以本身的炮火为依靠，那末，它的大炮和垒墙均将被轰塌。

不仅如此，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再不能指望援军了。尽管惯于夸口的反革命报纸吹得天花乱坠，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但是诚实的报纸已使人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巴黎从此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等待外来的援兵。

然而，巴黎有多少力量呢？

就大炮而言，人们老是在说要制造大炮，而可用的大炮实际上却是很少，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库存至今还是少得可怜。库存会很快增加吗？谁要是对此抱有希望，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因为人们在不断地拖延，从而使现状永远维持下去。

人们为国民自卫军配备了十个炮队；而十个炮队，只有六十门炮！这是天大的笑话！至少也应该有二百个炮队，一千二百门炮，其中大口径炮和野战炮各占一半。

当然，为四万人配备一千二百门炮，这是外行出的主意，换句话说，是蠢人的主意。

因为，特洛胥将军只要求国民自卫军至多用四万名士兵，去同普鲁士人摆开阵势作战。要他们以一百五十人去对付一千五百人，以一当十。我们认为国民自卫军有四十万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了。

可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四万名士兵只够勉强用来补充你的作战部队在每天的侦察战中所受的损失；你的这些侦察战东撞西碰，毫无目的，只能让傻瓜们精神紧张，使他们相信巴黎保卫战还在进行。

你可以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食物吃光，兽肉吃光，人肉也吃光为止。

特洛胥将军先生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发誓要保守计划的秘密并宣布对计划完全负责。

他负责或不负责，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假如他的计划恰好使法兰西跌进深渊，他的负责能使法兰西获救或得到起码的安慰吗？

我们这位独裁者的作风有点古怪！波拿巴即使在他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也从没有过这种古怪的作风。当他考虑要把我们推向这场罪恶的战争的时候，他至少表面上还要求立法团附和他的主张。他征得了立法团的支持，而且可以肯定当时的局面同今天大不一样。当时我们的半个身子还没有掉进悬崖。不但如此，人们还普遍对战争的胜利抱有幻想。

而现在，我们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巴黎被二十五万德国人团团包围，同外界隔绝，不久即将陷于饥馑，而有人却对我们说：“我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准备把这个计划贯彻到底。大家都要服从我，都别说话！一切由我负责！”

“一切由我负责”——这是波拿巴的老话。波拿巴在色当投降了。他负了什么责？正当法兰西处于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在普鲁士的宫殿里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

特洛胥先生的计划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秘密。尽管他点滴不露，人们却不难从他发布的命令中猜出来。

他挑选了这四万人，究竟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继续推行目前的战略，进行损失惨重而又徒劳无益的出击。仅此而已。至于向普鲁士的防线发动进攻，打败普鲁士军队并迫使他们放弃包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特洛胥宁可把他的部队带上月球也决不会这样干。

大家清楚地看到，这项美妙的计划的后果将是什么。那就是：巴黎迫于饥馑而投降，巴黎的全部工事被扫平，威廉占领全国，亚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亨利第五上台当国王，中世纪得以复辟。

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把特洛胥先生绞死二十次，那对我们不幸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特洛胥先生不会被绞死，他将当上法兰西的统帅。这就是他的责任所在。

1870年10月23日

对于所谓的抗战事业，人们开始看清楚了。人们看到那些假装准备抗战而实际上不愿抗战的人的真面目，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有一份算不上革命的报纸写道：“……当政府在全体报界的多次强烈要求下，决定要办某件事时，往往又很快来一道相反的命令，使得要办的事情就搁置起来了。例如，关于订购后膛装弹大炮的事就反复了多次，确定了又延期，因而一直拖延不决。又如，关于制造一批二十四厘米口径大炮一事，原则上已经批准，并且已开始动工，最近又突然停了下来……”

直截了当地说，政府从来没有干过任何事情，因为政府不愿意干，而政府所以不愿意干，是由于它是共和国的死敌。共和国落到他们的手掌之中，就一定要灭亡。

末日快要来临了，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读一读反动派的报纸就能够明白。反动派如此大胆地敲起丧钟，这足以说明他们有强有力的后台。在法兰西的生命中，现在的一分钟等于一年。

巴黎象一个没有水源的蓄水池。水龙头大开着。威廉和反革命安静地在一旁等着，手里拿着武器，随时准备砍断企图关上水龙头的手。

如果卖国贼没有在城里安下他们的大本营，敌人在城外的包围圈决不能维持那么久。为了扫荡敌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那就是人、坚强的决心和武器。

人，已经被欺骗和被麻醉；坚强的决心，已经被压制；武器，则还没有运来，并且也运不来了，而这些武器本来是唾手可得的。

在九月四日至二十日期间，本来可以使巴黎装满枪支和大炮。结果却没有运进一枪一炮。从巴黎被围的那天开始，要制造几千门火力和射程同普鲁士的大炮相当的大炮，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是人们不这么干。定了货又取消，翻来复去，结果等于零。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炮队。

枪支的情况也是如此。正规军、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营有沙斯波式步枪，其总数不超过十五万支。滑膛枪有没有五万支，还不一定。此外就是杀伤力不强的燧发枪。

目前，我们每天改装八百支枪.而我们生存的时间，估计只有几个星期了。枪支还没改装好，我们就该当上亡国奴了。

昨天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想用一种在后膛装药而性能超过滑膛枪的武器代替前膛枪。由于各个零件均由车床加工，因此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改装两万支枪。这个前景固然美妙，但也将同其它事情一样不了了之。因为那些早有既定计划的人不喜欢这样做。

总而言之，情况如何呢？兵力方面，国民自卫军至多有四十万人（其中包括没有任何武器的），别动队有八万人，正规军有四万人；总计五十万人，其中十六万人武装比较齐全，其余的战斗力不强。因此，这支步兵是不能同围城的敌军摆开阵势作战的。

在炮火方面，我们处于更大的劣势。整个国民自卫军只有六十门野战炮。

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至少应该有一千二百门炮，平均每千人有三门炮。普鲁士人每千人有五至七门炮。

即使在巴黎被围困以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数目。从现在起三个星期以内，拼命努力一下，也许还能达到这个数目。

国民自卫军必须有三万名炮兵，现在着手组织和训练还有时间。瞄准手也许能找到现成的。弹药手临时学还容易。至于大炮的操作，干得差一点，问题也不大，因为战斗将是短促的，并且战场是在狭窄、多树的丘陵地区，而不在一望无际的平原。

在三星期之内，人们或许能制造出必要的枪支。每天造一万支，就是二十万支，加上现有的十六万支，我们将有三十六万至四十万支枪。

那时候，有了一千二百门炮，巴黎就可以出击并打退德军。

但是，这一切都是做不到的。我们的命运已经确定了。特洛胥将军的通令已经预先规定好了我们葬仪的程序。

特洛胥将军将从国民自卫军中挑出四万人左右，他们将进行定期的出击，以便使我们慢慢地拖到食物吃完、战士死光和抗战完结的那一天。

普鲁士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没有必要炮轰，何必落下炮轰巴黎的恶名呢？可是如果出现使他们害怕的援军或者共和党人在巴黎掌权，那么，炮弹很快就会像倾盆大雨似地落下来了。

可是，巴黎和外省都是反动分子在掌权。普鲁士人可以耐心地等待戏剧收场。这已经是毫无问题的事了，而且也是符合两个同盟者的希望的。

已经联合起来的保皇党的三派并非不想摆脱威廉，也并非不想不要外国的援助而自己把事情办成。亨利第五、巴黎伯爵和波拿巴当然更愿意保住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不愿意把它们作为礼物赠送给俾斯麦。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是俾斯麦用武力把法兰西从共和国手里夺来送给他们的，至少他也应该作为小费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

当然，保皇党的三派也可以回答俾斯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共谋，今天留在法兰西土地上的将是你们的尸骨。你们不要这样骄傲了。”

但是，俾斯麦只要一反驳，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没有普鲁士军队，共和国将把你们三派全部彻底地埋葬。你们要相信我，让我们一起来友好地分配，让我们把巴黎的城墙扫平，使巴黎不能东山再起。你们只是靠着普鲁士才恢复了王位和祭台。我的主人威廉在复活神权，收下分给你们的一份吧。这在过去对你们几乎是非份之想，你们要向德意志皇帝恭敬地施礼，他为你们复辟了中世纪。”

在这以后，回到罗马城的教皇将为罗马和罗马帝国祝福，而欧洲则将恢复黑暗的和平。

1870年10月25日

又一次有害无益的出击，这样的出击正在零敲碎打地把军队断送，使士兵灰心失望。

士气良好，——目的达到，大有进展，——有力而镇静，等等——所有这些乏味的老调再也不能使人受骗了。尽管反动报刊大吹大擂，把失败说成胜利，公众再也不会相信了，因为他们上当的次数太多了。

以自欺欺人的形式出现的沙文主义更加令人作呕，这种溃疡是一个民族衰老的症候，而且是民族衰败的最可悲的症候。我们从亚洲的帝王们那里学到了这种可耻的作风。在反对英国人的战争中，缅甸军队的每一次挫折，在缅甸将军们的笔下，都被写成是野蛮人奉献于国王陛下脚下的一份降书。

难道人们以为我们的士兵都受骗了吗？士兵们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些打不完的侦察战——开始先轰一阵大炮，接着以散兵队形向前冲锋，然后是几个前哨部队后撤，最后是普鲁士人蜂拥而来，弹如雨下，而我们则仓皇撤退，死伤被俘以及其它等等——始终是这样一个毫无变化的过程。

据说昨天我们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缴获了敌人的四门大炮。为了这件事，报纸连续三天大登特登种种写得维妙维肖、煞有介事的客观报导。经过查证，结果是敌人缴获了我们的两门大炮。

人们曾经把我们的不幸归罪于帝制时代的无聊文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度有所收敛以后，无聊文人们又胆大妄为起来，重操起引人堕落的旧业。他们把祖国遭受的灾难编成小说。被围困的巴黎的惨痛场景，大批儿童不幸夭折，全都成了他们胡说八道的题材。

他们争先恐后地以战争恐怖为主题，编写一些光怪陆离的小故事。小说家们的胡思乱想压倒了简单而严谨的真理。一八七〇年的历史将是在下流报刊上开放的一朵小说之花。

但是，现实并不因此丧失自己的权利。如果下流文人们在写一些无聊的故事愚弄人，那么，真正的演员却只受剧情发展的影响。由于指挥的腐败无能而不断减员的部队的士兵们，他们不相信报刊的废话，他们只是从战场上得出自己的印象和判断。

战场上每天都在重演着同一出悲剧，士兵们熟知每一幕的情节。到头来，总是他们在付出代价，因而他们感到厌倦。人们不能蒙住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八里长的距离内，进行六小时炮火连天的战斗。

现在是结束这些无损于敌人的侦察战的时候了。如果要了解敌人的现状和计划，就干脆在敌人的肚子上戳一刀，看看里面包藏着什么神秘的祸心。

这样做既节省兵力，又节省弹药，而且想干或许就真能干成功。

指望政府实行共和政策是再也不可能了。政府屈从于极端的反动分子，因而距离同敌人勾结只有一步之差。普鲁士人坚信，秩序党将为他们打开巴黎的大门。这种自信心是有历史根据的，类似的叛逆行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十四世纪的艾蒂安·马塞尔时代，温和派把巴黎交到反革命的封建王朝手中。几年以后，到了一三八〇年，在罗斯贝克战役[1]以后，又发生了同样的背叛。

在同德意志长期作战中屡战屡胜的胡斯党人被贵族出卖给外国敌人。在安娜王太后摄政期间，市民党把投石党和人民出卖给马扎里尼[2]。

在一八一四年，资产阶级急忙和胜利的联军谈判。在一八一五年，它又镇压了人民的抵抗，为普英联军打开巴黎的大门。

这种大叛卖为什么在今天就不能重演呢？当然，这样做，对现政府的大多数成员来说，那简直是自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成员都是如此。共和国应当在目前统治着巴黎的教会政府的面前战栗。

我们不要忘记，十万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在卡特利诺和沙列脱的率领下，集中在南特。我想这支军队对巴黎和共和主义思想决不会怀有好意。

十分明显的是，集中在南特、图尔或里昂的大军都不象要来援救首都。这是因为力量不足、无政府主义呢，还是根本不愿意呢？

大概是这三种原因兼而有之吧。

甘必大先生发来的电报如此之少而又如此之奇特，使人可想而知，外省的局面十分混乱。正象在巴黎一样，革命在外省也受到镇压和取缔；革命的失败势必使普鲁士人取得胜利，使法兰西垮台。贵族阶级认为，为了恢复他们的统治，付出这点代价不算太高。

无论过去和现在，共和党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呢？他们要大炮，枪支，认真地改组国民自卫军；实现了这三件事情，他们就足以扫清敌人。他们至今一无所得，而不用太久，就将为时太晚了。

[1] 罗斯贝克系今比利时的小城镇。——译者

[2] 马扎里尼(1602-1661年)，红衣主教，1643年起任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执行巩固法国专制制度的政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