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局势的危险

1870年10月24日

局势的危险在于政府同共和国在闹离婚。人们援引九月四日的婚约，那也是枉然，谁也不上这个当了。性格不合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

特洛胥将军同波拿巴一样厌恶并害怕共和党人。他把共和党人当作敌人看待。市政厅的十二位政府成员以及立法团，在他们的新主子面前，并不比他们的前任享有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他们也许心里不很满意，但对他们新主子的命令却很驯服。他们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配角。

他们根据教会的强制性命令处分了莫蒂公民；对此，他们有些人感到不舒服，至少罗什弗尔先生是如此。采取这种毫无道理的暴力行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故意挑衅吗？完全不是。假期结束后，学校要开课。自由主义思想的各个派别提出政教分离的纲领已有二十年了，民主派不能放弃这个纲领。难道还有什么问题能比政教分离得到更完满更普遍的解决吗？政教分离早已成为一项政治教条了。

巴黎人民要求实行世俗教育。十一区的区政府把被教士们侵占的校舍还给了教师们。这是它的权利，又是它的义务。无知兄弟会如果愿意开办学校，可以自己去办，这是他们的自由。但区立中学的校舍属于区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事情使许多人睁开了眼睛。他们看到，巴黎是在耶稣会教士的统治之下。耶稣会教士们硬是要公开地在信仰方面侵犯巴黎；他们依靠军队的帮助，要在巴黎强制推行为巴黎所深恶痛绝的精神统治。目前，在十一区的区政府里，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修女和教士，他们肆意对抗民意，也许准备挑起六月事件。

但是，他们决不能够得逞！

民主派了解敌人的险恶计划。他们知道敌人急于要利用普鲁士人在巴黎这个机会。消灭巴黎和现代思想，把现代思想淹没在巴黎的血泊之中，这就是敌人的迫切愿望和最强烈的希望。这种异端的愿望决不会如愿以偿。

但是，危险很大。特洛胥先生完全是波拿巴的替身。他们对巴黎人民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一家人。

共和党人感觉到，他们被人仇视、监视和威胁。他们应该小心翼翼，随时防备。然而，共和党人是抗战的唯一支柱，是侵略者的唯一真正对手。除了他们，别人都是软弱、自私和懦怯的。

政府和首都之间的这种对抗会不会成为抗战的致命弱点呢？在九月四日以前，这种对抗曾经致命地损害了抗战，而今天的情况，越来越接近于九月四日以前的局势。人民的积极性遭到挫折，热情被扑灭。

军事专制以为用恫吓手段可以压倒和控制一切；他以为可以使巴黎像军队一样对他服服帖帖。但是，即使在实行军事体制的情况下，巴黎仍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这不是军纪所能压服的，因为思想和意志不同于军纪，而且高于军纪。

巴黎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进步事业。如果把进步事业从巴黎的怀抱中夺走，而代之以黑暗，这对巴黎就象击中了她的心脏一样痛苦。巴黎只想着打退入侵的敌人。现在，政府却打击为巴黎所最珍贵的科学和光明。政府说，巴黎应该等待坎佩尔[1]给它带来文明。这就是说，要巴黎作出巨大的牺牲去求得不可靠的援军。

名不符实的国防政府最好多铸几门大炮，多造一些枪支，而不要去侵犯区政府的权利，直接插手学校的问题。在信仰问题上，是不能实行独裁的；国防政府没有权力践踏十五万人在道德和教育问题上所表达的意志。

这些专制行为，使抗战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察觉政府的秘密意图以后，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也许来自国内的危险要比来自国外的危险更严重，也许现代思想的成果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受的威胁要比民族独立所受的威胁更大。

独裁者不愿接受监督，即使一个普通的区政府的监督也不接受，其原因难道就在于此吗？

[1] 坎佩尔系布列塔尼的一个城市，当时是保皇党的大本营。——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