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散文 郭沫若散文 三

水墨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微》，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三）·水墨画》，作者自注“九月二十八日，东京”作。

天空一片灰暗，没有丝毫的日光。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喋噏的声韵。

这是暴风雨欲来时的先兆。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饭匣向沙岸上走来，在一只泊系着的渔舟里面坐着。

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我把饭匣打开，又闭上了。

回头望见松原里的一座孤寂的火葬场。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口上，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轻烟……

墓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微》，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北京《晨报副信镌》，题为《小品六章(五)·葛》，作者自注“一九二四，十，十二东京”作。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里徘徊，在一株老松树下戏筑了一座砂丘。

我说，这便是我自己的坟墓了。

我便拣了一块白石来写上了我自已的名字，把来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两旁还移种了两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来，又一人走来凭吊。

但我已经走遍了这莽莽的松原，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尸骸哟，哭墓的是你自己的灵魂，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铁盔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第10卷》《山中杂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8，21，晨，写于博多湾上”。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F家里人是这样说，F村上的人也是这样说。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里，在F五岁发蒙的时候，在他家里已经教出了不少的“顶子”了。

F有次对我说过一段逸事，是他才发蒙时候的事情。

——“曾先生爱打人，尤爱打我们的脑袋。他的刑具是从篱栅上抽下来的斑竹。他一发作起来，便把那斑竹打在我们的头上，打一下，断一节，我们又不敢大声哭，哭大声了，他愈打得厉害。

“小小的脑袋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嘤嘤啜泣。

“我们的母亲知道了，母亲最可怜我，大约因为我年纪还小的原故，母亲便替我寻出了一顶硬壳帽子来。那帽子怕是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的年青时候戴旧了的。帽子既是硬壳做成，里面还有四个毡耳。

“这项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铁盔’了。先生打起人来只是打得空响，脑袋一点也不痛。

“这个秘密在第三天上被我二哥知道了。他当时也不过才八九岁光景，他和我便要争戴这顶‘铁盔’。在家里时母亲不许他，进家塾时他在路上便替我夺去了，我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弄到后来这个秘密连先生也知道了。

“我们的曾先生终不愧是贤明的人，他以后打我们的头脑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们的帽子揭下，然后再打。

“小小的脑袋又被先生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睡觉，痛得不能着床，又只是嘤嘤啜泣。

“母亲也无法可想了，只是安慰我们说：‘乖儿，乖儿，以后好生听先生的话，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们的头脑便是这样打出来了的。在我们几位哥哥的头上，疱块虽然变成了‘顶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办了中学，我便和‘顶子’永远绝缘了。”

F的话便是这样。

但是F家里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F村上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卖书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山中杂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9月17日夜侨居于日本九州佐贺县北一小山村中写此。”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去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为作章句，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七篇。、《庄子》、《史记)、《唐诗》这里泛指唐代的诗歌。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梁间的诗文集，共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文学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下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当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庚子山全集》当为《庚子山集》，北周庚信（字子山）作，十六卷。《陶渊明全集》，东晋陶潜（字渊明）作，四卷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但又不能不丢掉。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

那是晚上，天在下雨。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在怀里操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掉开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很失悔。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抱着书扔旧回到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侯，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沙、太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斯宾诺莎（B.Tagore，1861-1941），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太戈尔(R．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诗人。伽比儿（Kabir，1440-1518)，通译卡比尔，印度禅学家和诗人。海涅（H.heine，1997-1856），德国诗人。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下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一位馆员交涉，说我愿意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家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雨伞上滴落着的两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脚上受着玛格达伦用香油涂抹《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当耶稣在伯大尼的一个人家坐席时，“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另外。此事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中也有记述。时的感觉，也不过这样罢？——这样的感觉，到现在好象也还留在脚上，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设有往图书馆去。六年来，我乘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也经过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三年间的生活回忆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但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

啊，那儿有我和苏坞即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与作者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即作者的日本夫人佐藤富子，又名安娜，一八九四年生，日本仙台人。两人一九一六年底在冈山开始同居。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是否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是否遭了登录？看那样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想来也一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食了。啊，也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不要埋怨我的拋撇！你们也不要埋怨知音的寥落！我虽然把你们拋撇了，但我到了现在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着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在，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要幸福得多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侯，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的一样，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

你们的生命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

白发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集》第10卷《路畔的蔷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六）·白发》，作者自注“24．10．20东京”作。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了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罢？你替我剪了发，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1925年10月20日应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痈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光明》第一卷第二号。

十天前在胸部右侧生了一个小疖子，没有十分介意。谁期它一天一天地长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盖的地步了。随便买了点伊邪曲尔软膏来涂敷了半天，痛既相当，更有些作寒作冷。没有办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点费，跑到近处的外科医生去，请他诊治。

医生说，是恶性的痈。

我希望他替我开刀，但他要再看一下情形才能定。他用太阳灯来照了十几分钟，取了我二圆六十钱。教我要好生静养，切不可按压，如再膨胀下去，会有生命之虞。静养得周到时，三礼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这不用说更增长了我的忧郁。为着一个小疖子而丢命，当然谁也不会心甘。为着一个小疖子要费三个礼拜的静养和治疗，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头痛。

算好，邻家的一位铝器工场的工头有一架太阳灯，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了来。

自己用紫外光线来照射，一天照它两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钟。余下的时间除掉勉强起来吃三顿淡饭之外，便只静静地瘫睡在床上。范增疽发背的故事范增(前277-前204)，居鄛(今安徽桐城南)人。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用离间计，“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总是执拗地要在大脑皮质上盘旋。还有一个更执拗的想念是：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不然，我这个疖子，否，这个痈，何以总是不化脓？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是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

今天清早起了床，觉得痛觉减轻了。吃了早饭后，自己无心地伸手向患处去摸了一下，却摸着了一指的温润。伸出看时，才是脓浆。这一快乐真是不小：我虽然是中国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还有抵抗外敌的本领！原来我的痈已经出了脓，浸透了所护着的药棉和药布。自己过分地高兴了起来，便索性把衣裳脱了，把患处的药布药棉也通统剥掉了。取了一面镜子来，自己照视。

痈先生的尊容——一个附在自己胸侧的剥了皮的红番茄，实在不大中看。顶上有几个穴孔充满着淡黄色的软体，又象是脓，又象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只手来把硬结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从一个穴孔中有灰黄色的浓厚液体冒出。这才是真正的脓了。我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你们究竟不错，一大群的阵亡勇士哟！你们和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强敌的威势减衰了下来，你们的牺牲当然也不会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指头尽力地罩压，真真是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真是快活，真是快活，这样快活是我这十年来所曾未有。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镜子，一手按着痈，按了有半个钟头的光景，蘸着脓汁的药棉积满了一个大碗。假使没有邮差送了一些邮件来，我的按压仍然是不会中辍的。

邮件也都顺手拉来看了，其中有一件是《东方文艺》侯枫编辑，上海东方文艺社发行。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同年十月停刊，共出七期。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开，把杂志的内容也流水地翻阅了一下，觉得内容是相当充实，编者在搜集上确是费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术太差，编辑的经验也不充分，这却使内容大大减色。

编制一种刊物等于在做一种艺术品，印刷是不可不讲究的。即使印刷差得一点，编辑者的经验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补救。内容的配置，排比，权衡，不用说要费一番苦心，就是一个标题的宽窄，一条直线的粗细，都要你费一些神经的歆动。要有一个整个的谐调，一个风格，然后那个刊物才是一个活体。内容就平常得一点，就如家常便饭而弄得洁白宜人，谁都会高兴动箸。但如棹椅既不清净，碗盏又不洁白，筷子上爬着苍蝇，酱油里混些猪毛，大碗小盘，热吃冷吃，狼籍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动人食兴的。编辑者除尽力拉稿选稿之外，对于编辑技术是应该加倍地用点工夫。这倒不是专为《东方文艺》而言，我觉得国内有好些刊物，说到编辑技术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创办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六月终刊。中间曾一度停刊。、《作家》文学月刊。孟十还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共出八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两种的编辑法为最好。在日本出的《杂文》、《质文》也还可观。但《质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编辑，将来的成绩如何就不敢保险了。

把《东方文艺》翻着，最后却翻到了目录前、封面后的广告面来，又看见了那《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二期。这套丛刊共有作品十六册，其中有作者的一册，广告为“历史小郭沫若四角半”。那广告在三个月前早就看过的，里面公然有一种是我的《历史小品集》，而且定价“四角半”。我最初看见时委实吃了不小的一惊。我不知道几时写了那样多“历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历史小品”究竟是什么？是指的我近年所写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之流吗？但发表了的共总只有三篇，“品”则有之，那里便会“集”得起来呢？

“集”不起来的事情，那登预约的人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记得不久在一本书后面所见到的同一“丛刊”的预约广告，“历史小品集”已经删去了“集”字而成为了“历史小品”。

其实就“品”也“品”不起来的。真好！我一翻到《东方文艺》上的《新钟创作丛刊》预约广告来，那儿不是已经又把“品”字也删掉了吗？

历史小郭沫若四角半

循着这一字递减例，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我相信会是历史郭沫若四角半，历郭沫若四角半，郭沫若四角半。

九九归元，“郭沫若”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钟书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们向他们用复利算去讨账。

这些都是后事，暂且不提，却说这“历史小”三个字确是一个天启。

真的，“历史”实在是“小”大凡守旧派都把历史看得大。譬如我们的一些遗老遗少，动不动就爱说“我们中国自炎、黄以来有五千年的历史”。炎、黄有没有，且不必说，区区“五千年”究竟算得什么！请拿来和人类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地球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太阳系统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银河系宇宙的历史比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尔疑卡尔疑(A．Carnegie，1835-1919)，一译卡内基，美国钢铁业者，人称钢铁大王，世界富豪之一。比较起来的我身上的五个铜板。

其实只要是历史，都已经是有限的。尽管就是银河系宇宙的历史，和无限的将来比较起来，总还是“小”。

“历史小”——的确，这是一个名言，一个天启。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五千年中所积蓄的智慧，实在抵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白血球吃细菌的这个事实’我们中国的古人晓得吗？又譬如“历史小”这句名言，我们中国的旧人能理解吗？

总之，“历史”真正是“小”。准此以推，有了“历史”的人也一样是“小”。

古代的大人物，其实大不了好多，连我们现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识，他们都没有。

愈有“历史”者，人愈“小”。

愈有将来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于近代的人。

年老的人小于年青的人。

这些是由“历史小”这个公式所可导诱出来的公式。

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艾芜，原名汤道耕，一九○四年生，四川新都人。作家。《南行记》是他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五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青的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了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这和“历史小”这个理论恰恰相为表里。

真的，年青的朋友们哟，我们要晓得“历史”实在“小”。

把年老的人当成偶像而崇拜，决不是有志气的青年人所当为的事。

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虽不能算得一个老头子，也可算得半个老头子。自己的山顶怕早已爬过了还没，即使的有爬过，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夫子还聪明，他知道说，“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老实讲，我自已是恨我已经不能再做“可畏”的“后生”了。

我希望比我年青的人都要使得我生畏。

在“历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启，把溃痈的快乐抛弃了，立刻跑进自己的工作室里来，提着一枝十年相随的钢笔在这原稿纸上横冲直闯地写，一写便写了将近四千字。然而写到这里，仍然感觉痈的内部在一扯一扯的痛。

我这时又把痈部摸了一下，刚才压消了的肿，不知几时又恢复了转来

外敌的势力是还没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们又拥集到前线在作战了。

医生是警戒过我“切不可按压”的，我贪一时的快乐按压了半个钟头，又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弓起背来写了这篇半天文章。妈的，该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闻道”，孔子曰，“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清早闻得“历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于痈，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价——

“四角半。”

预约——

倒贴邮票二分奉送。

1936年6月2日负痈草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五四”运动的历史到现在竟有了二十二周年了。这个有光辉的纪念日——五月四号，被定为了“青年节”，这意义是很值得阐发的。青年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就是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乃至一切自然界的进化关键，可以说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宇宙中举凡运行的轨迹都呈抛物线形，近来已由物理学家证明，连太阳光线从前以为是直线进行的，其实也是采取曲线的行径。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壮老，都同样是抛物线形的轨迹。假使没有明年的春夏，万类便只好永远的死亡，假使没有第二代的青年，人类的一切便只好永远的衰歇。青年哟，人类的春天！就靠着有这青春的一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进行到抛物线的顶端；也就靠着有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使我们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保持着上行的阶段。前一代的抛物线的顶端成为后一代抛物线的起点。向上的波澜，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就这样使必趋没落的抛物线变为永远进展的无穷曲线。自然及人类是这样进化了来，也将这样进化起去。所争者只是在：无意义的运行或有意识的策动。人类也经过了很长远的无意识时代，这时代快要成为过去了，对于运行轨迹的研究愈透辟，策动运行的意识便愈清醒。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的意义，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

文化的本质其实即可以定义为“人为的进化”。它是对于自然界的一种斗争，对于凡是不利于进化的自然界的暴力及其惰力。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它本身也具有自然的暴力和惰力，当它能征服暴力和惰力(连它自己本身在内)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当它驯服于暴力与惰力之下而听其支配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奴隶，文化的阉割者或破坏者。暴力的行使者和身受者，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同样是为暴力所支配的奴隶。不能克服他人的暴力而俯首帖耳，固然没有担当创造文化的资格，不能克服本身的暴力而趾高气扬，结果也只是破坏既成文化而堕入兽域。“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反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这是反对中国本身的最大惰力。运动的精神和文化的本质合拍，故尔“五四”运动成为文化运动的纪念碑，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经这一运动而青年化了。“五四”以来的二十二年间的进展，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间的进展。我们不要为泥古的习惯所囿，应该把眼光看着前头。二千二百年来的文化积蓄，固然有它精粹的成分存在，值得我们研究、阐发、保存、光大，但从那年代的久远和适用价值的有限上来看，我们的进步实在是十分迂缓，这不仅中国是这样，凡是文化意识觉醒以前的近代各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是这样。到了现代，空前的距离有了无限的缩短，时间的范畴得到无限的扩充，人力的效率增大到了无穷倍。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人力造成的奇迹。我们虽然还未走到近代文化的最高峰，但自“五四”以来，我们是不息的在向上走着。这路是荆棘的路，但同时也是争取荣冠的路。我们要发挥我们文化民族的使命，便不得不斗争。没有斗争便役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极端疯狂的暴力正在向着文化摧残，向着创造文化的精神摧残，把人类拖到黑暗的悲惨的死灭地狱。我们要从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创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类。

救民族，救人类，并不是空洞的夸言壮语，也希望不只是空洞的夸言壮语。要做，也是容易的事体，在每个人的份内，就请从自己做起吧。在目前大动荡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愿意堕入那死灭地狱的。但要从那种结局中把自己救起来，须得彻底反抗那种摧残文化的暴力，同时并须克服自己内心的苟且偷安，甘为顺奴的那种惰性。所以目前要救自己，便须得人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目前的时代，或许会被人认为变例，其实无论处在任何时代，人人都须得自救。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别人的横暴，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的义务。所谓“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语见《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才可以救济自己，更进而救济民族，救济人类。无论平时和乱时，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最难克服而且也最当克服的便是驯服于老衰现象的惰力吧。每一个人把青壮年时期一过，肉体的大部分官能便翻过抛物线的顶点而走向老衰的下坡路。这是每一个人所难免的自然惰力，几乎是绝对地不能克服的。但也非真正绝对地不能克服。在这儿精神的力量的确是可以克服肉体的衰残。这并不是神秘的唯心论，而是可以找出科学的根据的。便是人体的各种细胞组织中，发展的历程并不一致，凡是官能低级的组织，如筋肉系统，便发展快而早衰，官能高级的组织，如神经系统，却发展徐而后谢。伟大的人便能以后谢的精神方量统御早衰的肉体官能，决不向老衰屈伏。古今中外有不少的伟大人物，他们直到老年都还能保存着他们的活动能力，那秘密就在这儿。一句话揭穿，便是古人所说的“老当益壮”。孟子有句话说得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语见《孟子·离娄下》。。这句话如要免得被人专向消极方面去解释，似乎竟可以改说为“大人者不失其青年精神者也”。伟大人物便是永远的青年，他们不仅把老衰现象克复了，甚至连死亡现象都可以克复。他们的著书、传记、坟墓，都在发生着作用，真真是所谓“精神不死”。

老年人都须得青年化，青年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世间上青年化的老人很少，而老人化的青年却偏偏多。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就已经有不少的青年是未老先衰了。这原因，一部分固由于青年自己的不努力，不自爱，或自暴自弃，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的管教错误。文化意识未觉醒的老年人不仅自己不思振作，反而倚老卖老，以老人的气习、生活、思想、行动来绳范青年；青年人在这种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觉地便驯致颓唐，有的却反拨地趋于堕落，就这样便断送了无数的青年。一个人老当益壮的精神强，那人必然伟大；一个人未老先衰的气象十足，那人必然腐败。一个民族，老当益壮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强，一个民族，未老先衰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弱。我们中国在前是大可以称为老人国的，积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这儿。古时候我们中国的教育，差不多是把青年当成罪人在看待的。所谓“扑作教刑”语见《书·虞书·舜典》。把这个观念表示得非常明白。“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死的打活的，老的打小的，打出了做老爷的来呢，做老爷的又打做老百姓的，做老百姓的又打做老大老二的。万般皆是打，老气满中华。好多年辰以来，中国人实在老衰得不堪了。你叫中国民族怎么能够强，中国文化怎么能够有进步呢？“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分水岭，便是把老气的支配推翻一大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不是逐渐振作起来了吗？

我们且看那可以成为建筑材料的树木，只要那树木的种子是落在土壤肥沃的原野里，它能得到充分的阳光、空气、水分、养料，它在自然发育的状态中，必然成为参天的大木，极有用的建筑器材。人要加以管理，只要注意到阳光，空气、水分、养料的供给，或者为它排除昆虫或其他外来灾害，那树木的发育自然可以得到帮助而被促进。管理，只是助成，并不是拘束。假如把那同样的树苗，拿来种在庭园或花盆里，自幼加以无理的剪削、拳屈、束缚，使它成为一定的型，那树木便不能遂其自热的成长而成为畸形的物什。这些畸形的物什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中观瞻，但不中实用。一旦畸形一被形成，即使加以解放，放还自然，也不能恢复它原有的树性。它是在无理的管束之下已经僵老了。教育的意义和这林木的培植，应该没有两样。我们对于青年应该充分地给以营养资料，不时地对于外来灾害加以防护，让其自然发展，那他一定是可以成为大器的。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没有本来就不自爱而自甘堕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真正可以作为青年导师的，认真说只有那永远不老的伟大的人。古人也有“人师”和“经师”的区别，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语见《资治通鉴·汉纪》。。经师是供给材料的技术家，人师是指导精神的领港者。职司教育的人，连易遇的技术家的责任都未能尽职，却往往爱以难逢的精神领港者自居，一般的青年能够被培植为盆栽小景，都要算是侥幸的了。孔夫子在中国的历史上终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是负责的教育技术家，而同时又能“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称职的精神领港者。他诚然有一个人格的规矩尺度，但他不必一定要把这种规矩尺度来绳范人，他说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语见《论语·子路》。孔子能取狂狷，正是深切地了解青年气质的人。记得罗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是说青年的性质就骄傲一点也无妨事。青年的性质偏于进取，在老成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狂。青年的心地洁白无染，有好些俗套的行为在所不屑，在世故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狷。狂与狷能够见容于孔子，这大约是现代的教育家所应该取法的吧。视青年为罪人的时代，在中国应该是老早过去了，青年自己也应该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自尊自重。

1941年5月3日

小皮箧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重庆《大公报》。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

清早我一早起来去打开楼门，出乎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个钱包夹在门缝里。待我取来看时，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两年前所失去了的那个小皮箧。

一种崇高的人性美电击了我。

两年前，央克列维奇还在做着法国驻渝领事的时候。因为他对于中国新文学有深刻的研究，又因为他的夫人尼娜女土会说日本话，我们有一段时期过从很密。

每逢有话剧的演出，我们大抵要招待他们去看，也招待他们看过电影的摄制，看过汉墓的发掘。

尼娜夫人是喜欢佛寺的，陪都境内没有什么有名的佛寺，还远远招待他们去游过斗次北温泉，登过缙云山，以满足她的希望。

他们也时常招待我们。在那领事巷底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整饬的花园，有葱茏的树木，又因为地址高，俯瞰着长江，也有很好的眺望。他们在那儿飨燕过我们，也作过好些次小规模的音乐会和茶会。

五月以后，空袭频繁了起来。我们的张家花园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乡。不久法国领事馆也被炸，央领事夫妇也就迁到清水溪去了。

我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刚坡下的乡寓里接到尼娜夫人的来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日去访问他们，我便在当天晚上进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厮门码头。雾很大，水也很大，轮渡不敢开。等船的人愈来愈多，把三只渡船挤满了，把趸船也挤满了，栈道和岸上都满站的是人。天气炎热得不堪，尽管是清早，又是在江边，我自己身上的衬衫，湿而复干，干而复湿的闹了两次。

足足等了三个钟头的光景，雾罩渐渐散开了，在九点多钟的时候才渡过了江去。

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里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当的倾斜。溪水颇湍急，激石作声，有时悬成小小的瀑布。两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尔有些题字。最难得的还是迎面而来的下山的风。那凉味，对于从炎热的城市初来的人，予以难忘的印象。

约略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镇上也有好几百户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战以来建立的。

央克列维奇是住在镇子左边的一座山头上。一座西式平房，结构相当宏敞。山上多是松树，虽然尚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觉得也相当幽静。

主人们受到我的访问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那尼娜夫人。尽管太阳很大，她却怂恿着她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会，还把镇对面的黄山、汪山为我指点而加以说明。她说：那儿是风景地带，有不少的奇花异木，有公路可通汽车，住在那儿的人不是豪商便是显贵。我那时还不曾到过那些地方，听她那样说，仿佛也就象在听童话一样。

桐子已经有半个拳头大了，颇嫌累赘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树上。

——“这是什么果子树呀？”尼娜夫人发问。

我尽我所有的知识告诉了她。

对于什么都好象感觉新奇的外国夫人，她从树上折了一枝下来，说：“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着吃了中饭，嗑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来是应该开香槟的，但都装在箱子里面还没有开箱，他们有一个誓约，要等到巴黎光复了，才开箱吃香槟酒。

听了这样的话觉得比吃香槟酒还要有意思，因为巴黎陷落已经一个半月了，巴黎的人连吃面包都在成问题的时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这样悲壮的誓约，也是应该的。

同席的还有好几位法国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语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应酬而己。

中饭用毕后我正要告辞了，突然发出了警报，于是便又被留着。

其他的人都进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维奇和我两人在回廊上走着，一面走，一面谈。也谈了好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关于文学这一方面。

央克列维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造诣是使我惊异的，他在中国仅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京，其次是海南岛，最后来到重庆。他不仅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对于旧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尤其是他喜欢词，对于宋元以来的词家的派别和其短长，谈得很能中肯。这在一个外国人的确是可惊异的事情。不，不仅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家能够走到了这一步的，恐怕也没有好几位吧？

两点钟左右警报解除了，我又重新告别。

临走的时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写的诗，那大意是：

这儿有两条蜿蜒的江水，

就象是一对金色的游龙，

环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诗人住在城中。

这诗人是我们的朋友呵，

他不仅爱做诗，也爱饮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儿呀，我问你：你知道否？

用极单纯的字面表现出娓婉的意境，觉得很是清新，但这样译成中国字，不知道怎的，总不免有些勉强而落于陈套了。

我深深的表示了谢意。

坐着他们所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赶到了码头。码头上和轮船上，人都是相当拥挤的，因为是星期。

过了江来，又坐滑竿上千厮门，待我要付滑竿钱的时候，才发觉我的钱包被人扒去了。在江边购船票的时候，分明是用过钱包的，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扒去的，我怎么也揣想不出。

好在我在裤腰包里面还另外放有一笔钱，因此在付滑竿钱上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我感觉着十分可惜的却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诗也一道被扒了去。这是和钱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里的。

整整隔了两年，谁能料到我这小皮箧又会回来呢？

皮箧是旧了，里面还有十二块五角钱和我自己的五张名片。

诗稿呢？一定被扔掉了。

两年来我启已的职务是变迁了。住所也变迁了。

我现在住在这天官府街上一座被空袭震坏了的破烂院子的三楼，二楼等于是通道。还我这皮箧的人，为探寻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费了他两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便是他失掉了两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复了。

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还是年青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在目前生活日见艰难，人情日见凉薄的时代，竟为我启示出了这样葱茏的人性美，我实在是不能不感激。

两年前的回忆绵延了下来。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来往岁，头发很黑，眼睛很有神，浓厚的胡子把下部的大部分剃了，呈出碧青的成色，只留着最上层的一线络着两腮。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维奇的风采。据朋友说：他本是犹太系的法国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兰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约因为心脏有点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肿的倾向。头发是淡黄的，眼色是淡蓝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东方人的风味。

究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故，就在一九四○年的年底，法国的贝当贝当(H．P．Petain，1856—1951)，曾任法国元帅、陆军部长。一九四○年六月任总理，对德投降，组织傀儡政府。一九四五年八月被判处无斯徒刑。政府免了央克列维奇的职。

免职后的央克列维奇，有一个时期想往香港，因为缺乏旅费，便想把他历年来所搜藏的中西书籍拿来趸卖。他曾经托我为他斡旋，他需要四万块钱左右便可卖出。但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购买力，我所交际的人也没有这样的购买力，结果我丝毫也没有帮到他的忙。后来我听说他这一批书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购买去了。

央克列维奇不久便离开了重庆，但他也并没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我在中一路的街头，无心之间曾经碰见过他和他的夫人。他们一道在街上走，他们是才从成都回来，据说，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邀请他们看戏，他们照例是很高兴的。戏票是送去了，但在当天晚上却没有看见他们。他们是住在嘉陵宾馆的，地方太僻远，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从那次以后我便没有再和他们见面了。

皮箧握在我的手里，回忆潮在我的心里。

我怀念着那对失了国的流浪的异邦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写出的诗……

但我也感受着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鼓舞，无限的力量……

我感觉着任你恶社会的压力是怎样的大，就是最遭了失败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压碎的心。

人类的前途无论怎样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1942年7月20日

雨

本篇最初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重庆《大公报》。

六月二十七日《屈原》决定在北碚上演，朋友们要我去看，并把婵娟所抱的一个瓶子抱去。这个烧卖形的古铜色的大磁瓶，是我书斋里的一个主要的陈设，平时是用来插花的。

《届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经看了很多回，其实是用不着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们的辛劳非得去慰问一下不可，于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晓我便由千厮门赶船坐往北碚，顺便把那个瓶子带了去。

今年延绵下来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开朗，已经断续地下了好几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卖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戏的人便不会来。北碚的戏场又是半露天的篷厂，雨大了，戏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们都很焦愁。

清早我冒着雨，到剧社里去看望他们，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沉闷闷地，就象那梅雨太空一样稠云层迭。

有的在说。“这北碚的天气真是怪，一演戏就要下雨。听说前次演《天国春秋》和《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阳翰笙一九四一年写的历史剧，描写太平天国的内部斗争。《大地回春》，是陈自尘创作的剧本。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天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说：“假使将来要求雨的时候，最好是找我们来演戏了。”

我感觉着靠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来，但同是一样的雨对于剧人是悲哀，对于农人却是欢喜。听说今年的雨水好，小麦和玉蜀黍都告丰收，稻田也突破了纪录，完全栽种遍了。

不过百多人吃着大锅饭的剧人团体，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时节，演不成戏便没有收入，的确也是一个伟大的威胁。

办公室里面云卫即应云卫(1904-1967)，浙江慈溪人。戏剧、电影导演。的太太程梦莲坐在一条破旧的台桌旁，没精打采地在戏票上盖数目字。

桌上放着我所抱去的那个瓶子，呈着它那黝绿的古铜色，似乎也沉潜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焦愁里面了。

突然在我心里浮出了一首诗。

——“我做了一首打油诗啦。”我这样对梦莲说。

梦莲立即在台桌上把一个旧信封翻过来，拿起笔便道：“你念吧，我写。”

我便开始念出：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

梦莲是会做诗的，写好之后她沉吟了一会，说。“两个‘抱瓶’字重复了，不大好。”说着她便把第三句改为了：“敢是热情惊大士佛教称佛和菩萨为大士。。”她说：“是你把观音大士惊动了，所似才下雨啦。”

——“那吗，索性把‘梅霖’改成杨枝吧。”我接着说。

于是诗便改变了一番面貌。

邻室早在开始排戏，因为有两位演员临时因故不出场，急于要用新人来代替，正在赶着排练。

梦莲和我把诗改好之后走出去看排戏。

临着天井的一座大厢房，用布景的道具隔为了两半，后半是寝室，做着食堂的前半作为了临时的排演场。有三尺来往高的半壁作为栏杆和天井隔着，左右有门出入。

在左手的门道上，靠壁有一条板凳，饰婵娟的瑞芳即张瑞芳一九一八年生，北京人。话剧、电影演员。正坐在那儿。

梦莲把手里拿着的诗给她看。

——“这‘怒’字太凶了一点。”瑞芳看了一会之后指着第四句说。

——“我觉得是观音菩萨生了气啦，”我这样说，“今天老是不晴，戏会演不成的。”

——“其实倒应该感谢这雨。”瑞芳说，“你看，演得这样生，怎么能够上场呢？”

我为她这一问略略起了一番深省。做艺术家的人能有这样的责任心，实在是值得宝贵；也唯其有这样的责任心，所以才能够保证得艺术的精进吧。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个字来改正。”我回答着。

——“婵娟出场了！婵娟！”导演的陈鲤庭陈鲤庭，一九一○年生，上海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在叫，已经在开始排第四幕，正该瑞芳出场的时候。

瑞芳应声着，匆匆忙忙地跑去参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到她的座位上靠着壁思索。我先想改成“遍”字。写上去了，又勾倒过来，想了一会又勾倒过去；但是觉得仍旧不妥贴，便又改为“透”字。“杨枝透洒北碚苔”，然而也不好。最后我改成了“惠”字。

刚刚改定，瑞芳的节目演完了，又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改好了吗？”她问。

我把改的“惠”字给她看。

——“对啦，这个字改得满好，这个字改得满好。”她接连着说，满愉快而天真地。

梦莲在旁边似乎也在思索，到这时她说“那吗‘惊’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了。”

——“用不着吧？惊动了的话是常说的。”瑞芳接着说，依然是那么明朗而率真。

雨到傍晚时分虽然住了，但戏是没有方法演出的。有不少冒着雨从远方来看戏的人，晚上不能回家，结果是使北碚的旅馆，一时呈出了人满之状，“大士”的“惠”，毫无疑问地，是普济到了一般的小商人了。

第二天，二十八日，星期。清早九点钟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四处的屋檐都垂起了雨帘。

同住在兼善公寓一院里面的王瑞鱗王瑞麟(1905-1956)，陕西汉中市人。话剧演员，话剧、电影导演。把鲤庭和瑞芳约了来，在我的房间里同用早点。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说：“那一个字又应该改回去了。”

我觉得这话满有风趣。我回答道：“真的，实在是生了气。”

瑞麟和鲤庭都有些诧异，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把故事告诉他们。同时背出了那首诗：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热情惊大士？杨枝惠洒北碚苔。

不过这个字终竟没有改回去。因为不一会雨就住了，痛痛快快地接连又晴了好几天。好些人在看肖神，以为《屈原》一定无法演出的，而终于顺畅地演了五场。听说场场客满，打破纪录，农人剧人皆大欢喜。惠哉，惠哉。

1942年7月8日

题画记（节选）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收入一九四三年十月重庆东方书社《今昔集》。

一

蝉子叫得声嘶力竭了。

去年的重庆据说已经是热破了纪录，但今年的纪录似乎更高。

有什么避暑的方法呢？

能够到峨眉山或者青城山去，想来一定很好，但这不是人人所能办到的事。即使能够办到，在目前全人类在争主奴生死的空前恶战中，假使没有业务上的方便，专为避暑而去，在良心上恐怕连自己也不允许。

电风扇煽出的只是火风；吃冰淇淋呢，花钱，而且有恶性传染病的危险。

最好的办法，我看还是多流汗水吧。汗水流得多，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机能，而且在蒸发上也可以消费些身体周围的炎热。

傅抱石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余人。画家。抗战期间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兰厅工作。作有《傅抱石画集》、著有《中国绘画理论》等。大约是最能了解流汗的快味的人。他今年自春季到现在竟画了一百好几十张国画，准备到秋凉之后展览。

我们同住在金刚坡下，相隔不远。前几天他抱了好几幅画来要我题，大都是他新近在这暑间的作品。

他的精神焕发，据说，他寓里只有一张台棹，吃饭时用它，孩子们读书时用它，作事时用它，有时晚上睡觉时也要用它。

他在这种窘迫的状态中，冒着炎热，竟有了这么丰富的成绩，实在值得感佩。

抱石长于书画，并善篆刻。七年前在日本东京曾经开过一次个人展览会。日本人对于他的篆刻极其倾倒，而对于他的书画则比较冷淡。

但最近我听到好些精通此道的人说：他的书画是在篆刻之上，特别是他的画已经到了升堂入室的境地。

我自己对于这些都是门外，不能有怎么深入的批评。但我感觉着他的一切劳作我都喜欢。而且凡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用说，都是好的。

中国画需要题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好画还须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反过来，假使题得不好，那真真是佛头著粪。题上去了，无法擦消，整个的画面都要为它破坏。

抱石肯把他辛苦的劳作拿来让我题，他必然相信我至少不至于题得怎么坏，但在我则不免感觉着有几分惶恐。

在日本时我也曾替他题过画，当时是更加没有把握。记得有一张《瞿塘图》，我题的特别拙劣，至今犹耿耿在怀。目前自己的经验虽然又多了一些，但也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辞要好，字要好，款式要好，要和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辞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感觉着，我自己宁肯单独地写一张字，或写一篇小说，写一部剧本。因为纵写得不好，毁掉了事，不至于损害到别人。

然而抱石的厚意我是不好推却的。而且据我自己的经验，好的画确实是比较好题。要打个不十分伦类的比譬吧，就好象好的马比较好骑的那样。经受过训练的马，只要你略通骑术，它差不多事事可以如人意。即使你是初次学骑，它也不会让你十分着难。没有经过训练的劣马，那是不敢领教的。

好的画不仅可以诱发题者的兴趣，而且可以启迪题者的心思。你对着一幅名画，只要能够用心地读它，会引你到达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地。由于心思的焕发、兴趣的葱茏，便自然会得到比较适意的辞、比较适意的字、比较适意的风格。

这是毫无问题的。好的画在美育上是绝好的教材，对于题辞者不用说也是绝好的教材了。

——好的，题吧，大胆的题吧。

二

抱石送来的画都是已经裱好了的。他告诉我不必着急，等到秋凉时也来得及。

因之，我虽然时时打开来读，但开始几天并没有想题的意思。

大前天，八月三号，想题的意思动了。我便开始考虑着应该题些什么。

画里面有一张顶大的是屈原像，其次是陶渊明像。这两张，尤其屈原像，似乎是抱石的最经心的作品。这从他的画上可以看出，从他的言语神态之间也可以看出。

大约是看到我近年来对于屈原的研究用过一些工夫，也写过一部《屈原》的剧本，抱石是特别把屈原像提了出来，专一要我为他题。在他未来之前我也早就听见朋友这样讲过，传达了他的意思。把屈原像与陶渊明像同时呈在眼前，我便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这两位诗人来作比较考虑。

这两位，无论在性格或诗格上，差不多都是极端对立的典型。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使人领悟到：不仅是诗应该如何作，还有是人应该如何作。

我自己对于这两位诗人究竟偏于那一位呢？也实在难说。照近来自己的述作上说来，自然是关于屈原的多，多到使好些人在骂我以屈原自比，陶潜，我差不多是很少提到的。

说我自比屈原固然是一种误会，然而要说我对于陶渊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不满意吧，也不尽然。我对于陶渊明的诗和生活，自信是相当了解。不，不仅了解，而且也还爱好。凡是对于老、庄思想多少受过感染的人，我相信对于陶渊明与其诗，都是会起爱好的念头的。

那种冲淡的诗，实在是诗的一种主要的风格。而在陶潜不仅是诗品冲淡，人品也冲淡。他的诗与人是浑合而为一了。

有特别喜欢冲淡的人，便以为要这种才是诗，要陶潜才是真正的诗人。不仅旧文学家有这种主张，便是最时髦的新诗人，也有的在援引美国作家的残唾：“要把激情驱逐于诗域之外。”

“新诗人”指袁可嘉，一九二一年生，浙江慈溪人。诗人、翻译家，著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译有《彭斯诗钞》、《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这里的引语是袁根据美国诗人托·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等语的引伸。在这样的人眼里，那吗，屈原便应该落选了。然而屈子仍被称为诗圣，他的《离骚》向来赋有“经”名，就是主张“驱逐激情”的人也是一样的在诗人节上做着纪念文章。足见得人类所要求的美是不怎么单纯的。

一般的美学家把美感主要的分为悲壮美与优美的两种。这如运用到诗歌上来，似乎诗里面至少也应该有表现这两种美感的风格。唐时司空表圣即司空图(837-908)，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附近)人。晚唐诗人、诗论家。著有《诗品》、《司空表圣诗集》等。把诗分了二十四品，每品一篇四言的赞词，那赞词本身也就是很好的诗。但那种分法似乎过于细致，有好些都可以归纳起来。更极端的说：二十四品似乎就可以归纳成为那开首的“雄浑”与“冲淡”的两品。

屈原，便是表示悲壮美的“雄浑”一品的代表。他的诗品雄浑，人品也雄浑。他的诗与人也是浑合而为一了的。

但我不因推崇屈子而轻视陶潜，我也不因喜欢陶潜而要驱逐屈子。认真说，他们两位都使我喜欢，但他们两位也都有些地方使我不喜欢。诗的风格都不免单调，人的生括都有些偏激。象屈子的自杀，我实在不能赞成，但如陶潜的旷达，我也不敢一味恭维．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过于把“我”看重了一点。把自我看得太重，象屈子则邻于自暴自弃，象陶潜则邻于自利自私。众醉独醒固然有问题，和光同尘又何尝没有问题？

我就在这样的比较考虑之下做下一首《中国有诗人》的五言古诗。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

同遭阳九厄，刚柔异其操。

一如云中龙，夭矫游天郊。

一如九皋鹤，清唳彻晴朝。

一如万马来，堂堂江诲潮。

一如微风发，离离黍麦苗。

一悲举世醉，独醒赋《离骚》。

一怜鲁酒薄，陶然友箪瓢。

一筑水中室，毅魄难可招。

一随化俱尽，情话悅渔樵。

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

譬之如日月，不论鹏与。

旱久焦禾稼，夜长苦寂寥。

自弃固堪悲，保身未可骄。

忱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

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

这首我打算拿来题陶潜像，关于题屈原像的我要另外做。

影子

本篇最初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午后，屈楚屈楚，一九一九年生，四川泸县人。剧作家、诗人。当时任群益出版社编辑。与林辰林辰，原名王诗农，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六枝)人。鲁迅研究家、作家。二君来访。

——“假使抗战没有起来，你恐怕还是没有机会回国吧？”

八年来我接受过不知道多少次数的这样问话，又由林辰向我重提了一遍。

我回忆起十年亡命期中在日本江户川上所住过的那座小屋。

我手栽的那株大山朴，怕已经长成乔木了。应该是紫薇树开花的时候。

那座小屋的背后，隔着一条公路，是一带小丘陵，有好些古老的松树在上面。松树下是附近一个小村落的公墓。

我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这样的想念在我的脑子中不知道徘徊过多少遍。

当我把这样的回忆诉述了一遍之后，林辰突然背起两句旧诗来。——“‘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你当年的心境是保存在这首诗里面的啦。”

诗句和我很熟，费了好几秒钟的缭绕，我才慢慢地记起是我自己的诗，但上下文都不记忆了。

——“这诗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我问着。

——“不记得是在你的什么书上了。开首的两句是‘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这首诗系作者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所作。今收全集文学编第二卷，题《信美非吾土》。因为我近来的生活和这相仿佛，所以我爱读它。”

——“下文呢？”

——“不记得了。”

诗确实是我自己的诗，抗战发生前三两年在日本写的，当时也觉得相当适意。回国以后的这几年间，生活环境完全改变了，一次也不曾记起来过，渐渐被抛进“忘却”的仓库里去了。

诗是五律，后四句呢，真好象追寻一段残梦一样，愈追寻，愈是渺茫。

晚间，同立群往银社去看《不夜天》西渭(李健吾，1906-1982)作，四幕话剧。剧本于一九四五年六月由美学出版社出版。。

路曦即杨路曦，一九一六年生，北京人。话剧演员。演着剧中的主角，一位女伶。

——“路曦真是会演戏，演得多么自然。”立群不断地赞赏着。“今年雾季她演的两个戏都很好，《离离草》夏衍在一九四四年写成的四幕话剧，反映东北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和这《不夜天》。”

戏里有唱京剧的一段插曲。

——“路曦会唱京剧吗？”我问。

——“她一定会唱的，她很会唱歌。她也很会弹钢琴呢！”

不错，我想起了。立群说过她和路曦一道学弹钢琴的时候，两人互相勉励，死不放松，夜里弹倦了，有时候就伏在钢琴上睡熟了。

观众多，座场窄，纸烟四起，空气不流通，象进了浴室一样。看到第四幕的时候，头便有点隐痛。这是炭酸瓦斯中毒的征候。

在这样的时候，我又在追寻着那首旧诗，依然没有着落。

十一点钟光景，戏演完了。我们随着人的潮浪流了出来。立群也说她的头有点微痛。

上坡，经过望打隧道，步上街头。

被清冷的夜风微微吹拂着，头痛渐渐平复了。

立群紧紧挽着我的左肘，步行到精神堡垒附近的时候，有一群人拥在街心。

是一位美国兵喝醉了。一名警察去扶他，力量不够，结果是醉者倒在街心，画了一个“大”字。口里说着Iam sorry(对不住)，一个街头的小孩子学舌：“俺梭了！”

——“美国兵也忧郁吧？”立群这样问着。

——“或许，”我回答着，“但他们有的是金钱，有的是健康，而我们中国有的是酒，或许也是在尽情地享乐吧？”

——“我们到‘心心’去喝杯牛奶？”

——“很好。”

正好走到“心心”门口，门外停了好几部汽车。隔着门上的玻璃窗，看见里面坐满了的人。

——“哦，好多的人！”我惊叹着。

——“那么，我们不进去吧。”

——“怕什么。”

我们还是推开门窗进去了。柔软的音乐在从胶片中荡漾出来。男的女的坐满了一个大敞间，但没有一个相熟的面孔。

我们选了一张靠边的长条桌上坐着，尽量避免人们的注意。叫了两杯牛奶。

——“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又张望了一会之后这样说。

立群隔着席面，把头埋过来，低声地回答我：“我们圈子里面的人，够资格来的很少。”

无言地喝着热牛奶，身上微微发起汗来了。无怪乎四桌的都是冰淇淋，汽水，半裸体，短袖衬衫。

突然，那首旧诗的最后两句象深水里的气泡一样浮起来了。——“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

然而第三第四两句，却是迷离恍忽的，象是已经到了门外，但还隔着一层不透明的帘幕。

街头的电灯雪亮，奇异的还没有停电。

讲起了朋友，泛泛的交游，大家都是很多，但要能够影响彼此的心灵，规范彼此的生活，临到患难时，不惜拋弃自己的生命的，实在很少。

《不夜天》的情节还在脑中留连。女伶金小玉因为要救自己的爱人，不惜准备牺牲自己的贞操，而结果刺杀了仇人，同归于尽了。……

突然，旧诗的第五和第六两句象气泡一样又浮上来了：“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心里感觉着轻松。立群仍有力的挽着我的左肘，等于在搀扶着我的一样。

街头很清净，影子忠实地伴随我们，在水门汀上颠来倒去。

1944午5月10日

竹阴读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波》，题为《十月十七日》。

傅抱石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余人。画家、美术教育家。的名字，近年早为爱好国画、爱好美术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书房里挂着他的一幅《桐阴读画》，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刚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访问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七株大梧桐树参差的挺在一幅长条中，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图。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流。桐树之间，补以绿竹。

图中白地甚少，但只觉一望空阔，气势苍沛。

来访问我的人，看见这幅画都说很好，我相信这不会是对于我的谀辞。但别的朋友，尽管在美术的修养上，比我更能够鉴赏抱石的作品，而我在这幅画上却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沫若先生惠临金刚坡下山斋，入蜀后最上光辉也。……

抱石在画上附题了几行以为纪念，这才真是给与了我“最上光辉”。

我这一天日记是这样记着的。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早微雨，未几而霁，终日昙。因睡眠不足，意趣颇郁塞。……

十时顷应抱石之约，往访之，中途遇杜老即杜国庠(1889-1961)，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入。哲学家、历史学家。邀与同往。抱石寓金刚坡下，乃一农家古屋，四围竹丛稠密，颇饶幽趣。展示所作画多幅，意思渐就豁然。更蒙赠《桐阴读画图》一帧，美意可感。

夫人时慧女士享以丰盛之午餐。食时谈及北伐时在南昌城故事。时慧女士时在中学肄业，曾屡次听余讲演云。

立群即于立群(1916-1979)，原籍广西贺县，生于北京。作者的夫人。偕子女亦被大世兄亲往邀来，直至午后三时，始怡然告别。……

记得过于简单，但当天的情形是还活鲜鲜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的。

我自抗战还国以后，在武汉时代特别邀了抱石来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他不少的帮助。武汉撤守后，由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重庆，抱石一直都是为抗战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庆以后，政治部分驻城乡两地，乡部在金刚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儿。后来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舍不得金刚坡下的环境，没有迁徙。据我所知，他在中大或

我是一向象候鸟一样，来去于城乡两地的人，大抵暑期在乡下的时候多，雾季则多住在城里。在乡时，抱石虽常相过从，但我一直没有到他寓里去访问过，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为相隔得太远，又加以路径不熟，要找人领路未免有点麻烦；待到走动起来，才晓得并不那么远。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是识路的，便把领路的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今存内篇。正准备去找我，因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里面关于秦始皇筑驰道的一段文字。

我们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个村落。金刚坡的一带山脉，在右手绵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历历可见。我们是在山麓的余势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钟光景吧，已经到了村落的南头。这儿我在前是走到过的，但到这一次杜老告诉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刚坡。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流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笼于右侧。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这样近，我真是没有想出。而且我在几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时候，分明是从这儿经过过的，那真可算是“过门而不入”语出《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了。

竹丛甚为稠密，家屋由外面几乎不能看出。走入竹丛后照例有一带广场，是晒稻子的地方，横长而纵狭。屋颇简陋并已朽败。背着金刚坡的山脉，面临着广场，好象是受尽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样。

抱石自屋内笑迎出来了，他那苍白的脸上涨漾着衷心的喜悦。他把我们引进了屋内。就是面临着广场的一进厅堂，为方便起见，用篱壁隔成了三间。中间便是客厅，而兼着过道的使用，实在不免有些逼窄。这固然是抗战时期的生活风味，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时期似乎和这也不能够相差得很远。

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对于活着的艺术家的优待，大约就是促成他穷死，饿死，病死，愁死，这样使得他的人早点更贵重些，使得他的画早点更值钱些的吧？精神胜于物质的啦，可不是！

抱石，我看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他多才梦艺，会篆刻，又书画，长于文事，好饮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他的艺术虽然已经进步得惊人，而他的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进。“穷而后工”语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话，大约在绘事上也是适用的吧？

抱石把他所有的制作都抱出来给我看了，有的还详细的为我说明。我不是鉴赏的事，只是惊叹的事。的确也是精神胜于物质，那样苍白色的显然是营养不良的抱石，那来这样绝伦的精力呵？几十张的画图在我眼前就象电光一样闪耀，我感觉着那矮小的农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两位世兄，一位才满两岁的小姐。大世兄已经十岁了，很秀气，但相当孱弱，听说专爱读书，学校里的先生在担心他过于勤黾了。他也喜欢作画，我打算看他的画，但他本人却不见了。隔了一会他回来了，接着，立群携带着子女也走进来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见我一个人来寓，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把她们接来了的。

时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来款待，喝了一些酒，谈了一些往事。我们谈到在日本东京时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里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亲自把我送到田端驿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是：“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旧历的大除夕。”

抱石在东京时曾举行过一次展览会，是在银座的松坂屋，开了五天，把东京的名人流辈差不多都动员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河井仙郎(1871-1945)，号木僊、荃庐，日本篆刻家。清末曾到中国，师事吴昌硕。有《荃庐印谱》上，下，续三册刊行于世。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画家。中村不折（1868-1943)，日本洋画家、书法家。正木直彦(1862-？)，曾任日本帝国美术院院长，东京美术学校校长。佐藤春夫(1802-1964)，日本作家。主要作品有《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等。都到了场，有的买了他的图章，有的买了他的字，有的买了他的画。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

我去看他的个展时是第二天，正遇着横山大观在场，有好些随员簇拥着他，那种飘飘然的傲岸神气，大有王侯的风度。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习尚和我们有些不同。横山大观也不过是一位画家而已。他是东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头竹内栖凤竹内栖凤（1884-1942），日本传统画家，曾为西部日本画坛的指导人物。对立，标榜着“国粹”，曾经到过意大利，和墨索里尼墨索里尼（B.Mossolini，1888-1945)，意大列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拉手。他在日本画坛的地位真是有点煊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穷画家，但画家的社会比重要来得高些，一般是称为“画伯”的。

抱石在东京个展上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我题的诗，有一张我自己在看画时的背影。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趣。

我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他说他有这个意思，但能卖出多少却没有一定的把握。是的，这是谁也不敢保险的。不过我倒有胆量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因为毫无问题，在将来抱石的画是会更值钱的。

午饭过后杂谈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龙生李可染，一九○七年生，江苏徐州人。国画家、美术教育家。高龙生（1903-1977)，山东蓬莱县人。漫画家。也来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来求抱石品评。抱石又把自己的画拿出来，也让二位鉴赏了。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捡出三张画来，要我自己选一张，他决意送我，我有点惶恐起来。别人的宝贵制作，我怎好一个人据为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时，抱石也曾经送过我一张，然而那一张是被抛弃在日本的。旧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长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而我也就不敢选。然而抱石自己终把这《桐阴读画》选出来，题上了字，给了我。

真是值得纪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们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刚坡对我说：“四川的山水四处都是画材，我大胆地把它采入了我的画面，不到四川来，这样雄壮的山脉我是不敢画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画一幅‘竹阴读画’图啦，读画的人不是古装的，而是穿中山装的高龙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还有夫人和小儿女。”我这样说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们一直走出了竹林外来。

当到分手的时候，抱石指着时慧夫人所抱的二岁的小姐对我们说。“这小女儿最有趣，她左边的脸上有一个很深的笑窝，你只要说她好看，她非常高兴。”

真的，小姑娘一听到父亲这样说，她便自行指着她的笑窝了，真是美，真是可爱得很。

时间很快的便过去了，在十月十七日后不久，我们便进了城；虽然住在被煤烟四袭的破楼房里，但抱石的《桐阴读画》却万分超然的挂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说这幅画很好，但这十月十七日一天的情景，非是身受者是不能从这画中读出来的。因而我感觉着值得夸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辉”。

我如果再是青年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重庆《青年知识》半月刊的创刊号，原题为《如果我再是青年》。

青春的时代和我永远告别了。尽管别的人有时还称赞我很年青，或者甚至说比年青人的精力还要饱满，我自己也尽可以存心保持自己的一切青春化，尽力和老气斗争，然而毕竟把青年的种种美德逐渐丧失了。

尽管你怎样倔强，第一在肉体上的侵袭，你就无法抵抗。一切的动作不再如从前那样灵活了。无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一切体内的机构，就象上了年代的钟表一样，失掉了它们的滑泽。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抵抗的。你能够使你的头发不白，你能够使你的牙齿不落，你能够使你的皮肤不失掉弹性吗？

有的学者在苦心着想发明返老还童的方法，这方法在将来或许总有发明的一天吧，但老者必须向童年返还，足见人人所景仰的还是自己的青春。

啊，请把我那少年时代还来，

在那时有诗的涌泉涌新醅，

在那时有雾霭一层为我遮笼世界，

未放的蓓蕾依然含着奇胎，

在那时我摘遍群花，

群花开满山谷。

我是一无所有而又万事具足。

我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请整个地还我那冲动的本能，

那深湛多恨的喜幸，

那憎的力量，爱的权衡，

还我那可贵的，可贵的青春！

这是诗人歌德在《浮士德》悲壮剧的序幕中，借着舞台诗人的口所表达出来的返老还童的愿望。这当然过于诗化了一点，但脚大爱小鞋，脸上失掉了光彩的姑娘们喜欢用摩登红，不必一定要秦始皇、汉武帝那样有权势的人才有愿望，要企图长春不老的。秦始皇、汉武帝企求长生不老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孝武本纪》等。

怎么办呢？

仙人想吃空气和云霞，魏、晋时代的人吃过石粉魏人何宴始倡食石粉，以为可以强健身体，益寿延年。至晋时，王公士大夫亦相衍成风。所食石粉，即石散，由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配成。如今的人吃酸牛奶，但有什么用处呢？提倡吃酸牛奶的梅奇尼珂夫梅奇尼珂人（H．H．Moqohkob，1845一1916)，通译梅契尼科夫。俄国生物学家，吞噬菌细胞和噬菌作用的发现者，免疫学创始人之一。教授不是早已经和秦始皇、汉武帝一样成为了故人吗？

青春不再来——在目前依然是无可如何的铁则。权力把它无可如何，科学也还是把它无可如何。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到了觉得他的青春值得宝贵的时候，青春已经不在手里了。谁也免不得要以无望之望来系念着已经走远了的青春。

迟了，我这也只是无望之望——假如我能够再是青年。

我假如能够再是青年，我首先一定要警惕到：青春是容易消逝的，不要把自己的青春拿来浪费。

青年要学习捍卫自己，确实是不很容易的事。要使自己的身体更强壮些，使自己的学识打下很坚实的根底，使自己的精神不为恶社会自私自利的浊浪所沾染，所摇荡，这很容易办到吗？我年青时候就没有办到。

年青人有的是健康，因而他也就浪费健康。到了觉得健康值得宝贵的时候，那犹如已经把钱失掉了的败家子，是已经失掉健康了。当然保持或增进健康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要你的健康能有更有效更有益的使用。无意识的浪费，那确实是败家子的行为，我自己年青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败家子。

年青人一方面浪费自己的健康，一方面又仗恃着自己还年青，大抵每一个人在享乐上是今天主义者，在用功上是明天主义者。应该读的书，应该充实的基础知识，应该做或不做的事情，总是推到明天。“何必着急呢？马虎一点吧，明天还可以搞得通。”明天推后天，后天推大后天，习惯性成，一直就把人推到了坟墓的门前。现在明白了，后悔了，然而来不及了。假使年青的时候，把学识的基础打得更坚固，自己总不会这样的无能吧。

学习了一身自私自利的不良习气，虽然明明知道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崇高的，利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韧带并促进进化的契机，然而个人主义的观点和行为，就跟三伏天的臭虫一样，费尽力气也不容易除掉。嘴巴是一套，手足是另一套。笔杆是一套，脑细胞是另一套。结果成为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能一致的伪善者或两面人。嘴巴和笔杆越前进，伪善的程度便越彻底。路走错了，回头去吧，已经到了墓门。糟糕，一辈子完了！伪善的尽头便成为真恶！

但年青人总须得有人帮助。自己不容易操持自己，如有善良的导师能够帮助引路，那是青年人的幸福，也是社会的幸福。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可惜也并没有得到那样的领导，而今天负有领导青年的责任的人，却完全朝着错的路向在领。我们希望年青人永远年青，而今天的路向是使年青人赶快年老。纵欲者值得嘉奖，刻苦者形迹可疑，没有把青年作为独立的栋梁而培植，而是把青年作为娱目畅怀的盆栽。当然，盆栽有时也有必要，只要娱公众之目，畅公众之怀，公园里的花木不也同样值得宝贵么？然而今天的盆栽是案头供奉，而公园却塞满了瓦砾和粪便。

年青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办？实在是难。我是相信良心的人，人是谁都想向善的，只因有障碍挡他，他才止步，或者往后退。自己随身带来的个体兽欲的惰性，又受着集体兽欲的惰性在领导。不把人当成人，只把人当成兽。你能够甘心吧？谁也不会甘心！那吗谁也就应该克服这种兽欲的惰性。自己克服，相互克服，集体克服。

应该不要忘记，多少青年是连物质的生存都还不容易持续的，当然更说不上精神上的教养。这又是谁的罪？我们也听见过“人溺已溺，人饥已饥”那样的话，试问有谁实际做到过？口有余而行相反者是骗子，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是懦夫。我如果再是青年，我不愿意再成为骗子，也不愿意再成为懦夫。为了自己，为了青年，为了千千万万的后代，我们不能够容忍再有骗子和懦夫的存在。

1945年5月28日

冷与甘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鲁迅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把鲁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圆满。

在今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在演说里面引用了这两句，却把“冷对”误成“忍对”去了。不过当我演说完毕之后，自己立即感觉到了我的错误，和这错误的来源。

接着在我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讲演。恩来也引用了这两句，但他又把“冷对”记成“怒向”去了。这不用说也是错误，而且有趣的是错误的来源也和我的相同。

我们事后关于这个小小的问题讨论过一下，恩来说，他在讲演之前，还向坐在旁边的叶圣陶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人。小说家、教育家。著有《叶圣陶文集》。先生问过，圣陶先生也以为是“怒向”。

我说，我们错误的来源相同。这来源是在什么地方呢？也是鲁迅的另外两句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我从这儿上一句记取了“忍”字，恩来则从下一句记取了“怒向”两个字。

然而，就由这无心的错误，我们倒似乎把鲁迅精神的一面——反抗的一面，很适当地阐发了。

便是“怒”加“忍”等于鲁迅的“冷”。

但可不要忘记：鲁迅精神还有另外一面，那便是鲁迅的“甘”。这应该是等于“爱”加“诚”的。这儿也可以引证鲁迅的两句诗：

精禽梦觉仍衔石，

斗士诚坚共抗流。语见鲁迅七律《题三义塔》。

上一句虽然没有“爱”的字样，但里面正含蓄着无限深沉的“爱”，意思是说：为了“爱”，便明知无望，也不失望。

1948年12月21日

无题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及年岁之未晏兮，

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之先鸣兮，

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离骚》

就好象受着迫促的一样，今年自一月以来比较写了一些东西，有时写得太猛，连一支新的头号派克都被断了。

这或许也就是“衰老”的征候吧？不过也有的朋友说：是我的“第二青春”来了。我倒很高兴，我希望能够把握得着这永远的青春。

照年龄说来，我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青。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怎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

因此有人说我很骄傲，就象“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骄傲有时是难免的。摹仿拿破仑的心理，十二三岁时也曾有过，但现在已经老早毕了业了。

年青的朋友写信给我又爱这样说：“你能够接近青年，了解青年。”这或许也不尽是出于客套。因为我自己委实感觉着我还年青，而且我也知道，有为的青年比较起一些“无兵司令”确实是更值得骄傲的。

不过也有些人说我很谦虚，而且是出于世故，甚至于世故到连耳朵半聋都是装的假。这又未免把我看得太伟大了。

平生一大恨事便是两耳失聪而又聋得不彻底，这是十七八岁时一场伤寒症的后果。假使我不聋，或许总可以更聪明得一点吧？假使聋得更彻底，或许也可以更聪明得一点吧？

只有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衰老”了，而且我还希望能够更“衰老”得一点。

能够听不到鹈的鸣，当然是更好的事。

1942年11月23日

向着乐园前进

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1941年3月27日重庆《新蜀报》。

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和我相识已经快满四年了。

他们这个可爱的小小的团体是“八一三”以后在上海组织的，那时他们之中，大的不过十六、七岁，小的仅仅七、八岁。他们以那样小小的年纪，却有这样值得佩服的组织力，怎么也表示着我们中国的伟大的将来。

在上海未成孤岛之前，他们在那儿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尤其对于难民尽了他们的慰劳、宣传，甚至教育的责任。我和他们，就是在租界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第一次见面的。

在上海成了孤岛以后，我是由海路经过香港、广州、长沙，而到达武汉。在武汉又和他们第二次相见了，那是二十七年的正月。他们都是采取陆路，经过镇江、徐州、新郑，而到达武汉的。他们那沿途的经历，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为整，已经是一部很有趣的小说。

到了武汉以后，他们和我的联系便更加密切了。不久我参加了政治部门的工作，便把他们收编到了政治部来，这一群小朋友于是乎便成为了我的朝夕相处的共事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是知道得比较详细的，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是莫大的安慰，而同时是莫大的鼓励。

由武汉而长沙而桂林而重庆，他们沿途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工作成绩。在工作的努力上，在自我教育的有条理上，委实说，有好些地方实在是足以使我们大人们惭愧。政治部有他们这一群小朋友的加入，实在是增加了不少光彩。到了重庆后，他们分头向各地工作，几乎把大后方的各个成份都踏遍了。

这一次他们在重庆开始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公演，而所演的《乐园进行曲》，事实上就是以他们为粉夲而写出来的戏剧。现在都由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生活搬上了舞台，真正是所谓“现身说法”。我相信是一定可以收到莫大的成功的。

随着抗战的进展，他们的年龄长大了，团体也长大了。在桂林和长沙儿童剧团合并之后，各处都有小朋友参加，他们真真是做到了“精诚团结”的模范。其中有好些团员，严格地说恐怕已经不能算是“孩子”了吧。而我却希望他们永远保持着这个“孩子”的英名。

在精神上永远做孩子吧。永远保持敏感和伸缩自在的可塑性吧。

“孩子是天国中最大者”，有人曾经这样说过。

我是坚决地相信着，就要由这些小朋友们——永远的孩子，把我们中国造成地上乐园。

1930年3月23日夜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羽书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汉口《新华日报》。

今天是武汉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县阵亡了的师长王铭章王铭章（892—1938)，字子钟。四川新都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在鲁南战役中，为保卫滕县而阵亡。将军的灵柩，在午前十时运到了汉口。武汉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都非常踊跃地，到大智门车站去迎接他的灵柩。王师长安睡在灵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冲，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够再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的话，他一定要说：“武汉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你们这样的优待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们做军人的人，杀敌致果，为国捐躯，原是本份内的事，当不起同胞们这样的厚待。自己实在是惭愧。”我相信王师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凡是忠于职守能够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的人，虽然殉职原是本份，那种人一定是谦和的人。因为他明白大义，辨别义理，能够在生死关头保持着他自己的节概，这种人是不会虚骄浮躁的。凡是虚骄浮躁的人，临倒大节大义的关头处，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说，王师长他一定也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武汉的民众，乃至全国民众，都有辨别节义的精神，对于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人，特别表示崇敬。这是对于军事胜利的绝好的保障。大家能够尊敬为国捐躯的人，有职守者有所观感，一定要见贤思齐，也忠于职守而为国捐躯。一般的民众，在救亡建国上，都是有责任的，遇到自己的责任关头，也决不会躲闪，而贻羞于国家民族。全国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要驱逐倭寇，要复兴民众，要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那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们阵亡了的王师长，他安睡在灵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战以来已经十个月，我们虽然沦陷了几省的土地，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牺牲了几十万的士兵，更有无数的同胞陷入流离颠沛的苦境，然而我们是有很宏大、很光荣的收获的。这收获是什么？第一便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能和敌人抗战。其次是不仅能够抗战，而且还能持久，愈战愈强。敌人素来是轻视我们的，以为我们绝对不会抗战。“五七”和“五九”的国耻，便是招致敌人轻视的最明显的事实。以前的北洋军阀，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胁我们承认。而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曾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十二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宅元年，准备即皇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条承认了，构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就因为得到了这些甜头，他常常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来压迫我们，恫胁我们。恫胁原是他所惯用的手段，他始终相信着，我们是绝对不会抵抗的。然而启自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开始了我们的神圣抗战。这在敌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们便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敌人遭受了我们的抵抗，起初仍然坚持他的敌视我们的初心，以为我们是经不起一打，战事也可以“速战速决”的。然而战争一发动了起来，我军英勇无比，战事愈接愈厉，到现在已经打了足足十个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战事解决。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愈见增加了他的困难。他的军队内反战厌战的空气非常浓厚，国内百货昂贵，公债无法推销。就拿这发行公债一项来说吧，去年他本打算发行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的，但只发行了十五亿元。而这十五亿元里面，实际销出了的不过四亿五千五百万元，其余都还放在日本银行的仓库里。所以日本人委实是闹到了有点脚忙手乱的地步了，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在我们无论怎样，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敌人所最藐视我们的，是以为我们中国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负的是以为他们日本人不怕死。但由这一次的抗战所得到的结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战以来，我国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真是不计其数。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师长，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忻口的郝梦麟军长与刘铮磊刘铮磊(1894—1937)，又名家麒，湖北武昌人。国民党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守卫山西忻县时阵亡。师长，广德的饶国华饶国华(1893—1938)，字弼臣，四川资阳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广德战役中阵亡。师长，连此次滕县的王铭章师长，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辉灿烂的篇页。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样呢？上而将校，下而士兵，都成为强盗军队；奸淫虏掠，无所不为，闹得来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惯，都引以为耻辱，往往自行缢死。在缢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纸条写着“死谏”等字样，被我们搜出。这种精神上的损失，日本人是无法挽回的。

这儿在我们的面前呈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做人的应得如何死。象王铭章师长的死守滕县，这是一种死法。王师长的死守，使我们军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带转危为安。这种死法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着无上的光荣。象日本兵士因为厌战而自寻短路的，也是一种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责，然而于大局是无补的。死了等于与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诉过我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箴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死一个怎样的死。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都有点怕。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是无益，早迟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切实的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所当考虑的是这个通有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个钱，用到好处，便获得一个钱乃至一个钱以上的用处，用到坏处，不仅是浪费了，而且还要惹出大祸。同是一个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我们不应该怕死，应该怕我们自己死得不得法。轻如鸿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要宝贵自己的这项财产，并且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假如我们人人都死得来象王铭章师长这样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吗？古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语见《论语·里仁》。只要死得其所，的确，人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死的。这样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复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钱一样，一个钱被善用了，却有无数的钱生产出来。这样的钱，难道我们还怕用？这样的死，难道我们还怕死吗？我看做人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业上，时时刻刻都可以和死见面，要时时刻刻都怀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人能够这样，我看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成功者。无谓的死，或做坏人、做汉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

最后，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

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我们平均作为一家七口计，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壮丁出来当兵，单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万的兵。这数目是很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此，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万的壮丁要有必死的决心。我们要踊跃地应征兵役，并且踊跃地开到前线，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全国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项有价值的死吧。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汉口

孤山的梅花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四日、七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三月十八日追记”。

一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象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这是我在正月十四的晚上接着的一封信，信面写着“由新登三溪口寄”，信里的署名是“余抱节”。这位余抱节的确我是“不知道”的。我接受未知的朋友们的来信本来不甚稀奇，但不曾有过象这封信一样这么“有趣”的。

这信里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并且字迹也是非常秀丽，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在我的脑识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想象来，便是这“余抱节”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姐”的化名了。

——啊，这是一定的！你看她已经写明了住钱塘旅馆的，为甚么叫我写信又要由学校转交呢？这明明是怕我不回她的信，或者是怕信到后被别人看见了，所以才故意化出一个男性的假名来。这真是她用意周到的地方了。

——啊，她这人真好！她知道我素来是赞美自然而且赞美女性的人，所以她要选着月圆花好的时候，叫我到西湖去和她相会。她并且还知道我很穷，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馆，竟把那么便宜而且又是临湖的旅馆也介绍了给我。啊，她替我想的真是无微不至了！

我捧着信便这么痴想了一遍，我的心中真是感觉得有点不可名状，心尖子微微有点跳。

——啊，在风尘中得遇一知已，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位知已还是一位年青的女性呀！

——不错，她一定是年青的，你看她自己不是写着“小姐”吗？小姐这个名词，我素来是不大高兴的，但经她这一写出来，我觉得怎么也很可爱的了。啊，这真。是多么一个有雅趣的名词哟！这比甚么“女士”，用得滥到无以复加的“女士”，真是雅致得不知道几千百倍了。

——但是她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住所呢？……

这个问题把我难着了，我实在不知道她何以会知道我现在的住所。我从前很爱出风头的时候，我的住址是公开的，容易知道。但我这回回国来，我一点风头也不敢再出了，除极少数的几位朋友之外，没有人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她却是从甚么地方探听到的呢？或者是我的朋友之中有同时是她的相识的人告诉了她？或者是我最近在友人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一两篇文章，她从那编辑先生的地方函询得到的？

我想了一阵得不出一个线索来，我也无心再在这个问题上琢磨了。

——不管她是从甚么地方打听来的，她总是我的一位很关心的知己，而且是一位女性的知已呀！

——啊，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

二

把去杭州的心事决定了，但也有不能不费踌躇的几件事。

第一，跟着我回国来的一妻三子，她们是连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的，家里没有人；我的女人在一二月之内也快要做第四次的母亲了。虽说到杭州，今天去，明天便可以回来，但谁能保得他们不就在这一两天之内生出甚么意外呢？假使我是有什么不能不去的紧急事情，那还有话可说，但我只是去看花，去会一位女朋友的，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女人，更怎么对得起我的三个儿子呢？……

责任感终竟战胜了我的自由，我踌躇了。踌躇到月轮看看已经残缺，孤山的梅花也怕已经开谢了的时候，那已经是接信后的第四天了。那天午后，我已经决了心不去，我把猗筠小姐的来信，当成一个故事一样，向我的女人谈。啊，可怪的却是我的女人。她听我念出了那封信后，偏要叫我去。她说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也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啊，我的女人，你是过于把我信任了！我被她这一说，又动摇了起来。但我为缓和我的责任感起见，我要求把我大的两个孩子一同带去，一来可以使孩子们增些乐趣，二来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保险的护符。我的女人也满心地赞成了。

我有这样的一位女人，难道还不感谢她吗？她竟能这样宽大地替我设想！好，杭州是准定去了。

我在那天下午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去回答猗筠小姐，约定十九动身，并且说有两个大的孩子同路。我为甚么要缓到十九，而且要说明有孩子同路呢？我是有一个不好的私心，我是希望她到车站上来接我，在稠人广众中，我的两个孩子恰好可以做她认识我的记号呢！

啊，我这个私心真是对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爱情滥用了！但是我又有甚么办法呢？已经滚下了山头的流泉，只好让它愈趋愈下了。

把去的方针和去的日期都决定了，但还有一件紧要的事，便是去的旅费。

我手里一共只剩着十五块钱了。我这一去至少要耽搁一两天，在良心上也不能不多留点费用在家里。我假如在这十五块钱中要拿出十块钱去花费，只剩下五块钱在家里，心里怎么也是过意不去的。我便决计到闸北去，向我的一位友人告贷。

三

出乎意外的是北火车站和宝山路一带，满眼都是皮帽兵！商家有许多是关着铺面的，街上的行人也带着十分恐慌的样子。

回国以来我从没有心肠看报，友人我也少有会面，竟不知道这些皮帽兵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我在宝通路会见了我的朋友了，我先问他那些皮帽兵的由来，我才知道江浙这次又打了一次足球。的确是很象打了一次足球呢。第一次的江浙战争是齐燮元从南京来打卢永祥，把卢永祥打败了，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这一次却又掉换了阵门，是卢永祥从南京来打齐燮元，把齐燮元打败了，也把他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齐燮元和卢永祥混战，齐胜。次年元月，齐又被卢打败。他们的这两回球战算来是各自占了地利，还没有分出胜负。看来，他们的脚劲都好，都是很会跑的。等几时再来掉换过一次阵门接战，这未知鹿死谁手《晋忆·载记·石勒下》：“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了。

皮帽军原来就是卢永祥从奉天领来的足球队员，听说甚么张宗昌啦、张学良啦、吴光新啦，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张学良，字汉卿，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吴光新(1881—1839)，字自堂，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闲。一九二四年底曾就任段祺瑞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一些脚劲很好、很会跑的健将，都已经到了上海。

哦，原来如此。但这是事关天下国家的游戏，用不着我来多话；我是要往西湖去会女朋友的，那管得他们这些闲事呢？

我把我要往杭州的意思向友人说了，并且把那“余抱节”的信向他默诵了一遍。

我的朋友也和我的意见相同，他说那信一定是那猗筠小姐写的。但他的结论却和我相反，他却不赞成我去。他连连说“危险！危险！”

我说：“我要把两个大的孩子带去保险的呢。”

他说：“那更不行，这两天风声很不好，奉军和浙军说不定要开战，小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带去的。万一你走后便打起仗来，连逃走都不好逃走呢！”

他坚决地反对着，我要向他借钱的事怎么也不好再说出口了。好，不借钱也不要紧，反正还有十五块钱，花了十块钱再说。这回的仗火我也不相信终会打成，就打成了带起孩子们逃难也是一种特别的经验。

钱，我没有借成。晚上回到家里，我不该把外边的风声对我女人说了一遍，孩子们，她竟不肯要我带去了。

——也好，不把孩子们带去，也可以少花几块钱，我来回坐三等，加上一天的食宿费，有五块钱也就够用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踌躇，等到十九的一天清早，我才赶到北站去乘早车。吓，真个是好事多磨呵！我到了北站，才知道好久便没有开往杭州的车了。要往杭州，要到南站去坐车。但我看见沪杭线上明明有一架车头，正呼呼呼地时时冒着烟正待要开发的光景。

——说没有车怎么又有车要开呢？

——那是陆军总长吴大人的专车呀！

——吴大人？那一位吴大人？

——吴光新，吴总长，你还不知道吗？

啊，我到这时候才晓得现在的陆军总长就是吴光新，我真是长了不少的见识。但是这些见识究竟又有甚么用处呢？把我到杭州的佳期又阻止了。啊，我真想当一位陆军总长的马弁呀！即使我将来就无福做到督军，至少我在今天总可以早到杭州！

要往南站时间也来不及了，慢车不高兴坐，夜车听说又没有，没有办法又只好回到自己的窝里。

四

足足又等了一天，等到二十日的清早，天又下起雨来了。我睡在床上又在踌躇。到底还是去，还是不去呢？下雨我倒不怕，打仗我也不怕，不过万一那“余抱节”并不是猗筠小姐，这不是把满好的一个幻影自行打破了吗？他已经等了我一个礼拜了，我并没有直接回他一封信。我走去了，他又不在，岂不是也是一场没趣吗？西湖并没有甚么趣味，梅花到处都有，何必一定要去孤山？那猗筠小姐，我写封回信给她罢，把情况说清楚，她定能原谅我的。以后她如果要和我常常通信，那就好了。我何必一定要去见她？不错，神秘是怕见面的，神秘是怕见面的！

我这么想着，又决定不再去了。不过我这个决定总有点象悬崖上暂时静止着的危石，一受些儿风吹草动，便可以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当我正在踌躇的时候，我的女人又在催我了。她说我陷在家里一个钱的事也没有，诗也没有做，文章也没有写，倒不如去转换下心机的好。——这转换心机是她平常爱说的话，这一来又把我大大地打动了。一个同情于我的未知的女性，远远写了一封优美的信来，约我在月圆时分去看梅花。啊，单是这件事情自身不已经就是一首好诗么？的确，我是不能不去的，我不能辜负人家的好心。去了能够写些诗或者写篇小说，那是多么好！对，不能不去，去有好处，下雨时去更有好处，我一定要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句旧小说的滥调恰好可以用在这儿。我经我女人一催，立地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唯一的一套洋装穿在身上，我自己恨我没有中国的冬天的衣裳，但也没有办法了。坐上黄包车，被车夫一拉拉到南站，恰好把早车赶上。我便买了一张三等票跨进车里去了。

啊，舒服！舒服！我是要往诗国里去旅行的，我是要去和诗的女神见面的呀！……

不过坐在三等车里，也不是甚么好舒服的事情。一车都好象装的是病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个有点健康的颜色。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患着黄疸病的病人，面孔全部好象飞了金的一样，连眼珠子也是黄的。旁边有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和他谈话，替他介绍了一个医方。他说，到碗店里面去买江西稻草煅灰来吃是千灵万灵的，但要真正的江西稻草。说的人还说，从前他自己也害过黄疸病，就是吃江西稻草吃好了的。我很奇怪他这个医方，我也推想了一下这里面的玄妙，但总是就和读《易经》又名《周易》，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儒家经典之一。的一样，推想不出那里面的玄妙来。照我学过几年医学的知识说来，这黄疸的症候，或者是由于肝肿，或者是由于胆石，或者是由于外尔氏病(鼠咬病)，或者是由于过食所引起的一种发炎性的黄疸。前面的两种不用外科手术是不会好的，外尔氏病的病源虫是一种螺旋菌，难道稻草的灰里有杀这种病菌的特效成分吗？不过象发炎性的黄疸，经过两三礼拜是自会好的，恐怕稻草先生是用到这种病症上占了便宜。

咳嗽的人真多。天气太冷了，三等客车里面又没有暖气管(恐怕头二等车里也没有罢？我没有坐过，不知道)，喀哄喀哄地，满车的人都在合奏着支气管加达儿的赞美歌。在我斜对面，靠着对边窗角上的一位瘦骨嶙峋的人，眼睛黑的怕人，两颊上晕着两团玫瑰红，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肺结核的第三期了。他也不住地呛咳，并且不住地把他的痰吐在地板上。啊，他老先生又算作了不少的功德了！至少是坐在他旁边、时而和他谈话的那位苍白面孔的妇人总该感谢他的：她再隔不久，她的两颊也不消涂胭脂，也不消贴红纸，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出两朵花来的呢！

啊，我真好象是坐在病院里一样的呀！病夫的中国，痨病的中国，这驾三等车便是缩小了的中国！

在病人堆里所想的几乎都是病的事情，病神快要把我的诗神赶走了。啊，谈何容易！她的信是带在我的衣包里呢！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

啊，好文章！好文章！这是多么柔和的韵调，多么美丽的字迹哟！这是一张绝好的避病符箓！学医的同志们一定会骂我堕入迷信了罢？但是笑骂由他们笑骂，这符箓的确是符箓。我一把她的信展开来，甚么病魔都倒退了。我的思索不消说又集中到猗筠小姐的想象上来。

——她怕是寒假回家去又才出来的了。不知道她到底是那女学校的先生呢，还是学生？想来怕是学生的多罢？能够喜欢我的文章的人一定不是老人，不消说不会是老人，她不是已经写明是“小姐”了吗？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也决不会有oldmiss(不结婚的老小姐)的！并且我的文章也只能诳得小孩子。好，不要太自卑了！我的文章得了她这样的一位知己，也怕是可以不朽的呢！

——今天她一定是不在车站上的了，昨天一定冤枉了她空等了一天！我见了她的面时，不消说应该先道歉。但是，以后又再说甚么呢？……我是先到她学校里去，还是直接到钱塘旅馆呢？怕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不在那儿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五

我的想象跟着火车的停顿而停顿了，已经是硖石。对面的月台上整列着两排军队，几个军乐手拿着喇叭在左手站住，几个军官拿着指挥刀在前面指挥。他们凝神聚气地在那里在等待着甚么。——是要等上行火车开往上海的吗？上海方面难道已经开了火吗？我这场危险真是冒到火头上来了！身上只有两块多钱，家里只留下十块！啊，我真不该来。来了是落陷在陷阱里了！

心里不免有些着急，火车仍然停着。停了怕有二十分钟的光景，月台上的军人呈出活动的气象了。一位军官拔刀一挥，军乐齐奏，全队的军人都举枪行礼。不一会才从南方飞也似的来了一部专车，一驾车头拉着两乘头等车座，两乘里面都只稀舒地坐了三四个人，但看也还没有十分看明，又如象电光石火一样飞也似的过去了。我们的车跟着又才渐渐地动起来。月台上的军人已经看不见了，喇叭的声音还悠扬地在那里吹奏。

我的旁边有一位老人向我说：“怕又是那一位大人到上海去了。”

“一定是吴光新吴大人呢，他昨天到了杭州。”

“不错，一定是他，真好威风！”

老人说着好象很有几分愤慨的样子，但我却没有这样老稚了。我自己心里只是这样想：德国的废帝威廉三世当为威磁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威廉一世之孙。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八年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同年十二月被废黜。真蠢，他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时常在柏林坐街市电车，他老先生可惜没有及时享福呢。

硖石过后，雨也渐渐住了。车外的风物只呈着荒凉的景象，没有些儿生意。身子觉得有些疲倦，靠着车壁闭了一会眼睛。有时竟苦睡了一下，车一停又惊醒了。最后只好把带着的法国作家费立普(Charles Louis-Philippe)费立普（1874—1909)，通译菲力普。著有小说《蒙巴那斯的比比》、《克罗基尼奥勒》等。的短篇小说集来读了好几篇，一直读到了杭州。

六

杭州车站到了，我下了车。注意着月台上接客的人，但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来认识我的人。

坐了一乘黄包车，我却先上东坡路的一位友人的医院里去了。车夫就好象拉着我在黄海上面走着的一样。雨落过后的杭州城，各街的街道都是橙红色的烂泥，真正是令人惊异。

在友人的医院里吃了一杯茶，听说今年天气很冷，孤山的梅花还没有开。但是我来，并不是为看梅花，我也不管它开也不开了。我只问明了到钱塘旅馆的车价告辞了出来。我自己主意是已经决定了。我先到旅馆去，假如遇不着她，然后再向学校打电话或者亲自去会她。

原来钱塘门却是挨进宝石山那一边的，从东坡路乘黄包车去也还要一角钱的车钱。我坐在车上当然又是想着，愈走愈觉得有些兴奋。……一到旅馆，遇着的果然是她呀！啊，那真是再幸福没有了！梅花既然还没有开，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最初当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迟了，或者我们在夜半的时候，再往孤山去赏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是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多琳英文Mandolin的音译，又译为曼陀林。一种琴身呈半梨形，有六弦或八弦的乐器。那是再好也没有。不消说我是要替她拿着琴去，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但我自己又做甚么呢？……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诗罢。就是《残春》中的那一首也好，假使她能够记忆，她一定会跟着我朗诵的。啊，那时会是多么适意哟！……酒能稍喝一点也好，但她如不愿喝，我也不肯勉强。我想女子喝酒终怕不是好习气？……

钱塘旅馆也终竟到了，实在是很简陋的一层楼的构造。当街是一扇单门。推门进去，清静得好象一座庵堂。一边壁上挂着一道黑牌，上面客名共总只有两个人，但没有姓余的在里面。

看样子，这也不象是小姐能住的旅馆了。

我问是不是有位余抱节先生来住过，柜上回来说没有。柜上是有电话的，我便打电话到某某女学校去，也说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有趣，真是有趣。

孤山的梅花呢？还要等两三天才能开。这怎么办？

东坡路上的朋友也不好再去找他了。我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25年正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