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散文 郭沫若散文 四

长沙哟，再见！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羽书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广州《救亡日报》。

春天渐渐苏醒了。

在长沙不知不觉地便滞留了二十二天，认识了不少的友人，吃过了不少的凉薯，游过了三次岳麓山，在渐渐地知道了长沙的好处、不想离开的时候，偏在今天我便要和长沙离别了。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不错，从岳麓山俯瞰的时候，长沙的确是卑。在街上没有太阳而且下雨的时候，长沙的确是湿。但我在长沙滞留了的这二十二天，却是晴天多雨天少，长沙所给予我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

可不是么？那平淡而有疏落之趣的水陆洲，怕是长沙的最好的特征吧。无论从湘水两岸平看，无论从岳麓山顶俯瞰，那横在湘水中的一只长艇，特别令人醒目。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淡淡的点缀着，“潇湘”二字中所含的雅趣，俨然为它所独占了。或者也怕是时季使然吧。假使是在春夏两季之交，绿叶成荫的时候，或许感触又有两样吧。

春天渐渐苏醒了，在渐渐知道了长沙的好处、不想离开的时候，偏在今晚就要离开长沙。

但我在离开长沙之前，却有一个类似无情的告别。

我此去是往武汉的，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我在最近的时期之内却希望不要再到长沙。

我希望我在年内能够到南京、上海，或者杭州，或者是济南，或者是北平。能够离开长沙愈远便愈好。

待到国难解除了，假使自己尚未成为炮灰，我一定要再到长沙来多吃凉薯。率性就卜居在我所喜欢的水陆洲，怕也是人生的大幸事吧。

春天渐渐苏醒了，我同南来的燕子一样，又要飞向北边。长沙哟，再见！

1938年2月28日在警报中草此

飞雪崖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重庆《大公报·战线》。

重九已经过去了足足七天，绵延了半个月的秋霖，今天算确实晴定了。

阳光发射着新鲜的诱力，似乎在对人说：把你们的脑细胞，也翻箱倒筷地，拿出来晒晒吧，快发霉了。

文委会留乡的朋友们，有一部分还有登高的佳兴，约我去游飞雪崖，但因我脚生湿气，行路不自由，便替我雇了一乘滑竿，真是很可感激的事，虽然也有些难乎为情。

同行者二十余人，士女相偕，少长成集，大家的姿态都现得秋高气爽，真是很难得的日子呵，何况又是星期！

想起了煤烟与雾气所涵浸着的山城中的朋友们。朋友们，我们当然仅有咫尺之隔，但至少在今天却处的是两个世界。你们也有愿意到飞雪崖去的吗？我甘愿为你们作个向导啦。

你们请趁早搭乘成渝公路的汽车。汽车经过老鹰崖的盘旋，再翻下金刚坡的曲折，从山城出发后，要不到两个钟头的光景，便可以到达赖家桥。在这儿，请下车，沿着一条在田畴中流泻着的小河向下游走去。只消说要到土主场，沿途有不少朴实的农人，便会为你们指示路径的。

走得八九里路的光景便要到达一个乡镇，可有三四百户人家。假使是逢着集期，人是肩摩踵接，比重庆还要热闹。假使不是，尤其在目前天气好的日子，那就苍蝇多过于人了。——这是一切乡镇所通有的现象，倒不仅限于这儿，但这儿就是土主场了。

到了这儿，穿过场，还得朝西北走去。平坦的石板路，婉蜒得三四里的光景，便引到一条相当壮丽的高滩桥，所谓高滩就是飞雪崖的俗名了。

桥下小河阔可五丈，也就是赖家桥下的那条小河——这河同乡下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河水并不清洁，有时完全是泥水，但奇异的是，小河经过高滩桥后，河床纯是一片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顿然显得清洁了起来。

更奇异的是，岩石的河床过桥可有千步左右突然斩切地断折，上层的河床和下层相差至四五丈。河水由四五丈高的上层，形成抛物线倾泻而下，飞沫四溅，惊雷远震，在水大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壮观，这便是所谓飞雪崖了。

到了高滩桥，大抵是沿着河的左岸再走到这飞雪崖。岸侧有曲折的小径走下水边，几条飞奔的瀑布，一个沸腾着的深潭，两岸及溪中巨石磊磊，嶙峋历落，可供人佇立眺望。唯佇立过久，水沫湿衣，虽烈日当空，亦犹澪雨其蒙也。

河床断面并不整齐，靠近左岸处有岩石突出，颇类龙头，水量遍汇于此，为岩头析裂，分崩而下，臂之龙涎，特过猛烈。断床之下及左侧岩岸均洼入成一大岩穴，俨如整个河流乃一宏火爬虫，张其巨口。口中乱石如齿，沿绕齿床，可潜过水帘渡至彼岸，苔多石滑，真如在活物口中潜行，稍一不慎，便至失足。

右岸颇多乱草，受水气润泽，特为滋荣。岩头有清代及南宋人题壁。喜欢访古的人，仅这南宋人的题壁，或许已足诱发游兴的吧。

我们的一群，在午前十时左右，也走到了这儿。在我要算是第五次的来游了。虽久雨新晴，但雨量不多，因而水量也不甚大，在水帘后潜渡时遂无多大险厄。是抗战的恩惠，使我们在赖家桥的附近住上了四个夏天和秋天，而我是每年都要来游一次，去年还是来过两次的；可每次来都感觉着就和新来的一样。

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便看到清代的一位翰林李为栋李为栋，四川巴县人。清乾降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年)进士，曾任蒲州府知府。所做的《飞雪崖赋》，赋文相当绮丽，是他的学生们所代题代刊在岩壁上的，上石的时期是乾隆五年。当年曾经有一书院在这侧近，现在是连废址都不可考了。李翰林掌教于此，对这飞雪崖极其心醉。赋文过长，字有残泐，赋首有序，其文云：

崖去渝郡六十里，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明巡按詹公朝用，阁部王公飞熊，里中人也。凿九曲池，修九层阁，极一时之盛游。而披读残碣，无一留题。……

的确。九曲池的遗迹是还存在，就在那河床上层的正中，在断折处与高滩桥之间，其形颇类亚字而较复杂。周围有础穴残存，大约就是九层阁的遗址吧。

但谓“披读残碣，无一留题”，却是出人意外。就在那《飞雪崖赋》的更上一层，我在第二次去游览的时候，已就发现了两则南宋人的留题。一题“淳熙八年正月廿七日”，署名处有“李沂”字样。这一则的右下隅新近修一观音龛，善男善女们的捐款题名把岩石剜去了一大半，遂使全文不能属读，但残文里面有“曲水流觞”及“西南夷侵边”字样，则上层河床的亚字形九曲池，是不是明人所凿，便成问题了。另一则，文亦残泐，然其大半以上尚能属读：

(飞)雪崖自二冯而后，未有名胜之(游)，(蜀)难以来，罕修禊事之典。(大帅)余公镇蜀之九年，岁淳祐辛亥，太(平)有象，民物熙然。灯前三日，何东叔，(季)和，侯彦正，会亲朋，集少长。而游(其)下。酒酣笔纵，摩崖大书，以识岁月。

末尾尚有两三行之谱，仅有字画残余，无法辨认。考“淳祐辛亥”乃南宋理宗淳祜十一年(西纪一二五一年)，所谓“余公镇蜀”者，系指当时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事之余玠。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宋史》中有传。蕲州者，今之湖北蕲春县。余玠治蜀，火有作为，合川之钓鱼城，即其所筑；当时蒙古势力已异常庞大，南宋岌岌乎其危，而川局赖以粗安。游飞雪崖者谓为“太平有象，民物熙然”，足征人民爱戴之殷。乃余玠本人即于辛亥后二年(宝祐元年癸丑)受谗被调，六月仰毒而死，史称“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宋史·余玠传》：“宝祐元年(一二五三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盖有以也。

这两则南宋题壁，颇可宝贵，手中无《重庆府志》清王梦庚修，寇宗纂。九卷。不知道是否曾经著录，所谓“二冯”亦不知何许人。在乾隆初年做《飞雪崖赋》的翰林对此已不经意，大约是未经著录的吧。我很想把它们捶搨下来，但可惜没有这样的方便。再隔一些年辰，即使不被风雨剥蚀，也要被信男信女们剜除干净了。

在题壁下留连了好一会，同行的三十余人，士女长幼，都渡过了岸来，正想要踏寻归路了，兴致勃勃的应对我说：“下面不远还有一段很平静的水面，和这儿的情景完全不同。值得去看看。”

我几次来游都不曾往下游去过，这一新的劝诱，虽然两只脚有些反对的意思，结果是把它们镇压了。

沿着右岸再往下走，有时路径中断，向草间或番薯地段踏去，路随溪转，飞泉于瞬息之间已不可见。前面果然展开出一片极平静的水面，清洁可鉴，略泛涟漪，淡淡秋阳，爱抚其上。水中岩床有一尺见方的孔穴二十有八个，整齐排列，间隔尺余，直达对岸，盖旧时堰砌之废址。农人三五，点缀岸头，毫无惊扰地手把锄犁，从事耘植。

溪面复将曲折处，左右各控水碾一座，作业有声。水被堰截，河床裸出。践石而过，不湿步履。

一中年妇人，头蒙白花蓝布巾，手捧番薯一篮，由左岸的碾坊中走出，踏阶而下，步至河心，就岩隙流澌洗刷番薯。见之颇动食兴。

——“早晓得有这样清静的地方，应该带些食物来在这儿‘辟克涅克’作者原注：英文Picnic，野餐之意了。”

我正对着并肩而行的应这样说。高原已走近妇人身边，似曾略作数语，一个洗干净了的番薯，慷慨地被授予在了她的手中。高原断发垂肩，下着阴丹布工装裤，上着白色绒线短衣，两相对照，颇似画图。

过溪，走进了左岸的碾坊。由石阶而上，穿过一层楼房，再由石阶而下便到了水磨所在的地方。碾的是麦面。下面的水伞和上面的磨石都运转得相当纡徐。有一位朋友说：这水力怕只有一个马力。

立着看了一会，又由原道折回右岸。是应该赶回土主场吃中饭的时候了，但大家都不免有些依依的留恋。

——“两岸的树木可惜太少。”

——“地方也太偏僻了。”

——“假使再和陪都接近得一点，更加些人工的培植，那一定是大有可观的。”

——“四年前政治部有一位秘书，山东人姓高的，平常最喜欢屈原，就在五月端午那一天，在飞雪岩下淹死了。”

——“那真是‘山东屈原’啦！”

大家轰笑了起来：因为同行中有山东诗人臧云远臧云远，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县人。作家。抗战期间，在重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平时是被朋侪间戏呼为“山东屈原”的。

——“这儿比歇马场的飞泉如何？”

——“水量不敌，下游远胜。”

一片的笑语声在飞泉的伴奏中唱和着。

路由田畴中经过，荞麦正开着花，青豆时见残株，农人们多在收获番薯。

皜皜的秋阳使全身的脉络都透着新鲜的暖意了。

1942年10月25日夜附：补记《补记》收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波》，未见单独发表过。

《巴县志》(民国二十八年向楚新修)，关于飞雪崖已有比较详细的纪录，今一一揭之如次。

一、《飞雪崖石壁文》(卷二十《金石》)

“里中民毛安节，李沂，冉星×，×舒史，丁东耶，同游者何肃，异其形势凛然，故更其名为飞雪崖(原误为岂)××××而不可得。崖涵数百丈，飞溅××，‘题’识岁月，可谓阙无。因是(原误为之)沂×欲×××滩之曲水流觞，前人之好事者×××游之后人不忘再世之旧，相×××高宿名英，邑乡之俊彦，皆先×交云后人林相肴送于栖真洞，回州，以西南夷侵边故也。冯晋粹父自霜台移节‘西×’。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录。

(上缺)李沂欲相大书×××而沂深刻之，亦可谓好事也。”

“飞雪崖自二冯而后未有名胜之游。蜀难以来，罕修禊事之典。大帅余公镇蜀之九年，岁淳祐辛亥，太平有象，民物熙然。灯前三日，何东叔，季和，侯彦正，会亲朋，集少长而游其下。洒酣纵笔，磨崖大书，以识岁月。时何明甫、原履、君惠、老×正×杰，侯安道，征官鱼梁剂智叔，酒官古汾何君玉，同游。何祥麟时老，侯坤文侍行。”

(原注)“按《王志》古迹载淳熙八年状元冯时行纪游，里人李沂为之刻壁，日久残蚀，清李为栋有赋，叙云‘崖去渝城六十里，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互见《水道》。今据《王志》录淳熙淳祐碑文。”

二、《梁滩河》(卷一《下水道溪流》)

“县西梁滩河为东西两山岗之一大干流……迤西流数里至土主乡，达王家坝，又折而北，趋至圆塘高滩桥。……水势浸壮大。穿高滩桥出，约半里许，至飞雪崖。《王志》载崖在梁滩坝高滩桥下石涧断截，河水陡泻数十丈，望若飞雪，相信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

三、《流杯池》(卷三《古迹》）

“《王志》云：在飞雪崖上，溪中有平石丈余。宋淳熙间状元冯时行修层阁于崖畔，复子溪上凿九曲池，引水流觞，以资胜赏。明大学士王飞熊、巡按詹朝用等，重游于此，复识流风。今阁圯，池犹存。”

据此可知赖家桥下之小河实为梁滩河。淳祐刻石中所谓“二冯”即冯时行与冯晋(粹甫)也。

时行在志中有传，乃宣和六年(一一二四)进士，授外职。后因不附秦桧和议被敕免官，“坐废者十八年”。于绍兴二十七年复被起用，后“擢右朝请大夫，提点成都府路刑狱。经划边事，井井有条，……民庆更生。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卒于任。民立祠祀之(祠在雅州，古城)。”

今案降兴元年下距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已十有八年，《向志》中两引《王志》(案乃前清乾隆年间王尔鉴所修旧志)，称“淳熙八年状元冯时行纪游”，“宋淳熙间状元冯时行修层阁……凿九曲池”云云，实为失考。

淳熙刻石所标志之“淳熙八年”，应为李沂录刻之年月，文当为时行纪游文，细绎之，燕游在前而补刻在后。二冯之游当在时行“坐废者十八年”之里居期间，即宋高宗绍兴十年至二十七年之期间。九曲池似尚为“前人之好事者”所凿，并非成于二冯手。

1942年12月13

谒陵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洪波曲·南京印象》，最初发表于1946年上海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中山门外通向紫金山下的中山陵的路，怕是南京所有的最好的一段公路吧。水门汀面得很平坦，打扫得也很干净。两旁的路树，树皮青色而有些白晕，不知道是阿嘉榎还是白桦。剪齐了的头迸发着青葱的枝叶，差不多一样高，一样大，正是恰到好@。

在我是九年不见了，一望的松木已经快要成为蓊郁的林子了。空气新鲜，含孕有相当浓烈的臭氧的香味。

九年前，正当淞沪战事很紧张的时候，我曾经来过陵园两次。但两次都失掉了谒陵的机会。一次是在雨中，一次却遇到空袭。今天多谢八天的休战延期，更多谢费德杯博士开了汽车来作伴，我们一道来谒陵。

中山陵的样式，听说是取象于自由钟。从地图上看来确实有那样的味道。陵场的规模宏大，假使在飞机上鸟瞰，钟形一定了如指掌，但从平地望上去却是很容易忽略的。钟口是向着上面的，我不知道，设计的当时设计者究竟是怎样的用意。这样岂不是倒置了吗？自由钟应该向着人间，为什么向着天上？中山先生是执掌自由钟的人，陵墓应该安置在钟柄上，为什么反而安置在钟口上去了？这用意我实在不明白。

陵场基地是用水门汀面就的，呈出白色。碑亭陵寝等一切的建筑都是白壁青瓦。毫无疑问是象征着“青天白日”。宏大的碑亭里面的一通宏大的石碑刻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文字很简单而有力。这可表明中山先生所受的是党葬了。从“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来着想的话，或许正是应该。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的我，我感觉着中山先生是应该膺受国葬或人民葬才合式。假使碑文能改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墓”，那不会更简单而有力吗？我在脑子里画了一个图案，想把那倒置的自由钟再倒过去。基地不用白色的水门汀，而改为红色的大理石，象征着“青天白日满地红”。那样或许和中山先生的博大的精神，崇高的功业，更相配称吧？

虔诚地在陵墓的坡道上走着，一面走，一面浮泛着一些印象式的，或许是不应该有的思索。

阳光相当强烈。到了郊外来，紫外线更加丰富，又是走的上坡路，虽然有不断的清风涤荡，总感受着热意的侵袭。谒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衣脱下了，但我为保持我的虔敬，我连我中山装的领扣都没有解开。

日本鬼还算客气，对于陵庙还没有过分的摧残，听说仅在西北角上有了一些破坏，都已经修补好了。在陵庙下的一段平台上安置着一对大铜鼎，左右各一，显然是被日本人移动过的。左手的一只在腹部有一个炮弹的窟窿，这更表明日本人曾经移到什么地方去作过试炮弹的靶子的。

陵堂有兵守卫。右侧进门处有题名簿，让谒陵者题上自己的名字。中山先生穿着国服的大理石像正坐在中央，我们走到像前去行了最敬礼，并默念了三分钟。我感觉中山先生的周围孤单了一点，假使每天每天有不断的鲜花或禾穗奉献，列陈在四周，或许会更有生意的吧？守卫如能换成便服，或许也会更适当一些的吧？

陵堂的内部非常朴素，两侧和后壁的腰部嵌着黑色大理石，刻着国父手书的《建国大纲》和其它文字，都是填了金的。这些便是唯一的装饰了。可惜中国的雕刻界还不甚发达，在我想来，四壁如有浮雕，刻上中山先生的生平，主要的革命战役，应该是题内所应有的文章吧。这些是容易做到的事，在将来或许也会逐渐实现的。

步出陵堂，居高临下，眼前一望的晴明，大自然正在浓绿季中。但一接触到袒呈在右手前面的南京城市，却不免在自己的眼前罩上了一层无形的薄雾。由高处看都市，本来是最不美观的，没有十分建设就绪的南京市，愈加显见得是疮痍满目。但我又一回想，制止了我的感伤。中山先生无疑是更喜欢那急待拯救的人间的，他是人民革命家，他不会长久陶醉于自然风物里面，而忘记了人民。自然地又联想到了列宁墓所在地的莫斯科红场。墓是红色大理石砌成的，与人民生活打成了一片。或许中山先生是更喜欢那种作风的吧？……

衬衫已经湿透了，谒陵既毕，我想是可以解衣的时候了。在步下陵道的时候，我便脱下了我的中山装。费博士却忠告我：那样是会着凉的。我又只好穿上了。

顺便又参观了明陵即明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墓。。那些石人、石兽的行列很有古味。石兽中的一个被人打碎了。费博士说：他前次来时都还是完整的。这不知道又是什么人的恶作剧了。石兽中有麒麟、马、骆驼、象等，两两相对，或跪，或立，体态凝重，气韵浑厚，实在是值得加意保护的东西。所有的石象，身上都涂过青绿，已经斑剥了。象与象之间有嫩松栽植成行。这些大约是为避免成为轰炸的目标，在敌伪时代所造下的伪装吧？

廖仲恺先生的墓就在明陵的西边，我们也去参拜了。墓场的结构朴素而庄重，建筑时一定是费了苦心的。可惜保卫得不周密，颇呈荒芜的景象。有些地方颓败了，并未加以修理。墓场全体，在一切的石质和水门汀上也都是涂过青绿的，不知是谁呈献在墓前的花环，已经老早枯槁了。

——仲恺先生假如不遭暗杀，中国的情形或许又会两样吧？这样的感想不期然地又浮漾了起来。

可诅咒的卑劣万分的政治暗杀！

可悲痛的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

一出玄武门，风的气味便不同了。阵阵浓烈的荷香扑鼻相迎。南京城里的炎热，丢在我们的背后去了。

我们一共是六个人：外庐、靖华、亚克、锡嘉、乃超、我。在湖边上选了一家茶馆来歇脚，我们还须得等候王冶秋王冶秋(1909—1987)，安徽霍邱人。时为冯玉祥秘书兼国文教员。离开旅馆时是用电话约好了的。

一湖都是荷叶，还没有开花。湖边上有不少的垂柳，柳树下有不少的湖船。天气是晴明的，湖水是清洁的，似乎应该有游泳的设备，但可惜没有。

阵列着的一些茶酒馆，虽然并没有什么诗意，但都取着些诗的招牌。假如有喜欢用辞藻的诗人，耐心地把那些招牌记下来，分行地写出，一定可以不费气力地做成一首带点词调味的新诗，我保险。

时间才十点过钟，游湖的人已相当杂沓。但一个相熟的面孔也没有。大抵都是一些公务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穿军服的人特别多，我们在这儿便形成了一座孤岛。

刚坐下不一会，忽然看见张申府张申府(1893—1986)，河北献县人。时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政治协商金议代表。一个人孤零零地从湖道上走来。他是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鱼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

——一个人吗？

——是的，一个人。

我在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汨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了现在的吗？

张申府却把他的孤独淹没在我们六个人的小岛子上来了。我们的不期而遇也显然地增加了他的兴趣。

接着王冶秋也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在美军军部服务的人，是美国华侨的第二代。

冶秋是冯焕章即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久被蒋介石免职，写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军的秘书，他一来便告诉我们：冯先生也要来，他正在会客，等客走了他就动身。

这在我倒是意料中的事，不仅冯将军喜欢这种民主作风，便是他自己的孤独恐怕也有暂时淹没的必要。我到南京来已经四天，还没有去拜望他，今天倒累得他来屈就了。

十一时将近，游湖的人渐渐到了高潮。魁梧的冯将军，穿着他常穿的米色帆布中山服，巍然地在人群中走来了。他真是出类拔萃地为众目所仰望，他不仅高出我一头地，事实上要高出我一头地半。

我们成为了盛大的一群，足足有十一个人，一同跨上了一只游艇。游艇有平顶的篷，左右有栏杆，栏杆下相向地摆着藤杌藤椅。在平稳的湖面上平稳地驶着。只有船行的路线是开旷的，其余一望都是荷叶的解放区。湖水相当深，因而荷叶的梗子似乎也很长。每一片荷叶都铺陈在湖面上放怀地吸收着阳光。水有好深，荷叶便有好深，这个适应竟这样巧合！万一水突然再涨深些，荷叶不会象倒翻雨伞一样收进水里去吗？要不然，便会连根拔起。

在湖上游船的人并不多，人似乎都集中到茶酒馆里去了。也有些美国兵在游湖，有的裸着身子睡在船头上作阳光浴。

湖的本身是很迷人的，可惜周围缺少人工的布置。冯将军说，他打算建议由国库里面提出五千万元来，在湖边上多修些草亭子，更备些好的图书来给人们阅读。这建议是好的，但我担心那五千万元一出了国库，并不会变成湖畔的草亭子，而是会变成马路上的小汽车的。图书呢？当然会有，至少会有一本缮写得工整的报销簿。

冯将军要到美国去视察水利，听说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只等马歇尔通知他船期。冯将军极口称赞马歇尔，说他真是诚心诚意的在为中国的和平劳心焦虑，他希望他的调解不要失败。听说有一次马歇尔请冯吃饭，也谈到调解的问题，他竟希望冯帮忙。冯将军说：这话简直是颠倒了。我们中国人的事情由马帅来操心，而马帅却要我们中国人帮他的忙。事情不是完全弄颠倒了吗？

是的，马歇尔在诚心诚意图谋中国的和平，我能够相信一定是真的。就是他的请冯将军帮忙，我也能够相信是出于他的诚心诚意。但我自己敢于承认我是一位小人；在我看来，马歇尔倒始终是在替美国工作。中国的和平对于美国是有利益的事，故尔他要我们中国人替他帮忙。要争取和平，中国人应该比美国人还要心切。事实上也是这样。不过争取和平有两种办法，有的是武力统一的和平，有的是放弃武力的和平；而不幸的是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是第一种倾向。这就使和平特使的马歇尔左右为难了。消防队的水龙，打出来的才是美孚洋油，这怎么能够救火呢？

但我这些话没有说出口来，不说我相信冯将军也是知道的，只是他比我更有涵养，更能够处之泰然罢了。

中国人的一向情愿自然是希望美国人帮忙中国人的解放，帮忙中国的建设，然而马歇尔可惜并不是真正姓马。

船到两座草亭子边上的一株大树下停泊了。冯将军先叫副官上岸去替每一个人泡了一盅茶来，接着又叫他买馒头，买卤肉，买卤鸭，替每一个人买两只香蕉。茶过一巡之后，副官把食物也买来了，一共是荷叶三大包。真是好朋友，正当大家的食欲被万顷的荷风吹扇着的时候。于是大家动手，把藤茶几并拢来放在船当中，用手爪代替刀叉，正要开始大吃。冯将军说：不忙，还有好东西。他叫副官从—个提包里取出了一瓶葡萄酒来，是法国制的。冯将军是不嗑酒的人，他说，这酒是替郭先生拿来的。这厚意实在可感。没有酒杯，把茶杯倾了两盅，大家来共饮。不嗑酒的冯将军，他也破例嗑了两口。

这情形令我回想到去年七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在莫斯科，舟游莫斯科运河，坐的是汽艇，同游者是英国主教和伊朗学者，但感情的融洽是别无二致的。天气一样的晴明，喝酒时也一样的没有酒杯。转瞬也就一年了；在那运河两岸游泳着的苏联儿童和青年男女们，一定还是照常活泼的吧。当时有一位苏联朋友曾经指着那些天真活泼的青少年告诉我，那是多么可爱的呀，不知怎的世间上总有好些人说苏联人是可怕的人种。但这理由很简单。不仅国际间有着这样的隔阂，就是在同一国度里面也有同样的隔阂。有的人实际上是情操高尚，和蔼可亲，而被某一集团的人看来，却成了三头六臂的恶鬼，甚至要加以暗杀。问题还是在对于人民的态度上，看你是要奴役人民还是服务人民。这两种不仅是两种思想，而且是两种制度。只有在奴役人民的制度完全废除了的一天，世界上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大家庭出现。

值得佩服是那位在美国军部服务的华侨青年，他对于饮食丝毫不进。听说美国军部有这样的规定，不准在外面乱用饮食。假使违背了这条规定，得了毛病是要受处分的。这怕是因为近来有霍乱的流行的原故吧？平时在外间喝得烂醉的美国大兵是很常见的事，然而今天的这位华侨青年倒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位严格的清教徒了。

把饮食用毕，大家到岸上去游散。不期然地分成了两群。冯将军的一群沿着湖边走，我们的一群加上张申府却走上坡去。一上坡，又是别有天地。原来那上面已经辟成了公园，布置得相当整饬。这儿的游人是更加多了。茶馆里面坐满的是人。有些露天茶室或餐厅，生意显得非常繁昌。也有不少的游客，自行在树阴下的草地上野食。

我们转了一会，又从原道折回湖滨，但冯将军们已经不见了。走到那大树下泊船的地方，虽然也泊着一只船，但不是我们的那一只。毫无疑问，冯将军们以为我们不会转来，他们先回去了。我心里有点歉然，喝了那么好的酒，吃了那么多的东西，竟连谢也没有道一声。但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再玩了，索性又折回公园里去，到一家露天茶室里，在大树阴下喝茶。

秦淮河畔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洪波曲·南京印象》，最初发表于1946年上海《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在夫子庙的一家老式的菜馆里，座场在店后，有栏杆一道俯临秦淮河畔。

黄任老、梁漱溟、罗隆基，张申府都先到了，还有几位民盟的朋友。他们对于我这位不速之客开始都有些轻微的诧异，但经我要求也参加作东之后，却都欢迎我作一个陪客。我自己觉得有点难乎为情，又怕人多，坐不下，告退了几次，但都被挽留着。自己也就半分地泰然下去。

我是第一次看见了秦淮河。河面并不宽，对岸也有人家，想来威尼司的河也不过如此吧。河水呈着黝黑的颜色，似乎有些腥味。但我也并没有起什么幻灭的感觉。因为我早就知道，秦淮河是淤塞了，对于它没有幻想，当然也就没有幻灭，河上也有一些游艇，和玄武湖的艇子差不多，但有些很明显地是所谓画舫，飘浮着李香君，葛嫩娘李香君、葛嫩娘，均为明末秦淮名妓。们的瘦影。

任老在纸条上写出了一首诗，他拿给我看。那是一首七律，题名叫着《吾心》。

老叩吾心短或违？十年只共忆无衣。

立身那许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

渊静被殴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

谁仁谁暴诚堪问，何地西山许采薇？此诗作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收入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出版的《黄炎培诗集》。诗文为：

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祗无衣。

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

渊静被殴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

(标点系笔者后加，第七句下三字恐略有记误。)

任老没有加上什么说明，我也没有提出什么探询，但我感觉着我对于这诗好象是很能够了解。

任老将近七十了，是优入圣域的“从心所悦不逾矩”的年龄，因而他唯恐有间或逾矩的危险。

十年抗战，共赋无衣，敌忾同仇，卒致胜利，而今却成为追忆了。团结生出裂痕，敌忾是对着自己，抚今思昔，能不怅惘？十年本不算短，然因此却嫌太不长了。

世间竟有这样的流言散布：当局将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任老，用以分化民盟。因而，众口铄金，一般爱戴任老的人也每窃窃私议，认为任老或许可能动摇。这诗的颈联似乎是对于这种流言和私议的答复。我记起了当年的袁世凯似乎也曾以教育部长之职网罗任老，任老却没有入奸雄的彀中。

心境无疑是寂寞的，但也在徬徨。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期中，任老的住宅曾被军警无理搜查过。这样被殴入渊的鱼，虽欲逝而实犹不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职业教育运动是抛荒了。这芜旷了的岗位值得留恋，就跟春来的紫燕一样回到自己的空巢去吧？

义利之辨不能容你有丝毫的挟杂。孰仁孰暴，对立分明，而两者之中不能有中立的余地。象伯夷、叔齐那样，既不赞成殷纣王，又不赞成周武王，那种洁身自好的态度似乎是无法维持的。“何地西山许采薇？”是想去采薇呢？还是不想去昵？还是想而不能去呢？耐人寻味。

凭着栏杆，吟味着诗中的含义，在我自己的心中逐句替它作着注解，但我没有说出口来。诗是见仁见智的东西，尤其是旧诗。这些解释或许不一定就是诗人的原意，正确的解释要看诗人自己的行动了。

起初很想和韵一首，在心里略略酝酿了一下，结果作了罢。

无端地想起了熙宁罢相后，隐居锺山的王荆公，不知道他的遗址还可有些什么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受着时代的限制，却能够替老百姓作想的执政者，恐怕就只有一位王荆公吧？王荆公的政策也不过想控制一下豪强兼并者的土地财富，使贫苦的老百姓少受些剥削，多吃两碗白米饭而已。然而天下的士大夫骚然了。这一骚然竟骚然了一千年，不仅使王荆公的事业功败垂成，连他的心事也整整受了一千年的冤屈。做人固不容易，知人也一样困难。这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类似宿命的斗争。地主生活和地主意识不化除，王安石是得不到真正了解的。在今天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了，有的已在主张“战士授田”，然而假使你是地主，要你把自己的田拿出几亩来交给耕者或战士，看你怎么样？王安石已经寂寞了一千年，孙中山也快要寂寞到一世纪，遍地都是司马光、程明道，真正替老百姓设想而且做事的人，恐怕还须得寂寞一个时会的。

客人陆续地来了，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胡子婴、罗淑章，还有两位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太多，已经超过了十二位。梁漱溟先行告退了。我自己又开始感觉着未免冒昧，泰然的二分之一又减去了二分之一。

蒉延老比任老要小几岁，但他们似乎是竹马之交。他爱用家庭的韵事来和任老开玩笑，有时竟把任老的脸都说红了。他也相当兴奋，为了不关事件说过好些慷慨激昂的话，又说任老是他所最佩服的人，任老的话就是他的“上谕”。

——郭先生、罗先生，蒉老念念不忘的是昨晚上我们到医院的访问：你们要交朋友吗，罗？任老是顶够朋友的，我老蒉也是顶够朋友的

任老把蒉延老和我的手拉拢来，说：好的，你们做朋友。

我只客气地说：我把你们两位当成老师。

——周恩来是值得佩服的啦，我感谢他，他昨晚上送的牛奶，我吃了两杯啦。

——任老，你这样穷的时候，还拿钱来请客，我心里难过。将来回到上海的时候啦，我要还席，就在我家里啦。任老，就请你约同郭先生、罗先生、章先生、诸位先生。……

上了席后，差不多还是蒉延老一个人在说话，喝酒也很豪爽，连我戒了酒的人都和他对了几杯。

任老对我说：不是单纯的商人，他对于教育很有贡献。假使谁有子弟的话，他所创办的位育中学是值得推荐的。你可以安心把子弟寄托在那儿，断不会教育成为坏人。

这话令我回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的，还小，在日本的，一时还不能回国。我问有没有小学部？据说没有。要把自己的子弟教育成为一个不坏的人，实在是今天每一个人的切身问题。伪善者滔滔皆是，尽力在把别人的子弟豢养成鹰犬或者奴才。实在是伤心惨目！

秦淮河里面忽然有歌吹声沸腾起来。我的耳朵听不清楚是什么内容。想来大约也不外是小调或平剧之类吧。

有一位朋友嫌其嘈杂，加了一句厌恶的批评。但蒉老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满有意思嘛。

是的，我也感觉着应该满有意思。在我脑子里忽然又闪出了一个想念：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秦淮河的水必然是清洁的，歌声可能要更加激越，但已经不是人肉市扬了。

这是我对秦淮河的另一种幻想，但我不相信它会幻灭。人民得到翻身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是可以随处创造奇迹的。

——这满有意思嘛！

我渴望着：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再游那样的秦淮河，而任老、蒉老，和列位诸老，也都还健在。

南京哟，再见！

本编选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洪波曲·南京印象》，最初发表于1946年《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清早起来检点行李，乃超和我各各流了一身大汗。

我们空起身子到南京来，那里会钻出来行李呢？那是翦伯赞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和杜守素的书籍，托人从重庆运到了南京，现在我们又受委托，要由南京运往上海。杜老两件，翦老一件。

杜老的两件实在把我们难为着了。一件是竹篾包，用极细的棕绳，单线地捆成原稿用纸形式。另一件是破旧的洋铁皮公文箱，也只将就着箱上的细棕绊绳随便拴扎了一下。这怎样能够上火车呢？经不得两提两掷便要完全垮掉。时间也来不及了，另行包装固然不可能，就要再买绳子来加上也没有那样的余裕。怎么办呢？留下，等下一次的机会吗？

但是，我们要代替杜老，多谢翦老。

翦老的一件，那老实的程度可以说是处在另一端的地极。本来是皮箱，外面还有布套。布套外面，两头又都捆扎着极老实的麻绳。对不住，翦老，我们只好把你的麻绳偷用了。

把两条麻绳解下来，绑在杜老的身上，于是问题便得到解决。

汗水流了，心里正感觉着愉快。就在这感觉着愉快的时候，周公突然走进我们的房间里来了，接着又是李维汉，范长江范长江（1909-1970），名希天，四川内江人。新闻工作者。时为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他们是来送行的，这样浓厚的情谊使我吃了一惊。

——哦，这么早？吃惊发出了声来。

——我们昨晚一夜都没有睡。

我明白了，今天不是说“苏北难民”要示威游行吗？为了预防万一，有些重要的东西当然不能不检点。今天的梅园新村必然是演的“空城计”吧？

要说话都感觉着是多余的，然而也没有多谈话的机会了。参政会的汽车夫也来了。我们便立即动身。

周公们把我们送到旅馆门口，用力地握了手，大家都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保重”。我们上了车，车子也就开动了。

南京城依然和七天前初来时那样，白眼地看着我们来，又白眼地看着我们去。

到了下关车站，人是相当嘈杂的。乃超把几件大行李带去打行李票，我站在车站的当中守着几件小行李。

不期然地碰着李仲公和他的夫人，他们是要往苏州去的，也在守着小行李等行李票。

这位北伐时代的老朋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年来只充当着一位立法委员，处在赋闲的境遇。他的身体不大好，把南京城里的一座公馆卖掉了，要移家到苏州去养病。

这突然的邂逅，打破了我的孤独感，就好象在黑夜的海洋里望见了一只同样在海上行船的桅灯。但没有好一会，仲公的行李票打好了，他们便先进月台里去了。

行李票打好了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进月台，嘈杂的车站上疏疏落落地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乃超进了票房之后，老是不见转来。行李的检查显然是很严格的，我老远望见有好几名宪兵在那儿监视着，有的更亲手翻箱倒箧地检查i就好象通过国境时税关上的人怕人漏税的那样。

等得焦躁来作伴了。它向我说：怕会赶脱火车吧。焦躁也等得不耐烦，又各自走了，接着来的是无可奈何的镇定。第一趟赶脱就赶第二趟吧，走不成，索性留在南京，倒也可以再看热闹。

心境一镇定，思虑苏活了起来，有了些回旋的余地了。

首先想到的，是企图发现几位“苏北难民”。无疑，在车站上一定是有好些“难民”英雄的，但却辨别不出谁就是谁。英雄们或许已经集中到别的地方，准备游行去了吧。

这儿在三天前正是大打出手的地方而今天却是太平无事了。三天前的血迹什么也看不出。究竟代表和记者们是在什么地方挨的打呢？人可以怀疑根本不曾有过那件事。

忽然觉悟到一个真理。大家都在渴望和平，就好象和平已经飞到天外去了。人民代表来为的是找回它，美国的五星元帅来帮忙找了半年，我这一次来也胡涅胡涂地摸索了七天，然而和平不就在眼前吗？没有大打出手的人就是和平了！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真理！

中国的轨道，摆在眼面前的就只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消灭大打出手的人，另一条是实现民主政治。不照着这样做，一切的一切都是轨外行动，那必然要闹出乱子。

火车出了轨，唯一的步骤自然就是把它搬上轨道来。这一工作或许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我敢于相信，顶多让“英雄”们再扰攘几年吧，迂回曲折或甚至头破血流的结果，终归于走上消灭大打出手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两条轨道。……

乃超到头也把行李票打来了，他连连地说：好不麻烦！好不麻烦！

我们也就只好埋着头，喘着气，提着小行李，匆匆忙忙地赶进月台，幸好火车还没有跑掉。

头等车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而且还有站着的。我发现车厢的右前隅有两列座位空在那儿。

那儿为什么不好去坐？——那是宪兵座位呢！乃超告诉了我。我才看见窗棂上果然有“宪兵座”几个红字。这对于我倒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这在战前没有看见过，在国外也没有看见过，无疑是可以称为新国粹了。

只好站着。但不一会开车的哨子响了，车上又下去了好些送客的人。于是我们两个人又才隔离着找到了两个座位。李仲公夫妇却不在这个车厢里。

火车毕竟在轨道上跑起来了，轨外的一切无情地被留在我们的后面。

中国的前途，我相信就是这样。

——南京哟，再见！

重庆值得留恋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在重庆足足呆了六年半，差不多天天都在诅咒重庆，人人都在诅咒重庆，到了今天好些人要离开重庆了，重庆似乎又值得留恋起来。

我们诅咒重庆的崎岖，高低不平，一天不知道要爬几次坡，下几次坎，真是该死。然而沉心一想，中国的都市里面还有象重庆这样，更能表示出人力的伟大的吗？完全靠人力把一簇山陵铲成了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这首先就值得我们把来作为精神上的鼓励。逼得你不能不走路，逼得你不能不流点小汗，这于你的身体锻炼上，怕至少有了些超乎自觉的效能吧？

我们诅咒重庆的雾，一年之中有半年见不到太阳，对于紫外线的享受真是一件无可偿补的缺陷。是的，这雾真是可恶！不过，恐怕还是精神上的雾罩得我们更厉害些，因而增加了我们对于“雾重庆”的憎恨吧。假使没有那种雾上的雾，重庆的雾实在有值得人赞美的地方。战时尽了消极防空的责任且不用说，你请在雾中看看四面的江山胜景吧。那实在是有形容不出的美妙。不是江南不是塞北，而是真真正正的重庆。

我们诅咒重庆的炎热，重庆没有春天，雾季一过便是火热地狱。热，热，热，似乎超过了热带地方的热。头被热得发昏了，脑浆似乎都在沸腾。真的吗？真有那样厉害吗？为什么不曾听说有人热死？仔细想起来，这重庆的大陆性的炎热，实在是热得干脆，一点都不讲价钱，说热就是热。这倒是反市侩主义的重庆精神，应该以百分之百的热诚来加以赞扬的。

广柑那么多，蔬菜那么丰富，东西南北四郊都有温泉，水陆空的交通四通八达，假使人人都有点相当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么好的一座重庆，真可以称为地上天堂了。

当然，重庆也有它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作者原注：沧白堂是旧时纪念杨庶戡（字沧白）的建筑，在重庆临江门附近。一九四六年春间各民主党派曾在那儿举行几次讲演会，屡遭国民党特务投石捣乱。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

1946年4月25日

峨眉山下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六期。

我的故乡是在峨眉山下，离嘉定城有七十五里路。大渡河从西南流来，在峨眉山的第二峰和第三峰之间打了一个大湾，又折而向东北流去。因此我的家所在地，就名叫沙湾。地在山与水之间，太阳是从大渡河的东岸出土，向峨眉山的背后落下去。

山很高，除掉时为浓雾所隐藏，或冬天来很早就戴上雪帽之外，一片青苍，没有多么大的变化。

水流虽然比起上游来已经从群山之中解放了，但依然相当湍激，因此颇有放纵不羁之概；河面相当辽阔，每每有大小的洲屿，戴着新生的杂木。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水色，除夏季洪水期呈出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和着。

外边去的人每每称赞这儿的风景很好。有山有水，而且规模宏大，胜过江南。论道理是该有它的好处，但不知怎的，我自己并不感觉着它的美。这或许是太习惯了的原故吧？我到十三岁下乐山城读书为止，每天朝夕和它相对。足足十三年，怕因此使我生出了感觉上的麻木吧？

真的，就是现在，我对于它也没有留恋。旧时代的思乡情绪，在我是完全枯涸了。或许是不应该，但我不想掩饰。倒是乐山城的风物，多少还有使我留恋的地方，那便是乌尤山附近和那对岸的大坝。其所以使我留恋者倒并不因为故，而是因为新。

我在乐山城住小学、中学，一共住了四年，奇妙的是和城仅隔一衣带水的乌尤山，我却一次也不曾去过。

乐山城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虽然王渔洋即王士祯（1634-177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代诗人。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等。说过“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作者原注：乐山县旧为嘉定府的首县，故古时又称嘉州。（“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语出邵博《清音亭记》：“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非滥谀也。”——注释者），但这所说的应该不是指的城的本身吧。

大渡河和南下的岷江在城的东北隅合流而东行，和城相对的北岸有凌云山、乌尤山、马鞍山，鳞次而立，与西南面的峨眉三峰遥遥相对。在凌云山上有唐代韦皋镇蜀时海通和尚所凿成的与山等高的石佛，临江而坐。山顶又有苏东坡的读书楼。因此这个地方一向便成为骚人墨客所好游的名地。

乌尤山本名乌牛山，以山木葱茏、青翠之极有类于乌，而形则似牛，故名乌牛。一说秦时蜀郡太守李冰所凿离堆即此。它是与岸隔绝了的一座孤耸的岛屿。由乌牛而乌尤，是王渔洋使它雅化了的。山上有乌尤寺，有汉代郭舍人注《尔雅》处的尔雅台。论山境的清幽，乌尤实在凌云之上

奇怪的是我在乐山读书的四年间，正是我十三岁至十六七好游的少年时期，我虽然常常往游凌云，而却不曾去乌尤一次。游乌尤，是在抗战期中回乡，离开了故乡二十六年后的一九三○年应为一九三九年。。凌云是彻底俗化，而且颓废了。石佛化了装，一个面孔被石灰涂补得不成名器。东坡楼住着些散兵游勇。洗砚池是一池的杂草。但乌尤山却给予了我新鲜的感触。毫无疑问，是要感谢我是第一次的来游。

乌尤寺同样带着浓厚的俗气，并不佳妙。但山的本身好，树木好，山道好。尔雅台在危崖头，下临大江，在林深箐密中只能听得下面的滩声，而看不出流水，那也恰到好处。我就喜欢这些。晚间或凌晨，在那山下浮舟，有一种清森的净趣，也很值得玩味。

王渔洋所赏识的应该是这些地方吧？只有这些还使我有些系念。那山对岸的胡家坝，一片空阔也令人有心胸开朗之感。但这情趣也是我在一九四○年回乐山时才领略了的，学生时代也不曾前去玩味过。

假使要把范围放宽些，乐山城也应该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但不应该得很，我对于它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怀乡病了。是我自己的感情枯涸了吗？还是时代使然呢？

峨眉山对我倒还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我虽然在那山下活了十几年，但不曾上过山去。因此它的好处，实在我也不知道。专为好奇心所驱遣，如有机会去游游金顶，我倒也并不反对。峨眉山之于我，也仿佛泰山之于我一样了。

1946年12月22日

追怀博多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日本的几座国立大学，以成立的早晚来说，九州帝大算是第三位，但以正式毕业的中国同学的数目来说，九大怕要算是第一位了。

九大在九州岛的博多湾上，气候很暖和，樱花之类比东京、西京要早开一个月。那平如明镜的博多湾，被一条极细长的土股——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就象一个大湖。沿岸除去一带福冈市的市廛之外，有莹洁的白砂，青翠的十里松原，风景颇不恶。

这儿是元兵征日本事见《元史·日本列传》时的古战场。日本沿海每当夏秋之际必有飓风，平时平静如砥的博多湾，届时亦轩然大波，如同鼎沸。元兵适于此时征倭，泊舟博多湾，遂致全师复没。岸头战垒尚有留存之处。

离福冈不远有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即因元兵东征而得名。颇多梅花，乃一游览胜地。

大约就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中国留学生进九大的特别多吧？我自己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

我本来学的是医科，医科在各科中年限最长，我前后在福冈住了五年。医科虽然毕了业，但终竟跑到文学的道路上来了。所以致此的原因，我的听觉不敏固然是一个，但博多的风光富有诗味，怕是更重要的一个吧。

在学生时代对着博多湾时常发些诗思，我的《女神》和《星空》两个集子，都是在博多湾上写的。在用白话写诗之外，也写过一些文言诗，录一首以志慨。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这首诗作于一九一八年，初见于作者的《自然底追怀》一文中；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七十期。

1942年12月6日

忆成都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离开成都竟已经三十年了。民国二年便离开了它，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曾和它见面。但它留在我的记忆里，觉得比我的故乡乐山还要亲切。

在成都虽然读过，四年书，成都的好处我并不十分知道，我也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留在那儿，但不知怎的总觉得它值得我怀念。

回到四川来也已经五年了，论道理应该去去成都，但一直都还没有去的机会。我实在也是有些踌蹰。

三年前我回过乐山，乐山是变了，特别是幼年时认为美丽的地方变得十分丑陋。凌云山的俗化，苏子楼的颓废，高标山一名高山，又名万景山，在乐山市内。山上有神霄玉清宫。的荒芜，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美的观感在我自己不用说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客观的事物经过了三二十年自然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三二十年前的少女不是都已经成了半老的徐娘了吗？

成都，我想，一定也变了。草堂寺即杜甫草堂，在成都市西南郊。的幽邃，武侯祠旧时祭祀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处，在成都市南门外。的肃穆，浣花溪亦名濯锦江，在成都市通惠门外。的潇洒，望江楼在成都市东门外九眼桥附近，唐时名妓薛涛曾在此居住。现已辟为望江公园。的清旷，大率都已经变了，毫不容情地变了。

变是当然的，已经三十年了，即使是金石也不得不变。更何况这三十年是变化最剧烈而无轨道的．一世！旧的颓废了，新的正待建设。在民族的新的美感尚未树立的今天，和谐还是观念中的产物。

但成都实在是值得我怀念，我正因为怀念它，所以我踌蹰着不想去见它，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抚琴台在成都市西门外，相传为诸葛亮弹琴处。一九四二年经发掘考证为五代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永陵。下的古墓，望江楼畔的石牛成都有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一九三八年冬，锦江淘江公司曾在望江楼下石佛寺侧发掘得石牛一、石鼓一、铜钱四箩。石牛出土后，存放在九眼桥下白塔寺附近，解放后因修建房屋，又重埋地下。。

对于新成都的实现我既无涓滴可以寄与，暂时把成都留在怀念里，在我是更加饶于回味圆昧的事。

1943年2月13日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三十八期。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的时候，应该是抗战期中的最高潮的时期。那个时期是最值得纪念的。然而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那时候也是文化人所集中着的第三厅的全盛时期，蒋介石发了一万五千元的特别费给第三厅，要第三厅负责主持，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大会似乎连续了三天，阳翰笙、张季龙、田寿昌，洪浅哉及其他列列诸兄，集中了精力来从事筹备、布置、推动，的确是纪念得轰轰烈烈的。

一切计划都是三厅同人们拟就的，其中有一项是慰劳献金，在汉口设献金台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此外还有几座流动献金台，是利用卡车的装置，向武汉三镇流动劝募的。当这项计划，由我向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当面提出的时候，陈诚坚决认为是毫无把握的办法，他要我们中止这项献金的节目。但已经是纪念的前夜，一切计划都已经公布出去，各处的献金台也都已经搭盖好了，要中止实在是不可能的。陈诚于是为了免得一无所获的难看，他批发了一万元交由政治部职员及干训团团员，集体献金以示表率。这用意固然是很周到的。然而等到献金一旦实际开始的时候，一切的情形完全打破了我们的预测。

踊跃啊！踊跃！外币、法币、银货、铜货、汇票、支票、金表、银表、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金耳环、银耳环，金手镯、银手镯、银盾、银杯、银壶、衣履、物品……如象潮水一样涌到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的流浪儿、乞丐，都尽力的奔走呼号，不仅自己捐献，并劝别人捐献。捐献的数目积少成多，反而是这些所谓下层的民众，在总的数目中占了较大的百分比。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以上，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实实在在地完全为我们始料所未及。

就经过了这一次的献金运动，便有了慰劳总会即全国慰劳总会，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成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简泰梁负责实际工作。的组织出现。这个会在抗战初期做了不少的工作。发动有组织性的慰劳团向南北各战场劳军，大规模地自香港采办药品及交通工具，作为慰劳品及送达慰劳品之用，以仅少的费用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对于那些踊跃捐献的同胞们，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的厚谊。

象这样的献金的办法，日后沿以为例，在各种各样的机会由不同的机关不断地进行过，但出于半强迫性质的多，象“七七”第一周年那样的自发性的踊跃，似乎也就没有再见过了。

在这项事件中，我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也认识了人民的认识。好些不相信人民的人，以为人民是不识不知的乌合之众，不能有什么了解和作为，那正足以证明事实适得其反。不相信人民的人对于人民的看法，自然也不算错：因为他们所见到的是人民的冷淡和对于他们的不合作。这适足以证明人民是有甚深刻的了解和机敏的作为。

近来我听见从武汉来的朋发说，武汉就跟死了的一样。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武汉之死倒足以证明武汉人民是活着的。

1946年7月1日

下乡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波》以前，末见发表过。

一卡车追逐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乡下还留下了一批朋友，想下乡去看看他们。

还是初夏，前两天的太阳突然炽烈了起来，室内的气温竟高过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发愁，十九号准备下乡的卡车是没有篷的，在刚烈的阳光里晒两个钟头下赖家桥，恐怕谁都要晒成干鱼了。

十八号的半夜过后，闪击了一番雷电，微微洒起了雨来。风大，把开着的窗门吹打得震响，我被惊醒了。又在作别种担心，没有篷的卡车，不会淋成水老鼠么？

好在雨没有洒好一会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显示出是一个不晴不雨的阴凉天。

——“究竟我们都是几员福将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群走上了市民医院的门口的时候，向着已经上了车的几位朋友们，有意幽默地这样说。

车上的朋友是翰笙、乃超、海观，湘楼翰笙，即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一九○二年生，四川高县人。剧作家，戏剧电影运动领导人之一。乃超，即冯乃超(1911—1983)，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在日本横滨市。作家，诗人。海观，即朱海观(1908—1985)，安徽寿县人。文学翻译家。湘楼，即骆湘楼，浙江人。抗战时曾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五十年代初病逝。和其他。

两位司机同志要我坐司机台，我让立群坐立群也不坐，我们便一同爬上了车厢。

——“太太愿与士卒同甘苦啦。”有人向立群调侃，颜面的动作担负了解释的任务，表明所谓“士卒”主要指的是我。

在车的前头不很远忽然发见邓初老即邓初民(1880—1981)，湖北石首县人。社会科学家，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抗日战争期间英国设在重庆的文化机关。的轿形小卡车里面，他坐在车后的中门旁边靠右手的末位，侧面正当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们往那里去呀？”

——“往北碚。你们呢？”

——“回赖家桥。”

——“好啦，我们能同一段路。”

——“你们那边还有空位子吗？好不让郭老嵌上去？”翰笙的这句话没有被初老听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烦人家。”我连忙制止着了。

我们的卡车先开。立在敞车上招摇过市，想起了上海战役时赴前线救护的情形。车开到李子坝附近的时候，初老们的车子把我们超过了。彼此哗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们的车子紧跟着追，有点象电影里面的侦探场面，我把右手比成手枪形，不断地向初老放射。福态的初老始终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

本来已经是落后的，车子在化龙桥停了一下，跑在前头的初老，永远跑上前头，看不见了。

二林园访友

过了山洞，在林园前面不远，我们把车子停了下来，准备去访问李侠公李侠公，一八九九年生，贵州贵阳市人。社会科学家。大革命时期，曾任东征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后从事著译工作。。

侠公同翰笙一样是文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在三月初回贵州奔母丧，最近才回重庆，回来时文委会早被解散了。面临着公路的一栋有楼的民房，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楼上楼下一共只有三间。他前年担任过陆大的政治部主任，为了和学校相近，赁居在这儿。主任解职之后，这层便宜虽然失掉了，但为迁移的困难，仍旧没有动。

向左手走上了几步石坎，侠公的大的两个小孩子在侧近玩耍，我招呼他们，他们似乎不认识我了，没有走近身来。经过一个没有墙的院落，走到楼房的屋檐下。

——“侠公！在家吗？”

——“哦，你们来了！”窗口上侠公露出了半个头来，惊喜地叫了一声，头又缩下去了，但有好一会没有次一动作。

一位前任勤务兵在院落里挑粪，看见我们来便火速转向屋后去了。

侠公一面扣着长袍，一面从书房门口露出，邀我们进去。

还未周岁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轿椅里，头很大，面色暗暮，营养不十分好。两只眼睛睁得很开，望着我们，但也并没有惊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吗？”

——“唉，她刚才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们搬下乡来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乡下的家具搬进城。我们是带便来看看乡下的朋友们的。还有，今天中午，我们文委会的朋友们在赖家桥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朴实的那位前任勤务兵绕进书房里来准备献茶。我极力阻挡着，但也无效。来客太多，要费大量的茶水，我心里很不安，一口也没有嗑。但我看见有一两位朋友却嗑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卢森堡(A．H．Po3ehHdopr，1879-1950)，通译罗森别尔格，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三卷，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出版。”我忽然记起这件事又向侠公说，“我已经得到苏联朋友的回信，说一定要请对外文化协会寄赠。信上还说着尽‘可能设法成功’的话，可惜我忘记把信带来。”

——“那好极了，”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书，我就可以完成一项翻译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顺便解决一部分的生活问题啦。”

卢森堡的三大册《政治经济学史》，侠公早已翻译了一册出版问世，但中、下二册因为没有原书，便把工作停顿了。要译完全书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侠公有这样的雄心，我是极力怂恿他的，但可惜原书总不容易到手。

我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当我们走出书房门时，侠公失人回来了，她和立群分外地亲热。原来用了一年多的女佣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约是看见侠公失职，在别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里不免有点黯然。

在书房旁边是食堂兼会客室，我和立群顺便穿堂而过，去看屋后因坡而成的菜圃。据说都是那位朴实的前任勤务兵亲手栽种的。

——“这一向这儿的燃料起恐慌，”侠公在院落里和我并排地走着，他这样说，不记得是谈到了什么话触动了这个问题，“煤也买不到，柴也买不到，我们已经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乡会不是领了些煤炭下来还堆在那里吗？今天去将就这卡车给你运些来不就好了。”

侠公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和初看见我们来了的时候那种由衷的喜悦差不多。

三白果树下

卡车在金刚坡山道上盘旋，愈接近赖家桥愈发生着好象回到了故乡的感觉。

金刚坡下的田畴坦陈着，大地在开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树又显出来了。那儿便是文委会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阍人，我真爱它，我真爱那白果树，我爱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劲的姿态，我爱它那鸭掌形的碧叶，那如夏云静涌的树冠，当然我也爱吃它那果仁。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园的园歌应着卡车的节拍，不调和地从我嘴里哼着。

车转下平畴了。跑完了一段大抛物线形的弧道，经过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来。

水牛山上的银杏亭也看见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这是文委会所经营出的小公园。临着公路边上的一道园门，和门上的横额我所写的水牛山三个字，都还没有拆毁。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唱歌。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园歌》的第二节又在我嘴里哼。卡车煞车了，已经停在了白果树下。

大家连忙跳下车。“尹家湾五十号”张着大口和我们亲吻。

宏敞的外院打扫得很干净，并不怎么显出经过了风波的样子。空气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经长大了。它有点怕我，见到我没有表示亲热的欢迎，但也没有拒绝。这是因为我向来不大喜欢狗的原故。我愈朝前进，它愈朝后退，最后索性各自掉头走向远远一边去了。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园早就停办了，我所写的园额是还存在着的。推进门去，两间房间里，前间堆积着一些柴，后间是空的。壁上用有色纸剪贴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儿童乐园”几个字还存在。窗户没有开，阴森肃杀之气在这儿特别严重。

转进西侧的内院看了一遍，再穿向东侧的内院里去。侠公，翰笙，及其他几位驻乡会友在大礼堂门前站着。内院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尤其这东内院，因为去年年底房主人庆祝七十双寿，整个黑漆了一道，又在四处加了一些匾对，很显得金黑辉煌。

办公室，除掉西厢房一间办报销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办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经点交，还集中封存在原作图书阅览室的一间大房里面，就在大礼堂的右手。

礼堂里，总理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遗像和遗嘱都已经撤消了。两名看守家具的卫兵，摆了两尊床，在那儿昼寝。

——“家具为什么还不搬去呢？”我问原任秘书何成湘何成湘(1902—1967)，四川珙县人。抗战时曾任作者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办公室主任。他是经常驻乡的，惰性地还以秘书的资格照顾着善后事务。

——“据总务处说，还没有卡车运。”

——“乐得两位卫兵，闲得没法，白天只是睡觉。”另一位朋友这样插说。

一位卫兵大概是受了惊扰，侧身起来，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们，又躺下去了。

我在萦念着：七七幼稚园至少应该维持下去才好，小孩子们受着这样的打击，未免过于残酷。但是会被解散了，会友们自然会分散，大家的儿女也就随着散开，幼稚园的必要似乎也就没有了。

——“这房子是政治部发给我们的吗？”侠公忽然这样发问。

——“那里，在文委会成立以前，我就住在这里面了。”我回答着。“房主人把整个的院子租给了我，年租二千元。”

——“哦，年租？”侠公大吃一惊。“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还以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说，“这院子政治部却打算收回，目前是‘准予清理室暂住’。”

四塞翁之马

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眷属，陆续都聚集拢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男的和女的却自然分成了两组。

朝门外，白果树荫下，一段阶沿，在前本来是卫兵站岗的地方。平常一出一入，对卫兵的答礼总不免要举手或点头，而且匆匆而过。今天没有这样的麻烦了。男的一组十几个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这阶沿上，面临着公路聊天。

谈谈国内，也谈谈国际；谈谈身外，也谈谈切己。

国内究竟是在进步的，“民主”这个词至少是可以不犯禁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虽然闲暇，有为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在参错着谈，谈得无拘无束。

我自己痛骂了四川历史上的几位大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父子。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有《扬子云集》。三苏父子，指苏洵(1009—1066)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1037一1101)、苏辙(1039一1112)，眉山(今属四川)人。俱北宋文学家，并同列“唐宋八大家”。苏洵有《嘉祐集》、苏轼有《东坡七集》、苏辙有《栾城集》。他们专门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苏父子尤其是反对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宇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新政的死党，可谓胡涂透顶。

有一位女同志来了，看见我们便爽朗地说：

——“真是‘无官一身轻’呵！平时谁也不会坐阶沿坎，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坐着。”

也有人说明：平时有卫兵站岗，当然不好在这儿坐。这话微微有些抗议的性质，是说平常也很平民化，并不是因为丢掉了“官”才平民化起来的。

我忽然想起，我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

卢鸿基卢鸿基，一九一○年生，广东海南岛乐会(现名琼海)县人。雕刻家。抗战时在三厅工怍。也来了，坐着滑竿，大家都起来让了路，让滑竿一直抬进院子里去。

鸿基并不是一个人来，他是随带着了和我们争夺朋友的死敌。他的肺病发作已经三年了，一直睡在乡下静养——其实静或有之，养是说不上的。他的脸色惨白，有点浮肿。随在他身后的这个敌人在狞笑：机关裁撤了，看你这个俘虏朝那里走？

五离合欢悲

从礼堂暂时把两位卫兵老爷请了出来，设下了四张席面，坐得满满的。

厨房大司务老金的手腕真不错，今天的席面做得特别可口而又丰富。他是成都人，五十多岁了，以前来会的时候本不识字，做了四年多大司务公然能写能读了。他是住会的，当我每年在乡下住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候都看见他在大礼堂门前的天井里读《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重庆，出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文委会虽然解散了，清理室还有几个人留着，他便不肯离开。

已经遣散了的勤务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来帮忙。我失悔在初关照乡下朋友的时候，没有说多备一两席。各家的小朋友们都没有可能来，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话，不是还可以听听他们唱《七七幼稚园歌》和其它的儿歌吗？

大家都吃得很高兴，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纪念集合时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两样，但似乎也有两样。

饭用过后，多数的朋友都集中到我们的住房里闲谈。那本是外院北墙下的一座原有堆栈，坐北向南的土墙长条房子。我们把它隔成了三间，开了些窗眼，觉得也还适意，每年暑间我们都是回到这儿来住的，住到雾季的时候又搬进城去。因此所有一切动用的家具都还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乡来住，却在考虑。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适宜。可惜离城太远，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单了。

研究院有希望么？

很难说。要想找有财力的人资助文化事业，中国似乎还没有现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鹿地研究室的山川君鹿地，指鹿地亘(1903—1982)，日本作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工作。鹿地研究室，国民党当局取消，“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以后，由作者建议成立的机构，隶属军委政治部，主要从事敌情研究。因领导者为鹿地亘，故名。山川君，原名及川，是由俘虏挑选出来的有觉悟的“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盟员，鹿地研究室工作人员。来了。中午的聚餐本来是邀约了他们的，也因着顾虑，没有出席。我走出门外迎接着他，他不愿久留，只站在院子里谈了一会。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军的邀请。但阻碍却很多。研究室附近，近来白天有怪人换番巡逻，甚至连夜里也有。

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边，靠近金刚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厅时代建立的，其后事实上隶属文委会，文委会裁并了，管理情报工作的二厅在继续照管。

白花狗走来亲近，它亲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里要来的孤儿，它的母亲在去年暑天早就被那儿的卫兵打去吃了。

往年我只感觉着居乡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觉着居乡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们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在中堂和西首书房里的人都准备告别了。卢鸿基一人坐在东边的睡房里一座藤沙发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从西装的内衣包里取出了一张像片出来，是我五十岁分送大家的纪念品。他要我在像片上签上他的名字，我签了。他颇觉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来，眼睛里的笑发着冷光。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竟没有说出什么话。

朋友们照拂着他上了滑竿走了。

六夜来风雨

本来打算当天就回城的，因为乃超的行李收拾费时，改存明天的消早。

侠公在我们午睡的时候，搭公路车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佣人走了，家里有三个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们也收拾了一下行李，作的是留去双关的步骤。假使下乡来住，因为大的一个孩子在进小学，也要到七月初才能来，东西留着不能不加一番检点。假使不来，那就等日后有交通工具的时候方便运走。

黄昏时分，我同立群，还有其他的朋友，一道到赖桥去散步。两位司机同志在院外调是着卡车。房主人的黄老头子就在院墙脚下的田坎督耕，那田本来是我们租用的菜圃，交还了他，他在赶耕，大约是想插秧子。

——“你们的铺位都在里面铺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卢鸿谋卢鸿谋，广东琼海县人。抗战时曾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作者的副官。向司机同志说。

——“不，我们要在车上睡。”

——“把车门锁上不就好了吗？”立群插说着。

——“不行的，胎被偷掉一个也就不得了。”

——“从前在长沙大火的时候，”我说，“周副部长指周恩来(1898—1976)。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被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车子便被人偷过一次，后来到了桂林才找着。门就锁着，内行是有办法打开的。”

朝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赖家桥，一道石桥架在一道小河上，这儿是一个车站，另外有两三家店铺，卖饭食杂货的。立群在一家店子里面买了点糖果和茶叶。

天黑下来了，乡下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

走回院子的时候，司机同志正从院里把铺陈抱了出来。

督耕的黄老头子还在那儿督耕。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烦了，耕到墙脚的石坎边不肯转身，黄老头子站在石坎上帮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儿拖。

立群有点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书房里，在鱼烛光下，展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读。

我读完了《关于列宁主义底基础》，又读完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夜境很岑寂，心境也很岑寂，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壁上挂着的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俯瞰着我，我自己丝毫也没有睡意。

夜半过后突然刮起了大风，又在飘着雨粒，立群也惊醒来了。我关心着车上的两位司机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们。

——“怕朝门关了，他们在车上会淋雨的。”

——“门不会关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实在也有点怕狗，把中堂门开了一下，外边是漆黑的。雨并不大，风倒相当猛，把鱼烛吹灭了。

七新的果实

二十号的清早醒来，已经五点过钟。雨却下得很大。

——“糟糕！司机同志们不晓得怎么样了？”

我赶着，冒着雨跑出去。朝门果然是关着的。

——“糟糕！”

我赶快去打开朝门。两位同志就在屋檐下碍难容一人睡下去的干地上面打着地铺。看情形他们是靠着门坐了一个半夜。

我说了千万声对不住，请他们进来。天已经亮了，卡车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们请到内院的休息处去，请他们再休息。

雨不断地下着，似乎有绵下去的样子。我们有点后悔，晓得是昨天赶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群商量，想搭公路车回去，立群也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四个小孩子留在城里，实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点钟左右也就开始住了。行李陆续搬运上车，最后替侠公运了一些煤。连人带行李把卡车堆积成一座山了。

我们要上车的时候，立群邀我同上水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经呈出荒芜的现象。银杏亭已经倾斜，带皮松木所缀成的花栏已经零落。银杏亭三个字还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这是我去年下乡时写的。那时，亭才完成，山也才从坟堆中开辟出来不久。因为我爱银杏，因为我爱水牛，所以我就借它们来作为了亭名与山名。还不及一年便呈出了这样凋零的现象。

各色的花带着雨还寂寞地开着，大都是经过了攀折的残余，而被人委弃着的。

立群主张折些回城去插花瓶，我感觉着有点不忍。

——“要关照一声秦奉春秦奉春，字侠农，一九一○年生，江苏无锡人。工艺美术家。才行吧？”

——“回头关照他好了，丢在这儿，结果还是被人折去。”

折了一些柳穿鱼，金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见而我不知名的黄花。

一株矮矮的花石榴，高还不及两尺，仅仅在一茎枝条上开着一朵花双瓣而鲜红，还有几颗蓓蕾。看来一定是今年才开始开花的。它引动了我。我想折下来，但又踌蹰了。枝子有点垂，我起初还以为受了雨，花朵重的原故。待我低下头去细看时，它才是早被人折断了的。我便下了决心，索性把它折了下来。

立群还在菜园里面买了一箩筐四季豆，又一箩筐黄芽白，是向合作社买的。合作社是文委会办的，只留了一位朋友在结束后事。合作社租了好些田地栽瓜种菜，也在一些荒山上垦了好些地面。租的退租，垦的半就荒芜了。我们所买的只是一些残余。

立群说：“买回去可以犒劳佣人。另外我已经买了好些猪肉，可以让他们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车的时候，秦奉春也在那儿送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们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委会被解散的消息一传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开始是折，后来索性连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说着这话时的表情和声调，不是愤激而是忧郁。水牛山公园是他一手一足经营出来的，连水牛山和银杏亭两个匾额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术家，做事很精细，因而也就徐缓，同人们背地里称之为“施乐先生”。施乐是英文Slow(慢)的音译。他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经营，结果遭了蹂躏。这心情，我能够了解，决不会是寻常的。

——“是些什么人来偷的？”立群问得相当愤慨。

——“还不是附近机关里的人，毫无办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调子熏郁着。

卡车快要开了，我再进院子里去绕了一趟，看忘记了什么东西。中庭里好些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银杏桠枝。我怀着惜别的意思拾起了一枝来，也想拿回城去在花瓶中供养。有一个青青的果实，没有想出还在枝头。

1945年6月4日

访沈园

本文最初发表于1962年1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朝花》。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著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二

《钗头风》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既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调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惋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泣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沈园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上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沈园)”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的拓本，有陆游著作的木板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像是中学教师，身裁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书来看时，是齐治平著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话。

四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像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故事便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我所遭遇的那段插话。我依照着《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官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来归宁，为亲病。病情何似？医疗有庆。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景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栽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和根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成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像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致宗白华（节选）

此信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三叶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年二月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白华先生：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英语：曲调），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英语：旋侓），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每逢遇着这样的诗，无论是新体的或旧体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国的或外国的，我总恨不得连书带纸地把他吞了下去，我总恨不得连筋带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诗一定是我们心中的诗境诗意底纯真的表现，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诗，好诗；你何苦要那样地暴殄，要使他无形中消灭了去呢？你说：“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定要做诗。”这个自然是不错的。只是我看你不免还有沾滞的地方。怎么说呢？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我想你的诗一定也不会是“做”了出来的。

Shelley雪莱(Percy Bys8he Shlley，1792，1792—1822)，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诗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抒情诗《西风歌》，《云雀颂》等。有句话说得好，他说：A man eonnotsay，I will compose Poetry英语，《沫若文集》本作者自译为：“雪莱”（Shelley)有句话说：‘人不能够说，我要做诗’”这段话见雪莱的《诗辩》。上文说到的显勒即雪莱·Goethe也说过：他每逢诗兴来了的时候，便跑到书桌旁边，将就斜横着的纸，连摆正他的时候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这段话是歌德一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对爱克曼的谈话。见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207页。我看哥德这些经验正是显勒那句话底实证了。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8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底《离骚》，屈子指屈原(约前340一约前278)，名平，战国时楚国人。诗人。所著《离骚》系抒情长诗。蔡文姬蔡文姬，一作昭姬，名琰，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末女诗人。相传其作有《悲愤诗》五言及骚体各一首、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

李杜底歌行李杜，指李白、杜甫。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予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这两位唐代大诗人，用古代乐府民歌体写出的许多诗篇，通称乐府歌行。当德Dante底《神曲》当德(Dante Alighieri，1265-1321)，通译但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长诗《神曲》是他的代表作品。弥尔栋Milton底《乐园》弥尔栋(John Milton，1608—1674)，通译弥尔顿，英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三部长诗。《乐团》指的是《失乐园》。哥德底《弗司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底国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部分，收周初到春秋中期十五个地方的民间歌谣，共一百六十篇。王维底绝诗王维(701—761，一作698—759)，宇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唐代诗人，画家。他的五言绝句山水诗成就颇高。著有《王右丞集》。。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翁底歌句西行(1118—1190)，日本中世纪诗人。原属佐藤氏的豪门，初于朝廷供职，出家后更名西行上人。多写“三十一音”的短歌，著有《山家集》。芭蕉翁，即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户时代诗人。他创立了日本短歌的新诗体——十七音的俳句，若有《芭蕉七部集》。泰果尔底《新月》泰果尔（Rabindranath Tagore，Tagore，1861—1941)，通蕾译泰戈尔，印度诗人、作家，哲学家。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这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Rhythm；)，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硬如哥德所说连摆正纸位的时间也都不许你有。说到此处，我想诗这样东西倒可以用个方式来表示他了：

诗=(直觉+情调+想象)十(适当的文字)

照这样看来，诗底内涵便生出人底问题与艺底饲题来。Inhalt便是人底问题，Form便是艺底问题。归根结底我还是佩服你教我的两句话。你教我：“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底构造’。”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你有这样好的见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诗一定是好诗，真诗。我很希望你以后“写”出了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该发表出来安慰我们下子呀！

《雪莱的诗》

本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上海《创造》季刊第1卷4期，编者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编入。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汎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象我们中国的贾谊。但是贾生的才华，还不焕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雪莱的诗心如象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鸣之则小鸡。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扣，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他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诗比风。风有拔木倒屋的风(Orkan)，有震撼大树的风(Stuvm)，有震撼小树的风(Stark)，有动摇大枝的风(Frisch)，有动摇小枝的风(MaeSSig)，有偃草动叶的风(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风(Still)。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时的种种诗风。雪莱的诗见也有这么种种。风不是从外来的。诗不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

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象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象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Baudelaire，Verhaeren，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A1exandrian。是诗的无论写成文言白话，韵体散体，他根本是诗。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的诗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不是Solfen的问题。做诗的人有绝对的自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诗流露出来形近古体，不必是拟古。他的诗流露出来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不必是强学时髦。几千年后的今体会成为古曲。几千年前的古体在当时也是时髦。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却是亘古不变。

十二月四日暴风之夜

《塔》

本篇选自《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最初见于1926年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学艺社文艺丛书（1）《塔》。

我把我青春时期的残骸收藏在这个小小的“塔”里。

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像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