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第四篇 战斗

第一章

概要

我们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军事活动本身——战斗。这一活动通过其物质的和精神的效果，时而简单地、时而复杂地体现着整个战争的目的。因此在这一活动及其效果中，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必然又会出现。

战斗的结构是战术属性，为了解战斗的概貌，我们只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在运用中，每个战斗的具体目的使每个战斗具有各自特殊的形态（这些具体目的，我们以后才能谈到）。不过，与战斗的一般形态比较起来，每个战斗的特殊形态大多是不重要的，以至大部分战斗彼此是十分相似的。为避免到处重复记述战斗的一般形态，我们认为在谈具体运用以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战斗的一般形态。

因此在下一章，我们先用一些篇幅介绍一下现代会战在战术进程方面的特点，因为我们对战斗的理解是以现代会战为基础的。

第二章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在战术和战略上所采用的概念，显而易见，如果战术的本性有了变化，必然对战略有影响。如果战术现象在一种情况下具有和在另一种情况下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战略也必然会具有这一特点，否则战略就无法保持一致性和理性。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战略上如何运用主力会战之前，先说明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们在一场大会战中一般都做些什么呢？首先是将大部队从容有序地前后左右部署好，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只展开其中的小部分，让它在一场数小时的火力战中搏斗，不时会被个别小规模的冲锋、白刃格斗和骑兵进攻打断，来回地进行争夺。当这部分兵力以这种方式逐渐地将自己的尚武之火燃烧殆尽，仅剩残渣般的余部时，就被撤回，代之以另一部分。

会战就这样像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一样，有节制地进行着。当黑夜来临，就带来了宁静，因为谁也看不见更多，谁也不想盲目地去碰运气，于是人们就要估计一下敌我各自还剩下多少称得上“可使用的”兵力，也就是还有多少兵力没有像烧尽的火山那样完全坍塌；再估计一下地域的得失和背后的安全情况；最后，把这些结果与估计的自己和对手在勇敢和怯懦、聪明和愚蠢等方面的具体印象汇成一个总的印象，根据它来决定是让出战场，还是于次日晨重新开战。

上面的描述并不是现代会战的全貌，只是勾画了现代会战这幅画的基本色调，对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是适用的。人们可以在这幅画上添上预设的目的、地形等具体色彩，但不会改变这一基本色调的本质。

然而现代会战具有这些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敌对双方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水平大体相同，是因为重大民族利益引发的战争要素已被突破，并被引向其自然发展的轨道[1]。在这两个条件下，会战将始终保持这一特点。

在我们接下来要确定兵力、地形等具体系数的价值时，上述关于现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很多地方对我们是有用的。不过，上述描述只是就一般的、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战斗，以及类似的战斗而言。小规模战斗的特点也在向这个方向变化，但比大规模战斗变化的程度要小。如果要对这一点加以证明的话，那是属于战术范畴的问题了，但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把这一问题说得更清楚。

* * *

[1]反射物（Reflex）。意思是均势只是战争反映到和平时期的一种状态，一旦被打破，就有可能进入到危机甚至战争状态。——译者注

第三章

战斗概论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只是军事活动的载体。因此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战斗的本性。

战斗就是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消灭或制服对手是目的，在具体战斗中的对手则是与我们对峙的军队。

这就是战斗的简单的概念，我们以后还要回来谈到它，但在我们能够这样做之前，必须先谈一下一系列其他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想象成一个整体，那么就可以最自然地把战争想象成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在野蛮民族的简单关系中，情况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的战争实际上是由无数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大小战斗构成的。军事活动之所以分成这么多的单个行动，是因为在我们这里产生战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的战争的最后目的（政治目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了，而且即使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由于军事行动与很多条件和考虑相联系，以至这一目的不再可能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就能达到，而只有通过结成一个整体的很多较大或较小的行动才能达到。每一个这样的具体行动都是整体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它有特殊的目的，并通过这一目的与整体联系在一起。

我们以前说过，每个战略行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这个概念，因为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始终是以战斗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战略范围内可以把所有军事活动都归结到具体的战斗，只研究这些战斗的目的。我们将逐步了解这些特殊的目的，以及它们引起的有关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战斗无论大小，都有其特殊的、从属于整体的目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只应将消灭和制服对手视作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不过，这个结论只是从形式上看是正确的，只是由于涉及了概念之间的联系才是重要的。我们寻找这一结论，正是为了再摆脱它。

什么是制服对手？这永远只能是消灭其军队，无论是通过让其死伤，还是以其他方式，无论是全部彻底地消灭，还是只到它不愿再继续战斗的程度。因此，只要我们撇开战斗的所有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或部分消灭对手看作所有战斗的唯一目的。

现在我们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时，那个使战斗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使它与整体行动相联系的特殊目的，只是战斗一般目的的一个微弱变形，或者只是一个与一般目的相联系的从属目的，它足以重要到使战斗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与战斗的一般目的相比，它始终只是无足轻重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从属目的达到了，也只是完成了任务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个断言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看到，那种认为消灭敌军只是手段，而目的总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观点，只是从其形式上看是正确的；如果人们忘记正是消灭敌军也包含在战斗的特殊目的中，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军的一种微弱变形，那么认为消灭敌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观点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发生之前，正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出现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见解和倾向[1]，以及不完整的理论体系。当时的理论借助于它们，误以为自己越是认为无须使用真正的手段（越不要求消灭敌军），才越是凌驾于平常之上的军事艺术。

当然，假如人们在建立理论时没有运用错误的前提，没有以其他误以为有效的东西取代消灭敌军，那么就不会产生这种不完整的理论体系。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与这些错误的前提做斗争。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消灭敌军的重要性和它真正的价值，不提醒注意那种只会导致形式上真理的歧途，我们就无法研究战斗。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证明消灭敌军在大多数和最重要的情况下是要务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应对下面这种十分美妙的想法呢？这种想法就是：认为有可能通过一种特别巧妙的部署形状直接消灭敌人的少数兵力，达到间接消灭更多敌人的效果，或者借助一些规模虽小但设计非常巧妙的打击，使敌人的力量瘫痪，并控制敌人的意志到相当的程度，以至这种方法可被视为成功之路的一大捷径。在一地进行的战斗当然有可能比在另一地进行的战斗更有价值；在战略上当然也有巧妙部署战斗的问题，而且战略无非就是这种巧妙部署战术的艺术。对此我们无意否认，但我们断言，直接消灭敌军总是主要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要争得的无非就是消灭敌军这一原则的头等重要性。

同时必须提请注意，我们现在谈的是战略，不是战术，因此我们谈的不是那些在战术上可能存在的、以较少力量消耗就能消灭很多敌军的手段。我们所理解的直接消灭敌人是战术上的成果，因此我们断言：只有大的战术成果能导致大的战略成果，或者像我们前面已经更明确表述过的那样：战术成果在作战中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我们看来，要证明这个论点是相当简单的，这个证明就是：每个复杂的（巧妙的）行动都需要时间。如果问：是一次简单的进攻还是一次更复杂和更巧妙的进攻能带来较大的效果？只要我们把对手想象成一个被动忍受的对象，就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不过，任何复杂的进攻都要求有更多的准备时间，我们必须在敌人对我们一部分部队进行反击不至于影响整个部队准备进攻效果的前提下，给这种复杂进攻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如果对手在我们准备进攻的过程中决定发起一次比较简单的、短时间内即可实施的进攻，那么敌人就会赢得先机，就会影响我们宏大计划的效果。因此人们在判断一次复杂进攻的价值时，必须一并考虑到其在准备过程中要冒的所有危险。只有在不担心对手以较短时间准备的进攻来影响我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复杂的进攻。只要我们担心受到敌人较短时间内即可实施进攻的影响，我们自己就要选择较短时间内即可实施的行动，并顺着这个思路，根据对手的特点、状态以及其他情况尽量采取简单的行动。如果我们抛开抽象概念给我们的模糊印象，沉下去进入现实世界，就会知道，一个行动迅速、勇敢而果断的对手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去实施大规模和巧妙的复杂行动的，而恰恰是针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才最需要军事艺术。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简单和直接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比复杂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更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简单的进攻是最好的进攻，而是认为人们迈出的步子不能超出自己的行动能力；对手越是具有尚武精神，这种简单的进攻就越能导致直接的对抗。因此，如果人们远不能在实施复杂计划方面胜过对手，那就应该更多地尝试在反方向上走在他的前面。

如果人们研究一下这两种相反打法的最终基石，就会发现其中一种打法的基础是智慧，另一种打法的基础是勇气。人们在这里很容易认为，出众的智慧加上普通的勇气，会比出众的勇气加上普通的智慧产生更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是合乎逻辑地考虑这两个因素，那么就没有权利认为智慧在一个名为危险却正是勇气真正起作用的领域内[2]比勇气更重要。

经过上述这一抽象的考察后，我们要说的只是：根据实际经验只能得出上述这个结论，远不会得出一个其他的结论，而且正是实际经验促使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上述考察。

谁要是不抱偏见地阅读历史，谁就会确信，在所有尚武精神中，作战的干劲总是最能有助于军人获得荣誉和战果。

消灭敌军是我们的原则。至于说人们应如何不仅在整个战争中，而且在具体战斗中均将这一原则当作要务来看待和实施，并让它与产生战争的因素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相适应，我们以后再讲。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只是想为“消灭敌军”这一原则争得其普遍存在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带着这一结果再回到战斗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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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趋向极端。——译者注

[2]指当时出现的“会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的错误见解和倾向。——译者注

第四章

战斗概论（续）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消灭对手是战斗的目的，并试图通过专门的考察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及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都是这样的，因为消灭敌军在战争中永远是主要的事情。至于掺在消灭敌军这个目的中的、可能或多或少有些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其总的特点，以后再逐步加以阐明。在这里，我们把战斗与其他目的完全分开，将消灭对手视为每场战斗的完全足够的目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灭敌军这一概念呢？消灭敌军就是使敌军损失的人数在比例上大于我方损失的人数。如果我军在数量上比敌人占大的优势，那么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同时，对我方来说，损失自然就比对敌方的小，从而可以认为这是对我方有利的。由于我们在此认为战斗只有消灭对手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把那些为消灭更多敌军而只是间接运用的目的排除在外，只能把我们在相互摧毁过程中直接得到的好处视为目的，因为这种好处是一种绝对的好处，将保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在最后的结算中总是一个纯粹的利润。至于针对我们对手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胜利，要么是因为追求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的其他目的而取得的，要么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好处，对此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如果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对手陷于不利的境地，以至他不冒危险就不能继续战斗，于是仅稍做抵抗就退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把他制服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制服敌人时，双方部队受到的损失在比例上恰好相同，那么这次胜利（如果这样一个结果可以被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结算中就没有留下任何好处。因此，仅是制服对手本身（使对手陷入不得不放弃战斗的境地）不是这里要考察的问题，因此也不能将其纳入消灭敌人这一目的的定义。如前所述，这样一来，能纳入这个定义的就只有摧毁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好处了。这种直接取得的好处不仅包括敌人在战斗过程中的损失，也包括被打败的敌军部队在退却过程中直接受到的损失。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斗过程中物质力量的损失很少有大的区别，经常根本没有区别，甚至有时胜利者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失败者；失败者的最具决定性的损失是在他退却后才出现的（胜利者是不会有这种损失的）。已经惊慌失措的步兵营的少量残部被骑兵冲散，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火炮和弹药车被抛弃，其他的火炮和弹药车在路况糟糕的小径上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前行，从而被敌人的骑兵追上，零星的小股部队夜间迷路，毫无抵抗地落入敌人之手。大多是在已经决出胜负之后，才有这些具体的胜利的表现。这一情况，如果不做如下的解释，就会是矛盾的。

物质力量的损失不是双方在战斗过程中唯一要忍受的损失，双方的精神力量也会受到震撼、挫伤，乃至一蹶不振。要决定战斗是否还能继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赖、部队之间的联系和计划等方面的受挫情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物质力量的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就只是这些精神力量。

在战斗过程中对双方的物质损失进行对比，本来就是困难的，但对双方精神力量的损失进行对比却是容易的。能说明这种对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交战地区的损失；二是敌人预备队的优势。我方预备队与敌人预备队相比，损失的比例越大，就越说明我方为保持均势而使用了更多的兵力，这是对手在精神方面占优势的明证，这也常常使我方统帅感到一定的苦恼，并因此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但主要的是，所有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多少都会像燃烧殆尽的炉渣一样，他们子弹打光了，人数减少了，体力和士气都耗尽了，也许勇气也大受挫折。这样的部队即便抛开人数上的减少不谈，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也已经和战斗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因此就像看一把折尺上的数字一样，人们可以通过预备队的消耗情况，了解精神力量的损失情况。

因此，失去交战地区和缺乏新锐预备队，通常是决定退却的两个主因，但我们并不想以此来排斥或者过于轻视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各部队之间联系不佳和整个行动计划不周等。

每场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和精神力量的血腥的和摧毁性的较量。谁最后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决出胜负后，精神力量的损失仍在增加，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因此使敌人的精神力量受到损失也成为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好处的一个手段，而获得这种好处是战斗的本来目的。部队一旦失去秩序和一致性，单个人的抵抗也徒劳无益，整个部队的勇气受挫，原来面对得失的紧张情绪使人忘记危险，现在这一紧张情绪松弛下来，危险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对勇气的挑战，更像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此，失败者在敌人胜利的最初时刻受到削弱，锐气受到挫伤，不再适合以危险报复危险。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段时间，以便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获得真正的好处。胜利者在这方面得到的好处，才是他实实在在到手的东西。失败者的精神力量能逐渐恢复，秩序能重新建立，勇气能再度高涨，而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甚至往往什么都留不下来。在个别情况下（尽管极少出现），由于激发起失败者的复仇心和更加强烈的敌意，胜利者赢得的精神优势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相反，胜利者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获得的好处却永远不会从进账簿中消失。

会战中的损失主要是伤亡的人员，会战后的损失主要是失去的火炮和被俘的人员。前一种损失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后一种损失则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至少失败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真正的战利品，同时又被当作衡量胜利的尺度，因为从这些战利品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胜利的规模，甚至从中可以比从其他方面更能看出胜利者精神优势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人们把这些战利品与双方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潜力。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中和战斗的初步后果中受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渐恢复的，而且往往不会留下曾被挫伤的痕迹。这是就整体中的小部队而言的，而整体中的大部队却很少能这样；但整体中的大部队毕竟还是有这样的可能的（尽管很少），而对军队所从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或者从没有这样的可能。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人们判断双方力量对比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个人偏见较少。人们从敌人所得战利品的规模，以及这些战利品与伤亡人数的对比中，很容易就看出自己虚弱和不足的程度。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精神力量的平衡没有绝对价值而且不一定在最后的战果中表现出来，就轻视它的失衡。精神力量的失衡可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压倒一切，因此让对手的精神力量失衡往往也会成为军事行动的一大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论述。在这里我们还要考察一下涉及精神力量平衡的最初几个对比关系。

一场胜利的精神效果随被击败部队规模的加大而增加，不仅是以相同的比例，而且是以更大的程度增加，就是说，精神效果不仅在规模上增加，而且在强度上也增加。在一个被击败的师中是容易恢复秩序的，只要跟大部队会合，得益于大部队的勇气，其勇气就容易得到恢复，就像个别冻僵的四肢倚在身体的其余部位容易暖和过来一样。一次小规模胜利的精神效果即使还未完全消失，但对对手来说，这些效果毕竟已经部分失去作用了。而如果大部队自己在一次不幸的会战中战败，情况则不是这样了，各部队将会相继崩溃。一处大火发出的热度与多处小火发出的热度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个决定胜利的精神效果大小的对比关系是双方交战力量大小的对比。如果胜利者是以少胜多，那么他不仅得到了双倍的战果，而且还表明他有一种更大的，尤其是更全面的优势，而这想必是战败者害怕再次遇到的。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一优势对战败者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小的。在行动时，通常对对手的真实兵力了解得很不准确，对自己的实力也判断得不是很真实，导致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长时间不完全承认这一兵力对比差异。这样，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这一点有可能给他带来不利的精神影响[1]。在当时一直为情况不明、虚荣心或谋略所掩盖的这种以少胜多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后来才被人们从历史中发现的。对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及其指挥官来说，这当然增加了他们的光彩；但对早已成为过去的战事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已经无法再起到什么作用了。

既然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火炮是胜利的主要体现，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就要优先考虑到这一点。以伤亡的形式消灭对手在这里是一个纯粹的手段。

至于这一点对战斗中的部署有什么影响，与战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确定战斗本身就与战略有关系了，具体是通过确保自己背后安全和威胁敌人背后安全这一点。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战略局势对战术来说过于不利，那么单靠战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两面作战是危险的，而没有保留住退路则是更具威胁的危险。这两种危险会使部队失去运动和抵抗的能力，对胜负产生影响。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加大战败者的损失，往往会使损失增加到最大程度，也就是说，增加到战败者被消灭的程度。因此如果一方能使对手的背后受到威胁，就能使对手的失败同时更具可能性和决定性。

于是，人们在整个作战，尤其是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本能，即确保自己背后的安全和控制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跟纯粹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确保自己背后的安全和控制敌人的背后是战斗的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任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如果只采取单纯的武力进攻，而不采取这两种或者其中一种举措，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扑向对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支小部队会试图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至于这一本能在复杂的情况下是多么不时地受到阻碍，无法顺利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它又是多么不时地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在这里就不谈了，否则会让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在此只想指出，这一本能是战斗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

这种本能到处都发生作用，到处都以它天生的重要性施压，于是就成为几乎所有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围绕着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就可以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 对手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 对手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 对手公开承认上述两点，方式是他放弃其意图。

交战各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向来是不准确的，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有意的假报，甚至公布的所获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一方公布的战利品不是很多，那么这一方是否真的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战利品外就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一方放弃战斗是另一方获胜的唯一的确凿证明。放弃战斗就等于承认自己有过错，可视同降下军旗，就等于承认对手在这一具体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占优势的。胜利者在这方面给失败者造成的耻辱和羞愧是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方面的后果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胜利的这一部分，对军队以外的公众舆论以及对两个交战国和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和政府产生影响。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甚至在顽强和持久的战斗后退出战场也不等于放弃意图。如果前哨部队在顽强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其抵抗意图。甚至在以消灭敌军为意图的战斗中，也不能总是将退出战场视为放弃这一意图，例如对于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不能认为是放弃意图，因为退却者将在退却中寸土必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要谈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别的；退出战场在军队内外产生的印象是不容轻视的。

对此前没有什么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即使根据实际情况有必要退却，也常常感到特别为难，因为一系列以退却结束的战斗尽管实际上并非失败，但给人的印象是节节败退，而这种印象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不可能通过表白自己的特别意图，来处处避免造成这种印象，因为要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势必要全部公开其计划，而这显然是违背其主要利益的。

为让读者注意到这一胜利概念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只想回忆一下索尔会战[2]。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数千名俘虏和20门火炮）。当时弗里德里希大帝考虑到整个局势，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他在会战结束后仍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以此宣告胜利。如他自己所说，他相信借助此次胜利带来的精神上的优势，可以更接近缔结和约。尽管随后他还要赢得两次胜利（在劳西茨[3]的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战斗[4]，以及凯瑟尔斯多夫会战[5]）才能缔结和约[6]，但不能认为索尔会战在精神方面的效果是零。

如果失败者受到胜利震撼的主要是其精神力量，从而使胜利者的战利品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那么对失败者来说，这一失利的战斗就成为一次大败（并不是每次失利都会成为一次大败）。由于在这种大败的情况下，失败者的精神力量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瓦解，于是往往会丧失全部抵抗能力，全部行动就只能是避开胜利者，即逃跑。

耶拿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7]给一方带来的就是大败，而博罗季诺会战[8]不是。

由于大败和一般失败只是程度不同，因此人们无法指出具体的特点作为它们的分界线（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做）。尽管如此，明确概念作为弄清理论观点的中心环节毕竟是重要的。至于我们无法用一个词来表述与大败相对应的胜利以及与一般的胜利相对应的失利，则是我们在术语上的一个欠缺。

* * *

[1]指战争。——译者注

[2]指兵力占优势的一方一旦被劣势之敌击败而产生的对自己士气的不利影响。——译者注

[3]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中，1745年8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攻入波希米亚，试图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奥地利不听英国斡旋，命卡尔亲王攻打弗里德里希二世。当时普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补充给养，但交通线受到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威胁。9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率1.9万名普军从波希米亚撤退。30日，卡尔亲王率3.2万名联军在索尔（Soor，即今捷克小镇哈伊尼茨）附近与普军展开会战。最后联军损失7000余人，普军击退联军，从而确保自己退往西里西亚。——译者注

[4]劳西茨（die Lausitz），地区名，包括今德国勃兰登堡州南部、萨克森州东部和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和卢布斯卡省的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分为下劳西茨、上劳西茨和劳西茨山地三个部分。——译者注

[5]1745年11月初，弗里德里希二世获悉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准备进攻柏林，便于11月中旬到西里西亚诱卡尔亲王会战。11月23日，在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兰小镇卢班的一部分卢班地区亨利科夫）附近击败卡尔亲王的前卫部队（萨克森军队），卡尔亲王随后退向波希米亚。——译者注

[6]1745年11月底，弗里德里希二世从西里西亚向萨克森进军，同时命令德绍侯爵从莱比锡向德累斯顿前进，阻击鲁托夫斯基伯爵率领的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12月15日，德绍侯爵在凯瑟尔斯多夫附近与联军发生会战，联军大败。17日，德累斯顿投降。25日签订《德累斯顿和约》（Frieden von Dresden）。这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译者注

[7]1745年12月25日，普奥双方签订《德累斯顿和约》，结束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和约重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布雷斯劳和约》（Frieden von Breslau）内容，承认普鲁士占有西里西亚。——译者注

[8]即滑铁卢会战。“美好姻缘”（Belle Alliance）系当时位于比利时小镇滑铁卢以南5公里处的一家乡间餐馆，因女主人和一位男仆成婚而得名。拿破仑1815年6月17日曾在此设大本营和观察哨。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年，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6月16日，拿破仑在利尼会战中击败布吕歇尔后，于18日向英军阵地发起进攻，遇到威灵顿的顽强抵抗，但后者逐渐不支。在此危急时刻，布吕歇尔率领普军突然出现，冲向拿破仑的右翼侧，最后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法军在退却中迅速崩溃，伤亡和被俘3.2万人（被俘人员中包括21名将军），损失200余门火炮。联军还缴获了大量军费现金，以及装有拿破仑佩剑、帽子、勋章的车辆。22日，拿破仑被迫退位，后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译者注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考察。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一场战斗可能具有的更确切的意义。

由于战争无非是双方试图消灭对方的行为，那么想象中（也许现实中也是这样）最为自然的似乎就是每一方均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中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想象肯定有很多真实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这样想象，并因此而把最初的小规模战斗只视为不可避免的损耗，就如同木工活计必出的刨屑，那么这种想象总的来看也是很有益的。但是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战斗之所以增多，是因为分兵，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各个战斗的进一步的目的要与分兵一并讨论。但是这些目的以及连带它们的大量战斗，一般是可以分为特定类型的。而如果现在就认识这些类型，是有助于阐明我们观点的。

消灭敌军当然是所有战斗的目的，不过其他目的也有可能与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主要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军是要务；另一种是消灭敌军更多是一个手段。除了消灭敌军以外，占有一个地方和占有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一般任务，就是说要么是这三项任务中的单独一项，要么是多项一起构成一次战斗的一般任务。在多项任务的情况下，通常有一项是主要的。在我们不久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上述三项任务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则不相同。如果我们要就此列表的话，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火力侦察和佯动，那么上述任务就似乎未包括所有任务领域，因为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显然都不是火力侦察和佯动的目的。这确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第四种情况的存在。火力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骚扰是为了拖垮敌人，佯动是为了使敌人不离开某地或者将其引到另一地。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通常是第二种）才能间接地达到，因为一方要进行火力侦察，就必须装出真要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另一方的样子。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种假借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攻者的上述三个目的之外再加上第四个目的——误导对手采取错误的举措，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发起一次佯攻战斗。至于说人们只能通过攻势行动达到这个目的，则是由事物本性决定的。

另外，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允许放弃某地；另一种是相对的，即只需防守一段时间。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

战斗任务特性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有重要的影响，这应该是很清楚的。比如，只想把敌人的哨兵从其所在地赶走与要全部消灭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比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与只是阻击敌人一段时间，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退却，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退却是要务。

但是这些考察都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只是作为例子说明问题而已。至于在战略上如何看待战斗的不同目的，我们将在涉及这些目的的章节中进行论述，在这里只做几点一般的说明。

首先，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其次，这些目的中的第一个在主力会战中总是应该占首要地位；最后，防御战斗的后两个目的其实不会带来任何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两个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能通过减轻达到积极目的难度而间接地起作用。因此，如果这类战斗变得过于频繁，就说明这一方的战略处境恶化了。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从战斗本身，而是从它与其余部队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自己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战斗除胜负以外的第二个从属的结果。对胜利者来说，决出战斗胜负从来就是越快越好，迅速获胜说明胜利的潜力较大[1]；而对战败者来说，战斗是持续得越久越好，能将决战推迟到大败时，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成果了。

上述观点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在相对防御的战斗中，运用这一观点才变得重要。

在相对防御的战斗中，全部战果往往只体现在战斗的持续时间上。这就是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的理由。

战斗的持续时间与战斗的要素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这些要素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特点。例如2万人不会像2000人那样很快地相互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多两三倍的敌人，不可能像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能更快地决出胜负，单纯使用步兵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能更快地决出胜负；在山地和林地中前进的速度不可能像在平原上那样快。所有这一切本身都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如果要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达成某一意图，就必须考虑兵力、兵种比例和部署情况。但是我们在专门考察这一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得出这一规律，而是尽快把经验在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与这一规律结合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8000人至1万人的普通师，即使是面对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怎么有利的地形上，也能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大或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一个由3至4个师组成的军的抵抗时间能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多一倍，而一个8万至10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大约可以延长3至4倍。也就是说，可以让这些大部队在上述时间内单独作战。如果在这一时间内能调来其他部队，而且其发挥的作用能迅速地与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形成整体效果，那么这就仍然是同一场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出胜负和结束战斗的时刻的特点，同样是重要的。

* * *

[1]1812年9月7日，俄法两军在博罗季诺（Borodino，今俄罗斯西部一村庄，东距莫斯科约100公里，位于莫斯科河右岸）附近进行会战。拿破仑率法军约13万人向俄军约12万人发起进攻，激战后占领博罗季诺，但拿破仑未敢将其最后的预备队——近卫军投入战斗，故未能扩大战果。库图佐夫率余部撤离战场，敞开了通向莫斯科的大门。拿破仑于14日进入莫斯科。双方在此次会战中损失惨重：俄军伤亡4.5万人（一说5.2万人，占当时俄军正规军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3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一说2.8万人，其中1792名军官；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2万人），但双方均自称获胜。实际上，此次会战未能决出真正的胜负，但为俄军消耗法军和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译者注

第七章

战斗胜负的决出

尽管在每场战斗中都有对胜负起到主要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时刻，但任何战斗都不是在某个单独的时刻决出胜负的。一场战斗的失败犹如天平一端的秤盘下降，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此次战斗的胜负可视为已定的时刻，过了这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则是一场新的战斗，而非原来那场战斗的继续。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于判断一场战斗能否由赶来的援军仍有益地进行下去，是很重要的。

人们往往在无法重建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新的力量，在尚可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往往错过投入新力量扭转局势的机会。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恩洛厄侯爵在耶拿附近以3.5万人与拿破仑率领的约6万至7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灭，这时吕歇尔[1]将军试图以大约1.2万人的兵力重开会战，结果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普军约2.5万人在奥尔施泰特[2]附近与达武[3]率领的法军2.8万人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部队并没有溃散，没有比对手遭受更多的损失（对手完全没有骑兵）。但是普军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尔克罗伊特[4]将军指挥的1.8万人的预备队扭转局势。如果普军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就不会输掉这次会战了。

每场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成一个总的结果，而在这个总结果中就有战斗的胜负。这个结果无须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5]，因为人们往往没有制订取得如此胜利的计划，或者如果敌人过早避开，则人们往往没有机会取得如此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在敌人进行了顽强抵抗的战斗中，胜负决出的时刻也往往比主要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成果出现得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投入一支新的、适量的部队，也无法再扭转一场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绕开本性上本无胜负的佯攻战斗不谈，那么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就是：

1. 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有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那么失去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

2. 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有一个地带，那么失去这个地带大多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但并非总是这样，即只有在这个地带特别易守难攻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进入的地带，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都可以不冒大的危险再重新攻占它。

3. 在上述两种情况未决出战斗胜负的所有其他情况下，尤其是在以消灭敌军为主要目的时，当胜利者不再处于松散状态，即不再处于某种无力的状态，另一方逐步使用兵力（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此点）已经带不来什么好处时，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推进的一方在战斗中根本没有或者只有小部分部队出现秩序混乱和无力行动的情况，而我方却或多或少已经涣散，那么我们也是无法重建战斗的。如果对手已经恢复了作战能力，我们同样是无法重建战斗的。

因此我们实际参战的那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部分兵力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一并决定胜负），对手的一支新锐力量从我们手中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些最善于亲率最适量的兵力作战，并处处充分发挥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的统帅和军队，是最有把握走向胜利的。在近代，人们必须承认，法国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当拿破仑统率他们时。

此外，整个部队的规模越小，其胜利后摆脱战斗危机状态和恢复原有作战能力的时刻就出现得越早。一小队用于警戒的骑兵在临时快速追击敌人后，几分钟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序列，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而整个骑兵团要恢复序列就要用更长的时间；分散成单个散兵线的步兵恢复序列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如果其各部分行进方向不同，而且序列受到了战斗干扰，通常由于相互间不确知位置，序列就开始变得更加混乱，恢复序列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者要把在战斗中混乱不堪和部分陷入无序状态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再稍加整顿，部署在适当的地点，即重新恢复战场的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可以说，整个部队的规模越大，恢复序列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突然降临也会推迟序列恢复的时刻。最后，如果地形复杂和便于隐蔽，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对这两点我们要指出，黑夜也是一个有效的防护手段，因为人们极少有条件适合从夜间进攻中取得好的结果。像1814年3月10日约克[6]在拉昂附近成功夜袭马尔蒙[7]的例子是不多见的[8]。同样，复杂和便于隐蔽的地形也可成为处于较长危机状态中的胜利者的保护者，使他不至于受到反击。因此，两者（夜间和便于隐蔽的复杂地形）是加大而非减轻失败者恢复战斗的难度。

截至目前，我们认为正遭受损失的一方，其赶来的援军只是单纯地增加兵力，也就是说把它视为一支径直从后方过来的援军，这是常见的情况。但是如果这支援军进攻对手的侧面或背后，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对于侧面和背后进攻在战略范畴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建立战斗而进行的侧面和背后进攻主要属战术范畴。只是因为我们谈的是战术结果，我们的观点必须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我们才讨论侧面和背后进攻。

部队向敌人侧面和背后发起进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进攻的效果，但未必总是这样，它同样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进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它。但以下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在决出胜负后发起的侧面和背后进攻一般比在决出胜负前发起的侧面和背后进攻更有利于取得战果。人们在建立战斗时，首先要争取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决战，而不是追求战果有多大。考虑到这一点，人们会认为，一支赶来帮助我们建立战斗的援军如果与我们分开而去进攻对手的侧面和背后，不如直接与我们会合更有利。肯定不乏这样直接会合的情况，不过人们还是要承认，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具体是由于在此对我们很重要的下述第二点。

第二，一支为建立战斗而赶来的援军一般都带有出敌不意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出敌不意地进攻敌人的侧面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正处于胜利之后危机状态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针对这种进攻采取反措施。谁都会感觉到，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侧面和背后进攻总是有防备的，因此这种进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在战斗的最后时刻采取这种进攻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从对手侧面或背后过来的援军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就好比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至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建立战斗的部队，如果进攻敌人侧面或背后，就能把战斗建立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其效果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这里正是大胆和冒险的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不利的战斗时，人们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到上述所有共同起作用的力量。

如果还不能认为战斗已经结束，那么借助于赶来的援军开启的新的战斗就会和此前的战斗汇为一体，即汇成一个共同的结果，此前的不利也就从账单中完全消失了。而如果已经决出胜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时就有两个相互分开的结果。如果赶来的援军力量有限，即本身无法与对手抗衡，那么就很难指望这第二场战斗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规模很大，以至它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第二场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有利的结果补偿前一个战斗，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从来不能使前一个战斗从账单中消失。

在库讷斯多夫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第一次进攻时占领了俄军阵地的左翼，缴获了70门火炮，在会战结束时又把两者丢掉了，第一次战斗的全部成果就这样从进账中消失了。假如他在第一次战斗后适可而止，将会战的第二部分推迟到次日，那么即使他输掉了会战，第一次战斗所取得的好处也总是可以抵消这个失利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不利的战斗未结束时就已经预见到其不利的结果，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一不利的结果不仅可以从我们的账单上消失，而且还会成为我们夺取更大胜利的基础。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设想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之前，各部分战斗的所有结果就都只是人们一时的判断，在总的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消除，还有可能向反方向转化。我方部队损失得越多，敌人为此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敌人面临的危机就越和我们一样严峻，我方新锐力量的优势也就变得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而对我们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重新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所耗费的一切力量就成为我们的现实好处，而我们以前的大败成为我们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对手在胜利时所取得的最辉煌的、以至让他可以无视为之所失去兵力的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这些失去了的兵力的懊悔。胜利的魅力和大败的厄运就是这样改变着有关要素[9]所特有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我们占有明确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的胜利，也最好是赶在一次不利的战斗结束之前去扭转它（如果它有一定重要性的话），而不是发起第二次战斗。

1760年，道恩元帅在利格尼茨附近曾试图援助正在战斗中的劳东将军。但是在劳东失利后，尽管道恩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尝试于次日进攻普鲁士国王。

由此可见，对于在会战之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应该加以避免。

我们还要研究另一个问题。

既然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了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须出于其他因素。但是这个结论与我们必须顾及的一种精神力量是相抵触的，这就是复仇和报复的情感。从最高统帅直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情感，因此没有什么比要挽回损失这种情绪更能激起部队的斗志了。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被击败的部队不是整个部队中过于重要的一部分，否则那种复仇情感就会消失并转变成为无能为力的感觉。

为尽快挽回损失，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其他条件许可，应优先考虑进行第二次战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第二次战斗应该是进攻，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人们在大量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报复行动的例子，而大的会战通常是很多其他原因决定的，不是由报复这一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吕歇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附近被击败三天后，于1814年2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前往该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的情感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在那里还会遭遇到拿破仑本人，那他自然会有充分的理由推迟复仇，但他当时是希望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高贵的复仇欲望没有收获到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失败。

应共同作战的几个大部队之间应相距多远，这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及其决战的时刻。本来只要这一部署是为了进行同一场战斗，它就是战术部署，不过只有当这几支大部队部署得相距很近，以至它们不可能进行两个分开的战斗时，也就是说它们整个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只能视为一个点时，才能把这种部署视为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不得不把那些计划共同作战的部队也分开部署得很远，以至尽管主要意图是将其集结后共同作战，但它们还是有可能分开作战，因此这种部署就是战略部署了。

此类战略部署包括：分为数路大部队和纵队的行军，前卫部队和侧面部队，受命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预备队，集结分散宿营的数个军，等等。人们看到，这类战略部署不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战略家当中的辅币，而主力会战和与其同样重要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 * *

[1]指迅速获胜可使胜利者的损失和疲惫程度较小，可以更好地追击敌人。——译者注

[2]吕歇尔（Ernst Wilhelm Friedrich Philipp von Rüchel，1754—1823），普鲁士将军。1806年耶拿会战时指挥普军右翼。——译者注

[3]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译者注

[4]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1770—1823），法国元帅。由于在1806年奥尔施泰特会战和1809年埃克米尔会战中建立功勋，被拿破仑封为奥尔施泰特公爵和埃克米尔侯爵。1815年出任国防大臣和法军总司令。其作战顽强、纪律严明，被士兵们称为“钢铁元帅”。——译者注

[5]卡尔克罗伊特（Friedrich Adolf Kalckreuth，1737—1818），伯爵，普鲁士元帅。在1806年奥尔施泰特会战中指挥预备队。曾激烈反对普鲁士军事改革。——译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中所说的取得大量战利品的大规模胜利。——译者注

[7]约克（Hans David Ludwig York，1759—1830），伯爵，普鲁士元帅。1812年12月与俄国签订《陶拉盖协议》（Konvention von Tauroggen），反对拿破仑。以后曾参加包岑、莱比锡、蒙米赖、拉昂等会战。——译者注

[8]马尔蒙（August Frédéric Louis Marmont，1774—1852），公爵，法国元帅。——译者注

[9]1814年3月初，拿破仑将布吕歇尔赶过埃纳河，后者退守拉昂。3月9日傍晚，马尔蒙在拉昂附近击败普军约克部，但在夜间受到约克偷袭，马尔蒙败退。当时，布吕歇尔正在患病，双目发炎，无法指挥，因此没有进行猛烈的追击。——译者注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未经双方同意，战斗就不会发生”，这一观点构成了决斗的全部基础。一些历史著作家的妙论就源于这一观点，误导出很多模糊的和错误的概念。

这些著作家的考察常常围绕着这样一点进行：双方中的一位统帅向另一位统帅发起了会战，而后者未应战。

但战斗是一种有了很大变化的决斗，战斗的基础不仅存在于双方的斗争欲望（同意战斗），还存在于与战斗相联系的目的。这些目的总是属于更大的整体[1]，由于整个战争（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战斗）拥有的政治目的和条件也属于更大的整体[2]，因此这些目的就更是属于更大的整体了。于是战胜对方的纯粹欲望就处于一个完全从属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它已经不能独立存在，只能视为更高的意志得以活动的神经。

“白白地向敌人发起了会战”这一表述，在古代民族中间，以及后来又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有更多的含意。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出发点，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都体现在部队的部署和组成上，即体现在战斗序列上。

由于当时部队通常驻扎在设防营垒中，因此营垒中的阵地被看作难以侵犯。只有当对手离开其营垒，像进入竞技场一样来到可进入的地带，才有可能进行会战。

如果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法比尤斯[3]发起了挑战，那么对法比尤斯来说，这句话无非是说这一会战不在其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并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或精神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一表述是正确的，因为汉尼拔的确是想要进行会战。

在近代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大的战斗和会战时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大部队必须借助于一种战斗序列投入战斗，并在这一序列中得到引导[4]。这样的序列作为一个庞大和笨拙的整体，或多或少需要有平原才能作战，在非常复杂的地形、遮蔽地或山地，就既不适于进攻也不适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是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5]。直到七年战争，人们才开始在难以进入的地形上向对手发起进攻，并逐渐普遍起来。当时对那些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仍成为一个加强其力量的因素，但已经不再是一个束缚战争自然力量的魔力圈了。

30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缚了。对真的想通过战斗决出胜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找到和进攻对手。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要战斗。因此“某人发起一场会战，但其对手没有应战”这一表述，在今天无非是说“某人认为战斗的条件还不够有利”。这等于是承认前面所说“发起一场会战”的表述不恰当，他只是努力掩饰不想发起会战的真相。

如果防御者放弃其要塞和与之相关的角色，那么自然他也能在目前无法再拒绝战斗的情况下避开一场战斗，但这一结果对进攻者来说已经是半个胜利，防御者等于承认进攻者暂时占有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发起了挑战，但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美化前进者（进攻者）停止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退避，就说明他是要进行会战的。如果防御者没有受到进攻，他当然可以说是他发起了会战挑战，实际上大家都清楚这是进攻者停止不前造成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对一个想要并且能够回避战斗的人，是不太好强迫他进行战斗的。由于进攻者往往不满足于从对手回避中得到的好处，而是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以特别的方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现有手段，迫使即便是这样的对手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对手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个：第一是包围对手，使之不可能退却，或者使其难以退却，以至宁愿应战；第二是袭击对手。第二个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到了近代已经变得没什么效果了。现代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在敌人眼皮底下也敢于开始退却，只有特别不利的地形才会给退却带来大的困难。

内勒斯海姆会战[6]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卡尔大公于1796年8月11日在“荒凉的阿尔卜山脉”[7]中对莫罗发起的，意图只是让自己更容易退却。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从未完全理解过这位著名统帅和著作家当时为什么采取这一行动。

罗斯巴赫会战[8]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联军统帅当时确实不应有进攻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意图。

对于索尔会战，普鲁士国王自己说过，他之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眼前退却有危险，当然国王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的说来，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这种通过袭击迫使对手战斗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少见了。而以包围迫使对手战斗的情形，也主要只是发生在个别的军队，例如在马克森会战[9]中的芬克军。

* * *

[1]指兵力。——译者注

[2]指战争。——译者注

[3]指国家政治。——译者注

[4]法比尤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公元前275—前203），古罗马统帅、元老院成员，五次任执政官，两次任独裁官。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曾率罗马军团与汉尼拔作战，避免正面决战，采取拖延、消耗战术，史称“法比尤斯战术”。当时，速决派称其为“拖延者”。——译者注

[5]作者在此指的是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为“西班牙列阵”（Tercio）的战斗序列。其基本阵形是在持长矛的步兵列阵四周部署火枪手，以抵御持轻火器的敌骑兵。在实际运用时往往组成多个列阵。该序列因组织起来非常复杂，不够灵活，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军事改革后逐渐被淘汰。——译者注

[6]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1）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的第一阶段，以普鲁士获得此前奥地利所占的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公爵领地而结束。——译者注

[7]1796年5月底，莱茵地区停战协定到期，卡尔大公正计划进攻阿尔萨斯地区。6月，茹尔当率法军左翼过莱茵河东进，被卡尔大公击退。卡尔大公留一部兵力监视茹尔当，自率主力约3.5万人，溯莱茵河而上，指向莫罗率领的法国中路部队4.5万人。8月11日，卡尔大公在内勒斯海姆（Nereshei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小城）向莫罗发起进攻。双方在会战中均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均未利用。卡尔大公会战后仍向东退却。卡尔大公在《由1796年德意志战局论战略原则》（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 erläutert durch di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n 1796 in Deutschland）第二卷中对当时决定进攻莫罗进行了自责：“……难道只有通过会战才能达到保障退却安全的目的吗？进行一些佯动，争取几日行程的距离，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牺牲一支较大的后卫部队，本可更有把握地达到目的，尤其是针对莫罗这样一个行动迟缓之敌……甚至从获胜的可能性上看也不应在内勒斯海姆附近发起进攻：对手占有兵力优势和有利阵地，而且部队集中，可奥利人在所有这些方面均处于劣势。”——编者注

[8]“荒凉的阿尔卜山脉”（Rauhe Alp），士瓦本阿尔卜山脉（Schwäbische Alb，位于德国南部，长约200公里）中最高的部分。——译者注

[9]1757年11月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2.2万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附近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计4.1万人进行会战并获全胜。普方伤亡500余人，联军方面伤亡3000余人，并有7000余人被俘。——译者注

第九章

主力会战

主力会战胜负的决出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这不是为争夺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放弃的纯粹的尝试，而是一场以全力争夺真正胜利的斗争。

即使是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可能有次要目的混在主要目的中。产生主力会战的各种情况不同，主力会战也会有这些情况的某些特点，因为即便是一次主力会战，也是与一个更大的整体有联系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又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战争的真正的重点。因此总的说来，主力会战区别于其他战斗的特点就是它比其他任何战斗都更多地是为自己而进行的。

这对主力会战决出胜负的样式，以及对主力会战胜利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并且决定理论应在何种程度上重视主力会战（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而且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可能与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之前。只要主力会战是名副其实的，那些特殊目的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特点。

既然主力会战主要是为它自己而进行的，那么决出其胜负的理由想必就在于它自己。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获胜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中寻求胜利，人们不应由于个别情况而放弃主力会战，放弃的唯一理由只有“力量完全不足”这一个。

那么应怎样进一步描述决出胜负的时刻呢？

如果像人们在近代军事艺术中很长一个时期所认为的那样，某种巧妙部署的序列和结合是部队得以发挥勇敢精神去夺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序列被破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一翼被击败，从其与整体的结合处瓦解开来，也就一并决定了另一翼的命运。如果像在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本质在于部队与其作战所在地的地形及其障碍物的紧密结合，以至部队和阵地是一回事，那么占领这处阵地的一个重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人们说“关键阵地丢了”，意思就是说阵地守不住了，会战打不下去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被击败的部队大致就像乐器上断了的弦，无法再履行其使命了。

无论是前者的几何学原则还是后者的地理学原则，其趋势都是将正在作战的部队置于紧张状态，就像是给一个晶体施压，其结果是不能充分利用现有力量，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这两个原则至少已经失去很多影响，以至于不再起主导作用。现代军队也还是以一定的序列进入战斗，但序列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了；现在也仍利用地形障碍加强抵抗力，但地形障碍已经不再是抵抗的唯一依靠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试着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述。根据我们对此所描述的画面，战斗序列只是为便于使用部队而对它的一个摆放，而会战就是这些部队相互缓慢消耗的过程，最后看谁先将对手耗尽。

因此，与任何其他战斗相比，在主力会战中是否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要取决于双方余下的新锐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具有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像被战火这一摧毁因素燃尽后的煤渣一样的部队是无法与预备队相提并论的。正如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应一并予以考察，但更多的是作为已经受到损失的标志，而不是损失本身，而新锐预备队的数量始终是双方统帅主要关心的问题。

一场会战的发展趋势通常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只是不怎么明显。这一趋势甚至往往由于会战的部署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如果一位统帅意识不到这一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启了会战，那就说明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这种趋势在部署会战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会战的过程也更多是均势缓慢变化的过程，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最初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均势在会战过程中的变化，并不是人们受到对会战的不真实描述影响后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来回摆动的。

即使均势可能长时间很少受到破坏，或者甚至在一方失去均势后又恢复了，而且开始让对方失去均势，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早在退却以前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如果人们见到随便某个情况出乎意料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产生了大的影响，那么这大多只是战败者讲述其失利会战时的掩饰。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的判断，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如果根据事物的本性来论证会战过程为什么必然是这样的，就会让我们过多地进入到这个问题所属的战术领域，而在这里我们只关注这个问题的结论。

如果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通常早就觉察到这种不利的结局，那么我们也要允许出现相反的情况，否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假如一场会战明确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视同这场会战已经失败，那么也就不必再拿出兵力去扭转败局，因此在会战明确出现失败趋势后，一方应该很快就开始退却了。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趋势已经非常明确，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常见的，而是少见的。然而时运不佳的统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上：只要他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现这种情况。他希望通过更大的努力，通过提高余下的精神力量，及通过超越自我，甚至通过幸运的巧合，使自己还能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只要勇气和理智在他内心未出现矛盾，他就去推动这种扭转败局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此前先要说明哪些是均势变化的迹象。整体战斗的结果是由所有部分战斗的结果总和构成的，而各部分战斗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方面：

第一，指挥官的内心受到不利的精神上的影响。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如何失败的，那么这会对他的行为和呈送的报告内容产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内容又会影响统帅要采取的举措。因此，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可以补救的失利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不费多少力量，甚至是不可抗拒地累积到统帅的内心。

第二，我们的部队比对方削弱得快。这种削弱在缓慢而有秩序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容易估计出来的。

第三，地区丧失。

所有这一切对统帅的眼睛来说应起到一个罗盘的作用，据此就能够辨认出其会战的趋势，犹如辨认出一艘船的航向。如果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而敌人的步兵营却到处组成密不透风的阵营；如果自己战斗序列中的火力线不得不从一个地点退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攻占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进攻中的步兵营每次都被敌人组织很好的雨点般的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针对敌人的炮火开始减弱；如果大批未负伤的官兵随着伤员后撤，导致火线上的步兵营不寻常地迅速减员；甚至如果由于会战计划受到干扰，个别部队被分割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须从上述这一切情况中看出他和这次会战所面临的趋势。会战的这种趋势持续得越久，这种趋势变得越确定，挽回败局就越困难，统帅不得不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近。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双方余下的新锐预备队的兵力对比大多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统帅如果看到对手在预备队的兵力对比上占有明确的优势，那么他就应下决心退却。现代会战的特点恰恰是，会战过程中出现的所有不利情况和损失都可以通过新锐力量来弥补，因为现代战斗序列的组织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预备队。一位看上去要战败的统帅只要在预备队上还有优势，就不会放弃会战。然而自他的预备队兵力开始少于敌人预备队的那一刻起，就可视为胜负已经决出了。至于他此时还能做什么，这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取决于他所具有的勇气和毅力的程度，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不明智的固执。统帅怎样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兵力对比，这是实施中的技能问题，绝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这里依据的是他判断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即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也还不是他决定退却的真正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动机并不适合让统帅定下退却的决心，而只是统帅定下退却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定下退却决心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动因。这些动因主要有两个，它们经常出现，即退路面临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如果随着会战的每一步进程，退路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如果预备队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以致它们无法再重开局面，那么就只剩下听天由命和通过有秩序的退却自救了。在这种情况下，较长时间的耽搁会使退却成为溃逃和大败，一切化为乌有。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战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带来好处。由于黑夜较白天更适合退却，因此凡是认为退却不可避免或者极有可能的人，都倾向于利用黑夜退却。

不言而喻，除上述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动因以外，退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更小、更具体但又不容忽视的动因，因为会战越是临近均势完全改变的时刻，每一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一改变的影响就越敏感。因此，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数个骑兵团成功地突入阵地等都能促使人们将已经成熟的退却决心付诸实施。

在结束这个讨论内容的时候，我们还要谈一下，统帅内心要经受得住勇气和理智之间某种形式的斗争。

一方面，统帅身上那种常胜征服者所拥有的骄傲情绪和天生倔强带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由高贵情感激发出的昂扬的抵抗精神不愿让他退出战场，而是要求他把荣誉留在那里；另一方面，理智又劝告他不要把所有力量用尽，不要孤注一掷，而是要保存有秩序退却所必需的力量。在战争中，不管勇气和顽强的价值应该推到多么高，不管无法下决心以全力争取成为胜利者的获胜希望是多么少，但毕竟有一个点，超出这个点的固执坚持只能被称作一种绝望的愚蠢行为，从而不会得到任何评论者的原谅。在所有会战中最著名的“美好姻缘”会战中，拿破仑动用其最后的力量，用于挽回一场无法再挽回的会战，就如同花掉了身上最后一文钱，最后像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帝国。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一）

胜利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立足点，人们可能对一些大规模会战所取得的特大战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而感到惊讶。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一次大胜利的影响的本性。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个事物：一是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双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二是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三是上述两种影响在战争接下来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在战场本身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不大。谁要是只考虑这种不大的差别，谁就往往会对它所产生的后果感到完全不可理解。实际上，这一切通常发生得十分自然。

我们在第七章[1]中曾经讲过，一方胜利的规模不仅随另一方被击败部队规模的增加而加大，而且是以更大的程度加大。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比较大。这些影响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两者就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助长，因此人们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它销蚀失败者的各种力量，同时增强胜利者的力量和活动。但是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产生作用，因为它成为失败者遭受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此外，这种影响与危险、劳顿和艰难，总之与一切加大困难的因素（战争就是在这些因素之间运动）有相同的本性，因此与它们一起出现，并由于它们的影响而加大，而对胜利者来说，所有这些因素只是像重物一样影响其勇气的进一步高涨。因此人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均势时水平线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高于该水平线的程度大得多，因此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胜利给失败者带来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要强烈得多。主力会战是为它自己，为它决出的胜利而存在的，因此人们在主力会战中应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整个战争计划及其全部头绪，以及所有遥远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模糊想法所汇聚成的意图就是，在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对手。能否夺取到主力会战的胜利——对这个大胆的问题做出回答，是命运攸关的问题。这意味着精神必然会紧张起来，不仅是统帅，而且他的整个部队直到最后的辎重兵都是如此。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就越小，但其重要性也越小。在任何时代，而且从事物的本性来看，主力会战从来不是一次未经准备、意料之外和盲目执行的公务，而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一行动部分是自动的，部分是根据指挥官的意图从大量的一般活动中脱颖而出的，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而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的影响想必也就越大。

现代会战中胜利的精神影响比近代战争史初期[2]的会战中的要大得多。既然现代会战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具体的部署，更不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可以改正，可以期待在另一次得到幸运和巧合的更多眷顾，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因此一次胜利给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总和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有更重大的意义。在军内外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虽然也许只有极少数人思考过这一区别，但是会战过程本身会使所有身处会战的人都感觉到这种区别。在公开报道中关于会战过程的记述尽管可能被一些个别的牵强附会的情况掩饰了真相，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告诉世界：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总的情况，而不在于个别情况。

从未身处过一场大规模失败会战的人，很难对它有个活生生的、从而完全真实的想象。对这一次或那一次小损失的抽象想象永远不会构成对一次失败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失败会战的情景。

在一次失利的会战中，首先侵袭人的想象力（也可以说人的理智）的是大量人员的损失，其次是地区的丢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失利时也会丢失地区），再次是最初的序列受到破坏，各部分陷入混乱，出现退却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种危险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大多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持续进行）。退却一开始，部队就不得不丢下大量疲惫不堪和失散的士兵，而他们往往正是那些敢于在战场上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在战场上只是较高级军官才有的被战胜的感觉，此时则会波及各级军官，直至普通士兵。当他们想到很多在这次会战中刚刚为大家所尊敬的勇敢的战友落入敌人之手的可怕景象，这种被战胜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同时，每个下属多少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之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此开始怀疑上级指挥官的能力，于是这种被战胜的感觉就更加强烈。这种被战胜的感觉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单纯的想象，而是对手比我们占优势的明证。对手占优势这一事实可能被某些原因掩盖，以至在会战前不易被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清晰和明确地显露出来。也许人们在会战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更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想必会寄希望于巧合、幸运、天意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被证明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却已经无情和紧迫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上述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尚武精神的部队在会战失败后决不会惊慌失措，而其他部队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在会战失败后惊慌失措。上述情况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出现。如果说长期的战争历练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可以稍许弱化这些情况，但在失败的最初时刻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也不仅仅是由于丢失火炮和人员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通常是稍后才出现的，而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因此即使是最缓慢和最均匀的均势变化也会产生这些情况，而且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的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会提高这种影响。

被视作战争工具的一支部队在上述状态中会受到多么大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部队对作战中遇到的很普通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应付，因此很难指望它有能力通过新的努力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在会战之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者想象出来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失去后，要想重新赢得它，就必须有外因的帮助。如果缺乏这样的外部支撑点，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会导致出现新的损失。

因此，即使对手的主力取得的是最微小的胜利，也会使均势像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对手一边下沉，直到新的外在因素使它发生转折为止。如果附近没有这种新的外在因素，如果获胜的对手是一个不知疲倦、渴望荣誉和追求远大目标的人，那么另一方就必须有一位杰出的统帅和一支久经战争历练和具备高度尚武精神的军队，以便使对手高涨的优势不至于像汹涌的江河一样冲破堤坝，而是通过小规模和多种多样的抵抗使这条江河流得缓慢下来，直到其胜利的力量在河道的终点消失。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手的胜利对我军以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最紧张的希望突然化为泡影，全部自尊心受到打击。这些力量消失后，取而代之的畏惧则以其可怕的张力冲入人们内心出现的真空，最后使他们完全瘫痪。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进行的闪电般的真正打击。这种影响尽管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从来不会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去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而是担心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迅速行动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干脆束手待毙，听任命运摆布一切。

胜利的这种影响在战争过程中能产生什么结果，部分取决于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能，但更多取决于促成胜利的各种情况和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如果没有统帅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大的战果；即使统帅有勇气和进取精神，但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制约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只会更快地枯竭。假如利用科林会战胜利的不是道恩而是弗里德里希大帝[3]，假如进行洛伊滕会战[4]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多么不同啊！

至于能让大胜利带来大战果的条件，我们在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时可以了解到。之后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胜利的规模与其战果之间，初看上去会不一致。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胜利者缺乏干劲。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不想离开这个题目，我们只想指出：一次胜利从来就是有上述影响的，而且这些影响随着胜利强度的增加而加大。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战，也就是说，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可以认为胜利的这种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理论不更应努力地去找到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的答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愿上天保佑我们，别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由此而误入既赞成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途！

胜利的上述影响当然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一影响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针对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就犹如一枚炮弹，即使它是从东向西发射的，因这一相反方向的运动损失了部分速度，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方向自西向东运动的。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以人的弱点为前提的，同时也是针对这一弱点的。

如果说我们以后在另一个场合还要思考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我们还要研究在最绝望的处境中尚有可能剩下的手段，如果说我们即使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仍相信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但这指的并不是能使这样一次大败的影响逐渐变成零，因为人们用于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本来是可以用于积极目的的。这些力量不仅指精神力量，也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是否也许会唤起一些否则根本不会出现的力量[5]。这种情况当然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在很多国家的民众中确实已经出现过。但是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已经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军事艺术只能是在必须以这种作用为前提的情况下要顾及它。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可能由于它唤起的失败者的力量所形成的反作用而看似不利。这种情况当然属于极少的例外，但这也让人更有把握地认为，由于战败的民众或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同样的胜利所引起的结果是不同的。

* * *

[1]1759年9月，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普鲁士守军向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投降。弗里德里希二世试图挽回局势，命令芬克中将率领1.5万人佯动至马克森（Maxen，今德国萨克森州米克利茨塔尔的一部分，西北距德累斯顿18公里）附近，威胁奥军主力后面的交通线，以迫使奥军退向波希米亚。11月20日，芬克被3.2万人的优势之敌包围，次日率部投降。——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四章。——译者注

[3]指三十年战争时期。——译者注

[4]参阅第六篇第八章。——译者注

[5]1757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挟罗斯巴赫会战胜利的余威，率部驰援西里西亚。5日，在洛伊滕（Leuthen，西里西亚一村庄，位于布雷斯劳附近）向两倍于己的奥军发起进攻。会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佯攻奥军右翼，实际上利用有利的地形，将主力转向奥军的左翼，击溃奥军，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用斜向战斗序列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译者注

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二）

会战的运用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的，无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进行的战争其结果中有什么是必然的，我们只能从战争的概念出发，以便坚定地确认以下几点：

1. 消灭敌军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 消灭敌军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

3. 只有大规模的和具有一般目的的战斗能取得大的战果。

4. 如果若干战斗汇成一次大的会战，战果就会变得最大。

5. 只有在一次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部队。此时他最相信的是他自己，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

从上述五个事实中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应主要在大规模会战及其战果中寻求消灭敌军；大会战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灭敌军。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或多或少有消灭敌军的因素，也有因条件有利，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不同寻常地消灭很多敌军的情况（例如马克森会战）；另一方面，在一次主力会战中，夺取或守住一个哨所[1]有时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总的来说，主要的事实是：进行主力会战只是为了消灭敌军，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实现消灭敌军。

因此，人们应该把主力会战视为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就像阳光在凸透镜的焦点上聚成完整的像并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在主力会战中汇聚起来，集中产生出最大的效果。

把军事力量集结成一个大的整体，这是在一切战争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一行为已经表明一种意图，即不管是进攻者主动地，还是防御者被动地，都想用这个整体进行一场大的战斗。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有其他缓和的和抑制的因素影响了最初的敌对动机，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了行动。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双方均不采取行动的状态下（这是很多战争的基本状态），对双方来说，进行主力会战的想法仍是未来行动的着眼点，是他们构建下一步行动时的远焦点。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了结敌对关系和仇恨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浴血的战斗中，主力会战也就越重要。

对一个以大的、积极的目的（深深地侵入到对手的利益中）为目标的人来说，主力会战就是最自然的手段，因此也是最好的手段（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说明）。通常如果谁害怕进行大的决战而绕开主力会战，谁就会自食其果。

积极的目的属于进攻者，因此主力会战也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还是要指出，即便是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主力会战这唯一有效的手段，以便迟早满足其处境的需要，完成其任务。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惨烈的途径。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尽管主力会战不等于纯粹的相互杀戮，其作用更多是扼杀敌人的勇气，而非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会战”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特点[2]。统帅中人性的一面会使他在会战面前畏缩。

但是使统帅的精神压力更大的，是他想到要通过唯一的一次战斗决定胜负。在这里，所有行动都集中到空间和时间的一个点上。在这种时刻，我们内心会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仿佛我们的力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无法展开和活动，仿佛我们只要花时间等待就已经能够赢得很多好处（即使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即使是错觉也是有些影响的。人们在做任何其他大的决定时也会受错觉这一弱点的影响。当一位统帅要在一个点上进行如此重要的主力会战时，正是这一弱点会在他内心变得更大。

因此，各时代都有政府和统帅总是试图在决定性的会战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便要么不通过决定性的会战就达到其目标，要么悄悄地放弃其目标。于是那些历史和理论著作家就费尽心思，从那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想找到错过的会战决战的替代物，甚至还想找到一种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用兵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视为一种由于错误而成为必然的祸害，视为一种病态的力量宣泄，认为一场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从来就不必导致这种宣泄。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他们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就是专门传授这种艺术的。

现代历史已经摧毁了这种妄想，但是没人能保证这种妄想不会在这里或那里，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又回来，吸引领导者相信这种错误观点（因为它符合人的弱点，易为人们接受）。也许不久以后人们会认为拿破仑的战局和会战是野蛮和近乎愚蠢的，并再次以满意和信任的眼神看待那些过时的、空洞的和花架子式的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提醒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是对那些愿意倾听其忠告的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愿我们成功地向那些在可爱的祖国中对军事问题拥有权威影响的人伸出了手，以便作为这一领域的向导为他们服务，并请他们对有关问题做开诚布公的检验。

不仅是战争的概念，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应在一场大会战中寻求决出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大的战果，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即使是拿破仑，假如他害怕流血，那么他也不会取得乌尔姆会战的胜利（这是他以分兵方式取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3]），其胜利只会更多地被视为他以往战局胜利的二茬收获。曾试图以决定性的会战这一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其大业的，不只是大胆的、鲁莽的和无畏的统帅们，而且是所有幸运的统帅们都曾试图这样做。这些统帅对这个范围如此之广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是令我们满意的。

对那些未经流血而获胜的统帅，我们不感兴趣。如果说血腥的杀戮是可怕的，那么这只应促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促使我们出于人道而逐渐让佩剑变钝，直到不知什么时候蹿出某个人，手执利剑活活地将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把一次大会战视为一次主力决战，当然不是把它视为一场战争或战局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一次主力决战。一次大会战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近代才是常见的，而一次大会战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则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取决于大会战本身的规模（集结到会战中的部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交战国双方和各自盟国的很多其他情况。不过由现有部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决战，开启的当然就是主力决战，其规模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见到的，但不是在所有方面。这样的主力决战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毕竟是首次决战，而且作为首次决战对以后的决战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对一个有意进行的主力会战，根据其不同的情况，人们应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将其视为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点。一位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和斗争的精神出征，越是具备必须和将要打垮对手的感觉和想法（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首次会战这个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首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其所有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在出征时即想要在首次会战中就打垮对手。弗里德里希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面临的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不大的部队从背后进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4]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同样也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由主力会战决出的胜负的意义，部分取决于主力会战本身，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部队的数量和战果的大小。

对于第一点，统帅可以通过增加参战部队来提升会战的重要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的规模越大，它一并决定的事情也就越多。因此，那些有自信、喜欢大决战的统帅在不错过其他要点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把他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到主力会战中去。

至于会战的战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程度，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 进行会战时的战术形态。

2. 地形的特点。

3. 各兵种比例。

4. 兵力对比。

采取正面进攻而没有迂回的会战，很少能像进行了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改变了正面的会战那样得到大的战果。在沟壑纵横的地形或山地进行会战的战果同样较小，因为进攻的力量在这种地形上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失败者的骑兵与胜利者的骑兵相比一样多或者占优势，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效果就会降低，从而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本身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利用优势兵力迂回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这样取得的胜利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能带来更大的战果。洛伊滕会战的结果可能会让人们怀疑这个原则的实际正确性，但是请允许我们在这里说句我们一般不爱说的话：凡事有例外。

因此，统帅可以以上述四个因素为手段，赋予会战决定性的特点。他面临的危险固然会随之加大，但是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是要服从精神世界中的这个活跃法则[5]的。

这样在战争中，主力会战是最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用兵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战果。

上述这些虽然很重要，但是人们不能从中就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具有很复杂和捉摸不定的本性。恰恰相反，这一切都很简单，并不需要很多综合运用的艺术，但很需要对各种现象的敏锐的判断力，很需要干劲和坚定的一以贯之的信念以及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即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特质。统帅在这里不怎么需要书本中能传授的东西，而是需要很多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如果能够通过传授学到的话）掌握的东西。

统帅对主力会战的渴望，以及自主而有把握地前往主力会战的运动，应来自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对会战必要性的明确认识，换句话说，应来自天生的勇气和经过丰富阅历磨炼而成就的敏锐洞察力。

大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如果理论中的偏见像云一样遮住这些战例，则是件糟糕的事，因为即使是阳光，在云中也会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像瘴气那样形成和传播。粉碎这些偏见是理论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为对人们头脑中错误地产生的东西，也可以用头脑再消除它。

* * *

[1]指失利一方的普通民众。——译者注

[2]作者所用的“哨所”（Posten）概念涵盖范围远大于一般的哨所，不仅指“哨兵或警戒分队所在的处所”，有时也指一处要塞或一座城市。——译者注

[3]德语“会战”（die Schlacht）一词是从“屠杀”（schlachten）这个动词派生出来的。——译者注

[4]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中，法军和奥军为争夺乌尔姆（Ul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河畔）于1805年10月8—20日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和会战的总称。1805年秋，奥军在莱茵河-蒂罗尔一线暂取守势，准备在俄军到达后共同进攻法军。奥军斐迪南大公的参谋长马克率7.2万人到乌尔姆占领阵地。拿破仑率领15万人，没有采取惯用的集中优势兵力、一路进击的战法，而是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敌人，同时分兵数路进行大规模迂回，切断了奥军通往奥地利的退路，于10月17日迫使马克同意率其2.5万余人携60门火炮投降，并于20日正式交出武器。——译者注

[5]帝国军队（die Reichsarmee），指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由帝国议会组建，是帝国执行机构——帝国议会的工具，其任务是捍卫帝国内外的安全，必要时由帝国议会派出。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帝国军队也不复存在。作者在书中提到帝国军队若是1806年以后的，一般是指德意志诸邦的军队。——译者注

第十二章

利用胜利的战略手段

尽最大可能为赢得胜利做准备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是战略默默做出的功劳。战略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什么赞扬，它通过取得的胜利，显示其光彩和荣耀。

会战能有哪些特殊目的，会战是如何影响战争的整个体系的，胜利之路依不同情况的本性能通向何处，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以后才能讨论[1]。但是对所有能想到的情况而言，事实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会取得大的效果；无论胜利之路是如何短，胜利者总应进行初步的追击。为了不用处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总的谈一下追击（这是胜利者战胜对手后有必要追加的一个任务）。

对战败的对手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离开其要塞的时刻开始的。此前的一切进退运动都不能算是追击，而是属于会战进程本身。通常在对手放弃战斗、离开其要塞的时刻，对胜利者来说，即使胜利已经无可置疑，但胜利毕竟还很弱小，如果不通过当天的追击加以完善，那么胜利就不会为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事提供多少切实的好处。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才得到的。我们想先来谈谈这种追击。

交战双方在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大多是紧迫的，因此双方通常是在体力消耗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进入会战的。此前长时间的搏斗使双方体力消耗很大，最终筋疲力尽。此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重建秩序，集结走散的人员，为用尽弹药者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讲过的。如果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可能得到敌军其他部队的接应，或者有望得到大部队的增援，那么显而易见，胜利者就很容易面临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很快停止追击，或者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很大的限度。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大量援军，但胜利者处于上述危机状态，在追击时也会感到自己的冲击力遇到很大的阻力。即使胜利者不必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毕竟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它们可能减少胜利者的既得好处。此外，人们在生理上的需要和弱点也会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统帅指挥下的成千上万的官兵都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都要求暂且避免危险和劳顿。只有少数可以视为例外的人能看到和感受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只有这少数人还有足够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后还能想到其他战果，这些战果此刻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而已。但是千万官兵的呼声，在统帅周围是会有人反映的，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统帅本人由于精神和身体的紧张劳顿，其内心活动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削弱。于是出于这种人之常情，人们实际做到的往往比本来可以做到的要少，而且之所以做出些事情，也只是由于最高统帅渴望荣誉，有干劲，也许还有严厉。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以后，对扩大胜利犹豫不决。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必要时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段以后，追击者自己也需要休整，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中止追击。

这种初步追击有自然形成的不同的程度：

第一种程度的追击是只用骑兵进行的。这种追击其实更多是为惊吓和观察敌人，而不是真正紧追敌人，因为往往很小的地形障碍就会挡住追击者。骑兵虽然能追击受到震撼和削弱的敌军中的零星队伍，但在追击整个敌军时，它始终只是一个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新锐的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就近的不大的地形障碍就能够结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只有追击真正逃窜的和完全瓦解的部队才是这里的一个例外。

第二种程度的追击是以一支大的、由诸兵种组成的前卫部队进行的。其中自然包括绝大部分骑兵。这种追击可以把对手一直挤压到其后卫部队的下一个坚固阵地，或者挤压到其整个部队的下一个部署地。通常败退者没有机会立刻利用这两种阵地，于是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行程大多不超过一小时，最多不超过两个小时，否则前卫部队就会担心得不到充分的支援。

第三种，也是程度最强的一种追击，是胜利的部队本身只要力量足够即保持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只要观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包围，就会离开大部分地形提供给他的可以稍做抵抗的部署地，而他的后卫部队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行动尚未结束，如果黑夜到来，胜利者通常也会停止追击。对少数情况下的彻夜追击应视为极其猛烈的追击。

如果人们考虑到，夜间战斗或多或少要取决于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经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部队在尚武精神方面具有罕见的优势，有成功的把握，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是最莽撞的统帅也不愿做的。因此，通常黑夜会使人们停止追击，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出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收拢部队的机会，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可以先行一步，以摆脱敌人。黑夜过去，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好转。很多走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恢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与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而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这一新的战斗中还远不能让失败者有一个绝对好的结果，但它毕竟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只是胜利者顺带收获的失败者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是用各兵种组成的大的前卫部队进行追击，也能极大地增加胜利的效果。洛伊滕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就是例证[2]。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其实是一种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胜利后追击和没有追击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集结点，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几乎不受其后续计划和情况的任何限制。这些后续计划和情况有可能使胜利者投入主力所获胜利的积极成果大为减少，但是不会妨碍对胜利的这一初步利用。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至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较小、局限性较大的战争中，有很多方面，尤其是追击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传统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和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原本消灭敌军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军不过是战争的众多手段之一，连主要手段都不是，更谈不上是唯一手段了。一旦对手放下剑，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也插回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决出，就可以停止战斗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如果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尽管这种错误的理论不是人们做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能使一种观点易于被人接受并有大的分量，即认为所有力量都已经耗尽，于是体力上已经无法继续战斗。如果一位统帅只有一支部队，而且预计这支部队不久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通常攻势中的每次前进都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当然要爱惜这支部队，这个他夺取胜利的工具。不过显而易见，这种计算是错误的，因为在追击中，自己部队受到的损失要比对方的损失小得多。这种看法之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军视为要务。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像卡尔十二世、马尔伯勒、欧仁、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已经赢得足够胜利的情况下仍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则通常只是满足于占领战场。到了近代，由于导致战争的因素更多，使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追击成了胜利者的要务，战利品的数量因此而大幅增加。即使人们在近代会战中看到不追击的情况，但那只是些例外，总是由一些特殊情况造成的。

例如在大格尔申会战[3]和包岑会战[4]中，联军只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大败；在大贝伦会战和登纳维茨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5]不愿意而未进行追击[6]；在拉昂会战中，是由于年迈的布吕歇尔身体虚弱而未进行追击。

博罗季诺会战也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完事了，还因为这一情况以及很多与它类似的情况（统帅在会战开始前就被局势束缚住了手脚）似乎是极其罕见的。法国一些著名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7]、尚布雷[8]、塞居尔[9]）明确地责备拿破仑，怪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否则就可以让这场俄军只是失利的会战变成俄军彻底大败的会战。在此详细地描述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会让我们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10]时，他准备接下来打博罗季诺会战的部队有30万人，而到博罗季诺会战时只剩下12万人。他可能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进军，而莫斯科看来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关键点。拿破仑在取得博罗季诺会战胜利后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可以占领这个首都，因为俄国人看上去极不可能在8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当然，假如拿破仑在进占莫斯科之前把俄军打垮，他缔结和约的把握就会更大，但首个前提是要抵达莫斯科，就是说要率领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抵达莫斯科，依靠这支部队控制首都，从而在俄国及其政府面前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已经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假如拿破仑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为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部队一起搞垮了，那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就更少了。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未投入全部兵力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因此就算作“统帅因总的形势而放弃通过初步追击扩大胜利”的例子，因为这里还根本谈不上单纯的追击。当天下午4时，胜负已经决出，但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阵地，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进攻时再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一定会以彻底大败而结束，但会让对手付出很多血的代价。因此人们应把博罗季诺会战计入包岑会战那样的会战，是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在包岑会战中，是失败者倾向于早些离开战场；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是胜利者倾向于满足得到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最终能否取得胜利，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以获取全部胜利[11]。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从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行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行动更重要；战略在此向战术靠近，以便从它手中接过完成了的工作[12]，其权威的第一个行动[13]就是要求胜利完美。

在极少情况下，即使进行了这种初步的追击，胜利的效果也没有再加大。只有胜利具有快速冲击力，真正的扩大战果之路才会开启。我们曾经说过，扩大战果之路是由其他条件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还不准备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在此不妨谈谈追击的总的特点，以免我们在它可能出现的场合一再重复。

对继续追击，就其程度也可分为三种：单纯的尾随、真正的紧追，以及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平行行军。

单纯的尾随使敌人得以继续退却，直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向我们发起战斗，因此单纯的尾随能够使追击者的既得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且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例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一些行李和各种车辆等。但是这种单纯的尾随不能像下面两种程度的追击那样使对手进一步瓦解。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尾随敌人到其原来的营垒，以及占领敌人愿意放弃给我们的地区，而是每次都索取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部队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进攻准备的前卫部队向他发起进攻，那么这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退却，促使敌人瓦解。敌人的瓦解主要是由敌人在退却中不停地逃跑引起的。对官兵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疲惫不堪的行军后正想休息时，又听到敌人的炮声。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部队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往往不得不承认对手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经无力抵抗，而这种意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部队的精神力量。如果追击者能以此迫使对手在夜间行军，那么这种紧追不舍的效果就会升至最大。如果胜利者傍晚时将失败者从其事先选定的营垒中又给吓跑了（无论这个营垒是部队本身用的，还是其后卫部队用的），那么失败者就只好要么夜行军，要么至少连夜变换阵地，继续退却。失败者的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而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一夜。

在紧追不舍的情况下，追击者行军的部署和阵地的选择还要取决于很多其他的条件，特别是要取决于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的市镇等。因此，如果人们以几何图形来展示追击者如何通过摆布退却者迫使其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却可在夜间休息，那就是可笑的、书呆子式的做法。尽管如此，人们在部署追击时向这个方向努力，以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追击的效果，还是正确和可取的。如果说人们在实施中很少考虑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即使是追击的部队，它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时也比正常情况下的一站一站行军和安排一日作息要困难得多。早晨适时出发，以便中午进入营垒，剩下的白天时间用于筹集军需品，夜间用于休息，这比准确根据敌人的运动来确定自己的运动要轻松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追击者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能做出如何运动的决定，有时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多个小时处在敌人眼皮底下，与敌人相互炮战，不断进行零星的战斗，反复部署迂回，简单说就是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举措。这对追击的部队来说，当然是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已经很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摆脱那些看上去并非必要的负担。上述这些考察是正确的，它们可以用于整个部队，或者通常用于一支大的前卫部队。由于上述提及的原因，第二种程度的追击，即紧跟退却者的追击是相当少见的，甚至拿破仑在1812年俄国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令人瞩目的原因就是在他达到目的以前，仅是这一战局遇到的诸多困苦就已经让他的部队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相反，法国人在其他战局中由于他们的毅力，在紧追不舍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出色的。

最后，第三种程度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是向失败者退却的下一个目的地平行行军。

任何一支失败的部队当然在他后面的或近或远处有他首先渴望达到的地点，包括：一旦被追击者占领，可能威胁退却者继续退却的地方，例如隘路；退却者先于追敌抵达这些地点，对于这些地点本身非常重要，例如首都、物资库等；或者退却者抵达后能够获得新的抵抗能力的地方，例如坚固的阵地、与友军的会合点等。

如果胜利者此时沿着与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行进，那么显而易见这会让失败者不得不加速退却，使退却变成慌不择路，最后变成溃逃。失败者对此只有三个对付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扑向追敌，通过出敌不意的进攻赢得成功的可能性。不过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功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不大。要想获得成功，显然要求有一位勇敢和富于进取的统帅和一支虽战败但并未彻底大败的优秀军队。因此这种办法大概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为失败者所用。

第二个办法是加速退却。但这恰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顿，出现大量掉队人员，丢失和损坏火炮和各种车辆，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三个办法是避开敌人，以便绕过容易被追敌切断退路的地点，在距敌人较远的地方，付出较少的劳顿行军，从而减少因匆忙退却而带来的损失。这最后的办法是三个办法中最糟糕的，因为通常只能将它视为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从而导致更为窘迫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办法还是值得推荐的，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来说，人们采用这个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确信它可以更有把握地达到目的，而是出于另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与敌人交手。害怕与敌人交手的统帅是多么可怜啊！无论部队的士气受到多大的打击，无论对自己与敌人遭遇时在士气方面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怯地回避一切与敌人作战的机会只会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假如拿破仑在1813年回避哈瑙会战[14]，改由曼海姆[15]或科布伦茨附近过莱茵河，那么他就不可能把哈瑙会战后尚余的3万至4万人带过莱茵河。失败者恰恰可以通过小心准备和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以及由于是防御者而拥有的利用地形方面的优势，而能首先让部队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里，防御者的哪怕是最小的战果所产生的有利效果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做这种尝试，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疑虑；而上述第三个办法即避开敌人，初看上去似乎容易得多，以至人们往往愿意这样做。然而失败者这样避开敌人，通常恰恰最能推动胜利者达成意图，从而使自己彻底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里指的是整个部队，至于一支被切断退路的部队试图通过绕路重新与其余部队会合，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赛跑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径直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获起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并且让退却者一直觉得追兵就在后面。布吕歇尔从滑铁卢[16]到巴黎追击法军的行军，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这样的行军当然也会一并削弱追击者。如果逃敌被他另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接应，如果率领它的是一位杰出的统帅，而追击者没有充分做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就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追击。但是如果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就能像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败军会由于不得不丢下伤员和疲惫不堪者而不成比例地受到损失，部队由于时刻担心失败而士气低落，以致几乎不能设想会进行认真的抵抗；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未经战斗即成为追兵的俘虏。胜利者在这种充满幸运的时刻不能害怕分兵，这样才能把他和他的部队所能得到的一切都纳入胜利的旋涡，才能切断敌军此前外派小部队的退路，攻占敌军未做防御准备的要塞，以及占领大的城镇，等等。在新的状态[17]出现以前，胜利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状态就出现得越迟。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不乏通过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耶拿会战、雷根斯堡会战[18]、莱比锡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就够了。

* * *

[1]指面临危险与所获战果之间的关系：要取得较大的战果，就要冒较大的危险，而如果不愿冒较大的风险，则取得的战果往往也较小。——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三卷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第七篇所附《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译者注

[3]1757年12月5日，普奥两军在洛伊滕附近进行的会战于下午5时左右结束，奥军失败。弗里德里希二世亲率3个近卫步兵营追击，击败奥军后卫部队，扩大了战果。在1815年6月18日的“美好姻缘”会战（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傍晚投入最后一支预备队，但未能扭转败局。普军进攻法军右翼侧和背后，法军被迫退却。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和格奈泽瑙率领普军立即追击，使法军的退却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译者注

[4]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失败后，普鲁士于次年3月27日向法国宣战。5月2日，拿破仑率主力前往莱比锡。俄普联军趁机袭击位于大格尔申（Grossgörschen，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吕岑的一部分）附近的法军奈伊元帅。拿破仑急忙率主力返回，与联军反复争夺大、小格尔申等4个村庄。最后，联军向包岑退却。法军由于骑兵较少而未进行追击。——译者注

[5]1813年5月18日，拿破仑从德累斯顿前往包岑。20日，拿破仑命乌迪诺进攻联军左翼，奈伊进攻联军右翼，自己则率主力从正面进攻。21日，联军大败，法军因骑兵不足而未进行追击。——译者注

[6]即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1763—1844），侯爵，法国元帅，瑞典国王。因他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的养子，国王去世后，于1810年8月被瑞典国会选为瑞典王储。1813年统率瑞典、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击败拿破仑。1818年，登基为瑞典国王，即卡尔十四世（1818—1844）。——译者注

[7]1813年8月23日，乌迪诺所率法国和萨克森联军在大贝伦（Grossbeeren，今德国勃兰登堡州一小镇）附近被贝纳多特所率普鲁士、俄国、瑞典联军击败。拿破仑复命奈伊北征。9月6日，在登纳维茨（Dennewitz，今德国勃兰登堡州一小镇）也被贝纳多特击败。在两次会战后，贝纳多特都没有进行追击。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过于谨慎，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他碍于自己曾是法军将领，故不愿追击拿破仑。——译者注

[8]沃东库尔（Frédéric François Vaudoncourt，1772—1845），法国将军，军事著作家。曾长期跟随拿破仑，著有《1812年法俄战争回忆录》。——译者注

[9]尚布雷（Georges de Chambray，1783—1848），侯爵，法国炮兵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远征俄国史》。——译者注

[10]塞居尔（Philippe Paul Ségur，1780—1873），法国将军、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800—1812年，一位拿破仑随军军官的回忆录》，是研究拿破仑的重要资料。——译者注

[11]涅曼河（die Njemen），今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的一条河流，流入波罗的海，长937公里。——译者注

[12]俄法双方在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中均受到很大损失，俄军损失4.5万人（一说5.2万人，占当时俄军正规军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3万人），法军损失3.5万人（一说2.8万人，其中1792名军官；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2万人），双方均自称获胜。实际上，此次会战未能决出真正的胜负，但为俄军消耗法军和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译者注

[13]此处“完成了的工作”指进攻。——译者注

[14]此处“第一个行动”指获胜后的初步追击。——译者注

[15]1813年10月，莱比锡会战后，拿破仑在退却途中在哈瑙受到奥地利、巴伐利亚和俄国联军的阻击。30日，拿破仑率剩下的3.5万余人击败联军，保证了退路的安全。——译者注

[16]曼海姆（Mannhei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城市，位于内卡河流入莱茵河河口附近。——译者注

[17]滑铁卢（Waterloo），今比利时瓦隆-布拉班特省一小镇，北距首都布鲁塞尔16公里，位于苏瓦涅森林南端。——译者注

[18]指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迟早会出现的均势状态。——译者注

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败军的力量受到破坏，而且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如果败军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将会招致彻底大败，甚至全军覆灭。这是一条军事上的公理。退却就其本性来说，应该进行到双方力量重新平衡为止，无论是由于败军得到了增援，还是由于败军得到了坚固要塞的保护，或者是由于败军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又或是由于胜利者的兵力过于分散。力量再度平衡出现的迟早，取决于败军所受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但更多是取决于追击者的特点。一支败军的处境自会战后竟然没有任何变化，在退却不远处就得以重新部署就绪，这样的例子还少吗？究其原因，要么是因为胜利者士气不振，要么是因为胜利者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以进行强有力的追击。

为了利用追击者的这些弱点或错误，为了不在形势所迫的范围以外再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保持在尽量有利的一个水平，败军就非常有必要缓慢地且战且退，而且只要追击者超出限度地利用其优势，退却者就应立即进行勇敢和大胆的反击。杰出的统帅和久经战争历练的军队在退却时，总是像一只受伤的狮子一样退去。这无疑也是有关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我们确实看到，当人们要摆脱一个危险处境时，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而是喜欢玩弄一些无济于事的形式，导致无谓地浪费时间，从而变得危险。有经验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这一原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们不应将会战失败后的总的退却与一般的摆脱危险相混淆。谁要是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可以摆脱敌人，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站稳脚跟，谁就是大错特错了。在进行总退却时，一开始必须尽量缓慢地退却，一般要以未受敌人摆布为原则。为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与紧追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如果退却者不遵守这一原则，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退。在溃退的情况下，仅是掉队士兵的数量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此外，退却者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气也会因此而丧失得一干二净。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部队，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整个军团的支援，仔细认真地利用地形，每当敌前卫部队冒进和地形对我有利时，就进行强有力的伏击——简而言之，退却者准备和计划进行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一方在会战时面临的有利条件有多有少，坚持的时间有长有短，因此这一方在会战失败后退却时面临的困难自然也有大有小。从耶拿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对手后在退却时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不时出现分兵退却的论调[1]，主张分成小股部队退却，甚至做离心状的退却。我们这里要考察的不是那种只是为了便于行动而进行的分兵，在这种情况下，分开的部队依然有可能共同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分兵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本性的，因此是大错特错的。任何一场失败的会战都是一种削弱和瓦解的因素，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退却者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以分开的小股部队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想法。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到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退却者不能肯定对手有这种弱点，那么他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如果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退却者向左右派出部队，以保护自己的两侧，那也只能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对这种分兵必须总是视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且退却者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会战和放弃围攻布拉格[2]以后，分三路退却，但他不是主动选择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当时的部队位置和保护萨克森的任务让他只能这样做。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3]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他自己则渡过塞纳河[4]转向特鲁瓦[5]。这次行动之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没有追击他，且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吕歇尔）转向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岑贝格）则由于担心兵力不足，只是十分缓慢地推进。

* * *

[1]1809年4月，拿破仑率法军进攻南德意志。具体是达武进攻雷根斯堡，马塞纳进攻奥格斯堡，拿破仑率主力居中策应。卡尔大公企图各个击破法军，命令希勒率一部向兰茨胡特迎击马塞纳，自率主力向雷根斯堡挺进。21日，希勒所率奥军于兰茨胡特被法军击败。22日，拿破仑率主力从兰茨胡特向卡尔大公的背后雷根斯堡迂回，与达武夹击奥军。卡尔大公大败，渡过多瑙河，退向维也纳。——译者注

[2]劳埃德和亚当·冯·比洛。——作者注

[3]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国首都，位于伏尔塔瓦河河畔。——译者注

[4]1814年1月29日，拿破仑在布里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国奥布省一城市，位于奥布河河畔）击败布吕歇尔率领的俄普联军，但2月1日在附近的拉罗蒂埃会战中负于联军。有的学者认为这两次会战为同一事件，将其统称为布里昂会战。联军在会战胜利后并未追击，反而分兵。很多评论家认为，如果联军当时集中兵力挺进巴黎，那么拿破仑就无法挽回败局。——译者注

[5]塞纳河（die Seine），法国北部一条河流，流经里昂、巴黎等城市，流入英吉利海峡，长777公里。——译者注

第十四章

夜战

夜战是怎样进行的，其过程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是战术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夜战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考察。

其实，任何夜间进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袭击。初看上去，夜间进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受到的进攻是其意料之外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肯定早就做好了准备。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啊！人们把夜战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而另一方面进攻者只要忙着收获果实就行了。因此那些无须指挥任何部队、无须负任何责任的人常常会有夜袭的想法，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种种想象都是以下述情形为前提的：进攻者了解防御者的举措，因为那些举措是防御者事先采取的和明显的，无法躲过进攻者的火力侦察和分析；相反，进攻者的举措是在进攻之前才采取的，防御者想必是无从了解的。但是实际上防御者对进攻者的举措并非完全无法知道；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举措更不是完全能够了解的。如果我们与对手的距离不是近到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像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就在奥地利人眼皮底下），那么我们只能从火力侦察和巡逻得到的情况，以及从俘虏和探子的陈述中了解敌人的部署情况。这样了解到的情况总是很不全面的，从来不是准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或多或少总是过时的，敌人的位置可能自情报上报后又有了变化。再有就是，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宿营方法时，要了解对手的位置比现在容易得多。宿营帐篷组成的一条线比茅草屋营垒或露营容易识别得多，部队在展开的、有规律的前线上宿营也比目前经常出现的多路部署的各个师更容易识别。现在我们眼前有可能就是敌人某个分成多路宿营的师，但我们却无法了解到它的任何部署情况。

而防御者的部署情况还远不是进攻者要了解的全部，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同样重要，因为防御者的举措肯定不只是向四外射击。与以往战争相比，防御者的举措让近代战争中的夜袭更加困难，因为在近代战争中，这些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举措比在战斗前采取的举措要多得多。在我们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部署大多是临时采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我们的战争中，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打击进攻者。

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以外，进攻者在夜袭时很少或者根本无法了解有关防御者的更多情况。

相反，防御者一方甚至还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构成自己阵地的地带比进攻者更熟悉，就好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比起进攻者，防御者更清楚自己部队各部分的位置，可以更容易地抵达那里。

由此可见，在夜战中，进攻者和防御者一样需要好的眼力，因此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让人决定发起夜间进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大多与部队的从属部分有关，很少与部队本身有关，因此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出现夜袭，在大的会战中很少有夜袭。

如果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大的优势兵力进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把它包围起来，或者予以全歼，或者在对其不利的战斗中让它蒙受重大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出敌不意地行动，否则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从属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个不利的战斗，而是会回避这种战斗。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这一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漏洞百出的部署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间。即使战斗本身将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通过优势兵力和迂回，出敌不意地让敌人卷入一场不利的战斗，以致他不受到大的损失就无法脱身。

受到进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种夜袭的难度就越大，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在内部拥有更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利用纵深抵抗较长时间。

由于上述原因，进攻者通常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部队作为夜间进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敌人整个部队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应对来自多方面的进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种普通的进攻形式都是一开始就有戒备的。多面进攻能否取得战果，通常并不取决于是否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是想指出：利用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来很大的危险；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成功迂回，就必须具有如同进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所必需的优势兵力。

但是包围和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里，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投入的部队无论对敌人这支小部队有多大的优势，毕竟很可能只是自己整个部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着巨大危险的赌博中，比起用整个部队，人们还是可以用这一部分兵力做赌注的。此外，我们部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接应前去冒险的这支部队，从而可以减少这次行动面临的危险。

但是夜袭之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实施，不仅是因为它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它在实施上面临很多困难。由于出敌不意是夜袭的本意所在，那么隐蔽行动就是实施夜袭时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更容易隐蔽行动，而对整个部队的几路部队来说就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出于这一原因，这样的夜袭行动在多数情况下也只是针对敌军的单个前哨。至于针对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们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们进行夜袭。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整个部队本身受到夜袭的情况更少见。

近代战争进行得比以前迅速和有力得多，双方部队的营地经常相距很近，而且没有强大的前哨配系，因为双方总是处于决战前不久的危机状态中。不过在这样的年代，双方的战斗准备都更充分。相反，以往战争中的一个习惯做法是：双方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打算，也还是面对面地进入各自的营垒，于是相持时间很长。弗里德里希大帝就经常和奥地利人在近到可以相互炮击的距离上相持数周。

这种更便于夜袭的设营方法在近代战争中已经不用了。现在军队已经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宿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我们仍想特别关注一下对敌军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很少能够出现足以促成夜袭的动机了。这些动机包括：

1. 敌人特别粗心或者鲁莽，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即使有这种情况，通常会得到敌人士气方面很大优势的弥补。

2. 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中的精神力量极占优势，以至仅此优势就足以代替指挥。

3. 要突破敌人优势兵力包围，因为此时一切都取决于出敌不意，而且这个单纯的突出重围的意图可以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 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绝望的境地，以至我方只有采取极为冒险的行动才有可能成功。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总还是要具备一个条件，即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部队保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在开始时就要考虑到它是随日出而结束的，接近敌人和发起进攻都必须在暗夜的掩护下进行，因为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给对手造成的混乱。相反，如果只利用暗夜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