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第六篇 防御

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一、防御的概念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抗一次进攻。防御的特征是什么？是等待这一进攻。这一特征常常使军事行动成为一次防御行动，在战争中仅根据这一特征就能将防御与进攻区别开来。然而由于绝对的防御与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在绝对防御时将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因此在战争中的防御也只能是相对的，防御的这个特征只能用于防御的总概念，而不应扩大到防御的所有部分。在一次局部战斗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冲锋，那么它就是防御战斗；在一次会战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进攻，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进入我们的火力打击范围，那么它就是防御会战；在一次战局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战区，那么它就是防御战局。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等待和抵御的特征均符合防御的总概念，并未因此而与战争的概念相矛盾，因为等待敌人迎着我们的刺刀冲锋，等待敌人向我们的阵地和战区进攻，我们从中是可以得到好处的。但是我方要真正进行战争，就必须还击，于是在防御战争中的这种进攻行动某种程度上是在防御这一大的主题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运用的攻势是在阵地或战区的概念内进行的。因此人们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在防御会战中可以用某些师发起进攻。最后，在一个简单的针对敌人冲锋的部署中，甚至也可以在进攻中用子弹迎击敌人。因此，作战的防御形式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多个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二、防御的好处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维护现状。维护现状比夺取更容易，因此人们从中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假设使用同样的手段，防御比进攻更容易。为什么维护或保持现状更容易呢？因为进攻者所有未利用的时间，防御者都可以利用。防御者可以坐享其成。凡是进攻者由于估计错误、畏惧或懈怠而没有利用的时机，都会给防御者带来好处。在七年战争中，防御的这个好处不止一次使普鲁士这个国家免遭覆灭。这个在防御的概念和目的中得以体现的防御的好处是符合一切防御的本性的。这一好处在现实生活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在与战争非常近似的法律事务交往中，也已经为“先占者得利”[1]这一拉丁谚语固定下来了。另一个纯粹由战争本性带来的好处是当地地形之利，它是防御者可以优先享用的一个好处。

明确了这些一般概念后，现在我们想转而更多地谈谈防御本身。

在战术范围，凡是我们把主动权留给敌人，等待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出现的战斗，无论规模大小，都是防御战斗。从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的这一刻起，我们就可以运用一切进攻的手段，而且不会失去防御的上述两个好处，即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在战略范围，战局先是取代了战斗，战区取代了阵地；之后则是整个战争取代了战局，整个国家取代了战区。在战略范围这两种情况下的防御和战术上的防御是一样的[2]。

防御比进攻容易，这一点我们已经泛泛地谈过了。但是由于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维护现状，进攻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而占领可以增加进攻者的作战手段，维护现状不能增加防御者的作战手段，因此为了表达确切，人们应该说：作战的防御形式本身比进攻形式更有力。这就是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事物的本性，而且得到了经验的千百次证明，但流行的说法却完全与这个结论相反。这证明肤浅的著作家们能够给概念造成很大的混乱。

既然防御是一种更有力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因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人们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大到足以追求积极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防御。由于人们借助于防御成为胜利者，通常可以导致出现对自己更有利的兵力对比，因此以防御开始和以攻势结束也就成了战争的自然进程。如果人们不仅认为防御总体上具有被动性，而且认为防御的各个部分均具有被动性，那么这与战争的概念是相矛盾的。同样，如果人们认为防御是最终目的，则也是与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将其取得的胜利仅用于抵御，根本不想反攻，那么这场战争就是荒谬的，就如同人们在会战中让最绝对的防御（被动性）在一切举措中占主导地位一样，这种会战也是荒谬的。

有人也许会举出很多战例，想证明上述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些战例中，防御的目的一直到最后仍是防御性的，并未考虑反攻。他们之所以有可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忘了，我们在这里谈的仅仅是一个总的看法，而且在他们用于反驳这一看法的那些战例中，反攻的可能性尚未出现。

例如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至少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三年没有想要发起一次攻势。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这场战争中只是将攻势视为一种较好的防御手段。他的整个处境迫使他这样做。一位统帅只准备做最符合他当时处境的事，这是十分自然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把有可能对奥地利进行反攻的想法视为他整个行动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认为反攻的时机只是直到那时尚未出现，那么我们就无法从总体上考察这一防御战例。双方最终缔结和约，表明上述这一总的看法在这一战例中也是具有现实性的。正是国王的防御使奥地利人认识到，仅以他们的力量无法与这位国王的才干相抗衡，认识到他们无论如何还要付出比到那时更大的努力，而且只要他们有丝毫放松，就有可能再丧失领土，也就是说正是国王的防御才促使奥地利人缔结和约的。而且实际上，如果弗里德里希大帝当时不是部分兵力被俄国、瑞典和帝国军队牵制住，他一定会尝试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3]再次战胜奥地利人。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

在我们明确了在战争中应如何理解防御这一概念，以及给出了防御的界限以后，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防御是更有力的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对进攻和防御做进一步考察和比较后，这一论点已经十分清晰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与之相反的论点是如何自相矛盾，并且与经验相矛盾的。假如说进攻是更有力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理由去采取防御这种作战形式了，因为防御终究只有消极的目的；假如说进攻是更有力的作战形式，那么每个人想必都要进攻，防御就不存在了。反过来，追求较高的目的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这是十分自然的。谁认为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采取进攻这种比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设定了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享用防御这种较强作战形式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看看过去的情况，就会发现，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人们在有两个战区的情况下，以一个兵力较少的军团在一个战区进攻，而以一个兵力较多的军团在另一个战区防御。如果说自古以来的情形到处都与此相反，那么这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是那些非常喜欢进攻的统帅，也认为防御更有力。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还要阐明几点问题。

* * *

[1]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一次著名会战。1745年6月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进至施韦德尼茨以北，统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的洛林亲王误认为普军向奥得河畔的布雷斯劳运动，因此走出山区，进入霍恩弗里德贝格（Hohenfriedeberg，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多布罗米尔茨［Dobromierz］）东北部平原，企图监视普军的动向。3日午夜，普军突然接近联军，并于4日凌晨2时发起进攻，首先击溃联军左翼的萨克森军，然后以优势的骑兵击败奥军主力。联军遂向霍恩弗里德贝格以南退去。——译者注

[2]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典故。为避免子女们争夺遗产，阿拉伯王埃伊吉普图斯（Aigyptos）向孪生兄弟、利比亚王达那阿斯（Danaos）建议，由自己的50个儿子娶他的50个女儿（均名达那伊得斯）。后者认为其中有诈，于是命女儿们在新婚之夜将其新郎刺死。除大女儿助新郎逃走外，其他49个女儿都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因此被罚在地狱中不停地往无底桶里注水。后比喻无意义的付出。——译者注

[3]“先占者得利”，原文为拉丁语“beati sunt possidentes”，系古罗马律法中的一条原则，规定当两人就一件物品的所有权产生争议时，目前占有者不必证明自己占有该物品的合法性，而另一方主张其权利时，则需证明对方占有该物品的非法性。作者借此比喻防御者占据阵地，相对于进攻者拥有地形熟悉、以逸待劳等有利条件。——译者注

第二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上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一下在战斗中导致胜利的因素。

我们在这里不谈部队的优势、勇敢、训练有素或其他特点，因为一般决定它们的东西不包括在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军事艺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它们在进攻和防御时将起到相同的作用。即便是对总的数量上的优势，在这里也不能加以考虑，因为部队的数量同样是一个既定的东西，而不是统帅可以任意决定的。上述这些东西对进攻和防御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进攻。出敌不意是通过在某一点部署远出乎敌人意料的兵力来达到效果。这种局部的数量优势与总的数量优势十分不同，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有效手段。至于地利如何有助于取得胜利，对此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只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地利不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遇到的障碍（例如陡峭的谷地、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丛等等），而且也指那些给防御者机会，让防御者能隐蔽部署的地形。甚至一个极为普通的地形，我们也可以说，谁熟悉它，谁就能从中得利。多面进攻包括所有战术上的大小迂回，它之所以起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受到火力夹击，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害怕退路被切断。

那么在考虑到上述因素的情况下，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想起上面所说的导致胜利的三个因素，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进攻者只能利用第一和第三这两个因素的一小部分，而防御者则可以利用这两个因素的大部分，以及第二个因素的全部。

进攻者只有以全部部队对敌全部部队进行真正袭击的好处，而防御者在战斗中有能力通过强度和样式不一的进攻不断地对进攻者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

进攻者比防御者更容易包围对方的全部部队，并切断其退路，因为防御者已经停下，而进攻者相对于防御者的停止状态仍在运动。进攻者的这种迂回依旧只是针对防御者的整个部队而言。在战斗中以及对部队的各个部分来说，则是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容易进行多面进攻，因为如前所述，防御者比进攻者更有能力通过其进攻的样式和强度对敌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

防御者优先享受到地利，这本身是很清楚的。至于防御者能够通过进攻的强度和样式在出敌不意方面占有优势，是因为进攻者不得不沿着大小道路行进，容易被观察到，而防御者可以隐蔽部署，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进攻者几乎发现不了防御者。自从普遍采用了正确的防御方式以来，对防御者的侦察已经完全过时了，也就是说对防御者已经不大可能进行这样的侦察了。虽然进攻者不时还进行这种侦察，但是能带回去的收获很少。防御者为部署部队可以选择地形，在战前即充分熟悉它，这给防御者带来的好处很大；防御者隐蔽在这种地形中，必然比进攻者更能对对手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但人们现在仍不能摆脱陈旧的观念，似乎接受一次会战就等于已经输了一半。这种旧观念来自20年前流行的防御方式（部分在七年战争中仍流行）。当时人们期望从地形方面获得的好处无非是占有一个难以接近的正面（例如陡峭的山坡等）。当时部队的部署没有纵深，而且翼侧运动不便，从而出现很大一个弱点，以至部队总是从一座山延伸部署到另一座山，导致情况越来越糟。这时如果部队在翼侧找到某种依托，那么一切就都取决于这支像一块绷在刺绣框架上的部队，任何一点都不能被敌人突破。部队所占地形的任何一点都有直接的价值，因此必须对这一地形进行直接防御。这样一来，在会战中就既谈不上运动，也谈不上出敌不意了。这样一种防御与可称之为良好的防御（在近代也确实成为现实）是完全相反的。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轻视防御，往往是因为一个时代有了变化，某种防御方式过时了。我们上面所谈的防御方式也是这种情况，过去有一个时期这种防御方式确实优于进攻。

如果我们看一下近代军事艺术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知道，起初（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部队的展开和部署是会战中最主要的事情之一，是会战计划中最占篇幅的内容。这种情况通常对防御者十分有利，因为他已经完成部署和展开。随着部队机动能力的增强，防御者的这个有利条件不复存在，进攻者在一段时间取得了优势。对此，防御者设法在河流、深谷后面以及山上寻求保护，再次取得明确的优势，直到进攻者变得十分机动和灵活，敢于进入地形复杂的地区并分多路进攻，即能够迂回对手时，防御者才又失去优势。由于进攻者敢于这样行动，防御者就把正面部署得越来越宽，这必然使进攻者想到把兵力集中在数个点上，以突破对方纵深不大的阵地。于是进攻者第三次取得优势，防御者不得不再次改变防御方法。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防御者已经在这样做了：防御者将其兵力集结成数支大部队，通常不预先展开，而是尽量隐蔽部署，也就是只做好行动的准备，等进攻者的举措进一步暴露后再采取行动。

这种防御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在部分地区进行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的优点极为明显，因此在一次战局中，人们成百次地运用它。但是这种被动防御目前一般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进攻者再发明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但是现在一切都趋向简单，一切都以事物的内在必然性为依据，恐怕难以期待出现什么新的方法），防御者也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法，然而地形肯定总是有利于防御的。由于地形和地貌的特点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因此一般能确保防御者拥有其天然的优势。

第三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上的关系

我们首先还是要问：

在战略上能带来成果的因素有哪些？

如前所述，在战略上没有胜利[1]。战略上的成果，一方面是指为战术胜利做好了准备（这一成果越大，战斗中的胜利就越有把握），另一方面是指运用已经取得的战术胜利。战略越是有能力在一场胜利会战后通过各种综合运用使胜利产生大量效果，越是能够从被会战动摇了基础的敌军那里夺取大量战利品，越是能够大手笔地弄到很多那些在会战中本来不得不费尽力量逐个取得的成果，那么战略的成果就越大[2]。那些尤其能够导致或便于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条件，也就是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下述几个：

1. 地利；

2. 出敌不意（要么通过进行真正的袭击，要么通过在某些地点出敌意料地部署较多力量）；

3. 多面进攻。

（上述三个因素与战术范围的三个因素是相同的。）

4. 战区由于拥有要塞和一切有关设施所具有的支援作用；

5. 民众的支持；

6. 对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利用[3]。

那么在考虑到上述因素的情况下，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占有袭击之利，这在战略范围和在战术范围都是一样的。但对于袭击，我们要指出的是，它在战略上是一个远比在战术上有效和重要的手段。在战术范围，人们很少能将一次袭击扩展为大的胜利，相反在战略范围，一次袭击一举结束整个战争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我们还要指出，使用这个手段是以对手犯了严重、确切和罕见的错误为前提的，因此这一手段并不能给进攻的天平一端加上很重的砝码。

通过在某些地点部署优势兵力，造成出敌不意，这又与战术上的情况非常相似。假如防御者将其兵力分开部署在其战区的多个接近点上，那么进攻者显然就有以全部兵力打击防御者某一部分的有利条件。

不过，新的防御艺术在这里也采取了另一种行动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防御原则。如果防御者不用担心对手沿着未设防的大路扑向一处大的物资库（或补给站），或扑向未做好防御准备的要塞或首都；如果防御者不用担心失去退路，因此不必沿着进攻者选定的道路去迎击对手，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分兵，因为如果进攻者在一条道路上发现防御者后转而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防御者仍可在数天后以全部兵力沿着进攻者选择的道路去搜寻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甚至可以确信，他会荣幸地受到进攻者的拜访。而如果进攻者认为有必要分兵前进（因为给养的关系，分兵往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防御者显然就处于有利地位，因为防御者能够以自己的全部兵力打击对手的一部分兵力。

在战略范围，翼侧进攻和背后进攻涉及战区的背后和侧面，其本性有很大程度的改变。

1. 火力夹击不存在了，因为人们不可能从战区的一端射击到另一端。

2. 一方受到迂回时，其对于失去退路的恐惧要小很多，因为空间在战略范围不像在战术范围那样会被人封锁。

3. 在战略范围，由于空间较大，内线（较短的路线）的效果增大，这对抵抗多面进攻极为有利。

4. 交通线脆弱是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说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影响就很大。

在战略范围内，由于空间较大，通常只有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进攻者）才能进行包围（多面进攻）；防御者无法像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因为他既无相应的纵深，也无法隐蔽部署他的部队。这些当然都是由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如果包围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尽管包围是容易的，但对进攻者又有什么帮助呢？因此，假如不是考虑到围攻对交通线的影响，人们在战略范围就根本不会把围攻作为一个致胜的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在最初的时刻，即在进攻者和防御者相遇但还在各自阵地对峙时，很少能起到大的作用。只是在一个战局的进程中，当进攻者在敌国逐渐成为防御者时，这一因素的作用才会变大。这时，这个新的防御者的交通线变得脆弱了，原来的防御者作为进攻者能够利用这个弱点了。但是新进攻者所具有的这种优越性总的来说不能算到进攻上，因为它实际上是从防御的较高关系中产生的[4]，谁还看不出这一点呢！

第四个因素，即战区的支援作用自然是在防御者一边。当进攻的部队开启了战局，他们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战区，并因此而受到削弱，也就是说，他们把要塞和各类仓库留在后方了。他们需要通过的行动区域越大，他们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多（因为行军和派出占领军），而防御者的部队则保持着与各方面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享用着自己的要塞提供的支援，不会受到任何削弱，而且距其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地更近。

民众的支持作为第五个因素，并不是在每次防御中都能得到的，因为一个防御战局也有可能在敌国进行，但是这一因素终究只是从防御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适用的。此外，这里所说的民众支持主要是（但并不只是）指国民军和民众武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指部队遇到的阻力较小，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地都比较近，补充和补给比较丰富等。

1812年战局使我们像透过放大镜一样清晰地看到第三个和第四个因素中提到的那些手段的效果：法军渡过涅曼河时有50万人，打博罗季诺会战时只有约13万人，抵达莫斯科时就更少了。

人们可以说，拿破仑这次庞大的试图征服俄国的行动失利所带来的后果是如此之大，以至俄国人即使没有继而进行反攻，也可以长时期确保不再会受到入侵。当然，除瑞典以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与俄国的情况相似，但是起作用的因素是相同的，只是起作用的程度不同。

对第四个和第五个因素还需做一点说明：有利于防御的这两个因素是就最初的防御，即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而言的，当部队在敌国进行防御，而且与进攻行动交织在一起时，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时，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大体像上述第三个因素一样，从中又会产生对进攻的一个新的不利因素，因为正如防御不仅仅由抵御要素构成一样，进攻也不是完全由积极要素构成的，甚至每个不能直接导致媾和的进攻最终都不得不以防御结束。

既然在进攻中出现的一切防御因素都由于进攻的本性（防御因素是进攻的一部分）而受到削弱，那就不得不将此视为进攻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不利之处。

这并不是闲来无事的吹毛求疵，相反，一切进攻的主要弱点正是在这里，因此人们在制订每个战略进攻计划时，都必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即特别注意进攻过后的防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战局计划》[5]一篇中详细阐述。

巨大的精神力量不时像真正的酵素一样渗入战争的要素，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统帅能够运用它们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可以想象，防御者和进攻者都有可能拥有这些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在进攻时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例如造成对手混乱和恐惧，但由于它们通常只在决定性打击以后才能呈现出来，因此对决定性打击本身很少能起到决定其方向的作用。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充分论证了防御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一种作战形式这一论点，但是还剩下一个迄未谈到的小的因素需要提一下，这就是勇气，即部队中源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产生的占有优势的感觉。这种感觉本身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很快就会被淹没在部队由于胜利或失败、由于指挥官有才或无能而产生的更普遍和更强烈的感觉中。

* * *

[1]指如果防御者在战略上运用进攻手段，其仍不会失去防御的两个好处。——译者注

[2]摩拉维亚（Mähren），历史地域名，位于今捷克共和国东部，约占捷克面积的三分之一。——译者注

[3]根据作者的观点，“胜利”指战斗（会战）的结果，而战斗是战术范围的问题，因此作者认为在战略范围没有“胜利”这一概念。——译者注

[4]参阅本书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二章。——译者注

[5]从亚当·冯·比洛先生那里学到有关战略知识的人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多不少地恰好全部略去了（亚当·冯·比洛的）战略。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亚当·冯·比洛先生谈的净是次要的事情。一个商店学徒在浏览了全部算术书的目录之后，如果既没有看到比例运算法，也没有看到多倍比例运算法，那么他同样会感到诧异。而亚当·冯·比洛先生的见解连这样实用的规则都不如，因此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比喻，是出于其他原因。——作者注

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这两个概念，这两种在进攻和防御时使用部队的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至不知不觉地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分别是进攻和防御的固有形式。但是人们只要稍加思索就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想尽早考察它们，一劳永逸地得出明确的概念，以便今后在进一步考察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时可以完全撇开它们，以免不停地受到它们所造成的有利或有弊的假象的干扰。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视为纯粹抽象的东西，像提炼酒精似的把概念总结出来。至于这一概念在实际中的作用，则留待以后再做研究。

无论是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人们都可以想象防御者是处于等待状态的，也就是说是处于停止状态的；而进攻者则是运动着的，而且是针对防御者的停止状态进行运动的。人们从中必然会得出结论：只要进攻者在运动，而防御者处于停止状态，那就只有进攻者可以随意进行包围和合围。进攻者这种根据利弊决定是否向心进攻的自由，想必是进攻的普遍优点。不过进攻者只是在战术范围才有这种自由，在战略范围并不总是有这种自由。在战术范围，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几乎从不会有绝对的安全，而在战略范围，当防线从一个海岸径直延伸到另一海岸，或由一个中立区延伸到另一中立区时，两翼的依托点则常常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进攻不可能向心进行，进攻者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而当进攻者不得不向心推进时，这种选择受限的情况就更让他难受。如果俄国和法国进攻德意志，那么他们就只能以合围形式进攻，而不能集中兵力进攻。如果我们可以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心形式对发挥兵力作用来说是较弱的形式，那么进攻者因在选择方面有较大自由而获得的好处，很有可能被他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被迫采用这种较弱的形式完全抵消掉。

现在我们想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形式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的作用。

部队从圆周向圆心做向心运动时，兵力在前进中越来越集中，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兵力越来越集中，固然是事实，但所谓的优点并不存在，因为双方的兵力都在集中，因此双方是保持均势的。在分兵进行离心行动时，也是这样。

但另一个（而且是真正的）优点是：做向心运动的各路部队是在向一个共同的点采取行动，而在做离心运动时不是这样。那么向心运动能产生哪些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别从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不想做过多的分析，仅提出下列几点作为向心运动的有利的作用：

1. 当所有部队都向某一点推进并接近它时，对这一点的火力效果就可以增加一倍，或至少有所增加。

2. 可以对敌人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面进攻。

3. 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切断退路在战略范围也是可能的，不过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空间大，不容易封锁。至于对敌人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面进攻，一般来说，敌人的这一部分越小，越是接近部队建制的最低限度（单个士兵），这种进攻就越有效，就越具有决定性。一支大部队可能有理由经得住同时来自多面的打击，而一个师要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比较困难了，一个步兵营只有集结在一起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单人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战略是占用大量人员、空间和时间的领域，战术则相反。由此可见，多面进攻在战略上不可能取得它在战术上的结果。

火力效果根本不是战略范围内的问题，但取而代之的有另外的问题，就是基地受到威胁。当敌人在自己背后或远或近的地方取得胜利时，任何军队都会或多或少感到自己的基地受到威胁。

因此可以肯定，部队在采取向心行动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甲产生作用的同时对乙产生作用，而且并未因此而削弱对甲的作用；对乙产生作用时，又同时对甲产生作用。因此部队向心行动的总的作用，不是对甲的作用加上对乙的作用，而是还会更大一些。这一优点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存在的。

那么部队在采取离心行动时，相应地有什么优点呢？显然是部队相距较近和在内线运动这两点。至于这两点以什么方式成了力量的倍增器，以至对手没有大的兵力优势就不敢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向它发起进攻，对此已经没有必要再展开加以论证了。

尽管防御者的运动开始得比进攻者晚，但他总是可以及时地摆脱停滞的被动状态的束缚。只要防御者开始运动，那么更为集中和处于内线这两个优点比起进攻者的向心形式，对于取得胜利就更具决定性，而且通常也能起更大的作用。而要取得成果，势必先要取得胜利。在考虑切断敌人退路以前，必须先战胜敌人。简而言之，向心形式与离心形式的关系大体上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相类似。向心形式能导致辉煌的成果，离心形式则更有把握取得成果；前者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更积极的目的；后者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形式由此得到了某种平衡。如果我们现在再说明一点，即防御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向心使用兵力（因为防御不总是纯粹的防御），那么人们至少不再有理由认为单是向心的运动方式就足以使进攻相对防御拥有普遍的优势。同时这也可以使人们摆脱这一看法每每对判断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以上所说的包括战术和战略方面。现在我们还要强调指出一个只涉及战略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内线的好处是随着与之有关空间的扩大而增大的。在数千步或者半普里的距离上，人们赢得的时间自然不会与数日行程甚至20～30普里的距离上赢得的时间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空间较小，属于战术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下，空间较大，属于战略范围。即使人们要在战略范围内达到目的，当然比在战术范围内需要更多的时间，战胜一个军团不可能像战胜一个步兵营那样快，但是在战略范围内这些时间也只能增至某一点，即只能增至一次会战持续的时间，必要时可增至既可避免会战，又不至于带来重大后果的那么几天。此外，人们在这里或那里赢得的先机在战略范围与在战术范围相比，也有更大的差别。在战术范围，在会战中，距离比较小，一方的运动几乎在另一方的视野内进行，处于外线的一方大多可以迅速发觉其对手的运动。在战略范围，距离比较大，一方的运动一天都瞒不过另一方的情况极少，如果只是一部分部队在运动，而且是派遣到较远的地方，那么数周不被敌人发现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一方处于最适合利用隐蔽之利的位置，那么隐蔽之利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好处，是很容易被看清的。

关于兵力的向心方向运动和离心方向行动，以及它们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我们就考察到这里，以后在谈到进攻和防御时，我们还要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章

战略防御的特点

前面已经谈了防御究竟是什么。防御无非是战争的一种更有力的形式，人们欲借助这种形式赢得胜利，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也就是转向战争的积极目的。

即使战争的意图只是维持现状，单纯的击退进攻也是与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无疑不是忍受。当防御者取得很大的优势时，防御就已经完成了它应做的事情。如果防御者不甘某种程度上的消沉，就应该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反攻。聪明的做法是趁热打铁，利用取得的优势，防备敌人再次进攻。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反攻，当然取决于很多其他条件，我们将在以后加以阐述。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必须把转入反攻设想为防御的一个趋势，即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只要是在军事上对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未以某种方式利用，而是听任它像花朵一样凋谢，那就是犯下了一个大错。

迅速而有力地转入进攻（这是闪亮的复仇之剑），是防御的最亮的闪光点。谁要是在防御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谁要是没有一开始就把它纳入防御的概念，谁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会只想到人们通过进攻摧毁敌人的那些手段，以及通过进攻为自己赢得的那些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并不取决于打结的方式，而是取决于解结的方式[1]。此外，如果人们认为进攻总是出敌不意的，因此想象防御无非是迫不得已和混乱的，那就是完全混淆了概念。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自然比善意的防御者下得早，如果征服者懂得很好地保守其举措的秘密，那么他大概就经常可以或多或少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这对战争本身来说是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因为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战争与其说是随着征服者出现的，不如说是随着防御者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自称爱好和平的（正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想在一片宁静之中进入我们的国家。而为了不让征服者这样得逞，我们就不得不要进行战争，也就是说要准备战争。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者，应该总是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受到袭击。这正是军事艺术所要求做到的。

至于谁先出现在战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取决于抱有进攻意图还是抱有防御意图，而是取决于另外的完全不同的因素。因此进攻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而往往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谁先做好准备，而且突然进攻带来的好处足够大，谁就可以出于这个原因而以进攻方式推进；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能通过利用防御的优点来多少弥补一下因自己准备较迟而带来的不利。

对于进攻者能够利用较早做好准备这一点，一般说来应该将其看作进攻的一个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得到肯定），但这个一般的优点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必然出现。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一位不是心中无数和提心吊胆地等待敌人，而是主动进取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有不怕对手而是让对手害怕的坚强的民众。有了这些条件，面对进攻，防御大概就不会再像某些人模糊想象的那样只是扮演糟糕的角色，而进攻也不会再像某些人模糊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这些人在谈到进攻时，就只想到勇敢、意志力和运动，而在谈到防御时则只想到软弱无力和丧失行动能力。

* * *

[1]意思是说，这种优越性是在防御转为进攻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不是单纯的进攻造成的。——译者注

第六章

防御手段的范畴

在防御中，除了部队的绝对兵力和质量以外，决定战术和战略结果的还有地利、出敌不意、多面进攻、战区的支援作用、民众的支持、对巨大精神力量的利用等因素。防御者在运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自然地比进攻者更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里已经谈过了。我们认为，在这里再谈一下防御者尤其喜欢使用的那些手段是有益的，这些手段可以被看作支撑防御这座大厦的不同支柱。

1. 后备军。在近代，后备军也被用于在国外进攻敌国，而且不容否认，从一些国家（例如普鲁士）后备军的组织样式来看，几乎应将其视为常备军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用于防御。但是也不能忽略，人们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非常广泛地使用后备军，是从防御战争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数地方是像在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想必更适合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此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考虑，即全体民众在战时以他们的体力、财力和精神不同寻常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共同作战。人们在组织后备军时越是远离这种考虑，他们组建起来的队伍就越成为一支换了名称的常备军，就越具有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越缺乏真正后备军的优点。真正后备军的优点就是其力量涵盖范围比常备军广泛得多，受到的约束少得多，更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力量大增。后备军的本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人们应通过组织后备军，为全体民众留出共同参战的余地，否则期待后备军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就只能是幻想。

显而易见，后备军的这种本质与防御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后备军更适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后备军挫败进攻的那种效果主要体现在防御中。

2. 要塞。进攻者能发挥助攻作用的要塞仅限于边境附近，而且帮助不大；防御者的要塞所能发挥的辅助作用则深入国土，能使很多要塞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的强度大得多。一个能促使敌军进行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顶得住的要塞，比起一个凭借其工事只是使敌人打消占领这一地点的想法，即并未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军的要塞，在战争的天平上自然占更重的分量。

3. 民众。尽管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比一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更大，但是即使在根本谈不上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全国民众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更容易，前提是民众服从本国政府。而敌人要让被占地区民众尽的任何义务，无论大小，都只有公然使用暴力强迫才能得逞，而使用暴力就必须动用军队，这将占用敌人大量兵力和增加很多劳顿。防御者却可以得到这一切，即使民众没有像在热情奉献的情况下那样真正出于自愿，但通过公民长期养成的服从性（这种服从性已成为民众的第二天性），以及通过一些不是来自军队的、与军队相距甚远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防御者可以得到这一切。而且民众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想提出其中一项对作战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指的不是个别重大的、需要通过侦察获取的情报，而是指一支大部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无数让人心里没底的和细小的情况。与民众的关系使防御者在这方面普遍占有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和哨兵、每位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应向当地民众了解关于敌、友和对手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些普遍存在的、从不会缺少的情况之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民众开始参与斗争，并且发展到这些特殊情况的最高阶段，像在西班牙那样主要通过人民战争进行斗争[1]，那么人们就会懂得，在此已经不单纯是民众的支持增加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提出：

4. 民众武装或国民军是一个独特的防御手段。

5. 最后，我们还可以把盟友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我们在这里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盟友，而是指那些实质参与维持一个国家生存的盟友。我们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各国之间的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顶多是对力量和利益进行系统调节后形成某种均势），因此各国经常并且不无道理地否认均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和民众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是以最复杂和最可变的方式交汇在一起的。每一个这样的交汇点都是一个起固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个结里，一个趋向对另一个趋向来说就是一种平衡力量；通过所有这些结，显然又组成整体中较大的联系；在每一次出现变化时，都不得不部分地克服这一联系。因此，各国之间总的相互关系更多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状，而不是引起它的变化，也就是说，维持现状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认为，对政治均势应做上述这样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多个文明国家有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政治均势。

至于要求维持现状的这种整体利益的倾向能起多大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便于整体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难以发挥这种作用。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变化是形成政治均势的力量，由于它们的倾向与共同利益的倾向相同，因此它们也会得到这些利益中的大部分。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种变化是一种回避，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在由大大小小很多国家结成的松散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奇的。在所有生物的排列非常精巧的有机整体内，毕竟也是会出现这种病态的。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有个别国家能够施加影响，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并未尝试阻止这种改变，甚至单个国家能够高居于其他国家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绝不证明整体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不存在，而只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追求达到某一目标与向这一目标运动是有所不同的，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追求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均势的倾向是保持现状，当然这是以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均势）为前提的；因为当平静状态已经受到干扰，已经出现了紧张，那么均势当然也可能趋于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看事物的本性，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个别少数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因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其生存权始终得到了所有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和保证；还可以肯定，每一个与整体未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防御时，支持它的国家会比反对它的国家多。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这一哲学上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绕过一切偶然现象，欲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个具体情况的法则，当然也是欠考虑的。不过谁要是不能超越逸事趣闻（一位著名的著作家曾如此表述），而是用这些逸事趣闻堆砌全部历史，处处从最个别的现象和事件最浅显的地方开始研究，而且研究的深度只限于刚好找到原因，从来不去探究深藏着的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系，那么他的见解也就永远无法对一个以上的情况研究有什么价值。在这种人看来，哲学对情况的普遍性的研究，自然是乌托邦式的梦幻了。

假如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努力不存在，那么大量文明国家就绝不可能长时期地并存，而是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如果说现在的欧洲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那么我们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整体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如果说整体的保护并不总是足以维持每一个国家的存在，那么这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规律现象，但是这些不规律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而是最终被整体克服了。

有些过于干扰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或多或少公开的反对所阻止或恢复原样。人们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罗列大量这样的事件将是非常多余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例，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一想法的人总是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走向灭亡而没有赢得任何外国支援的事例，看来也是尤其适合的。我们说的是波兰。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国家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2]，而其余国家没有一个拔刀相助。这初看上去似乎足以证明政治均势一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政治均势在个别情况下不起作用到何种程度。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会灭亡，成为几个最强大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如果这样一种情况都不能引起欧洲国家整体利益的任何反应，那么人们就会说，这种整体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生存所应起的作用是虚构的。然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它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成为否定普遍性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灭亡一事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难以理解。难道真的可以把波兰看作一个欧洲国家，一个在欧洲各国中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吗？不能！它曾是一个鞑靼人的国家，只是不像克里米亚半岛[3]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4]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而是位于欧洲国家之间的维斯瓦河畔。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为瓜分这个国家辩解，只是实话实说。百年来，这个国家说到底没再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是引起纷争的祸根。就其状况和结构来说，波兰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保持存在；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即使波兰人的领袖们有这种愿望，也是一件需要半个或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但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很重，很难产生这种改变的愿望。他们漫不经心的政治生活和他们无可比拟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就这样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在波兰被瓜分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对外自成一体的国家的概念根本不复存在。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分，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份。假如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假如波兰是个有防御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瓜分它；同时那些最希望波兰保持存在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助维护波兰的存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国的力量来维护，这自然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瓜分波兰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多次成为话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一条外国军队经常往来的公路。难道要其他各国来制止这一切吗？难道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剑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吗？这无异于要求其他国家做一件道义上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时期的波兰从政治上看就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没有能力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国家之间的未设防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无法保证这个所谓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出于所有这些理由，人们对波兰的悄无声息的灭亡，如同对克里米亚鞑靼国[5]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该感到惊讶。无论如何，土耳其人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有更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同样认识到，保护一片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再回到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已经证明，防御者一般比进攻者更能指望得到外部的支持；防御者的存在对所有其余国家越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和有力，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部的支持。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主要供防御者使用的手段，并不是每次防御都能运用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些手段都是属于防御的总概念的。

* * *

[1]指本书第三卷第八篇《战争计划》。作者在第七篇的附录《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译者注

[2]可能是指双方作战手段的多寡并不取决于激化矛盾（打结）的方式（例如进攻），而是取决于解决矛盾（解结）的方式（例如媾和）。——译者注

[3]1808年拿破仑诱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赴法国并加以囚禁，立约瑟夫（拿破仑之兄）为西班牙国王，以防止英军在西班牙登陆为由，派军队继续占领西班牙。西班牙人民群起反对，起义遍及全国。起义军和英国远征军一起对法军作战，最后赶走了法军。——译者注

[4]波兰在18世纪时成为邻国争夺的对象，分别于1772年、1793年、1795年三次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瓜分。——译者注

[5]克里米亚半岛（Krim），位于黑海与亚速海之间，面积26,100平方公里。——译者注

第七章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现在我们准备最大限度地对进攻和防御分别加以研究。出于以下理由，我们从防御开始研究。制定防御的规则时，以进攻的规则为基础；建立进攻的规则时，以防御的规则为基础——这虽然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不过要使这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就必须在进攻和防御两点之外再有一个第三点。现在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点。

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来考虑战争的发生，那么真正战争的概念不是随着进攻，而是随着防御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有，而防御则是以斗争为直接目的的，因为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只是针对进攻的，因此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但进攻不是针对抵御的，而是为了别的东西，是为了占有，所以并不一定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将战争要素带入行动，首先从战争的角度考虑对立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是防御者，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这里谈及的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理论为了确定其研究方法而设想的普遍的、抽象的情况。

由此我们知道，应在哪里去寻找在进攻与防御相互作用以外的固定点，那就是在防御方面。

如果上述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防御者对进攻者将要采取的行动还一无所知，他也要有自己行动的基本规定，而且这些基本规定必须包含对战斗手段的部署。相反，只要进攻者不了解其对手的情况，他想必也就没有确定其行动的基本规定（包括战斗手段的运用）。进攻者能做的只是带上这些战斗手段，也就是借助于一支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因为创建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进攻者带上战斗手段，是基于一种完全普遍存在的假设，即他可能要使用这些战斗手段。如果进攻者不是以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以军队占领别国的土地，那么其实他还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战争行动。而防御者不仅集中了他的战斗手段，而且还按照他进行战斗的意图对战斗手段进行了部署，是防御者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

现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不考虑进攻本身之前，如果首先在理论上为防御提出确定其行为时应注意的事项，那么在确定这些事项时应考虑的进攻的本性有可能是什么呢？显然是为占领而进行的推进。人们应将这一推进想象成是战争以外的东西，但这一推进是战争行为最初一批行动的基础。防御要阻止的就是这一推进，因此人们应联系到国土来考虑进攻者的推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有关防御的最初的、最普遍的规定。这些规定一旦确立，进攻者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而针对进攻者运用的手段进行研究后，又产生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现了相互作用。只要理论认为不断产生的新结果值得注意，它就可以持续研究这种相互作用。

为了使我们今后所有的考察更为清晰和更有根据，上述这一简短的分析是必要的。我们的这一分析不是为战场，也不是为未来的统帅所做，而是为一群迄今过于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的理论家们所做。

第八章

抵抗的方式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这种抵御中有等待，而在我们看来，这种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长处。

由于防御在战争中不能只是忍受，因此等待也不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等待所涉及的对象，就空间来说，或是国土，或是战区，或是阵地；就时间来说，或是战争，或是战局，或是会战。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只分别是某些相互交织的领域的中心。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往往不得不满足于对事物只是分类，而不是严格地加以区分，而这些概念经由现实世界中的使用已经十分明确了，以至我们可以方便地根据它们来确立其余的概念。

因此，国土防御只是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这一时刻以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从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样式的）活动，都不会消除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长处——等待之利已经出现了。

属于时间范畴的战争、战局和会战等概念与国土、战区和阵地等概念是相对应的，因此与我们考察对象的关系是相同的。

因此，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本性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我们将等待与一定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即在行动之前先等待，这样就使两者有可能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例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在时间上不能由两大阶段组成（不能在第一大阶段只是等待，在第二大阶段只是行动），而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替组成的，以至等待能够像一条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

我们之所以赋予等待如此大的重要性，只是因为事物的本性要求我们这样做。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突出出来，但是它在现实世界中一直是行动的主导，尽管这往往是不自觉的。等待是整个战争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至战争行动没有等待就几乎不可能成为战争行动。因此我们以后还将不时回到这一点，会提请读者注意等待在双方力量激烈较量的过程中的作用。

现在我们想谈谈等待这一要素是如何贯穿于防御行动的，以及由此产生了哪些程度不同的防御方式。

为了用较为简单的对象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篇去研究，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大。另外，阵地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一个战术问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构成战略活动的起点。因此，最能让我们说明防御情况的是战区防御。

我们说过，等待和行动（行动常常是反攻，也就是还击）是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这个见解此前已经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防御无非是一种可以更有把握战胜对手、更有力的战争形式。我们必须彻底坚持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因为最后只有它能保护我们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观点越是有活力，越是为人们所掌握，它就越是能强化整个防御行动。

如果有人要把还击这一构成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加以区分，只把狭义的抵御（自国土、战区和阵地抵御）看作是必要的部分（这部分行动仅够保障国土、战区和阵地的安全），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领域的进一步还击的可能性看作是与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违背我们上述观点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这样一种区分视为一种本质上的区分，而是应坚持主张每个防御均要有报复进攻者的想法，因为无论防御者最初的还击在顺利时能使其对手受到多大损失，进攻与防御的力量对比毕竟还是失衡的。

因此我们说，防御是更容易战胜对手的更有力的战争形式，至于这个胜利能否超过防御的原来的目的，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由于防御是与等待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只有在敌人发起进攻后才能存在。不言而喻，如果敌人没有发起进攻，防御者就只能满足于维持已有的东西。维持已有的东西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于这一较低的目标时，才能得到它作为更有力的战争形式的那些长处。

如果我们现在设想一支大部队受命防守其战区，那么防御可能以下列方式进行：

1. 敌人一旦进入战区，这支大部队即向他们发起进攻（例如莫尔维茨会战、霍恩弗里德贝格会战）。

2. 这支大部队在靠近战区边缘的地方占据一处阵地并等待，直到进攻的敌人出现在该阵地前，然后对敌人发起进攻（例如恰斯拉夫会战[1]、索尔会战[2]、罗斯巴赫会战[3]）。防御者在这里显然更为被动，等待的时间更长。在敌人确实发起了进攻的情况下，即使采取这种防御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相比，赢得的时间很少或者相同，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发生会战，因为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因此等待所带来的好处也就更大。

3. 这支大部队在靠近战区边缘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定下会战的决心（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而且等待敌人发起真正的进攻（为引用同一位统帅的战例，可以崩策尔维茨营垒为例）。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然而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这种防御会战还有可能包括部分进攻行动。像第二种情况一样，这里还根本未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要受到新的考验。有的进攻者为进攻而推进到前面以后，由于他认为对手的阵地过于坚固，于是在最后时刻，或者在进行第一次进攻尝试时便放弃了进攻。

4. 这支大部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这一退却的目的是使进攻者受到极大的削弱，或者等待进攻者受到极大的削弱，进攻者要么不得不停止前进，要么至少无法再击破我们在其进攻路程的终点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者能够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多个要塞，迫使进攻者不得不对其进行围攻或者包围，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表现得最为直截了当和清晰明确。很清楚，进攻者的部队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削弱，会给防御者机会，以大的优势在一个地点上对进攻者发起进攻。

即使防御者在退却时没有留下要塞，向本国腹地的退却也能使防御者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或优势（而在战区边缘附近，他是得不到这种均势或优势的），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推进都会受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绝对的[4]，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分兵造成的。关于分兵，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再做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先提出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历次战争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对于这第四种情况，首先应该把可以赢得时间看作一个大的好处。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要塞很可能陷落之前的时间，这段时间有可能长达数周，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长达数月。如果进攻者力量的削弱（其进攻力量趋于枯竭）只是由推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造成的（只是路程漫长造成的），那么我们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更多，我们的行动就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时刻了。

除了考虑进攻者和防御者在进攻者路程的终点所出现的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还要再次考虑到防御者因等待而拥有的加大了的好处。即使进攻者确实没有因推进而被削弱到无法向我们停下来的主力发起进攻的地步，但他此时也许已经缺少发起进攻的决心了，因为在这里发起进攻往往比在战区边缘附近发起进攻需要有更大的决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受到削弱，不再是新锐部队了，同时危险已经增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统帅来说，占领了抵达的地区，往往就足以使其完全放弃会战的想法，他们要么确实相信没必要再进行会战了，要么是以此为借口而放弃会战。由于进攻者放弃了进攻，防御者自然无法得到像在边境附近那样通过消极等待所能得到的成果，但毕竟可以赢得很多时间。

显而易见，在上述四种情况下，防御者都享有地利。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而且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随着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使敌人力量削弱的主要就是这些因素。由于等待带来的好处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递增的，因此不言而喻，人们应将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递增视为防御的真正的依次增强，而且防御这一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就越是有力。我们并不担心人们因此而指责我们，说我们认为所有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却是最有力的。抵抗行动并未随着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削弱，仅仅是推迟和换了地点。如果人们退却到一处坚固和适当的设防阵地中进行更有力的抵抗，如果这一抵抗能使敌人的兵力损失一半，使防御者有可能对敌进行更有效的反击，那么这肯定是合理的。假如道恩没有进入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会取得那次会战的胜利；假如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率领不超过1.8万人撤离战场后，道恩能对他进行更猛烈的追击，那么这次胜利就可能成为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所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依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而递增，防御者的反击强度也会随之加大。

但是这些递增的防御力量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凭空得来的吗？绝不是。得到这些好处的代价也是相应增加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无论在距战区边缘多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军总是要进入这一战区的，这就肯定会给战区带来损失。而如果我们采取进攻，就可以让敌人遭受这种损失。如果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对其发起进攻，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敌人占领的空间越大，接近我们阵地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一次防御会战，也就是说等待敌人定下会战决心和选定会战时刻，那么敌人就有可能长期占据他们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使我们因敌人下不了决心而赢得的时间又因敌给我造成很大损失而被抵消掉了。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就更大。

防御者因退却而受到的所有这些损失大多会导致他缺少兵力，这只会间接地 （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直接地）影响他的部队，而且往往是如此间接，以至这种影响变得不是很明显。也就是说，防御者会试图以今后的人员补充为代价，进行当前的人员补充，他会像每个过于贫穷的人不得不做的那样：借贷。

如果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不同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的大部分战区，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数平方普里的一块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没有什么独立的重要性，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军而根本未向我战区发起进攻，或者还没有来寻找我们的阵地，或者是避开了我们欲发起的会战，那么我们就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举措的效果就是圆满的。当然这种效果仅仅是消极的，不能直接为真正的还击提供力量，但是它能够间接地为真正的还击提供力量，也就是说，这种效果正在为还击做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损失时间，而任何时间上的损失都是一种不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削弱损失时间的一方。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即当防御在战区边缘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已经是防御的一个成果。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不是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通过积极行动发起决战。

如果敌人没有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是尾随我们进入国土腹地，也是同样。虽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等到敌人极度削弱的时刻，但是我们最终转入行动这一前提是不变的。敌人此时虽然也许占领了构成其进攻目标的整块地方，不过这只是“借”给他的，紧张仍在持续，决战尚待开始。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不进行决战就符合防御者的利益；但是只要必然到来的进攻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是由于防御者[5]整体损失最后产生的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此时应认为等待给防御者带来的好处已经完全用尽了。

当然对于这个时刻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但我们还是必须指出，临近的冬季通常可以被看作一个非常自然的转折点。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其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不过只要人们想一想托里什-韦德拉什[6]这个例子[7]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决战呢？

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总是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要采取会战形式，也可以是分兵进行的、导致态势骤变的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之所以能导致态势骤变，要么是因为最后确实进行了血战，要么是因为这些战斗一旦进行而很有可能产生的效果就已经足以迫使对手退却。

除上述两种形式外，在战区本身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根据我们提出的有关战争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一支敌军仅仅是由于缺乏粮食才退却的，那也是因为我们手中的利剑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假如我军根本不存在，敌军一定会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此前已经在进攻过程中被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由于分兵、饥饿和疾病而受到削弱和消耗，但促使他们退却和放弃已经得到的一切的，仍然永远只是他们对我们手中利剑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与在战区边缘进行的决战当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战区边缘进行的决战中，只有我们的部队与敌人的部队对峙，只有我们的部队限制或者摧毁敌人的部队，而当敌军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时，其由于自身的劳顿已经损失了一半，此时我们的部队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我军是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但已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因为敌军在前进中所受到的损失已为胜负的决出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仅是由于我们有可能进行反攻就已经足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可以引起双方态势的骤变。对这种情况，决定胜负的原因实际上只能被归于敌人在前进中的劳顿。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防御者手中的利剑是一并起到决定胜负作用的。对提出务实观点来说，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是进攻者的途中劳顿，还是防御者手中的利剑，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由于防御者的利剑，还是由于进攻者自己的劳顿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防御者有两种对进攻做出反应的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前三种防御方式，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第四种防御方式。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做深远的退却时，才能以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只是因为以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会带来大的牺牲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上的一些战例中，这两个原则是纯粹的和分别出现的，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某个基本概念一样清晰可辨。1745年，当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霍恩弗里德贝格附近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时，后者正要从西里西亚的山上下来，其力量既不可能由于分兵，也不可能由于劳顿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这个战例完全不同的是：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的设防阵地上等待，直到马塞纳[8]的部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个战例中，防御者的利剑实际上并未参与削弱进攻者。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但其中一种原则肯定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浴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浴血战斗，双方也许就已经可以用武力彻底决出胜负了），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能像这个战例更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顿而可能走向覆灭的。组成法军中央部队的30万人抵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不到9万人，由于其派出的分遣队不过约1.3万人，因此法军中央损失了19.7万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1/3。

在以所谓拖延而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著名的“拖延者”法比尤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防御者主要是指望对手由于其自身的劳顿而崩溃。

总之，这一抵抗原则在很多战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人们没有认真地谈及。我们只有抛开某些历史著作家们杜撰的原因，转而深入研究战事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概念，清楚地指出了防御的各种方式和这些方式中的两个主要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一因素是如何应贯穿于整个防御设想，并与积极行动紧密相连，以至积极行动迟早要出现，之后人们就可以认为等待的好处已经利用殆尽了。

我们认为，至此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构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专门思考的中心问题，这些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包括要塞、设防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翼侧行动等的本质和影响，我们将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看法的范围，不过是这些看法在具体地形和情况下的进一步运用而已。上述系列看法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以及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概念与实际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指出从实际再回到简单看法的方法，也就是指出如何能够脚踏实地，以便让人们在讨论问题时不必去求助那些本身尚飘浮在空中的论据。

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武力抵抗会因这一多样性（尤其是在浴血战斗实际上并未发生，只是由于有可能发生就已经产生效果的情况下）而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以至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一定还能找到另外一个产生效果的因素。在一场简单的会战中浴血击退敌军与根本不会让战事发展到如此程度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以至人们必然会揣测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新的力量，就像天文学家由于火星与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认为在这一空间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在一处坚固的阵地中，并认为自己无法攻克该阵地；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在一条大河的后面，并认为自己无法渡过此河；甚至如果进攻者在继续推进时担心自己的给养得不到保障，那么能引起这些效果的始终只是防御者手中的利剑。进攻者之所以停止行动，是由于他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利剑击败，只是他根本不会或者至少不会坦率地说出这一点罢了。

即使人们同意我们的观点，承认甚至是在未经浴血战斗而决出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未真正进行而只是威胁要进行的战斗，但他们还是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将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视为最有效的因素，而不应将这些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视为最有效的因素，而且他们认为只有考虑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才能使战略计谋起到这种突出的作用。我们承认有这种情况，但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一切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总有可能发生以下令防御者担心的情况：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力措施，首先力求赢得这些战术上的成果，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因此决不应把战略计谋视为什么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有把握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为简单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一位像拿破仑那样的统帅之所以能不顾一切地冲破其对手的全部战略计谋，去寻求战机，是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几乎从未怀疑过结局将有利于自己。由此可见，只要战略没有竭尽全力在这场战斗中以优势兵力压倒拿破仑，而是致力于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计谋，那么它就会像蜘蛛网一样被撕破。但是一位像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这样的战略计谋所阻止。因此，如果人们认为以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办法可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么这是愚蠢的。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有把握取得战术成果，而在道恩那里并非如此。因此，我们认为指出以下两点是值得赞扬的：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通过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在人们不用担心胜负时（无论是由于对手的特点或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在士气和体力上处于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才可以指望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些好处。

在全部战史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战局，其中进攻者没有经过浴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可以说是防御者的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有可能让人认为这些战略计谋至少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认为在进攻者没有明确优势以取得战术成果时，防御者的战略计谋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上面所谈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战场，也就是说这些现象更多属于战争本身，但这一观点仍是错误的；大多数进攻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战争的较高的、政治方面的因素。

从中产生战争，因此构成战争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在这种战争中，本来的敌意不得不迂回地穿行于诸多冲突关系，以至它成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即进攻者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因此如果防御者稍加压力就使这种软弱和忙乱的进攻停了下来，自然是不足为奇的。针对进攻者无力的、为重重顾虑所羁绊的、几乎已不存在的进攻决心，防御者往往做出抵抗的样子就足够了。

因此，防御者之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不是因为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阵地，不是因为横贯战区的山脉或宽阔的江河让进攻者害怕，也不是因为防御者能轻易地通过某些战斗瓦解敌人用于进攻的力量，而是因为进攻者意志薄弱，导致他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那些阻止进攻者的因素，但是应该以它们的本来面目认识它们，并且不应该把它们产生的作用归因于我们这里所谈的事物。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评论界不从一个修正的角度出发，那么战史中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很容易成为不断说谎和骗人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众多没有采用流血方式解决而失败了的进攻战局的肤浅形态。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对手后退一段距离，但对于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顾虑重重；于是他在对手面前停下来，好像已经完成了占领，除了保护已经占领的地方就没有其他任务了，好像寻求会战是对手的事情，好像他每天都可以和对手进行会战，等等。这一切都是统帅对他的部队、宫廷、世人，以及他自己所做的托词。他停下来的真正原因是认为对手过于强大。我们这里所说的进攻者放弃进攻，不是因为他无法扩大战果，不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以已经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进攻者放弃进攻，是他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止不前。

这时进攻者就观望等待，以便利用有利的情况，但通常这种有利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进攻者现在只是计划进攻，这已经证明他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又是一个新的错觉。如果这次行动像常见的那样，与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关联，那么这支部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承担的任务推到其他部队身上，以支援不足和协调不够为自己的不作为找理由。它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在不作为中消耗殆尽，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力量不足的、因此毫无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自己主要关心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进攻者返回自己的战区，进驻越冬营地，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进攻者未取得战果的非常简单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评析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很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弄得头昏脑涨，这些原因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飘浮在半空中的，而人们又没有俯下身去研究真理的真正基础。

这种欺骗不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还是由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那种尤其削弱战争基本威力（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意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意图隐藏起来，不让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知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让统帅知道。例如没有人能够和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树起新敌，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友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也许永远保持缄默。但是面对世界，又要对行动的前因后果有所交代，于是统帅就不得不为他自己或者他政府的过错编造一套虚假的理由。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同样没有什么真理。理论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才能回到事物的本质。

如果人们以这种怀疑的眼光来观察战史，那么那些只存在于说来说去的大量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简单的研究方式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的研究方式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牢牢地把握这种简单的研究方式，才能够以清晰的眼光了解大量的战事。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各种防御形式的使用问题。

由于这些防御形式越来越有力量，是用越来越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在没有其他条件一同产生作用的情况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统帅选择何种防御方式。他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部队具有所需的抵抗能力，又能使他不过度防御，不带来任何无谓的牺牲。不过我们要看到，统帅在选择这些不同的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在防御中出现的其他重要因素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例如，向本国腹地退却要求有辽阔的国土，或者具有像1810年时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盟国（英国）做它的后盾，而另一盟国（西班牙）则以其辽阔的国土较大地削弱了敌人的进攻力量[9]。要塞的位置是更多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民众的性格、习俗和信念则起到更大的决定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应根据对手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总之，列举这些因素已经足以让人感觉到，选择防御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更多是取决于这些因素，而不是取决于单纯的兵力对比。对于这里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还要做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10]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大多只在兵力对比不悬殊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以及一般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在并没有一套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观点的情况下，即在情况不明中只是根据判断情况时的直觉[11]（如同在战争中大多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位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一次发起霍恩弗里德贝格会战，另一次却进驻崩策尔维茨营垒。甚至所有统帅中最喜好进攻会战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兵力悬殊时也不得不先去进驻一处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像一头野猪似的撞向其对手，可是在1813年8月和9月，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却像笼中困兽一样来回转动，并未不顾一切地继续扑向联军中的某个对手。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莱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12]、埃尔斯特河[13]和普莱瑟河[14]构成的角落里寻求保护和等待敌人[15]。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

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研究早已存在的事物的最内在的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 * *

[1]黑海（Schwarzes Meer），欧亚大陆的一个陆间海，位于欧洲、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之间，面积约461,000平方公里。——译者注

[2]克里米亚鞑靼国是14世纪末金帐汗国解体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建立的汗国，是土耳其和俄国争夺的对象。在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1774）以前臣服于土耳其，此后名义上独立，不久便为俄国所吞并。——译者注

[3]又称霍图西茨会战。1742年5月17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的普军与洛林亲王指挥的奥军在恰斯拉夫和霍图西茨之间进行会战，普军获胜。这是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最后一次会战。——译者注

[4]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期间，1745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攻入波希米亚，企图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奥地利不听英国斡旋，命令洛林亲王迎击弗里德里希二世。当时，普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补充给养，后方交通线受到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的威胁。9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率1.9万名普军从波希米亚撤退。30日，卡尔亲王率3.2万名联军在索尔（Soor，今捷克小城哈伊尼茨的一部分）附近本想袭击普军，但由于奥军行动迟缓未果。弗里德里希二世成功组织反击，取得胜利，10月6日得以撤到西里西亚。——译者注

[5]1757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向西迎击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10月，奥军进入柏林，弗里德里希二世回师救援。当奥军退出柏林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回到莱比锡迎击联军。11月5日在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进行会战。会战中，联军企图迂回普军左翼，弗里德里希二世及时调转了正面，并派骑兵袭击联军，结果联军大败。——译者注

[6]指这种削弱是进攻者由于推进而不可避免和不得不忍受的。——译者注

[7]本书原文第一版在此并未写明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此后德语不同版本有的加上了“进攻者”，有的加上了“防御者”。现参考德国迪姆勒出版社1980年第19版《战争论》，使用“防御者”。从逻辑上看，使用“防御者”也更恰当。——译者注

[8]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今葡萄牙一城市。1809年，英军统帅威灵顿下令在该市附近构筑约40公里长的同名防御工事。——译者注

[9]1810年，拿破仑派马塞纳率法军攻入葡萄牙，企图将威灵顿率领的英葡联军逐出葡萄牙。1810年年底到1811年年初的冬季，英葡联军曾退入该防御工事抗击拿破仑。法军屡攻不下，后因粮食缺乏和军中疾病流行，不得不自行退却。——译者注

[10]马塞纳（André Masséna，1758—1817），公爵，法国元帅。1810年在葡萄牙与英葡联军作战时，因给养缺乏，疫病流行，不得不自行退却。——译者注

[11]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实行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大陆与其通商。葡萄牙受到英国的支持，拒不执行法国这项政策。拿破仑于1807年占领葡萄牙，1808年进军马德里。1808年英军在葡萄牙登陆，赶走了驻葡法军，西班牙也爆发了反法斗争。拿破仑亲征西班牙，并于1809年再次派兵攻入葡萄牙。1810年，拿破仑专门组建一个军团，由马塞纳率领，在葡萄牙与葡英联军作战，但由于兵力已在西班牙受到削弱，最终没有战胜葡英联军，被迫于1811年退出葡萄牙。——译者注

[12]指本书第三卷第八篇《战争计划》。——译者注

[13]“判断情况时的直觉”，原文“Takt des Urteils”，直译为“判断情况时的分寸感”。——译者注

[14]帕尔特河（die Parthe），今德国境内白埃尔斯特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莱比锡。——译者注

[15]埃尔斯特河（die Elster），又称白埃尔斯特河，德国萨勒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莱比锡，长245公里。——译者注

第九章

防御会战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如果防御者在对手一进入战区就寻找和进攻敌人，那么他在防御中就可以进行一次从战术上来看纯粹是进攻的会战；防御者也可以等敌人来到自己的阵地前，然后转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从战术上看会战仍会成为一次进攻会战，尽管它已经是一次带有某种条件[1]的进攻会战；最后，防御者还可以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待对手发起进攻，之后既可以通过局部防御，也可以一部分兵力发起进攻来抵御对手。我们在这里当然可以设想有不同程度和规模的防御，从积极还击的做法下至局部防御的做法。尽管我们在这里无法说这种防御可以到什么程度，以及积极还击和局部防御这两个做法成什么样的比例会最有利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只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在防御会战中就决不能完全没有进攻，而且我们确信，这一进攻部分就像纯粹的战术进攻会战一样，能够而且必然会带来决定性胜利所拥有的一切效果。

从战略上来看，战场仅仅是一个点。同样，一次会战的时间从战略上看只是一瞬间。在战略上起作用的因素不是会战的过程，而是会战的结束和结果。

假如任何防御会战中都含有的进攻要素真的可以导致彻底的胜利，那么对战略运用来说，进攻会战与防御会战之间其实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也确信是这样，但是表面上看当然不是这样。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从而消除表面上的假象，我们不妨简略地描绘一下我们想象的防御会战。

防御者在一个阵地上等待进攻者，为此选择了适当的地方，并做了准备，也就是说，他仔细了解了这个地方，在几个最重要的地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开辟并平整了交通线，部署了炮兵连，在村落中构筑了防御工事，为自己的部队找好了适于隐蔽部署的场所，等等。如果防御者的阵地正面比较坚固有力，筑有一道或数道平行的壕沟，或者设有其他障碍物，或者有坚固的、可以控制周围地区的制高点，使敌人难以接近，那么在争夺核心阵地以前的各个抵抗阶段，当双方在一些接触点上消耗兵力时，防御者就可以利用这种阵地正面，以少量兵力杀伤敌人大量兵力。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可以保障他不至于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袭击。防御者为部署部队所选择的隐蔽地形，使进攻者小心翼翼，甚至畏缩不前，使防御者有手段进行若干小规模的成功的进攻，让这场向核心阵地收缩的、后撤的战斗延长时间。于是防御者满意地注视着眼前不断燃烧着的、但并不猛烈的战火。当然，防御者不会认为他在正面上的抵抗力是无穷无尽的，不会相信其翼侧是牢不可破的，也不会指望数个步兵营或者骑兵连的成功进攻会使整个会战局势发生剧变。防御者的阵地是有纵深的，因为战斗序列中的每个部分（从师向下至营）都有用于应对意外和恢复战斗的预备队。此外，防御者把占总兵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支大部队部署在远离会战战场的地方，部署在根本不会受到敌方火力杀伤的地方，并尽量部署在进攻者的迂回线以外（进攻者可能对我们阵地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进行包围）。防御者准备用这部分部队保护自己的两翼免遭敌人较深和较大规模的迂回，以及应付意外情况。在会战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当进攻者的计划已经全部暴露，他的绝大部分兵力已经投入战斗时，防御者就可以用这支大部队扑向进攻者的一支部队，针对它展开较小规模的进攻会战，并使用攻击、袭击、迂回等所有进攻手段。在会战胜负未定的关键时刻，通过这样的施压行动就会引发整个态势的逆转。

这就是我们通常设想的建立在当前战术水平上的防御会战。在这样的会战中，防御者用局部包围来回应进攻者的全面包围（进攻者欲以全面包围来增加其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并同时扩大战果），即防御者用自己的部队去包围敌人进行迂回的那部分部队。这种局部包围能达到使敌人的包围不起作用的目的，但不可能发展到类似进攻者那样的全面包围，因此在进行这两种包围时，部队运动的形式往往是不同的：在进攻会战中，包围敌军时，是向敌军的中心点行动；而在防御会战中，则或多或少是从中心点沿半径向四周运动。

在战场范围内和在追击的最初阶段，应认识到包围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这不是因为它的形状，也不是因为一旦成功就能够进行最严密的包围（在会战时就已经能够极大地限制敌军的退却）。而防御者积极的反击行动正是针对这一最严密的包围的。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反击行动即使不足以使防御者获得胜利，却足以使防御者不至于受到最严密的包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防御会战中，这种危险（退却受到极大限制的危险）大多是存在的。如果防御者不能摆脱这一危险，那么进攻者在会战中和在追击的最初阶段所取得的战果就会大幅增加。

但是通常只有在追击的最初阶段，也就是直到天黑以前会出现这种情况；次日包围行动结束，交战双方在这一方面就又处于均势。

当然防御者可能丧失最好的退却路，从而在战略上继续处于不利的态势，但是除了少数例外，进攻者对他的包围本身总是会结束的，因为只是打算在战场范围内进行，不会超出战场很远。如果防御者获得胜利，另一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被击败的进攻者会被分成几部分，这种情况在最初时刻是有利于退却的，但在次日人们迫切需要将所有部分集中起来。如果防御者取得的胜利十分确切，并且进行有力的追击，那么战败者往往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其兵力分成几部分的状况会导致极严重的后果，可以逐渐发展到崩溃的地步。假如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获胜，那么其后果将是联军完全被分割，他们的战略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在德累斯顿附近，拿破仑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防御会战，但是他的进攻却具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何形式，即由圆心指向圆周[2]。众所周知，联军当时被其分开后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只是普军在卡茨巴赫河畔的胜利才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困境（因为拿破仑得到这一消息后，率领近卫军返回德累斯顿了）。

卡茨巴赫河会战本身也是一个类似的战例[3]：防御者在最后时刻转入进攻，并因此而离心状地采取行动；法军各部队由此受到挤压，四外散开，皮托[4]师在会战后数日落入联军之手，成为联军胜利的一个果实。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进攻者能够利用在本性上与进攻相适应的向心方向行动作为扩大胜利的手段，防御者也同样可以利用在本性上与防御相适应的离心方向行动作为扩大胜利成果的手段。防御者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战果比他与进攻者成平行部署时，向敌正面垂直行动所取得的战果要多，而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手段的价值至少是相同的。

我们在战史上很少看到防御会战取得进攻会战那样大的胜利，但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关于“防御会战本身同样适合取得大胜利”的看法是错误的。防御会战之所以没有取得进攻会战那样大的胜利，原因在于防御者所处的情况与进攻者相比非常不同。防御者大多是较弱的一方，不仅在兵力上，而且从总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他大多不能或者认为不能让自己的胜利有大的战果，于是只满足于消除危险和挽回军人的荣誉。由于防御者力量较弱且条件不利，他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束缚。但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不得不出现的结果是防御者这种角色所带来的结果，于是对防御形成了一种实在是愚蠢的基本看法，认为防御会战只应立足于抵御，而不应立足于消灭敌人。我们认为这是最有害的谬误之一，认为它完全把形式与事物本身搞混了。我们一定要坚持：采用我们称作防御的这种作战形式，获胜的可能性不仅更大，而且胜利的规模和效果可以和进攻时一样大。只要具备适量的力量和意志，那么不仅在构成战局的所有战斗的总的战果中是这样，而且在单个会战中也是这样。

* * *

[1]普莱瑟河（die Pleisse），白埃尔斯特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莱比锡，长90公里。——译者注

[2]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反法联盟的军队约为49万，拿破仑的法军为44万，双方兵力相差不大。10月中旬，法军退过易北河，据守莱比锡附近的帕尔特河、普莱瑟河和白埃尔斯特河地区，当时的兵力约为16万人，而联军的兵力有28万（也有资料称莱比锡会战开始的16日当天，法方有19万人，联军有20.5万人，到19日结束时才出现兵力悬殊，联军达到了36.5万人）。——译者注

[3]指防御者要有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条件。——译者注

[4]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拿破仑所率法军的主力部署在德累斯顿附近，处于内线，反法联盟的军队分别部署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柏林，处于外线。因此法军从德累斯顿附近发起的出击是由圆心向圆周的运动。——译者注

第十章

要塞

在大规模常备军出现的时代之前，要塞（城堡和设防城市）只是为保护当地民众而设置的。贵族在受到各方威胁时，就进入自己的城堡避难，以赢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城市则力图凭借其防御设施使自己不至于受到掠过的战争风暴的侵袭。这是要塞最原始和最自然的防御设施的使命，但它并未就此止步。要塞所在的这样一个点与整个国土以及与在国内各处作战的民众是有关系的，这些关系很快使要塞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具有了超出其城墙以外的意义，对占领或保卫国土，对整个斗争胜利或失败的结局都有了影响，并以这种方式甚至成了一个将战争更多地联结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手段。于是要塞就有了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有一个时期受到高度重视，以至要塞对战局计划的基本轮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战局计划更多的是以夺取一个或数个要塞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敌军为目的。后来，人们想到当初使要塞具有这种战略意义的原因，即想到一个设防地点与地区和军队的关系，于是就认为，在确定应设防的地点时，把要塞的使命想象得再全面、细致和抽象也不为过。要塞有了这种抽象的使命以后，它本来的使命就几乎被完全忘掉了，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在没有城市和居民的地方设置要塞的想法。

另外，仅加固城垣而不建设其他军事设施就可以完全保护一个地点，不让它被席卷全国的战争洪水淹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加固的城垣以前之所以能起到这个作用，部分是由于以前各民族分为一些小的国家，部分是由于当时进攻的间歇特性。在当时，或是由于封臣急于回家[1]，或是由于经常付不出要支付给佣兵队长[2]的钱，进攻几乎像季节那样有一定的、十分有限的持续时间。自从庞大的常备军能够用强大的炮兵像机器一样碾碎各地的抵抗以来，就不再有任何城市和其他小团体愿意以自己的力量做赌注了，因为它们只是使城市推迟数周或数月失守，之后却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对军队来说，如果把兵力分散到无数的要塞中只是使敌人的前进稍微变缓，最终却只能以屈服于敌人而结束的话，则不是军队的兴趣所在。军队不得不始终在要塞留有足够的兵力，以便与要塞以外的敌人抗衡，除非要塞守军可以指望有一个盟友抵达，为我们的要塞解围并解救我们的军队。因此这种情况又要求人们大幅减少要塞的数量，使人们从利用要塞直接保护城市居民和财产的想法变为另一种想法：把要塞视为对国土的一种间接保护，使要塞通过其作为战略枢纽的战略意义而起到这种间接的保护作用。

这就是有关要塞的想法的演变过程，不仅是在书本中，也是在实际生活中的演变过程；但是像常见的那样，书本中的演变过程自然会更抽象。

尽管事情必然会这样发展，可上述关于要塞的想法还是发展得太过分了，臆想的和空洞的东西挤掉了自然的和人们急需的东西。当我们列举要塞的使命和条件时，将只考虑这些简单的和人们急需的东西。我们将先谈简单的，再谈复杂的，并在下一章看一看，从中能为确定要塞的位置和数量而得出什么结论。

要塞的效果显然是由两个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一个是被动的因素，一个是主动的因素。要塞通过被动的因素保护某地点和该地点内的一切，通过主动的因素对要塞炮火射程以外的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主动因素体现在要塞守军能够对接近到一定距离的任何敌人发起进攻。守军的规模越大，可以用于出击的部队规模就越大；出击部队的规模越大，其出击的范围通常就越广。由此可见，与小要塞的主动影响程度相比，大要塞的主动影响程度不仅更强有力，而且影响的范围也更大。但是主动因素本身一定程度上又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要塞本身守军的行动，二是其他不属于守军，但与守军有联系的大小部队可以实施的行动。这些要塞之外的大大小小的部队力量较弱，无法单独对抗敌人，但是有了要塞的保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退入要塞），他们就能够在要塞周围的地区立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

一个要塞的守军所能实施的行动总是相当有限的。即使要塞很大，守军兵力多，其能够派出去行动的部队与野战部队相比大多还是比较小的，它们活动范围的直径很少超过两日行程。如果要塞很小，那么派出的部队就会非常小，其活动范围大多限于邻近的一些村庄。然而那些不属于守军的部队由于不必返回要塞，其受到的束缚要小得多；当其他条件有利时，通过这些部队就可以极大地扩展一个要塞主动影响的范围。因此当我们谈到要塞一般所具有的主动影响时，必须特别注意这部分主动因素。

但是即使是最弱小的守军所起的最小的积极效果，对要塞要完成的一切使命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是要塞所有活动中最消极的活动（进攻时的防御），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积极效果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显而易见，在要塞一般的或者某一时刻所能完成的不同的使命中，有的更多要求发挥消极效果，有的则更多要求发挥积极效果。这些使命有些是简单的，有些是复杂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要塞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要塞的效果则或多或少是间接的。我们准备先谈前者，再谈后者，但是先要说明一点，即一个要塞自然可以同时或至少在不同时刻担负多个或全部使命。

因此我们说，要塞是防御首要的和最大的支柱，具体是通过以下方式：

1. 作为有安全保障的仓库。进攻者在进攻期间只需考虑其一两天的给养，而防御者通常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从其所在地区获取给养，因为这本来是他欲保全的地方，因此仓库对防御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进攻者在前进时，其各种物资留在后面，这些物资因此不会面临战区内的各种危险，而防御者的物资是在战区内的。如果防御者的各种物资不是存放在设防地点，那么这想必会对野战行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保护这些物资，部队往往不得不进入非常迫不得已选定的、范围极大的阵地。

一支没有要塞的防御部队就像一个未穿铠甲的人，有无数的部位会被击伤。

2. 用以保护富庶的大城市的安全。这一使命与前一项使命非常接近，因为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商业中心，是部队的天然仓库。作为这样的仓库，其得失对部队有直接的影响。此外，花费一些力量来保护这部分国家财产毕竟总是值得的，因为一方面，从这里可以间接地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地点本身在媾和谈判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要塞的这一使命在近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毕竟是最起作用的、最少招致失误的最自然而然的使命之一。如果一个国家不仅在所有富庶的大城市筑有工事，而且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地点也筑有工事，由当地的民众和附近的农民来防守这些地方，那么进攻者的战争运行速度就会受到很大的减弱，受到进攻的民众就会以其很大一部分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以至敌方统帅的才智和意志力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我们提出这种全国设防的理想，只是为了让要塞的使命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希望人们时刻不要忽视要塞提供直接保护的重要性。此外，这一想法与我们这里的考察并不矛盾，因为在全部城市中必然会有一些城市的设防程度比其他城市更高，被视为武装力量的真正支柱。

要塞在完成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使命时，几乎只需要发挥其被动因素。

3. 作为真正的堡垒。要塞可以用来封锁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用来封锁流经要塞的江河。

进攻者要找到一条可以用来迂回要塞的小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的那样容易，因为这种迂回不仅必须在要塞炮火射程以外进行，而且由于守军可能出击，因此还必须在距要塞较远的范围以外进行。

如果地形稍难通行一些，那么即使进攻者稍微离开大路也往往会使其行动迟缓，可能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如果这是一条必须经常使用的大路，这种耽误就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至于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上的航行如何妨碍进攻者的行动，则是不言而喻的。

4. 作为战术上的依托点。由于一个不算太小的要塞的火力控制范围通常就已经达到数小时行程，而出击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还要更大些，因此永远可以把要塞看作一处阵地某一翼的最好的依托点。一个数普里长的湖泊肯定可以算是极好的依托点，但是一个中等要塞能起到更大的作用。阵地的一翼不必靠近要塞，因为进攻者不会在阵地这一翼与要塞之间行动，否则他将失去退路。

5. 作为兵站。如果要塞位于防御者的交通线上（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往来这条路上的一切，要塞就是便利的兵站。交通线受到的威胁往往来自敌方袭扰部队，其影响只是短暂的。一支重要的运输队在这种彗星般的袭扰部队接近时，只要加快前进或迅速返回要塞，就得救了，等危险过去后就可以再次行动。此外，一切来来往往的部队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或数天，由此更会加快余下的行军速度。而休息期间恰恰是部队受到威胁最大的时候。因此一条长30普里的交通线，如果中间有一个要塞，这条交通线在某种程度上就缩短了一半。

6. 作为弱小部队或败退部队的避难地。任何一支部队在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炮火保护下，即使没有专门构筑设防营垒，也不至于受到敌人的袭击。当然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想留驻在这里，就不得不放弃继续退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不能继续退却并不会带来大的损失，因为继续退却也许只能以全军覆灭而告终。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要塞可以保障部队停留数日，而且不会让部队因此而失去退却的可能性。特别是对那些早到的战败部队中的轻伤员和溃散的士兵来说，要塞是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候自己的部队。

在1806年，假如马格德堡[3]位于普鲁士军队的径直退却线上，假如这一退却线没有在奥尔施泰特[4]附近就已经被切断，那么普军自然就可以在这个大要塞中停留3～4天，从而集结并重新组织起来。即使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马格德堡还是成为霍恩洛厄余部的集结地，这支部队在那里才又重新组织起来[5]。

人们只有通过在战争中的鲜活体验，才能对情况不利时附近一处要塞所起的良好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要塞中有弹药、枪支、燕麦和面包，使病员有住处，使健康者有安全，使受到惊吓的人恢复镇静。要塞就是荒漠中的旅店。

要塞在完成上述后四项使命时，需要更多地发挥其主动作用，这本身是很清楚的。

7. 作为抵挡敌人进攻的真正盾牌。防御者设置在自己前方的要塞就像大冰块一样断开敌人进攻的洪流。敌人不得不包围这些要塞。如果要塞守军作战勇敢，那么敌人为达成包围，大致需要比守军多一倍的兵力。此外，大部分要塞的守军几乎一半可以或者就是由那些如果不用于要塞就根本无法带上战场的人员组成的，例如未经充分训练的后备军、半残军人、武装民众、国民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因包围我要塞而被占用的兵力大概为我军的四倍。

敌军受到这种不成比例的削弱，是受到围攻的要塞通过其抵抗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好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好处。从进攻者突破我们的要塞线的那一刻起，他的一切运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他的退路受到限制，而且总是不得不考虑如何直接保护他所进行的围攻。

因此，要塞在这方面对防御行动起着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看作一处要塞能具有的所有使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尽管如此，我们在战史上很少看到这样使用要塞，特别是很少看到经常这样使用要塞，这是由过去大多数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对这些战争来说，使用这一手段某种程度上过于坚决和强硬了。对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明[6]。

要塞的这个使命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要求要塞发挥其进攻力量，至少要塞在这种情况下的效果是来自这种进攻力量的。假如要塞对进攻者来说只是一个无法占领的地点，那么它对于进攻者虽然碍事，但绝不会达到使进攻者感到必须加以围攻的程度。然而由于进攻者不能让6000，8000乃至1万名敌军在他背后任意活动，因此他不得不用适当的兵力去冲击要塞，而且为了不总是要这样冲击要塞，就不得不占领要塞，也就是不得不围攻要塞。从要塞被围攻的那一刻起，要塞主要是通过其被动因素发挥作用。

对于所有上述使命，要塞都是以相当直接和简单的方式完成的。与此相反，对于以下两项使命，要塞发挥作用的方式更为复杂。

8. 用以保护延展较大的舍营地。一个中等的要塞可以封锁通向它身后舍营地的接近地，宽度可达3～4普里。这是由于要塞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个很简单的效果。但是至于说这样一个要塞能够保护一条长15～20普里的舍营线（在战史上经常谈到这一点），如果确有其事，则需要加以探讨，而如果只是幻想，也需要加以指出。

在这里需要考察以下几种情况：

（1）要塞本身可以封锁一条主要道路，并确实可以保护宽3～4普里的地区。

（2）可将要塞视为防御者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前哨，或者它能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情况。由于一个大城镇与周围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防御者还可以通过秘密情报的途径增加这种了解。人们在一个6000、8000到1万人口的城镇，自然比只在一个村庄（一个普通前哨经常利用的舍营地）能更多地了解到周围地区的情况。

（3）一些较小的部队可以依托要塞，得到要塞的保护和保障；他们不时可以对敌出击，以获取情报，或者在敌途经要塞的情况下，在其背后采取些行动。因此，尽管要塞是固定的，但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起到一支前出部队的作用（见第五篇第八章）。

（4）防御者集结其部队后，正好可以在要塞后面进行部署，以致进攻者无法推进到防御者的这一部署地，否则其背后就会受到防御者要塞的威胁。

当然，任何对一条舍营线的进攻都可被视为带有袭击特点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里说的进攻就是袭击。袭击与对战区的进攻相比，会在短得多的时间内达到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进攻者在进攻战区时，有必要对不得不经过的要塞进行冲击和控制，那么他在袭击一条舍营线时，就没必要对要塞这样做了，因此要塞也就不会像削弱敌人进攻那样削弱敌人的袭击。这当然是事实。距要塞6～8普里的两翼的舍营地也不会因此而得到要塞的直接保护。不过，这样一种袭击的目的也并不是攻击几个舍营地。至于这样一种袭击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袭击者可以期待得到些什么，我们在《进攻》一篇[7]中才能做更详细的说明，但在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指出：袭击取得的主要成果不是通过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得来的，而是通过追赶，迫使敌方一些部队应战得来的（敌方这些部队状态不佳，更多是准备赶往某些地点集合，而不是准备战斗）。但是进攻者的这种推进和追赶必须总是或多或少地指向敌舍营地的中心。而此时一个位于该中心前面的大要塞当然会给进攻者造成很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到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效果，那么就可以看出，一个大要塞能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个超出人们最初想象的、延展更大的舍营地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我们之所以说“一些安全保障”，是因为要塞所有那些间接的效果并不能阻止敌人前进，只能使敌人在前进时的困难和顾虑更多，从而使其前进的可能性小些，对防御者的危险少些。然而人们对要塞所能要求的，以及要塞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护也就是这些了。真正的、直接的安全必须通过部署前哨和正确地安排舍营来获得。

因此，如果人们认为一个大的要塞有能力保护它后面的延展很大的舍营线，并非不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在实际的战争计划中，尤其是在历史著作中常常遇到空洞的言辞或者虚幻的观点。既然只有多种条件共同起作用，要塞才能产生上述保护作用，而且即使有了这种作用，也只是减少一些危险而已，那么人们就不难看出，在有些情况下，由于特殊原因，特别是由于对手勇敢，要塞的这种保护作用有可能化为泡影。因此在战争中，人们不能满足于笼统地假设要塞有这种作用，而是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到各种具体情况。

9. 用以保护未设防的地区。如果在战争中某个地区根本没有军队驻守，或者没有大部队驻守，多少有受敌袭扰的危险，那么人们就会把位于这个地区的一个较大的要塞看作对该地区的保护，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把它看作对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人们当然可以把要塞看作对这个地区的保障，因为敌人在攻占要塞以前是控制不了这个地区的，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可以赶来对这个地区进行防御。但是人们对这种保护当然只能理解为一种非常间接的保护，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保护，因为要塞只能通过它的主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敌人的袭扰。如果人们只靠要塞的守军来发挥这一作用，就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种要塞的守军大多兵力薄弱，通常只是由步兵组成的，而且还不是精锐的步兵。如果有一些小部队在要塞周围活动，同时与要塞保持联系，把要塞作为它们的支撑和基地，那么要塞发挥保护作用的现实性就会更大些。

10. 作为民众武装的中心。在一场人民战争中，给养、武器和弹药不可能有正规的供应，而是由民众尽自己所能在这方面想办法，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数以千计的、点点滴滴的、如果没有人民战争就将始终沉睡的抵抗力量，这正是人民战争的本性。不过，如果有一个储存这类物资可供救急的大要塞，就会使整个抵抗更加严密和可靠，更有相互联系和连续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要塞是伤员的避难地，是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贵重物品的保管库，是较大行动的集结地等，最后是抵抗的中心，使敌军在其围攻期间处于一种容易受到民众武装袭击的状态。

11. 用于江河和山地防御。大江大河沿岸的要塞比其他地方的要塞能达成更多的目的，扮演更多的角色。在这里，要塞可以随时保障我军安全渡河，阻止敌军在要塞附近数普里的范围内渡河，控制江河上的运输，收纳一切船只，封锁桥梁和道路，使防御者有可能以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敌占区进入一处阵地来防守江河。显然，要塞通过这种多方面的作用，大幅减轻了江河防御的难度，应被视为江河防御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上述情况类似，在山地的要塞也是重要的。山地要塞构成路网的枢纽，控制着整个路网，并因此而控制着这些道路所通过的整个地区。因此，山地要塞应该被看作山地防御体系的真正支柱。

* * *

[1]1813年8月布布尔河战斗后，布吕歇尔为避免与拿破仑会战，向东撤退。拿破仑派麦克唐纳追击。26日，布吕歇尔趁法军渡过卡茨巴赫河后立足未稳，分三路发起进攻，将法军击溃。29日，联军在追击中歼灭了属于法军第5军的皮托师，重新推进至布布尔河。——译者注

[2]皮托（Jacques-Pierre-Louis-Marie-Joseph Puthod，1769—1837），法国少将。——译者注

[3]在中世纪，西欧封建领主将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分给封臣作为采邑，封臣则对领主负一定的义务，主要是提供军队的义务。一旦战事发生，领主即召集封臣的军队作战。这种军队往往以完成某一战事为期限，战事告一段落，封臣的军队就返回家乡。——译者注

[4]中世纪晚期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一些城邦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虽然经济发达，但防卫能力弱，它们为维护其利益而与佣兵签合同，由其提供保护。佣兵成为一种职业，佣兵的首领称为佣兵队长（Condittiere）。每个佣兵集团的武器装备为佣兵队长所有，给养和薪饷由佣兵队长负责。佣兵队长可以使自己的集团受雇于任何国家甚至个人。——译者注

[5]马格德堡（Magdeburg），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历史上是普鲁士一处要塞，位于易北河畔，东北距柏林130公里。——译者注

[6]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北距马格德堡约115公里。——译者注

[7]在1806年耶拿会战开始前，普鲁士军队部署在耶拿和魏玛一带。10月14日，普军霍恩洛厄部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被法军击溃后，绕道经奎德林布克向北方退却，于20日抵达马格德堡，在这里等待和集结溃散的部队。——译者注

第十一章

要塞（续）

我们已经谈了要塞的使命，现在谈一谈要塞的位置。这个问题初看上去似乎很复杂，因为要塞的使命很多，而每个使命又因地形不同而可能有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注意避免多余的枝节问题，那么就没必要顾虑这些了。

显然，如果人们在那些可被视为战区的地区内把位于连接两国的大路上的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尤其是优先把靠近港口、海湾以及大江河沿岸和山地中的城市都构筑成要塞，那么就能同时满足所有那些对要塞提出的要求了。大城市和大路总是在一起的，两者与大的江河和海岸也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这四者很容易共处，不会产生矛盾。相反，山地很难与之共处，因为大城市很少位于山地。因此，如果某一山地的位置和走向适于作为防线，那就有必要通过一些小堡垒封锁该山地的道路和隘口。这些小堡垒应专门用于此目的，构筑时应尽量少花费用。同时，大的要塞设施应继续用于平原上的大城市。

我们还没有谈到在边境设置要塞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整个要塞线的几何形式，以及要塞位置的其余地理因素，因为我们认为前一章所谈的是要塞最重要的任务，并且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对小国来说，构筑要塞时只考虑这些使命已经足够了。当然就那些幅员更为辽阔的国家来说，有的拥有很多大城市和大路，有的则相反，几乎完全没有大城市和大路；有的非常富有，在既有的很多要塞之外还想构筑新的要塞，有的则相反，非常贫穷，不得不以很少的要塞勉强应付。总之，如果要塞的数目与需要构筑要塞的大城市和大路的数目不是很协调，大城市和大路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少，那么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时，就可以而且需要考虑另外一些依据。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余下的主要问题涉及以下几点：

1. 当连接两国的主要道路很多，不能沿每一条道路都设置要塞时，应该选择沿哪条大路设置要塞？

2. 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

3. 要塞应该平均分布，还是应成组分布？

4. 设置要塞时应考虑当地的哪些地理条件？

就要塞线的几何样式来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例如：要塞线应设置成一排，还是多排，也就是说，要塞前后分布时的作用大，还是左右分布时的作用大；应该设置成棋盘状，还是直线式，或者要塞线是否应像工事本身的形状那样有一些凹凸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空洞的细枝末节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些不必加以考虑的问题，当人们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时，是决不会谈论它们的。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触及这些问题，只是因为在有些书本中不仅谈到它们，而且赋予这些内容贫乏的东西过大的重要性。

说到第一个问题，为了把它讲得更清楚些，我们只想提一下南德意志[1]对法国，即对上莱茵地区[2]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构成南德意志的各个邦国的情况，只把这块土地看作一个整体，从战略上来考虑如何构筑其要塞的问题，那么想必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自莱茵河畔有无数漂亮的大路通往弗兰肯、巴伐利亚[3]和奥地利的腹地。虽然在这些大路上并不缺少比一般城市大得多的城市，例如纽伦堡[4]、维尔茨堡[5]、乌尔姆[6]、奥格斯堡[7]、慕尼黑[8]等，但是如果不打算在所有这些城市中都构筑工事，那就必须有所选择。此外，即使人们根据我们的观点，认为主要应该在最大和最富庶的城市中构筑工事，也还是不得不承认，由于纽伦堡距慕尼黑较远[9]，其战略意义与慕尼黑相比显然也不同，因此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否应该取代纽伦堡，而在慕尼黑地区的一个地点（即使是比较小的地点）设置要塞。

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出决定，也就是说，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论述一般防御计划和选择进攻点的那几章。哪里是最自然的进攻点，哪里也就是我们应该优先构筑防御设施的地方。

因此，在敌国通往我国的多条大路中，我们应优先在那条最径直通往我国心脏的道路上构筑要塞，或者在那条由于穿过富饶的地区或靠近通航的河流而最便于敌人行动的道路上构筑要塞，然后我们要确定，敌人或者会遇到这一要塞的阻拦，或者当敌人欲绕过要塞时，要塞会为我们提供一个自然和有利的从翼侧向其采取行动的手段。

维也纳是南德意志的心脏，仅从与法国交战的角度来看（假设瑞士和意大利是中立的），慕尼黑或奥格斯堡作为主要要塞所起的作用显然会比纽伦堡或维尔茨堡更大。如果人们同时再考虑到从瑞士经过蒂罗尔[10]，以及从意大利过来的道路，对这一点就更有感触了，因为慕尼黑或奥格斯堡对这两条道路总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而维尔茨堡和纽伦堡对它们来说就像不存在一样。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对小国来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在战略上可以称之为边境的地方，在小国几乎就是整个国土。而国家越大，就越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最自然的回答是：要塞应该设置在边境附近，因为要塞应该用于保卫国家，而只要守住了边境，也就保卫住了国家。这一观点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以下的考察表明，这个观点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凡是主要依靠外援的防御，都尤为重视赢得时间。这种防御不是强有力的还击，而是一种缓慢的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它主要是赢得时间，而不在于削弱敌人。假设其他一切情况相同，敌人攻占分布在全国的、相隔很远的要塞比攻占密集在边境附近一线上的要塞要用更长的时间，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此外，凡是在欲通过使敌人拉长交通线和出现生存困难而战胜敌人的一切场合，也就是说在那些可以优先考虑这种抵抗方式的国家，如果它们仅在边境附近设置防御设施，则与其具备的这种抵抗方式是完全矛盾的。最后，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以下因素，那么就可以看出，人们或多或少总是有在腹地设置要塞的理由。这些因素是：只要条件允许，在首都构筑防御设施是首要的事情；根据我们的原则，各省的首府和商业中心也需要构筑这种防御设施；横贯一国的江河、山脉以及其他地形障碍有利于设置新的防线；有些城市因自然的固定位置，需要构筑防御设施；最后，某些军事设施（例如所有兵工厂）设置在腹地，比在边境附近更好，因为它们很重要，的确值得要塞工事保护。我们认为，即使那些有很多要塞的国家有理由将较多要塞设置在边境附近，但如果它们在腹地完全不设置要塞，就仍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我们认为，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果一个国家在边境地区完全没有大城市，只是在深远的后方才有大城市（例如在南德意志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在士瓦本[11]几乎没有大城市，而在巴伐利亚却有很多大城市），那么是否只应该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就更值得怀疑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根据一般的论据来一劳永逸地排除这一怀疑。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出结论，就必须让论据符合具体情况，但我们还是请读者注意本章最后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要塞更应平均分布，还是更应成组分布。如果人们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考虑，那么很少会出现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因为由两个、三个或四个要塞组成的要塞群，距一个共同的中心只有数日行程，当然能极大地加强这一中心和在该地的部队的力量，以至只要其他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人们必然会力图组成这样的战略棱堡[12]。

最后一点涉及选择要塞地点时应考虑的其余地理因素。要塞设置在沿海、大江河的两岸和山地，能加倍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因为这是人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但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地理因素。

如果一个要塞不能设置在江河畔，那就最好不要把它设置在江河附近，而是设置在距江河10～12普里的地方，因为江河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方面都会分割和干扰要塞的作用范围[13]。

在山地就没有这种情形，因为山地不会像江河那样把大小部队的行动限制在个别点上，但是在山地迎向敌人的一面（距敌人较近处）设置要塞是不利的，因为这样的话，自己的援军很难为该要塞解围。而如果把要塞设置在山地背向敌人的一面，则会加大敌人围攻的难度，因为山地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我们请读者注意1758年围攻奥尔米茨的例子[14]。

难以通行的大片林地和沼泽地的情况与江河类似，这是不难理解的。

位于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城市是否应该设置要塞，也是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种城市以少量的费用就可以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或者与其他城市相比，付出同样多的力量即可成为坚固得多而往往难以被攻克的城市，同时由于要塞的作用更多是被动而非主动产生的，因此人们似乎不必太重视那种认为这种城市容易被封锁的意见。

最后，如果我们回过来再看一下我们提出的有关在全国构筑要塞的非常简单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一体系是以直接关系到国家根基的重大而持久的事务和因素为基础的，其中不可能含有任何早晚会过时的有关战争的时髦观点、空想出来的战略妙计，以及只适合眼前的极个别的需要。这些时髦观点和妙计对为使用五百年，甚至一千年而构筑的要塞来说是错误的，会引起无法挽回的后果。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里西亚的希尔博贝格[15]要塞构筑在苏台德山脉[16]的一个山脊上，在情况完全变化后，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和作用；而假如布雷斯劳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并且能保持这样，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针对法国人，还是针对俄国人、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它都能保持其原来的意义和作用。

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些考察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完全从头构筑要塞的那种情况提出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考察就没有用处了，因为从头构筑要塞的情况基本没有出现过。我们的这些考察在设置每个具体要塞时可能是有用的。

* * *

[1]作者在本篇第二十八章和第三十章中谈及类似的问题。——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三卷第七篇第十九章。——译者注

[3]南德意志（Süddeutschland），一般指今德国包括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南的部分、萨尔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在内的地域。——译者注

[4]上莱茵地区（der Oberrhein），指巴塞尔和宾根之间的莱茵河中游两岸地区，大致包括今法国阿尔萨斯大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瑞士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

[5]巴伐利亚（Bayern），今德国东南部的一个州，历史上曾是德意志的公国、选帝侯国和王国。——译者注

[6]纽伦堡（Nürnbe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佩格尼茨河畔。——译者注

[7]维尔茨堡（Würzbu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北部一城市，位于美因河畔。——译者注

[8]乌尔姆（Ul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左岸。——译者注

[9]奥格斯堡（Augsbu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莱希河畔。——译者注

[10]慕尼黑（München），今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译者注

[11]两者相距约170公里。慕尼黑位于从法国直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上，而纽伦堡则位于另一条绕道较远的道路上。——译者注

[12]蒂罗尔（Tirol），历史上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地区，包括今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13]士瓦本（Schwaben），历史上曾是德意志的一个公国（911—1268），包括符腾堡、黑森、巴伐利亚西部和巴登的一部分，后主要指德国境内说士瓦本方言的地区。——译者注

[14]“棱堡”，原文为法语“Redan”，指要塞、堡垒等工事突出的部位，以便于观察和防御，有V字等形状。——译者注

[15]菲利普斯堡就是要塞位置选择不当的一个典型，它就像一个白痴把鼻子紧紧贴在墙上。——作者注

[16]奥尔米茨是18世纪奥地利的一个要塞，位于苏台德山脉南面，即背向普鲁士一面。普军想要围攻奥尔米茨，必须经过苏台德山脉，交通线易被切断。1758年5月22日，普军围攻奥尔米茨要塞。6月30日，奥地利统帅道恩派出袭扰部队在普军通过苏台德山脉的交通线上截获大批辎重，迫使普军停止围攻，退向波希米亚。——译者注

第十二章

防御阵地

任何一个我们利用地形作为一种防护手段而在其中接受会战的阵地都是一处防御阵地。至于我们当时的行动是以防守为主还是以进攻为主，是没有区别的。从我们关于防御的总的看法中就已经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人们可以进一步把一支迎向对手的部队在对手挑战而被迫应战时所处的任何阵地，也叫作防御阵地。实际上，大多数会战都是这样发生的。在整个中世纪，就没有其他的会战。在战争中，大多数阵地都是这类阵地，但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这类阵地。对于这样的阵地，我们只要指出阵地的概念与行军途中的宿营地不同就够了。一个专门被称作防御阵地的阵地与这类阵地相比，想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在一处普通阵地上进行决战时，时间的概念显然是主要的：双方部队相向运动，以期相遇，而地点是次要的，人们只要求它合适就行了。但是在选择真正的防御阵地时，地点的概念却是主要的，因为决战只应在这一地点进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决战应主要利用这一地点进行。这里说的只是这一阵地。

地点在此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部署到这一地点上的部队将对整个防御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地点的地形可以作为保护和加强这支部队力量的手段。简而言之，前者是战略方面的意义，后者是战术方面的意义。

如果我们要说得确切，那么防御阵地这个术语只是源于地点在战术方面的意义，因为地点在战略方面的意义（部署在该地点的部队通过其存在影响到国家的防御）也适合一处带有进攻性质的阵地。

上述两个意义中的第一个意义，即一个阵地在战略上的作用，以后在研究战区防御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想谈现在可以谈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两个近似的、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即对阵地的迂回和从阵地的侧面通过。

对阵地的迂回是指绕过阵地的正面，要么是为了从侧面甚至从背后进攻这一阵地，要么是为了切断这一阵地的退却和交通线。

前一种情况，即从侧面和背后发起进攻，是有战术特性的行动。当今部队的机动性很强，一切战斗计划都或多或少地准备进行迂回和包围打击，每个阵地都应对此有所准备。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固阵地不仅应该有牢固的正面，而且当侧面和背后受到威胁时，至少还能在那里组织对己有利的战斗。这样阵地就不会因迂回所具有的旨在从侧面或背后进攻它的意图而失去作用，在这个阵地上进行的会战成败才是阵地的意义所在。阵地应给防御者带来它通常所能提供的好处。

如果阵地受到进攻者旨在威胁其退却和交通线的迂回，那么这就是战略问题了，这时的问题在于阵地能坚持多久，以及阵地在退却和交通线方面是否优于对手，而这两点都取决于阵地的位置，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双方交通线与阵地的关系。任何好的阵地都应该保障防御的部队在阵地里占有优势。无论如何，阵地不应因受到迂回而失去作用，而是应该让忙于对付阵地的对手至少失去一些进攻的锐气。

但是如果进攻者不理睬在防御阵地中等待他的敌军，而是以主力沿另一条道路推进，去追求其目的，那么这就是从阵地侧面通过。如果进攻者能够不受惩罚地这样做，那么当他真的这样做了以后，就随时可迫使防御者放弃这个阵地，也就是说使这个阵地失去作用。

仅就“从阵地侧面通过”的字面意义来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能从侧面通过的阵地，像彼列科普地峡[1]那样的情况由于极为少见，因此几乎可以不予考虑。进攻者不能从阵地侧面通过，一定是由于他会因此而陷入不利。至于这些不利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第二十七章[2]将有更好的机会予以阐明。这些不利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它们补偿了阵地未能发挥的战术效果，与阵地一道构成防御阵地的目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防御阵地在战略上的两个特点：

1. 敌人无法从其侧面通过；

2. 在争夺交通线的斗争中使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我们还要补充另外两个战略上的特点）

3. 交通线与阵地的位置关系对防御者的战斗进程也应该产生有利的作用；

4. 地形的一般影响应该对防御者有利。

双方交通线与阵地的位置关系不仅对进攻者能否从阵地侧面通过，以及能否切断阵地上的给养供应有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会战的整个进程。防御者的斜向退却线在会战中便于进攻者进行战术迂回，同时妨碍防御者自己的战术运动。但这种斜向部署并不总是战术上的过失，而往往是错误选择战略地点的结果。例如，如果道路在阵地附近改变方向，那么斜向部署就是根本不可避免的（1812年的博罗季诺会战）。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不改变其垂直部署，就已经处于可以迂回防御者的方向上。

此外，如果进攻者有很多退路，而防御者只有一条退路，那么进攻者就会享有大得多的战术自由所带来的好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防御者即使用尽了一切巧妙的战术，也无法消除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至于最后的第四点，地形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防御者十分不利，以至即使精心地选择了并且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战术手段，也不能消除这一不利情况。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最主要的情况是：

1. 防御者首先必须争取有利条件，使自己能够清楚地观察对手，并能够在自己阵地所处地带内迅速扑向对手。只有在那些地形通过障碍与这两个条件结合的地方，地形才对防御者特别有利。

所有受到制高点制约的地点，所有或者大多数山地阵地（这一问题在有关山地战的那几章中还要专门论述），所有侧面依托山地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山地虽然增加了进攻者从阵地侧面通过的难度，但却便于他迂回），所有前面不远处有山地的阵地，以及所有不符合上述地形要求的地点对防御者都是不利的。

在与上述不利情况相反的情况中，我们只想提出阵地背后有山地这一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以至一般来说可以把它看作对防御阵地最有利的情况之一。

2. 地形应该多少与部队的特点和编成相适应。一支很占优势的骑兵部队当然应该去寻找开阔地，而一支缺少骑兵和炮兵，但经过战争历练、熟悉地形和勇敢的步兵部队，则最好去利用非常难以通过的复杂地形。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论述一处防御阵地所在的地形对部队的战术意义，而只谈防御阵地所在地形的总的影响，因为只有这种影响才是具有战略分量的一个因素。

毫无疑问，部队完全为了等待敌人进攻而进入的阵地，应该为这支部队提供非常有利的地形条件，以至这些条件可以被看作部队的力量倍增器。在大自然提供了很多，但仍未能满足我们愿望的地方，就要由筑垒术来帮忙。用这种方法往往可以使阵地的某些部分变得坚不可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使整个阵地变得坚不可摧。显然，在整个阵地变得坚不可摧的情况下，防御举措的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这时我们寻找的不再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和通过这种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而是不经过会战就取得成果。如果我们让部队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固守，就等于断然拒绝会战，迫使对手采用其他决出胜负的方法。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情况完全区别开来。我们将在以坚固阵地为题的下一章中探讨后一种情况。

我们这里所谈的防御阵地，应是一个对防御者更为有利的战场。而要使防御阵地成为一个战场，防御者的有利条件就不宜过多。这样一处防御阵地究竟应该加强到什么程度呢？显然，我们对手进攻的决心越大，阵地的坚固程度也要越大，这一点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对抗拿破仑这类人物与对抗道恩或施瓦岑贝格这类人物相比，可以而且必须退到更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

如果阵地的某些部分是坚不可摧的（例如正面），那么就应该把这些部分视为阵地全部力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些地点省下来的兵力可以用到其他地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敌人由于无法突破这些坚不可摧的部分，就会完全改变其进攻形式，这时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敌人改变进攻形式对我们是否有利。

例如，如果我们在一条大河后面很近的地方部署部队，以至可以把这条大河看作对我们正面的加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这一部署不过是使这条河成为我们右翼侧或左翼侧的依托点，因为敌人自然不得不在右方或左方更远的地方渡河，之后变换正面，向我们发起进攻。因此这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做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弊。

我们认为，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越隐蔽，我们通过战斗组合达到出敌不意效果的机会越多，防御阵地就越接近其理想状态。正如人们顾及自己的部队，要设法向对手隐瞒其真正的兵力和真正的动向一样，人们同样应该力求向对手隐瞒自己想从地形方面获得哪些好处。当然，这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且也许需要一些特别的、迄今还较少运用的办法。

任何一个位于大要塞（不论它在哪个方向）附近的阵地都可以使部队在运动和运用方面较敌人占大的优势。适当地使用野战工事可以弥补某些地点天然坚固程度的不足，可以使我们随心所欲地预先确定战斗的大体轮廓，这些就是人为加强阵地的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与善于选择地形障碍结合起来，增加敌军的行动难度，但又不至于让其不能动，如果我们尽量利用环境带来的一切好处（例如我们熟悉战场而敌人不熟悉，我们能够比敌人更好地隐蔽自己的各种举措，以及在战斗过程中能够比敌人更好地运用出敌不意的手段），那么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就能使地形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影响，使敌人由于这种影响而失败，却不知道其失败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防御阵地。我们认为这是防御战的最大优点之一。

如果不考虑特殊情况，人们可以认为中等耕作程度的起伏地可以提供大部分这样的阵地。

* * *

[1]希尔博贝格（Silberberg），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斯雷布诺戈拉（Srebrna Góra）。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65年下令在该地附近构筑要塞，1778年建成。——译者注

[2]苏台德山脉（die Sudeten），位于欧洲中部，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之间，连接埃尔茨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长310公里，宽30～50公里。最高峰斯涅日卡山，海拔1603米。——译者注

第十三章

坚固阵地和设防营垒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如果一个阵地经天然条件和人为的加强，坚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它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有利的战场的意义，从而具有了专门的意义。我们准备在本章中考察这种阵地的特点，并且由于它具有近似要塞的本性而把它称为坚固阵地。

这种阵地单靠防御工事是不容易有突出的表现的，除非作为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而单靠天然障碍就更不容易有突出的表现了。这种阵地是天然条件和人工加强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常常被称为设防营垒或设防阵地。实际上任何一个或多或少筑有工事的阵地都可以称作设防阵地，这样的阵地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阵地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

构筑一处坚固阵地的意图是使其中的部队坚不可摧，从而要么确实直接保护一个地区，要么只是保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部队，以便之后用这部分部队以另外的方式间接地保护国土。以往战争中的防线（尤其是法国边境一带的防线）要起到的作用是前一种，而向四周都形成正面的营垒和在要塞附近设置的设防营垒要起到的作用是后一种。

如果阵地的正面由于工事和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而坚固到敌人无法进攻的程度，那么敌人就会被迫迂回，以便从侧面或背后发起进攻。为了使敌人不容易进行这种迂回，人们为这些防线寻找从侧面支撑它们的依托点。莱茵河和孚日山脉就是这样从侧面对阿尔萨斯[1]的防线提供支撑。这种防线的正面越长，就越容易防止敌人迂回，因为任何迂回对迂回者说来总是有些危险的，而且部队迂回时越是不得不偏离它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种危险就越大。如果防线有一个可以做到坚不可摧的宽大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就有可能直接保护一个较大地区，使之免受敌人的入侵。以往的防御设施至少是出于这种想法构筑的。以右翼依托莱茵河，以左翼依托孚日山脉的阿尔萨斯防线，以及以右翼依托斯海尔德河[2]和图尔奈[3]要塞，以左翼依托大海的15普里长的佛兰德防线，都是为起到这个作用而构筑的。

但是人们在没有这样宽大而坚固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作为手段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借助一支有良好防御工事的部队来防守一个地区，那么这支部队就必须使自己和阵地的四面都成为正面，从而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迂回。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受到保护的不是这个地区，因为这样一处阵地在战略上只是一个点。受到保护的只是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因此有可能守住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固守。这样的营垒是无法再被迂回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作为比较薄弱的部分在侧面和背后再受到进攻，因为它处处都是正面，处处都同样坚固。但是敌人有可能从这种营垒的侧面通过，而且比从设防防线侧面通过容易得多，因为营垒的正面没有延展。

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其实起着坚固阵地的第二种作用，因为它们的使命是保护集结在其中的部队；而它们在战略上的进一步作用，也就是它们对这支受到保护的部队的运用所起的作用，与其他设防营垒是有些不同的。

谈过这三种不同的防御手段的产生情况，我们想考察一下它们的价值，并且用坚固防线、坚固阵地，以及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这三个名称来区别它们。

一、坚固防线。坚固防线是哨所线战争[4]的最不利的方式。这种防线对进攻者的阻碍，只有在强大火力的保护下，才有价值，而它本身根本毫无价值。而这种火力保护部队能达到的延展程度相对于国土的延展程度总是很小的，因此这种防线肯定是很短的，只能保护很少的国土，或者说，部队将无力确实防守所有的地点。于是人们或许就想到，不去占领这些防线上所有的点，而只是对它们加以监视，需要时则借助于部署好的预备队进行防御（就像防守一条中等江河那样）。不过这种做法是违背防线这一手段的本性的。假如天然的地形障碍大到足以采用这种“监视+防御”的方式，那么防御工事就毫无用处和毫无危险了，因为这种防御方式不是为扼守某地，而防御工事本来只是为了扼守某地而设置的。如果人们把防御工事本身看作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一处未加防守的防御工事在阻止敌人接近方面的作用是多么小。试问，当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发起进攻时，如果没有敌方的火力杀伤他们，一条12或15普尺深的壕沟和一道10～12普尺高的城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因此结论是：这种防线如果较短，从而相对来说有较多的部队防守，就会受到迂回；而如果它延展较大，并且没有相应的兵力来防守，就很容易被敌人从正面攻占。

由于这种防线使部队局限于局部防御而失去任何机动性，因此用它来对抗敢作敢为的敌人是很不合适的。如果说尽管如此这种防线在近代战争中还是存在了很长时间，那只是因为战争要素受到了削弱，表面上的困难往往像真正的困难一样起了作用。此外，这种防线在大多数战局中只是在次一级防御上用于对付敌人的袭扰部队。如果说这些防线用于这些情况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假如把用于这些防线防御的部队用在其他地点，能够做多少更有用的事情啊！在最近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人再采用这种防线，连这种防线的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至于说这种防线是否会再度出现，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坚固阵地。奉命在一个地区进行防御的部队在该地固守多久，该地区的防御就存在多久（对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二十七章[5]中将更详细地论述）。当这支部队离开和放弃这个地区时，防御才终止。

如果一支部队奉命在一块国土上固守，而该国土受到优势很大的对手的进攻，那么一个办法就是将这支部队部署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中，以保护其免受打击。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这种阵地不得不把四面都加固成正面，因此在兵力不是很大（否则就不符合这里所假设的整个情况了），采用通常宽度的战术部署的情况下，这种阵地就只能防守很小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会面临很多不利因素，即使尽可能利用防御工事来加强，也难以想象进行成功的抵抗。因此这种四周都是正面的营垒，每一面都必须有相应的较大的宽度，而且每一面还都应该是坚不可摧的。尽管宽度很大，每一面还要求具有这样的坚固程度，这是筑垒术所做不到的。因此，人们应利用地形障碍使对手完全无法接近营垒的某些部分，并难以接近其他部分，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因此，为了能够运用这一防御手段，必须有一处满足这一要求的阵地。在没有这种阵地的地方，人们只靠构筑防御工事是达不到目的的。

上述考察关系到战术上的结果，只是为了适度地确定坚固阵地这一战略手段的存在。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出皮尔纳[6]、崩策尔维茨、科尔贝格[7]、托里什-韦德拉什和德里萨[8]这些营垒作为例子。现在我们来谈谈坚固阵地在战略上的特点和作用。

这种阵地应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当然是部署在这一营垒中的部队的给养在一定时间内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在需要营垒发挥作用的期间能保障部队的给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阵地背后通向某一港口（例如科尔贝格和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或者与一处要塞有紧密的联系（例如崩策尔维茨和皮尔纳营垒），或者在营垒内部或距营垒很近的地方有大量储备（例如德里萨营垒）。

只有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营垒的给养才能得到相当充分的保障，而在第二、三种情况下，只能得到有限的保障，因此营垒中的部队仅是在给养方面就经常面临缺乏的危险。由此可以知道，保障给养这一条件将很多本来适于做营垒的险要地点都排除在外了，从而使适于构筑这种阵地的地点变得稀少了。

为了了解这种阵地的作用，以及它带来的好处和危险，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攻者针对这种阵地会采取什么行动。

1. 进攻者可以从坚固阵地的侧面通过，继续他的行动，同时以一定数量的部队监视这个阵地。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设防阵地是由主力部队占据的，还是只由一支次要部队占据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只有在除防御者的主力以外还有其他可取得的、决定性的进攻目标时（例如攻占一处要塞、首都等），从坚固阵地侧面通过才有一些意义。而且即使进攻者有这样的进攻目标，也只有在其基地的坚固程度和交通线的位置让他不必担心其战略翼侧受到威胁时，才能去追求。

虽然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说，对防御者的主力来说，坚固阵地是可靠的，并且能发挥作用，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要么这个阵地对进攻者的战略翼侧能产生确切的影响，以至防御者事先有把握将进攻者牵制在对自己无害的地点上；要么是根本不存在防御者担心的、进攻者可取得的目标。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目标，同时又不能对敌人的战略翼侧造成足够的威胁，那么防御者的主力要么根本不能占据这样的阵地，要么只能佯做占据，对进攻者进行试探，看他是否认为这个阵地重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是有危险的，即一旦进攻者并不认为这个阵地重要，防御者想驰援受到威胁的地点就来不及了。

如果占据坚固阵地的只是次要部队，那么进攻者就肯定会有其他的进攻目标了，因为这一目标有可能就是防御者的主力。在这种情况下，阵地的意义就仅限于有可能对敌人的战略翼侧产生作用，而且取决于能否起到这种作用。

2. 如果进攻者不敢从阵地侧面通过，他就有可能包围这一阵地，迫使阵地上的守军因绝粮而投降。但是进攻者要进行这种包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防御者的阵地没有行动自如的后方；第二，进攻者的兵力足以进行这种包围。如果进攻者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他的部队虽然一段时间被这一坚固营垒牵制住了，但是防御者为得到这一好处也付出了代价——占用了防御的兵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防御者只有具备下列条件，才能以主力占据坚固阵地：

（1）具有十分安全的后方（例如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

（2）预料敌人的优势不足以把我们真正地包围在营垒中。如果敌人在优势不足的情况下仍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功地冲出营垒，并各个击破敌人。

（3）可以期待援军解围。1756年萨克森人在皮尔纳附近的营垒就是这样[9]。1755年布拉格会战[10]以后发生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当时的布拉格只能被看作是个设防营垒，假如卡尔[11]亲王不知道摩拉维亚军团能够解救他，他就不会让敌人把自己包围在这个营垒中。

因此，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之一时，才允许以主力占据一处坚固阵地。但人们还是要承认，后两个条件对防御者来说已经近乎于一个大的危险了。

但是，如果占据坚固阵地的是一支为整体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的次要部队，那么就无须考虑这三个条件了，此时需要考虑的只是通过这种牺牲能否避开确实比这更严重的灾祸。这种情况可能是很少见的，但并非不可设想。皮尔纳的设防营垒就阻止了弗里德里希大帝于1756年对波希米亚发起进攻。当时奥地利人几无准备，以至于波希米亚这一王国的失陷似乎是肯定无疑的了。如果它失陷了，损失的人员也许会超过在皮尔纳营垒投降的1.7万名盟军人员。

3. 如果进攻者不可能像第1和第2两项中所说的那样去行动，也就是说防御者具备我们上面所列出的条件，那么进攻者能做的自然只有在防御者的阵地前面停下来，就像一条狗停在一群鸡前面一样，顶多派出一些部队，尽量扩大所占范围，满足于取得这种没有决定意义的小的好处，而把真正的事关占有这一地区的胜负留待将来决出。这时，防御阵地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三、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如前所述，如果要塞附近设防营垒的使命不是保护一个地区，而是保护一支部队免受敌人的进攻，那么这种营垒就属于设防阵地。要塞附近设防营垒与其他设防营垒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只在于前者与要塞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因此自然具有大得多的力量。

这些营垒还具备下列一些特点：

1. 这些营垒可以担负其他特殊使命，使敌人完全不可能或者很难对要塞进行围攻。如果要塞是一个无法被封锁的港口，那么其附近设防营垒中的部队为了这一目的而受到大的损失是值得的。如果要塞不是一个难以封锁的港口，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由于粮秣耗尽而投降，故不值得牺牲大量兵力去保卫它。

2. 要塞附近的这些设防营垒可供开阔地上的小部队使用。4000～5000人在要塞城垣的保护下可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在开阔地上，他们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坚固的营垒中，也仍然会被消灭。

3. 这些营垒可以用于集结那些内部结构还不够紧密、没有要塞城垣的保护、尚不能接敌的部队，进行战前准备，例如新兵、后备军、国民军等。

对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如果无法派兵去驻守，就会或多或少有损于要塞，这是个严重的不足。如果没有这个不足，这种营垒可以说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有利、非常值得推荐的手段。然而，总是要求要塞保有足够的守军，以便分出一定兵力准备驻守设防营垒，也是太过强人所难。

因此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在海岸要塞附近才建议构筑这种营垒，在所有其他场合构筑这种营垒则弊多利少。

最后，如果我们再归纳一下我们的看法，那就是：

1. 国土越小，可用于避开的空间越小，就越需要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

2. 越是有把握得到帮助和解围（来自其他国家的军队、气候恶劣的季节、民众暴动或进攻者缺乏给养和物资等），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面临的危险就越小；

3. 敌人可用于突击的基本力量越弱，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的作用就越大。

* * *

[1]彼列科普地峡（Landenge von Perekop），连接陆地与克里米亚半岛的狭长通道，宽5～8公里。——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二十八章。——译者注

[3]阿尔萨斯（Elsass），今法国东北部一个大区，被莱茵河分为上、下莱茵省，与德国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巴登-符腾堡州，以及瑞士的巴塞尔州相邻。——译者注

[4]斯海尔德河（die Schelde），又称埃斯科河，流经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和荷兰西南部，长360公里。——译者注

[5]图尔奈（Tournai），今比利时埃诺省一城市，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6]借助一道或多道由一系列哨所构成的哨所线进行防御，是18世纪末欧洲常见的一种防御形式。当时作战部队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寻找和占据合适的哨所阵地，避免进行大的歼灭战。哨所线有纵深小、占用兵力多、易被各个击破等弱点。请参阅作者在本卷第六篇第二十二章和第三卷第七篇第十二章的有关论述。——译者注

[7]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二十八章。——译者注

[8]皮尔纳（Pirna），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西北距德累斯顿20公里。——译者注

[9]科尔贝格（Kolberg），即今波兰港口城市科沃布热格（Kołobrzeg），位于波罗的海岸边。——译者注

[10]德里萨（Drissa），即今白俄罗斯城市维尔什尼亚温斯克（Werchnjadswinsk），位于道加瓦河与德里萨河交汇处附近。——译者注

[11]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萨克森，企图进而占领波希米亚。萨克森军队在皮尔纳附近构筑坚固阵地进行防御，等待奥地利军队前来支援。直到奥地利的援军被普军击败后，皮尔纳的守军才于10月中旬投降。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由于冬季临近而未能达到占领波希米亚的目的。——译者注

第十四章

翼侧阵地

我们像编纂词典一样把翼侧阵地单列一章，只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在本书中找到这个在一般军事术语中很突出的概念，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凡是在敌人从其侧面通过后仍应固守的阵地都是翼侧阵地，因为自敌人从侧面通过的那一刻起，该阵地除了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外，就没有其他作用了。因此所有的坚固阵地必然同时是翼侧阵地，因为它们是坚不可摧的，也就是说对手只能从它们侧面通过，因此这种阵地的价值只在于威胁对手的战略翼侧。至于坚固阵地本来的正面应该如何设置，是应像科尔贝格营垒那样平行于敌人的战略翼侧，还是应像崩策尔维茨和德里萨营垒那样垂直于敌人的战略翼侧，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处坚固阵地必须在所有方向上都是正面。

但是，即使我们的阵地不是坚不可摧的，只要阵地的位置在保障退却线和交通线方面能使我们占有重要的优势，我们仍然可以在敌人从阵地侧面通过后固守这一阵地，以至我们不仅能有效地进攻推进之敌的战略翼侧，而且会使进攻者担心其退路，并且无力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假如敌人能够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在无退路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因为我们的阵地不是坚固阵地，即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

1806年的一个战例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如果部署在萨勒河右岸的普鲁士军队正面朝向萨勒河，并且在这个阵地上静候情况的发展，那么当拿破仑经霍夫[1]前进时，这个阵地就完全可以成为翼侧阵地。

假如当时双方在物质和士气方面不是如此悬殊，假如指挥法军的只是道恩式的人物，那么普军的阵地就会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从这个阵地侧面通过，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拿破仑也承认这一点，因此他决心进攻这个阵地。至于切断这一阵地的退路，即便是拿破仑也未能完全做到。即使双方在物质和士气方面的差别不大，法军要切断普军退路也与从其阵地侧面通过一样，是不可行的，因为普军左翼一旦被攻克所面临的危险比法军左翼一旦被攻克所面临的危险要小得多。即使双方在物质和士气方面差别很大，假如指挥果敢而镇定，普军仍有大的获胜希望。其实没有什么能阻止布伦瑞克公爵[2]在13日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在14日拂晓率领8万人与拿破仑在耶拿和多恩堡[3]附近渡过萨勒河的6万人对峙。即使普军的这一兵力优势和法军背靠萨勒河陡峭河谷的处境还是不足以使普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人们还是要说，这种对峙局面本身对普军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普军不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而赢得决战的胜利，那么就根本不应考虑在这一地区进行决战，而应继续退却，以便在退却中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

可见在萨勒河畔的普军阵地虽然是可以被攻破的，但对经霍夫而来的那条大路来说，这一阵地还是可以被视为翼侧阵地的。只是像任何可以被攻破的阵地一样，它并不具备翼侧阵地的所有特性，因为只有当敌人不敢进攻它时，它才成为翼侧阵地。

有些阵地在进攻者从其侧面通过时固守不住，因此防御者就想从这些阵地出发，从侧面对进攻者发起进攻。如果人们仅仅因为这一进攻是从侧面发起的，就要把这些阵地叫作翼侧阵地，那就更不符合翼侧阵地的明确概念了，因为这样的侧面进攻与阵地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这种进攻至少主要不是以翼侧阵地的特性（可以威胁进攻者的战略翼侧）为依据的。

无论如何，从以上可以看出，关于翼侧阵地的特性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谈了。在这里我们只需简单地谈谈翼侧阵地这一防御举措的特点。

关于真正的坚固阵地，我们完全不必再谈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相当清楚了。

一处并非坚不可摧的翼侧阵地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但自然也是一种危险的工具，正是由于它并非坚不可摧。如果进攻者被翼侧阵地牵制住了，那么防御者使用少量兵力就产生了大的效果，就像骑手用小指按压反应灵敏的衔铁长柄。然而如果这一翼侧阵地的效果太小，进攻者没有被牵制住，那么防御者就会或多或少失去退路，要么不得不试着急忙绕道逃命，即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寻找脱身之计，要么面临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针对一个大胆、士气上占优势并且正在寻求真正决战的对手，防御者采取这一手段是极为冒险和不合适的，就像上面所举的1806年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但是针对一个谨小慎微的对手和在双方只是相互监视的战争中，这一手段却是有才干的防御者可以采用的最好的手段之一。费迪南德[4]公爵利用威悉河[5]左岸阵地防守该河，以及著名的施莫特塞芬[6]和兰德斯胡特[7]阵地的利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过1760年富凯[8]军在兰德斯胡特的惨败[9]同时也说明错用这种手段所面临的危险。

* * *

[1]1757年，普军攻入波希米亚，5月初在布拉格附近大败奥军。奥地利统帅卡尔亲王被迫退守布拉格，等待道恩所率的摩拉维亚军团前来解围。6月18日，道恩在科林击败弗里德里希二世，迫使普军放弃布拉格，撤出波希米亚。——译者注

[2]卡尔（Karl Alexander von Lothringen，1712—1780），奥地利元帅，奥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任奥属尼德兰总督，多次参加针对土耳其、法国、普鲁士等国的战争。——译者注

[3]霍夫（Hof），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畔。——译者注

[4]即卡尔·威廉·费迪南德（Karl Wilhelm Ferdinand，1735—1806），布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普鲁士元帅。1787年曾占领尼德兰，1792年率奥普联军进攻法国。1806年在耶拿会战中任普军总司令，被拿破仑击败，双目受伤后阵亡。——译者注

[5]多恩堡（Dornburg），今德国图林根州城市多恩堡-坎姆堡（Dornburg-Camburg）的一部分，位于耶拿以北的萨勒河西岸。——译者注

[6]即卡尔·威廉·费迪南德。——译者注

[7]威悉河（die Weser），今德国中部的一条河流，长452公里。——译者注

[8]施莫特塞芬（Schmottseiffen），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普瓦夫纳戈尔纳（Pławna Górna），位于布布尔河畔。1759年7月10日，普军在此占领坚固阵地，阻挡奥军前往奥得河与俄军会合。——译者注

[9]兰德斯胡特（Landeshut），即今波兰西南部城市卡缅纳古拉（Kamienna Góra），位于布布尔河东岸。——译者注

第十五章

山地防御

山地对作战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对于理论非常重要。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减缓军事行动的因素，因此它首先对防御有利。我们在这里研究这种影响，但并不局限于山地防御的较窄的概念。由于我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在某些方面所得出的结论与通常的观点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方面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考察这一问题的战术属性，以便能找到与之相联的战略节点。

一路大的部队沿山地小路行军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而一个小哨所，如果正面有陡峭的山体保护，左右有深谷做依托，却能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两种情况使人们一向认为山地防御能产生很大的效果和力量，认为只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武器和战术特点的限制，大部队才未能在山地进行防御。

一路部队蛇行前进，费力地穿过狭长深谷，攀登上山，然后蜗牛般翻过山头继续前行，炮兵和辎重兵边走边骂，抽打着筋疲力尽的骡马通过崎岖不平的山路，每损坏一辆车，都要费尽力气才能清掉。清障期间，后面的一切都会被堵住去路，导致怨声载道，骂声不绝于耳。这时人人都会想：这里只要出现200个敌人，就一切都完了。因此历史著作家们在谈到隘路时，总是把它描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样子。但是每个熟悉战争的人都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这种穿过山地的行军与山地进攻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共同之处，因此从这种山地行军的困难推论出山地进攻会有更大的困难，是错误的。

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很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甚至某个时期的军事艺术几乎也同样自然地陷入这种错误。当时山地作战对有战争经验的人来说就像对新手一样，几乎同样是一种新现象。在三十年战争以前，由于战斗序列具有纵深大、骑兵多、火器不完善以及其他种种特点，因此利用险要地形障碍的做法还很不普遍，几乎不可能进行正式的山地防御（至少是用正规部队进行的山地防御）。大约到了战斗序列展开较大，步兵及其火器占了主要地位时，人们才想到利用群山和谷地。百年以后，也就是到18世纪中叶，山地防御的思想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情况，即一个小哨所部署在难以接近的山地某处，能够由此获得大的抵抗能力，这更容易让人得出山地防御力量强大的结论。有人甚至认为，似乎只要把这种哨所的兵力增加若干倍，就可以使一个步兵营起到一支大部队的作用，使一座山起到一道山脉的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小哨所如果在山地选择了有利的部署地，就可以获得不同寻常的力量。一支小部队在平原上被数个骑兵连追击，这时如果它能迅速逃掉，不被击溃和被俘，就已经是万幸了。而这支小部队在山地却能以一种从战术上来看可以说是狂妄的姿态出现在一支大部队的眼前，迫使后者郑重其事地采取正规的进攻或迂回等行动，从而得到军事上的荣耀。至于这支小部队应该如何利用通行障碍、两翼依托点，以及在退却途中找到的新阵地来赢得这种抵抗能力，那是战术应该阐明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通过经验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以往人们有以下想法是很自然的，即如果把很多这种强有力的哨所并列部署，必然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几乎坚不可摧的正面，从而使问题的关键只在于确保自己不被迂回。为此，正面必须向左右延展，直到找到能满足整个防御要求的依托点，或者直到人们认为延展的程度本身足以保证不会被迂回。一个多山的国家尤其容易吸引人们这样做，因为它能提供很多这样的哨所部署地，这些地点似乎一处胜似一处，以至人们竟不知应该延展到何处才算是个头。于是人们在一定的宽度上用小部队占据和防守山地的所有入口，认为用10个或者15个单独的哨所占据一处宽约10普里的地域，就终于可以不必担心受到可恶的迂回了。由于这些单独的哨所之间是难以通过的地形，使这些哨所看似紧密相连，而行军纵队在山地无法离开道路行进，因此人们就认为这是在敌人面前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此外，防御者还保留数个步兵营、数个骑炮兵连和十几个骑兵连作为预备队，以防进攻者奇迹般地突破阵地的某一点。

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谁也不能肯定说，我们已经完全摒弃了这种错误看法。

自中世纪以来，军队人数日益增加，战术也随之发展，同样有助于人们在军事行动中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利用山地。

山地防御的主要特点是极为确切的被动性，因此部队在具有今天的机动性以前，倾向于山地防御是相当自然的。部队的规模日益加大，为避免对手的火力打击，人们开始将部队部署成长而稀疏的横队，这种横队的相互联系非常复杂，机动非常困难，往往不可能机动。部署这样的横队就像安装一台复杂的机器，常常要花费半天工夫，占去会战的一半时间，几乎构成现在会战计划的全部内容。这种部署一旦完成，就很难再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做出改变。从而出现的情况是：进攻者比防御者较晚进入战斗状态，因此可以根据防御者的阵地情况进行部署；而防御者却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于是进攻者取得了总的优势，而防御者除了寻求地形障碍的保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当然对寻求保护来说，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山地那样到处都可以找到有效的地形障碍，因此人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部队与一处险要的地形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二者共做一事：部队防守山地，山地保护部队。这样一来，被动防御借助于山地大幅增强了力量，这种做法本身还没有什么害处，只是防御者失去了更多的活动自由，但防御者本来也不知道特意去利用这种自由。

当敌对双方较量时，暴露的侧面（其中一方的弱点）总是会招致对方的打击。如果防御者一动不动像钉子一样守在本身坚固和无法攻克的哨所中，那么进攻者就可以大胆地进行迂回，因为他对自己的侧面就不必再有任何顾虑。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所谓的迂回包抄不久就会被提到进攻者的日程上来。为了应对迂回，防御者的阵地越来越向两侧延展，于是正面相应地被削弱了，而这时进攻者突然采取相反的方法：不是对防御者展开的阵地进行迂回，而是集中兵力进攻一点，进而突破整个防线。现代战争中的山地防御大体上就处于这样的节点。

于是进攻又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这是借助于日益提高的机动性而取得的。防御也只能求助于这种机动性，但是山地就其本性来看是与机动性相反的，因此整个山地防御遭到了一次大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些迷信山地防御的部队在革命战争中就曾多次遭受类似的大败。

但是为了不把好的连同坏的一概否定，为了不至于人云亦云地得出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已千百次被活生生的现实否定了的论断，我们必须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来分别研究山地防御的各种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加以解决并有助于弄清其他一切问题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打算利用山地防御进行的抵抗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抵抗只是持续一段时间，还是坚持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为止。对相对抵抗来说，山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它能极大地增强抵抗的力量；对绝对防御来说，情况则相反，山地通常完全是不合适的，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是合适的。

在山地，任何运动都更缓慢、更困难，因此耗费的时间也更多。如果运动是在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人员的损失也会更多，而时间和人员的损耗量是衡量抵抗强度的标准，因此只要仅是进攻者在运动，防御者就一直拥有明确的优势，而一旦防御者也必须运动，他就会立刻失去这种优势。相对抵抗比起那种导致决定胜负的抵抗允许有大得多的被动性，而且允许这种被动性达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为止，而在绝对抵抗中这是决不能允许的。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从战术上看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山地这一因素就像大密度的介质一样，给运动带来困难，会削弱一切积极活动，是完全适合相对抵抗的。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小哨所在山地凭借地形可以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对这一战术结论并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证明，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点补充，那就是在这里必须区分这个哨所小部队是相对地小还是绝对地小。如果一支随便什么规模的部队把它的一部分单独地部署在阵地上，那么这部分部队就可能受到全部敌军，也就是说受到一支优势之敌的进攻。与这种优势兵力相比，防御者的这支部队的确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部署该部队的目的通常就不能是绝对抵抗，而只能是相对抵抗。这支小部队与它自己一方的全部兵力以及与敌方的全部兵力相比，兵力越小，部署它的目的就越只能是相对抵抗。

但是即使是一支绝对的小部队（当面之敌不比自己多，因此可以设想进行绝对抵抗和追求真正胜利的小部队），其在山地的处境也比一支大部队要优越得多，从险要地形中获得的好处也要大得多。我们以后还要再说明。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小哨所在山地具有很大的力量。不言而喻，在相对抵抗起决定作用的一切场合，这种小哨所会带来决定性的好处。但是如果一支大部队在山地进行绝对抵抗，是不是能同样带来决定性的好处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先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若干个这样的哨所组成的正面防线，其力量是否像人们迄今所想象的那样等同于各哨所力量之和呢？肯定没有，因为以这样的结论，人们会犯以下两个错误：

首先，人们经常会把难以通行的地方与无法通行的地方混为一谈。在辎重队、炮兵和骑兵无法行军的地方，步兵大多还是可以通过的，炮兵大概也是能通过的，因为战斗中的运动虽然非常紧张，但是距离短，故不能以行军的标准来衡量。由此可见，认为哨所之间能有可靠联系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些哨所的翼侧是不安全的。

其次，人们会认为，一排正面十分坚固的小哨所，其翼侧同样坚固，因为一处深谷、一道悬崖等对一个小哨所来说是非常好的依托点。但这些险要地形为什么能发挥这样的效果呢？不是因为它们能让敌人无法迂回，而是因为它们能使敌人在迂回中受到与直接进攻哨所差不多的时间和兵力损耗。由于这种哨所的正面是坚不可摧的，敌人就会（而且只得）不顾地形的困难，对哨所进行迂回，而要实施这样的迂回，大概需要半天时间，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员伤亡。如果这样的哨所此时要依靠援军，或者打算只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或者自己的力量足以与敌人的力量相抗衡，那么哨所两翼的依托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哨所不仅正面是坚固的，而且两翼也是坚固的。但是如果人们说的是一排哨所，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它们是正面展开的山地阵地，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就都不存在了。敌人可以优势很大的兵力攻其一点，而防御者从后方可得到的援军数量极为有限，而且还要进行绝对的抵抗。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哨所两翼的依托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进攻者把他的打击指向这一弱点。他以集中的，也就是优势很大的兵力进攻正面的一点，这时进攻者激起的抵抗就这一点说来是非常激烈的，但就整个防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进攻者克服了这一抵抗之后，就突破了整个防线，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从以上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抵抗一般来说在山地比在平原地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抵抗是由小哨所进行的，那么它的相对力量是最大的，但是这种相对力量并不是随兵力的增加而增加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般的大规模战斗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谈谈赢得积极的胜利这一问题，赢得这种胜利也应该是山地防御的目的。如果用整个部队或者主力进行山地防御，那么山地防御自然变为山地防御会战。这时，会战（也就是运用全部兵力去消灭敌军）就成了战斗的形式，赢得胜利就成为战斗的目的。在会战中出现的山地防御是从属于会战的，它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山地地形对赢得胜利这一目的有什么影响呢？

防御会战的特点是在正面进行消极的反应，在后方加速进行积极的反应[1]，但山地地形对这两种反应来说却是一个致命因素。这是由下面两个情况造成的：第一，山地没有供部队从后向前各方向快速行军的道路，甚至战术袭击也会由于地形起伏而受到削弱；第二，视线受到限制，不利于观察地形和敌方的运动情况。因此，山地地形给进攻者提供的好处与在正面给防御者提供的好处是一样的，这就会妨碍抵抗中更好的另一半[2]出现。另外，还有第三个情况，就是防御者的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尽管山地地形有利于防御者在正面受到压力时退却，尽管山地能让欲迂回防御者的敌人损失大量时间，但这些毕竟只是防御者在相对抵抗时才能得到的好处，而在决定性会战即坚持抵抗到底的情况下，防御者是得不到这些好处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两翼的纵队占领那些威胁甚或封锁防御者退路的地点，其所需的时间也会更多些，但一旦敌人占领这些地点，防御者就没什么补救的办法了。防御者从后面发起的任何攻势都无法再把敌人从威胁防御者退路的这些地点赶走；防御者即使投入全部力量在绝望中发起进攻，也无力突破敌人的封锁。如果有人说这里有矛盾，认为进攻者在山地拥有的那些有利条件也必然对突围者有利，那就是没有看到这两种情况的差别。进攻者派去封锁通路的部队没有绝对防御的任务，他们抵抗数小时很可能就够了，因此其处境与哨所小部队是一样的。而他们的对手此时已不再拥有各种战斗手段，而是陷入混乱，缺乏弹药等等。总之，防御者的胜利希望很小，这种失败的危险使防御者最担心出现这种情况，而这种担心反过来在整个会战中都会有影响，会削弱每位战斗人员的士气。此时，防御者对翼侧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敏感，进攻者派到防御者后方树木茂密的山坡上的每一小股部队，都会成为进攻者取得胜利的新的杠杆。

假如防御者在山地防御中将整个部队集中部署在广阔的台地上，那么上述不利条件的绝大部分就会消失，而有利条件会保留下来。人们也许想象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正面坚固，翼侧很难接近，而阵地内部和后方又有最充分的运动自由，这样一处阵地可算是最坚固的阵地之一了。不过这几乎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尽管大多数山地沿其山脊行进比翻越其山坡更容易，但是山地的大多数台地对集中部署的大部队来说不是太小，就是名不副实。它们更多是地质学意义上的台地，而非几何学意义上的台地。

此外，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小部队来说，山地防御阵地的那些不利因素会减少，原因是小部队占据的空间较小、所需的退路较少等等。单独的一座山不是山区，没有山区的那些不利条件。部队越小，就越可以将它的部署局限在一些单个的山脊和山上，而没有必要把它束缚在密林覆盖的陡峭山谷的罗网里，这个罗网是上述一切不利因素的根源。

* * *

[1]富凯（Heinrich August de la Motte Fouqué，1698—1774），男爵，普鲁士将军。1760年6月23日在兰德斯胡特附近被奥地利劳东元帅所率优势兵力击败并被俘。——译者注

[2]1760年6月，普鲁士富凯将军率领1.2万人进入下西里西亚的兰德斯胡特附近阵地，试图凭借丘陵地带中的坚固阵地使奥军不敢贸然进攻，从而阻止奥军通过里森山脉进入西里西亚。23日凌晨2时，富凯受到奥地利劳东元帅所率2.8万人的进攻，伤亡2000人，被俘8000人，富凯本人负伤后也被俘，损失火炮68门，奥军伤亡3000人。——译者注

第十六章

山地防御（续一）

现在我们转而看一下前一章所谈的战术上的结论在战略上的运用。

我们要分别谈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山地作为战场。对这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还必须分别谈谈：

1.山地作为主力会战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山地地形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对防御者来说是多么不利，从而对进攻者来说又是多么有利。这种看法与通常的看法恰恰相反。当然人们要知道，持通常看法的人把很多事情都搞乱了，他们很少把极不相同的事情区别开来，看到从属的小部队在山地具有非常强大的抵抗力，便认为一切山地防御都是非常有力的。当有人认为防御中的主要行动（防御会战）在山地不是这样强有力时，他们就会感到惊讶。而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把防御者在山地会战中的失败归咎于哨所线防御，而未认识到这是相关事物的本性使然。我们不怕提出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还要指出，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有一位著作家抱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这位著作家对我们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这就是卡尔大公。他是在论述1796年和1797年战局的著作[1]中提到这种见解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著作家、评论家，更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如果一个兵力较少的防御者，费尽千辛万苦集中了他所有的部队，欲在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中让进攻者感受到自己的爱国之情、战斗激情和沉着机智，并且受到人们焦急和殷切的关注，却把部队部署在迷障重重的山地，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特殊地形的束缚，处于一种可能受到优势之敌千百次袭击的险境之中，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处境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时他只能向着一个方面发挥他的才智，那就是尽量利用各种地形障碍，从而使他近乎采取有害的哨所线防御，而这本是他应该竭力避免的。因此在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的情况下，我们远不认为山地是防御者的一处避难所，而是更愿意建议统帅们尽量避开山地。

当然，有时人们的确不可能完全避开山地。这样山地会战必然与平原会战有明显不同的特点：阵地要宽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平原上的2～3倍，部队的抵抗要被动得多，还击会无力得多。这是山地地形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防御者还是不应把这种会战中的防御转变为山地防御。这种会战中的防御的主要特点只应是在山地集中部署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部队置于一位统帅的指挥下，进行一场战斗，并保持充足的预备队，以便让会战决出的结果更多一些，而不是单纯的抵御，不只是在敌人面前举起盾牌。这一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种防御很容易变成单纯的山地防御，以至经常出现而不足为奇。但这是极为危险的，以至理论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对此发出警告。

关于主力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问题就谈这些。

2.山地作为从属型战斗的战场。

与上面所谈的情况相反，山地对从属和次要的战斗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不会进行绝对抵抗，也不会带来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我们只要把进行这种抵抗的目的列举出来，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了：

（1）单纯赢得时间。这一目的是极为常见的，每当我们为了解敌情而设置防御线时，就有这个目的。此外，凡是等待援军的场合，也都有这个目的。

（2）抵御敌方的单纯佯动或小的次要行动。如果一个地区有山地保护，山地又有部队防守，那么无论这种防御多么薄弱，总是足以阻止敌人的袭扰和其他为掠夺该地区而进行的小规模行动。假如没有山地，如此薄弱的防线是无济于事的。

（3）展示自己[2]。在人们对山地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总会有对手害怕山地，在山地面前驻足，不敢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主力进行山地防御。在投入兵力和运动不多的战争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样做永远有个条件，那就是既不打算在这一山地阵地中接受主力会战，也不能被迫进行这样的会战。

（4）一般来说，山地适于用来部署那些不准备进行主要战斗的部队，因为各部队在山地中的战斗力比较强，只是整个部队在山地中的战斗力比较弱。此外，部队在山地不大容易受到袭击，不大容易被迫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5）最后，山地是真正适合民众武装活动的地方。但是民众武装必须总是得到小股正规军的支援。如果附近有大部队，反而可能对民众武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支援民众武装通常不能成为派大部队进入山地的理由。

关于山地作为从属战斗的战场问题就谈这些。

二、占据山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如前所述，兵力不大的哨所守军在山地很容易确保较大地区的安全，而在便于通行的地区则无法守住较大地区，会不断遇到危险，这是因为如果对手占领了山地，那么另一方在山地的每一次前行都比在平原慢得多，也就是说无法跟上对手。因此，对同样大小的一处山地和其他地区来说，谁占有山地会重要得多。一个开阔地区，被谁所占有可能每天都有变化，我方战斗力强的部队只要推进，就可以迫使敌军把我们需要的地区让给我们，而在山地就不是这样。在山地，敌人的兵力即使少得多，也有可能进行出色的抵抗，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山区中的一个地段，就总是要为此采取专门计划的行动，而这往往要耗费很多兵力和时间。因此，即使山地不是主要军事行动的发生地，我们也不能像在便于通行的地区那样认为山地的得失是取决于主要军事行动的，不能把夺取和占有山地视为我们推进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见，山地具有大得多的自主性，对山地的占有更为确切，较少会发生变化。如果再看到山地就其特性而言，可以使人们从山地边缘很好地俯视开阔地，而山地本身却始终像隐藏在漆黑的夜里一样，那么人们就可以理解，任何一片山地对没有占据它、却位于它附近的一方来说，永远可以被看作一个无法封堵的、产生不利影响的源泉和敌人隐蔽其力量的场所。如果山地不仅为对手所占有，而且还是在其领土上，那么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小股鲁莽的游击队员如果受到追击，可以进入山地躲避，然后平安无事地从另一地点突然冲出；规模很大的几路部队可以在山地中隐蔽前行。我们的军队如果不想陷入受到山地影响的地区，不想卷入一场失衡的战斗，不想受到敌人的进攻和突击而无法还击，就不得不始终与山地保持相当的距离。

每一处山地对一定距离内的较低地区就是以上述方式产生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是很快发生作用，例如在一次会战中（1796年莱茵河畔的马尔什会战[3]），还是过一段时间才对交通线发生作用，这要取决于它们的空间位置关系；至于这种影响能否被在山谷或平原发生的决定性的行动一起克服和消除，则取决于双方兵力的对比情况。

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没怎么考虑蒂罗尔就向维也纳前进了；但是莫罗在1796年不得不离开士瓦本，主要是因为他未控制地势较高的地区，从而不得不投入很多兵力监视该地区。在双方势均力敌而形成拉锯的战局中，我们应该摆脱敌人占领的山地对我们的持续不利影响，因此应该设法占领并守住这一山地中涉及我们进攻主要路线方向上的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山地通常成为敌我双方小规模战斗的主要战场，但是人们应该避免高估山地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这种山地看作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不应把占领山地看作主要的事情。当一切取决于胜利时，胜利是主要的事情。而赢得胜利后，胜利者就可以根据主要需求来安排其余的一切了。

三、山地作为战略屏障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必须分别谈谈山地作为屏障的两个影响。

一是对决定性会战的影响。人们可以把山脉看成一条河流，是一道带有一定通路的屏障。这一屏障把前进中的敌军隔开，把他们限制在几条小路上，使我们能够用集中部署在山后的大部队袭击敌军的某个部分。这样，这一屏障就给了我们取得战斗胜利的机会。进攻者在穿过山地前进时，即使他想排除其他所有顾虑，也无法保持一路纵队，因为他要避免陷入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极大危险。因此，这种山地防御是以敌军分兵前进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为前提的。但是由于山地和山地出口的概念是很不确切的，因此在采用这种山地防御手段时，一切取决于地形本身的情况，只能认为这种手段是有可能被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应该记住，采用这种手段时还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敌人在受到进攻时，可以很快在山地中找到保护；第二，敌人占有较高的地势，这对防御者来说虽不是决定性的不利因素，但毕竟是不利的。

除了1796年针对阿尔温齐[4]的会战以外，我们还未曾见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但是拿破仑在1800年翻越阿尔卑斯山脉[5]的行动[6]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当时梅拉斯[7]本应而且能够在拿破仑的各路部队集中起来之前就以全部力量进攻他的。

二是当山地穿过敌交通线时对该交通线的影响。在山地，撇开设置在通路上的工事和民众武装的影响不提，仅是糟糕的山路在恶劣的季节就能使一支部队陷于绝望，它们把部队弄得筋疲力尽，往往迫使其退却。如果再有小股部队频繁袭扰，甚至出现人民战争，那么敌军就不得不派出大量部队，最后不得不在山中部署固定的哨所守军，从而陷入进攻战中所能有的最不利的境地。

四、山地对部队给养的影响。这个问题很简单，本身很容易理解。当进攻者不得不停留在山地中，或者至少把山地留在自己背后时，山地在给养方面造成的困难对防御者来说有极大的好处。

由于上述对山地防御的考察也折射出山地进攻的一些情况，因此它们实际上是对整个山地战的考察。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变山地为平原，变平原为山地，以及不能因为战区的选定是由很多其他因素决定的，似乎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便认为这些考察不正确或不切实际。如果是较大范围内的行动，我们就会发现，选择战区的余地并不那么小。如果涉及的是主力的部署和效果，而且是在决定性会战的时刻，那么部队向前或向后多走数日行程，就可以离开山地，进入平原，果断地在平原上集中主力就可以使附近的山地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还想把上面分别论述的各点归纳成一个明确的看法。

我们断言并认为已经证明：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山地一般来说对防御不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防御是指决定性的，其成功与否涉及国土的得失。山地阻挡了防御者的视线，妨碍其向各方向的运动；山地迫使防御者陷于被动，不得不分兵把守每一条通路，这样一来，这种防御总是或多或少地变成哨所线战争，因此人们应该尽量使主力避开山地，把主力部署在山地的侧面，或部署在山前或山后。

另外，我们认为，对完成从属目的和扮演次要角色的部队来说，山地是一种加强力量的因素。当我们说，山地对弱者（那些无法再寻求绝对决战的部队）来说是真正的避难地，这与我们上面的论点并不矛盾。次要角色可以从山地得到好处，这再次说明不应把主力用于山地。

但是所有这些考察都很难改变人们的印象。不仅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而且那些运用过拙劣战法的人，在具体情况下还是会强烈地感到山地就像是一种高密度、强黏性的介质，会给进攻者的一切运动带来困难，以至他们很难不认为我们的见解是最为奇怪的谬论。但是在做过全面考察后，人们就会以18世纪独特的军事艺术史实取代上述印象。例如，他们决不会相信，奥地利在保卫它的各邦时，针对意大利方向并不比针对莱茵河方向容易。相反，法国军队在一位精力充沛、无所顾忌的统帅指挥下作战20年之久，其统帅对这一战法带来的胜利总是记忆犹新，以后还会长期在山地战和其他战斗中，由于熟练的判断力而有出众的表现[8]。

这样说来，好像开阔地比山地更能保护一个国家：西班牙如果没有它的比利牛斯山脉[9]会更强大，伦巴第地区[10]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脉会更难接近，而平原国家（例如北德意志[11]）比山地国家（例如匈牙利）更难征服。针对这些错误推论，我们最后想做一点说明。

我们并未断言，没有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班牙会比有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班牙强大，而是认为，如果一支西班牙军队感到自己足够强大，能够进行决定性的会战，那么较好的做法是集中部署在埃布罗河[12]后边，而非分兵把守比利牛斯山脉的15个隘口，但是比利牛斯山脉还远未因此就失去它对战争的影响。我们的这种看法对意大利军队也同样是适合的。假如意大利军队是分散部署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脉，就不会有决战的选择权，而被任何一个果敢的对手击败。假如它部署在都灵平原上，就会像任何其他军队一样有获胜的机会。但是人们不会因此就认为对进攻者来说，通过像阿尔卑斯山脉这样巨大的山体，并把它留在身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此外，在平原进行主力会战并不排斥以次要部队在山地进行短暂的防御，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这样的大型山地进行这种防御是很值得建议的。最后，我们远不认为征服一个平原国家比征服一个多山国家容易，[13]除非通过一次胜利就可以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征服者在对多山国家取得这一胜利后就进入防御状态，这时山地正如过去对原来的防御者不利一样，对征服者也必然同样不利和更为不利。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此前防御者的外来援军纷纷抵达，民众都拿起了武器，那么山地将增强所有这些抵抗的力量。

人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就像透过折光镜看物体一样，当拿着物体向一定方向移动时，物体的影像会越来越清晰，但不能随意地移动下去，而是只能到焦点，一旦超过焦点，就适得其反了。

如果山地中的防御比较弱，那么这可能促使进攻者优先考虑把山地作为他的行进方向。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给养和行路的困难，不确定对手是否恰恰准备在山地接受主力会战，以及对手是否会把主力部署在山地，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进攻者可能有的前述好处。

* * *

[1]作者所说的“消极的反应”指防御者抵御敌人的进攻，“积极的反应”指防御者为转入反攻而积极做准备。——译者注

[2]指反攻。——译者注

[3]指卡尔大公撰写的《由1796年德意志战局论战略原则》（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erläutert durch di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n 1796 in Deutschland）（三卷，1814年维也纳出版）。——译者注

[4]指故意展示自己的力量，以震慑敌人。——译者注

[5]1796年7月9日，莫罗率领的法军和卡尔大公率领的奥军在南德意志黑林山脉附近的马尔什（Malsch，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小镇）进行会战。当时一部分法军从山上对低处的奥军左翼进行迂回，奥军被迫后撤。——译者注

[6]阿尔温齐（Joseph Freiherr von Berberek Alvinzi，1735—1810），男爵，奥地利元帅。曾于1796年11月和1797年1月两次率奥军试图为曼托瓦解围，均被拿破仑击败。——译者注

[7]阿尔卑斯山脉（die Alpen），欧洲最大的山脉，长1100余公里，宽100～250公里。——译者注

[8]1799年，北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重新被奥地利军队占领，法军仅占领热那亚一地，并被奥军包围。次年5月，拿破仑率法军经瑞士分三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背后袭击奥军。奥地利的梅拉斯将军没有在法军开出山地之前各个击破敌人，使法军得以集中后在马伦戈附近大败奥军。——译者注

[9]梅拉斯（Michael von Melas，1729—1806），男爵，希腊裔奥地利元帅。曾参加七年战争，多次在意大利与法军作战。1800年6月14日在马伦戈会战中被拿破仑击败。——译者注

[10]作者可能是想说明在山地进行防御并不比在其他地区防御容易，即如果奥地利抵抗法国的进攻，在针对意大利的方向上（山地地形）进行防御，并不比在针对莱茵河的方向上（平原地形）进行防御容易。而法军在拿破仑的统率下，有多年战争的经验和胜利带来的信心，将来仍会在各种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译者注

[11]比利牛斯山脉（Pyrénées），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长430公里。——译者注

[12]伦巴第地区（die Lombardei），历史上指意大利整个西北部地区，包括皮埃蒙特、热那亚和今天瑞士的提契诺州，远大于今天的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译者注

[13]北德意志（Norddeutschland），指北德平原上讲低地德语的地区，主要包括今德国沿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一些联邦州。——译者注

第十七章

山地防御（续二）

我们在第十五章论述了山地战斗的特性，在第十六章论述了山地战斗在战略上的可能运用。在这些论述中曾屡次遇到真正的山地防御这一概念，但没有停下来论述这种防御举措的形态和部署。我们在此想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些问题。

山脉往往呈条状或带状延伸于地表，使河水在它左右两侧分流而下，从而成为整个水系的分水岭。整个山脉的这种形态在其各部分反复出现，各支脉或山脊从主脉分出，之后又成为较小水系的分水岭。基于这一情况，人们十分自然地想象山地防御的主要形态是一个长度大于宽度、像一道大屏障似的障碍。尽管地质学家对于山脉的形成及其构成的规律至今尚无任何定论，但无论如何，水流总是最直接和最确切地展示出山脉的体系（无论是水流通过冲刷过程参与影响山脉的形成，还是水流是山脉的产物），因此人们在考虑山地防御时，以水流做引导也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仅可以把水流看作用于了解总体起伏情况（地表总的断面情况）的天然水平仪，而且还可以把那些由水流形成的谷地看作最容易通往山顶的道路，因为无论如何，水流的冲刷是在致力于将高低不平的山坡变成一些平缓而有规律的弯路。这样一来，人们对山地防御的设想大概是这样的：如果山脉大体是与防御正面平行的，就可以将山脉看作一道大的障碍，类似一道墙，仅有谷地可供出入。这时真正的防御应在这道墙的脊部，即在山上台地的边缘进行，并且横穿各主要谷地。假如山地的主脉更多是垂直于防御正面，那么就应在主脉的一个主要支脉上进行防御，具体是在与主要谷地平行向上、一直延伸到主脉的山脊（这里可以看作防线的终点）上进行防御。

我们在这里谈及按地质结构进行的公式化的山地防御，是因为这种公式化在军事理论界确实风靡一时，并且在所谓地形学中把河水冲刷过程的规律与战法混为一谈。

但是在这种见解中有如此多的错误假设和不准确的概念替换，使这种见解在现实中没剩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无法作为制定系统理论的根据。

实际上，山脉的主山脊都难以通行，不适合宿营，因此不能在上面部署大部队；次要山脊往往也是这样，经常不是太短，就是太不规则；而台地并不是所有山脊上都有，即使有，也大多狭窄，不适合宿营。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甚至那种主山脊延续较长、两面大体上是斜坡或者至少是阶梯状山坡的山脉也是很少见的。主山脊蜿蜒曲折，分支众多，大的支脉呈曲线伸入原野，往往恰恰在其终点又高高耸起，形成高出主山脊的高地；山前余脉与这些高地相连，形成与山脉体系不相称的大的深谷。此外，在多条山脉交汇处，或者在多条山脉外延的起点，根本不存在狭长的条状或带状山脉，而是被放射状分布的水流和山脉替代。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观察山地，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山地按地质结构系统地部署部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就会认识到坚持以这种想法作为部署部队的基本思想是多么不切实际。但是关于山地的进一步运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山地战的战术现象，那么就会看到其中有两个要素：一是对陡坡的防御，二是对狭窄谷地的防御。谷地防御经常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发挥较大的抵抗效果，但这种防御不便与在主山脊上部署力量结合进行，因为这经常要求占领谷地本身，而且往往是要占领谷地出山的部分，而非占领谷地在山中的起点，因为谷地出山的部分更深。此外，即使在山脊本身根本无法部署部队，这种谷地防御仍为山地防御提供了一个手段；山体越高，越难以通行，谷地防御所起的作用通常也就越大。

从所有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应该完全抛弃那种必须沿一条与某一地质线相重合、多少有些规律的线进行防御的想法，而只应把山地看作高低不平和有某些障碍的地面，对这种地面的各个部分，只要情况许可，应尽量尝试加以利用；即使某一地区的地质线对防御者清楚了解山体的形态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们在防御举措中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无论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还是在七年战争中，或是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均未发现部队部署在整个山系，并按山系的主要轮廓组织防御的情况。我们从未见到部队部署在主山脊上，而总是部署在山坡上：有时高些，有时低些，有时在主山脊的这一面，有时在另一面；有时与主山脊平行，有时与它垂直，有时与它斜交；有时顺着水流，有时逆着水流；在一些较高的山地，例如在阿尔卑斯山脉，部队甚至常常是沿着一道谷地部署；在一些较低的山地，例如在苏台德山脉，则会看到一种极为特别的情况，即部队常常部署在自己一方的半山腰，也就是说面对着主山脊部署（例如1762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为保护对施韦德尼茨的围攻而设置的阵地就是这样，他的营垒正面就是面对欧累峰[1]）。

七年战争中著名的施莫特塞芬阵地和兰德斯胡特阵地就是设置在一般的山谷里的，福拉尔贝格[2]境内的费尔德基希[3]阵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在1799年和1800年战局中，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一些主要哨所始终都是部署在山谷里的，这些哨所不仅横跨山谷以对其进行封锁，而且还沿整个狭长的山谷分布，同时各山脊要么根本无人占领，要么只部署少量哨所。

较高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脊既不便通行，又不宜歇宿，以至不可能用大量部队去占领。如果人们为控制山地而一定要派部队去那里，那么只有把部队部署在山谷里。初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论观点，人们会说，山谷处于山脊的控制之下。不过实际情况并没那么糟糕，在山脊上只有很少的小路和小径可供通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只有步兵可以通行，因为所有的车道都分布在山谷里，因此敌人只能用步兵登上山脊的个别点。但是在这样的山地里，双方军队相隔的距离太大，远远超出步枪的有效火力范围，因此实际上把部队部署在山谷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危险。当然这种山谷防御也有另一种大的危险，即有可能被切断退路。虽然敌人只能用步兵缓慢而非常费力地从几个点下到山谷，也就是说他无法进行袭击，但是由于从山脊通往山谷的小径的出口处没有部队防守，因此敌人可以陆续将优势兵力调下山，然后展开，进而突破防御者单薄的、从这一刻起非常无力的防线。在该防线上，部队除了一道不深的山间河流的多石河床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山谷防御线上的很多部队就无法撤出，因为防御者在找到撤出山区的出口以前，在山谷只能分批后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人在瑞士几乎每次都有1/3或1/2的部队被俘。

现在还要谈一谈进行这种防御[4]时，通常可以分兵到何种程度。

任何一个这样的防御部署，都是以主力在最主要的山间通道上占领的阵地为中心的，这个阵地大致位于整个防线的中央。其他部队从这一阵地向左右派出，去占领最重要的入口，于是整个防御部署就由大致位于一条线上的3个、4个、5个、6个乃至更多的哨所组成。这一防线能够或不得不延展的长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两三日的行程，即6～8普里就非常合适，当然也有延长到20普里和30普里的。

在相距1小时或2～3小时行程的各个哨所之间很可能还有一些人们后来才注意到的次要的通道。这里可能有一些适于部署两三个步兵营的哨位，非常适于联系各主要哨所，这些地方也要派兵占领。当然人们不难设想，兵力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下去，一直划分到单个步兵连和骑兵连，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屡见不鲜的。总之，兵力的划分是没有通用限度的。另外，各哨所的兵力大小应视整个部队兵力的大小而定，因此对各主要哨所可能或应该保持多少兵力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只想提出以下几项根据经验和事物的本性所得出的原则，作为兵力部署的依据：

1. 山越高，越难通行，兵力划分的程度就可以越大，而且也必须大，因为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是较少能通过机动战斗来保障，就越必须依靠直接的保护。对阿尔卑斯山脉的防御与对孚日山脉或者里森山脉[5]的防御相比，兵力划分的程度就必须大得多，因此更接近于哨所线防御。

2. 凡是进行山地防御的地方，兵力上均是这样划分的：主要哨所大多只有一个列阵的步兵，在第二列阵中有数个骑兵连；只有部署在中央的主力才在第二列阵中有数个步兵营。

3. 在正面延展很大的情况下，人们已经觉得处处兵力薄弱，因此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留有战略预备队，以增援受到进攻的点，因此受到进攻的哨所的援军，大多是从防线上未受到进攻的哨所中抽调的。

4. 即使兵力划分的程度尚小，各哨所的兵力尚多，这些哨所进行的主要抵抗也总是局部的防御。某一哨所一旦被敌人完全占领，就不能再指望增援部队帮上什么忙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从山地防御中可以期待得到什么，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运用这一手段，防线的延展和兵力的划分能够和允许达到什么程度，理论只能把这一切留给统帅去解决。理论只要告诉统帅这个手段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它在两军交战时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就够了。

一位在展开过大的山地阵地中被彻底打败的统帅，应该送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 * *

[1]埃布罗河（der Ebro），西班牙东北部的主要河流，长约925公里。——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从上下文的逻辑来看似应为“我们远不认为征服一个多山国家比征服一个平原国家容易”。——译者注

[3]欧累峰（Hohe Eule），波兰西南部苏台德山脉中的欧伦山脉（Eulengebirge）的最高峰，海拔1015米。——译者注

[4]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今奥地利最西面的联邦州，与德国、瑞士、列支敦士登接壤。面积2600余平方公里。——译者注

[5]费尔德基希（Feldkirch），今奥地利西部福拉尔贝格州一城市，靠近瑞士边境。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1799—1802）期间，奥军曾在此构筑阵地，与法军作战。——译者注

第十八章

江河防御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大的江河和山地一样，同属战略屏障。但是江河与山地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表现在对它们的相对防御上，第二点表现在对它们的绝对防御上。

和山地一样，江河能增强相对抵抗的力量，但是江河的表现如同坚硬却易碎的材料制成的工具，特点是要么经得住任何打击，毫不弯曲，要么失去作用，防御完全瓦解。如果江河很大，而且其他条件对防御者有利，那么进攻者要想渡河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任何一条江河的防御，如果有一点被突破，那么整个江河防御就告一段落，不像在山地还能进行后续的抵抗，除非江河本身流过山地。

从战斗的角度来看，江河的另一特点是，相比山地，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使那些为进行决定性会战而采取的部署非常有利，在一般情况下也比在山地有利。

江河和山地又有共同的地方，两者都是危险的、诱人的东西，常常误导人们采取错误的举措，陷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在深入考察江河防御时将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结论。

尽管战史上有效江河防御的例子相当少，证明江河并不是多么有力的屏障（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绝对的防御体系应利用地形提供的所有加强手段），但是江河总体上对战斗和国土防御的有利作用还是不容否认的。

为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全貌，我们先把考察江河防御时的不同着眼点列举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把江河防御的战略作用与未加防御的江河对国土防御的影响加以区别。

其次，江河防御本身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意义：

1. 以主力进行的绝对抵抗；

2. 纯粹的假抵抗；

3. 以次要部分（例如前哨、掩护部队、次要部队等）进行的相对抵抗。

最后，我们必须就江河防御的形态把它区分为三个主要的程度或类型：

1. 直接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

2. 比较间接的防御，即只把江河及其谷地作为进行更有利会战的手段；

3. 完全直接的防御[1]，即在江河的敌方领土一边固守一处坚不可摧的阵地。

我们就按这三个程度对江河防御进行考察。我们准备先分别了解这三个程度与第一种，也即最重要的江河防御的关系，然后再谈谈它们与其他两种江河防御的关系。现在我们首先研究直接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的防御。

只有大的江河，即水量大的江河，才能谈得上用于这种防御。

空间、时间和兵力的组合必须被视为这种防御理论的要素。这种组合使江河防御变得相当复杂，以至很难得出一个固定的论点。经过更仔细的思考以后，任何人都会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敌人架桥所需的时间，可以确定防御江河的各部队相隔的距离；用防线的整个长度除以这个距离，就得出所需部队的数量；用整个部队的人数除以这个数量，就得出各支部队的兵力。如果把各支防御部队的兵力与敌人在架桥期间能够利用其他手段渡河的兵力比较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是否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抵抗，因为只有当防御者在敌人架好桥梁以前有可能以较大的优势兵力，也就是以多出敌军1倍左右的兵力进攻已渡河的敌军时，才能认为敌军不可能强渡。现举例说明如下：

如果敌人架桥需要24小时，在这段时间内能够用其他手段渡河的部队不超过2万人，而防御者能够在约12小时内以2万人出现在任何地点，那么敌人就不可能强渡，因为进攻者将其2万人大致渡过一半时，防御者就能够赶到。由于防御者在12小时内（已经算上通报情况和传达命令所需时间）可以行军4普里，故如果防御24普里的河段，每隔8普里需要2万人，共需要6万人。假如防御者有这样的兵力，即使敌人试图同时在两处地点渡河，防御者也足以向任何一地调去2万人；假如敌人只在一处渡河，防御者甚至可以调去4万人。

在这里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1. 江河的宽度。2. 渡河手段。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架桥所需的时间，而且也决定架桥期间能够渡河的部队数量。3. 防御者的兵力。对敌军本身的兵力，这时尚可不加考虑。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点可以使敌人，甚至使任何优势之敌都不可能强行渡河。

这就是直接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直接的江河防御就是欲阻止敌人完成架桥和渡河本身），但这里尚未考虑渡河一方可能采取的佯动的效果。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防御的详情和必要的举措。

首先，如果抛开地理上的一切具体情况不谈，那么需要指出的只是，防御者根据前述理论所确定的各个部队应该紧靠江河各自集中部署。部队之所以要紧靠江河，是因为任何远离江河的部署都会加大路程，既无必要，也无好处。由于江河的水量可以保障部队不至于受到敌军大的威胁，因此没必要像设置国土防御线那样，把部队留作预备队。其次，江河沿岸的道路通常比从后面到江河任何一点的横向路更便于通行。最后，比起纯粹的哨所链，通过这样的部署无疑能对江河进行更好的观察，主要是因为指挥官都在江河附近。这样部署的各部队必须各自集中，否则的话，整个计算就不同了。凡是知道集中部队要消耗多少时间的人都会明白，防御的最大效果恰恰就是来自这种集中的部署。利用各个哨所让敌人甚至连漕渡也无法进行，这初看上去当然非常吸引人，但是除了在少数例外的、特别便于渡河的地点以外，采取这种举措是极为不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自对岸以优势火力就可以击退这种哨所守军，即使不考虑这一点，这样做通常也是白白浪费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哨所除了让敌人另选渡河点以外，达不到任何其他目的。因此，如果防御者没有强大到可以把河流当作要塞沟壕来对待和防守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任何规则了），那么这种真正的岸边防御就必然导致偏离目标。除了这些一般部署的原则以外，人们还应该考虑到：第一，江河的具体特点；第二，清除渡河工具；第三，沿岸要塞的影响。

如果将江河视为一条防线，那么其左右两端都要有依托点（例如大海或中立区），或者有其他条件，使敌人无法从防线两端以外渡河。由于这样的依托点和条件只有在江河防线很长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从中可以看到，江河防御总是不得不在很长的距离内展开，因此在现实中，人们不可能把大量部队部署在相对短的河段上，而我们必须总是依据现实情况部署部队。我们所说的相对短的河段，是指河段的长度比部队在没有江河的情况下一般展开的长度稍大。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而且任何直接的江河防御总是一种哨所线防御（至少就其延展程度来说是这样），因此根本不适合以集中部署时自然会采用的那些方法对付迂回。因此，直接的江河防御（不管它在其他情况下有多么好的结局），只要可能受到敌人的迂回，就总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动。

就整条江河来说，不言而喻，不是所有地点都同样程度上适于渡河。对于选择渡河地点，我们虽然可以总体上提出更详细的要求，但并不能明确做出规定，因为即使是当地一些极细的特点也往往比书本着重强调的东西更具决定性。而且做这种规定也是完全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只要观察一下江河，从当地民众那里了解些情况，就几乎可以直观地知道哪里适于渡河了，没必要去回想书本上的东西。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渡河要求，我们可以指出，通往江河的道路、流入江河的支流、江河沿岸的大城镇，特别是江河中的洲岛等对渡河都很有利。与此相反，书本上往往认为作用很大的河岸的制高点、渡河点附近的弯曲河道等却很少有什么作用。原因在于这两点的作用是以绝对的河岸防御这一狭隘概念为基础的，而对于大的江河，人们基本上不可能进行绝对的河岸防御。

凡是使江河上某些地点更便于渡河的情况，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对江河防御者的部署产生影响，并少许改变一般的几何法则。但是过于偏离这种法则和过分依靠某些地点给渡河一方造成的困难，是不可取的。因为敌人恰恰会选择那些天然条件不利于渡河的地点渡河，如果他确信在那里与我们遭遇的可能性最小的话。

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占领江河中的洲岛，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推荐的举措，因为敌人对洲岛的认真进攻会最确切地暴露出他的渡河点。

由于靠近江河部署的各部队必须根据情况需要向上游和下游方向行进，因此在缺少一条与江河平行的大路的情况下，就近整修与江河平行的小路或在短距离内修筑全新的小路都属于重要的防御准备工作。

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清除渡河工具。在江河本身清除渡河工具就已经很不容易，至少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要在流入敌方江河的支流上清除渡河工具，困难大多更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些支流通常已经被敌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要塞封锁这些支流的河口很重要。

敌人携带的渡河工具，即浮桥舟，在大江河上渡河时很少够用。因此，很多都取决于能否从江河本身、各支流和岸边的城镇中找到渡河工具，以及在江河附近是否有林地，以用于建造船只和木筏。在这些方面，有时情况对敌人非常不利，以致几乎不可能渡河。

最后，防御者位于江河两岸或者敌岸的要塞，不仅是阻止敌人从要塞左右附近的各个地点渡河的盾牌，而且是封锁各支流和迅速收纳渡河工具的手段。

关于水量丰沛的江河的直接防御，我们就谈这些。如果再有陡峭的深谷或者沼泽较多的河岸，那么它们虽然会增加渡河的困难和提高防御的效果，但是无法替代水量丰沛的江河，因为它们不能构成绝对断绝的地形，而绝对断绝的地形是直接防御的必要条件。

如果要问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在战局的战略计划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人们必须承认这种防御绝不可能导致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意图仅仅是阻止敌人渡河，击退最先渡河的较多敌军；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河妨碍防御者通过一次有力的出击将已取得的好处扩大为决定性的胜利。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常常能够赢得很多时间，而这对防御者来说通常是很重要的。进攻者为了筹集渡河工具，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如果进攻者几次尝试渡河都未成功，那么防御者就能赢得更多的时间。如果敌人因为不能渡河而完全改变了前进方向，那么防御者也许还会得到其他一些好处。最后，在进攻者不是认真推进的一切场合，江河就会使他停止运动，这时江河就成了保卫国土的永久屏障。

因此，当江河水量大和条件有利时，对江河的直接防御可以被看作是大部队对大部队的一个非常好的防御手段，能够产生现在人们很少重视的那种结果（之所以很少重视，是因为人们只注意了那些由于力量不足而失败的江河防御）。如果在上述前提条件下（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这样的江河上还是容易找到的），人们能够用6万人在24普里长的地段上对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一次有效的防御，那么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结果。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针对显著优势兵力的防御，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理论，只要企图渡河的兵力不小于进行江河防御的兵力，那么一切就都取决于渡河工具，而不取决于企图渡河的兵力。这种说法看上去很奇怪，但却是事实。当然人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江河防御，或更实际地说，一切江河防御，都没有绝对的支撑点，即都可能受到敌人的迂回，而如果敌人有兵力优势，就很方便进行这种迂回。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即使被敌人突破了，也不同于一次失利的会战，很少能导致防御者彻底大败，因为他投入战斗的只是一部分部队，而对手只能通过一道桥梁慢慢过河，会受到阻碍，虽然战胜了防御部队，却无法立即扩大战果。如果人们看到这些，就更不会轻视这种防御手段了。

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来说，问题都在于处理得是否恰到好处。人们在进行江河防御时，对各种情况判断得正确与否，其结果将不大相同。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情况会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在这里极为明智和有效的举措在那里却可能变成有害的举动。正确地判断各种情况，不认为江河只是简单的江河而已，这在江河防御中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难做到，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提防因错误理解和运用江河防御而带来的危险。但是做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也不能不直率地指出，有些人的叫嚷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他们根据模糊的感觉和含混的看法，把一切都寄希望于进攻和运动，把轻骑兵在头顶上挥舞马刀向前狂奔看作战争的全部景象。

指挥官即使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看法和感觉，也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显赫一时的独裁官韦德尔[2]在1759年齐利晓会战[3]中的表现就够了）。而最糟糕的是这种看法和感觉很少能够持久，当牵涉面很广的重大而复杂的情况纷纷向指挥官袭来时，这种看法和感觉就会在最后一瞬间在他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因此我们认为，当防御者满足于阻止敌渡河这一不大的目的时，如果部队人数多，而且条件有利，那么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但对较小的部队来说，就不是这样。如果说6万人在一定长度的河段上能够阻止10万和10万人以上的敌军渡河，那么1万人在同样长的河段上将无力阻挡1万人渡河。如果5000人不怕与如此优势之敌在同一河岸上相遇，那么1万人同样会无力阻挡这5000人渡河。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渡河工具没有发生变化。

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谈到佯渡，因为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很少考虑如何对付佯渡。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防御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部队集中在一点，而在于各部队各自防守一个河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具备了上述渡河的前提条件，进行佯渡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进攻者的渡河工具本来就很少，也就是说，现有的工具还不足以保障渡河的需要，那么进攻者就不可能，而且也不会愿意把很大一部分渡河工具用于佯渡。无论如何，进攻者在真正渡河点上可以漕渡的兵力会由于佯渡而减少，这样防御者就能够重新赢得因敌情不明而可能耽误的时间。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一般来说仅适用于在欧洲主要江河的中下游进行。

第二种江河防御（比较间接的江河防御）适用于较小的江河，在有深谷时，甚至适用于很小的江河。这种防御要求防御者在距江河较远的地方部署部队，部队到江河的距离应使防御者在敌军同时在多个地点渡河时，能够分别迎击敌军，或者当敌在某一点渡过河，受限于一座桥梁和一条道路时，能够在江河附近迎击他。进攻者背后紧紧卡在一条大的江河或深谷旁，并被限制在唯一一条退却用的小路上，是一种极为不利的会战处境。防御者在所有中等江河和深谷的防御中均应利用进攻者的这种不利处境。

在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时，我们认为最有利的部署是把一个军团分为几支大部队紧靠江河部署，其前提是敌人不可能突然大批渡河，否则防御者的部队就有被分割和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防御者进行江河防御的条件并不够有利，如果敌人已经拥有绰绰有余的漕渡工具，如果江河中有很多岛屿甚至浅滩，如果江河不够宽，如果防御者兵力过小等，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的部队为相互间更好地联系，就必须向后离开江河一段距离。此时防御者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在敌渡河时尽快向这一渡河点集中兵力，在敌人还未占领更多的地域和渡口时向其发起进攻。防御者此时应通过前哨链对河流或河谷进行监视，并做些抵抗，而军团大部队则分为多支部队部署在距江河一定距离（通常是数小时行程）的适当地点。

进攻者在这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江河与其谷地形成的狭窄水道。也就是说这里不仅取决于水量，而且取决于狭窄水道的整个情况，而通常一处深陡的谷地比一段较宽的江河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一支大部队通过一条较长的狭窄水道时所遇到的困难，在现实中比纯粹考虑到的要大得多。通过这条水道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通过时，敌人有可能控制周围的高地，这一危险会令人非常不安。通过后的首批部队如果前行得太远，就会过早与敌遭遇，有被优势之敌击败的危险；而如果首批部队停在渡河点附近，就要在极为不利的处境下作战。因此进攻者只有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和在指挥上有很大把握时，才能通过这样一处地形到对岸去与敌人较量，否则就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当然，这样一条防线不可能延展到对一条大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长，因为防御者欲集中全部兵力作战，而且即使进攻者渡河很困难，但毕竟无法与渡一条大的江河相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进行迂回会更容易。不过这一迂回会使进攻者偏离其自然的行进方向（因为我们自然会假设河谷大体上垂直于进攻者原来自然的方向），而且变窄的退却线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消失的，以至进攻者即使没有恰好在危急关头遭遇防御者，而且通过迂回赢得了更多一些的活动余地，也不如防御者有利。

我们在谈江河时，不仅谈它们的水量，而且几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其深陡的谷地，因此必须事先说明，不能把这里所说的谷地理解为山谷，否则有关山地的论述在这里也要适用了。众所周知，有很多平原地区，在那里甚至极小的河流也有陡峭的深谷。此外，布有沼泽的河岸和其他妨碍接近河流的障碍也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把一支用于防御的大部队部署在较大江河或者较深河谷的后面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态势。这种样式的江河防御可算是最好的战略举措之一。

这种防御样式的弱点，即防御者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部队展开过大。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会很自然地将兵力从一个渡河点一直部署到另一个渡河点，却忽略了本应切断的真正的点；而如果防御者不能集中整个部队作战，就收不到这种防御的效果，结果是：即使部队不是抵御到底，但一场失利的战斗、一次必要的退却，以及一些混乱和损失就会使部队近乎彻底大败。

防御者在上述条件下不应把防线拉得过长，并且无论如何要在敌人渡河的当晚把自己的兵力集结起来，对这两点我们说得很多了，因此无须再讨论那些取决于很多当地条件的时间、兵力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了。

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必然有其特点，即来自防御者方面的行动肯定非常激烈。进攻者以几个佯渡地点可以使防御者一时弄不清情况，通常让防御者到了最紧急的时刻才出现在真正的渡河地点。防御者在态势方面固有的有利之处在于当面之敌处境不利。如果敌军的其他部队从其他渡河点过来，包围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无法像在防御会战中那样，从后面对这部分敌军通过有力的突击进行打击，否则就会失去其有利的态势。因此，防御者必须在这部分敌军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先解决正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必须尽量迅速而有力地进攻当面之敌，通过让正面之敌大败来解决全部问题。

但是，这种江河防御的目的从来不能是抵御一支优势过大的大部队（而这在大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必要时还是可以设想的），因为防御者实际上通常要对付的已经是敌这支大部队中的绝大部分，即使这是在对防御者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还是容易看出，此时已经必须考虑兵力对比了。

大部队在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就是这样。在河谷边缘进行较多的抵抗会造成阵地分散的不利情况，对大部队来说，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确切的胜利。而如果防御者仅仅是为加强一道次要的防线，这道防线只需进行短时间的抵抗并有望得到援军，那么防御者当然就可以在河谷边缘，甚至在河岸进行直接防御。尽管防御者在这里不能期望得到山地阵地那样类似的有利条件，但是抵抗的时间毕竟总是会比在一般地形上长。只有一种情况会使这种兵力运用变得非常危险，甚至是不可能，即如果河道非常蜿蜒曲折（深谷中的河流往往是这样）。人们只要看一看德意志境内的摩泽尔河[4]的河道就能明白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前出到河流转弯处的部队在退却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消灭。

大的江河同样可以给大部队提供在中等江河上适用的防御手段，而且条件有利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当防御者要争取彻底的胜利时，总是要运用这个手段（例如阿斯旁会战[5]）。

至于部队为了使江河或深谷成为阻止敌人接近的战术障碍，即在战术上加强正面，而紧靠江河或深谷部署，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是战术范围的事情，不过我们要指出，从结果来看，这说到底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果陡谷很深，那么阵地正面就因此而变得绝对不会被攻破。这样一来，进攻者从这种阵地侧面通过并不比从任何其他阵地侧面通过而有更多的麻烦，因此防御者这样部署实际上几乎是在给进攻者让路，这显然本不是这样部署的意图。只有当地形对进攻者的交通线十分不利，他一旦离开自己的道路就会招致极为不利的后果时，防御者这样部署部队才可能是有利的。

采用第二种防御时，进攻者的佯渡会给防御者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进攻者更容易实施佯渡，而防御者的任务却是要把全部部队集结在真正的渡河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在时间方面并不十分紧迫，因为在进攻者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和占领几个渡河点以前，对防御者有利的条件一直是存在的。此外，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佯攻的效果也没有对哨所线防御进行佯攻的效果那么好，因为防御者在哨所线防御中必须保持所有地点都不被攻破，因此在如何使用预备队的问题上更为困难，需要判明哪个地点会首先被敌人攻破，而在这里只要弄清敌主力在哪里就可以了。

关于在大小江河上进行的上述两种防御，我们总体上还必须指出：如果这两种防御是在退却时的紧急和混乱中部署的，没有准备，没有清除渡河工具，没有对当地地形的确切了解，那么当然就得不到上面所设想的结果了。由于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指望具备上述有利条件，因此为进行江河防御而把兵力分散在延展的阵地上是极为愚蠢的做法。

总之，正如在战争中凡是在意识不明确和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都会失败一样，如果由于没有勇气在一场面对面的野战中与对手进行会战而选择了江河防御，指望利用宽河深谷挡住对手，那么江河防御肯定也不会取得好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统帅和部队谈不上对自己的处境有真正的信心，往往是忧心忡忡的，而且担忧的事情通常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一场面对面的野战不会像决斗那样以双方情况完全相同为前提。一个防御者如果在野战中不善于利用防御的特点、迅速的行军、熟悉的地形以及自如的运动争取到好处，那么他就无可救药了。江河和河谷对这样的防御者是最无能为力的了。

第三种防御是通过在敌岸占领一个坚固的阵地进行的。这种防御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是因为河流穿过敌人的交通线，从而使敌人的交通线有依赖一座或数座桥梁的危险。显而易见，这里指的只能是水量大的江河，因为只有大江河才能造成这种情况。相反，一条谷深水少的江河一般都有很多渡口，根本不会产生上述危险。

这种阵地必须非常坚固，几乎无法被攻破，否则就会迎合敌人的希望，并使防御者失去有利的条件。如果阵地坚固到敌人不敢进攻的程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敌人甚至会被束缚在防御者所在的河岸上。假如他渡河，就会失去其交通线，当然他渡过河后也会威胁到防御者的交通线。这时，如同双方相互从侧面通过的所有场合，一切都取决于谁的交通线在数量、位置和其他方面得到的保障更多；谁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方面会失去得更多，也就是谁会被对手轻易战胜；最后，取决于谁在自己的军队中保有更多的制胜力量，以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这一力量。江河在此的作用无非是加大双方在交通线方面所面临的危险，因为双方的交通线都被限制在桥梁上。通常情况下，防御者的渡河点和各种仓库由于受到要塞的保护，比进攻者的更安全。如果这一点能够确定，那么防御者当然是可以设想进行这种防御的。在其他条件不适于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时，也可以用这种防御来代替直接防御。这样，虽然江河没有受到部队的防守，部队也没有受到江河的保护，但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守卫了国土，而这正是防御者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没有决定性打击的防御就像正负电荷仅简单接触时产生的电压一样，只适于阻挡力量较小的冲击。如果对方统帅是一个谨小慎微、犹豫不决、任何东西都不会促使他猛烈前进的人，那么即使他拥有极大的兵力优势，防御者还是可以采取这种防御。同样，如果双方此前已形成均势，彼此试图争夺的仅仅是小的利益，防御者也可以采取这种防御。但是如果防御者要对付的是一个莽撞者带领的优势兵力，那么采取这种防御就有走向灭亡的危险。

另外，这种防御方法看起来是既大胆又科学，可以称得上高雅的防御方法。但是高雅的一般容易流于华而不实，而在战争中不像在社交中可以允许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因此采用这种高雅方法的实例是很少见的。不过，从这第三种防御发展出一种辅助前两种防御的特别手段，即通过控制桥梁和桥头堡，总是以渡口威胁敌人。

这三种江河防御中的任何一种防御，除了可以旨在以主力进行绝对抵抗外，还可以旨在进行假抵抗。

防御者固然可以采取很多其他举措，而且说到底可以以任何一处与行军宿营地有所不同的阵地来造成这种不想真正进行的抵抗假象，不过对一条大江河的假防御确实能起到欺骗作用，因为人们为此多少要采取复杂的举措，其效果通常较其他所有场合更大和更持久。对进攻者来说，在防御者眼皮底下渡河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往往要考虑很久，或者要推迟到更为有利的时间进行。

因此防御者在进行这种假防御时，要求主力大体上像真防御那样分布和部署在河边。但是由于假防御这种意图本身说明当时的情况不利于进行真防御，因此如果部队真的进行了哪怕只是适度的抵抗，也会由于不得不多少拉长的防线和分散的部署而很容易面临损失惨重的危险。从本来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不彻底的举措。可见在进行假防御时，一切行动的目的必须是使部队确实能在遥远后方（往往相距数日行程）的某一地点集中，因此在进行假防御时，其抵抗只能以不妨碍这一集中为限度。

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同时指出这种假防御可能具有的重要性，我们想提一下1813年战局末期的情况。当时，拿破仑率领约4万～5万人退过了莱茵河。联军按照自己前进的方向可以在曼海姆至奈梅亨[6]的区域内轻而易举地渡河，因此拿破仑要以上述兵力防守这一河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考虑大致在法国的马斯河[7]沿岸进行首次认真的抵抗，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定的增援。假如拿破仑立刻退到马斯河，联军就会紧追到那里；假如拿破仑让部队渡过莱茵河后入营休整，那么很快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联军即使谨慎到极为胆小的程度，也会派遣一些哥萨克骑兵[8]和其他轻装部队渡河，而当他们看到渡河如此顺利，一定还会派其他部队接着渡河，因此法军有必要准备在莱茵河进行认真的防御。由于可以预见，一旦联军真的渡河，法军这个防御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因此人们可将这次防御视为一次纯粹的佯动。在进行这一佯动时，法军根本不会冒任何危险，因为他们的集结点在摩泽尔河上游。只是麦克唐纳犯了错误：众所周知，他率2万人在奈梅亨附近，一直等到一月月中真的被温岑格罗德[9]军（该军抵达较迟）逐走，从而妨碍了他在布里昂会战以前与拿破仑会合。法军在莱茵河畔的这一假防御使联军的前进运动停了下来，并使其下决心把渡河推迟到援军抵达后进行，也就是说推迟了六周之久。对拿破仑来说，这六周时间想必是极为宝贵的。假如没有法军这次在莱茵河畔的假防御，联军就会挟莱比锡大会战胜利的余威直驱巴黎，而法国人根本不可能在首都的这一边进行一场会战。

采取第二种江河防御，即利用中等江河进行防御时，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欺骗，只是效果一般说来要差得多，因为这里仅是试图渡河，所做的准备工作远没有真正渡河时的复杂，所以这种戏法很快会被戳穿。

采取第三种江河防御时，估计假防御的效果还要更差些，不会超过临时进入某一阵地后进行防御的效果。

最后，前两种江河防御非常适于在为某一次要目的而部署的前哨线或其他防线（哨所线）上采用，也非常适用于仅仅为进行监视而部署的次要部队。这两种江河防御相比没有江河的场合可以给上述防线和部队带来更多的力量和把握。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只是进行相对的抵抗，而河流这种地形自然会显著地加强相对抵抗的力量。在这里人们不仅应该想到抵抗在战斗本身中可以持续相对很长的时间，而且应该想到敌人在针对这一抵抗的每次行动之前都会有很多顾虑。在没有紧迫动机的情况下，这些顾虑往往会使其99%的行动不能付诸实施。

* * *

[1]作者在这里应该是泛泛地指山地防御。——译者注

[2] 里森山脉（das Riesengebirge），即克尔科诺谢山脉，是苏台德山脉最高的部分，位于今波兰和捷克边境地带。——译者注

[3]原文如此，疑误。似应为“完全间接的防御”，因为作者曾在本篇第十章中把这种方法称为“间接”的方法（“……使防御者有可能以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敌占区进入一处阵地来防守江河”）；从递进的逻辑关系来看也应为“完全间接的防御”，因为作者在上面第1点中已经指出过“直接防御”。——译者注

[4]韦德尔（Carl Heinrich von Wedel，1712—1782），普鲁士中将，普鲁士首任国防大臣。——译者注

[5]又称凯伊会战。在1759年战局中，弗里德里希二世采取守势。为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会合，弗里德里希二世提拔年轻的中将韦德尔接替多纳任东战区司令官，并赋予他罗马独裁官式的权力，以便指挥资历较深的将军作战。1759年7月23日，韦德尔率2.74万名普军在齐利晓（Züllichau，即今波兰城市苏莱胡夫［Sulechów］）附近的凯伊村与5万余名俄军遭遇。韦德尔由于地形侦察不足、骑兵与步兵的部署过近、炮兵数量少，以及事先没有准备进行防御会战而失利，损失6800人，被迫退却。——译者注

[6]摩泽尔河（die Mosel），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流经法国、卢森堡和德国，长544公里。——译者注

[7]1809年，拿破仑率法军攻入奥地利，在雷根斯堡附近击败卡尔大公后，于5月13日攻克维也纳。卡尔大公在维也纳附近与拿破仑相隔多瑙河对峙。21日中午，法军渡过多瑙河的部队达4万人，在阿斯旁（Aspern，今维也纳城区的一部分，位于多瑙河左岸）与埃斯灵（Essling，今维也纳城区的一部分，距离阿斯旁半小时行程）之间占领阵地。卡尔大公见时机已到，率奥军向法军发起进攻，经激烈战斗，大败法军。次日，法军在损失2万余人后，被迫退回多瑙河畔的洛鲍滩涂（die Lobau，多瑙河流经维也纳形成的滩涂地，面积22平方公里）。——译者注

[8]奈梅亨（Nymwegen），今荷兰海尔德兰省一城市，位于瓦尔河左岸，靠近德、荷边境。——译者注

[9]马斯河（die Maas），莱茵河第二大支流，发源于法国东部的朗格勒高原，流经法、比、荷，长约874公里。——译者注

第十九章

江河防御（续）

我们现在还要谈谈本身并未设防的江河在国土防御中所起的作用。

每一条大的江河连同其主流的和支流的河谷，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障碍，因此总的来说对防御有利，其特有的影响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这条大的江河与国境（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倾斜的或垂直的。如果是平行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江河是在我军（作为防御者）的前面，还是在进攻者的前面，并弄清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军与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一支进行防御的大部队后面不远处（但不少于平常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而且在这条河畔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河点，那么防御者的处境无疑比在没有这条大河时有利得多。这是因为，虽然防御者要顾及各渡河点而在行动上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由于战略后方（主要是交通线）安全了，因此获得的好处更多。不言而喻，我们这里设想的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因为在敌国，即使敌军主力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作为防御者总还是或多或少地担心在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出现敌人。这时，由于江河对道路通行有限制作用，它对防御者处境的影响更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江河在防御部队背后越远，对部队的好处就越少，到了一定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是零。

如果进攻的部队不得不渡过江河前进，那么江河对它的运动只会起到不利的影响，因为江河把部队的交通线限制在个别渡河点上了。1760年，海因里希亲王[1]在布雷斯劳附近的奥得河[2]右岸迎击俄军时，显然是以他背后一日行程远的奥得河为依托的。相反，俄军在切尔尼舍夫[3]的指挥下渡过奥得河后，处境却非常不利，因为他只有一座桥梁，面临失去退路的危险。

如果一条江河或多或少地垂直穿过战区，那么由此带来的好处就又在防御者一边。首先，由于有江河做依托，以及可以利用下沉的横贯河谷，防御者通常可以占据很多有利的阵地来加强正面（例如易北河在七年战争中对普鲁士人所起的作用）；其次，进攻者要么不得不对江河两岸中的一岸不管不问，要么不得不分兵，而分兵对防御者是有利的，因为防御者将比进攻者占据更多的安全的渡河点。人们只要纵览一下七年战争就会看到，尽管普鲁士在整个七年战争中对奥得河和易北河本身并未进行过真正的防御，而且这两条河的走向与敌人的正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是相倾斜或垂直的，很少是平行的，但是这两条河对弗里德里希大帝防守他的战区（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边区）是非常有利的，并顺理成章地对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占领这些地区构成了很大障碍。

一般来说，江河只有与战区垂直，并且可以作为运输通道时，才对进攻者有利，原因是进攻者的交通线较长，在运输各种必需品方面困难更大，因此水运可以极大减少运输困难的做法想必主要是给他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防御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自本国边境起可以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但是江河流入本国边境前的河段给进攻者带来的好处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不过，有些从军事上其他角度来看宽度不算小的江河，却并不能通航；有的江河不是四季都可通航；船只在有些江河上逆流航行时非常缓慢，往往十分困难；有些大江河曲折很多，往往使路程增加一倍以上；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大多是公路。最后，大部分必需品现在通常是在最近的省份筹集，而不是像商人那样习惯于从远方运来。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这一切，就会清楚地看出，水运对部队给养所起的作用根本不像书本习惯上所描绘的那样大，因此它对战事进程的影响很小并不确定。

* * *

[1]哥萨克骑兵（Kosaken），“哥萨克”的突厥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原是生活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游牧部落，以骁勇善战和精湛骑术著称。历史上，俄国沙皇通过发给俸禄、分封土地等手段笼络其上层人物，使哥萨克骑兵成为俄国用于扩张的重要力量。现多分布在顿河、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等地。——译者注

[2]温岑格罗德（Ferdinand Freiherr von Wintzingerode，1770—1818），男爵，俄国骑兵将军。——译者注

[3]海因里希亲王（Prinz Friedrich Heinrich Ludwig von Preussen，1726—1802），普鲁士亲王，将军，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小的弟弟。14岁时即成为轻步兵团上校团长，曾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译者注

第二十章

一、沼泽地防御

像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沼泽地[1]那样的大片沼泽地是很少见的，因此不值得对这样的沼泽地进行论述。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洼地和泥泞的小河河岸却是常见的，而且它们往往会构成很大的、可以用来进行防御的地段，事实上人们也是常常这样利用这些地段的。

沼泽地防御的举措虽然与江河防御的举措相当一致，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沼泽地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特点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在沼泽地中根本无路可走，通过它比渡过任何一条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首先，筑一道堤坝不像架一座桥梁那样快；其次，没有临时的通过沼泽地的手段，无法把保护筑堤的部队先运到沼泽对面去。在江河上，可以用部分船只把前卫部队先运到对岸，再开始架桥，但在沼泽地没有相应的辅助手段。即使只是步兵要通过沼泽地，其最简便的方法也是要铺设木板，但是如果沼泽地有一定的宽度，那么铺设木板这一工作所需的时间比第一批船只渡河的时间要多得多。如果沼泽地中间还有一条没有桥梁就过不了的河，那么把首批部队运过去的任务就更困难，因为在只有木板的情况下，单个人也许可以通过，但架桥所必需的沉重器材无法运过去。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通过后不能像毁坏渡口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人们可以断开桥梁，或者将其破坏到根本无法再利用的程度，但对堤坝充其量只能将其挖开，而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但整个通路并不会因此而像大河的桥梁被破坏后受到那样大的影响。因此，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多的兵力占领现有的所有堤坝，并且进行认真的防守。

于是在沼泽地防御中，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进行局部的防御；另一方面，由于堤坝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减轻了这种防御的难度。上述两个特点使沼泽地防御必然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从而更为被动。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在沼泽地防御中投入的兵力相对要比直接的江河防御多一些。换句话说，人们无法设置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在这里，即使是在对防御最有利的情况下，通道的数目通常也还是很多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局部防御都有一些极为棘手和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欧洲最大的江河也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防守通路的哨所绝对没有被对面火力消灭的危险，而哨所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非常狭长的堤坝提高了很多，而且通过这样一条1/4普里或1/2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搁更多的时间，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在其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是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坚固的防线之一。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御时曾谈到的那样，人们应利用难以通过的地形进行间接防御，于己有利地开始一次主力会战，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沼泽地。

但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御的方法在这里就过于冒险了。

有些沼泽地、草地、带树丛的泥沼地，除堤坝以外还有其他能通行的地方，在这些地带进行防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敌人只要发现一个能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若防御者进行真正的抵抗，常常会给己方带来重大的损失。

二、泛滥地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无论作为防御手段，还是作为自然现象，泛滥地无疑都与大的沼泽地最接近。

当然，这种泛滥地是很少见的。荷兰[2]也许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有这种现象的国家。而正是这个国家由于奇特的1672年[3]和1787年战局[4]，以及它与德、法两国密切相关的位置，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一些考察。

荷兰的泛滥地与普通泥泞的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以下不同特点：

1. 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或是干燥的草地，或是耕地。

2. 很多深浅和宽窄不一的小的灌溉和排水渠在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使这些泛滥地一片一片地平行排列。

3. 这里到处都有用于排灌和航行、周围筑有大堤的较大运河，这些运河没有桥梁是无法通过的。

4. 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显著地低于海平面，因此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由此可见，借助于挖开堤坝和开关水闸就可以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燥的，其他道路或者完全淹没在水中，或者至少被水浸泡得松软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水深只有3～4普尺，那么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以涉水，但是当上述第2点所说的那些小排灌渠也淹没在水中，无法被看见，那么它们就会妨碍涉水。只有当这些沟渠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可以在它们之间行进而不必跨越它们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常常只能出现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就是说只能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道行进，这些通道都在相当狭窄的堤坝上，而且左右两侧通常有水渠，使其成为一条很长的让进攻者面临危险的隘路。

2. 这种堤坝上的任何防御设施可以很容易地加强到难以逾越的程度。

3. 由于防御者如此地受限制（涉及各个点时也是如此），只能进行最被动的防御，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被动抵抗上。

4. 这里的防御并不是像一道保卫国土的屏障那样的一条单独的防线，而是到处可以利用同样的通行障碍保护自己的翼侧，也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某一段失守后，可以这种方式用新的一段来替代。可以说，这里的各种防御部署组合就像是棋盘上的情况，是无穷无尽的。

5. 但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耕作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整个状况，因此通道和封锁通道的阵地的数量自然比其他战略部署中的要多得多，从中又可以得出结论：这种防线不应过长。

荷兰最主要的防线自须德海[5]畔的纳尔登[6]起，绝大部分经费赫特河[7]彼岸，直到瓦尔河[8]畔的霍林赫姆[9]，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沿着比斯博什[10]，长约8普里。1672年和1787年，荷兰人曾用25,000～3万人防守这条防线。如果守军确实能够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那么肯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至少对防线后面的荷兰省来说是这样。

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两位著名统帅（起初是孔戴，后来是弗朗索瓦·卢森堡）指挥的有显著优势的军队。他们本可以率领4万～5万人进攻这条防线，但是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结果当年的冬季并不十分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荷兰人在这第一道防线上的抵抗丝毫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与哈勒姆湖[11]之间短得多的防线上进行的更强一些的抵抗也在一天内就被粉碎了。这是由于布伦瑞克公爵采取了巧妙的、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尽管真正向这条防线推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兵力并不比防御者的兵力多多少，甚至根本不多。

两次防御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最高指挥的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备战的情况下受到路易十四世的袭击。众所周知，荷兰步兵平时的战斗精神不是很强，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守军很少，而且都是雇佣兵，要塞指挥官不是一些毫无忠诚可言的外国人，就是一些指挥能力差的本国人。因此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一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12]以外），大都未经真正防御即很快落入法国人之手。当时，15万法军的主要行动就是占领大量要塞。

但是1672年8月，德·维特兄弟[13]被谋杀，奥兰治公爵[14]执政[15]，在防御举措方面有了统一的指挥，还有时间完成上述防线的建设，各种举措相互配合得非常好，以至蒂雷纳[16]和路易十四世率领两支部队离开后，指挥驻荷兰法军的孔戴和弗朗索瓦·卢森堡都不敢对这条防线上的哨所采取行动。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成为进攻者真正敌人和进行主要抵抗的，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而只是荷兰一省。这次进攻者谈不上攻占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是主要的事情），荷兰的防御也一开始就仅限于前述防线。进攻者也不是15万人，而只有2.5万人，担任指挥的不是相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遥远的、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的国君[17]派遣的一位统帅[18]。虽然包括荷兰省在内的荷兰全体国民分裂成两派，但是共和派在荷兰省占绝对优势，而且当时民众的情绪确实十分激昂。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的抵抗至少应该取得和1672年抵抗同样的结果。但是防御者在1787年有一个重要的不利情况，那就是没有统一的指挥，这和1672年相比是一个很大的不同。1672年时，指挥全权交给了英明而坚强的威廉·冯·奥兰治公爵[19]，1787年时却交给了一个所谓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由四位坚强的人物组成，却没有能力使全部行动一致，未能赢得民众信任，因此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显得不完善和软弱无力。

我们用这么多时间谈这个问题，为的是进一步明确这一防御举措的概念，同时指出，由于整个指挥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上的不同，其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别。

尽管这种防线的组织和抵抗方法属于战术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就1787年战局来说明一下这种抵抗方法，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于战略。我们认为，尽管各个哨所的防御就其属性来说必然是被动的，但是当对手像1787年那样不占显著优势时，防御者从防线的某一点进行还击并非不可能，而且并不一定没有好的结果。尽管这种出击只能在堤坝上进行，不会有很大的运动自由和特别大的冲击力，但是进攻者毕竟不能占领所有其未在上面推进的堤坝和道路，因此熟悉国土情况并占据坚固阵地的防御者还是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对推进中的进攻纵队进行真正的翼侧进攻，或者切断它们与储备物资之间的通道。如果人们考虑到进攻者本身的处境极为被动，具体是他比其他一切场合更依赖于交通线，那么就会很好地理解，防御者的任何一次出击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作为一种佯动就已经能产生大的效果。如果荷兰军队实施一次这样的佯动（例如自乌得勒支[20]出击），那么我们非常怀疑，小心谨慎的布伦瑞克公爵是否还敢接近阿姆斯特丹[21]。

* * *

[1]奥得河（die Oder），欧洲中部的主要河流之一，源于捷克，流经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和今德波边境，流入波罗的海，长898公里。——译者注

[2]切尔尼舍夫（Sachar Grigorjewitsch Tschernyschew，1722—1784），伯爵，俄国元帅。七年战争期间指挥2万俄奥联军攻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并进占柏林。彼得三世继位后，于1762年5月命切尔尼舍夫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结盟。后任俄国防大臣（1763—1774）。——译者注

[3]布尔坦沼泽地（das Bourtanger Moor），位于德国和荷兰边境地带，埃姆斯河以西，曾是西欧最大的沼泽地，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译者注

[4]荷兰（Holland），尼德兰的一个省，因其经济和政治地位重要，所以自16世纪也将尼德兰称为荷兰。——译者注

[5]17世纪后半期，荷兰成为海外贸易强国，竭力抵制法国的扩张政策，法、荷矛盾十分尖锐。1672年5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率领法军攻入荷兰，六周内占领半数省份。7月，荷兰总督和陆海军司令奥兰治·威廉三世下令打开阿姆斯特丹水闸，形成洪泛区，使法军的行动受阻。——译者注

[6]1780—1784年，荷兰因海战失败，丧失大批海外殖民地。奥兰治家族的反对派起而反对威廉五世。1786年，议会决定废止奥兰治家族的总督世袭权利。1787年9月12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派布伦瑞克公爵率军队攻入荷兰，10月初占领阿姆斯特丹，奥兰治·威廉五世复位。——译者注

[7]须德海（der Zuidersee），即艾瑟尔湖，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深入内陆约100公里的海湾，1932年修筑拦海大坝后成为内湖。——译者注

[8]纳尔登（Naarden），今荷兰北荷兰省小镇霍伊泽梅伦（Gooise Meren）的一部分，邻近的霍伊湖原为须德海的一部分。——译者注

[9]费赫特河（die Vecht），又称乌得勒支费赫特河，荷兰西部一条河流，流入古伊湖，长40公里。——译者注

[10]瓦尔河（die Waal），荷兰境内莱茵河下游的一条支流，流经奈梅亨等城市。——译者注

[11]霍林赫姆（Gorinchem），今荷兰南荷兰省东南部一城市，位于瓦尔河下游北岸。——译者注

[12]比斯博什（Biesbosch），今荷兰一自然保护区，面积90平方公里，其中97%位于北布拉班特省，3%位于南荷兰省。——译者注

[13]哈勒姆湖（Haarlemer Meer），原荷兰西部的一个湖泊，位于哈勒姆、莱顿与阿姆斯特丹之间。1840—1853年湖水被排干后成为耕地。——译者注

[14]格罗宁根（Groningen），今荷兰北部格罗宁根省省会。——译者注

[15]即科内利斯·德·维特（Cornelis de Witt，1623—1672）和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t，1625—1672），荷兰贵族党的领袖，1660年荷兰总督威廉二世去世后，二人掌握政权，后于1672年政变时被杀。——译者注

[16]即威廉三世（Wilhem Ⅲ.von Oranien-Nassau，1650—1702），奥兰治-拿骚公爵，荷兰总督威廉二世之子。1672年7月被选为荷兰总督和陆海军司令。1689—1702年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译者注

[17]16世纪，尼德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反对西班牙的统治。1578年1月23日，尼德兰北方七省（荷兰、泽兰、乌得勒支、弗里斯兰、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德伦特、格罗宁根）成立乌得勒支同盟，1581年成立联省共和国，因荷兰省最大，经济最发达，而且是政治中心，故又称荷兰共和国。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为三级会议，常设行政机构为国务会议。三级会议由各省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国务会议首脑为总督，由奥兰治家族世袭。1650年，总督威廉二世去世，政权为最高国务秘书约翰·德·维特掌握。1672年，法国路易十四世进攻荷兰，约翰·德·维特因准备割地求和而被推翻，奥兰治·威廉三世成为总督。约翰·德·维特之兄因涉嫌谋杀威廉三世被囚，约翰·德·维特企图放其出狱，后二人皆被杀死。——译者注

[18]蒂雷纳（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Turenne，1611—1675），子爵，法国元帅。以谨慎用兵和重视部队后勤补给著称。1672年曾率法军进攻荷兰。——译者注

[19]指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译者注

[20]指布伦瑞克公爵。——译者注

[21]即威廉三世（Wilhem Ⅲ.von Oranien-Nassau，1650—1702）。——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林地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与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别开。人造林一方面非常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该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避开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通常是较弱的一方；另一方面，防御位置的天然有利条件使他可以晚于进攻者展开自己的计划。如果防御者在一片林地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让自己像盲人一样与健全人作战。如果他在林地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成了盲人，但这种双方利害相同的情况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此，防御者除了在这种林地的前面设防，从而借助林地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并保护和方便退却外，林地给防御者的战斗带不来任何其他好处。

这里谈的只是平原上的林地，因为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举措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点了，而关于山地特点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难以通行的林地（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才能通过的林地），无疑会提供类似间接防御的优越性，使防御者像借助山地那样，利用林地开始一场有利的会战。这时防御者的部队可以在林地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部署，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立即向其发起袭击。从效果来看，这种林地更接近于山地，而不是江河，因为林地中的道路虽然很长，通行非常困难，但从退却的角度来看，林地却是利多弊少的。

即使林地再难通行，对林地的直接防御也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丛林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林地的通行难度都不会大到让小部队无法从上百个地点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来说，就像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很快就可以让整个堤坝溃决。

任何类型的大片林地对民众武装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大片林地无疑是民众武装活动的正确场所。因此，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让敌人的交通线通过大片林地，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部机器加装了一个有力的杠杆。

第二十二章

哨所线

凡是用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哨所来直接保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被称为哨所线。我们之所以说“直接”，是因为一支大部队的多支部队并列部署时，即使不构成一道哨所线，也有可能保护广大地区免受敌入侵，而这种保护不是直接的，是通过一系列部署和运动的效果实现的。

一条计划直接保护一大片地区的防线必定很长，这么长的防线显然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即使在这条防线上部署最多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与防御的兵力差不多，那么这条防线的抵抗力也还是很小的。因此，部署哨所线的意图只能是抵御较弱的进攻，包括战斗意志力较弱或进攻兵力较少的进攻。

中国的长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修筑的，它是为抵御鞑靼人的袭扰而修筑的屏障。与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设施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下运用哨所线，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目的的。当然通过这种哨所线并不能阻止每一次袭扰，但是它毕竟能增加袭扰的难度，从而减少袭扰的次数。在亚洲各民族几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哨所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近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也曾出现过的防线（例如法军在莱茵地区和在尼德兰的防线），其作用与哨所线的上述作用最为接近。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说到底只是抵御敌人为征收战争税和以敌养己而发起的进攻。这些防线只应用于抵御敌人的小规模行动，因此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但是，当敌军以主力前来进攻这一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得不以主力防守这一防线，而由此体现出的防御举措并不是最好的。由于有这种不利，以及在一场短暂的战争中防止敌袭扰是非常次要的目的，而为此设置这种防线很浪费兵力，因此这种防线在今天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举措。战争的威力越大，这一手段就越没用，就越危险。

最后，所有保护一支军队的舍营地，有一定抵抗能力，延展很大的前哨线，也可被视为真正的哨所线。

前哨线的这种抵抗针对的主要是袭扰，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对个别舍营地的行动。如果地形有利，这种抵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足够的威力。而针对推进中的敌军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即旨在赢得时间的抵抗。而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很多，因此不能将赢得时间视为设置前哨哨所线的目的。敌军本身的集结和推进绝不可能保密到防御者通过前哨报告才得知的程度。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也就太可怜了。

即使在这种场合，哨所线也只能用于抵御较弱力量的进攻。在这方面，哨所线像在其他两种情况下一样，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

但是本应用于保卫国土的主力部队面对敌军主力分散成一长列哨所，也就是分散成一道哨所线，看上去是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伴随和引发这种部署出现的情况。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占据它的意图是集中兵力进行会战，都可以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的正面。之所以说山地阵地的正面可以更宽，是因为地形条件使抵抗能力大幅提高了；之所以说这种阵地的正面必须更宽，是因为防御者需要有一个更宽的供退却时使用的基地（如同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如果无望很快进行会战，如果敌人很可能与我们长时间对峙，只要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他就不采取行动（这是大多数战争中常见的状态），那么防御者自然可以不局限于占据最必需的地区，而是在确保部队安全的前提下向左右尽可能地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得到一些好处（对这一点，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在便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兵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得多，因为分散后的每个部分只有较小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山地要想占据任何一个地区，更多是要依靠局部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在山地，如果敌人先于防御者抵达某地，那么防御者即使有一些兵力优势，也很难再把敌人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山地总是愿意采用这种尽管不是真正的哨所线，但多个哨所形成一列，毕竟近乎哨所线的部署。当然这种分散成很多哨所的部署距哨所线还有一大步，但是统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一步，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被牵着走的：起初他们分兵的目的是保护和占据某个地区，后来是为部队本身的安全。每个哨所的指挥官都希望占领其哨所左右两侧的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整个部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分散了兵力。

因此，如果出现一场以主力进行的哨所线战争的话，不能将其视为为阻止敌军每一次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应将其视为防御者由于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标而陷入的一种状态，这一目标就是针对一个无意采取大行动的敌人，守住和保护某一地区。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设立一个个哨所的理由，与一支主力部队应达到的目的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我们的上述观点至少说明，统帅有可能犯盲目设置哨所线的错误。人们往往忽视这是统帅的错误（错估对手和自己处境）造成的，而认为这只是错误百出的防御方法造成的。但是每当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有利的结果，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人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尽管海因里希亲王在七年战争的几次战局里部署了占用兵力最多和最令人费解的正面极宽的哨所阵地，以至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称得上是哨所线战局，但是由于国王[1]称这几次战局是无懈可击的，于是人们也就这样称赞它们。人们当然完全可以为亲王的这些阵地辩解，说亲王是了解其对手的，知道不必担心对手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况且他如此部署的目的始终是占据尽可能大的一片地区，因此只要情况许可，他就会最大限度地去这样做。而假如亲王在这样一张由哨所阵地组成的蜘蛛网中遭到一次失败，受到重大的损失，那么人们又会说：这并不是因为亲王遵循了错误百出的战法，而是因为他的具体举措和运用场合不当。

我们以上述方式努力说明在战区的主力部队中为何会出现所谓的哨所线战法，以及这种战法如何才能是理智和有利的，也就是说不再是荒谬的。同时，我们还想指出，统帅或他们的参谋部有时确实可能忽略了哨所线战法的本来意义，把它的相对价值看成是普遍存在的了，相信它真的适于阻止敌人的任何进攻。这就不是举措不当，而是把举措完全理解错了。我们承认，1793年和1794年，奥普联军在孚日山脉防御中看来就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蠢事[2]。

* * *

[1]乌得勒支（Utrecht），今荷兰中部乌得勒支省省会。——译者注

[2]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今荷兰首都和重要港口。——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锁钥

在军事艺术中，没有一个理论概念在评析时能起到我们这里要研究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要作用。这个概念是人们记述会战和战局时最爱炫耀的东西，是做出一切论断时最常用的根据，是评析者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但是这个概念既没有确定，也从未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概念阐述清楚，并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对与它首先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等概念，我们必须先于它阐述清楚。

在这个古老的军事比喻词[1]后面隐藏着的概念是不明确的和混乱的，它有时指国土上最不设防的地区，有时又指国土上最坚固的地区。

如果有一个地区，不占领它，人们就不敢进入敌国，那么该地区当然有理由被称为国土的锁钥。不过这一简单但内容不很丰富的概念没有让理论家们感到满足，于是他们把它的含义扩大了，把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想象为决定是否能占有整个国土的地点。

如果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那么他们首先必须控制彼列科普[2]及其防线，这并不是为了取得入口（因为拉齐[3]在1737年和1738年曾两度绕过这些防线[4]），而是为了更有把握地占据克里米亚半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人们在这里通过锁钥这个概念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然而如果人们可以说：谁占有了朗格勒[5]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直到巴黎的法国国土，也就是说，是否占领直到巴黎的法国国土完全取决于是否占有朗格勒地区，那么这显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一件事了。按照前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不占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就无法设想占领一个国家，这是只要有普通常识就可以理解的。而按照第二种思维方式，如果我们占有了一个地点，但并未由此而占领了整个国家，那么我们事先就不应去占领这个欲称之为锁钥的地点，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普通常识已不足以理解这种看法，而是需要秘密科学的魔法了。在大约50年前，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教义确实在一些书本里出现过，到18世纪末发展到了顶点。虽然拿破仑引领下的战争史以压倒性的力量明确而坚定地扫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教义仍然在一些书本中顽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关键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点，有很多道路汇合到那里，在那里便于调集给养，从那里便于向各个方向运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点就可以满足一些需要，得到一些好处。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样一个点的重要性，从而把它称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对此加以反对，我们认为用这个词比喻这样的点是很合适的，是很令人满意的。然而，如果有人想把这朵纯粹的语言修辞上的小花变成一粒种子，欲让它发展成像一棵大树那样有众多枝干的系统的理论，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追溯一下这种表述的真正价值了。

统帅们在谈论他们的军事行动时，在他们的记述中使用“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是实用的，但其含义自然是很不确切的。如果人们要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理论，想必会过渡到一个更明确的，但同时也更片面的概念。人们从所有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选择了“较高地带”这一内容。

如果人们沿着一条穿过山脊的道路抵达了最高点，然后开始下行，那真是要谢天谢地。对单个行人尚且如此，对一支大部队来说更是如此。这时，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被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这样。下行是件容易的事，这时人们会觉得比任何企图阻挡自己的人都占优势，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可以先用目视控制整个地区。因此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这样，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因此统帅们在记述历史时常常把这样的地点称为关键点，当然他们又是从少许变化了的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这样称呼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就是主要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6]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它把下行至欲进入国家的多条道路的多个起始高点看作这个国家的关键点，看作控制这个国家的点。这种看法很自然地与一个与它相近的概念（系统的山地防御）融为一体，使问题变得更加玄虚，因为又掺进一些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战术要素，很快就离开山地道路的最高点这个概念，而干脆把整个山系的最高点（分水点）看作国家的“锁钥”。

由于在那个时期，即18世纪的下半叶，恰好正流行着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冲刷形成的，于是这一地质学理论体系中的自然科学就向战史伸出了援手，使现实真理的每个堤坝都溃决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飘浮在与地质学类比的虚幻理论体系中。因此，人们在18世纪末听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读到）的，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有多么重要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当然，这种胡闹大多只是出现在书本里，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小部分，而且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意志并非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提请注意两个事件。一是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脉的两次重要战局。这两次战局都受了格拉韦特和马森巴赫[7]书本的影响，因此学究气很重[8]。二是1814年战局，当时一支20万人的大部队盲目地遵循这种理论，通过瑞士开赴朗格勒[9]。

一个地区的较高点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点而已。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们所写的有关这种高地对战事影响的所有内容，由于夸大和错误地使用了这个本身正确的概念，从而完全成为荒诞无稽的东西。一座山即使是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德意志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除了在它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外，不会有更多的军事价值。要在这座山上设置烽火信号已经是不大适宜，部署一支骑哨部队就更不合适了，而要部署一支大部队，则更是件根本行不通的事。

因此，在所谓的关键地区（不同支脉的共同的发端地和河流的最高发源地）寻找一个国家的关键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与大自然本身是相违背的。大自然并未像迄今所谓的地形学所说的那样，让山脊和谷地自上而下便于通行，而是随意地向四外散布山峰和沟壑，而且极高的群山环绕极低水位湖泊的情况并不少见。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地质学上的最高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而其他地形条件和部队的其他要求比它重要得多，以至人们构筑的阵地防线往往在最高点的侧面通过而没有必要去依托这个最高点。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错误的观点，是因为有一个十分妄自尊大的理论体系是与之相关联的，现在我们离开这一错误观点，再回到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范围内找到一个与关键阵地这个名词相符合的独立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进入敌国的地区。但是如果人们想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点，那么它就失去了原来的含义，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价值，等于是在描述某种程度上到处都能找到的东西。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辞藻。

我们所说的关键阵地当然是很少的。多数情况下，打开一个国家门户最好的钥匙就是消灭敌军；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的概念才可能比军队的概念更重要。我们认为，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包括下列两种情况：第一，部署在这个地点的部队借助地形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战术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人有效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交通线。

* * *

[1] 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2]1793年10月10日，上莱茵地区的奥普联军由奥地利的武姆泽指挥，在孚日山脉中的魏森堡一带击退法军，之后自莱茵河左岸的德鲁森海姆至魏森堡，构筑了37个哨所，形成长达50公里的哨所线，以保护其越冬营地。12月底，法军反攻，在这条哨所线上突破一点后，导致整个哨所线瓦解，联军被迫放弃刚攻占不久的地区，退守莱茵河右岸。——译者注

[3]指人们经常将“国土的关键地区”比喻成“锁钥”。——译者注

[4]彼列科普（Perekop），位于彼列科普地峡上的一个城市。俄土战争（1736—1739）期间，俄国元帅拉齐为控制克里米亚半岛曾占领该城。——译者注

[5]拉齐（Peter von Lacy，1678—1751），伯爵，爱尔兰裔俄国元帅。早年在爱尔兰军队任职，后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军中任职。一生参加过31个战局、18场会战和18次围攻战。是七年战争期间奥地利元帅拉齐（Franz von Lacy，1725—1801）之父。——译者注

[6]1737年7月，俄军统帅拉齐率一支约4万人的部队由亚速海和顿河攻入克里米亚半岛；1738年7月，拉齐渡过锡瓦什湖后，沿阿拉巴特沙嘴进入克里米亚半岛。——译者注

[7]朗格勒（Langres），今法国上马恩省南部一小城，位于朗格勒高原上。该高原是法国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如塞纳河、马恩河、奥布河等。——译者注

[8]劳埃德（Henry Humphrey Evans Lloyd，1720？—1783），英国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期间曾先后在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军队任职，七年战争结束后到俄军任职，晋升将军。著有《七年战争史》《军事回忆录》等。——译者注

[9]马森巴赫（Christian von Massenbach，1758—1827），男爵，普鲁士上校，军事著作家。——译者注

第二十四章

翼侧行动

我们也许不用特别说明：在这里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从侧面发起的进攻（战术上的翼侧行动），则与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行动在它的最后阶段与战术上的翼侧行动合二为一时，我们还是可以把二者明显地区分开，因为它们其中的一个从来就不是另一个的必然结果。

这种翼侧行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翼侧阵地也是人们在理论上用以炫耀的东西，但是在战争中很少起到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被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竭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无法预防对方翼侧行动的情况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无法预防对方翼侧行动的很少的情况下，这个手段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常让人产生顾虑，因此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行动不仅可以用于防御，而且同样可以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与防御更接近，因此它是一种防御手段。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然后在考察时从不忽略它，这就是：受命在敌背后和侧面行动的部队不能在敌人的前面对其采取行动；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开赴敌后本身就已经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开赴敌后这种行动本身还什么都不是，只有当它与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情况的不同成为有利的或不利的行动。现在我们就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些情况。

首先，我们必须把针对战略翼侧的行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采取的行动，另一种是对退却线采取的行动（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采取行动）。

当道恩1758年派出袭扰部队去拦截前往围攻奥尔米茨的普鲁士运输队时，显然是无意阻止国王[1]向西里西亚退却，而是希望由此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而且他会乐于为国王让路[2]。

在1812年战局中，俄军主力在9、10两个月派出的所有袭扰部队只有中断敌交通线的意图，并没有阻止敌退却的意图，而契恰戈夫[3]指挥摩尔达维亚军团向别列津纳河[4]推进，以及维特根施坦将军奉命向道加瓦河[5]畔的法军发起进攻，则显然都是为了阻止敌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把有关观点说清楚。

对交通线采取行动就是袭击敌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使、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型仓库等，也就是以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为袭击的目标。这些行动应以这种方式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采取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此只有当对手确实决定退却时，这种行动才能够达到目的。当然这种行动如果使敌人感到面临危险，也能促使敌退却。因此，对敌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那样的效果。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行动不能单靠迂回和兵力部署的几何形状产生效果。只有具备了相关的条件，这些行动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行动完全分开来研究。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行动。

在这里首先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对敌交通线的行动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对自己的正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处于其进攻路程的末端，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说，如果我军退避，敌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追击。

我们暂且把后一个主要条件放一放（这一条件绝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少见），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交通线有一定的长度，无法再仅由几支精良的哨所守军保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交通线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走向不是垂直于其部署的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其暴露的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人们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有人会认为，如果进攻者要保护的是一条40或50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这条交通线末端的部队与交通线的位置是斜向还是垂直，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部队展开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几乎只是一个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垂直于其部队的情况下，防御者即使兵力占显著优势，其从大部队派出的袭扰部队也难切断进攻者的交通线。只要人们想到进攻者难以对某一地区进行绝对的保护，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能出现这种防御者难以切断进攻者交通线的情况，而会认为对进攻者来说，要在其背后（其后面的地区）抵御优势之敌所能够派出的全部小股部队，一定是很困难的。当然如果人们在战争中能像面对白纸黑字那样洞察一切就好了！那样的话，进攻者负责保护交通线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袭扰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袭扰部队却能看见一切。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可靠又不完整，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会知道，绕过敌军两翼到敌人背后去的袭扰部队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与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就一定会走向毁灭。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垂直于其交通线时，对这一阵地进行迂回的部队（在敌军附近而与自己的大部队完全分开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走向毁灭。这样，防御者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而且大部队本身也很快会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小股部队中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勇气和信心，于是人们看到的不是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戏弄敌人，而只是不断逃窜的场面。

由于对手有上述困难，因此，如果部队的部署正面垂直于其交通线，部队就能够保护距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根据部队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2～3日行程。这段交通线也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因为它距敌军也最近。

相反，如果部队的部署明显地与其交通线相倾斜，那么距部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无法得到安全保障。即使对手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最小的进攻尝试，也会立即击中它的要害。

如果部队的部署正面无法垂直于交通线，那么此时是什么因素决定部署正面的设置呢？是对手的正面。但是人们同样可以设想，对手的正面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于是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寻这种相互作用的起点。

我们设想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并设想ab对cd的位置使两线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角度，那么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部署部队，那么进攻者从b出发，凭纯粹的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自己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其交通线。

而如果防御者在交点的这一边（例如大致在d点）部署部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进攻者就不得不将正面朝向防御者，前提是进攻者的行动线[6]受到地理条件的更多限制，无法随意改变其位置（例如改成ad方向）。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占了有利的先机，因为他只需在两线交点的这边进入阵地。不过我们再次考察这个几何要素，远非由于过分重视它，而只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我们更确信，当地的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部署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更多地暴露其交通线，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斜对其交通线部署的一方当然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但在几何要素上是得不到任何更多好处的，因为双方得到的利弊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只以单方面暴露交通线的情况作为根据。

一条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如果它在敌国国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拿起武器，就不得不认为敌人已经沿我们整个交通线部署了部队，如此一来，交通线暴露到什么程度也就很清楚了。敌方的这些民众力量本身虽然很薄弱，既不集中，也没有强大的实力，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在我方漫长的交通线上，敌方这些民众力量一个挨一个，与他们接触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一点是无须进一步分析的。此外，即使敌国的民众没有拿起武器，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甚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仅是他们与敌国政府的臣属关系，就会对另一方的交通线非常不利。敌军一支小的袭扰部队很容易与民众取得联系，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能获得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小股部队的小规模行动是有决定性价值的，而且这些支持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传递到任何一支这样的小部队。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会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庇护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部署守军，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对手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其他有利于防御者的条件同时存在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其部署正面，防御者还是有可能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因为防御者的袭扰部队无须每次行动后总是返回大部队，而是只要躲入本国就能得到足够的保护。

由此可知，一支部队的交通线在面临下列三种主要情况时可能被敌方相对小的兵力切断：

1. 交通线较长；

2. 交通线斜对部队正面；

3. 交通线通过敌国国土。

最后，要想使敌交通线中断后产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就是要使敌交通线中断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与这四个条件相关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比几个主要条件本身更重要，所起的作用也更大。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我们仅列举道路的状况，道路经过地区的特点，可以用作道路保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运输队的重要性（例如运送攻城辎重的运输队），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一位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其对手的交通线，取决于所有上述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双方交通线状况的优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位能在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就取决于这种状况对比的结果。

在这里论述起来极为烦琐的问题，在具体情况下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做到这样还需要有娴熟的判断力。有些进行评论的著作家认为，无须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用迂回和翼侧行动这些词汇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了知道如何反驳他们这种常见的愚蠢看法，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上阐述的所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谈谈战略翼侧行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推进不是由于我军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也就不必再担心派出较多部队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因为即使敌军真的想通过进攻来对我们派出较多部队进行惩罚，我们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要形成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的边境每次都遇到这种情况[7]。在统帅们及其部队遇到的复杂情况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由于我方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翼侧行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有关翼侧行动的其他条件就不需要特别有利，甚至我方交通线与敌方交通线的状况对比也不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不易对我们进行报复，而是更多地要考虑对其自己的退却进行直接的保护。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人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是想通过一种手段取得虽不如一次胜利那样成功和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效果时，这种情况是非常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进入一个翼侧阵地而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大的危险，而且进入一个翼侧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对手斜对其交通线进行部署，因此上述列举切断敌交通线四个条件中的这个条件是不难具备的。其他有利情况越是共同起作用，翼侧行动这一手段就越能取得成功；而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以及在1760年和1762年战局中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这种战略机动之所以在原始威力偏弱的战争中频繁出现，当然并非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处于其进攻路程末端，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敢、勇气和进取精神，以及怕担责任，这些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上述考察归纳为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行动在以下情况是最有效的：

1. 在防御中；

2. 在战局临近结束时；

3. 特别是在向国土腹地退却时；

4. 与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针对交通线实施这一翼侧行动，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行动应由精干的小部队来实施。它们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进攻敌小规模的守备部队、运输队以及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国民军的士气，并与之会合后进行个别的行动。这些小部队主要是数量要多，而战斗力不一定要有多强。组织这些小部队时应注意做到几支小部队集中后，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的行动，同时要求各小队指挥官不能自负和专断，否则他们将成为行动的障碍。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针对退却线的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那个原则：应在敌背后行动的部队不能用于敌前；对在敌背后或侧面采取的行动本身不能视为力量的倍增，而只能视为力量的使用方式有可能增加；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现危险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就都有一种以自身安全为代价追求效果的趋势。从侧面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无论是集中兵力采取的，还是分兵从几面包围敌人。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包含着更大的成果和更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位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种抵抗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意图用整个部队从背后进攻对手，这种进攻要么是从为此而占据的侧面阵地发起，要么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发起；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威胁敌军的背后，以另一部分威胁敌军正面。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要么是确实切断敌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大部分兵力；要么是迫使敌军为防止出现这种危险而大幅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增加的危险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此时的危险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类似情况下，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切取决于双方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他无论是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到的限制当然都比进攻者小，因此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不过，这一总的情况对比还不足以作为能够有效采取行动的依据，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能提供更多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援的弱国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后者的部队首先不得不盯住与援军会合的地点不放；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冲击力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时，俄国人在莫斯科通往卡卢加的道路上进入的翼侧阵地就非常有利[8]。而假如俄国人不够明智，未在最后时刻改变其计划，而是在战局开始时进入德里萨营垒，那么他们就会陷入十分糟糕的境地。

另一种抵抗方式（借助于分兵进行迂回和切断敌退路）带来的危险是：防御者的部队分开，而对手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在一起，有能力以优势兵力对我各部队发起进攻。因此，防御者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才能让部队不得不处于这种无法消除的不利境地：

1. 兵力最初就是分开的，如果不愿耗费大量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就只得采用这种行动方式；

2. 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拥有大的优势，可以采用有决定作用的抵抗方式；

3. 对手已经到了其进攻路程的终点，缺乏冲击力。

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呈向心状攻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意图不是把正面进攻与背面战略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对此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在攻入波希米亚之前不能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集中兵力，因为这样就无法做到出敌不意，从而失去出敌不意带来的所有好处。

联军在进行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9]，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已经可以考虑以主力进攻拿破仑的右翼（他在易北河畔的部队），从而把战区从奥得河移到易北河。至于说联军在德累斯顿附近打得如此糟糕，并不能归咎于这一总的部署，而是应归咎于更具体的战略和战术部署。当时联军在德累斯顿附近集中了22万人，对付拿破仑的13万人，这个兵力对比应该是非常理想的，至少莱比锡会战的兵力对比（285:157）只比它稍好。当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一条线的防御方式，过于平均地分配了兵力（在西里西亚以7万人对联军9万人，在勃兰登堡边区以7万人对联军11万人），不过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要在易北河地区集中一支能与联军主力决战的部队，无论如何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联军还可以让弗雷德[10]指挥的部队推进到美因河[11]，以此尝试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茨[12]的道路。

1812年，俄国人终于可以让他们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开赴沃伦尼亚[13]和立陶宛[14]，以便此后在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15]，因为莫斯科肯定会成为法军进攻的顶点，这是无疑的。在这个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太弱。

源于富尔[16]将军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相同形式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克莱[17]指挥的部队应进驻德里萨营垒，巴格拉季翁指挥的部队则应在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但是在战局初期和后期的情况是多么不同啊！在战局初期，法国人是俄国人的三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国人明显比法国人多；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是一支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出德里萨80普里的突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却无力再超出莫斯科一日行程；在战局初期，法军到涅曼河畔的退却线不超过30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112普里。同样是防御者针对敌军退却的行动，在战局后期表现得如此成功，而如果是在战局初期，就会是最鲁莽的愚蠢行为。

由于对敌退却线的行动（如果它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从敌后面发起正式的进攻，因此对此还可以再谈一些问题，但是放在《进攻》一篇里更合适。我们就到此为止，说明这种抵抗应在哪些条件下进行就可以了。

但是当人们谈到对退却线的行动时，通常考虑更多的是通过佯动而不是真的行动来促使敌人退却。如果每个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真正行动的完全可行性为基础（初看上去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的所有条件与真正行动的条件就毫无差别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是与其他一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18]。

* * *

[1]克劳塞维茨在《大难中的普鲁士》（Preussen in seiner grossen Katastrophe）一书中曾写道：“马森巴赫非常重视地形知识，也就是说非常重视战术-战略和地质学的结合。1793—1794年战局就是由这些糟糕的材料构成的。”克劳塞维茨在该书另一处写道：“格拉韦特是地形学大家，很早就从事地形学的研究，因此他特别推崇在18世纪中叶盛行的新作战方法（这种作战方法特别强调军队对地形的依赖关系）就不足为奇了。军队防御山地，山地保护军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中，当时形成了一种运用地形的高人一头的见解，把一个科学原则运用到这个战法中，从而使这种战法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很多有地位的人都受到这个见解的影响。从此，地区和空间这一要素在作战中占有了极重要的地位，以至人们往往只谈阵地、道路、翼侧、背面和交通线等，而从不提军队的数量了。”——编者注

[2]1814年，反法联盟欲在战场上以较小代价向拿破仑施压，迫其做出政治让步，因此联军尽量避免会战，欲通过翼侧行动达到目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联军分三路向法国进军。其中，施瓦岑贝格率领的主力取道上莱茵地区，经瑞士向朗格勒和特鲁瓦推进。——译者注

[3]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4]175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围攻奥尔米茨要塞时，奥地利统帅道恩于6月30日派出部队袭扰普军交通线，截获普军的大批辎重。道恩这一行动的目的并不是切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退路，而是欲迫使他放弃围攻并退回西里西亚。——译者注

[5]契恰戈夫（Pavel Vasilievich Chichagov，1767—1849），俄国海军上将。在1812年俄法战争中任俄军摩尔达维亚军团司令。——译者注

[6]别列津纳河（die Berezina），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长613公里。——译者注

[7]道加瓦河（die Düna），也称西德维纳河，流经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在里加湾注入波罗的海，长1020公里。——译者注

[8]行动线（Operationslinie）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于18世纪下半叶提出的概念，常指部队的补给线、交通线，或泛指部队离开行动基地后的运动路线。如果部队的补给或运动依赖唯一一条道路，则沿这条道路形成一条行动线。在有多条道路可选择的情况下，行动线也可是一条泛指的线。行动线有单双、内外、离心、向心之分。——译者注

[9]1744年8月1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攻入波希米亚，9月16日攻克布拉格，随后继续南进，但这里土地贫瘠，居民为天主教徒，反对信仰新教的普军，匈牙利轻骑兵又不断袭扰，普军被迫退却。1741年秋，普鲁士军队攻入摩拉维亚，于12月26日占领奥尔米茨，1742年初继续深入，其轻骑兵甚至抵达维也纳附近，但由于给养困难，不断受到匈牙利轻骑兵的袭击，萨克森军队又有叛离迹象，只得退出摩拉维亚。——译者注

[10]1812年10月18日，拿破仑开始从莫斯科撤退。最初准备取道南方的富饶地区，以便就地取得给养，因此向卡卢加方向退却。当时俄军主力部署在莫斯科通往卡卢加的大路以东（其阵地正面与法军退却方向平行，故称翼侧阵地）。24日，法军在小雅罗斯拉维茨被俄军击退，拿破仑只得仍沿进入俄国时的旧路退却。——译者注

[11]1813年战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4月战局开始至6月4日签订临时停战协定，包括吕岑会战和包岑会战，战史上称为春季战局；第二阶段自8月14日起至1813年年底，包括德累斯顿会战、莱比锡会战等，战史上称为秋季战局。这里指联军的秋季战局计划。——译者注

[12]弗雷德（Karl Philipp von Wrede，1767—1838），侯爵，巴伐利亚元帅。1813年曾率巴伐利亚军队参加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13]美因河（der Main），莱茵河右岸一条支流，在美因茨流入莱茵河，长524公里。——译者注

[14]美因茨（Mainz），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位于莱茵河左岸，美因河流入莱茵河河口附近。——译者注

[15]沃伦尼亚（Wolhynien），历史地区名，包括今乌克兰西北部约6.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译者注

[16]立陶宛（Litauen），今北欧一国家，面临波罗的海。历史上曾为侯国、王国。——译者注

[17]1812年7月，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和约后，俄国海军上将契恰戈夫率领摩尔达维亚军团（3.5万人），奉命开赴乌克兰西北部的沃伦尼亚地区，与托尔马索夫指挥的部队会合。这支部队在9月击退拿破仑的右翼（奥地利施瓦岑贝格元帅指挥的军团），之后向博里索夫方向推进，于11月占领明斯克，从而威胁拿破仑的退路。——译者注

[18]富尔（Karl Ludwig August Friedrich von Phull，1757—1826），男爵，普鲁士将军。最初在普鲁士军队任职，曾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参谋长。在普军1806年耶拿会战大败后到俄军任职，曾受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委托，拟制针对1812年拿破仑进攻的“以退为进”战略计划。——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退却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一种特殊的间接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防御者更多是使敌人通过他自己的劳顿走向毁灭，而非通过手中的剑。因此，防御者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或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已经大幅削弱以后再进行。

所有在进攻中前进的部队都会受到这种前进的削弱。对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进行更详细的考察，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推定这一结论。我们之所以能够先推定这一结论，是因为战史上每一个前进路程较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而是率领未受挫折的新锐部队在进攻者面前主动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使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断续的推进，而不是单纯的追击，那么进攻者所受到的这种前进中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受到的损失要比事先主动退却大得多。因为即使他在会战失败后退却时有能力每天都对追击者进行抵抗（就是我们期待他在主动退却时能进行的那种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还要再加上在会战中受到的损失。但是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符啊！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如果它在会战失败后被迫退向本国腹地，也会在退却时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像我们谈到的那些情况中所假设的那样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像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总是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演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全军覆灭。

所谓均匀的、每天进行的抵抗，就是退却者每次只抵抗到战斗的均势勉强得以维持。在这种均势中，退却者及时放弃双方正在争夺的地方，并确保自己不会大败。这样的战斗可以使进攻者的人员损失至少与防御者的人员损失相等，因为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无法避免人员不时被俘的损失，但另一方在交火中的损失会更大，因为他不得不经常针对防御者的有利地形作战。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因为他们通常要在医院里住上几个月。

因此，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摩擦中的损失程度大体上是相同的。

而在追击一支败军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受到了损失，秩序被打乱，勇气受到挫折，对能否成功退却产生忧虑，因此很难进行上述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前一种情况下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像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以及神化英雄般的自信冲锋陷阵，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是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力量不受物质世界中有限的数字和尺度的束缚，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双方军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抵达可被视为进攻者征程的终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会是多么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双方试图摧毁对方时的结果。此外还要加上进攻者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而另一方面，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得到后来赶到的援兵，这些援兵可能是通过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补充的。

最后，在给养手段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的给养手段却少得难以维持生存。

退却者可以在他要去的所有地方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不得不从后方运来。只要追击者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会面临缺乏物资的问题。

退却者首先使用当地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无所有的村庄和城市，被收割和践踏一空的田野，被汲空了的水井，以及混浊的小溪。

前进的部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获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有时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粹出于偶然，或者是由对手不可原谅的过失造成的。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主动退却的方法可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更有把握获得胜利。这样不仅获胜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而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会战中失败与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失败是多么不同啊！而且进攻者在抵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他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仍可能促使他退却，因为他在这时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完善和利用胜利，也无法补充损失的兵力。

因此，防御者是在进攻者开始进攻时与他决战，还是在其进攻结束时与他决战，有着巨大的差别。

除了上述几大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式有两个缺点：第一是随着敌人的推进，国土会受到损失；第二是主力退却会在士气上给人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保持国土不受损失绝不能作为整个防御的目的，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不能过于看重眼前的牺牲。不过，即使损失的国土没有决定战争胜负，也要加以考虑，因为国土的损失毕竟是涉及防御者利益的一个内容。

这种国土的损失不会直接影响到防御者的部队，而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可退却本身却能直接增加防御者的部队的力量。因此，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没有相互接近的共同点。我们只能说：如果防御者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会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准备好一半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么就应该看作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对士气的不利影响。统帅有时不得不无视这种影响，依旧实施自己的计划并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者所引发的压力，但是这种对士气的影响毕竟不会因此就是可以被轻视的幻觉。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产生影响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侵入本国人心的力量，会削弱本国民众及其军队的本应有效的行动。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虽然也能很快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期待，但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这个计划是由于明智地预见到今后肯定能得到好处，还是由于惧怕敌人的武力，就更分不清了。看到被放弃地区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后卫战斗会一再增加部队的这种忧虑。人们不能低估退却的这些后果。如果一个民族坦然应战，以便让进攻者不遇到这个民族的保护神，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无法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那么仅就这样做本身来看当然更合理、更简单、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因素。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因为仅是几天的行军当然不会显著地削弱敌人。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部队在维捷布斯克附近时有25万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时有18.2万人，在博罗季诺附近时才减至约13万人，也就是说开始时与俄国中央部队的兵力是相同的。博罗季诺距国境90普里，但是俄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才开始确切地占有优势[1]。这个确切的优势明确地引起局势的骤变，以至法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2]的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势。

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只有极少的国家可能有100普里长的退却线，但是像1812年法军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也是不多见的，像这次战局开始时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就更少见了。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明显占有士气方面的优势。因此，俄军在这次战局中经过100普里才得到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也许经过50或者30普里就可以得到了。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因素是：

1. 一个农作物不多的地区；

2. 忠诚而尚武的民众；

3. 气候恶劣的季节。

这一切都会使敌军在维持方面更加困难，迫使其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很多的部队，执行繁重的勤务，引起各种疾病，同时便于防御者进行翼侧行动。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影响这种防御的部队的绝对人数问题。

无论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小部队的力量一般来说要比一支大部队的力量先衰竭，因此其进攻路程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的那样长，其战区范围也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的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因此部队的绝对人数和这支部队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况的影响下总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只要说明在这些事物本质的最深处有这种关系就够了。率领50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而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5万人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

现在我们假设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部队的绝对人数与地区大小的比例是一样的，那么不容置疑的是，敌人的数量越多，它由于我们的退却而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大。

1. 部队的规模越大，其给养和住宿就越困难。因为即使部队占有的地区与部队本身的规模以同样的比例增大，部队也绝不可能完全在这个地区取得给养，而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都会受到较大的损失；部队可以用来宿营的也绝不是整个地区，而只是这个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不会随部队人数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

2. 部队的规模越大，推进的速度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推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当3000人追击2000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会允许退却者以每程1、2或3普里的距离轻松地退却，也不会允许他们不时停下来休息数天。要想追上、进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数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双方军队的人数各增加100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用数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现在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这时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此部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时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他在给养方面的困难比退却者大，不得不比退却者展开得更宽，因此总是面临在某一地点受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进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捷布斯克附近就曾试图发起这样的进攻。

3. 部队的规模越大，每个人在日常战略和战术勤务中的体力消耗就越大。一支10万人的部队每天要出发和列队进入战场，一会儿停下，一会儿继续行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物，而且在收到各方面所需的情报以前，这10万人不能进入营垒宿营。这10万人为这些次要勤务花费的时间通常比5万人所需的时间多1倍，但是对两者来说，一昼夜都是只有24小时。部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时间和劳顿是多么不同，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3]中已经谈过。当然，退却者和追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顿，但是后者要忍受的劳顿明显大得多，这是因为：

（1）追击者的人数较多（我们假设追击者兵力占优势）。

（2）防御者以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保持主动的权利，使敌人总是受他支配。防御者可以预先做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计划不会被破坏，而追击者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部署情况制订计划，只有通过事先侦察才能知道防御者的部署情况。

为使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论述与第四篇第十二章相矛盾，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说的退却者此前是没有遭受过大败的，连一次会战都未败过。

退却者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这个优先权对赢得时间和力量以及争取某些次要利益来说，与没有这个特权是有区别的，时间一长，这种区别就会变得重要。

（3）退却者一方面尽力使自己容易退却，如派人整修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使追击者难以前进，如派人破坏桥梁，使那些本来就不好的道路在自己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还可以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人民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在这里就不做进一步分析了。

至此，我们谈了向本国腹地主动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我们还想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退向一个敌军两侧为我们国土的地点。这时敌人处于我们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不至于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距离国境太近，就有可能面临这种危险。假如1812年俄国人不是向东而是向南退却，就会面临这种危险。

这一条件是这种退却举措的目的所要求的。至于防御者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直接保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或符合诱敌离开通往该地方向的意图，则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是按计划进行的，那么他们当然应该从斯摩棱斯克朝卡卢加方向退却。这样的话，莫斯科很可能就免遭法军蹂躏，然而俄军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罗季诺会战前约有13万人。假如俄军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接受会战，那么法军在那里的兵力没有任何理由会比博罗季诺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部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很少。而这么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他们派到50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像莫斯科这样的一座大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数次战斗后，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时约有16万人。假设他当时认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之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队，为此抽出4万人，而只留下12万人与俄军主力对峙，那么这12万人到会战时可能就只剩9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比在博罗季诺附近时少4万人。这样，俄军在博罗季诺就会拥有3万人的优势。如果以博罗季诺会战的实际过程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这个优势将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表明，对俄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相对于后来在博罗季诺会战时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接受会战时，总感到自己的兵力尚不足。当时他们的一切给养和援兵对准的都是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在斯摩棱斯克时没人会想到放弃这条道路。此外，在俄国人眼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与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无法抵消因未保护莫斯科而让它有可能被占领所犯下的过错。

1813年[4]，假如拿破仑显著地偏向侧面，大体上在勃艮第运河[5]后面进行部署，在巴黎只留下数千人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卫队[6]，那么他就会更有把握不让巴黎受到进攻。因为这样一来，联军在知道拿破仑率领10万人在欧塞尔[7]附近的情况下，就绝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去一支5万～6万人的部队。反过来，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位置，对手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离开通往自己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拥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会毫不迟疑地扑向首都。虽然情况相同，但是由于士气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如此不同。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面进行这样的退却时，首都或者欲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无论如何都要具备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随便被一支部队占领和劫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及。

但是我们还要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转向。俄国人在抵达莫斯科附近以前保持一个方向退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会将其引到弗拉基米尔[8]的方向，改为先向梁赞[9]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赴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有可能沿着这个将把他们引到基辅[10]的新方向继续退却，也就是说又接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国人，即使他们此时仍明显比俄国人占优势，但毕竟无法维持这条经莫斯科转个大弯的交通线，这本身是十分明显的，否则他们不仅要放弃莫斯科，而且极有可能还要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此前费力占领的一些地方，而只能满足于占有别列津纳河以西战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有可能陷入不利的态势，有可能处于与本国的主要部分分开的境地，这与他们在战局一开始就退向基辅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俄军几乎不会陷入这种不利的境地，因为只有法军不是绕道莫斯科而是直接抵达基辅，俄军的处境才有可能不利。

退却线突然转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非常可取的，这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好处：

1. 变换退却线方向使对手无法保持旧的交通线，而要建立新的交通线总是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对手只能逐步改变其方向，即很有可能不得不一再寻找新的交通线。

2. 双方以这种方式又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通过其位置来保护已占领的地区，而极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捉人游戏[11]。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面积的国土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的各种因素而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向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其主力前往这个方向。即使敌主力前往这个方向，我们也无力把上述一切条件强加于敌，而只能面临两个问题：是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避向侧面，也就是进行离心方向的退却。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这种离心方向的退却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1. 防御者这样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本来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恰恰是进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 防御者这样退却时，对手占有内线之利，其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因此有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当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进攻者的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但是这种不断退避总是要以能威胁对手而自己不至于被赶走为前提的，而防御者在做离心方向退却时有可能被对手赶走。此外，主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一个条件是主力能够逐渐取得可以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有把握做到这一点。

3. 对兵力较少的一方来说，本来就不宜对敌采取向心状的行动。

4. 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过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往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这部分兵力（本来只应用于对付与它对峙的防御者的部队）此时就附带着完成了其他任务——保护了进攻者的一部分交通线。

因此，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方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防御者这样做是为了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读者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进行离心方向的退却，这就是为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会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结地点和前进方向，以及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位置关系，防御者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其前进路线的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如果防御者把兵力部署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兵力浪费。至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部署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够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是比较难以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准确的判断。

俄国人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12]指挥的3万人留在沃伦尼亚，准备用来对付可能入侵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大，地形上有些障碍，有可能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使俄军有理由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占上风，或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这样固守会给以后带来非常重要的好处，对于这些好处我们在这里不想多谈。此外，即使当时俄国人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切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这支部队留在了沃伦尼亚，让其独立作战。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尔将军起草的战局计划，仅让巴克莱的部队（8万人）退向德里萨，而把巴格拉季翁的部队（4万人）留在法国人的右翼，以便之后从背后进攻他们，那么人们一眼便可看出，巴格拉季翁不可能在立陶宛南部固守。换句话说，这支部队不可能在法国人背后多得到一块更近的地区，而是会被压倒性优势的法军消灭。

防御者本身致力于尽量少把领土留给进攻者，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目的。我们能够限制敌人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更确切地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一切要有一个条件做基础，这就是防御者开始这样做时有获胜的可能性，而且不至于因派出部队去限制敌人而使自己的主力受到太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应优先在双方主力部队之间寻求最后决战，敌军主力处于困境是敌军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敌军在退却过程中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损失。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未被打败和未被分开的部队实施，而且应该径直在敌军主力的前面尽可能缓慢地实施，同时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对手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迫使对手忙于采取大量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举措而消耗其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抵达了进攻一方进攻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这条前进路线的斜前方进行部署，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对敌后方采取行动。

1812年的俄国战局展示了所有这些现象，并且像放大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虽然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假如俄军以现在对这种退却结果的认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一次这样的退却，那么他们对1812年绝大部分在无意中做的事，现在就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然而如果认为在国土不如俄国辽阔的地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场合，无论防御者在采取这种抵抗方式时遇到了什么情况，只要进攻者的战略进攻未经决战，而是仅因其部队在维持方面的困难即受到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退却（不管其退却时的损失是大还是小），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和主要效果就已经达到了。弗里德里希大帝1742年的摩拉维亚战局、1744年的波希米亚战局，法军1743年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战局，布伦瑞克公爵1792年的法国战局[13]，以及马塞纳1810—1811年的葡萄牙冬季战局都是这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小得多。此外，这种防御方式仅部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也常出现，也就是说，不是全部结果，但至少是部分结果应归功于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不过我们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谈的话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离题太远。

在俄国和上述其他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有进行决定胜负的会战，局势就发生了骤变。即使是在不可能期待有这样效果的地方，这种抵抗方式也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这种抵抗方式可以形成有可能获胜的兵力对比，而这个胜利像首次撞击一个物体一样，能促使敌人退却，并使这一退却带来的损失不断加大，就如同按照落体定律，一个重物越坠越快一样。

* * *

[1]巴克莱（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侯爵，俄国元帅。1810—1813年任俄国陆军大臣。参加过1788—1789年对土、1790年对瑞典、1794年对波兰以及1806年对法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中任第1军团司令，代俄军总司令。1813年率俄军参加莱比锡大会战。1814年率俄军进占巴黎。——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佯动》一章。——译者注

[3]莫斯科西距博罗季诺125公里。——译者注

[4]1812年10月18日，拿破仑撤出莫斯科，向卡卢加方向行进。24日，法军主力约10万人与俄军主力逾10万人在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yaroslavets，今俄罗斯卡卢加州一城市，东北距莫斯科120公里，位于卢沙河畔）附近展开激战，导致该地八次易手。法军最后虽攻占该地，但无法扭转战略上的退却态势。——译者注

[5]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书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译者注

[6]原文如此，疑误。应为1814年。——译者注

[7]勃艮第运河（Kanal de Bourgogne），法国东部的一条运河，连接塞纳河支流约讷河和罗讷河上游的索恩河，从而连接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河流和运河。始建于1775年，1834年完工，长243公里。——译者注

[8]一种准军事组织。根据组织形式不同，可由志愿者、预备役或义务兵组成。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1789年法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国民卫队和1903年成立的美国国民卫队。也有一些国家的国民卫队是军队的一部分，但仅用于对内行动。——译者注

[9]欧塞尔（Auxerre），今法国约讷省首府，位于约讷河西岸，西北距巴黎150公里。——译者注

[10]弗拉基米尔（Vladimir），今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首府，西距莫斯科190公里，位于克利亚济马河北岸。——译者注

[11]梁赞（Rjasan），今俄罗斯梁赞州首府，西北距莫斯科200公里，位于奥卡河畔。——译者注

[12]基辅（Kiew），今乌克兰首都，东北距卡卢加约600公里，位于第聂伯河畔。——译者注

[13]流行于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地区的一种儿童游戏，捉到对方后轻拍其肩膀示意其离场。——译者注

第二十六章

民众武装

人民战争在文明的欧洲是19世纪的一个现象。对于这种战争，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些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因为他们把人民战争看作一种革命的手段，是一种宣称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对外部敌人固然危险，但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危险；有些则出于军事上的理由，认为人民战争取得的结果与投入的力量不相符。第一种看法与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人民战争看作斗争手段，即只是从它与敌人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但是关于第二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指出，对人民战争，总的来说应该将其看作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限制的结果，看作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展和加强。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事制度出发看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征召制度、利用征召制度和普遍兵役制使军队员额大幅增加，以及后备军的使用，都是同一类事物，现在国民军的征召或民众武装也是这类事物。既然前面几种新的手段都是打破限制后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们让先采用这些手段的人极大地增强了力量，以至其对手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手段，那么就人民战争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一般来说，善于运用人民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人民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只能是这一对战争要素的新的增强手段对人类究竟是有益还是无益。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解答了战争本身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答。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留给哲学家们。也许人们认为，如果把人民战争所耗费的各种力量用在其他战斗手段上，可能会更有成效，但是人们不用多加研究就会确信，这些力量绝大部分是不可调用的，也不会随意让他人使用。这些力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精神要素甚至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能体现出来。于是我们不再问一个全体人民手执武器进行的抵抗会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而是要问这种抵抗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以及如何运用人民战争。

一个如此分散的抵抗不适于对敌人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的大规模打击，这是从事物的本性中得出的结论。这种抵抗的效果像蒸发过程的物理特性一样，取决于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大，民众武装与敌军的接触越多，也就是敌军越分散，民众武装的作用就越大。民众武装就像暗中燃烧着的火焰，不断破坏着敌军的根基。由于民众武装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在这两个要素[1]如此相互碰撞和作用期间就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如果人民战争在个别地点被扼杀，在其他地点慢慢停止，那么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渐渐消失；如果这种遍地燃烧的熊熊烈火击倒了敌军，迫使它为避免自己全军覆灭而退出这个国家，那么这种紧张状态就会导致敌军进入一种危机。要想单靠人民战争造成这种危机，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要么被攻占的国家面积非常大（除俄国以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要么入侵军队的人数与被入侵国家的面积不成比例（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人们不想陷入空想，那么就必须将人民战争与正规军战争联系起来考虑，并通过一个总的计划将二者统一起来。

人民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单独产生效果：

1. 战争在本国腹地进行；

2. 战争不是由唯一的一次失败决出胜负；

3. 战区占据很大一部分国土；

4. 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举措；

5. 国土或者是多山脉，或者是多林地、沼泽，或者是有持续利用土地的特点，总之地形非常复杂，不易通行。

人口的多少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人民战争中最不缺少的就是人。民众的贫富也不直接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阶层往往也表现得更尚武和更有力量。

像德意志很多地区民众居住分散的特点非常有利于人民战争发挥作用。这种地区因这一特点而变得更零散，更隐蔽，道路尽管更多了，但路况更不好，部队住宿会遇到无穷的困难，尤其是人民战争总体上所具有的特点在这里会小规模地反复出现。这一特点就是：抵抗的因素到处都有，但是又处处让敌军捉摸不定。如果民众是集中在一些村庄里居住的，那么敌军就会占领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庄，或者也许会为惩罚民众而把这些村庄抢光、烧光，但是这种方法对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大概是行不通的。

国民军和武装的小股民众不能也不应被用于对抗敌军的主力，甚至不能和不应被用于抗击较大规模的部队，他们不应去粉碎敌军的核心，而只应在表面和边缘去蚕食敌军。他们应该在进攻者没有派大部队前往的战区两侧地区起来反抗，以便让这些地区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这些在战区两侧聚集起来的民众武装应像乌云一般，当敌人前进时，即成群跟在他们后面移动。在敌人还根本没有出现的地方，民众不会缺少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勇气，相邻的大批民众会陆续追随这个榜样，燃起反抗之火。这样反抗的火焰就会以燎原之势蔓延，最后烧到进攻者的基地，烧到他的交通线，蚕食他的生命线。即使人们不把人民战争夸张地想象成是万能的，不认为人民战争是敌人单靠军队几乎无法对付的以及我方取之不尽和不可战胜的东西（就像人们几乎无法对付风或雨），总之即使人们的判断不是以那些吹嘘人民战争的言论为基础的，但是人们毕竟要承认，人们无法像驱逐一队士兵那样赶走眼前的武装农民。一队士兵像一群家畜那样相依在一起，通常是笔直地向前跑，而武装的农民无须什么巧妙的计划就会四向散开。这样一来，敌军的每一支小部队在山地、林地或者任何其他地形很复杂的地区行军就都非常危险，因为行进中随时可能发生战斗。一路正在行军的部队即使很久没有发现敌国民众，但那些很早被其先头部队逐走的农民还是有可能随时出现在这路部队的队尾。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路，正规军的前哨部队或袭扰部队所使用的手段与发动起来的农民所使用的手段相比，大致就像自动机器的笨拙动作与人的灵巧动作相比。敌人除了派出很多小部队护送其运输队，以及驻守兵站、隘口、桥梁等地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国民军的行动。国民军最初尝试行动的规模是有限的，敌人派出的小部队也是兵力不多的，因为他们害怕过于分散兵力。人民战争的火焰往往就是在与这些小部队的斗争中真正燃烧起来。在一些地方，民众武装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战胜了敌军的这些小部队，他们的勇气增加了，斗志更激昂了，这种斗争的强度也更大了，直到应该决定结局的顶点来临。

按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人民战争应像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汇聚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适当的力量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并俘虏大量人员。然后民众的勇气就会低落下来，大家会认为大局已定，继续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便放下手中的武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云雾还是有必要在某些地点汇聚成较密的云团，形成将来从中能够放出强烈闪电的令人生畏的乌云。如前所述，这些地点主要是在敌人战区的两翼。在这里，民众武装应会合成更大的、更有组织的整体，并配以少量正规军，以至于他们已经拥有正规军的样子，有能力敢于参与较大的行动。从这些地点起，越向敌后，国民军行动的强度越应减少，因为他们在那里会面临最大的打击。那些更密集的民众武装的任务是袭击敌人留下的较大的守备部队。此外，他们还要使敌人产生恐惧和忧虑，增加整个民众武装给他人的士气高涨的印象。没有这些较密集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的整体影响就会乏力，整个局势就不足以使敌人感到不安。

统帅要想这样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整个民众武装，最简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规军的小部队去支援国民军。如果没有正规军的一些部队去进行这种鼓舞人心的支援，那么民众大多会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动力。受命执行这种支援任务的小部队人数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大，民众斗争就会像倾泻而下的雪崩，规模会越来越大。不过支援民众武装的做法也要有其限度，因为一方面，为达到这个次要目的而把整个部队分开，在某种程度上并入国民军，从而形成一条长长的、处处薄弱的防线是有害的（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军和国民军都会被彻底打垮）；另一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正规军如果太多，通常会减弱人民战争的力量和效果，原因一是如果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到这个地区，二是民众此时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三是大量部队的存在会在宿营、运输、粮秣供应等方面过多增加民众的负担。

防止敌人对付人民战争过于有效的另一个手段（同时也是运用人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把这一大的战略防御手段用于战术防御。一场国民军战斗的特点也是所有较差部队的战斗特点，就是进攻初期非常猛烈而有力，但是不够沉着，难以持久。此外，对一支国民军武装来说，被战胜和被击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此已有准备，但是他们不能承受伤亡和被俘者众多的打击，这样的大败会使人民战争的火焰很快熄灭。而这两个特点与战术防御的本质是完全相反的。防御战斗要求进行持续的、缓慢的、计划周全的行动和果敢的冒险。如果人们仅想尝试一下，随后很快放弃，那么这在防御中永远不会带来战果。因此，如果要用国民军承担某一地段的防御，就决不能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主要防御战斗，否则即使情况有利，他们也会全军覆灭。由此可见，民众武装只要有可能的话，可以而且应该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泽地中的堤坝，以及江河的渡口。但是当这些地点被突破时，民众武装不应汇聚在一处狭小的最后的避难所（一处正规的防御阵地）而被敌人封锁，最好是分散开，以出敌不意的攻击继续进行防御——无论民众多么勇敢，民风多么尚武，无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多么强烈，地形对他们多么有利，不可否认的是，人民战争在过于危险的气氛中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如果人们想让人民战争的燃料在某个地方燃起熊熊烈火，就应在距离危险较远的地方进行，因为那里既通风又不会被一次大的打击扑灭。

上述考察更多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感受，而不是客观的分析，因为人民战争出现得还很少，而那些长时间目睹过这种战争的人对它的论述又太少。经过上述考察，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战略防御计划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将民众武装的共同作用纳入进来，要么把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败后的最后一个补救手段，要么将其作为决定性会战前的一个自然的辅助手段。后一种情况是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间接还击方式为前提的，我们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已经谈过。因此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谈谈会战失败后征召国民军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认为其命运（也就是其整个存亡）取决于一次会战（即便它是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一个国家战败后，通过征召自己新的力量和利用敌人在任何长时间进攻中都自然会受到的削弱，就有可能导致形势的转变，或者它还可能得到外援。一次会战的失败距亡国总还是有段时间的。就像溺水者抓稻草是本能一样，当民众看到自己被冲到深渊的边上，他们会试图穷尽一切办法自救，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

不管一个国家与敌人相比是多么弱小，也不应该省去这些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不得不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这些努力并不排除签订一个代价很大的和约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自己彻底灭亡，而这种意图本身不排除利用媾和采取新的防御举措。这些举措既不会增加媾和的难度，也不会使和约内容对自己更不利，而是会使媾和更容易，使和约内容对自己更有利。如果我们期待那些对我国继续存在感兴趣的国家帮助我们，那么就更有必要采取这些举措。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在主力会战失败后只想着让人民迅速上到和平之床去酣睡，并且被严重的失望情绪压倒，从而失去发动一切力量的勇气和愿望，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出于软弱而犯下了不能坚持到底的大错，并且表明这个政府是不配获得胜利的，而且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赢得胜利。

因此，无论一个国家遭受的失败是多么确切，还是应该利用部队向本国腹地的退却来带动要塞和民众武装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如果主战区的两翼受到山地或其他非常险要的地带的限制，那么这就非常有利于发挥这种作用，因为这些山地和险要地带像棱堡一样突出出来，进攻者不得不经受防御者从这里发起的战略翼侧打击。

如果进攻者正在对多地进行围攻，如果他为建立自己的交通线而到处留下大规模的守备部队，甚或为使自己能够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和维持相邻地区的秩序而派出了多支部队，如果有生的和无生的战斗手段的种种损失已经使进攻者受到削弱，那么防御者这时就应重新投入战斗，通过恰当的打击来撼动处于困境中的进攻者。

* * *

[1]托尔马索夫（Alexander Petrovich Tormasov，1752—1819），伯爵，俄国骑兵将军。1812年任俄西线第3军团（预备军团）司令，1814—1818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译者注

第二十七章

战区防御

我们以上已经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御手段，也许可以到此为止了。至于这些手段如何与整个防御计划结合，可以放到最后一篇[1]讨论战争计划时再谈。这是因为不仅每一个从属于战争计划的进攻和防御计划都要以战争计划为基础，并根据战争计划来确定其主要轮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战争计划本身无非就是在最主要的战区实施进攻和防御的计划。尽管与任何地方比较起来，在战争中，部分更取决于整体，更渗透着整体的特点，更是因整体的特点而出现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从战争的整体开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各个问题当成彼此分开的部分来研究，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它们。如果不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我们就会被大量不确切的概念制服，特别是战争中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经常会使我们的概念混乱。因此我们想先向整体再接近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想专门考察一下战区防御，寻找贯穿前述问题的主线。

根据我们的看法，防御无非是斗争的更有力的形式。保存自己的军队，消灭敌军，一句话，胜利是这一斗争的目标，当然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保全本国和打垮敌国是战争的最终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缔结自己想要的和约是最终目的，因为双方的这一冲突在和约中得以平衡并以一个共同的结果（该和约）而告终。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敌国是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军队，其次是它的国土。当然还有很多在具体情况下可能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主要是外部的和内部的政治关系，它们有时比其他一切事物更具决定作用。即使敌国的军队和国土并非国家本身，而且也没有包括国家可能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军队和国土永远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来说往往大幅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军队应保卫本国的国土，占领敌国的国土，国土则使军队不断得到给养和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军队被消灭了，也就是说被打垮了，不能继续抵抗了，国土自然也就丧失了，但是反过来，国土被占领了，军队不一定被消灭，因为可能是军队主动地让出部分国土的，以便之后更容易地夺回它们。的确，不仅军队被彻底打垮会决定国土的命运，军队每次受到较大的削弱也会导致国土损失。相反，每次国土的较大损失并不一定导致军队受到较大的削弱（当然，时间久了也会导致军队受到较大的削弱，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这段时间内不会总是这样）。

由此可见，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军总是比占有国土更重要，也就是说，统帅应该首先努力做到的是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军；只有用这一手段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占有国土才可以作为目的而居于首位。

假如敌人的全部兵力集中成一支部队，假如整个战争由一场战斗组成，那么能否占有国土就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局；能否消灭敌军、征服敌国和保全本国就取决于这场战斗，某种程度上与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会首先促使防御者偏离这种最简单的作战形式而去分兵？回答是：他集中兵力有可能取得的胜利对他来说还不够。每个胜利都有它的影响范围。如果这一影响范围涵盖了整个敌国，即涵盖了全部敌军和敌国领土，也就是说，它们的所有部分都被我们压向敌人核心力量的同一运动卷走，那么这样的胜利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时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分兵。但是如果我们的胜利对敌军的某些部分和双方国土的某些部分不再有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由于我们不能像集结部队一样把国土集中到一个点上，因此我们为保卫这部分国土就不得不分兵。

只有在领土形状近似圆形的小国家里，才有可能和很有可能对部队进行这样的集中，以至于一切都取决于这支部队的胜利。在敌国有大片领土与我们接壤，或者甚至几个环绕我们的国家结成同盟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完全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要分兵，从而也就出现不同的战区。

一次胜利的影响范围自然取决于这次胜利的大小，而胜利的大小取决于被战胜部队的人数，因此对敌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个部分进行打击并成功时，其影响最广；我们用于这一打击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这一成功。这一系列自然形成的概念使我们联想到力学上重心的特点和作用。通过这一画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确定这些概念。

正如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针对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有力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的，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作战的每一方（无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多个国家的联盟）的军队都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通过这种一致性，军队之间有了联系；而有联系的地方就有与重心类似的东西。因此在这些军队中有某些重点，这些重点的运动和方向决定着其他的点，这些重点就是军队最集中的地方。而正如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针对各部分联系的重心的作用是有其尺度和界限的一样，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在物质世界和战争中，一次打击的力量很容易大于抵抗所能承受的力量，从而出现扑空和浪费力量的问题。

在一面旗帜下根据一位统帅的个人命令进入会战的部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支延展50或100普里，甚或基地完全朝着不同方向的联军部队之间的联系是多么不同啊！前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最紧密的，最容易形成一致；后者之间的联系距一致性很远，往往只是在共同的政治意图中还有一致性，而且也只是不充分和不完美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大多很松弛，往往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打击有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担心任何的过分集中兵力确实是一种不利，因为过分集中兵力会造成兵力浪费，而兵力浪费又会使其他点上兵力不足。

因此，识别敌军中的这种重心[2]和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双方军队中一个部分的进退对其余部分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绝不是认为在此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我们只是以各个时期和统帅们沿用的方法为基础提出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应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方法与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

至于有关敌军重心的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整个战争计划中起作用的，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里考察，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属于战争计划的范畴。我们现在先借用一下这个概念，只是为避免我们在列举一系列观点时出现遗漏。我们从上述考察中看到，分兵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利益：一个是占有国土，它要求分兵；另一个是打击敌军的重心，它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兵力。

这样就出现了战区或各部队的行动区域。它们对国土和上面的部队进行区域划定，以至该区域内主力发起的每次决战都直接地涉及整体，并使整体随主力运动的方向而动。我们之所以说“直接地”，是因为一个战区的胜负自然也会对相邻战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我们的定义中只触及某些概念的中心点，我们不想也无法为这些概念划出明确的界限。尽管这又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必须明确地再次提醒。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战区（无论其范围大小）和该战区内的部队（无论其规模大小）是一个可以归结为一个重心的单位；胜负就应该在这个重心上决出；防御者在这一战区成为胜利者，从广义上说就是成功的战区防御。

* * *

[1]1792年7月28日，布伦瑞克公爵率普奥联军主力自科布伦茨沿摩泽尔河攻入法国，9月2日占领凡尔登要塞，20日抵达瓦尔米。军队此时已非常疲惫，地形又不利，法军则斗志激昂。经炮战后，联军只得退回科布伦茨。——译者注

[2]指民众武装和敌军。——译者注

第二十八章

战区防御（续一）

防御是由两个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即决战和等待。本章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虽然等待状态不是已经结束了的防御，但它毕竟是防御向其目标进发所经过的一个区域。只要一支部队没有离开交由它负责的地段，进攻所引起的双方的紧张状态就一直持续。只有决出了胜负，才会带来平静；只有当进攻者或防御者离开战区，才能认为胜负已经决出（不管是怎样的一种胜负）。

只要一支部队在它所在的地区坚守，这一地区的防御就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区防御与在其中的这一地区进行防御是一回事。敌人是否一时攻占了这个战区内或多或少的土地，在此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些只是“借”给敌人的。

我们想通过上述观点来确定等待状态与整个防御的正确关系，但是只有在确实应进行一场决战以及双方都认为决战不可避免时，这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双方军队的重心和这些重心所在的战区只有通过这一决战才是有效的东西。决战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军队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时构成整个战区概念的第二个要素——占有国土，就成为目的而直接跃居首位。换句话说，双方在一场战争中越是不寻求决定性的打击，战争越是一种纯粹的相互监视，那么占有国土就越变得重要，防御者就越追求直接保护所有地区，进攻者就越追求在推进中扩大占领的地区。

毋庸讳言，绝大部分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是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至少有一方力求决战的斗争），还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状态。只有19世纪的战争才在极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种特点，以至人们在这些战争中可以运用根据这种特点建立起来的理论。但是由于很难设想未来所有的战争都具有这种特点，而更可预计的是，未来多数战争将再次倾向于具有相互监视的特点，因此一个理论要想对现实有用，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为此我们将首先考察由决战意图贯穿和指导的整个军事行动，即发生真正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绝对的战争的情况，然后在另一章[1]再考察由于多少接近于监视状态而产生了变化的战争。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防御者不得不等待进攻者发起决战，还是防御者自己寻求决战，在此对防御者来说是一样的），战区防御的实质在于防御者以一种随时可以发起有利决战的方式在该战区坚守。这一胜负可能是通过一次会战决出，可能是通过一系列其他大规模的战斗决出，但也可能是通过双方军队的部署所形成的纯粹的态势（可能发生的战斗）决出。

即使假设会战不像我们认为的、以前借很多机会已经指出的那样是最主要、最常用，以及最有效的决定胜负的手段，但它毕竟是决定胜负的手段之一，足以要求只要情况允许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战区中的一次主力会战是重心对重心的打击；我们在自己重心上能够集中的兵力越多，取得的效果就越有把握和越大。因此任何部分使用兵力的做法，如果不是为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要么即使是通过一次获胜的会战也是达不到的，要么是会战胜利本身的一个条件），都是不可取的。

然而不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是一个基本条件，一个使部队能在足够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会战的部署和位置也是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了解到防御有不同的层次，它们与上述基本条件是完全可以类比的，因此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这些基本条件与它们联系起来并不困难。但是有一点初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由于它是防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加以阐明，这就是如何击中敌人的重心。

如果防御者及时得知敌人将沿哪些大路推进，在哪条大路上肯定能遇上敌军的核心，那么他就可以沿这条大路去迎击敌人。这种情况成为一种常见的情况，因为即使由于防御者在采取一般举措、设置坚固要塞和大的武器库以及确定军队的平时员额等方面先于进攻者，从而成为进攻者行动的依据，但是在行动真正开始时，相对于正在进入战场的进攻者来说，防御者已经拥有其特有的后发制人的优势。

要想以一支较大的部队进入敌国，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储备食品和武器装备等。这些准备工作持续的时间足以让防御者有时间采取对策。同时人们应该看到，防御者所需要的时间比进攻者所需要的少，因为在任何国家人们平时为防御所做的准备都多于为进攻所做的准备。

不过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防御者在个别情况下仍有可能不清楚敌人推进的主要路线。如果防御是以那些费时的举措（例如构筑一处坚固阵地等）为基础的，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即使防御者确实是位于进攻者的前进线上，但是只要他没有对进攻者发起一次攻势会战，那么进攻者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其原来的方向就可以绕过防御者所占据的阵地，因为在欧洲有人定居的地方，阵地左右不可能没有道路通过。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显然不能在阵地上等待他的对手，至少不能指望在那里进行会战。

但是在我们讨论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采取哪些手段之前，必须先考察一下这种情况的本质及其出现的可能性。

在每个国家，同样在每个战区（我们现在就是只谈战区），当然都有一些对进攻来说特别容易奏效的目标和地点。我们认为，在谈论进攻时更明确和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最为合适。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说最有利于进攻的目标和地点是进攻者决定其进攻方向的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反过来也会影响防御者，在防御者丝毫不了解敌人意图的情况下，这个理由应该引导他行动。假如进攻者不选定这个最有利的方向，那么他就将放弃他本可以得到的一部分好处。我们看到，如果防御者在这个方向上，那么进攻者采取避开他和从他侧面通过的手段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付出代价的。由此可见，一是一方面防御者错过其对手行进方向的危险以及另一方面进攻者从其对手侧面通过的能力，都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大，因为进攻者选定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时，其明确的、大多起决定作用的理由早已存在；二是防御者及其固定在某地的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错过敌军的核心。换句话说，如果防御者的部署得当，那么通常可以确信，对手会来找他。

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因此就否认防御者连同其部署可能在某次遇不到进攻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此时应该怎么办，防御者的位置本来应带来的好处还剩下多少？

我们自问，如果进攻者从防御者的侧面通过，那么防御者还能采取哪些手段呢？这些手段是：

1. 防御者一开始就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以便用一部分兵力有把握地击中对手，然后用其余部分赶去增援。

2. 防御者集中兵力占领一处阵地，在对手从侧面通过的情况下，迅速向侧面前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已经无法再准确地实现这种侧向前出，而是不得不后退一些，进入新的阵地。

3. 防御者集中兵力从侧面进攻对手。

4. 防御者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

5. 防御者采取与对手同样的方法，从其侧面通过，去反攻对手的战区。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列出最后一种手段，是因为人们可以设想这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效果，不过实际上这一手段与防御的意图（选择防御的理由）是矛盾的，因此只能把它视为对手犯了大错或具体情况的其他特点而导致防御者采取的一个反常手段。

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有一个前提，即我们的交通线比敌人的优越。当然这也是一个良好的防御阵地的基本条件之一。尽管这种行动应该总是给防御者带来某个好处，但是在单纯对战区进行防御时，这种行动很少适合发展成为作为战局目的的决战。

单独一个战区的面积通常不会大到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敏感的程度，而且即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敏感，防御者也很难通过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而阻止他实施打击，因为进攻者实施打击通常只需很短的时间，而防御者的这一手段要产生效果是缓慢的。

由此可见，在针对一个力求决战的对手时，以及在我们自己也热切希望进行这一决战时，这种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防御者还可以利用的其余三个手段都致力于进行一场直接的决战，致力于以重心击中重心，因此它们与防御的任务更相符。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就要指出，在不完全否定前两个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优先考虑第三个手段，认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真正的抵抗手段。

如果兵分两路部署，那么人们就有卷入一场哨所战争的危险。如果针对的是一个坚定的对手，那么这种哨所战争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种大规模的相对抵抗，而不会是防御者想要的一个决战。即使防御者判断正确，懂得避开这条歧路，但由于暂时分兵进行抵抗，总还是会明显削弱自己打击的力量，而且人们永远没有把握，不知首先前出迎敌的那些部队是否会受到过大的损失。不仅如此，这些部队的抵抗通常以退向赶来的主力部队结束，而这往往给部队带来战斗失败和举措不当的印象，从而以这种方式显著地削弱部队的士气。

第二个手段是以在一处阵地上集中的兵力，到对手企图避开我方阵地前往的地方去设伏。防御者运用这种手段时，面临因抵达太迟而陷入两种举措均半途而废的危险。此外，一场防御会战要求统帅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并了解甚至熟悉地形，而这一切在紧急前出时是做不到的。最后，可构成一个有利的防御会战战场的阵地毕竟太少，不是在任何道路和道路上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的。

相反，第三个手段即从侧面攻击进攻者，和他打一场改变了正面的会战，是极为有利的。

首先，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总是会暴露他的交通线（在这里是退却线），而防御者就其总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就我们要求他的部署所具备的战略特点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其次（这是主要的一点），每一个想从防御者的侧面通过的进攻者都会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意图之间不知所措。最初他是想前进的，以便抵达进攻目标的所在地，而由于时刻有可能受到来自侧面的攻击，他又需要随时组织向侧面的打击，而且是集中兵力的打击。这两个意图是矛盾的，会使内部关系极为混乱，使进攻者很难采取万全之策，以致他在战略上几乎处于最不利的境地。假如进攻者确切地知道将在何时何地受到攻击，那么他可以巧妙和灵活地为此采取一切对策。但是在他不清楚何时何地会受到攻击而又必须前进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会战，他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处于紧急和肯定不利的境地。

如果说对防御者来说有发起一次进攻会战的有利时机，那么首先就应在上述情况下期待这个时机出现。如果人们再考虑到，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了解和选择地形的有利条件，可以准备和开启其行动，那么人们就不会怀疑，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其对手占有确切的战略上的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可以在一个位置良好的阵地上集中兵力，沉着地等待对手从侧面通过；如果进攻者没有前来进攻防御者的阵地，如果情况不适合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那么对防御者来说，从侧面攻击进攻者就是决战的一个优越手段。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部分是因为防御者们很少有勇气在这样的阵地中坚持，而是要么分兵，要么通过横向和对角方向行军急忙前出到进攻者的前面；部分是因为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敢从防御者的侧面通过，其行动通常因此而陷入停顿。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被迫进行一场进攻会战；防御者想必就会缺少等待、坚固的阵地和良好的防御工事等带来的其他好处；在一般情况下，前进中的进攻者的不利处境并不能完全抵偿防御者缺少了的上述好处，因为进攻者正是为了避开防御者的这些有利条件才陷入这种处境。不过进攻者的这种处境总会给防御者带来某些补偿，因此理论在这里不能像某些历史评论家在提出一个残缺理论时常做的那样一下子抹杀掉一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认为利弊相互抵消了。

人们不要认为我们在这里是玩弄逻辑。相反，我们越是务实地考察这个问题，就越认为，这是一种涵盖、贯穿和调整整个防御事务的思想。

防御者只有下决心，一旦对手从他侧面通过即以全部兵力攻击他，才有把握避开防御很容易导致的两种绝境，即分兵部署和紧急前出。在这两种绝境中，防御者将为进攻者所左右，不得不求助于最紧急和最危险的举措。这种防御体系只要碰到一个果断的、渴望胜利和决战的对手，就会被粉碎。但是如果防御者为进行共同的打击而在正确的地点把他的兵力集结起来，如果他决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用这支部队从侧面攻击对手，那么他就是做对了，就可以得到防御在他的处境下能为其提供的一切好处。这时，准备良好、沉着、稳妥、一致和简单就成了他行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与这里探讨的概念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人错误地引用这个例子。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图林根[2]等待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时，部署在法军可能用于进军的两条大路之间，一条经爱尔福特[3]、莱比锡至柏林，一条经霍夫、莱比锡至柏林。普军原来的意图是径直翻越图林根森林山脉[4]，开到弗兰肯地区。在放弃了这一意图后，他们不清楚法国人会沿两条大路中的哪一条过来，于是就选择了这个位于两条大路中间的阵地。作为这种中间位置的阵地，它本应导致普军采取紧急前出的举措。

在法军经爱尔福特过来的情况下，普军也正是这样考虑的，因为通往爱尔福特的小路是完全可以通行的。相反，向通往霍夫的大路上前出是不可想象的，部分原因是普军距这条大路有2～3天的行程，另一部分原因是中间有很深的萨勒河谷，而且布伦瑞克公爵从未有过向那里前出的意图，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相反，霍恩洛厄侯爵或者说马森巴赫上校始终有这样的意图，后者曾力图使公爵接受这一想法。至于从萨勒河左岸的部署转为一次针对推进中的拿破仑的进攻会战，也就是转为上述的侧面攻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如果说萨勒河会妨碍普军在最后时刻仍给敌人设伏，那么在敌人已经占领萨勒河对岸（至少是一部分）时，这条河就更会妨碍普军转为进攻。于是布伦瑞克公爵决定（如果还能把这个人数众多的大本营在着实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这种决定称之为个人决定的话），在萨勒河的后面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这一等待的结果如何，普军肯定会面临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1. 如果敌人渡过萨勒河寻找普军，普军可以对敌人发起进攻；

2. 如果敌人让萨勒河挡住，普军可以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

3. 如果普军认为可行和有利，可以通过一次快速的翼侧行军在莱比锡附近即前出到敌人前面。

在第一种情况下，普军由于有巨大的萨勒河谷而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占很大优势；在第二种情况下，普军在纯战略上同样占有大的优势，因为敌人在普军和中立的波希米亚之间只有一个很狭窄的基地，而普军的基地非常宽阔；甚至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有萨勒河的保护，普军仍不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尽管普军大本营处于混乱和情况不明之中，但大本营确实讨论过所有这三种情况。但是如果说一个想法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尚可存在，那么实施这个想法则想必会在这个混乱造成的旋涡中一败涂地，这当然是没什么可奇怪的。

在前两种情况下，萨勒河左岸的阵地可被视为真正的翼侧阵地。作为翼侧阵地，它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用一支对自己的任务没多大把握的部队占据一个翼侧阵地来对抗一个优势很大的敌人，来对抗拿破仑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措。

布伦瑞克公爵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于10月13日选择了上述最后一种举措，但是已经太晚了。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萨勒河，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5]已经不可避免。犹豫不决的公爵此时处境尴尬：如果前出的话，此时离开自己所在地区为时已晚，而要发起一次有利的会战又为时过早。尽管如此，普军的阵地仍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属性，以至公爵能够在奥尔施泰特附近消灭对手的右翼部队，同时霍恩洛厄侯爵能够通过一次惨烈的退却战斗脱离险境。但是普军在奥尔施泰特附近未敢坚持夺取本来有把握得到的胜利，而是以为在耶拿附近可以获得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无论如何，拿破仑感觉到了普军在萨勒河畔阵地的战略意义，他未敢从它侧面通过，而是决定在敌人眼皮底下渡过萨勒河。

我们相信，通过以上所述已经充分说明了采取决定性行动时防御与进攻的关系，并且已经根据防御计划各项内容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指出了其相互关系。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研究具体的部署，因为这将使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具体情况。如果统帅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确切的目标，那么他就会处理，看一下如何让各种地理的、统计的和政治的以及敌我军队物质和人员的因素适应这一目标，并看一下它们在实施方式上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有什么制约。

但是为了在这里更确切地联系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认识的防御不断加强的问题，并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此有关的一般情况。

1. 防御者以一次攻势会战迎敌的理由可能有以下几个：

（1）如果防御者知道进攻者将以非常分散的兵力推进，也就是说即使防御者兵力很少，仍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实际上进攻者是不大可能这样分散推进的，因此防御者只有已经知道敌人分散推进，攻势会战的计划才是有利的。没有充分的根据，只凭单纯的假设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上面，通常会使防御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后来的情况将不像防御者期待的那样，他将不得不放弃攻势会战，可又没做防御会战的准备，于是只好不情愿地开始退却，并几乎把一切交由偶然性去支配。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6]率领的部队对俄国人进行的防御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这次防御以韦德尔将军指挥的齐利晓会战的失败而告终。

制订计划的人过于喜欢使用这一手段，因为他能很快地制订出计划，却没有多问一下这一手段所依据的种种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理由的。

（2）如果防御者本来就有足够的兵力进行会战。

（3）如果对手非常笨拙和犹豫不决，从而促使防御者发起攻势会战。

在这种情况下，出敌不意的效果有可能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更有价值。以这种方式让精神力量参与战斗，是一个良好战法的最原本的实质。但是理论必须经常大声地指出：提出这些假设必须有客观的理由。没有这些具体的理由，只是一味地谈论出敌不意，谈论一次不寻常进攻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制订计划、考察和评析，那完全是一种不能被允许的、毫无根据的做法。

（4）如果防御者的素质特别适于进攻。

如果弗里德里希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受此鼓舞的军队，而且熟练掌握了斜向进攻方式，认为这支军队在他坚定而大胆的手中与防御相比更是一个适于进攻的工具，那么他的这种看法无疑不是空洞的或错误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的这一切特点是其对手们所没有的，他正是在这方面明确地占有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有价值。但是这样一种优势是极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运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即使弗里德里希大帝断言，普鲁士军队特别善于进攻，而且后来有些人不断地这样附和，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提法给予过多的认同。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大多感到比防御时更容易和更有勇气，这是所有部队都有的一种感觉，恐怕没有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不是这样称赞他们的军队。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应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越感迷惑，而忽略了实际的有利条件。

兵种的比例，具体说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非常自然和重要的理由。

我们还可以列举以下几个理由：

（5）如果防御者根本找不到良好的阵地。

（6）如果防御者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全部理由共同产生作用。

2. 防御者在一个地区等待对手，然后在该地区向对手发起进攻（例如1759年的明登会战[7]）。这样做的最自然的理由是：

（1）双方的兵力对比对防御者并非过于不利，防御者不必去寻找一处坚固和得到加强的阵地。

（2）有特别适于等待对手的地形。至于这一地形的特点则属战术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地形的特点主要是要便于我方通行而不便于敌方通行。

3. 为在其中确实等待敌人进攻，防御者应在以下情况进入一处阵地：

（1）如果双方兵力对比失衡，防御者兵力很少，不得不在地形障碍中和防御工事后寻求保护。

（2）如果地形为防御者提供了一处这样良好的阵地。

当防御者自己不寻求决战，而是满足于一种消极的结果，并且能够指望对手迟疑和犹豫不决，最后无法实施其计划时，以上第2种和第3种抵抗方式就更值得防御者注意。

4. 一处坚不可摧的设防营垒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

（1）如果该营垒位于一处非常优越的战略地点。

这样一处阵地的特点是，其中的守军根本无法被战胜，因此敌人不得不尝试采取其他手段，也就是说，敌人要么不考虑攻占该阵地，继续追求其目的，要么包围和以绝粮迫使该阵地投降。如果敌人无力做到这两点，那么该阵地的战略优越性想必很大。

（2）如果防御者可以期待得到外援。

在皮尔纳附近阵地中的萨克森军队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不管人们因此战不幸的结局[8]而针对该举措说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假如1.7万名萨克森人采用了其他方法，也还是永远不会让4万普鲁士人失去作用。如果说奥地利军队在罗布西茨[9]附近没有更好地利用由此而得到的优势，那只能说明奥军的整个作战指挥和组织很差。毫无疑问，假如萨克森人没有进入皮尔纳营垒，而是前往波希米亚，那么弗里德里希大帝就会在这次战局中把奥地利人和萨克森人赶过布拉格，并占领这个地方。谁不愿承认待援的这个好处，而总是只想到萨克森全军被俘，谁就是根本不懂得像上述那样权衡利弊，而没有权衡利弊就不会得到可靠的结果。

但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很少见，因此利用设防营垒是一个必须深思熟虑后再采取的举措，而且是一个很少能被运用得当的举措。如果有人希望通过这样一处营垒而使敌人望而生畏，进而使其全部行动瘫痪，那是过于危险的，也就是说，他将面临不得不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崩策尔维茨附近利用这种营垒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么人们应该佩服他正确地判断了对手，当然同时也应比在其他场合更多地考虑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最后的关头会找到率领残部夺路而出的办法，因为他身为国王无须再向他人负责。

5. 如果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多个要塞，那么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防御者是应该在要塞前面，还是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防御者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的动机是：

（1）敌人占有优势，这迫使我们先削弱其力量，再同其战斗；

（2）这些要塞就在边境附近，在它们后面进行决战可使防御者只牺牲不得不牺牲的国土；

（3）这些要塞具有防御能力。

要塞的主要任务之一无疑（或者应该）是打掉敌军大部队推进的势头，并大幅削弱我们准备与之决战的那部分敌军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利用要塞，那是因为双方中的一方很少寻求决战，而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决战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当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时，应该把这些要塞留在自己的前面，并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原则。我们承认，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与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相比，即使失败时战术上的结果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丧失的土地会稍多一些。不过之所以出现这个区别，与其说是根据事实材料得出来的，不如说是想象力造成的。我们自己也会回想到，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防御者可以选择一处良好的阵地，而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不得不变成进攻会战，否则在敌人围攻要塞的情况下，要塞有失守的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在要塞后面进行决定性会战，那么他面对的敌人此前已经被要塞削弱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如果防御者有多个要塞，敌人甚至会被削弱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微小的差别与防御者取得的上述好处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我们认为，在决战不可避免（不管是对手寻求决战，还是我们自己的统帅寻求决战），而我们还没有相当的把握战胜敌人，或者地形条件并未一定要求我们在前面较远的地方进行会战的情况下，一个位于附近的、有抵抗能力的要塞想必会强有力地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退向要塞后面，在那里借助要塞进行决战。如果我们此时在距该要塞很近的地方进入阵地，以至进攻者不先把我们赶走就无法围攻或包围该要塞，那么我们就会迫使进攻者来进攻我们的阵地。因此在我们看来，在一个大的要塞后面不远处选择一处良好的阵地，是危险处境下的一个最简单和最有效的防御举措。

当然，如果要塞距边境很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因为如果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上述举措，就会让出其很大一部分战区。我们知道，防御者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做这样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举措更接近于向本国腹地退却。

另一个条件是要塞的抵抗能力。众所周知，有些设防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不能接敌的，因为它们经不住大部队的猛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阵地至少应位于这些城市后面很近的地方，以便守军能够得到支援。

6. 最后，只有在下列情况下，防御者向本国腹地退却才是一个自然的举措：

（1）如果防御者与对手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对比让防御者无法在边境或者边境附近进行成功的抵抗；

（2）如果防御者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时间；

（3）如果国土的情况有利于防御者向腹地退却。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已经谈过。

至此，我们在这一章讨论了由于这一方或那一方寻求决战而使决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的战区防御。但是我们当然必须提醒一下，在战争中情况不会这么简单。如果有人想把我们理论上的原则和分析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去，那么他还必须注意第三十章的内容，必须想到统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决战和不决战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根据实际情况，有时更接近这一倾向，有时更接近另一倾向。

* * *

[1]指本书第三卷第八篇《战争计划》。——译者注

[2]“重心”一词，作者用了拉丁语“Centra gravitates”。——译者注

[3]指本篇第三十章。——译者注

[4]图林根（Thüringen），历史上德国中部一地区，大致包括今图林根州。——译者注

[5]爱尔福特（Erfurt），今德国图林根州首府，位于图林根盆地南部、格拉河畔。——译者注

[6]图林根森林山脉（Thüringer Wald），位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因树木茂密而得名。长约150公里，宽约35公里。——译者注

[7]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约10万人在耶拿（Jena，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左岸）附近击败霍恩洛厄指挥的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5.3万人。同日，双方在均不知晓当日耶拿会战的情况下，法军达武元帅率领约2.9万人在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附近击败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军主力约5万人。在追击中，普军纷纷投降。在这两场会战中，法军伤亡约1.5万人，普军伤亡和被俘3.3万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偕全家逃往东普鲁士。拿破仑于当月27日进入柏林。——译者注

[8]多纳（Christof Ⅱ von Dohna-Schlodien，1702—1762），伯爵，普鲁士中将。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译者注

[9]1759年8月1日，英国、普鲁士、布伦瑞克-吕讷堡、黑森-卡塞尔联军与法国、萨克森联军在明登（Minden，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城市）城前进行会战。前者获胜，阻止了法国人占领汉诺威选帝侯国。——译者注

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续二）

——逐步抵抗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曾指出过，在战略上逐步抵抗不符合事物的本性，应该同时使用现有的所有力量。

对所有可运动的战斗力量来说，这无须做进一步说明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区本身连同其要塞、地形障碍甚至其面积也视为战斗力量，那么这一力量是不能运动的，我们只能逐步利用这种战斗力量，或者我们必须一开始就退得很远，以至那些应该发挥作用的部分都位于我们的前面，这样战区就能发挥它在削弱敌军方面的一切作用。敌人就不得不包围我们的要塞，不得不通过其驻防部队和哨所守军保障占领区的安全，就不得不长途行军，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有必需品，等等。不管进攻者是在决战前还是在决战后前进，上述所有这些对他的影响都会出现，只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会更大些。由此可见，如果防御者一开始就计划推迟决战，他就拥有了一个手段，可以让所有那些不可移动的战斗力量一起发挥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防御者推迟决战严格来说并不会对进攻者的胜利影响范围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很清楚的。关于胜利的这一影响范围，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将做进一步的考察[1]，但在这里就想指出，胜利的影响范围是到进攻者的优势（双方精神和物质力量对比的产物）消失时为止的。而进攻者这一优势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占领战区要消耗兵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战斗中的伤亡损失。无论这些战斗是在战争开始时发生的，还是在结束时发生的，也无论这些战斗是在战区的前部进行的，还是在战区的后部进行的，进攻者上述两部分的损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例如，我们认为假如1812年拿破仑在维尔纳附近取得对俄国人的胜利，那么与后来在博罗季诺取得的胜利相比，其影响范围是没有区别的（假设这两次胜利的规模是相同的）；法军即使是在莫斯科附近取得胜利，也不会让拿破仑走得更远；莫斯科无论如何是这一胜利影响范围的界限。当然进攻者（出于其他原因）在边境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可能会给他带来大得多的胜利成果，然后也许有更大的影响范围，这也是没有片刻怀疑的。因此在这方面，防御者推迟决战也是不受影响的。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到的那种可被视为最大限度的推迟决战，我们称之为向本国腹地的退却，它是一种专门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意图是使进攻者自己消耗力量，而不是防御者用会战这把剑消灭他。但是只有当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时，推迟决战才能被看作一种专门的抵抗方式，因为否则的话，很明显人们就会认为这种抵抗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并且把这些不同的程度与所有防御手段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战区在削弱敌军方面或多或少一起发挥作用视为一种专门的抵抗方式，而只是视为根据情况和条件的需要，对固定的抵抗手段的一种混合使用。

如果防御者认为在他决战时不需要这些固定的战斗力量，或者认为利用它们时在其他方面的相关代价过大，那么对他来说这些力量就可以留待以后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防御者不可能等到的新的增援力量。防御者凭借这些力量就可以相同的可运动的战斗力量在第一次决战后再进行第二次决战，也许还能再进行第三次决战，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有可能逐步地使用力量。

如果防御者在边境上输掉了一场会战，但并没有成为一场大败，那么人们很容易想到，他在最近的要塞后面就已经有能力进行第二次会战。是的，如果防御者要对付的是一个不怎么坚定的对手，那么一处较大的地形障碍也许就足以让对手停下来。

由此可见，正确的战略在利用战区时像利用其他手段一样，就是要经济地使用力量。使用的力量越少越好，但是必须使用足够的力量。当然在这里也与做生意一样，问题不在于纯粹的精打细算，而在于其他方面。

为了避免出现大的误解，我们必须指出，这里考察的不是人们在会战失败后还能采取或试图采取何种抵抗举措，而只是考察防御者预期可以从第二次抵抗中得到多少成果，就是防御者在其计划中可以对成果做多高的估计。在这里，防御者必须注意的几乎只有一点，那就是对手的情况，具体是对手的性格特点及其拥有的各种因素。一个性格软弱、缺乏自信、荣誉心不强或者受到种种因素束缚的对手在他顺利的情况下会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一般的好处，当防御者敢于向他发起新的决战时，他就会畏缩不前。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就可以将其战区的各种抵抗手段陆续用于新的决战行动中（尽管这些决战行动本身很弱），在这些决战行动中防御者总是有望扭转局势。

但是谁都会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要考察无决战战局的路上了，这种战局更是逐步使用力量的领域，我们想在下一章中更多地论述它。

* * *

[1]萨克森军队最后不得不于1756年10月16日向普军投降。位于萨克森军队阵地前的普军由37个步兵营和携有28门重炮的26个骑兵中队组成。——译者注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三）——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能否产生和以什么方式会产生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双方都没有什么积极的意图），对此我们将在最后一篇进行详细的考察。在这里我们无须一定要研究这一矛盾，因为对一个单独的战区来说，我们从双方各自与整体的关系中就已经能够找到这种双方均防御的理由。

但是，不仅在这种不求决战的战局中没有必须决战的焦点，而且在战史上还有大量战局，其中并不缺少一位进攻者，即其中一方并不乏积极意图，但这种意图很弱，以至于进攻者不再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是一定会促成决战，而只是试图得到当时处境所能提供的好处。在这里，进攻者要么根本不追求任何明确的、自己定下的目标，只是收获时间的推移带给他的好处，要么他虽然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情况有利时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已经离开了向着目标前进的严格逻辑上的必然性，几乎像一个流浪汉在战局中游荡，左顾右盼地试图捡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与防御本身没有多大区别，进行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种进攻做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此决战就不再像拱门上的冠石那样是一切弧线的终点，就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都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一下各个时代和国家的战史，就会知道这种战局不是一般地占多数，而是如此之多，以至其他类型的战局反而成了例外。即使今后这种情况应该有变化，但毕竟可以肯定，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战局，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战局。我们将尝试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战争的真实情况大多处于两个不同方向之间，有时接近这个方向，有时接近那个方向，因此我们只能从这些特点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由于其反作用所引起的变化来看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1]里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长处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中则是最难做到的。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由于人们害怕结局不利，由于有诸多影响行动进程的偶然事件，因此总有很多当时情况允许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没有实施。与人类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战争中，人的认识更不完善，出现灾难性结果的危险更大，偶然事件更多，因此战争中的贻误数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想必也会多得多。这正是防御坐等其成、获得果实的好地方。如果我们把国土面积在作战中独有的重要性与这一经验结合起来，那么就产生了“先占者得利”这条原则。该原则在和平时期的斗争（诉讼）中也是一条神圣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这里代替了决战（在以打垮对方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构成了整个行动的焦点）。这个原则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引发很多行动，而是给不行动以及所有那些符合不行动利益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和理由。在无法寻求和期待决战的地方，人们也就没有理由放弃什么，因为只有为了换取决战时的有利条件，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某些东西。结果是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保护所有的或者尽可能多的东西，而进攻者则想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攻占尽可能多的地方，也就是尽量扩大他所占的地盘。我们在这里只谈前者。

凡是防御者没有派驻部队的地方，就都有可能为进攻者所占有，此后等待就对进攻者有利了。于是防御者就致力于到处直接保护国土，并只考虑对手是否会对自己担负保护任务的部队发起进攻。

在我们进一步指出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进攻》篇中所说的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这些目的是：

1. 在不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情况下，攻占对方大片国土。

2. 在上述同样情况下，夺取一处重要的仓库。

3. 夺取一处未受到保护的要塞。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常常要付出很大努力的、规模多少有些大的行动，但它是一种不会带来任何灾难性后果的行动。进攻者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至于受到大的实际损失。

4. 最后，进行一次意义不大的胜利的战斗。进行这种战斗无须冒大的风险，但也不会得到大的好处。这种战斗不是作为整个战略纽带上影响重大的节点来进行的，而是为战斗本身进行的，是为获取战利品和赢得军人荣誉而进行的。为这样一个目的，进攻者自然不会不惜代价地去发起战斗，而是要么等待偶然出现的机会，要么通过巧妙的行动来促成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上述四个目的，防御者应努力采取以下举措：

1. 将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以保护要塞；

2. 扩大防御正面，以保护国土；

3. 在正面宽度不足以保护国土的地方，通过侧面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设伏；

4. 在努力采取上述三个举措时，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很清楚，防御者前三个努力的意图是把主动权推给对手，自己则充分利用等待的好处。这种意图是如此符合事物的本性，以至假如人们一概地否定它，是很愚蠢的。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会越强。尽管在行动的表面，以及在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还经常有可能出现相当活跃的活动，但是上述意图在这种战局中永远构成最深的基础实质。无论是汉尼拔，还是法比尤斯，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他们既不寻求决战，又不等待决战，那么他们就都是在奉行这一原则。第四项努力是为其他三个努力纠偏的，是它们不可缺少的条件[2]。

我们现在想对上述这些问题做些更详细的考察。

防御者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以保护要塞不受敌进攻，这初看上去有些不合理，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举动，因为构筑要塞的目的本来是让它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的举措出现过无数次。战法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上去是最难理解的。可是谁又会有勇气根据这种看似的矛盾而把那些无数次出现过的举措都说成是错误呢？这种举措总是反复出现，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无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人在精神上的惰性[3]。

如果我们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那么如果敌人不先打败我们的部队，就无法进攻要塞。然而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使用会战这把剑就保有了我们的要塞。因此，在所有我们估计对手不一定寻求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对手是否决心发起决战，因为对手极有可能不发起决战。如果敌人与我们的估计相反，是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的，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这一刻还有退到要塞后面这一手段。如果我们考虑到还有这一手段，那么我们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的危险就更少了。这样一来，我们不付任何代价即可维持现状的巨大可能性甚至不会面临丝毫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给进攻者送去了一个正合其意的目标。如果要塞不是很大，进攻者即使准备非常不足，也是会顺利或不顺利地去围攻它的。为了不让敌人的围攻以攻占而结束，我们就要前去解围。这样一来，积极的行动和主动权就到了我们一边，而对手在围攻要塞时可被视为向其目标前进，现在却最多是个占有者。经验告诉我们，事情总是这样转变的，这也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围攻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从来不敢发起一场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懒惰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就会毫无顾虑地前去围攻，即使他只有野战炮，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会受到实际的损失。除了事态的这种变化外，大多数要塞多少会面临被强攻或以某个不常见的方式被攻占的危险，因此防御者在考虑各种可能性时绝不可忽略这一情况。

权衡这两种情况下的利弊后，防御者当然会认为，在较好的条件下打仗得到好处，不如极可能根本无须打仗就得到好处。因此在我们看来，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这种习惯做法是很自然和简单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用格洛高[4]要塞抵抗俄国人，用施韦德尼茨、尼斯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人时，几乎总是遵循这个习惯做法。贝沃恩公爵[5]在布雷斯劳附近采取这一举措却失败了。假如当时他把部队部署在布雷斯劳后面，就不会受到进攻。但是当时国王不在布雷斯劳附近，故奥地利军队占有优势，而一旦国王靠近布雷斯劳，奥地利人将面临失去这一优势的危险，这也使得进行布雷斯劳会战[6]的时刻肯定不是一个可以预计不进行决战的时刻，因此普鲁士军队在布雷斯劳的阵地看来不是很合适。假如不是贝沃恩公爵担心奥军炮击布雷斯劳这个存有军需品的地方（一旦受到炮击，他就会受到国王的严厉责备，因为后者在此情况下绝不会公道地考虑问题），他肯定倾向于把部队部署在布雷斯劳的后面。对于公爵试图通过进入布雷斯劳前面的一处设防阵地以保住要塞，人们最终是不应加以责备的，因为卡尔·冯·洛林[7]亲王当时已满足于攻占施韦德尼茨，又受到国王[8]进攻的威胁，是很可能停止前进的。因此，对贝沃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对会战本身不要太认真，而是应该在奥军开始进攻时穿过布雷斯劳后撤，这样公爵就可以得到等待所带来的全部好处，而不必付出大的代价[9]。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已经为防御者在要塞前面部署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的和有力的理由，并为这种部署做了辩护的话，那么我们仍要指出，还有一个次要的、但更直接的理由，不过仅有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它不是很有力。这个理由就是部队习惯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物资存放地。这种做法是如此方便，又有一些好处，以至于一位将军不会轻易决定从远处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者把必需品放置在未设防的地点。而如果要塞成了部队的物资存放地，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较直接的理由很容易被那些不爱问更多理由的人高估，它既不足以解释出现过的所有情况，也不足以重要到在与其相关的事物中起决定作用。

不必冒险打一场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所有不求大规模决战的进攻者的自然目标，以至防御者把阻止敌人实现这一意图当成了自己全部努力的一个主要内容。于是我们看到，在有很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着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试图出敌不意地接近一处要塞，并因此而运用一些计谋，防御者则总是试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尽快地设伏，以阻止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到萨克森元帅[10]的几乎所有尼德兰战局[11]中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保护要塞就谈这么多。

通过扩大部队部署的正面以保护国土，这一手段只有与较大的地形障碍结合在一起才是可以设想的。人们采用这一手段时不得不设立的大小哨所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会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由于很少能找到足够的天然障碍，于是就要加上筑垒术。不过人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这种方法在一个点上得以进行的抵抗永远只能被视为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而不能视为绝对的抵抗。尽管这样的哨所也有可能不被击破，也就是说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绝对的结果，不过由于哨所数量多，每个哨所与整体相比都是软弱无力的，有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而失守，因此假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各个哨所的抵抗，是不明智的。防御者在如此扩大的正面上只是有望相对地延长抵抗时间，而无望获得真正的胜利。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哨所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用担心发生大的决战和不必为战胜对方整体而不停前进的战局中，争夺哨所的战斗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即使这些战斗以防御者失去哨所而结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除了夺得该哨所和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好处。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不会破坏防御者的基础，不会导致众多建筑物跟着一起倒塌。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个别哨所丢失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部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示要决战，而按照我们的假设，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兵力以后，进攻者就不再继续前进了，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损失了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也是能让进攻者满足的结果。

另外，如果防御者努力做到其失败的可能性（或更准确地说是概率）很小，而进攻者胆怯或谨慎地（这两种形容用哪个都行）停在防御者哨所的前面，不想碰得头破血流，那么我们说，防御者就可以冒一下这种一旦失败将面临的风险。在这个考察中，只是不要忘记，我们假设的是一个不愿冒险做任何大事的进攻者。对这样的进攻者来说，一个中等大小但很坚固的哨所就可以让他停止前进，因为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哨所，他也会考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及与他在这一胜利后，以他的处境所能采取的行动相比，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对防御者来说，将部队部署在宽大正面上很多相邻的哨所中，可以让他进行有力的相对抵抗，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的。读者在这里会想到战史中的一些例子，为使读者立即找准地方，我们想指出，这种宽大正面的阵地在战局的后半期最常见，因为这时防御者对进攻者及其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才有真正的了解，而进攻者自带的原本不多的进取精神此时已经消失。

在这种扩大正面部署，从而保护国土、储备品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例如大小河流、山脉、林地和沼泽等，当然都应起到大的作用，并拥有头等的重要性。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运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由于地形要素拥有这样的头等重要性，因此尤其要求参谋部具备有关知识和从事有关的活动，这些是习惯上被视为参谋部最应具备的能力。由于参谋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量和印刷量最大的那个部分，因此历史上战局中有关地形运用的部分就被记载得更多些，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把历史上对个案的解决方法作为以后解决其他问题的方法。但是这是一种徒劳的，因此也是错误的努力。即使是在这种更多是被动的和更局限于当地情况的战争类型中，每个情况也是与众不同的，对其必须区别对待。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优秀的、理智的回忆录，也只是适合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但是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实际上又成了战史，其内容只是这些战争所特有的一个方面。

无论参谋部的活动（我们在此按通常的观点将这种活动描述为参谋部所特有的）是多么有必要和值得重视，我们还是要提醒注意从这一观点中产生的经常有损于整体的强行决定行为。参谋部中最强势的一些人的重要性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是对统帅本人起到某种泛泛的支配作用，并从中产生一种趋于片面的思维习惯。最后统帅就只看到群山和山口，本来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的举措成了肤浅的模仿，成了第二天性。

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参谋部的灵魂、著名的山地和山口攻防专家格拉韦特上校就曾使两位特点迥异的统帅（布伦瑞克公爵和默伦多夫[12]将军）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战法。

沿一个险要地带建起的防线有可能导致出现哨所线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确实要以这种方式直接保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防线必然会导致出现哨所线战争，因为与大多数战区的正面相比，受命进行防御的部队的自然的战术正面很小。不过由于进攻者受当时条件及其准备程度的限制，只能沿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如果过多地偏离它们，即使面对最消极的防御者，也会导致出现过多的不便和不利，因此对防御者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保护在主要方向左右一定普里或数日行程大小的区域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设置哨所，在它们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保护。结果自然是进攻者可以一路部队从两个哨所之间通过，并从多个方向对其中一个哨所进行有计划的进攻，于是这些哨所在建立时为此做了些防备，或者有翼侧依托，或者构成翼侧防御（所谓钩形防御），或者得到后方预备队或邻近哨所一些部队的支援。这样一来，哨所的数量还可以进一步减少。通常结果是，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部队分为4或5个主要哨所。

为保护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指定一些专门的防御中心，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大战区内的小战区。在七年战争期间，奥地利人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13]山区大多就是这样占据4～5个哨所，同时一支小的、相对独立的部队在上西里西亚拥有一个类似防御中心的防御体系。

这样一处防御体系越是远离直接的保护，就越要借助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是攻势手段。某些部队可以被看作预备队，此外一个哨所也应派出能抽出的兵力赶去支援另一个哨所。这一支援可以或者确实是从后面赶去增援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是从侧面进攻敌人，或者是干脆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不是以进攻，而只是以一个位置威胁一个哨所的侧面，具体是试图对该哨所的交通线采取行动，那么防御者就可以要么真正进攻对方为此而前出的部队，要么试图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不管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是多么具有消极的本性，也还是要接纳一些积极的手段，以便在复杂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加以应对。人们通常认为那些运用积极甚至攻势手段最多的防御是更好的防御，不过这种防御一方面非常依赖地形的特性、部队的素质，甚至是统帅的天赋；另一方面，人们容易对这种防御中的运动和其余的积极辅助手段有过多期待，从而容易过多地放弃利用一处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局部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线正面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探讨，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手段，即通过快速的侧面运动设伏。

这种手段一定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国土防御的手段之一。原因如下：首先，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占据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其次，在很多情况下，防御者不得不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前去支援那些敌主力要进攻的哨所，否则这些哨所很容易被攻破；最后，一位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固定在一处正面宽大的阵地上做消极抵抗的统帅，想必更愿意通过经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快速运动来达到其保护国土的目的。统帅留出的空隙越大，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以便及时前出到这些地点。

防御者这种努力的自然结果是到处寻找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后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阵地，也就是防御者的部队（或者只是一部分部队）一旦进入阵地后可使对手打消进攻的念头。由于这些阵地总是反复出现，而且一切都围绕着如何及时抵达这些阵地，因此这些阵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整个战法的中心，所以人们也把这种战法称为哨所战争。

正如在没有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扩大部署正面和相对抵抗并无真正的危险一样，这种通过侧面行军设伏也没有大规模决战时会面临的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是在最后关头才想起急忙前出到一处阵地，而对手坚决果断，能够和愿意做大事，也就是说不怕投入相当大的力量，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彻底大败的道路，因为这样紧急和慌张地进入一处阵地，经不住敌人以全部力量进行的不顾一切的冲击。当然如果对手不是用整个拳头，而只是用手指头进攻防御者的工事，如果对手无法利用可能得到的大的战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无法利用旨在取得大战果的初始行动），如果他只想以小的代价得到一般的好处，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方式对付他还是能够成功的。

一个自然的结果是：通过侧面行军设伏这一手段一般也是在战局的后半期更多地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启时使用。

在这里，参谋部又有机会把它在地形方面的知识变成一套关于阵地和通往阵地道路的选择与准备的、相互关联的举措体系。

最后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力图抵达某一地点，另一方则力图阻止对方抵达这个地点，因此双方就经常面临不得不在对手眼皮底下实施运动的情况，于是就不得不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些运动。以往主力部队没有区分为独立的师，行军时也总是被视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种谨慎和准确的要求会带来更多的不便，因此需要很多战术技巧。当然正是在这些时候，一个列阵中个别的旅要不时地赶到前面，以确保某些地点的安全，也就是说要独立承担任务，即使其余部队没有上来，也要准备接敌。但是这在当时和一个长期内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次序安排一般总是着眼于将整个部队按原有次序带到目的地，尽可能避免上述临时支援行动。现在主力的各部分又分成很多单独的部队，只要其他部队相距足够近，这些单独的部队就可以与整个敌军开始、继续和结束战斗。现在即使是在对手眼皮底下进行这样的侧面行军，也没有太大的困难。以前不得不通过机械的行军次序安排达到的目的，现在通过提前派出个别的师、加快其他师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部队就可以达到。

防御者利用上述受到考察的手段应阻止进攻者夺取一处要塞，阻止他占领一个较大的地区或物资库。如果防御者借助上述手段到处向进攻者发起战斗，以至后者在这些战斗中要么胜算很小，在失利的情况下面临过大的受到反击的危险，要么对其目的和所处情况来说需要消耗过多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通过自己的技巧和组织达到了这个目的，而进攻者看到的到处都是防御者采取了明智的举措，已经让他无望实现哪怕是一个一般的愿望，那么进攻者为遵循攻势原则，往往就会在满足纯粹的军人荣誉方面寻找出路。赢得任何一次大的战斗，都会让部队看上去已经占有优势，可以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民众的虚荣心，某种程度上也就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抱有的期待。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是进行一场有些重要性但仅是为胜利和战利品而战的有利战斗。但愿人们不要认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因为我们在这里仍未离开我们自己的假设：防御者的良好举措打消了进攻者借助一场胜利的战斗达到除了满足虚荣心以外任何其他目的的希望。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是有两个条件的，即战斗中的各种情况有利，以及战斗的胜利确实能导致实现除了满足虚荣心以外的其他目的中的一个。

第一个条件在没有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存在。如果进攻者只是着眼于得到战场上的荣誉，而不是还要通过战斗得到其他好处，那么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哨所就会更经常地面临陷入不利战斗的危险。

如果我们完全置身于道恩的处境和他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只要他想得到的只是当天的战利品，那么他无须改变自己谨小慎微的性格就会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14]，而取得一个后续影响丰富的胜利（这一胜利本可迫使国王[15]让德累斯顿和尼斯各自为战），完全是他不愿介入的另一项任务[16]。

不要认为我们区别这两种胜利是吹毛求疵甚或根本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战争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对战略来说，一场战斗的意义就是这场战斗的灵魂。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反复强调，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全部思维活动的终点，因此会战与会战之间会有很大的战略区别，以至于人们根本不能再把它们视为同一个手段。

尽管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几乎不能被视为对防御的一个根本的影响，但即使是这一有利之处，防御者还是不愿让给对手的，尤其是人们永远都不知道还会再加上什么偶然因素，因此防御者在用兵时必须经常注意对手所有大部队和哨所的情况。当然，这里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指挥官们的智慧，但是如果统帅方面部署的任务不当，也会使这些部队卷入无法避免的灾难。在此有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附近富凯军和马克森[17]附近芬克[18]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个战例中，弗里德里希大帝都过分相信自己一贯想法的作用。他不会相信富凯在兰德斯胡特阵地中真的能以1万人击败3万人，而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仍会像以往一样坚固，犹如一张有效的汇票能得到对方的认可。他也不会相信芬克能顶住从四面八方拥来的敌人的优势兵力，而是相信普军对道恩的翼侧进行佯动后，后者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一般阵地，转而进入波希米亚更有利的阵地[19]。他前后对劳东和道恩的判断都错了，这就是其举措的失误所在。

对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个别举措，人们大可指责他过于骄傲、鲁莽和固执，但即使是不过于骄傲、鲁莽和固执的统帅也会有上述失误。撇开这些失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20]上总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们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性不可能总是符合统帅的期待，因此统帅不能把所有问题都交由下属指挥官去做判断，而是不得不给他们做出某些规定，从而使他们的行动受到约束，而这样就不容易符合当时的情况。这是一种完全无法避免的苦恼。没有深入到部队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和权威的意志，就不可能指挥好部队。谁要是随着习惯总是相信和期待部下能做得最好，那么这就已经说明他完全没有能力指挥好部队。

因此统帅必须总是密切关注每支部队和每个哨所的情况，以便不会出乎意料地眼看着他们陷入一场灾难。

防御者的上述所有这四种努力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这些努力越是顺利和成功，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得越久；而战争在一个地点上停留得越久，给养就越重要。

从战争一开始，或者至少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来取代征用和提供，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要么由农民的车辆，要么由属于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取代每次征用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很接近于正规的仓库供给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21]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战法产生大影响的并不是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特点而言已经局限于很狭小的空间了，虽然也许会影响到任务的部署，甚至会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任务的部署，但是这些影响不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特点。相反，相互针对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具有大得多的重要性，原因一是在这种战局中缺少较大和较有力的手段，因此统帅只能采取这类较弱的手段；二是在这种战局中不缺少必要的时间，可以等待手段产生效果。因此，确保自己交通线的安全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虽然不会是敌进攻的一个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从而令其交出其他目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所有保护战区本身的举措当然肯定也有保护交通线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交通线的安全保护已经部分包含在这些举措之中。我们只想指出：对交通线的安全保护是部署时应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小部队或者相当规模的部队护送单个的运输队，是保护交通线安全的一个特别的手段，一是因为即使阵地正面延展到最大，也不总是足以保护交通线的安全；二是因为在统帅欲避免扩大部署的地方，尤其需要这样的保护。因此，我们在滕佩尔霍夫的译著《七年战争史》中看到很多弗里德里希大帝让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甚至有时让整个旅护送其面包和面粉车辆的例子。在奥地利人方面，我们从未看到过有关记载，原因一是他们没有如此详细记载战史的人，二是他们占据的阵地总是正面延展得很长。

上面我们谈到了防御者基本上不含任何进攻因素的四种手段，它们构成不着眼于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攻势手段，防御者可以将它们或多或少地与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上述四种手段的调料。这些攻势手段主要是：

1. 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同时也可考虑针对敌物资存放地采取行动；

2. 进入敌占区进行牵制和袭扰行动；

3. 在有利的条件下，进攻敌军部队和哨所，甚至进攻敌主力部队，或者只是以这些进攻相威胁。

上述第一个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局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悄无声息的，并未采取实际行动。防御者的每一处有影响的阵地都能使进攻者担心其交通线的安全，从而发挥该阵地的绝大部分的作用。我们在上面讲述防御时已经谈过，在这样的战争中，给养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对进攻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因此进攻者在做战略上的思考和部署时，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到来自敌阵地的可能的攻势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防御者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交通线施加一般的影响（如同力学中的压力一样，有一种看不见的影响），而且确实也以部分兵力向敌交通线做进攻性的推进，这同样属于这种防御的范畴。但是要想让这种行动带来好处，防御者必然要考虑进攻者的交通线位置、地形特性或军队特点是否有利于他采取这种行动。

进入敌区袭扰（目的是报复或为取得好处而掠夺）本不能被视为防御手段，它们更多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通常与本来的牵制行动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而牵制行动的意图是削弱与我们对峙的敌军，因此可被视为一个真正的防御手段。但是由于牵制行动同样也可在进攻时使用，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更合适。我们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一个战区的防御者所能运用的小规模的攻势手段悉数列举出来，并且只是要指出一点，即这些小规模的攻势手段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从而使防御者得到攻势带来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对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的[22]。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一次纯粹的防御，但是这些进入敌区的出击给了它攻势的特性，这一特性也许由于其在士气方面的作用而具有特别的价值。

当进攻者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从而在个别地方暴露出大的弱点时，防御者应想到把进攻敌军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的必要补充。整个行动就在这种不事声张的条件下实施，不过防御者在这里也可像对对手的交通线施加影响时一样，向攻势的领域更进一步，与其对手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其用兵的一个特别内容。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些成果，防御者要么必须在兵力上显著地超过其对手（一般来说这是违背防御特性的，但毕竟是有可能做到的），要么必须具备相关的方法和才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通过行动和运动来弥补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方面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几乎总是看到道恩只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过于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才发起攻势，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相反，我们看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几乎不停地在运动，试图以自己的主力给道恩的某支部队造成些损失。由于道恩拥有优势兵力，而且罕见地小心谨慎，因此弗里德里希大帝很少成功，至少成果从来不大。然而人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努力是毫无效果的。在这种努力中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对手为避开不利的打击，不得不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可用于进攻的那些力量就被抵消掉了。对此人们只需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人正是由于十分担心不时受到普鲁士国王的进攻并被制服，才无法前进一步。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对构成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和最主要的手段（整个行动的依据）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谈到了。我们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主要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整个战略行动之间关联的全貌，至于使这些内容生动起来的具体举措，例如阵地、行军等，我们此前已经比较详细地考察过了。

如果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整个问题，想必会注意到，在进攻的要素如此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如此小，积极的动机如此缺乏，而内部的牵制力量如此多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所设想的那样），进攻与防御之间的本质区别想必就会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时，由于其中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的是进攻的形式。不过很有可能而且经常出现的是，进入另一方战区的这一方很快将其所有力量用于在敌人的国土上保卫本国。于是双方就相互对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赢得到实际的好处。这样一来，有可能出现原来的防御者反而在获取好处方面超过其对手的情况，弗里德里希大帝就是这样。

进攻者越是更多地放弃作为一位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越是较少受到进攻者的威胁，越是较少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进攻与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双方行动的目的都是从对手那里夺取一些好处，并保护好自己不受任何损害，也就是说双方都着眼于进行一种真正的战略机动。所有那些双方力量对比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一特点。

关于战略机动，我们将在下一篇中用专门的一章[23]进行研究。不过，由于这种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在理论上常常受到不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防御中受到这种不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研究防御时对它做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为双方力量的均衡的赌博。凡是没有整体运动的地方，就会出现均势；凡是没有大目的推动的地方，就不会有整体的运动。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多么悬殊，都可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此时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了采取较小行动、实现较小目的的个别动机。这些较小行动和目的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它们不再面临大决战和大危险的压力。也就是说，双方把赌一次大输赢的资本换成了小的筹码，把整个行动分解成了很多较小的行动。随着这些争取较少好处的较小行动的进行，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由于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完全没有偶然和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是一种赌博。不过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与一切都集中于唯一一次大行动相比，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小了？思考和理智所起的作用是否大了？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具体时刻）和空间（包括具体地点）的考虑越经常，计算的领域显然就越大，也就是说思考和理智就越起到支配作用。思考和理智所起的作用会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一部分，但不是一定能全部抵消它，因此我们不是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也做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思考和理智不是统帅的唯一的才智力量。在取决于唯一一次大决战的场合，勇气、力量、果断、沉着等素质更为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就会小一些，在这里精于计算的突出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决战时，这些闪亮的素质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偶然性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计算和才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顾及的地方。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是多种力量的一个冲突，人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偶然性在大决战中比在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在这种力量赌博中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指的只是在计算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造诣。

正是战略机动在这一面的特点让人们给整个战略机动赋予了上述那种不应有的重要性。首先，人们把这种技巧与统帅的整个才智价值搞混了，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决战的时刻，统帅在精神方面的其他素质有可能控制住当时情况的冲击。如果说这种控制更多是源于巨大的感受，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精神上的那些灵感，即未经长时间的思索，但它仍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位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智力活动在其中也不是最重要的活动。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每一次无果活动的出现想必是由于一方甚至双方统帅运用了这种技巧。而实际上，产生这种无果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总是在于总的情况，是战争使这些总的情况成为这种赌博。

由于文明国家之间的大多数战争的目的更多是一种相互监视，而不是打垮对方，因此大多数战局想必自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点。对这些战局中的那些不是著名统帅指挥的战局，人们不会注意它们；而如果战局中有一位著名的、引人注目的统帅，甚或是两位这样的统帅对峙（例如蒂雷纳和蒙泰库科利[24]），那么人们就会出于这些统帅的名望而把这整个机动艺术打上“杰出”的最后印记。接下来，人们就把这种赌博视为军事艺术的巅峰，视为在军事艺术上有高度修养的表现，继而把它视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源泉。

这一观点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普遍。法国革命战争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最初有些粗糙和任其自然，后来在拿破仑指挥的战争中汇聚成为一个好的方法，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就。这时人们就抛弃了旧的模式，认为这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的结果，当然也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人们认为根本不再需要旧方法了，而且也绝不会再经历旧方法了。但是正如在各种观点发生如此大的变革时总会产生不同的派别一样，在这里，旧观点也有其骑士护卫者。这些护卫者把较新的现象视为粗野的暴力冲击，视为军事艺术的普遍没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均衡的、无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应该成为培养军事人才要达到的目标。最后这一观点是如此缺乏逻辑和哲理，以至于人们只能称之为概念的极度混乱。但是持相反观点，认为旧方法不会再出现也是欠考虑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出现的较新现象中，极少能归因于新的发明或思想方向，大部分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结果。即使是这些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由于它们正处于不确定的社会变化过程之中，所以也不应把它们当作标准。因此毫无疑问，以往战争因素中的大部分因素还会重新出现。这里不是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在整个战法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借以说明它总是双方受到限制的处境的产物，是显著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可能表现得比另一方的统帅更高明，因此如果他在兵力上能够和对方抗衡，就能获得一些好处，或者如果他的兵力少于对方，那么他这种在才干方面的优势就能让他与对方保持均势。但是如果认为统帅就此表现出了最高的荣誉和伟大，则是违背事物本性的。相反，这种战局往往是一个可靠的标志，表明要么双方统帅都没有大的军事才能，要么有才能的那位统帅受制于条件，不敢进行大的决战。而只要有这种情况出现，那里就永远不会是军人获得最高荣誉的领域。

上面我们谈了战略机动的总的特点。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个特殊影响，即战略机动常常使部队离开大路和城镇，把其引向偏僻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一时出现、很快又消失的小利益成为确定任务的依据时，国家的大的方针框架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变弱。因此我们看到，部队往往开到从战争大而简单的需要来看从不应该去的地点，因此战争过程中具体情况的变换和可变性在这里比在有大决战的战争中还要大很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个战局。尽管总的态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个战局都不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几个战局中，同一个举措没有出现过两次，而来自联军方面的进攻要素却比此前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烈得多。

我们在本章《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25]中，只是指出了行动应有的几个努力方向，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关系和特点。至于其中的具体举措，我们在此前就已经了解得比较详细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努力方向能否提出涵盖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以历史为依据，那么我们并不能从反复出现的形式中找到这些东西。对具有如此多样和可变本性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以外，我们认为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有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其内在矛盾更少，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理智可以给这种战争规定形式和法则。而在不求决战的战争中，我们感到要做到这一点就困难得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主要原则（亚当·冯·比洛[26]的基地宽度原则和若米尼[27]的内线阵地原则），如果人们把它们运用到战区防御上，它们在实践中也从未表现出是有力和有效的原则。但是作为单纯的形状，这两个主要原则恰恰应该在这里表现得最有效，因为行动时间越长、所占空间越大，形状就越会变得有效，越会比其他影响结果的因素有分量。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它们无非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尤其是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好处。手段和当时情况的特点想必就已经具有大的、打破所有泛泛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道恩元帅的特点是善于做出宽大正面的部署和慎重选择阵地，那么普鲁士国王的特点则是集中主力，总是紧靠对手，随时准备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源于各自军队的特点，而且也源于他们各自的条件。随时行动对一位国王来说，比每一位要对上负责的统帅更容易做到。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强调，评析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方法有高低之分，并把其中一个置于其他之下。这些风格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来评判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而可能产生的不同的风格。至于说它们的影响，我们此前已经笼统地谈过了。

因此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或方法，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相反，几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人们都会碰到特殊情况，它们经常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研究历史仍然是有益的。即使是在没有体系、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通过熟练的判断和长期经验形成的直觉才能找到这一真理。如果说历史在此没有给出任何公式，但它像在其他所有场合一样，在此提供了训练判断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涵盖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以一个专门原则的形式重复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自然前提，并把它更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前面所列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它们都是在双方某种程度上没有能力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运用的手段。在这个领域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法则在起支配作用，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的世界。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能自以为安全，尽管身处狭窄圈子，却误以为身处什么绝对的圈子并在其中活动。统帅决不能认为他在这里使用的手段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适用时仍然使用它们。

在我们这里所在的立足点上，几乎不可能出现上述这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不是这样，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比不是那么强烈。

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为使我们的观点清晰、明确和有力，我们只是把完全对立的，即每种方式中最极端的对立面作为考察的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处于中间位置，其受这一极端对立面支配的程度仅取决于其与这一对立面接近的程度。[28]

因此，问题的关键总的来说是统帅首先要判明对手是否有兴趣和能力通过采取较大和较具决定性的举措来超过自己。只要统帅有这样的担心，就必须放弃用于避免小损失的小举措，就只有采取手段，通过自愿的牺牲使自己有一个较好的处境，从而应对一次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对统帅的第一个要求是正确地判断情况，并根据这个判断采取行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多地让读者了解这些观点的准确性，我们想快速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误判情况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以对手行动不够坚决为前提而采取举措的。我们从1757年战局的开启谈起，当时奥地利人所在的位置证明他们没有料到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发起如此有力的攻势。甚至当卡尔·冯·洛林公爵已经陷入率其部队投降的危险时，皮科洛米尼[29]指挥的军队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也说明，奥地利人对情况完全不了解。

1758年，法国人不仅完全被《采文修道院协定》[30]的影响迷惑（这一事实不属于我们在这里要谈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他们对其对手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也完全判断错了，结果让他们损失了自威悉河直至莱茵河的土地。至于1759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马克森附近，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附近，由于不相信其对手会采取那么坚决的举措而对敌情完全误判，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1792年在判断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31]。反法联军以为用少量的辅助部队就可以使法国内战有决定性的发展，结果却受到由于政治狂热而彻底改变了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大的错误，是因为事后的结果表明这个错误很大，而不是因为当时容易避免犯这个错误。在作战本身不能否认的是，此后几年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战局[32]。联军方面完全未认识到在这次战局本身敌人进攻的有力特性，因此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狭隘的方法对付敌进攻，而且我们从普奥之间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尼德兰也可以看出，联军各国政府对汹涌而来的洪流的威力是多么知之甚少。1796年，在蒙特诺特[33]、洛迪[34]等地进行的个别抵抗行动足以证明，奥地利人在“对付拿破仑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多么知之甚少。

1800年，梅拉斯惨败，这并不是法军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的可能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的乌尔姆是联军那张学究气十足但极为薄弱的松散战略关系网的最后一个结扣，它足以挡住道恩或拉齐那样的统帅，但无法挡住拿破仑这样的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人处于犹豫不决和混乱之中，这是陈旧、狭隘和无用的观点和举措与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对当时局势重大意义的正确感觉相混合的结果。假如普鲁士人对其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估，那他们怎么会把3万人留在普鲁士，并准备在威斯特法伦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通过发起小规模攻势（就像让吕歇尔[35]军和魏玛[36]军所做的那样）以取得某个成果呢？又怎么会在讨论局势的最后时刻居然还在谈论仓库面临的危险和某个地段的损失呢？

甚至在1812这个所有战局中最著名的战局，开始时也不乏由于误判情况而导致的错误行动。在维尔纳的大本营里有一些著名的人物坚持在边境打一场会战，以便做到只要敌人踏上俄国领土就让其受到惩罚。这些人很清楚，这次边境附近的会战有可能，甚至一定会失败，因为尽管他们不知道前来进攻8万俄军的是30万法军，但他们毕竟知道敌人肯定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了，也不过是与其他败仗一样的败仗。而实际上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在边境上进行这一主要决战，会带来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其他后果。甚至依托德里萨营垒也是一个完全误判对手而采取的举措。假如俄军在其中停留，那么想必他们会被四面切断退路从而完全陷于孤立，然后法军就不乏手段迫使俄军投降。该营垒的构筑者并未想到要对付力量和意志如此强大的敌人。

然而即使是拿破仑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估计。1813年停战以后，他认为派几个军就可以对付联军的次要部队、布吕歇尔，以及瑞典王储[37]。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可以促使对方像在过去的战争中常见的那样谨慎小心而不敢贸然行动。他没有充分估计到深仇大恨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会让布吕歇尔和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做出怎样的反应。

拿破仑对年迈的布吕歇尔[38]的进取精神根本没有估计足。在莱比锡附近，从拿破仑手中夺走胜利的正是布吕歇尔的进取精神；在拉昂附近，布吕歇尔本可全歼拿破仑，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情况，才未成功[39]；最后在滑铁卢附近，拿破仑像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由于判断失误而受到了惩罚[40]。

* * *

[1]罗布西茨（Lobositz），即今捷克城市洛沃西采（Lovosice），位于易北河左岸，南距布拉格约70公里。七年战争期间，1756年10月1日，奥军试图前往皮尔纳营垒营救萨克森军队，在此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阻击，并被击败。——译者注

[2]作者在本书第一卷第四篇第十章中曾专门谈过这个问题。——译者注

[3]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八章。——译者注

[4]“不可缺少的条件”，作者使用了拉丁语“Conditio sine qua non”。——译者注

[5]可能是指作者此前提及的人的认识不完善，害怕出现不利结局等。——译者注

[6]格洛高（Glogau），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城市格沃古夫（Glogów），位于奥得河畔，东南距布雷斯劳100公里。——译者注

[7]即奥古斯特·威廉（Wilhelm August Herzog von Bevern，1715—1781），公爵，普鲁士将军，参加过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译者注

[8]1757年11月22日，卡尔亲王率奥军在布雷斯劳附近与贝沃恩公爵率领的普军进行会战，前者获胜。——译者注

[9]卡尔·冯·洛林（Karl Alexander von Lothringen，1712—1780），公爵，奥地利元帅，奥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任奥属尼德兰总督，多次参加对土、法、普等国的战争。——译者注

[10]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1]布雷斯劳守军于1757年11月25日向奥军投降，贝沃恩公爵本人在此前一天被俘。——译者注

[12]即赫尔曼·莫里茨（Hermann Moritz Graf von Sachsen，1696—1750），库尔兰公爵、萨克森伯爵，德意志统帅和军事理论家，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一世的私生子。曾在法军任职，是法国七大元帅之一。——译者注

[13]指1667—1668年及1672—1678年路易十四世，以及1746—1747年萨克森元帅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译者注

[14]默伦多夫（Wichard Joachim Heinrich von Möllendorff，1724—1816），普鲁士元帅。曾参加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译者注

[15]下西里西亚（Niederschlesien），指西里西亚地区的西北部，今大部分属波兰，小部分属德国。——译者注

[16]霍赫基尔希（Hochkirch），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西距包岑10公里。1758年10月14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此受到奥军袭击。——译者注

[17]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8]指道恩在袭击霍赫基尔希后，未能乘胜追击普军，以扩大战果。——译者注

[19]马克森（Maxen），今德国萨克森州城市米克利茨塔尔（Müglitztal）的一部分，西北距德累斯顿18公里。——译者注

[20]芬克（Friedrich August von Finck，1718—1766），普鲁士中将。——译者注

[21]1759年9月，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普鲁士守军向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投降。弗里德里希二世试图挽回局势，命令芬克中将率领1.5万人佯动至马克森附近，威胁奥军主力后面的交通线，以迫使奥军退向波希米亚。11月20日，芬克被3.2万人的优势之敌包围，次日率部投降。——译者注

[22]指防御者要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译者注

[23]指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十四章。——译者注

[24]1759年，普军处于守势，但仍不时对奥、俄军队采取牵制和袭扰行动。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派沃贝尔斯诺夫将军（Moritz Franz Kasimir von Wobersnow，1708—1759，普鲁士少将）前往波兰破坏俄军的仓库，4月派海因里希亲王自德累斯顿出发攻入波希米亚，5月前往图林根进行袭扰，此后又深入弗兰肯，焚毁敌军用物资，掠夺粮仓和征收战争税。——译者注

[25]指本书第三卷第七篇第十三章。——译者注

[26]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公爵，奥地利元帅，神圣罗马帝国将军，17世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外交家和政治家。1664年，曾战胜进攻维也纳途中的土耳其军队。1672—1675年曾率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与蒂雷纳率领的法军作战。——译者注

[27]原文如此，疑误。本章实际题目是《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译者注

[28]亚当·冯·比洛（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Bülow，1757—1807），男爵，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将军弗里德里希·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reiherr von Bülow，1755—1816）之弟。主要著作有《新军事体系的精神》《新军事原理》《新战术》，对19世纪普鲁士、奥地利两国军事思想有较大影响。——译者注

[29]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男爵，将军，军事理论家。生于瑞士，先后在法国、瑞士、俄国军队任职，著有《战争艺术概论》等30余部军事理论著作。——译者注

[30]根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上面的观点是把完全不求决战的战局同纯粹求决战的战局做对比而提出的，但是实际上战局大多处于这两者之间，因此上述观点对实际战局适用到什么程度，要看实际战局与完全不求决战的战局或纯粹求决战的战局接近到什么程度。——译者注

[31]皮科洛米尼（Ottavio Enea Joseph Fürst Piccolomini d´Aragona，1698—1757），侯爵，奥地利将军。——译者注

[32]1757年9月8日，法国埃斯特雷元帅与英国、黑森、汉诺威联军司令康伯兰公爵在下萨克森的采文（Zeven，今德国下萨克森州一城市）修道院签订协定（Konvention von Kloster Zeven），规定汉诺威军队除在少数城市中留驻守备部队外，一律撤至易北河右岸，法国则保留全部占领区。但英国政府不承认该协定，召回康伯兰公爵，普鲁士的费迪南德将军接任联军司令。1758年2月18日，联军袭击法军的冬营。4月，法军被迫退回莱茵河左岸。——译者注

[33]法国革命成功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792年共同出兵法国。当时普奥当局认为法国革命军队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抵抗力。不料革命后的法国市民和农民政治热情高涨，踊跃参军，联军无法取胜。结果联军在9月20日瓦尔米炮战中失利，被迫退出法国。——译者注

[34]1794年是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第三年。法国革命政府进行一系列军事改革，如实行征兵制度，改组旧军队，淘汰旧军官，废除陈规旧法，采用新编制、新战术、新的补给方法等，在这一年的战斗中表现出显著的效果。但反法联盟各国政府和联军将领完全没有认识到法国革命军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以及新的战法所具有的威力，而是仍采用旧的战法，在军事上屡遭失败。——译者注

[35]蒙特诺特（Montenotte），即今意大利萨沃纳省小镇卡伊罗蒙特诺特（Cairo Montenotte）。1796年4月12日，法军与奥地利-撒丁联军在该地附近进行会战，法军获胜。——译者注

[36]洛迪（Lodi），今意大利洛迪省省会，位于阿达河畔，西北距米兰约30公里。1796年5月10日，法军与奥军在该地的阿达河大桥附近展开激开，法军获胜。——译者注

[37]吕歇尔（Ernst Wilhelm Friedrich Philipp von Rüchel，1754—1823），普鲁士将军。——译者注

[38]指当时的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1741—1815），公爵是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57—1828）。——译者注

[39]即贝纳多特。——译者注

[40]布吕歇尔当年已是71岁高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