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想录 一九八五年

239

报载上海市日销人参一吨。我改唐诗两句为证：“参茸岂是侯门物，散入寻常百姓家。”

240

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原理之一，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会枯萎。假如有人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硬作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靶子来打，那他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241

教师要像恋人一样去诱开年轻人的心扉。

242

理性是人为，反理性是天籁。人为改造天籁，天籁也会反扑，回到自然去即其一例。

243

“左”的统治下是没有真话的，“左”的势力收敛时真话就出现了。

244

偏见不等于“左”，偏见涂上政治色彩就一定是“左”。

245

有的人是棍子，有的人有棍气，棍气从棍子而来，也可升华为棍子。

246

严复的“运会”说、“治化”说是由生物进化引申为社会进化的轨迹。

247

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分“天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照人文社会学家的分类学说，凡“人为之物”即文化。花草是天然的，经过剪接培植的花草，“天然”中寓“人为”，文化已在其中，盆景正是由“天然之物”蜕化而来的文化。凡文化皆“天然之物”的加工和改造。

248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易经》语）是著史的旨趣，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

249

近代初期的经世学派，通经致用是其指导思想，以史论政是其实行张本。

250

以“左”反“左”与以右反右同样不切实际，人们仍把这样的反“左”视为正当，“左”之病已入膏肓。

251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

252

不是“下笔如有神”，而是“下笔如有绳”，“绳”者“左”也。

253

从“左”派幼稚病到“左”倾盲动主义，再就是从“大跃进”开始的极“左”愚昧性。

254

以姓氏笔画改为得票多少为序，是去年十二月下旬至今年一月初旬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大改进，由自然法变为民意反映。

255

“为变至微，其迁极渐。”严译《天演论》“导言一”中的这句话是说自然界的动植各物的变化“微”、“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不是说它没有变化，而是说它的变化也是极为微、渐的，各个朝代只有微异。

256

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揠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

257

文化人类学着重民族、部落、社区的研究，中国地方大，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区域性差异大，有各种各样的区域，如政区、族区（民族地区）、社区、自然区等。我们通常只顾到政区的研究。

258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争夺是民主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两种模式的争夺。“五四”开始的中国革命派与顽固派的争夺，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争夺，在革命内部则有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259

“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杜威五大哲学》，第十四页）此话放在“五四”以前的中国并没有错。

260

天地会主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精神食粮，从桃园三结义、一百零八条好汉等传奇式人物身上汲取力量，义和团主要以《西游记》、《封神演义》为精神食粮，从孙悟空、哪吒等神怪转化为人的身上汲取力量。在迷信的程度上两者大有区别，一个崇信的是超人，一个崇信的是神妖。

261

人们的缺点有时比优点更可爱，因为它是真实的。

262

青年喜欢节奏强烈的迪斯科，而不喜欢节奏缓慢的京剧，这是一种青年中国代替老年中国的感情。

263

愚昧常带来破坏，破坏社会，也破坏愚昧者自己。

264

历史不只是谈过去的成败得失，并包括过去所有生活和知识，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学点历史会使人在认识世界和创造新的生活中更聪明些。中学历史教学要适合青少年的特征，为其积累知识和热爱生活增添诱力。（为《历史学习》题词）

265

“火种”、“薪尽火传”是自然经济的写照，洋火（火柴）来了，打断了“种”与“传”。

266

改造自然的手段和结果都是文化，婴儿不是文化，试管婴儿有文化。

267

爬到半山即使摔下来，也比站在山脚下徒发“仰之弥高”的赞叹好。

268

会党反清并不是把它作为封建主义的代表来反对，只是以其下层社会潜在的阶级意识对压迫者表达憎恨。

269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都想照自己走过的路塑造第二代、第三代，可是二三十年代已很远了，五六十年代也远了。

270

教师是园丁，不是雕塑家。

271

有的人是打出来的，有的人是被打出来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惩罚。

272

幸福中的感情是陶醉的，艰危中的感情是深沉的。

273

他有缺点，有错误，却是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与其失去血肉，宁可保留缺点和错误。

274

“五卅”烈士何秉彝中弹倒入血泊时，尚三呼“中华民国万岁！”所爱者轩辕以来的中国也，非北洋军阀统治之中华民国也。

275

公平是从残酷的不公平中得来的。

276

让历史说话，还是要通过史学家来说话：《史记》是司马迁在说话，《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说话，《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在说话。

277

社会经济发展的迹象，没有政治和外力的推动（刺激），只是依靠生产内部自身的演进，它的脚步是非常缓慢的。

278

任何生命都不是永恒的，只有新陈代谢才是永恒的。

279

生命的延续在于新陈代谢。

280

社会政治的改良与革命，都是在完成社会政治某一个阶段的新陈代谢。

281

人希望没有矛盾的生活，而生活就是矛盾。

282

两重性不是在走平衡木，每每是在玩高低杠。

283

以考试取士是对九品中正门阀制的否定，它有顽强的生命力，“文革”一度施行推选制，“文革”后仍回到考试，且推广了。

284

思想是飞翔的，要善于捕捉它。

285

太平天国反对偶像崇拜，是以一神论反对多神论；资产阶级革命派批评义和团的迷信，是以无神论反对有神论。

286

改变传统遇到的困难，如对小脚的放大一样。

287

“左”，未必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是有知者造作和无知者愚昧的交响曲。

288

在苏联度过了十二个春秋的蒋经国，回国后仍然皈依于曾经敌对的父皇陛下，但也修补了父皇的破衣钵（看江南《蒋经国传》想起的）。

289

历史自己没有谜，谜都是创造历史的人的设想。

290

既相同又不相同才有比较，尽相同就不用比较了。

291

小孙女得到糖果叫好爷爷，不让她吃就贬称坏爷爷。成年人、老年人的世界里并没有迈出小孙女的褒贬。

29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真理是不断完善的，既有胜利的欢欣，也有失败的痛苦。

293

激进的新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它取得的胜利都不是全部的，因为传统中还有着合理的部分和客观存在的可接受性。

294

中国对外来文化历来表现为融化的大度，近代则表现为由融化而混合以至取代的趋向。取代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只能以或急或缓的融化方式来推进。

295

一切事业都离不开人和人际关系，只从人和人际关系用力，而对事业漠然置之，是见人不见物，与见物不见人同样荒谬。

296

民族心理是历史的，社会心理是阶级的，两者交错体现于民族和社会中的个体——人。

297

租界是罪恶的渊薮，却在闭塞的封建区域中展示了显眼的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对新派的“保护”）。

298

好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

299

只顾写历史的逻辑，不问逻辑是否合乎历史，所以历史书多公式化。

300

袁世凯叫张一麐编造的《戊戌日记》，蒋介石叫陈布雷编造的《西安半月记》，是戊戌政变和西安事变的伪史，却是袁世凯和蒋介石的真史。因为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301

生活是人的存在，事业是存在的价值。

302

创新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模仿是创新的起步。

303

佛家说“一念不生”是自己在否定自己，因为“不生”就是一念。

304

分享艰苦比分享欢乐更懂得时代的脚步。

305

过去年代的教育，不是在培养人去制造机器人，而是把人变为机器人。我们的教师至今还没有从机器模型中完全解脱出来。

306

康有为的“亡国之鉴”（不是以前朝为鉴，而是以波兰等外国为鉴）与“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思想，是爱国主义和革新要求的汇合。

307

“楚怀若纳贤臣谏，千古无人吊汨罗！”（八指头陀《汨罗怀古》）此亦设想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308

我们的社会，既需要雷锋，有时更需要张志新；做雷锋不易，做张志新更难。

309

“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必然反抗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陶希圣：《中国之民族及民族问题》，载《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号），与我们所说的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以镇压中国人民的话相反。如果不说得那么绝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在屈服和勾结中，却也有反抗的时候。

310

写人物传记，必须从时代、社会的典型性探索其个人的典型意义。历史人物的典型性与文学上的典型性有所不同，必须是实体（没有虚构）的反映。

311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多由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然后向工人、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与工农相结合，从他们中可以找到各自的典型性。而苏兆征这样的早期共产党人，则是由一个道地的海员（工人）来往于世界海港而闻知十月革命的道路，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又有着极大的典型性。

312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是在一八五九年。经过两个半世纪，这部世界名著才以全貌出现于中国知识界，其中给人以何种启示？

313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演变和发展，都有个一与多的关系。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一，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是多。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是一，儒、道、法、墨、名家和道、佛、回各教的并存是多。一是统一，多是多样，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多相容。只承认统一，不承认多样，或者只承认多样，不承认统一，都不能全面地说明连绵不断、繁衍发展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

314

传教士散播的西学，一是宗教福音书，一是应用科学和基础理论书。在清末的半个世纪中，前者主要通向下层社会，后者主要为中上层的知识界接受。

315

冯契同志说：“中国的真正教育革命是废科举、兴学堂。”我很同意这句话。

316

有位朋友看了《近代史思辨录》来信说，您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我回信说：劲是有一些的，不是使不完，大概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吧。

317

中国革命史，教师只能按照本本讲，学生要求按照历史讲，所以教师讲的学生不要听。

318

梁漱溟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外力进门，只顺着它自己历史向下演，它只能为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会有近代式的革命，清廷固然有一天要倒，但不过再出一个明太祖，而不会出孙中山”（《乡村建设理论》，第三三五页）。论者以梁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变化，辛亥革命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产物，但这没有难倒梁，因为梁认为这些社会变化也是“外力”诱发的。

319

顾亭林《五十初度》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姑不问“远路”、“河清”的含义，其乐观精神颇可取。

320

雍正禁教，把教堂改为关公庙；光绪维新，把祠宇变为学堂，这是历史的脚步。

321

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与文化传播是并行的。很久以来，我们只说侵略，怕说传播。

322

历史没有不可认识的，历史上的谜是在认识的过程中产生的。

323

胡适提倡以白话代文言，是他到美国六年（一九一六年）才酝酿出来的。这年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察，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这种新文学、活文学主张，是他到了美国得到西方语言文学的借鉴而后提出来的，但与他同时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梅光迪却极力反对。没有新的环境、新的启迪很难有新的主张，但在同一个环境中不一定都能得到新的启迪而有新的主张，这是由于人们接受传统和自身的识力的不同。

324

“世治最不幸，不在贤者之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天演论》导言十七）因为不贤驯服，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

325

中西文化交流，流出的是古代文化，传入的是近代文化。

326

生理上的近亲繁殖，国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行者并不觉其非，此为民主观念比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更难之一证。

327

康有为、章太炎乃至黄侃，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传人，其实是封建道统观的延续，也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自抗。

328

有种人的哲学：对刺不到他的人栽刺，对能刺到他的人就供花。

329

思想家的思想在于开风气（但开风气不为师），汇为富有冲击力的思潮，进而流为社会意识，就慢慢成了习惯势力（以进化论传入中国为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环境成为社会意识）。

330

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要用先验的说教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331

康有为把进化论注入公羊三世说，严复把中国的要求注入天演论，一个是使中学近代化，一个则是使西学中国化，都是为了对中国的改造。

332

生命是会衰老的，岁月和事业都是常青的，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常青。

333

两本有关外国的书对戊戌维新的影响很大：一本是严复的《天演论》，从理论上激发；一本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从实施中取法。

334

海运代替河运（指漕运），轮船淘汰沙船（道光年间集结上海的沙船三千余艘，咸丰年间减至二千余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仅存四百余艘），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运输业的一大兴革。

335

近代中国以前的思想主张和改革方案，都是为了维护那个封建社会的稳定性，改革者也无非是使其回到轻徭薄赋、家给户足（自给自足）的境界，以增强其稳定性。

336

“变其一，守其一”，康有为这句有关改革的话未必无据，但终究是保守的。

337

到了近代，万里长城已抵御不了外敌的侵略，它只能以伟大的古建筑驰名于世。

338

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

339

把不配当副教授的人拉成了教授，教授的队伍壮大了，但在壮大中包含着贫困，这种贫困更可耻。

340

认真介绍西方文化和研究古代文化，必然产生出自己的合乎时代的文化。

341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青年到日本去，三十年代后期的中国青年到延安去，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到美国去；前两回多是青年的自奋，后一回颇多父母之命。

342

在革命的年代里，胡适的文章多无是处；现在读来，他的治学文章多可参考，论政也不是完全无可取。

343

中国的近代学，一言以蔽之曰改造中国之学，一切革新者与封建顽固派争执的是要不要改造的问题，革命派与一切改良派争执的是局部还是全部改造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右的、“左”的斗争是怎样实现改造的问题。

344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去家界”，把一切自私的罪恶归之于家庭。晏阳初的“平教会”认为，中国人除家庭观念外，不知有别的，造成中国文化的停滞，所以要教育、改造家庭。

345

中国之所以糟到这种地步，胡适说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所造成；晏阳初说是“愚、弱、穷、私”四病所致，他们讲了现象，没有触到原因，不免倒因为果。

346

青年需要熟悉祖国，祖国也应该了解青年。

347

人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空的制约，却又要飞越自己的时空。

348

正确的观念常常是在发现和批评错误观念中产生的。

349

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中产生的。一百数十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鸦片战争后，渐知诸事不如人，只有学习西方；第二次反思开始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何以学了西方仍然失败；第三次反思是在“文革”后，何以在大胜利中又大失误。困难和失败是新陈代谢的外因，反思是新陈代谢的内因。

350

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有体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只有在传统的国计民生主张中汲取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经济概念，仍然没有从政治思想和主张中脱颖而出。但我们在编著“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却要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论述，所以表现为是从政治思想体系中割裂出来的经济思想史。

351

“海派”是与“京派”相对而言，在人们的心目中，京派是正统的，海派是非正统的。开始是以京、沪为代表，久而久之，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界的评比语，而海派的名声越来越不好，被视为野狐禅，或拆烂污，凡文化、学术上的不严肃与粗制滥造都叫海派。其实海派的原意，一是开新（不是创新），二是灵活性，反映了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开新和灵活中不免沾染了庸俗和肤浅，遂成恶名。我们应发挥它的优势，避短扬长。

352

在这个世界上，既要昂首做人，也要会低头处世，不会低头处世就得挨鞭子。

353

从过去肯定的论证中找错，从过去否定的论证中找对，已成为思想界的风尚，这是“矫枉”，也可能“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