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 论世界语与文学

独秀先生鉴。前阅《新青年》二卷三号通信门，先生答T.M.Cheng君语，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云云。先生认世界语为“人类必要之事业”，此说弟极表同情。至云未能应用于文学，恐非确论。（文学之上加以“无用”二字，弟尤不敢赞同。然此当是先生一时之论。观大著《文学革命论》所言，知先生于文学之事，固视之极重也。）日前孑民先生语我，谓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科学书次之。是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世人说到“文学”一名词，即存心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故智，写许多费解之怪事，以眩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弟以为此等怪物，止可称为“事类赋”“八股文”之重佁，断断讲不到“文学”二字。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故胡适之先生以《水浒》比《史记》，弟极以为然。且以为使司马迁、施耐庵易地，则《史记》文章必用所谓“鄙俚村语”，《水浒》文章必用所谓“龙门笔法”。（括弧中八个字，聊学鹦鹉名士口吻，以博一笑。）彼“鄙俚村语”与“龙门笔法”之异，正犹《尚书》用“兹”，《论语》用“斯”，《孟子》用“此”之异。假如有人说，用了“兹”字，便如何如何有文学上之兴味，用了“斯”字、“此”字便如何如何村俗不堪，则虽选学名家、桐城巨子，亦必嗤之以鼻曰：“恐怕没有这种道理罢。”既知此理，而必以“龙门笔法”为雅，“鄙俚村语”为俗，此真不知半斤无异八两、二五即是一十矣。吾谓其文之内容而有文学真价值也，则形式为《诗经》，为《楚辞》，为汉魏乐府，为杜、白之诗，为周、辛之词，为关、马之曲，为施、曹之小说，为胡先生之白话诗，无乎不可。其形式之异，只是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耳。若然，则用世界语纂译文学，亦只须视其内容之价值如何，而形式华美与否，则全无齿及之必要。且所谓华美，其界说果何若，殊有难言。一般鹦鹉名士之所谓华美，不外弟上文所说“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而已。大约中国之所谓文人学士趼究文学，即在此种地方。故当其摇头摆尾，口角嘘唏，将甘蔗渣儿嚼了又嚼之时，专在改换字面，删削虚字；乃嚣嚣然号于众曰，此句如何古奥，此句如何华赡，此句如何险峻；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真叫我肚肠笑痛，转不过气来。于是有传染此等名士习气者，谓世界语文法如此简单，一义无二字，排列变化有一定，这样呆板板的文字，怎么可以做美文呢？呜呼，公等所谓美文，我知之矣。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世界语得公等咒骂，幸喜无金漆，却非马桶，敬谢盛意。又或谓世界语何必学，假如不通西文者学之，亦需一年半载，学成之后，并无若干好书可看。其通西文者，更何必学此等索然寡味之文字。吾谓此亦全然不懂世界趋势之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此等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如何竭力提倡，顾反抑遏之不遗余力，岂非怪事？考世界语自一八八七年六月二日出世，至今才三十年。其初出世之二十年中，不甚有人注意。犹忆丁未戊申之间，刘申叔、张溥泉诸君在日本，请彼国之大杉荣君教授此语，其时日本此语亦始萌芽。一面吴稚晖、褚民谊两先生在巴黎著论于《新世纪》周报，大加提倡。而中国内地尚无人知之。己酉秋冬间，上海始有世界语会。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盛，中国人亦渐知注意。私意谓苟非欧战，恐三四年来又不知若何发达。然现在虽因欧战，暂受濡滞之影响，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

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高小之英文，本可删去。盖其人若能进中学，则中学一年级之英文，固是从abcd字母教起，全不在乎高小之多此赘瘤。若无力进中学，则此区区几句粗浅的英国话，学了毫无用处也。）世界语文法简单，发音平正，从无例外之文法发音。以两年之力记生字一万，则杂志书籍无不可看，岂非极有益之事。且外国人名、地名，及学术上专门名词之无从译义者（专门名词可译义者，虽居十之七八，然不能译义，止可译音者，亦必有十之二三），现在编译书籍最为困难。若用华字译音，总是不能译准，仍非下加括弧注原文不可。（此意详上月与公论译音之信中。）若用西文原字写入，斯诚善矣，然各国于字母发音，各不相同，人名地名尤甚。且如Hegel一字，其首之H，依英、德则有音，依法则无之。又如Hugo一字，亦同此例。故或译“嚣俄”、“许峨”，或译“虞哥”、“雨苟”也。依名从主人之例，则人名地名自当各读其本国之音。而学术名词，则普通用英，讲究者用德，然法之学术非逊于德，且法人多为德人之先知先觉，似乎用法尤为合理。然此不过我一人之臆见，终竟不能划一，大约各视译书者自己外国文之程度而定。如此，则一部书中嵌入之外国字名词，兼数国之拼法，数国之读法。无论读者未必能尽懂此数国文字也，即曰懂矣，而甲字依英读，乙字依法读，丙字又须依德读，乃至丁戊己……诸字，又须读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之音，其为纷扰，不已甚乎。弟意今后凡书中嵌入之外国名词，欲免上列种种困难，只有用世界语之一法。试以地名言之。如比利时国，不作Belgsum（英），不作Belgique（法），而作Bllguilo。希腊国不作Greece（英），不作Grece（法），而作Grekujo。西班牙国不作Spain（英），不作Espagne（法），不作Espaiia（西），而作Hispanujo，人名及学术名词准此。如此办法，实有三善：（1）发音皆有一定，毫无难读之虑。（2）免得忽此忽彼，不能划一。（3）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所有各种名词，可以算得一种永远不变之定称。中国书中嵌入别种文字，舍此其谁。（况世界语不得以外国语论。在世界未至大同以前，无论何国，皆可以世界语为“第二国语”，故中国文书中嵌入世界语，实与写中国字无异。）或谓此语出世未久，各种名词，恐未完全。其实不然。世界语之《百科全书》，已有成书。手此一种，名词何患不敷。即以浅近言之，日本中村精男、黑板胜美、千布利雄三君合著之《大成ェスペヲント和译辞典》，所载科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历史上之名词，已甚多多。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瞎讲，顽固党既虑有此语而国粹消亡，洋翰林又虑有此语而彼所操之英语（或他国语），失其名贵之价值，于是交口诋毁，务必不许他人学习。此种狺狺之妙相，真欲令人笑死。Tolstoi以盖世文豪而用世界语著书，Ostwald以科学大家而以化学所得之诺倍尔赏金充传播世界语之用，他国学者如此热心世界语，返观吾国之所谓学者，大言不惭，抹杀一切，以西学为末技，以世界语为粗浅，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茅塞心中，满口胡柴。呜呼！中西人之雅量，其相去之远，竟至于此，真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矣。

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二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或谓二千年以前之人，其脑筋中决不能发生平等之观念，故不能责孔丘倡“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吾谓此说殊不尽然。彼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固亦二千年以前之人也，何以彼等便能倡平等之学说乎？）乃今之尊孔者，则似专一崇拜此点。犹忆夏穗卿先生前著《中国社会之原》（见癸卯年《新民丛报》），谓使墨子之道而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早为共和国。无如其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之发明，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竞君择，适者生存”，儒教尊卑上下之精义，遂为祟于二千年来之中国。（夏先生原书，今不在手头，撮其要旨如此。）夏先生至谓“墨蹶儒兴”为涿漉战后一大事，此实精绝之论。故先生大著《吾人最后之觉悟》一篇所陈之义，弟以为于今月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近日解散国会之呼声日高。然欲解散者，无论其居心何若，而做到文章打到电报的理由，要不能太离本文，故佥以“制宪不善”为词。独康圣人别开生面，以不定国教为议员万恶不赦之罪。自吾侪观之，“尊崇孔子”四字写在宪法上面，已经觉得不伦不类。而康先生则以为孔子而仅仅“尊崇”未免尚嫌平淡无奇，充其量，盖非以孔子为三头六臂，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怪物不可。否则孔子犹是人类，纵然是空前绝后之至圣，似乎中华民国人人“尊崇”之，亦可算得克尽景仰先圣之能事矣，何以康先生还要摩拳擦掌，怒发冲冠，与议员不共戴天乎？康先生此等动作，我侪见之，实欲失笑。然吾欲请问康先生，议员不定孔教为国教，其罪诚莫可逭矣，不知“长素”二字，又作何解？以“素王”之圣，而竟有妄人不但不稽首膜拜，还要自以为比他“长”一点，此等非圣叛徒，当科何罪！愿康先生下一转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