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 吴敬恒《致钱玄同 论注音字母书》的案语

一

吴稚晖先生这封信，于本年一月下旬登在上海《时报》中，只登了三次；玄同审其语气，似乎未曾完结；但迟至二月中旬，尚未见续登，以为下文的确没有了，因即抄下，转载本志第四卷第三号通信栏，并附答语。现在接到吴先生全信，才知道登在《时报》上的只有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七改登上海《中华新报》；玄同没有看完以致转载未完。此信后半，精义尤多，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再把全信录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参考。钱玄同。

二

这封信才录完，又得吴先生信，对于本卷二四五、二四六两页的拙著又有见教；现在把这信节录于后。又玄同对于吴先生的信，还有要请教的地方。等回信写成，尚拟附录于本志之通信栏中。

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

教育是教人研求真理的，不是教人做古人的奴隶的。

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教人干禄的。

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

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和上面所讲的三句话，没有一句不相反背。

在民国纪元前十二年（公历一九〇〇年）以前的教育不外乎两种。

（1）教人取消自己的人格，一味给古人做留声机器或把自己锻炼琢磨，造成一个假古董。所以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什么“诵法先王”、“希圣希贤”这些话。他们对于社会上一切事物的真理，都不去研求，只是照着古书上说过的话讲，他们并非不敢研求，也非不愿研求，实在是觉得古人已经说过的，我不该再去研求。要是偶然有个明白人，对于古人的议论，说几句怀疑的话，像王充要“问孔”、“刺孟”，刘知几要“疑古”、“惑经”，李贽说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句话，大家便要骂他“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这是教人只许做古人的奴隶，不许研究真理。

（2）以前的小孩子，他的父母送他到书房里去读书，是希望他将来中状元，做大官的。读书就是做官的敲门砖。所以一部书中遇到考试不出题目的篇章，就删去不读。到了开笔做文章，就时刻打听现在风行那一路的笔墨，好拼命的去学。一旦状元大官到手，就把从前读过的书完全丢掉，不再翻阅。这是教人读了书为干禄之用。“高尚人格”，他们脑子里本来没有这四个字。

纪元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到前一年（一九一一）学堂渐渐开了，科举渐渐废了。但是学堂里所施的教育，实际上依然是崇拜古人，教人干禄，不过形式上总算是改良了一点。

民国建立，学制改革，少数明白的人，前此因为满清专制政府不许发挥正论，到这时候，可以昌言改革了。因此“教育应该研求真理，教育所以高尚人格”的话，近年以来，颇听见有人在那里讲，我现在姑且不谈。

可是近年以来，教育界上忽然发生一种议论，说道“施行教育，不可违反了社会的习惯”。因此社会上不喜欢阳历，学校里就放阴历年假。学生的父兄，不喜欢科学，学校里就偏重读古文。社会上不用笔算，学校里就注重珠算。商人的信札上有不通的套语，费解的文句，契约上有可笑的款式，迷信的字眼，学校里也要去学他。学校注重工艺，原是极正当的办法，但是做成的器具，全仿旧式，不肯稍稍改良，譬如做块镇纸或做个笔筒，必须刻上四个字，或一句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还听见有人说学校里有学做寿序，祭文，哀启，挽对，春联的，因为这都是现在社会上常用的东西。

这种议论，这种办法，据我看来，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有人问，“何以见得呢？”

我说，现在先问：

为什么纪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有人要讲变法维新？

为什么纪元前一年有人实行革命？

我想大家一定答道，“因为旧法弄糟了，要用新法来改良的缘故。”

我再来问：

为什么要废科举？

为什么要开学堂？

我想大家一定答道，“因为旧教育弄糟了，要用新教育来改良的缘故。”

那么，这话就很容易讲了。社会上不懂得阳历、科学、笔算的好处，正要靠着学校来提倡，商人写的信札和契约，他自己不知道不通不对，正要靠着学校来改良。学校里学了契合真理的学问，做成适用的文章，拿来改良社会，这才是正常的办法，现在反说“我们做改良的事业，不可违反了不良的旧习惯”，你道这不是大笑话吗？

有人驳我道：“中国人是守旧惯了的。我们要做革新的事业，如其不愿他们的旧习惯，恐怕就遇到许多阻力。所以在这过渡时代，这种敷衍旧习惯的办法，也是不可少的。就像上面所举的阴历珠算几项，虽说是不好，似乎也还没有什么大害，何妨将就他们一时呢。”

我说，这话更不对了。你说阴历、珠算等等没有什么大害，我以为殊不尽然。上面所举的，只有珠算一项，算算零用账和火食账，还可用得。但若因此看轻笔算，那就大错了。其余几项，害处甚多。阴历阳历，不能并用，若承认阴历，便是反对阳历，阳历和民国纪年相关，反对阳历，自然不能用民国纪年，有称元年到八年为“壬子年……己未年。”但是这种称呼，是“遗老”“遗少”们反对我们民国的暗号，我们民国讲新教育的国民，可以承认他，沿用他的吗？中国人因为必讲求科学真理，信仰阴阳家一派的妖言，结果闹出纪元前十二年拳匪之乱，国几沦亡，自经这番创痛，才有人知道应提倡科学。自从民国建立，推翻帝制时代一切阶级政治，而文章还是沿用二千年来的古文，这古文不但是已死的文章，和现在的语言不合，并且这种文章处处含有贵族质料，所以近年以来，有人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做文章，希望做成一种“民国时代的平民通俗文学”，这种议论渐渐可成事实。若学校里为敷衍社会计，有轻科学，注重古文，这不是把十九年来一点新萌芽根本推翻，恢复拳匪以前的旧教育吗？这两项要是迎合社会，将来一定要闹到清室复辟，拳匪再兴，决不能说是没有大害的。至于费解的信札和契约刻诗的镇纸和笔筒，前一项是文理不通文理不通，难道没有害处吗？后一项虽似无关弘旨，其实牢守旧式就是不肯进步的证据。这“不肯进步”四个字，是中国人的坏脾气，二千年来，因为犯了这四个字的毛病，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糟，主张新教育的人，正该力除此弊，怎么还说敷衍旧习惯呢。其他如做祝寿谀墓之文，不但满纸虚言，违反“修辞立诚”之道，单就他信口瞎恭维一端而论，可不是养成他一种卑谄的劣根性，丧却高尚的人格吗？这是主张新教育的人应该提倡的吗？

诸公莫道我上面所说的话“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要知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照现在教育界迎合社会现象看来，真要叫人悲观，恐怕清室复辟、拳匪再兴、不肯进步、丧却人格这几句话，要“不幸而言中”哩。诸公要知道，现在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还是异常顽固、异常野蛮，和拳匪以前，丝毫没有两样。若是主张新教育的人，没有毅力去反抗旧社会，没有热诚去诱导旧社会，只知道敷衍旧社会，冀他不生阻力。那么，我要奉告：社会将来要求诸公复古的事甚多哩。诸公能够一一低首下心，去敷衍他们吗？例如：

他们反对天足，女学校里就提倡缠足吗？

他们反对一夫一妻的制度，女学校里就研究“妾妇之道”吗？

他们反对剪辫，男学校里就提倡留辫吗？

他们反对鞠躬，学校里就提倡磕头打千吗？

他们反对制服，学校里就提倡穿袍子马褂吗？

假使这些事情一一都可敷衍，那就不必讲什么教育，开什么学校，竟老老实实留起辫子来，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廿一史约编》、《小题正鹄》、《能与集》、《青云集》、《七家诗》。预备一旦科举恢复，去考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着实爽快，着实“干脆”。如其说：“这成什么话”，那么诸公就该知道——

教育就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

现在世界上一切新理，诸公研究了认为正当的，在学校方面，应该积极提倡，冀青年学子依着去做。在社会方面，也该想法诱导冀其潜移默化，千万不可“枉道而事人”，去敷衍那“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干那“贼夫人之子”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