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所以必须有一种能够永久继续的纪年法，才能适用。中国向来，是用皇帝来纪年。皇帝配不配拿来纪年，还是第二个问题。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像那武则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还有一个皇帝在一年之中改两三次元的。这样胡闹的纪年，倒不如索性没有纪年，还干净些。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国纪年的方法。如梁任公做的《纪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自此以后，中国人就想出了几种新纪年的方法：

（1）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他们用他们的教主来纪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

（2）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们拿他来纪年，却很合于爱国保种的道理。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

这两种新纪年，除了始创的人以外，别人也有用他的。此外还有主张用干支纪年的，却是只见此说，没有看见人用过。

又章太炎先生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他的意思，绝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两个字，来冒现在的“共和政体”的牌。他是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后，才有确实的年数，可以计算到现在。在“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数，都是靠不住的。甚么《帝王世纪》、《竹书纪年》、《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等书，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年数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这都是各人做各人的春梦，没有一个可信的。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纪年，倒并不含什么“微言大义”在内，只是老老实实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来做中国的新纪年。（我以前也主张这一说，曾于一千九百十年做过一篇《共和纪年说》，登在《教育今语杂志》里。）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军起兵。其时军中的檄文布告等等，都用黄帝纪年。这个缘故，因为当时的革命军，本标揭“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布告等等都带着“排满”的口气。那么用汉族的始祖来纪年，原是当然，毫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阳历，于是就改称那天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就用“中华民国”来纪年。有些人因为民国纪年已经通行，那改良民国以前纪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样，就称为“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对于以上各种新纪年的意见，只有那孔子、黄帝两种含有特别作用，不能赞成他，——因为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余的两种，我也并不怎样反对他。因为符号这样东西里面，本来没有含着绝对的真理。只要简单易记，制作的时候又不含特别作用在内，甚么都可以用得。共和纪年，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记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彼此距离的年代一目了然。“民国纪年元前若干年”的方法，从现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历史上某人某事距现在有若干年。这两种纪年法，都算有一种用处。

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时事不待言。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说尧舜怎样的仁，桀纣怎样的暴；刘备是正统，曹丕和孙权是伪；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一定是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那么，一定有和别国历史比较的地方。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得便当。

我举一件小事为例。那黄梨洲作《原君》、《原臣》两篇文章，近来如梁任公诸人，都拿他来和法国的卢梭的《民约论》相提并论。虽然有些比得过当，可是二百余年以前的中国人能够讲这样透彻的话，在历史上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我们假如要拿梨洲和卢梭两人比较他俩距离的年代，若用公历来记，则梨洲是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卢梭是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一望而知他俩距离若干年。若用旧法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若用共和纪年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二四五一——二五三六。若用“民国纪元前纪年”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前三〇二——前二一七。和卢梭生卒的纪年相比较，没有一种能够一目了然的。所以这共和纪年和“民国纪元前”纪年，还不是一个很适用的纪年。

所以我以为中国应该爽爽快快用世界公历纪年。

有人问我：“你这所谓世界公历纪年，就是那基督纪年。基督教徒用基督降生纪年，和孔教徒的康有为要用孔子纪年一样。你说‘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所以不能用孔子纪年’，难道你要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基督教吗？大概你自己是基督教徒，所以明于责人，暗于责己了。”我答道，我现在并不是基督教徒。即使我一旦入了基督教，我也断不敢如此妄为，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基督教，并且拿这基督纪年来诱人入教。

我是因为基督纪年，其始虽出于教徒之私，然后来渐渐推广到政治上，到社会上。到了现在，欧美各国无不用此。就是中国和日本虽然别有纪年，然而也兼用这基督纪年。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世界通用的纪年。基督教徒虽然也用基督纪年，可是除基督教徒以外，别种社会用基督纪年的，丝毫不含有宗教的意味。所以在西洋就是那口口声声反对宗教的Anarchist，也是用基督纪年。即此一端，更可证明基督纪年是世界通用的纪年。《荀子》说得好：“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基督纪年之为世界通用的纪年，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了。所以虽出于教徒之私，却是“宜”的。共和纪年和“民国纪元前”纪年，在中国前代既没有用过，现在要想来用他，却又因为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关系，难于造成习惯，是“异于约”的了。所以虽然其中不含有甚么特别的作用，却是“不宜”的。现在虽然还有人对于中国用基督纪年不免要怀疑，可是“二十世纪之中国”这些字样，他已经是“司空见惯”，觉得毫不足奇。而一面又要来反对中国用基督纪年，岂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吗？

从前《新民丛报》第二十七号（？）有一位尚同子的通信，又《民声周刊》第十号有师复君答人的信，都是主张用基督纪年的。我的主张，完全和二君相同。现在把二君的话录在后面：

尚同子说道：“……新民子既以齐万为一，去繁就简为纪年之公例，则何不竟用西历之为尤简且一乎？西历纪年，托始耶稣也；行之既久，但称‘几千几百几十几年’固已共忘为耶稣矣。今环球列国，无论何教何种，无不相沿用之。其未从西历者，独吾亚洲一二国而已。以数十百国，千余年所惯用之纪年，必非一二国，一二学者之力足以夺之，则不得不舍己从人者，势耳。……西历年号，从此必叠见于吾学界中，为读书人所常道。独于纪吾国事必思所以别异之，徒增繁耳。”

师复君说道：“来书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纪十四年’乃由于耶稣基督之降生岁数而来，因谓‘以宗教纪年为纪年，不免与教徒以口实。’不知此称纪年，已为今世界所通用，无论其人是否为基督教徒，其国是否为基督教国，均无不用此纪年者。如支那，日本，原与基督教相去甚远，然苟为世界的交际（无论条约，或个人之交通），即不能不用此纪年。而在学术上分别历史之时代，尤必以‘某世纪’为断。然而所谓‘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源虽本于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则已成为全世界交际上学术上之公物，而不能复私之以为宗教之所有矣。原夫纪年之法，不过为表志年代之符号，而非有若何深意于其间；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于一地一事者，即属可用。（如云‘中华民国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谓限于一地；‘孔子若干年’，‘释迦若干年’，所谓限于一事。）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于各地及各种社会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二君所谕，明通之至。怀疑于“用基督纪年就有基督教徒的嫌疑”的人，读了二君这两段的议论，一定可以明白了。如其还不能“释然于中”，那么，我就要请问：——“年”和“月”“日”是否一样的重要？如说是的，则诸位应该知道，现在民国所用的阳历，是以前的罗马教皇所制定的。其中七八两月的月名，还是教皇的名字哩。（七月英文作July，八月英文作August，都是教皇的名字。）那甚么二月只有二十八日，七月八月都是三十一日，这都有宗教上的历史的。何以大家就愿意遵用他呢？七天称为一礼拜，到了礼拜日，就大家休息：这个典故，可不是出在《创世纪》里吗？（《创世纪》里说：“天地万物都已造成，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何以现在中国的学校里无一不遵守这个典故呢？我知道诸位一定说：“因为阳历和礼拜，在应用上很便利，所以虽然出于宗教，我们中国的非教徒也可以沿用。”那么，诸位已经明白了。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所以虽然出于宗教，我们不是教徒也可以沿用的。况且基督纪年，和阳历置闰的计算上很有关系。我们既然用了阳历，当然以用基督纪年为便。但我虽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我却也嫌“救主降生”这类字样教气太重，看了觉得不大舒服。我因为承认这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纪年，所以我就称他为“世界公历”（“历”就是“年”的意思）。这种改称和“礼拜”改称为“星期”命意相同。

还有人以为“公历纪年虽然便利，但是堂堂中华民国忽然废弃民国纪年，岂非自亡其国吗？你看！日本他也用阳历也用星期，光是纪年却非写‘大正若干年’不可。就是他们历史上永久继续的纪年，也用甚么‘神武天皇若干年’。并不采用基督纪年。这就是爱国心的表示。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该学他吗？”我说，先生这种见解，简直和以前腐儒闹“帝蜀寇魏”、闹“帝在房州”的办法同一迂谬可笑。难道国之存亡，在乎区区的纪年吗？那么，朱温做皇帝的时候，李存勗仍称“唐天祐若干年”，毕竟唐朝是否因此而复兴？明永历帝被清兵杀了以后，郑成功仍称“明永历若干年”，毕竟当时的明朝在那里？就说现在罢，那班遗老、遗少爱写“宣统若干年”，以表示其为清室忠臣，毕竟爱新觉罗·溥仪的土地人民在那里？

再翻过来说，基督是犹太人，犹太是否因为大家用了基督纪年，他就没有亡国？欧美各国用了基督纪年，是否就做了犹太的属国？若说不然，便可知纪年不纪年，和亡国不亡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么可以胡扯乱拉，牵作一团呢？至于日本的必须用大正和神武纪年，这是因为他是君主国的缘故。我们中国既然是民主国，国情不同，当然没有应该效法他们的理由。况且日本近来一班新人物，用“一千九百若干年”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请看日本新出的书报，便可知道），他们君主国的国民还不一定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纪年，而用世界公历纪年，那么，我们民主国的国民用世界公历纪年，更是当然，丝毫不用犹豫了。

总而言之：——

纪年是要能够永久继续的；

纪年是宜求世界一致的；

基督纪年，是已经为世界通用的；

世界通用基督纪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

中国若用基督纪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于考古，于现代应用，都是极便利的；

所以说：——

“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公历一千九百十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姚叔节之孔经谈

S. F. 君：——

来信读悉，承示姚氏之文，谢谢。

足下要本志仿照骂王敬轩的前例痛痛的骂姚叔节一顿，在记者看来以为不该骂他。因为王敬轩对于文学满纸都是陈独秀先生所谓“闭眼胡说”，所以唯有痛骂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发挥经义，颇为精当，竟把孔教的坏处完全显出，我们主张推翻孔教，此文颇可为间接之帮助，我们如何可以骂他呢？

我将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于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其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其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为什么呢？因为“纲者，领众目之称”；三纲之设，“所以定民志”；“昌黎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义”；又“立丧服以统五伦”；“于父子兄弟，有宗法焉”；又有“士相见”之礼，行礼之人，“严恭俨恪，可以束筋骸收逸志”；“礼乐既立，乃为政刑以行之，圣王之政刑，悉本于教，诚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此“吾”字特须别注意）教也，政行吾教；有不率教者，从而刑之”；“至于用甲兵，亦本乎教”；——凡此种种与共和国的制度无一不相反背。共和国以民为主体。所谓“总统”，所谓“各部各省官长”，都是国民的公仆，他决没有“领”国民的资格，国民既是主体，所以法律是国民自己定的，没有什么“君”可以来“出”令，没有什么“圣王”可以来“行吾教”，更没有对于“不率吾教”的人可以“从而刑之”的道理。国民定了法律以后，大家互相遵守；国民所“志”凡在法律范围以内，都是正当的，断断没有别人可以来“定民志”或“收逸志”。韩愈之论君臣，因为他“最得君臣之本义”，所以到了现在共和时代，惟有将他的话也“弃如土苴”之一法。此外如父母老病死了，做儿子的说是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的缘故，戴起“无常鬼”的高帽，穿了叉袋布的粗衣，腰里束上一条草绳，脚上套着一双草鞋，睡在草席上，拿泥块做枕头；又如“士”去见“士”，手里要拿了一只打死的野鸡，在人家门口麻烦了好半天，于是主人出来迎接，两个“士”在大门口对面磕头，走进院子里再对面磕头。如此这般的做法，是二千年前“宗法”社会里的把戏，现在既称为民国，是早已进于国家社会，当然不能再玩这宗法社会的把戏。至于身体应该使他活泼强壮，应该请求运动，这是现在国民小学第一年级的教科书里就有的话，略有知识的人，大概没有反对的；“束筋骸”三个字，看了就觉得毛骨悚然，从前中国女人缠脚，已经苦得了不得，若人人再要“束”住“筋骸”，那真比缠脚还要苦上十倍，做了共和国民断没有该受这样酷刑的道理——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在二十五年前曾经读过一本书，书名仿佛叫做什么监本《礼记》，其中有两句话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现在中华民国并没有什么“庶人”“大夫”的分别，那就当然讲不到这些什么“礼乐刑政”了。若说“用甲兵亦本乎教”，在现在的时候，恐怕不但道理上说不过去，就是按之事实，也未必是真相罢！难道前年段内阁对德宣战是“先教之祭祀”，又三进什么人于德，“德不悛，乃宣战之”的吗？照此说来，可知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和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了。至于中国的历史，自“《尚书》记唐虞以来，彬彬乎有礼”；中国的文字，其“训诂”，“悉本经传”，其“格式，则无论纪言，有韵无韵，无一不从经来”。礼与经二者既与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则由礼而生之历史，由经而生之文字，我们觉得也是爱莫能助，也只好将他“弃如土苴”了。

所以中国人如其不肯安于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则惟有速“变初心”，速“饮狂泉”，信仰所谓“惑世诬民之说”；若人人“相勉以读经”，宝之为“精金美玉”，则复辟帝制之事弹指可现。何去，何从，惟吾国民自择之。

至于姚氏所说“共和之国尤不可离君臣”，及“五洲种族文明野蛮，皆本乎礼以为断”等语，则不必高谈逻辑，只要略通文理和粗知外事的小学生，就可以判断这话的是非——还有“惟所异，在世及，不界及耳”一句，“界及”二字，颇觉费解或者与“义法”有关也未可知，我是不懂什么“古文”的人，不敢妄下批评。

今日是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完全成立的纪念日，我恰好接到S. F.君寄来的这信，我看了这信以后，忽然想起了七年前的今日，北方的国民和官吏如无从善之心，要实行孔经之训，则到了今年今日，“民志”“大定”，“逸志”全“收”，“圣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经“国不国矣”。

记者（玄同）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