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

这封信所说的那两件事，颂平先生也曾经写信问过我，所以现在我就在这里附答：——

我对于第一件事，所见完全和颂平先生相同。我以为这种两个头字四个头字的名词和成语，除了那用得熟而又熟，早已变成一句普通语言的——如“总而言之”、“诸如此类”、“自然而然”之类——以外，在今语体的文章里，总不要去乱用他。并且要常常留意，可以改用一句普通话的，务必改用，才是。即如“每星期的评论”，这六个字何等明了。“星期”是嘴里常常说的，又是一个复音名词。“周”是嘴里所不常说的（这名词是从日本贩来的。其实日本称为“周间”，也是复音名词），又是一个单音名词，自然是“星期”比“周”要适用了。“每星期”之下加一个“的”字，文法便很完备了。这是我绝对赞成的。至于“地毯”、“察院胡同”之类，只要说得明白一点，就不至于弄错，因为“我要去买地毯”，和“我要上地坛去”，这两句话说完全了，决不至于误会的。“察院”和“茶叶”，无论南音北音，都不相同，说得清楚一点，也不会弄错的。

有同音字混淆，于是只好不用了。复音名词，若不连写，则不知哪里到哪里是一个名词，于是不得不连写了。没有显明的文法，则意思看不明白，于是文法上应有的字不能省略了：——于是这些笼统含糊的两个头字四个头字的东西，完全宣告死刑了。

我对于第二件事，所见完全和适之先生相同。以为今语体的文章，多用复音的词，文法上应有的字一一写入，这都是使意义正确明显，写的人可以完全把意思达出，看的人可以一看就明白，少费了许多锻炼揣测的瞎工夫，真可谓经济到极。我于今年五月里做过一篇《文学革新杂谈》，登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七十期内，其中有一段话，现在引在下面：

我个人的意思，无非是说：愈分晰、愈精密、愈朗畅的文章，字数一定是愈多的。因为要他分晰，要他精密，要他朗畅，则介词连词之类应该有的，一个也缺少不得；名词动词之类，复音比单音的要明显，——譬如一个“道”字，最普通的有两个意义。若都用一个单音的“道”字，则容易误解。若用复音语，曰“道路”，曰“道理”，则一望便明白了——那就该用复音的。介词连词应有尽有，名词动词改用复音，那么，比到旧日的古文，他俩的字数，必至成了五与三的比例，——或者竟至加了一倍，——一般人觉得本来只要写三百个字就完事的，现在要写到五百个字才算完事，于是就说，“这是不经济”。殊不知道在看的人一方面，假定一分钟能看二十个字，看那古文，因为文章笼统、粗疏、含糊，所以三百个字虽然十五分钟就已看完，可是还要仔细推求，才能明白，——说不定还有误会的地方，——这仔细推求的时间，或者还要费上两三个十五分钟，也未可知。若看白话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晰、精密、朗畅，所以五百个字虽然要看到二十五分钟，可是看完了，意思也明白了，用不着再瞎费仔细推求的工夫。请问谁经济，谁不经济呢？

不过照上面所说的改法，有惰性的人一定反对，以为太麻烦。就是我们自己，虽然说的时候很明白，恐怕下笔的时候，惰性一发作，又要想少写几个字了。发生这种惰性的缘故，我以为大原因是由于写这种方块头的“不象形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不象形字”，是一种极无道理、极麻烦、极不适用的记号；写这种记号，能够少写一些，便总想少写一些。加以从前的旧文章，本来不讲究什么文法，极重要的介词连词之类，都可以任意省略，任意颠倒，任意变换。（但看一部《经传释词》，便可知道古人用“虚字”的杂乱无章。）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懂这种笼统含糊的文章，于是不知不觉，就爱用这两个头字四个头字的成语，爱做文法不完备的文章。我以为要根本改良这一种弊病，第一步，当规定一种极周密极完备的语法，我们做今语体的文章，务必要处处合于语法，叫人家不至于看成一片糊涂账。第二步，必须将这种极不适用的“不象形字”废去，改用字母拼音；——这字母该用如何的形式，那是别一问题。若依我个人的主张，简单说来，现在可以先用“注音字母”，将来慢慢的再改良——每一个“词”，无论一音二音三音四音都联在一起写；两个词之间，空开半个字的地位；行款改用横行。总而言之，完全改用西文的写法。如此，则两个头字四个头字的名词才可以消灭净尽；——惟有我上文所举的“总而言之”等等，可以存留；——先生所主张的改法可以完全实行。因为到此地步，如其不照先生所改的办理，还是沿用旧法，简直要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了。例如拼“公设的娼妓”作Kungshe ti changchi（因为印刷局没有“注音字母”的铅字，所以暂且照普通罗马拼法拼音），“公娼”作Kung Chang；拼“每星期的评论”作Mei Singchi ti Pinglun，“每周评论”作Mei Cheu Ping Lun。前面的两个居然成字，居然有文法，后面的两个只是一个一个的声音，无论何人，一定照前面的两个写了。因为字母既比“不象形字”要容易写，写拼音的文字必须一个复音名词连写，几个名词分写，又有极显明的文法，非此，则无从明了。那么，单音名词因为我对于这经济不经济的问题，意见就是这样。我常常觉得古代的文章所以简的缘故，实在是文法没有完备。例如《左传》第一句，“惠公元妃孟子”，连写三个名词，中间竟没有虚字。若在汉唐以来的文章里，便须作“惠公之元妃曰孟子”，多了“之”“曰”两个字，便觉得比《左传》明白，这就是后世文章进化的地方。若用今语，必作“惠公的元妃叫做孟子”，或再明显些，作“惠公的第一个夫人叫做孟子”，这个“曰”字在古文里作“说道”、“叫做”两个意义用，今语分做两个，这是更进化了。那些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一定说“惠公元妃孟子”这个句法最好，他们这些人是不足深责的。我愿现在的明白人，不要来上“字简就是经济”这“似是而非”的话的当！

从前听见人家讲笑话，说有一付对联，叫做“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有两种读法：（1）“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2）“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又听说有两句话，叫做“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也有两种读法：（1）“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2）“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这种话头，是那些古老人最爱谈的。他们说，这是文章的妙处。其实从这种笑话里，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法句法的含糊，“虚字”的缺少。我们现在应该把含糊的弄他清晰，缺少的一一补足，做极精密不能丝毫游移的文章，才是真经济！

以上所说，颂平先生以为然否？

钱玄同

一九一九年十月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