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第二章　消息的传播

有驿道连接的各大城市，如里尔、里昂和马赛，每日均可收到消息，或者一星期至少3到6次。每星期有6班邮车从巴黎赶往斯特拉斯堡，5班邮车赶往南特，4班邮车赶往波尔多，3班邮车赶往图卢兹。在旧制度行将终结之际，在各条驿道上，邮车载着信件四处奔波。此外，信件还可以通过驿马，由一名驿夫和一名马车夫押送。邮车每小时能走10—12公里，从巴黎到奥尔良、桑斯、博韦、沙特尔、埃夫勒，大概仅需6小时，到亚眠、鲁昂和欧塞尔（Auxerre）需14小时，到沙隆需15小时，到瓦朗谢讷、图尔和卡昂需20小时，到讷韦尔（Nevers）需22小时，到穆兰（Moulins）、普瓦捷、雷恩、瑟堡、南锡（Nancy）需27个小时，到第戎（Dijon）需29小时，到加莱（Calais）需32小时，到马贡（Mâcon）需41小时。要花整整两天时间的是里昂（49小时）、波尔多（53小时）和布雷斯特（60小时）。要花3天时间的是阿维尼翁（77小时）、马赛（90小时）和图卢兹。土伦和比利牛斯山区的城市则要花4天时间。在大型商业城市，批发商集资维持定期邮班，邮班次数可能更多，而且速度更快：勒阿弗尔通过17日的商业邮件知道了7月14日发生的事件，那是在凌晨3点。

除了上述渠道，消息若要迅速传播，只能通过专使或者加急。召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在36小时内以每小时13.5公里的速度传到里昂，马不停蹄；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在35小时后就抵达隆勒索涅。邮差以同样的速度，可以在54小时内抵达布雷斯特。当然，路上也有各种延误，特别是在夜间，速度明显减缓。1791年，一名要宣布国王逃跑了的邮差从莫城（Meaux）出发，在6月21日晚上10点抵达沙隆，22日早上8点才到达巴勒迪克，显然每小时速度不超过8公里。但是，他在9点半离开巴勒迪克后，下午2点就抵达了图勒（Toul），每小时行进14.5公里。这种传递消息的成本显然非常昂贵，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里昂的批发商集资向博凯尔市集上的伙伴传达7月14日和15日发生的事件，并请求他们为蒙彼利埃的商人做出同样的牺牲。老康朋（Cambon）在21日获悉上述消息，可能就是通过上述渠道。贝济埃（Beziers）当天收到了同样的消息。尼姆（Nîmes）是在20日晚上8点。政府也有内阁邮差，但是公众似乎只是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头几个月享受过一次这种服务：当7月15日路易十六御临会议时，政府加急传递这一消息，希望能够预先阻止一切骚动。17日晚6点，弗朗什—孔泰的卫戍司令朗热隆（Langeron）在贝桑松，通过内阁邮差获知了国王御临会议的消息，这一消息抵达雷恩的时间是同日早上11点。第戎、普瓦捷、利摩日（Limoges）可能通过相同渠道在同日获悉了这一消息。

小城镇收到消息的速度要慢得多。在布尔格，邮车是从马贡发出的。7月20日，有记载表明，18日（星期六）的邮件并未像往常一样在星期一抵达：当地骑警队长提议，今后在星期六也要寄送邮件。在索恩河畔自由城（Villefranche-sur-Saône），巴黎的消息是从里昂送来的。在勒皮（Le Puy），似乎通常需要6到7天才能收到巴黎的消息。维勒德伊关于7月15日事件的信件，直到19日才抵达凡尔登和圣迪耶（Saint-Dié）。卢昂（Louhans）在21日才获悉此消息，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富瓦（Foix）两地到28日才收到。当民众焦急等待时，他们会求助于当地的志愿者，例如，马什库勒（Machecoul）派出两名居民去南特打探消息。探子在9小时内走了46公里，鉴于他们必须在南特至少停留1小时，这个速度丝毫不亚于特急邮差。私人也使用仆役来传递消息：大体说来，大恐慌正是通过这种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在5月和6月，能满足民众对消息的渴求的，只有邮局送来的信件。实际上，巴黎发行的报纸对三级会议的报道明显滞后：《法兰西公报》保持沉默，加拉（Garat）对此事的第一篇报道，要到5月20日才在《巴黎日报》上登出。当时确实发行了一些政治立场鲜明的报刊，但最初政府试图禁止它们发行，直到7月，这类报刊才开始迅猛发展。

在外省，巴黎的报刊发行量不大。杨格总是为此感到惊讶和抱怨。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一家报纸也没有，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到贝桑松也是如此。在弗朗什—孔泰的首府，民众只能读到《法兰西公报》。在第戎，“在城市广场上有一家破败的咖啡馆”，在那里一张报纸被大家传阅，轮上一圈要1个小时。在穆兰，“搞到一头大象都比搞到一份报纸容易”。7月6日，在普瓦捷，市镇参议会鉴于当时形势，决定购买“有关三级会议的最佳评论合集”。这种物品自然价格不菲。7月10日，盖朗德（Guérande）的一位代表提醒自己的选民，这笔费用昂贵，并且，巴莱尔（Barère）的《晨报》在凡尔赛只要6利弗尔就能订一个月，在外省，加上邮费，总价要到15或18利弗尔。至于外省发行的报刊，似乎很不情愿转载巴黎报刊上的消息。《普瓦图通告》直到6月11日才开始报道三级会议。7月16日，他们还在报道6月10日的会议。

与大革命前一样，消息主要来自私人通信和旅客的谈话。圣皮埃尔勒穆捷（Saint-Pierre-le-Moûtier）通过“众多的”私人信件，获悉了7月15日的事件。17日，一位巴黎金匠给沙勒维尔（Charleville）和色当（Sedan）两地带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沙托鲁当天从旅客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在奥克瓦的维托（Vitteaux），消息的传递者是一个本地裁缝，他连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将消息带给乡亲们。

在选举期间，各拜伊司法区举行的大会密切关注着各自选出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清楚，从凡尔赛传来的消息断断续续，而且相当滞后，因此采取了预防措施，规定选出的代表要及时反馈消息。有些地方甚至在陈情书中明确写下了这条要求，例如在图勒和布尔格。选民还经常从贵族和教士以及第三等级中选出一个常设委员会来负责通信，理由是代表们可能需要就陈情书没有涉及的要点回过头征求家乡选民的意见。事实上，这些通信委员会必须与三级会议代表保持联系，并向公众传达他们希望知道的一切。

尽管有些委员会确实未能发挥作用：圣让当热利（Saint-Jean-d'Angély）的市政当局抱怨说，自己从未收到过本司法总管区的委员会的任何报告，但是，总的来说，这类委员会履行职责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外省委员会的做法，与巴黎人如出一辙：在巴黎，区大会和选举人会议在选举结束后并不认为使命就此结束，而是要求继续召开不定期会议。

尽管有些委员会确实未能发挥作用：圣让当热利（Saint-Jean-d'Angély）的市政当局抱怨说，自己从未收到过本司法总管区的委员会的任何报告，但是，总的来说，这类委员会履行职责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外省委员会的做法，与巴黎人如出一辙：在巴黎，区大会和选举人会议在选举结束后并不认为使命就此结束，而是要求继续召开不定期会议。

在布列塔尼，这类组织最为卓越。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在1787年和1788年，贵族和高等法院成员为了对抗王权，早已在各地创建了通信委员会，这类委员会同时作为行动委员会，负责引导舆论和组织抵抗，正如科尚（A．Cochin）描述的那样：第三等级有样学样，尽管要承认，没有学得那么完美，也没有能在全部选区设立委员会。然而，在某些城市，这类委员会表现得积极主动，他们密切监督市政当局，甚或试图取而代之。在特雷吉耶（Tréguier），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圣布里厄的委员会则不那么成功，但也有很大的势力。在普罗旺斯，第三等级同贵族的冲突非常激烈，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位于艾克斯的公社委员会。那些没有设立通信委员会的辖区，代表写信向辖区首府的市政当局或者行政官，或向自己信任的人报告情况。在布尔格，拜伊司法区的法官助理迪普朗捷（Du Plantier）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公众有时对这些自告奋勇的人不太信任。

在图勒，一个叫弗朗索瓦·德·讷沙托（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的候补代表，鼓动选举人责备马约（Maillot），因为他没有直接向选举人报告，而是把信寄到了市政当局，但这个当局在陈情书中已应选民要求被罢免。如果代表们能写信向昂热（Angers）的文学之家或里昂的特罗（Terreaux）俱乐部报告情况，选民会更加满意。

除了这些半官方的陈述，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记载。老蒂托多（Thitaudeau）是普瓦图的代表，他在巴黎成天心惊胆战，一个字也没有送回来，而他的儿子，未来的国民公会议员，没有错过任何一次会议，他说：“我做了笔记，根据笔记我撰写通信，并发给了普瓦捷的一个朋友，让他在一个青年爱国者的集会上宣读。”

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寄回的通信，常常在市政厅或广场上被民众宣读。民众对这些信件非常好奇，常常急切地等待邮件抵达。在克莱蒙（Clermont），民众涌入西班牙广场，看着邮车进城，然后赶往市政厅。在贝桑松，朗热隆在7月17日接到政府寄来的邮件后，他前往城里的酒店，发现那里“挤满了当地人”。在多勒（Dôle），迈利夫人报告，19日，也即星期日，邮差到得很晚，大道上聚集了1100多人，情绪激动。7月10日，布雷斯特市政当局写信给本市代表说：“公众不停地折磨我们，他们渴望得到消息，总是怀疑我们隐匿了你们寄来的信件。”7月13日，在雷恩，总督写道：“当信使抵达时，如此多的民众闻讯而至，尽管大厅能容纳3000多人，事实上仍然非常拥挤，我们不得不进行加固，否则它可能无法承受全体听众的重量和走动，我们注意到，其中还有不少士兵。”如果市政当局未能及时传达收到的消息，民众就会自发前来索取：6月30日，在拉昂举行的一次行会代表大会上，一些民众要求了解凡尔赛发生的最新事件。市长不得不当众宣读他收到的信件。有时候，希望获得信件的人被允许转录复本，当然，能够印刷出来是最好不过：雷恩、布雷斯特、南特和昂热的委员会就这样做了，他们搜集的书信非常有价值。遗憾的是，他们办事拖拉，《南特通迅》的第一期在6月24日才公开发行。

7月，地方当局开始警惕起来。普瓦捷的总督禁止在布罗萨克公园（le parc de Blossac）公开宣读某位叫洛朗斯（Laurence）的选举人给自己兄弟寄来的信件。23日，在塔尔塔斯（Tartas），拜伊司法区法官助理禁止律师尚通（Chanton）向公众宣读当日的新闻，“鉴于目前王国的局势不容乐观，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除了煽动民众去挑起骚乱，甚至加入反叛，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是尚通没有遵行。8月9日，在隆维，检察官也抗议在7月23日公开宣读三级会议代表克洛德（Claude）的来信：据说这封信“充满了恶意”，因为该信针对的是“一无是处”的选民，而不是检察官本人或其他行政官。但是，就在类似抵制开始的那一刻，决定性事件已经发生。

把消息带到乡村地区更要困难得多。图勒的代表马约说：“在我看来，让他们了解消息是办不到的。我们最多只能告诉他们，消息就在市政厅，他们可以自行前来阅读或者复制。联合起来的几个村子，或者某个司法官，可以指定一名村镇代表前往图勒获取复本，或者最好请求现居图勒的某个检察官或任何可靠的人，向本区内的各村分发复本。”乡村居民不太可能为此支付一大笔钱。但是，手写的通告不止一次在乡间发放：在布列塔尼周围也有一些在流通。10月26日，加拿（Gagnac）的本堂神甫在凯尔西（Quercy）写道：“我们只能看到一份当地代表送来的破破烂烂的公告，其中没有多少内容。”然而，正是借助口耳相传的传统，农民才能对事态进展保持持续关注，尽管这样有诸多不便：他们来到集市打听消息，在这方面，参加拜伊司法区选举大会并同城市保持联系的教区代表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当有重要事项宣布，他们就前往邻近的城市，要求提供详细信息：7月26日，几个村庄派出信使前往布里夫（Brive）市政当局要求得到更多信息。

从出席会议的当地代表的通信中，多少可以获知三级会议举行辩论的消息，除此之外，直到8月，一切消息只能通过私人信件和口头方式传播。还必须注意，并非所有的拜伊司法区都由指定的代理人来传递消息，并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些人要么停止写信，要么他们的信件被截获。另一方面，私人信件的写信者经常传播那些道听途说的消息。鲁（Roux）侯爵将一封7月13日在凡尔赛写的信件转给了普瓦捷某个居民，信里说：米拉波和巴伊（Bailly）逃跑了；巴黎爆发了反叛，“反叛者成群结队前往凡尔赛，决定结束一切。他们遭到3.5万名士兵的拦截，司令官是布罗格利元帅，还配备了大炮。双方从清晨开始一直在交火，我们听到枪声炮声持续不断。在距离巴黎一法里开外的地方发生了大屠杀，特别是在外籍军官和法兰西卫队之间，大部分是逃兵”。据说这一切发生在7月13日！这封信是谁写的？是巴伦坦（Barentin）的秘书，修道院院长居约（Guyot）。这样一来，信件夸大国王军队的实力，想象巴黎陷入血与火之中，这难道值得惊讶吗？不过，这些信件其实只有少数人能读到。

1789年7月28日，在福雷（Forez）的沙尔略举行的当地民众大会的记录，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消息的传播方式。旅店老板里戈莱（Rigollet）宣布，在他店里下榻的一位商人告诉了他许多关于盗匪的消息。大家便派他去请这位商人到场。此人是一名贩卖珠宝的零售商，在沙尔略已经20年，名叫吉罗拉莫·诺泽达。他作证说，自己从吕济（Luzy）来，经由阿鲁河畔土伦（Toulon-sur-Arroux）、沙罗勒（Charolles）和拉可莱耶特（La Clayette），这些地方的全体民众都“拿起了武器”；在沙罗勒，当局逮捕了一名携带740个金路易的盗匪，这是真消息；他又听说，波旁朗西（Bourbon-Lancy）来了80名盗匪，强迫该市支付赎金，这是假消息。

还有，“人们到处都在大肆谈论盗匪”。对于这一点，大家众说纷纭。沙尔略的一位商人说：“就在8天前，在迪关（Digoin），我亲眼看到资产阶级自己组建了卫队。从维勒弗朗什（Villefranche）贩牛归来的一名沙罗勒村男子半道遭到袭击，盗匪用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击中了他坐骑的腿，从他那里抢走了100个金路易。”另一位商人作证“听说外国人做过同样的事情”。另外几名出席会议的人谴责“形形色色的盗匪行径”，特别是在圣艾蒂安，有600名盗匪来袭，被当地驻军和民兵击退。

由此看来，不应该把所有账都算在专制制度头上。法国当时的经济和道德状况也有一定责任。绝大多数法国人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渠道来得到消息。他们中的多数人和新闻报刊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识字，其中还有五六百万人不懂法语。

但是，对于政府和贵族而言，这种消息传播方式比新闻自由还要危险。这种方式极大助长了虚假消息、扭曲和夸大事实，还有谣言的滋长。最冷静的人也不禁对谣言信以为真。在外省普遍的消息匮乏中，只言片语也会引发非同寻常的反响，最终成为民众深信不疑的真相。最后，谣言可能会传入某个记者的耳朵里，印刷出版，从而获得新的传播动力：《半月纪事报》宣称，波利尼亚克夫人在埃索讷（Essonnes）被处死；《真相报》报道，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的民众屠杀了一个团的士兵；《南特通讯》报道，迈利元帅在自己的城堡中被斩首。

那么，大恐慌会不会是一个惊天的“虚假消息”呢？本书的主旨即在解释：为什么它看起来如此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