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第三章　外省对“阴谋”的反应：城市

来自凡尔赛和巴黎的消息在外省获得了怨气冲天的听众的青睐，这些人倾向于相信存在所谓的“贵族的阴谋”。

自然，大城市民众的思考方式和巴黎人没有什么区别，很快也变得满腹狐疑。5月20日，由奥尔良的沙特莱（Châtelet d'Orléans）提出的一份“文件”指责“诸亲王同贵族、教士和高等法院同流合污”，“攫取了王国境内所有的粮食，其意图令人发指，那就是通过制造普遍的饥荒，让一半人民死于饥饿，另一半反叛国王，最终阻止三级会议召开”。

在小城镇，贵族的势力可能更加醒目。民众可以更密切地监视他们：贵族对自己的优越感极为自负，顽固地抓着那些维持身份的荣誉特权不放，这些行径可谓一目了然。民众很难相信贵族会放弃特权，乖乖就范。正如在凡尔赛，贵族的许多言论让资产阶级也产生了疑虑，同时，资产阶级的言论也激怒了贵族。在隆勒索涅，据说某位高等法院推事说过：“如果能绞死一半的居民，我们就会饶了剩下的人”；7月3日，在萨尔格米讷（Sarreguemines），佛兰德轻骑兵团的一个中尉高呼：“第三等级都是一帮废物。我一个人就能杀死12个第三等级，然后绞死内克尔。”9日，在沙隆，杨格同当时带兵进驻巴黎的一名军官聊天，后者获悉国民议会将被解散，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有必要这么做，第三等级过于放肆了，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早在巴黎传来的那些消息似乎确证了阴谋论之前，所谓“阴谋”的观念早已开始滋生或者成型了。

很快，阴谋论据说是参加三级会议的各地代表的发明。6月15日，蒙穆兰的一名亲信在信中写道：“据消息灵通人士，参加三级会议的许多代表，特别是本堂神甫，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他们发出危险的信件，诱导民众反对贵族和高级教士。这种行为应该被禁止，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之举。诚然，有些代表谨慎地派遣专人寄信，但是，不少人为了省钱，只使用普通邮政系统。”

事实上，当宫廷开始为政变做准备时，代表寄出的信件遭到截获，至少部分如此：留存至今的通信，在7月份出现了一个断档。布尔格，从6月28日至7月26日没有收到一封信，当地代表波普鲁（Populus）认为是邮政审查造成的，但这其实是比较晚的情况了。7月13日，雷恩的总督小心地抱怨说：“向外省审慎地发出消息，让各地平静如常，这是极其重要的。目前为止，恰恰相反，从凡尔赛传来的一切消息都带有争论的色彩。我们甚至收到了极其鲁莽地发出的信件，其中充斥的错误无比令人震惊，正是这些信件在雷恩市政厅向大众公开宣读。”此处说的是什么错误？7月14日后，溃败的贵族声称，三级会议代表合谋煽动民众暴动，这种说法曾经流行一时。正如第三等级在1789年坚信有一个反对自己的阴谋，19世纪迄今也有大量著作坚信：还存在一个平民的阴谋。这种看法很重要，因为城市的骚乱为酝酿大恐慌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人们就不会忘记把大恐慌归结为阴谋家的诡计。

实际上，保存迄今的通信没有一封是煽动骚乱的。当然，也许那些不利的证据已经遭到破坏。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没有一封保存下来，或者提到它的所有记载都消失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一个轻率的假设认作真相，这种假设与第三等级代表的品性、思想和政治策略格格不入。这些代表出身于优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往往都老成持重，他们害怕街头的骚动，是为了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他们的事业，因为民众的过火行为只能造成无益的损害。他们指望利用政府的财政困境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如高等法院在前一年取得的成功那样。直到7月14日，他们都不主张武装起来，以防万一。他们的信件语气温和，尽管随着斗争尖锐化而逐渐激烈。例如，我们看到拉瓦勒的代表莫珀蒂（Maupetit）批评“多数陈情书提出的荒谬主张”和布列塔尼人的毫不妥协：“我们简直无法理解该省居民的激情。”

有时候，选民自己会鼓励代表表现得更加坚定和大胆。6月1日，布雷斯特当局就按等级表决的问题写道：“你一定看得出，这种表决方式是多么有利于贵族，他们已经长期压制着第三等级，你一定要毫不迟疑，竭尽全力来反对贵族势力坐大。”24日，又写道：“我们全体同仁都希望你们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将那些背叛我们的事业、转身投靠特权阶层的人的名字公之于众。”收到这类敦促的代表勒让德尔（Legendre）非常尴尬地发现，通信委员会已经把他书信的很多内容公之于众：“信中包含的事实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准确的，但信中附上的评论却并非如此，有时，这些评论是率尔为之，传递给公众时必须非常谨慎，在此之前，你们要对我提供的材料进行仔细筛选，因为我没有时间来打磨、裁剪，甚至通读。”勒让德尔担心受到牵连，类似的告诫完全不能支持认为存在秘密的和煽动性的通信的观点。

但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尽管谦虚，却坚决不在按人头表决的问题上后退一步，而且正因为他们必须依靠舆论的力量，才觉得有必要向本区选民解释这一表决方式的重要性。6月3日，图勒的代表马约写道：“全国各省的代表与各自选民之间建立的这种通信，将塑造一种公共精神，对政府形成压力。”因此，他们反复强调，高级教士和贵族密谋保住他们的支配地位。马约接着说：“我们需要这种支持，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天地间两大势力（也就是主教和贵族）联合起来，密谋将人民永远置于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地位。”5月22日，莫珀蒂同意：“如果分为三个等级表决，那就会一事无成。”巴勒迪克的代表巴佐什（Bazoche）在6月3日声称，第三等级很快就会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这无疑是无奈之举，但如果我们接受按等级表决，就等于心甘情愿地套上了枷锁，等于让我们永远受制于贵族的压迫，等于让我们承认旧日的奴役是合理的。”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然，在某个总督看来，确实是如此，在所有反革命分子的眼中同样如此，但是，对于第三等级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他们的言辞是否不够谨慎？可能有点：这些言论是战斗的号召。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言论非常容易助长“贵族的阴谋”的观念，关键就在于此。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色彩，会议代表写出的是他们的心声，而且，他们大抵是正确的。

从6月20日开始，由于三级会议面临解散的威胁，局势还可能更糟，代表们请求各自的选民给予他们坚实有力的支援。但是，这一次不存在动用武力的问题。他们只是请求选民向三级会议提交请愿，由会议公之于众，并呈送御览。提交的请愿很多，但没有精确的统计。我们检查了其中的300份，可以将它们分为4组：第一组是关于6月23日国王御临会议，以及对17日通过的第三等级成立国民议会的决议，时间跨度是从6月25日到7月7日；第二组，从6月29日到7月13日，关于三个等级共同召开会议，表示支持此举；第三组，从7月15日到20日，表达了因罢免内克尔和武装政变的威胁而引发的义愤；第四组，受到攻陷巴士底狱和国王妥协的激励，于7月1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0日，甚至更晚，向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和巴黎人民表达本省的祝贺和感谢。

这些文献主要来自城市和市郊，但并非仅仅来源于此。比起1788年底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要求实行“双倍代表名额”和按人头投票（这是各市政当局组织的），它们展现出了更加多样的运动形式。有时，市政当局确实试图保持自身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例如，在昂热，市政当局拒绝召集全体居民，显然是担心自身权威受到质疑和削弱：当局独自起草了7月8日的请愿书。但是，7月7日，民众还是举行了受到市政当局明令禁止的集会，并且，在16日的另一次会议上，民众宣布：市政官员的请愿书作废，他们递交的请愿书才是唯一合法的。

市政当局几乎总是希望扩大自己的阵营，选择吸收少数知名人士加入。但是按上述方式扩大的市政当局只通过了36次决议。14次来自临时集会的拜伊司法区选民，144次来自本地的“三个等级”，106次来自“公民”。总之，300次中共有250次反映了广大居民的意见。在大多数城市，大批民众赶来签名请愿。7月19日，在隆勒索涅，共聚集了3260名居民，其中有1842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小城市、市郊和村庄有时只是照抄大城市（例如格勒诺布尔和里昂）寄来的请愿书副本中开列的条款，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上述判断。

20日关闭第三等级开会的大厅，以及23日国王御临会议，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政府将国王的演说和他宣读的两份宣言，一并寄送各地总督，授意他们公开宣读，并在各教区张贴，地方当局为此深受震动。穆兰的总督告假，而在默朗（Meulan），检察官对分发印刷品提出了抗议，因为他担心这会加剧动荡。在格兰维尔（Granville），张贴好的通告被撕了下来。在布列塔尼，民众的反应尤其激烈，该省请愿书的措辞也比递交国民议会的激烈得多。蓬蒂维（Pontivy）的各村“极为沮丧地获悉，王权已经用武力解散了国民议会，禁止议员进入祖国的圣殿”（6月28日），迪南（Dinan）的民众宣称：“只有可恶的收买和有意愚弄陛下，才能实现这一点。”在拉尼永（Lannion），民众的反应更加激烈，6月27日，市政当局、贵族、资产阶级和平民，“陷入悲伤和沮丧的沉默之后，奋起谴责那些懦弱的伪君子出卖了祖国，为了一己私利，企图将宗教和一位仁慈的陛下的公道玩弄于股掌之中”。

三个等级的联合会议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并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随后的消息却引发了更大的民愤。早在7月7日，在洛林的蒂奥库尔（Thiaucourt），民众开始担心“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集结的军队限制了会议的自由”。所有文献都证明，罢免内克尔的消息一传开，就引发了广泛的“震惊和沮丧”。和巴黎人一样，外省民众认为，三个等级的联合只是一种花招，正如在7月27日，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当局宣称的：“贵族假惺惺地与爱国者开会，不过是一种卑鄙的手段，”旨在麻痹国民。

民众的反应迅速而激烈，而这一次，无法再指责三级会议代表或巴黎的报纸。当然，国民议会的惊讶和激动情绪也非常强烈。布里夫的代表马勒（Malès）承认：“当我上星期六（7月11日）写信给你的时候，我还远远不曾想到那些对我们产生威胁的危险。滥用保护权的花招，加上波利尼亚克分子的频繁聚会，让我对新的挫折忧心忡忡。但是，我这辈子也想不到，三个多星期以来他们谋划的这个阴谋如此卑鄙，竟让我们措手不及。内克尔在星期六晚上就失踪了，没有任何人起疑，直到星期日早上，我们才知道他被迫逃往外国。就在这天，谣言四起，据说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岌岌可危。人们盯着我们，就像盯着即将被投入监狱或者送上绞刑架的犯人。”

面对危险，代表们表现得很勇敢，他们不打算束手待毙，很有可能，其中一些人前往巴黎，同巴黎的爱国者商议武装起义的事宜，但是，通过邮件或者私人信使公开号召起义，则是另一回事。此外，局势如此多变，几乎没有什么闲暇来写信（马勒的信是在18日写的）。信件投递也被暂时中止了。布尔格的代表波普鲁写道：“这并非坏事，因为，这些消息只会在外省引发恐怖和绝望，”我们可以肯定，波普鲁并不赞成同僚的激烈行动。直到15日，在国王御临会议和危机得到解决之后，代表们才能向各自亲友传递消息。在收到罢免内克尔的消息和7月15日的消息之间，有那么两三天时间，各省完全自行其是。然而，许多城市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发生政变并支援国民议会。我们应该明确指出这一重要事实。一般来说，“市政”革命被认为始于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外省之日。实际上，外省的行动，尽管在效果上必然不及巴黎，却几乎是与巴黎同时开始的，并且也不可能受到巴黎的鼓动。

首先，第三批请愿书送到了凡尔赛。这一次，请愿书的措辞带有鲜明的革命气息。17日，一天前在里昂召开的三个等级的大会宣称，国王的大臣和参议，“无论处于何种级别、状态或者职务”，是当前和未来困境的罪魁祸首，如果国民议会遭到解散，他们将停止纳税。20日，在尼姆，市民大会宣布“那些专制主义的走狗和贵族的爪牙，那些将军、军官、外国人或者本国人都是祖国的耻辱和叛徒，他们竟敢将保卫法国的枪口对准法国人”。他们号召在尼姆出生的人，“如在军中服役，绝不要遵从企图让同胞喋血的残暴命令”。小城镇的反应也很激烈：汝拉（Jura）的奥热莱（Orgelet）的居民在19日宣布，“他们已准备好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保卫国民议会，“不惜牺牲和平、财产，甚至一切，即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向罪人“连同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展开坚决报复”。

关于纸面上的记载就说这么多，最终的判断标准还是实际的行动。第一步是剥夺地方当局协助政府的一切资源，例如，在南特、布尔格和沙托贡蒂耶，民众扣押了全部的公共基金，还占领了火药库或军火库。在里昂，民众计划驱逐当地的驻军，不过，驻军宣誓支持国民。16日，在勒阿弗尔，民众坚决反对向巴黎输送谷物或面粉，“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补给会送到仍然在巴黎附近驻扎的军队手中”。15日，在翁弗勒尔，民众谣传轻骑兵团就要开始征收粮食，于是，他们被逐出了港口，据说搭载骑兵团的一艘船遭到射击，被迫撤到港外。另一方面，各地组建了民兵部队，不受民众信任的市政当局，要么被掌握实权的委员会架空，要么干脆被取代。在蒙托邦（Montauban）、里昂、布尔格和拉瓦勒，情况就是如此。

19日，马什库勒（Machecoul）教区的各城镇选出了一个办事局，下令组建民兵，以便“在形势需要的时候率先拿起武器”。从14日开始，沙托贡蒂耶就组建了民兵，“为的就是支援危急中的民族”。第一步就是订立联盟协议，沙托贡蒂耶向“兄弟”市镇，包括昂热、拉瓦勒、克朗（Craon）写信，呼吁“确定日程表，好让沙托贡蒂耶的居民前来与你们集会，支援凡尔赛的代表和保卫祖国”。在马什库勒，民众要求委员立即与“南特的兄弟”进行协商。布尔格的委员会向乡村各教区发出呼吁，请他们一接到警报，就派兵来援。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雷恩和第戎。在雷恩，当地的卫戍司令是朗热隆。15日，当他得知内克尔被罢免的消息后，立即将守卫增倍，同时向维特雷（Vitré）和富热尔（Fougères）两地求援。16日，当地居民召开大会，组建了民兵，占领了公共金库，并中止纳税。许多士兵也加入了骚乱。枪支贮藏处遭到洗劫，就连大炮也被抢走了。17日，巴黎传来消息，朗热隆只好让步：他承诺不会调动驻军，放弃求援，赦免参加骚乱的士兵。19日，军火库遭到入侵，部队也向民众投诚了，朗热隆被迫撤离该市。在第戎，局势甚至更糟，15日，罢免内克尔的消息传来，民众占领了城堡和火药库，组建民兵，最后，逮捕了当地的卫戍司令古韦尔内（Gouvernet），将全体贵族和教士软禁。在其他地方，例如在贝桑松，7月15日的消息及时抵达，才勉强阻止了骚乱爆发，当地青年“高声叫喊，说是要在夜里杀死高等法院的所有成员。”

当然，谨慎小心常常占上风，忘记这一点，就容易低估攻占巴士底狱带来的“过电一般的”影响。7月15日，当杨格在南锡得知人民爱戴的内克尔垮台时，他注意到，消息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但是，当他打听民众打算如何应对时，却被告知：“必须等待巴黎的行动”。阿布维尔的市民也认为有必要观察事态如何发展，然后才向巴黎的民众宣布：他们彼此休戚相关，“如能共同襄助国事，与有荣焉”。在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eine），国王代表在21日召集民众通报了事态进展，并且坦陈：“鉴于三级会议的成功前途未卜……市政官员害怕向诸位转达那些令人震惊、而诸位又急于四处传播的警报。事实上，他们一心一意只在谋求保全国家。”

在最初的激动之后，各地当权的委员会也有所收敛。在沙托贡蒂耶，民众一旦获悉国王与国民议会达成谅解，就开放了公共金库，取消了那些过分的要求。在布尔格，农民骚乱刚出现苗头，当地就赶紧向各乡村宣布，不需要他们的支援，并让他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在某些地方，骚乱也遇到了抵制，即便是在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抵达以后：在都兰地区的利勒—布沙尔（L'Isle-Bouchard），骑兵司令兼维莱讷（Villaines）市长夏尔·普雷沃·德·圣西尔（Charles Prévost de Saint-Cyr）亲自前来邀请教区代表批准他本人起草并提交国王和国民议会的两项请愿，同时宣布，他将组建一支民兵，似乎还保证，他拥有三级会议的“授权”。然而，圣吉尔教区的代表拒绝服从，还在凡尔赛公开谴责他。但是，上述例子仍然可以表明，这确实是一场广泛的民族运动。

这场运动的发生先于攻占巴士底狱。但是，攻占巴士底狱保住了运动的成果，还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只要国王承认第三等级的胜利，人民的敌人就会成为国王的敌人，民众就可以合法地打击一切反革命的支持者。正如在巴黎一样，这些人被认为是危险分子，企图卷土重来。据说，他们阴谋占领某个省，然后将之作为攻击首都的跳板，一旦他们成功将国王挟持到该地，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形下，流亡贵族和外国军队也会趁势而入。因此，有必要严加提防。

7月22日，马什库勒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告诫民众大会：“不要被和平与安宁的表象迷惑，不要因为秩序的暂时恢复而得意忘形。一个恶毒的阴谋正在威胁要毁灭法国，这个阴谋极度危险，因为它甚至在王座四周徘徊。尽管我们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但是，一旦允许人民的公敌有机可乘，法国就会永远失去复兴的良机。我们要始终对大臣、贵族和高级教士三位一体的专制保持警惕。”

当时，各代表还能够掌控局势，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有些代表局限于支持已经采取的预防措施：波普鲁给布尔格市政当局写的信就是如此。但是，也有人希望即刻就推翻贵族和并恢复秩序，对此，他们提出了意见，指出有两种达到目的的途径：向国民议会递交声援请愿书，以及组建民兵。例如，7月15日，巴纳夫（Barnave）向格勒诺布尔的朋友写信说：“那么，该做些什么呢？两件事：向国民议会提交多份请愿书，同时，组建一支资产阶级的民兵……富人最热心公益。巴黎的民兵大部分都是从良好的资产阶级公民中征召的，这样一来，公共秩序就可以得到保证，因为这支武装对暴政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必须抓紧时间，在全省各地宣传这类观点……对这一运动竭力襄助，我就指望你所在城市的热情了。各省都掀起了同样的运动，贵城也要协调一致。”布莱（Boullé）是蓬蒂维的代表，他在20日回信说：“我自豪地看到，同胞们的举止配得上自由，也随时准备捍卫自由，同时他们一刻也不曾忘记，放纵是对自由最危险的滥用。我们要继续禁止一切暴力，同时尊重个人的权利。如果你认为有必要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组建一支资产阶级的民兵：各城都迫不及待地希望组建国民卫队，谁不会因成为祖国的士兵而自豪？……如果国家需要，你应在第一时间做好准备。种种危险仍未消失……我们当中还有叛徒活动……继续与本省其他市镇保持联络。通过联合，通过互助，你们会成功地消除所有灾祸。”

如果不考虑撰写这些信件的日期——特别是巴纳夫的那封——很容易看出，爱国的代表独自肩负起了在外省推动革命运动的责任。但是，在这一阶段，他们无非是鼓励支持，并且毫不掩饰：7月18日，马蒂诺（Martineau）向国民议会建议，各地都要组建民兵，几天后，米拉波建议重组市政当局。国民议会未采纳他们的提议，但是，康布雷齐的一名代表莫尔捷（Mortier）写信给勒卡托（Le Cateau）的公民时，仿佛提议已经得到了批准：“现决定，在全国各地组建从诚实公民中征召的国民卫队，不再解除乡村居民的武装，也不再以任何方式骚扰他们。这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享有的自由……所有武装起来反对贵族的人，都将保留他们的武器，同时也将保留他们为民族和国王效劳的忠勇。”

在阿尔萨斯，贵族代表蒂尔坎（Turckheim）男爵和弗拉克朗当（Flaxlanden）男爵声称，他们的一些同僚已经毫无顾忌地建议采取攻势。蒂尔坎声称，他手头掌握的信件“呼吁各省的代表全力与领主和神父进行斗争，否则将失去一切”。后来，调解委员会自身也公开谴责贝尔福代表拉维（Lavie）和盖塔尔（Guettard）的书信。我们再想想，富隆和贝尔捷被杀后，巴纳夫在国民议会上发布的著名演说：“难道这些鲜血是如此纯洁，甚至还要为流血感到愧疚吗？”或者想想罗兰（Roland）夫人给博斯克（Bosc）的信：“如果国民议会不砍掉这两个杰出的头颅，或者勇敢的德西乌斯（Décius）不将他们的头颅斩落，你们所有人就都是疯子……”

在代表们的通信中，如果读到比蒂尔坎更加激烈的言论，我们丝毫无须惊讶。根据杨格的说法，他就听到了关于阴谋最危险的言论。7月24日，在科尔马（Colmar），他正在当地的一家旅馆用晚餐，听到有人扬言：“王后有个即将付诸实施的阴谋，即用炸弹炸掉国民议会，同时调兵进入巴黎屠杀人民。”有一名军官对此表示怀疑，当即被“众人的抗议”压了下去：“这封信是一个代表写的，我们见过他的信，证据确凿。”

和巴黎一样，一系列事件持续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感。从巴黎郊区返回营地的驻军，让民众十分不安。许多城镇干脆拒绝他们入内。民众拒绝向军队提供补给，还羞辱他们，向他们扔石头。例如，23日在沙隆，王家的德意志禁军受到的待遇非常糟糕，26日在丹城（Dun），民众觉得在队列中认出了朗贝斯克的辎重，于是围住士兵不让离开，直到国民议会下达准许令。17日在色当，布罗格利元帅抵达之后就爆发了骚乱，使其不得不撤出该城。外省目睹大批逃离巴黎的贵族和教士，他们要么举家搬迁，要么流亡国外。那些离开凡尔赛的代表备受质疑：民众认为这些人正在抛弃国民议会，从而逃避三个等级合并的后果，好秋后算账。因此，7月26日，修道院长莫里（Maury）在佩罗讷（Peronne）被捕；7月27日，卡洛讷修道院长在塞纳河畔诺让（Nogent-sur-Seine）被捕；7月29日，努瓦永的主教在多勒被捕；7月30日，拉沃吉翁（La Vauguyon）公爵，也是7月11日大臣之一，在勒阿弗尔被捕。巴黎也许让外省深受震动，而外省在加剧首都的恐慌方面也不甘落后。一切涉及贵族里通外国的阴谋论都能说明这一点。

8月1日，《法兰西爱国者报》刊登了波尔多的一封来信，日期是7月25日，其中写道：“3万西班牙人正在威胁着我们，而我们准备好了欢迎他们。”一名委员会委员从布里扬松（Briançon）写信给国民议会议长：“我们获悉在凡尔赛和巴黎发生的一切不幸和骚动，我们也了解到，国民议会正在受到威胁，而首都则毫无防备。我们的惊慌和恐惧远未消失。尊敬的议长大人，我认为，我有义务进行质询，并获悉当前事态的发展。我相信，如果我获得的报告是真实的，前大臣向撒丁国王陛下请求的那2万皮埃蒙特人，正是为此目的而被国王议政会征集的，而他为此落泪，无疑是出于歉疚。目前警报迭传，本城只有一名上校戍守，我们担心这会进一步加深威胁我们的灾难和不幸。”前面提到过，阴谋出卖布雷斯特给英国人的谣言，很可能源自布列塔尼。7月31日，《南特通讯》宣称，一名叫德·塞兰（de Serrent）的男子在维特雷被捕：“他是烧毁圣马洛的阴谋的实施者，该城总督与敌人的通信由此曝光。”

民众指控贵族叛国，而贵族对此义愤填膺，特别是在布列塔尼。大多数情形下，贵族和教士都公开否认宫廷有任何反对国民议会的意图，积极参加一些会议来起草支持国民议会决议的请愿书，同时，也非常乐于在民众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埃尔贝（Elbée）在博普雷欧（Beaupréau）就是如此。一些贵族拒绝和本阶级同流合污：例如在南特，拉布尔多内—布瓦舒林（La Bourdonnaye-Boishulin）元帅子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被选任为南特民兵团的上校。在雷恩，迪普莱西·德·格勒讷丹（du Plessis de Grénédan），南特高等法院的推事，发表了这样一封信：“我从未拥护贵族的那些已经遭到严正谴责的原则，恰恰相反，我全力抨击这些原则。”因此，该城接纳了他，还授予他“公民冠”。

几乎在所有省份，城市骚乱和农民反叛都促使大资产阶级欢迎他们的浪子回头，还允许他们进入常设委员会。他们常常还受命指挥民兵，例如在南特：3月，卡拉曼在普罗旺斯看到那种妥协，到7月下旬至8月上旬，变得更加明显。但是，在布列塔尼，和解并不太成功：贵族和教士在1月和4月的宣誓遭到了公然否定。同时，他们被置于当局的监护之下，但是被看成是“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遭到了一致的孤立”，例如在若瑟兰（Josselin）和马什库勒。此外，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平民断然拒绝大资产阶级的屈尊俯就。在南特，7月18日，几名贵族获准加入当地的委员会，随即在民众的抗议下退出；在富热尔发生了同样的事，在布尔格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市政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平民阶级坚持不懈将贵族驱逐出所有公职，而且往往颇为成功。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许多城市在7月14日之后，追随那些在危机高潮时勇敢表明立场的城市。7月20日，在昂热，民众攻占了城堡，封锁了公共金库。21日，在索米尔和卡昂，民众也占领了城堡。在里昂，卫队被派往皮埃尔—恩西泽（Pierre-Encize）驻扎。在布雷斯特和洛里昂（Lorient），民众密切监视着海军当局，严密守卫着军火库。26日，富瓦的各市镇拒绝服从当局的立场，只承认“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法律”。在各地，民兵涌入城堡，解除城堡的武装，一如巴黎人在市郊的所为。国王的代表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但是，由于这一切都会带来一些动乱，有些人的处境岌岌可危。19日，在勒芒，下令禁止佩戴革命派徽章的骑警队长几乎被愤怒的民众杀死。21日，在艾克斯，从马赛来的一队人马，领头的是博塞特（Beausset）的修道院长和圣维克托的议事司铎，他们释放了在3月骚动中被捕的囚犯，当地的总督逃之夭夭。

由于上级政权遭到打压，或者束手无策，旧制度下成立的市政当局不堪重负。各地方当局本来希望保留资产阶级民兵，并且只武装富人，巴纳夫就是这样建议的，然而，他们不得不招募所有的志愿者。市政当局的警力变得徒有其表，民兵和群众成了主角。法国全境遍布着一个由委员会、民兵和没有获得授权的监察官组成的严密网络。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信息流通的困难程度堪比共和二年监察委员会当权的岁月。这一局面导致了上述那些人被捕。在圣布里厄克，民众对嫌犯住所进行了搜查，被判定为反革命势力的文学之家遭到解散。第三等级的成员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佩戴革命派徽章成为强制性义务。南特甚至禁止那些被认定“背叛了人民的事业”的平民佩戴革命派徽章。

一切陌生人，都会被天真地问道：“你拥护第三等级吗？”19日，这句话差点就让一个前往勒芒的贵族家庭遭到灭顶之灾。当时他们路过萨维涅（Savigné），当地人向他们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这家的一名女仆把头从马车窗口伸出来，轻率地回答说：“不拥护！”这个可怜的女孩显然对局势一无所知，大概连第三等级是什么都糊里糊涂。但是，在19日晚上，孔帕罗·德·隆格索勒（Comparot de Longsols）相当顺利地通过了塞纳河畔诺让（Nogent-sur-Seine）。听到外面的喧哗声，他向车夫打听，后者回答说：“武装的民兵在朝我们吼叫：来者何人？如果不回答：第三等级！我们就等着被扔到河里吧。

孔帕罗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接受了这个友好的提醒。杨格随后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两人都没有因小失大。在1789年，尽管民众疑心重重，但他们并不苛求表示顺从的表面形式。因此，被当成“爱国者”过关还不太困难。

尽管市政当局竭力适应变化的局势，但对不能在本地居民中进行自由选举，民众依然耿耿于怀。因此，民兵的组织和指挥权被委托给了那些经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很少有城市像贝济耶那样，市政当局还幸存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相反，在一些城市，市政当局在骚乱中被一扫而空：7月21日在瑟堡，22日在里尔，27日在莫伯日（Maubeuge）都是如此。在这种局面下，“常设”委员会继承了原属市政当局的全部权力。但是，这种情况比较极端。虽然我们无法一一详细统计，似乎还是能够确定，大多数市政当局仍然发挥着职能：其中一些在骚乱中幸存下来，如在瓦朗谢讷或瓦朗斯（Valence）。更常见的是，他们成功回避了正面冲突，要么是在民众的示威前低头，如在克莱蒙和波尔多，要么主动降低面包价格来阻止骚动，如在滨海佛兰德。但是，他们迟早还是要被迫与委员会分享权力，最终销声匿迹。

这些骚乱很多是因面包价格高昂而引发的：7月的第二个星期，粮食骚动空前激烈。在佛兰德、埃诺和康布雷齐地区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可见粮食骚动。22日夜晚，在亚眠附近，押送粮食的护卫陷入了一场激战。18日，在香槟地区的诺让和特鲁瓦，19日在奥尔良地区的奥尔良和博让西也爆发了骚乱。在勃艮第地区，17日是欧塞尔，19日是奥克松，20日是圣让德洛斯恩（Saint-Jean-de-Losne）。还发生了一些谋杀案，在图尔，一名叫吉拉尔的商人在21日死于非命。在巴勒迪克，另一个叫佩利塞尔的商人在27日被杀。

巴黎周边地区最为动荡：17日，普瓦西的一名磨坊主被带到圣日尔曼（Saint-Germain）处死。18日，在同一城镇，国民议会的一个代表团费尽唇舌，才救出了一名来自皮瑟（Puiseux）的农民。17日，谢夫勒斯（Chevreuse）爆发骚乱。在德勒（Dreux）和克莱西—恩—布里（Crecy-en-Brie），骚乱发生在20日，在乌当（Houdan）是22日，在布勒特伊（Breteuil）和沙特尔是23日，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是25日，在莫城是26日，在默朗是28日至29日夜。法国南部也不再平静。7月27日，图卢兹经历了类似的骚乱后组建了民兵。

除了降低面包价格，几乎在所有地方，民众都提出了其他诉求，这些诉求在普罗旺斯3月骚动期间就出现过：要求取消入市税，停止征收盐税、商品税、印花税和交易税。兰斯（Reims）的商税局长在7月24日报告，“半个月以来，我们这里骚乱频仍。民众威胁焚毁邮局，在该处办公的税吏已经搬离，也不敢在家安睡”。

显而易见，这场“市政革命”与大恐慌之间有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一方面，巴黎的起义和城市的骚乱将恐慌传入农村。另一方面，这些事件鼓励农民揭竿而起，而农民反叛进而又成为恐慌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