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第三章　恐慌的传播

不言而喻，恐慌的传播者常常是没有得到授权的个人。有些人认为，他们急切请求增援，是在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还有人希望警告自己的亲友。旅客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许多人是逃亡者，他们特别喜欢夸大其词，以便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他们当时讲述的故事充满了绘声绘色的细节。

在孔福朗（Confolens），某磨坊主经过圣米歇尔（Saint-Michel），来到圣巴托洛缪（Saint-Barthélemy）近郊，路上遇到了一个叫索瓦热的人，后者正急忙往家赶，因为他听说骑警已经到了圣乔治（Saint-Georges），距离此地只有一公里之遥，所以他要去求援。他大声敦促磨坊主快马加鞭，把警报传到城镇里去。磨坊主回答说：“别怕！帮手马上就到。”索瓦热回到家中，端起步枪，跑去迎击盗匪，磨坊主则一路狂奔，大声呼吁民众拿起武器。这些善良爱国者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回报。一旦秩序恢复，委员会就将他们投入监狱。

29日上午，在罗什舒瓦尔（Rochechouart），隆戈·德·布吕耶尔（Longeau des Bruyères），韦勒河畔奥拉杜（Oradour-sur-Vayres）的一个士绅，骑马沿着沙巴奈（Chabanais）的大道一路飞驰而来，“他一边奔逃，一边高喊：说他来自香槟穆通（Champagne-Mouton），刚刚逃过一命，在那里，他看到老人、妇女和孩子遭到屠杀，太可怕了，太恐怖了，遍地都是火和血。他要赶紧回家去保护家人。你们要挺住！我们也要挺住！再见，再见！也许是永别了！”接着，他扬尘而去。

在利摩日，下列事件引发了恐慌：来自莱斯特普（Lesterp）的修道院（位于孔福朗附近）的一名日内维耶会修士在罗什舒瓦尔过夜，凌晨两点，他被几声“恐怖的尖叫”惊醒，拍马就逃。一位前私人守卫，在打猎的时候听说有盗匪出没，于是连忙跑去警告总督。一名建筑师刚刚从外面回来，前一天晚上，他在路上听到一些谣言。凯尔西的卡斯泰尔诺—蒙特拉蒂耶（Castelnau-Montratier），卡奥尔（Cahors）的邮政局长突然现身，骑着一匹从卡普桑会修士处借来的骡子，“被敲响的警钟和城市的可怕骚乱吓得惊慌失措”。在布洛涅地区的萨梅尔（Samer），“几名旅客”引发了恐慌。在奥克瓦的索略（Saulieu），引发恐慌的是从蒙特索克（Montsauche）返乡的某乡村医生。在塞纳河左岸，从新城勒鲁瓦一直到枫丹白露，来自加蒂讷的布瓦涅（Boignes）的酒商戈东（Gaudon）兄弟引起了恐慌。我们还找到一位贵族代表写给克雷基（Créquy）侯爵夫人的书信，信中认为，蒙莫朗西的庄稼被抢确有其事，因为“一位乘着驿车到来的人士亲眼见证了这群暴徒犯下的罪行”。

但是，恐慌的传播者还包括有身份的人士，甚至是当局自身，他们传播恐慌，即便不是冷静刻意为之，却也相当有章法。本堂神甫觉得自己有义务警告同僚和贵族友人。在曼恩，接到勒芒市长书信的本堂神甫在恐慌的爆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旺多姆（Vendôme），马藏热（Mazangé）的本堂神甫将警报传递给了市政当局，在佩里戈尔的吕贝尔萨克（Lubersac），圣西尔—莱尚帕盖（Saint-Cyr-les-Champagne）的副本堂神甫赶来报告，他的村庄正在遭受盗匪的肆虐。在萨拉（Sarlat），一名本堂神甫火速前来报告，利默伊（Limeuil）一夜之间被烧成平地。在波旁内，屈朗（Culan）的本堂神甫写信给凡尔登的同僚，后者又向马耶（Maillet）的本堂神甫报信。

士绅阶层及其管家也参与了恐慌的传播。在多菲内，奥斯特（Aoste）的警报是由莱森（Leyssens）的修道院长、奥斯特夫人，米里奈（Murinais）骑士以及跑到拉图迪潘（La Tour-du-Pin）的华菱（Valin）伯爵夫人管家率先传出的。在普瓦图，莫莱夫里耶（Maulévrier）城堡的总管向四方发出急使，呼吁各村神甫武装各自教区的民众，并驰援绍莱。在佩里戈尔的讷维克附近，传播消息的是教士和贵族。普莱尼（Plaigne）夫人写信给贝里奈（Bellinay）男爵，请求他通知德鲁埃（Drouhet）男爵，后者也从贵族和教士那里接到了许多其他通知，包括来自圣昂热的隐修院院长。男爵自己也写了一封信给贝里奈男爵和希拉克的本堂神甫。类似的情况不计其数。士绅还派遣仆役骑马穿过村庄，传播警报。有时候，农民并不认识这些仆役。结果，又导致了关于陌生或者神秘信使的谣言。

最奇怪的肯定是当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是今天，当局在向民众发出警报之前，肯定会通过电话调查各方信息。事实上，当局确实尝试搜集了信息，通常会派出密探，或者指派骑兵和警察前往乡村地区打探。但是，他们也明白，要弄清楚事实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明智之举似乎是断然采取防范措施，通知教区并向他们求援。为此，市政当局和委员会派出小分队，甚至会制作通告。例如，孔福朗、于泽尔克和隆勒索涅等地的委员会就这样做了。7月22日和23日，埃夫勒向市郊发送了警报，随后，在24日又向110个乡村教区发送了一份印刷的通告。民兵领袖也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贝莱姆就向蒙塔涅发出了警报。7月28日，在科尔马，民兵队上校，高等参议会的一名主席，号召各村拿起武器。

旧制度的当局也没有迟疑不决，特别是王家法官和总督代理。吕贝尔萨克的法官写信向于泽尔克传出了警报。恐慌从凯尔西传到佩里戈尔，贝尔韦自由城（Villefranche-de-Belvez）检察官的书信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拉沙泰格赖厄（La Châtaigneraie）的总督代理在本辖区中传播了恐慌，特别是在瑟孔迪尼（Secondigny）。穆瓦萨克（Moissac）的总督代理更加积极：他敦促本堂神甫鸣钟示警。省级大会下属的调解委员会很少参与此事，但是，苏瓦松财政区的委员会，或者至少他们下属的国王代表非常活跃，他们的看法在吉斯（Guise）镇引起了恐慌。讷沙托（Neufchâteau）区的委员会也呼吁下属各村拿起武器，准备“迎接第一声警钟”。7月31日，普罗旺斯的各市镇委员会再次向各教区强调，希望他们组建民兵击退盗匪。8月1日，图卢兹传出第一声警报时，高等法院就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各市镇进行武装并鸣钟示警。

但是，最为特别的是某些军事当局的举动。塞纳河畔巴尔的骑警将恐慌传播到了兰德维尔，而丹城（Dun）的骑警也向盖雷（Gueret）证实了这个谣言。骑警监察班（Bains）侯爵也在皮卡第的鲁瓦做了同样的事。洛伯爵是贝尔福的卫戍司令，他一上任就通知邻近各教区有盗匪来袭，号召他们保卫家园。最后，没有哪个人比朗热隆侯爵更有力地推动了恐慌在弗朗什—孔泰的传播，侯爵正是当地的卫戍司令。根据一份7月16日已在莫雷兹（Morez）和圣—克洛德流传的通告（因而该通告的发布不晚于14日），侯爵宣称有200多名孚日地区的人入侵了本省。关于这起事件，我们所知有限，但当地的恐慌或许证明确实发生过入侵。当农民着手捣毁城堡时，侯爵在23日的通告中急忙将之归罪于盗匪。第三份通告在24日宣布：一支来自勃艮第的队伍也正在向本省进发。

此外，萨兰（Salins）的骑警副队长，韦尼耶·德·比昂（Vernier de Bians）起草了一份关于弗朗什—孔泰骚乱的报告，他毫不犹豫地指责朗热隆侯爵，明显怀疑后者故意为之。克拉姆西（Clamecy）的编年史家对德拉吕（Delarue），即当地的总督代理兼领地法官和后来的省主席，也提出类似的指控。事实上，德拉吕关于盗匪的消息来源只是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是库兰热（Coulanges）的法官交给一名舞蹈教员带回的，这名教员正前往当地授课，顺道返回家乡。但是，德拉吕居然在市集上当众宣读了这封信，一名骑警还到处传播这个消息。

在邮政系统工作的邮差和马车夫在恐慌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常常被认为可能相当重要。这一点虽然有所夸大，却可以得到文献的证实。来自孔希—莱波特（Conchy-les-Pots）的一名邮差就引起了鲁瓦的恐慌。关于恐慌的第一个消息，是由圣瑞尼安（Saint-Junien）的邮政局长传到利摩日。苏瓦松的司法官在克莱蒙拦截了圣瑞斯特（Saint-Just）邮政局长派出的邮差，这名邮差宣称，当地已经淹没在血与火之中。在昂古莱姆，舒莱（Churet）的一名马车夫传来了吕弗克的恐慌：两名法官证实，马车夫宣称“一个农民告诉他，有一支盗贼队伍在森林里出没”。邮差传播的恐慌，在瓦朗斯和阿维尼翁（Avignon）之间尤为显著。它从一个驿站传到另一个驿站，速度极快。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既然许多旅客都可以传播盗匪来袭的消息，难道负责运送他们的人会置身事外？如果当局想要发布正式的通告，还有什么渠道比邮政系统更加便捷？29日下午5点，受波尔多当局的指派，一名邮差来到昂古莱姆的市政当局打探吕弗克恐慌的确切消息，他们对吕弗克的局势已经有所耳闻。这名邮差携带着一封未密封的信件，奉命来证实吕弗克的警报是误传的同时沿途通知民众。很可能他在回去的路上没有执行这一使命，因为沿途的人们都没有看到和听说波尔多当局交给他的那封信，而国民议会在8月8日的会议上谈到的那个邮差也可能就是他。

尽管如此，我们无法断定所有显要人士都轻信了谣言，对此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在日蒙（Gimont）的洛马涅（Lomagne），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男爵就拒绝相信有什么盗匪。博拉斯通（Polastron）伯爵拒绝鸣钟示警，尽管未能成功。一名在圣克莱尔休假的军官听说有4000名强盗在洛泽特（Lauzerte）出没，讽刺地写道：“我觉得他们数错了。”如果泰尔萨克（Terssac）伯爵在回忆录中对圣日龙（Saint-Girons）周边的恐慌的叙述可信，他本人也对此表示怀疑。还有一些不那么显赫的人物也曾经勇敢地阻止恐慌蔓延：在里贝拉克（Ribérac）附近的圣普里瓦—代普雷（Saint-Privat-des-Prés），某个叫作古南（Gouand）的管家制止了鸣钟示警，尽管当地委员会执意这么做。当他受到侮辱和威胁时，他果断拘捕了三名本地人。卡斯泰尔诺—蒙特拉蒂耶的本堂神甫阻止了鸣钟示警，他质问本教区的居民：“敌人难道是乘坐气球着陆的吗？”在阿让奈（Agenais），勒维尔（Le Vers）的本堂神甫坚决反对鸣钟示警。在弗赖西内—莱热拉（Frayssinet-le-Gélat），某个叫作德洛尔（Delord）的律师仔细研究了公报后得出结论：没必要担惊受怕，“因为，如果英国人或西班牙人渗透到了法国内地，绝无可能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深入吉耶讷。或者可以说，这是那些相信内地有敌人出没的各城举行的实战演习”。穆瓦萨克的总督代理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可惜，这并未妨碍他采取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抵御所谓的盗匪，从而也使民众相信盗匪真的存在。

首先，对盗匪的恐惧心理是如此普遍［博纳尔德（Bonald），后来反革命派的预言家，当时还是米约（Millau）的市长，也没有对消息的来源提出任何异议］，当局如果有明确的责任心，又没有便捷的消息渠道，哪怕有种种审慎的考虑，也只好选择相信。圣昂热的隐修院院长堂·莫迪（Dom Mauduit）在给德鲁埃男爵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态：“总而言之，盗匪的谣言毫无根据……但是，常言说得好，无风不起浪，鉴于巴黎发生的事情，类似的勾结未必就没有。因此，我们召集了民众，设置了守卫昼夜轮班。总之，你们也这么做，肯定没坏处。”

如此一来，敢于公开表示怀疑，是一件冒险之举。民众会觉得，那些轻蔑谣言并拒绝采取防范措施的人，是不是想要麻痹他们的警惕心？如果是这样，那这些人就是盗匪的同谋，也是贵族的帮凶。这可能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普瓦图的努埃苏莱索比耶（Nueil-sous-les-Aubiers）隐修院院长，试图安抚教区内的农民，指出25000名盗匪突袭南特的消息不太可信，况且，一个拥有8万居民的城市不难保卫自己。但是，在此期间，有四五千人赶到莱索比耶（Les Aubiers），众口一词指责隐修院院长没有好好关心自己教区的民众。他不得不跑去为自己辩护。如果那些传递消息的人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者别人拒绝认真对待，就更容易出现危险。

在这方面，关于利摩日恐慌的记载尤其典型，这个记载是前面提到过的总督府秘书留下的。在关于恐慌的第一个消息传到当地时，总督阿布罗瓦（Ablois）送出了消息，但没有太在意。接着，来自罗什舒瓦尔的一名日内维耶会修士赶来，宣布有11000名盗匪来袭。阿布罗瓦笑着回应：“院长先生，这些强盗的队伍扩大得很快嘛，早上才有500人。”对方颇为生气：“先生，我的消息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他悉听尊便，告辞！”不料，正午时分，私人守卫马尔杜（Malduit）提着步枪跑来，阿布罗瓦正在吃午饭，他对马尔杜说：“我没想到守卫这么容易受惊。相信我，宽宽心，先坐下来吃点肉，盗匪会给你时间的。”对方勃然大怒：“先生，我并不害怕，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如果你不相信我，自有人会加倍关心我带来的警报。”很快，谣言就传遍了整座城市，说阿布罗瓦企图将城市出卖给贵族的爪牙。阿布罗瓦的秘书提醒他要小心，最好有所行动。但是，第二天，阿布罗瓦接待建筑师雅凯（Jacquet）的态度丝毫未变，雅凯赶来提醒他有4万西班牙人来袭，他回答说：“雅凯先生，我一直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今天恐怕你是疯了，你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谣言？什么4万西班牙人！回去歇着吧，别同任何人提起，否则是自取其辱！”雅凯非常不悦，出去后大事宣扬，而人人都相信他。如果不是传来一些正面的消息减缓了恐慌，局势无疑会变得更加恶劣。

不过，也有事实证明，有些市政当局敢于承担风险，拒绝散播恐慌，最终成功制止了恐慌传播，使其没有爆发大恐慌。位置偏远，交通困难，方言差异，人口稀少，可能都有利于保护这些地方免受侵袭。然而，在某些未能幸免恐慌的地区，这些因素同样起作用，所以，关键原因很可能是某些当局足够镇静，对民众的影响也足够大。布列塔尼就是一个典型。自1788年以来，该地市政当局就深受民众信任，并且率先采取措施，同时打压贵族和平民。8月7日《莱顿公报》的通讯员就是这么认为的：“最让人忧虑的是布列塔尼，平安无事的恰恰也是布列塔尼，这多亏资产阶级及时武装了一支作风优良的警察。”市政革命和武装民众确保了第三等级的地位，有利于维持稳定。革命派乐见其成。但是，当恐慌突然袭来，而市镇革命和武装民众的工作都还在进行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人敢螳臂当车。

尽管如此，恐慌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蔓延。从博韦西的克莱蒙到塞纳河，中间距离有50多公里，恐慌的传播大约花费了白昼的12个小时。从吕弗克到卢尔德，500公里的路它整整走了9天：在该地，它的速度减半，但必须注意在夜间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妨认为，恐慌在白昼每小时传播大约4公里远。从利夫龙到阿尔勒（Arles），中间距离是150公里，恐慌花了40个小时，也就是每小时4公里，不分昼夜。不过，这种情况要算上携带恐慌消息的邮差的速度，尽管这个速度远远低于我们提到过的特急信使。就像我们指出的，如果恐慌是自发形成的，它的传播就会非常迅速。相反，如果有人相信恐慌源于阴谋家有目的派出的信使，就会觉得传播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