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第四章　外省对“阴谋”的反应：乡村

关于“贵族的阴谋”的消息，通过我们已知的渠道，从城市传播到乡村。但是，农民对此有些什么想法或者发表过什么意见，我们一无所知，因为农民不会把这些写下来。一些本堂神甫在教会登记簿上写的评论，显示出他们赞成市民的立场，我们不妨认为，他们教区的民众也持同样的观点。在曼恩，他们的意见表达得最直白。埃里耶尔（Aillières）的本堂神甫写道：“贵族阶级，即高级教士和显贵，用尽了一切手段，一个比一个卑劣，却不能摧毁无数号泣者和受压迫者的改革事业。”苏里涅—苏—巴隆（Souligné-sous-Ballon）的本堂神甫写道：“许多大贵族和其他占据国家要津的人，图谋将王国的所有粮食运输到国外，从而让全国陷入饥荒，以便对付三级会议，中断会议并使之无果而终。”布吕隆（Brûlon）的本堂神甫后来拒绝对教士公民组织法（Constitation Civile du Clergé）宣誓，1790年1月2日，他在回顾上一年发生的事件，特别是罢免内克尔的时候评论说：“有个该死的阴谋企图杀害那些对制定宪法最热心的会议代表，并且在发生反叛的情况下，监禁剩下的代表以控制各省。王后、阿图瓦伯爵和其他几位亲王，外加波利尼亚克家族和其他见风使舵的要人……所有这些人，我敢说，还有另外一千多人，正在密谋摧毁国民议会。”

在安省档案馆保存迄今的一份手稿中，比热的某个居民指出：他听说王后正密谋摧毁全体第三等级：“她给自己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兄弟，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写了一封信，求他派5万大军来消灭我们拥护的第三等级，在信的最后，她指示她的兄弟将送信的特使处死。幸运的是，这位可怜的信使在格勒诺布尔被第三等级逮捕，她的书信也被截获。”同一位编年史家还依据在瓦尔罗梅（Valromey）流传的副本转抄了另一封信，这封信据说是在某个弗莱歇（Fléchet），即巴黎的青年党领导人的身上搜到的，书信来自阿图瓦伯爵：日期是7月14日，“望你忠实执行我们达成一致的计划，且必须在今晚11点到午夜之间完成。作为青年党的领袖，你应率领他们在上述时间向凡尔赛进发。届时，我必会率领3万绝对忠诚的人马前来汇合，助你消灭拥挤在巴黎城内的20万民众。如果出现意外，有人不愿立即无条件服从，则当场格杀勿论”。这封伪造的信件无非进一步加强了报纸宣扬的阴谋论的可信程度，我们在贝桑瓦尔关于洛内（Launey）和弗莱塞勒（Flesselles）谋杀事件的备忘录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目前尚没有发现其他例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类似的故事都是口耳相传的。

既然拿起了武器，城市和乡村就等于公然承认：确实存在一个针对第三等级的阴谋。7月18日，在布尔格，当局决定向各教区发出号召，在接下来几天里，一些教区派来了他们的人马。在塞纳河畔巴里的拜伊司法区，选民于7月24日召开了会议，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决定在每个村庄都要组建一支民兵，该决议立即得到了实行。8月1日，巴耶的拜伊司法区也试图组建一个委员会，反对7月25日省会当局设立的委员会。在多菲内，巴纳夫的友人主动出击，组建了由三个等级组成的调解委员会。8月8日，高等法院的总检察长在报告农民反叛时写道：“上个月19日，我们将命令发送给本省各城镇及公社，号召他们拿起武器。这是我们所有不幸的根源：各地民众都拿起武器，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兵。”在艾克斯，市政委员会以普罗旺斯的骚乱为由，在7月25日敦促司法官员组建民兵。

但是，不少事件清楚表明，农民并不总是要等这样一番呼吁，才开始与市民展开合作。7月24日，夸尼（Coigny）公爵在卡尔瓦多斯省的滨海韦尔（Ver-sur-Mer）被捕。26日，贝桑瓦尔在维勒诺被捕，都是农民所为。边界附近的村庄也加强警戒。勒芒附近萨维涅的村民在18日阻截了德蒙特松（Montesson）和德瓦塞（Vassé）的出逃，二人都是三级会议的贵族代表，村民将他们的马车推到了河里。许多类似的插曲都显示出，乡村处于草木皆兵的警惕状态。因此，7月26日，杨格在杜河畔利勒（L'Isle-sur-le-Doubs）附近受到两次拦截，8月13日在鲁瓦阿（Royat），19日在蒂埃（Thueys）又遭到两轮盘问。在利勒附近，他被命令戴上革命派徽章：“有人告诉我，这是第三等级的命令，如果我不是领主，就必须遵守。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主，伙计，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厉声回答说：‘你会被绞死，因为你罪有应得。’”不过，这只是口头说说，他们并没有绞死任何人。

下面这个观点恐怕是错误的：乡村的民众之所以对“贵族的阴谋”深信不疑，仅是由于从凡尔赛和巴黎传来的消息。在农民知悉三级会议召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对贵族起了疑心，尽管这种怀疑还有些朦胧。在国王的呼吁中，他们觉察到了摆脱枷锁的信号，并且从未相信领主阶级会束手就擒，这根本是违背他们本性的。即便民众不大熟悉历史，却很熟悉传说。他们隐约记得“盗匪”这回事，并且从未忘记历史上扎克雷、乡巴佬和赤脚汉和其他穷人对领主的反抗，无不以喋血收场。正如圣安托万的福堡的民众在巴士底狱的阴影下恐惧颤抖，敢怒不敢言，农民也看到，一座城堡正在从地平线上升起，自不知多少世代以来，这座城堡就在他们祖先的心中激起了憎恶，或者不如说是畏惧。某个时期，城堡的轮廓会柔和一些，碉楼上的大炮也沉默了很长时间，城堡里的甲胄长出了锈斑，里面没有了士兵，只有奴才。但是，它毕竟矗立在那里，有谁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从那里还会冒出恐怖和死亡吗？民众从最微弱的线索中看出了贵族正在纠集人马，准备一举“粉碎”第三等级。

在法国东部，这些忧虑都得到了某些独特证据的证实。在洛林，布罗格利元帅下令解除各市镇的武装。梅斯的总督在7月16日将这项命令下达各地，当布罗格利元帅17日逃到色当的时候，他立即下令在附近地区实施这项命令。这项命令无疑酝酿于内克尔被罢免的那段动荡时期，尽管目前还很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政变阴谋的前奏，但是民众对此深信不疑。

在弗朗什—孔泰，昆塞城堡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7月19日星期日，在维祖耳举行攻占巴士底狱的大型庆典之后，卫戍部队的士兵与一些当地居民趁夜前往梅迈（Mesmay）的城堡，坚持说他们受邀前来庆祝最近的事件。无论如何，城堡的仆人友善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提供了饮食。午夜一过，他们动身离去，刚刚穿过花园，一桶火药在地窖里爆炸了：整座建筑被炸得粉碎，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其实是一场意外：很可能某个醉鬼因为酩酊大醉，或许乘着酒兴打算找点藏起来的现金，举着火把跌跌撞撞闯进了地窖。但是，民众只听到了一声召唤：有人设计谋害第三等级了！在巴黎，在国民议会内部，最初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这起事件在全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弗朗什—孔泰，它成了农民起义的信号，造成了东部和东南部的大恐慌。虽然历史学家很少讨论这一事件，它其实可算1789年7月最重大的事件。

农民一旦深信贵族正在密谋反对第三等级，他们便不再满足于仅向城市资产阶级提供支援。有一种确定的手段，足以让他们报仇雪恨，那就是攻击敌人希望维系的封建制度：农民拒绝支付封建贡赋税，好几个省的农民纷纷起来要求废除封建特权，销毁文契档案，甚至烧毁城堡。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响应国王和国民议会的号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从三级会议召开一事中得出结论：国王希望改善他们的处境，并且已经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贵族的阴谋显然阻碍了王权和国民议会实现他们的意图。但是，司法当局在7月15日宣布，路易十六同代表达成了和解，并且在17日对巴黎的革命表示了赞许。因此，民众相信，国王谴责了密谋者，那么，摧毁密谋者的特权，就等于顺从国王本人的意愿，国王甚至已经颁布诏令，为自己的子民伸张正义。这些诏令据说真实存在，只是没有被公开，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藏匿了起来，连本堂神甫都不准公开向民众宣读。这种掩饰是阴谋的一部分，所有反叛的农民都对此深信不疑。

在多菲内，早在7月中旬，民众就在痛斥那些“藏匿国王诏令”的当局，据说国王希望他们烧毁城堡。在阿尔萨斯，谣言四处蔓延，说国王允许农民起来掠夺犹太人，夺回由贵族从农民那里窃取的权利。在马孔内的莱兹（Laizé），“骚乱分子宣称，他们的进军秩序井然，并且他们只有8天时间来洗劫所有的城堡，因为他们错失了良机，在整整两个星期里毫无作为。”有时候，他们的言论天真得让人发噱。在圣奥恩（Saint-Oyen），农民向资产阶级说：“他们还有大事可做。”在圣让勒普里什（Saint-Jean-le-Priche），某人慷慨陈词：我们不应该无所事事，“摧毁从这里直到里昂的城堡，还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在洛林和弗朗什—孔泰的边界，特里科尔诺（Tricornot）男爵试图遣散他遇到的一支骚乱队伍，狂怒的民众告诉他：“老爷，我等乃奉国王诏令行事，白纸黑字的诏令，不过您别害怕，您的名字不在我们手里的名单上，如果您需要帮助，我等随时乐意效劳。”在诺曼底博卡日的拉内（Rânes）城堡，因不得不对昔日的主人动粗，暴动者歉然道：“面对如此善良的领主，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一方面是迫于严厉的命令，一方面是因为国王陛下希望我们如此行事。”

农民怀疑：贵族隐匿了国王的诏令，因为国王是反对贵族的，这一点无须更多解释。但是，这种怀疑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了确信？某些迹象表明，这要“归功”于某些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加大胆，往往具有公职身份，如村镇代表、征税员和巡检，或至少具有准公职身份，例如拜伊司法区的大会代表，他们的抱负或个性往往能将他们推上领袖的地位。在马孔内，几名遭到起诉的人声称，他们只是服从了理事和税吏的命令；一名吕尼（Lugny）的葡萄种植者保证，是从佩罗讷来的某个叫迪富尔（Dufour）的人命令他加入游行，此人宣称自己奉命行事，手里还挥舞着一张印刷品，如果他不干，就会遭到逮捕。7月29日，巴鲁瓦（Barrois）的雷维尼（Revigny）发生的骚乱，要“归功”于两名警察中士，根据刑事法庭的判决，“二人滥用职权”，打着国王的幌子，宣称国王命令他们平价出售从领主处征集来的粮食。在摩泽尔河（la Moselle）谷地的圣莫里斯（Saint-Maurice），一名骚乱分子被判有罪，罪名是“向公众散布谎言，说自己收到了一封全权授权书”。在阿尔萨斯，有一伙骚乱分子推举了一个系着蓝色绶带的织工当头头，人们以为他是国王的兄弟。

更有甚者，在萨尔格米讷，一名来自萨尔路易（Sarrelouis）的骑警遭到市长和其他证人的指控，罪名是宣称自己“收到了命令，允许每个人在未来6个星期内，收回自己被篡夺的财产”，那些租用了领主偷窃的公有地的农场主，其人身安全应得到保障，至于其财产，“人人均可洗劫之”。这些说谎者完全是自欺欺人吗？或者他们只是对偶然听来的话做了歪曲？他们完全是不怀好意吗？这么说不太准确。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形，上述几种解释中的某一种很可能是对的，更有可能的是，几种解释都有道理。

为了支持自己的说辞，骚乱分子多半会把一份印刷或手写的通告，递到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眼前。农民很难识破这种圈套。在马孔内，某个来自布拉尼（Blany）的葡萄种植者，后来被绞死，人们发现他居然携带着1718年和1719年枢密院颁发的法令，这些废纸是他从别处偷来的，大概是为了煽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格罗讷河畔萨维涅（Savigny-sur-Grosne），某个葡萄种植者交给一个农民一本从城堡内偷来的书，坚持认为里面“包含了国王的诏令”。“旁观者好奇地翻开这本书，发现只是一本关于拉博姆—蒙特维勒（La Baume-Montrevel）房屋诉讼的小册子，这促使他对那个被唤作萨洛尼（Sologny）的人说，如果没有更好的诏令，那么他最好安分守己。”

在所有骚乱地区，据说都有以国王的名义印发的伪造通告流传。由此也可以看出谣言产生的渠道。不过，毫无疑问，一些说谎者自己起草或者请人起草了这些手抄通告。在马孔内，佩罗讷的本堂神甫报告，他看到过“一张大字书写的通告，上面写着：‘以国王之名，本国全体人民均有权进入领主城堡，收回地籍簿，如果遭到拒绝，可以打砸抢，不受任何惩罚’”。根据吕内某公证人的说法，持有这份通告的人叫马齐耶（Mazillier），以贩卖私盐和烟草为生，来自圣让古—德西瑟（Saint-Gengoux-de-Scissé），后来在克吕尼被绞死。

克吕尼和马贡当局均宣称拥有一份受到指控的通告的副本。勃艮第的卫戍司令古韦尔内听到过有人在谈论这份通告，当局也获悉了此事。但是，我们迄今尚未发现这份告示。我们偶然找到了一份措辞相似的通告，却不能考证准确时间，很可能是在7月和8月的农民反叛期间，甚至在此之前，因为通告的日期写的是1789年4月28日。它被贴到了博勒佩尔（Beaurepaire）教堂的大门上，附近的教区也遭了殃，如布雷斯（Bresse）和卢昂附近地区。一个名叫加亚尔（Gaillard）的人受到指控，他是隆勒索涅一家盐仓的雇工，曾经因为偷盐被判过刑，他拒绝说出那个写通告的人的姓名。但是，从通告文辞鄙俗，还有许多拼写不规范来看，大概出自某个村塾先生之手，要么就是加亚尔自己写的。

关于通告的谣言四处传播，途中又经过好事者的添油加醋。克吕尼的公证人不久就确认，佩罗讷的本堂神甫见到的那张通告，已经成了印刷品。古韦尔内似乎认为，这张通告是某个公证人四处张贴的。他指的大概是吉罗（Giraud），后者是克莱塞（Clessé）的一名公证人，曾经当过骚乱分子的首领。这样一来，贵族党就将农民反叛同阴谋联系起来，不久之后，骚乱分子也开始指责他们的对手搞阴谋。认为国民议会和全体城市资产阶级一手策划了这些农民反叛，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只需提醒读者注意下述事实：国民议会对破坏封建制度并不积极，而城市资产阶级自身往往拥有封建特权，所以积极参加镇压行动，有时还显得相当冷酷。当然，也有可能某些资产阶级一时糊涂，煽动了农民反叛。

对克吕尼修道院的袭击，可能是由马贡的居民挑起的。研究安省法国革命史的专家谢弗里耶（Chevrier）找到了一份似乎是在7月14日之后散播的小册子，小册子号召农民揭竿而起：“第三等级诸君，如果你们不尽心尽力破坏和烧毁贵族的城堡，消灭这些威胁你们生命的叛徒，贵族一定会让你们后悔不迭。”在蒙蒂尼亚克（Montignac）的佩里戈尔，拉贝尔蒙迪（La Bermondie）指控拉科斯特（Lacoste）医生（他后来成了国民公会成员）7月19日站在布道台上发表了煽动性言论：“我要向诸位宣读几份来自首都的文件，这些文件揭发了多数贵族参加的阴谋，这将使他们永远蒙羞。现在，人人平等，我可以代表国家向诸位保证，这些人正在巴黎人民的刀下瑟瑟发抖，这让我们有可能追随那些处死贝尔捷、富隆、洛内等人的先驱。”其他一些人似乎也向民众宣读了假冒的信函，据说“此信污蔑国王，说他悬赏10万法郎要王后的人头”。

但是，这种指责最有道理的地方在于，确实有很多乡村的资产阶级站在了暴动分子的前列。如若阿诺（Johannot），他是圣阿玛尼谷地地区的韦塞尔兰（Wesserling）一家工厂的经理，后来是上莱茵（Haut-Rhin）督政府的长官；还有拉罗谢特（La Rochette），吕弗克（Ruffec）附近的南特伊尔（Nanteuil）的前步兵军官，吉博（Gibault），他是勒梅尼勒（Le Mesnil）的尚波（Champeau）的领主，该地位于诺曼底博卡日的布里尤兹（Briouze）附近。他们的行列里甚至还有贵族，如埃诺的韦尔谢莫格雷（Verchain-Maugré）的领主德萨尔—多里蒙（Desars-Dorimont）。

卷入其中的这些人都宣称自己是被强力裹挟，也许多数人的确如此，但其中有些人的态度却非常可疑，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究竟心甘情愿到何种地步。在诺曼底博卡日的拉索瓦热尔（La Sauvagère），一个名叫拉里戈迪埃（La Rigaudière）的铁匠，同时也是市政官员，还有他的儿子，马塞堡（La Ferté-Macé）的一名律师，似乎非常热衷于充当临时领袖。本堂神甫指控拉里戈迪埃曾经扬言：“他们打算烧死拉库隆克的文契保管员，如果找不到此人，那就烧毁该地和沃热瓦（Vaugeois）的城堡，也许再加上修道院。”当拉里戈迪埃被捕时，他的妻子鸣钟示警，煽动农民去解救他。

这些人对领主抱有某种仇视，并不奇怪，上述事件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因为即便不考虑极端的情况，也有不少人被指控为了报一己的仇怨而煽风点火。

在同一地区，在圣伊莱尔—拉热拉尔（Saint-Hilaire-la-Gérard）、达武（Davoust）两兄弟（其中一人是牧师），当地总督指责他们要为骚动负责。据说，他们妒忌自家的表妹，即市长夫人，尽管她不如他们富有，但在教区中威望很高。在洛林德语区的利克桑（Lixheim），一名市政当局的军官指控拜伊司法区的法官总助理在宣读一封关于巴黎发生的谋杀事件的信件之后喊道：“如果利克桑的资产阶级有种，也会这么干！”在阿尔萨斯的盖布维莱尔（Guebwiller），情形则逆转了，拜伊司法区控告行政官乃至教士会议，因为双方在争夺司法权。在弗朗什—孔泰，贝陶库尔特（Bétaucourt）冶金场的特许商人，认为瑞塞（Jussey）的某些心怀嫉妒的资产阶级要对破坏工场的行径负责。在布雷斯，沃纳（Vonnas）的本堂神甫被怀疑参与了对贝奥（Béost）城堡的劫掠，该城堡的领主起诉了他。在卢万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Loing），领主揭发某个助理法官为了谋害自己而“收买小民之心”。圣通日（Saintonge）的拜涅（Baignes）农场总管指出，骚乱让他深受其害，而主谋是当地的鞣革工，以及拉沃吉翁公爵雇来采伐圣梅格林（Saint-Mégrin）林地的工人。据说，这些人因为欺诈行为遭到了诉讼，所以起了报复之心。

所有这一切都看不出任何统一策划的痕迹。有些人言辞鲁莽，这在攻陷巴士底狱后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在所有农民反叛中，例如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1525年阿尔萨斯、施瓦本和弗朗科尼（Franconie）的农民战争，都可以依稀看到资产阶级，甚至贵族和神父的影子。他们和农民并肩作战，动机却是五花八门，其分歧之大实在没有统一策划的任何可能。

在1789年7月的农民反叛中，这些煽动只能引发某些短促的活动。参加反叛，农民有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还非常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