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批评 传统、形而上学与道德 [71] [72]

罗宾逊（Daniel Sommer Robinson）教授在最近的文章《哲学反思的动机的主要类型》（The Chief Types of Motivation to Philosophic Reflection） [73] 中，将我视为“哲学本身已经完全屈从于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的地位”这一类型的明显例子；而用以支持这种划分的证据引自我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该文的题目为《哲学复兴的需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3—48页）。这段话是：“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一种尝试，即推进把哲学从过分紧密、独一无二地依附于传统问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不是想对已经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进行批评，而是 提出一个关于在科学和社会生活的现有条件下一些问题所具有的真实性问题。 ”对这段引文，罗宾逊博士补充了下述评论：“我们能提供比这种说法更好的证据，以证明进行哲学反思的社会学类型的动机的存在吗？新的社会问题仿佛将摧毁长久的哲学问题的恰当性！”

“长久的”（perennial）这个形容词似乎是在肯定问题，而新的问题几乎不可能摧毁长久以来的问题，但文本说的是“传统的”问题。我有时很好奇，有些思想家是否不会把永恒的东西，或者至少不会把长久的东西与传统的东西相混淆；然而，我完全没有准备坦率地承认这种等同。此外，我的文本描述了有关现代条件对传统问题的影响的假设。它并没有建议抛弃传统问题，而只是试图通过谈论摆脱对它们“过分的单独依附”的过程来减缓转折的痛苦。但是，罗宾逊博士却无视我所提供的这种便利。这个断奶的过程，在他的解释中被当成了摧毁。此外，我的文章认为，科学 的现状就是对传统问题进行质疑。但由于罗宾逊博士的目标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社会学类型 的动机的例子，对科学的参照就不见了。我的文章说的是社会条件，而他将此解释为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更重大的更改，因为罗宾逊博士的整个讨论背景都假设了社会学的动机完全与治疗和矫正现有的疾病有关，而“社会条件”这个词语意味着社会的进步 可能将传统的问题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之中。最后，显示人类本性的词语“社会的”被缩小成为专业的术语“社会学的”。

省略和更改暗示了Middletown这个词从Moses（摩西）一词的著名的语义派生过程，将“oses”删掉，然后加上“iddletown”就成了。我并不是说删除和更改是有意而为之的，相反，甚至在它们被指出时，它们对罗宾逊博士而言并无任何意义。但是，如果一个怀着非功利的科学的动机进行写作的哲学家不愿做研究那段引文之含义这种谦卑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能期望他的哲学能探测“实在的无限海洋的深处，而人类的小舟在这个海洋中颠簸不已”呢？

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一种个人问题； [74]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关系到哲学和形而上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是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可能也是最能引起我们长久兴趣的问题之一。如果任何问题都值得非功利地探究其主要内容（内容的表现会满足其中的结论），那么，这就是问题所在。注意这个悖论：通过支持非功利的科学探究的主张来反对那些他认为会恶意攻击这种探究的人的主张，罗宾逊博士以不涉及事实而只涉及“动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标准是一个道德标准，并且依照许多道德学家的看法，即便是从道德的观点看，也是一个狭隘的道德标准。

这是一个值得进行严肃反思的似是而非的倒置。我不想极端地说，这意味着对承认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道德论争的涵义表示厌恶，而这种厌恶表明了要保护某种特定的道德并使其免受检验的愿望，也表明了要保护对最终之善的本性的某种先入之见并使其免受检验的愿望。但明显的是，当人们尝试诉诸动机来解决争论时，会在不进行批判性审查的情况下，将某些道德上的先入之见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罗宾逊博士说：“对哲学反思而言，为知识而知识是唯一适当而且有价值的 动机，并且这就是科学的动机。”这一点可以被证明是真的。但不管真假如何，任何东西都不能掩盖它是价值判断这一事实，而关于非功利的科学探究的观念要求的是通过检验主要内容来决定真假，而不能通过诉诸动机来决定真假。从目前的状况看，我们常把罗宾逊博士自己关于道德真理的片面之词 （ipse dixit ）作为真理。在一篇文章中，再次将道德排除在哲学之外！我认为，“非功利的”是一个与精神相关的道德词汇，正是在精神中探究得以顺利地进行。但是，正如罗宾逊博士自己所使用的那样，它意味着道德探究自身并不能非功利地进行，只有从“为了知识而知识”才是“有价值的”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出发，探究才可能是非功利的。人们可能会假设，知识中的结果以及知识的结果 （results in and of knowledge ）可能要根据“知识实际上是什么”这个问题来决定。一些人得出结论说，“为知识而知识”表示在生活中起作用的知识，我们为何要假定这些人必定是从特定的道德曲解和偏见出发呢？只有一种方式才能证明这个结论的有效性：通过检验论证并且遵循它所指示的方向。但是，罗宾逊博士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即将它归于动机。让我们再次重申：这一点体现在一次讨论中，这次讨论的目的是保护哲学免受道德的污染！

如果我现在回到前面引用的那段文字的上下文，那并非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为了将形而上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客观的、非功利的问题来加以简单的考察。没有人能够无视由罗宾逊博士所提出的这一连串的形而上学问题：“一与多的问题、变化与持存的问题、机械论与目的论的问题、形式与质料的问题，等等 。”因此他说，社会学类型的动机宣称这些问题全都“过时了”。由于我被当作这个学派显而易见的现实代表，此处显然意味着，这些 问题“过时了”与我在前面一段引文中谈到的传统问题的“不真实性”是同一回事。在第40页，通过一个限定，这个涵义表达得很清楚。这个限定的大致意思是：这类问题是我“理所当然地”（presumably）怀疑其真实性的问题。

罗宾逊博士从我处引用的一段文字出自我的文章的第5页（《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4页）。接下来从第6页到第52页（同上书，第5—37页）恰好是讨论一些传统问题，而在现在的科学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下，这些问题被人认为是不真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做可能是有益的。要意识到这几页文字就是显示我过去究竟记住些什么问题的地方，一种探究就不必如此不讲功利。如果罗宾逊博士觉得它们太乏味，以至于不去阅读它们，我应该同情而非责备他。但在那种情况下，为何要提到我？任何查阅过这几页文字的人，都会意识到在其中并没有罗宾逊博士所指出的那种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他却指责我说，我将这些问题看作过时的问题而非真正的问题。那里所讨论的传统问题完全是心理学 和认识论的 问题，这些问题从17世纪兴起，在18世纪形成，并且主导了19世纪的思想。

至此，讨论似乎完全只是在为我自己作辩护，但其意图并非个人的。可以想象，使这些问题摆脱17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传统，也许是使罗宾逊博士所提出的那些更客观的形而上学问题得以“恢复”的必要条件。由18世纪发展而来的心理学-认识论的传统，可能正是那些希腊人所意识到的更古老、更客观的问题变得晦暗不清的主要原因。除了那些无用的实用主义者之外，还有其他人抱有同样的信念。

然而，《哲学复兴的需要》一文的第53—58页（《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37—41页）批判性地谈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的传统，一种认为现在的科学 条件应该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把哲学与实在对象 的知识相等同，即与这样一种实在相等同，该实在被看作在程度和“种”上都高于我们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的实在性。这里应该注意两点：一点是，这个最终的等同可以说明古典希腊思想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解答 （solution ），这个解答有赖于“一”、“永恒”、“形式”，而反对主张“多”、“变化”和“质料”。即便是这样，这些问题可以引起持久的兴趣，对古希腊问题真实性的认识并不必然要我们预先接受古典的希腊结论。另一点是，当我们区分更高实在和较低实在、优越的存在物和低劣的存在物时，我们是在作一个道德区分，是在对好与坏进行区分。在我们进行道德考虑之前，作为形而上学 探究对象的存在特征与存在物的高低或级别问题无关。柏拉图教导我们，非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存在 （non-being is ），即便在道德上，他将非存在置于存在之下（依据柏拉图的看法，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相应地，在批判这个特殊的传统“在现在的科学条件下”并不真实时，一个人是在质疑道德 传统中的一种因素。可见，至少应当允许道德探究去探寻传统哲学中的道德因素，尽管它必须排除形而上学的因素。

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如果摆脱心理学-认识论的传统被证明是一种回到对事物本性问题进行非功利性探究的手段，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区分是如何与道德区分和道德问题相联系的？这并非一个动机问题，而是一个内容问题。如果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一种非功利的历史探究表明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错误地得出了涉及道德偏见的错误的形而上学结论，这种结论赞成“一”、“永恒”和“形式”，反对“多”、“变化”和“质料”，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归因于动机，而只有通过有关的事实检验，才能表明他们是错误的。除了历史问题以外，如果他们错误地认为形而上学区分与道德区分和道德问题是紧密相关的，那么，这也是一个不能通过断言动机而只能通过事实的检验，以及遵循它为我们所指出的方向才能处理的问题。

这里肯定的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这个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法。但是，当罗宾逊博士宣称“社会学的”兴趣永远不可能产生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时，我恳求他去看看柏拉图的《理想国》 （Republic ）和《法律篇》 （Law ）。那个磨磨蹭蹭地从远处跟随柏拉图的人在需要援引权威时，可能会把柏拉图当作权威引用，以便确信上帝是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和事实。他也会提醒任何人关心以下问题：如果有什么人将哲学当作一种政治变革和政治组织的工具，这个人就是柏拉图。建议“哲学家应该当君王”，并且断言只有当哲学家成为君王时，社会的疾病和混乱才会得到医治——这样做需要哲学中怀有强烈的社会学动机，但今天几乎无法找到这种动机。既然罗宾逊博士怀着敬意引用了罗伊斯（Royce），以及那些同样尊敬罗伊斯的人也可能引用罗宾逊博士所引用过的同一段话：“哲学……它的起源和价值在于试图合理地说明我们本人对严肃的生活事务的个人态度。当你批判性地反思你在世界上事实上在做些什么的时候，你就在进行哲学探究。当然，你正在做的事情首先是生活。” [75] 不管帆船多么脆弱和颠簸不已，当我们将它作为海洋的重要部分时，当我们的无功利探究纳入我们的探究对人类的飘摇小舟的航线和方向的影响的意义时，对现实的无限海洋的考虑几乎不会必然地发生偏差。

（王巧贞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