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 2 高雅与通俗 （1939）

High and Low Brows

快点，快点。把《皮哥儿传》扔到梳妆台底下去，把《蓝登传》扔到厕所去，把《无罪的奸情》夹在《劝善全书》里面。——把《安卫士爵士传》塞在沙发底下，把《奥维德》塞在靠枕后面，对了，把这本《有情人》放在你的衣服口袋里。——对，对，把这本夏朋夫人的作品搁在看得见的地方，把《福迪士的布道文》打开放在桌子上。

——谢立丹

亚里士多德常常从他所谓的“小引”（Isagoge）着手，开始论证。所谓小引，就是一组例证，假如我理解得没错，不是（像穆勒归纳法那样）去证明一条普遍原理，只是引我们睁眼去看。下面几个例子，就打算构成这么一个小引：

1.几年前，有位女士，我试图指导她的学业。她提出一个普适的文学理论，我发觉自己难以接受。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反驳她。我问，这理论是否涵盖《彼得兔》。沉默了几分钟，她反问我，将这样一个例子引入严肃的文学讨论，我是否以为就有用处？我回答说，《彼得兔》是一本书，尚不至于滥得登不了“文学”的大雅之堂。这位女士，诚实而又博学（这里提及她，我也是满怀敬意），也没打算称《彼得兔》为“滥”书。“无足轻重”（trivial），是她最后敲定的词汇。不过她还是颇为确定，那个“文学”学说，无需适用于《彼得兔》。

2.我听说有一家小学图书馆规定，将馆藏图书分为两类：好书（Good Books）和书（Books）。学生每借一本书，就允许借两本好书。读一本好书，值得表扬；读一本书，则只是尚可容忍。不过，那些制定规章制度的人，倒也手下留情，没将“滥”（bad）字，贴在跟“好”书形成对比的那些书上。

3.我听说一所大学院的院长， 称许安东尼·霍普 的小说，以热情宣告作结：“那些书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滥’书。”你在这里看到，确实用了“滥”字，但其用法却承认，在“滥”这一类里面，尚有好、较好与最好之分。

4.我常听说——谁又没听说过呢——普通百姓（a plain man）说起自己钟爱的某部故事的喜人之处，狂热之情溢于言表，说到最后，则低声下气：“当然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文学。”

我相信，这四个事例已经让你明白，我想要讨论的是什么了。四个事例当中，我们都看到两类图书之分。一类上面，附有某种声望；一类上面，则贴有耻辱标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将此区分，径自等同于好坏之分或较好与较坏之分。提出这一区分的那些人，更喜欢为低贱的那类图书，加上大众、普通、商业、便宜、垃圾之类名头；至于高贵的那类，名头则是文学、经典、严肃或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援引“通俗”（ Lowbrow ）与“高雅”（ Highbrow ）这对令人作呕的形容词，用作两类图书的名称，而且还有望横扫其全部竞争者。

你还会注意到，我所举的第一个、第三个及第四个事例，其中有个暗含的意思：通俗读物跟高雅读物是不同种类，以至于它们就有自家的好与坏，有自家特有的奴德（servile virtue）与奴恶（servile vice），因而就要用特别的标准来评判它们，就纯文学（literature simpliciter ）说的那些话对它们不适用。

可是依我看，在这一流行分类中，混淆了美好（merit）的程度和种类。假如通俗图书确实是一另类读物，那么，我就看不出，它怎么会比高雅图书低上一等。除非你跟某人参与同一竞技，否则，你不可能被打败；（就像切斯特顿观察到的那样）除非你二人朝同一方向奔跑，否则你不会被超越。当前，这一区分的方便之处当然是，让我们得了鄙视特定作者特定读者之满足，又不让我们承受说明他们何以糟糕之辛劳。我还发现这一区分的另一方便，纵容人们享受通俗艺术，却既不感恩又不羞愧。“我们去看一部烂片吧”，这话说不出口；“我们去看一部通俗影片”，这话就欢快了。看来这区分，整个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两大方便。

下文里，我会提出两点疑问：（1）通俗图书（或者像那所小学那样，径直称作“书”），真的就是滥书一类？（2）假如不是，这一区分是否还有别的用场？

一旦着手第一点疑问，我们就会注意到，即便所有的通俗图书——我将称之为A类——事实上都是滥书，即便如此，通俗与高雅之分——或A类与B类之分——都不会与好书与滥书之分相吻合。原因很明显，B类也包含着滥书。《高布达克》（ Gorboduc ），格拉夫（Glover）的《莱奥尼达斯》 （Leonidas ），代尔（Dyer）的《金羊毛》（ Fleece ），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的六韵步诗，约翰逊的《艾琳》（ Irene ），丁尼生的悲剧以及骚塞的史诗——说良心话，这一切都足够经典，足够严肃，足够文学。它们要是进入学校图书馆，必定会被归入“好书”一类，而不会归入“书”。不过难以否认，它们中间有些写得很滥。事实上，一旦由此视角看问题，我们就会清楚，A类也并非全都是滥书。单单写得不好，就将其归入A类，会犯错。即便A类里面，全是滥书，那也必定是特别种类的滥——A类的滥。

可是，它们都滥么？鉴于我从未读过安东尼·霍普的小说，我就不能选择它们来作分析，尽管第三个事例请我这么做；不过，以莱特·哈格德 为例或许也可以，因为他的书定然就在A类，而且依我看，其中一些还写得蛮好——要让那位院长来说，就是“好的‘滥’书”（good“bad”books）。在他的书里，我挑《不可违抗的她》。要是我自问，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去读《不可违抗的她》，我就会发觉，应该如此去做的理由是多之又多。首先，这部故事做了一项可贵探索；在开头几章，其核心主题就吸引我们跨过巨大的时空距离。我们在结束章节会看到的东西，在开头章节，可以说通过望远镜的错误的一端，就看到了。就引人入胜而论，这是一种巧妙手法——在《乌托邦》一开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二幕，《奥德赛》的头几卷，你也可以看到同类技巧。其次，这是一部追寻故事（a quest story），这就会吸引人。追寻对象，结合了两大引人之处——将“青春之泉”（fountain of youth）主题与“异国公主”（princesse lointaine）主题合二为一。最后，收场或结局，一直是追寻故事的难题。这个难题，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加以克服。这个手法，在作者看来，怎么说都说得通。故事行文里，细节最是令人信服。意在和蔼，那人物就和蔼可亲；意在阴险，那人物就阴险毒辣。《不可违抗的她》的杰出之处，跟任何杰作一样，都是牢牢基于想象的基本法则（the fundmental laws of imagination）。不过其中瑕瑜互见。因为以下两点，我们不能将之纳入令人颇为满意的浪漫传奇。一个瑕疵就是文风之单调。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它不合乎某些定法（ a priori rules），而是指笔触之倦怠或无力。因为对于打算呈现的情感、思想或形象，作者总是满足于一种大致不差。于是，语焉不详及陈词滥调，就散布各处。另一个瑕疵则是，借“她”之口说给我们的那些智慧，浅薄而又愚蠢。对此故事而言，避世幽居的“她”应该成为一名哲人（a sage），这不仅入情入理，而且是本质所系。然而，哈葛德本人却没有足够的智慧，供她援用。一个有但丁之深度的诗人，能为她提供真正的警语；有莎士比亚之才气的诗人，不劳亲自指点，就会让我们信服她的智慧。

假如我的分析没错，《不可违抗的她》就不是滥书中的好标本意义上的那种“好的‘滥’书”；它只是有好有坏，跟许多别的图书一样，在某方面好，在某方面不好。兴致勃勃读此书的那些人，乐享着真正的文学美好（literary merit），是它跟《奥德赛》或《伊阿宋的生与死》 共有的美好。当然，这并不是一部上好的书，但由于瑕不掩瑜（正如比我聪明的读者已经证明的那样），比方说吧，就比《莱奥尼达斯》（ Leonidas ）或《冥王史诗》 要好。换句话说，这本A类图书，要比一些B类图书要好。它的好，经得住多方检验。作者表现了更好的技巧，读者也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它更切合我们的想象力的恒常本性（the permanent nature of our imagination）；它让读过它的那些人更丰富。正因为此，将A类B类之分等同于好坏之分或较好较坏之分的企图，无疑会破产。

因而对于这两类图书，我们必须四下寻找别的可能界定。这时，我立即想到的是第一个事例中的那位女士，她以“无足轻重”为名将《彼得兔》排除在外。或许，A类包含的是无足轻重之作，而B类则是严肃、有分量或重大之作。我想，使用AB二元对立的那些人，虽然心里常有这样的想法，但却很难确定，他们用以表达此想法的那些词的准确含义。明摆着的是，这对立不单是滑稽（comic）与严肃（serious）之对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教区杂志就会被列入B类，而《愤世嫉俗》 则列入A类。无疑有人会分辩说，莫里哀的这部戏，虽滑稽却重大，因为它多方位触及生命，因为它探究人性之奥赜。这就为重述这一区分提供了基础：B类图书在上述意义上“重大”，而A类图书只触及我们之皮毛，只关系到我们意识里高度专门的领域。可是，这会让《不可儿戏》 沦为A类。而且目前尚不清楚，已经列入A类的图书就肤浅。那些图书，经常得到的指控是“滥情”（sentimental）。这一指控，细看一下，常常是暗暗承认，它们诉诸很基本很普遍的情感；这些情感，就是伟大悲剧所关之情。即便是瑞恰慈博士的《布西的歌谣》（ Boosey Ballad ） ，不但属于A类，而且确实低劣，但其主题，彼特拉克或许都不会鄙夷。说实话，我看得越久就越是深信，重与轻（weighty and frivolous）、厚与薄（solid and slight）、深与浅（deep and shallow），正好打破了A类与B类之区隔。完美至极之物中，不知有多少都是率意而为！厚重与轻盈（weighty and frivolous），是文学之种类；在每一种里面，我们都会找到好的A类和滥的A类，好的B类和滥的B类。这一分际，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在凡夫们中间，我发现这一分际经常基于风格。当普通百姓（the plain man）坦承自己所喜欢的图书不是“真正文学”，你要是追问，他经常会解释说，那些书“没有风格”或“风格如何等情”。当这位普通百姓被逮住，被弄成一个不情不愿又稀里糊涂的大学生，对那些自己有阅读义务却无阅读享受的伟大作品，则常常会夸赞其风格卓绝。他错过了戏剧中的笑点，对悲剧无动于衷，对抒情诗的言外之意没有反应，发觉浪漫传奇中的事件兴味索然；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如此乏味，传统却赋予它们价值，他对此茫然无措。于是他将此事交托给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东西，交托给一个名为“风格”的神秘实体；这个神秘实体之于他，就相当于隐秘力量（occult forces）之于老辈科学家——是一种“傻人避难所”（ asylum ignorantiae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对风格有个极端错误的理解。他以为风格并不是炼字炼句（linguistic means），作家藉以制造自己所心仪的效果；而是以为风格就是一种增饰（extra），是添在读物上的一种文绉绉（uncovenanted pedantry），来满足跟寻常的想象之乐没什么关系的某种特定的“文学”趣味或“批评”趣味。对他而言，一种画蛇添足之举，却因约定俗成，就令其挤入高端行列——就像信封人名后面的“亲启”二字。必须承认，雅士们有时候谈起风格，也给他们的弱势同胞这样误解风格提供了一些由头；不过我想，他们绝大多数头脑清醒之时都会承认，凡夫们对“风格”一词的这一用法并不存在。当我们说《不可违抗的她》之中的乡村描写有风格缺陷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其描写有缺陷，而不是说（像这些傻人所想的那样）其描写都好，只是缺少一丝抽象出来的“文学的”非关描写的优雅（some abstractly“literary”and undescriptively grace），这种优雅是可以再加上去的。我们称此缺陷为“风格”（stylistic）缺陷，是因为这毛病不在于作者的构思，而在于他语言马虎或迟钝。选一个更好的形容词，远方山峦在地平线就更显得巍然耸立；打个恰切比方，整个景象就会永远印入内在之眼 ，现在却在连篇废话中模糊不清；一种更雄浑的诗韵（a nobler rhythm），就会给我们以空间感和动感，而不像现在，只供我们去推想。合上《不可违抗的她》，打开《日升之处》 的任何一页，你就会立即明白风格在一段描写中意味着什么。从无哪类图书，没在风格上费心，就会“独到地好”。在一些书里，有些事情作者叙说得不好或说得不到位，却足以激发意趣（interesting），让我们不顾作者之败笔而继续阅读。尽管他自己的工作只完成一半，我们还是满足于替他完成剩下的一半。这号书，就有风格缺陷。它们可不只是来自A类。司各特、狄更斯、拜伦、斯宾塞、阿兰 以及阿普列乌斯， 都有风格缺陷，却通常都放在B类。圣保罗，即便一些篇章美得惊人，在我看来还是写得不好，却很难归于A类。我还发现，但恩、查普曼、梅瑞狄斯、 圣茨伯里 等人的风格里有些障碍，阻止我们去乐享他们不得不给予我们的东西；而莱特·哈葛德笔下的东西，我则发觉可以尽情乐享。读者是否都同意我选的这些例子，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在B类图书中也会发现风格缺陷（跟发现其微不足道一样）。故而，无法将风格弄成这两类图书二元对立的基础。

运用该区分的另一常见路数是，往往将“大众”（popular）作为A类图书之最佳形容。大伙以为，“大众”艺术只是旨在“娱乐”（entertainment），而“真正的”或“严肃的”艺术则旨在专门提供“艺术的”、“审美的”甚至“精神的”满足。这个观点之所以引人，是因为它给其持有者一个根据，据以坚持说大众文学有其自身的好与坏，遵循自身的规律，与“真正的文学”（Literature proper）泾渭分明。大众小说，只是旨在让读者消磨时间；大众喜剧，满足于引读者发笑，然后忘掉；大众悲剧，只想使我们“好好流一下泪”，自有其卑微、独立、合法席位。我观察到，在我所认识的最雅的雅士中间，有很多人都花大气力谈论大众艺术之“俗”（vulgarity），因而他们肯定对大众艺术了若指掌；而且，除非他们乐享过大众艺术，否则他们不会获得这种知识。既然如此，我就必须假定，他们会欢迎这样一种理论：保证他们畅饮大众艺术之泉，又不失身份。然而，在这种区分里面，有个恼人难题。我们用不着去查就知道，小学图书馆里的那些“好书”，包括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小说。而这些小说，在它们自己的那个年代，都是大众“娱乐”，都是畅销书。当代一些雅士或许会反驳说，永远不该容许它们进入B类。我虽不同意，但也就姑且认可吧。甚至让我们姑且认可，司各特的诗也应禁止进入B类，还有一度是A类如今是B类的拜伦。可是，菲尔丁、马罗礼以及莎士比亚那一伙怎么办？骑士传奇怎么办？在庞培城墙上信笔涂抹的奥维德怎么办？还有莫里哀怎么办？他将一名老妇引为自己作品之知音，她总在观众发笑之处发笑——那些观众正是他要取悦的呀！在别的艺术中，莫扎特的歌剧怎么办？说本为大众市场而作的一部作品，有时鬼使神差还歪打正着，这样说不足以服人。因为这样的事太过频繁，不能称之为鬼使神差了。绝大多数时代留下来的作品，大体而言，要么具有某些宗教魅力或民族魅力，要么就是娱乐大众的商业之作。我说“大体而言”，是因为“纯”艺术，并不总是朝生暮死；其中有一点，很小的一点点，留存下来了。而如今充斥B类的文学，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这样一些作家之手：他们要么虔敬地写作，为的是教导同胞；要么商业地写作，靠着“公众要啥就给啥”来挣生活。

这就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一个时代的B类，往往正是另一时代的A类。那些艰新运动（the difficult new movements）的支持者们，时常警告我们说，不要学父辈的样，用石头砸死先知；不喜欢庞德或乔伊斯的那些人，也受到警告：“这样你也会讨厌华兹华斯和雪莱，要是你生活在他们的时代。”这警告或许有用，不过显然，应当由另一警告来作补足：“注意你是如何蔑视今日之畅销书！对于23世纪的知识界，它们或会成为经典。”

假如在后代眼中，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艾略特和奥登的时代，而是巴肯 和伍德豪斯 的时代，（还发生了一些更稀奇古怪的事），那时巴肯和伍德豪斯就会跻身B类，孩子们会因为读过他们而得高分。莎士比亚和司各特，一度是A类，如今是B类。要是能够发现时光流逝会给一本书带来什么，我们就应该会弄清，A类B类之分的真实本性所在了；而且明显的是，时间给一本书带来的，恰恰是让此问题难于追索。的确，时间还有别的作用。它会让一本书广为人知，或给它涂上厚厚一层光泽，就是我们如今在维吉尔或马罗礼的作品中所乐享的那个光泽。可是这两者，没有一个会构成B类之基础，因为B类也包括当代之作。我们要找的那种品质，一些书一度拥有，原本不拥有的那些书时间也会授予；艰深（difficulty），看上去就是那种品质。假如“文学”、“好书”或经典的真实标准，原来就是艰深，那就有意思了。这就好比，一出喜剧，只要每个人都会看到其中笑点，就只是商业艺术（commercial art）；当你需要解说员来为你解释笑点，它就立即成了审美的或精神的艺术。我想，这就比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假设，更接近AB两类图书区分之根据了。

图书的浅易与艰深之分，倒是有些道理；而且有能力乐享这两类图书，当然比限于浅易类要好。一个人此前只品味浅易图书，如今学着品味艰深类，我们说他趣味提高了，或许就没错。因为，在别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就是提高。不过，有两种意义上的提高，其间差别巨大。在一种意义上，提高即趣味范围扩大，而此趣味在原先的范围内已经臻于完美；在另一种意义上，提高则意味着由坏到好的纠正或反转。浅易图书跟滥书之间，也差别巨大。没有哪本书因其浅易而滥，或因其艰深而好。一本书是滥书，或许就是因为艰深。假如浅易与艰深，就是A类与B类图书之分背后的真正对立所在，那么，A类B类之分就被广泛滥用，而且，有些人会从正确前提“假如力所能及（不用抛弃浅易图书），最好前进到艰深图书”，得出错误结论，说艰深图书更好，说你只能通过抛弃浅易图书才能进至艰深图书。这一错误的心理原因，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跟难易之分紧密紧密相连的是，将“俗”（vulgarity）作为A类图书之标准。要回应这一说法，只需追问一下，将“俗”字用于碧翠克斯·波特 、约翰·巴肯、乔治·伯明翰（George Birmingham）、P.G.伍德豪斯、“萨默维尔和罗斯”（Somerville and Ross）以及成打的A类作家，这词可能会是什么意思。然而，“俗”这个词如此难于界定，在当代又是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或许应该对之细加端详。在我看来，它主要有两个意涵。在第一个含义里，它是个纯否定用语，指的是“不雅”、“不够精微、雅致或玲珑”。这个意义上的“俗”（跟“俗语”对参），或许就是臻于完美：无需文雅或精微之时，缺少文雅或精微，算不得瑕疵。因而这行诗：

二十丽姝，请来吻我。

在其语境中，既好又“俗”，因为它表达的爱情，既未得到提升，也不加拣择。这正是那首歌所要的。同一行诗，要是有人将其放在郎世乐口中，让他在劫了刑场之后说给桂妮薇； 或将其放在宙斯口中，让他在一阵金雨中现身之时说给达娜厄——那就是荒唐透顶。由此视点来看，我们或会承认，A类文学都“俗”，而且“俗”得无可厚非。对于粗暴简单的情感，它就应该给以粗暴简单之待遇；对易于辨认之现实的那些熟知方面，其刻画之直截了当，不费心思，就不是缺点，除非它意在别处。倘若它是要求雅致的随笔（essays），却并不雅致，那就是该受诟病的“俗”；可是优秀的A类作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不用如此。不过，“俗”还有第二个含义。它可以用来去指，本质之坏，说到头也即道德之坏：卑鄙（the base），低劣（the mean），下流（the ignoble）。这些语词本身虽都有些含混，但有个例子，可让此事明白。就恶“俗”而言，我所知道的范例，出现在查普曼的《伊利亚特》译本里。荷马这样说城墙上的那些老人们：

特洛亚的领袖们就是这样坐在望楼上，

他们望见海伦来到望楼上面，

便彼此轻声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

查普曼则译为：

当他们领略了美的力量，在那王后身上

来到望楼，即便这些 冷淡的 贵族

这些聪慧却几近枯萎之人，发觉自己

两眼放光，他们禁不住（轻声细语）说：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查普曼给原文强加的这种年老色迷的暗示，本身就俗，必然就俗；即便就此题材，还是有人会写出好的诗行，无论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可是，让它渗入这里的每一处，浑然不觉它与荷马所要说的之间的鸿沟，就证明了一颗粗鄙心灵，证明了对人类感情世界之高下尊卑（the whole hierarchy of human feelings）的野兽般的无知。这不只是在要求雅致之处，缺了雅致（尽管当然还真是这样）；这是在卑贱正要篡夺高贵之位时，却在无意中向卑贱示好，为其开道，这是“下流欲望，泥地打滚”。 这里我们免不了要用卑贱和高贵之类语词，因为“俗”，往深处说，其实就是道德谴责用语。它跟通俗与经典之分，没有关系。“俗”指的是低贱心灵（low hearts），而不是凡夫俗子（low brows）。

至此，关于将文学分为经典与大众、“好书”与“书”、“文学的”与“商业的”、“高雅”与“通俗”，我们痛下决心，力图找出此类二分的切实含义，却都无功而返。这类区分，事实上是基于混淆价值层级（degrees of merit）与种类层级（degrees of kind）。我们所画的文学地图，看上去就像一份皇榜——人名排成竖列，再画一道横线，线上是考中的，线下是落榜的。我们理应画一系列的竖线，代表作品的不同种类；再画很多很多条横线，跟竖线交叉，代表着每类作品各自的优劣层级。这样，“纯历险故事”（Simple Adventure Story）就自成一列，《奥德赛》在其顶巅，埃德加·华莱士 在其底端。至于莱特·哈葛德、R.L.斯蒂文森、司各特、威廉·莫里斯，则置于跟“历险故事”交叉的横线以上，其高度由我们来确定。“心理小说”（Psychological Story）是另外一列，有其自身之顶巅（托尔斯泰或别人）和底端。心中有了这幅画面，我们就该避免犯浑，不应给学童说：“你不应读《所罗门王的宝藏》这类垃圾读物。读一下梅瑞狄斯吧！” 这样的劝告，会将他赶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你是叫他立即横向移动，从这一类移向另一类；又纵向移动，从不太好的移向更好的。不过，你还在做着某种坏事。你正在给他的心灵注入这样一个观念（以后往往抹除不掉）：他在那些不太好的图书里已经享有的快乐，跟他指望着在“真正的文学”里得到的任何东西，性质差别极大——后者是他“在校”要读的，关乎分数，关乎毕业，关乎自豪（conceit），关乎自我提升。

我相信，这一误解极有可能扩张，而且终有一日不再局限于学童。有许多环境，助长其扩张。直至特别晚近的时间，读母语写作的想象文学（imaginative literature），才被认为可圈可点。过去的伟大作家，为同时代成年人之闲暇消遣而写作；关心文学的人，无需鞭策，也没指望着由于坐下吃了为他准备的饭而得到操行分数。学童小小年纪，学校就教他们去读拉丁文诗歌和希腊文诗歌；至于发现英语诗人，其偶然与自然而然，跟他们今日发现本土电影如出一辙。我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也但愿你这一代的许多人，都以此方式误打误撞闯入文学。我们那代人，个个在穿伊顿公服的年纪，就跟一些伟大诗人暧过昧。假如我们断言，我们从一开始就爱的绝大多数图书都是好书，对我们的早年所爱依然无怨无悔，你是否会认为我们太不谦虚？假如你这样认为，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现代境遇之怪异；对于我们，宣称我们一直爱着济慈，就跟宣称我们一直喜欢腊肉和咸蛋一样，谈不上骄傲。

许多变化正在发生。大学的英文学科，毕业证书以及教育梯级（the Educational Ladder），都有增无减。这虽都是美好事物，或许却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我预计，一种新型读者和批评家，会越来越多。对于他们，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成就（accomplishment），而不是一样乐趣（delight）；他们一直感到，在习得趣味（the acquired taste）之下，总有什么东西在牵扯拖拽，他们得抵抗，却在抵抗中感受到那东西之美好。说一些书不好或不太好，不会令他们满意；他们会专门分类，分出“通俗”艺术（“lowbrow”art），供他们诋毁、嘲笑、隔离，（生病或疲倦时）偶尔也供他们乐享。他们确信，大众的必定总是不好的；于是他们认定，人类趣味 天生 乖谬，因而不仅需要提升和发展，而且需要矫正。对于他们，一个好批评家，套用神学家的话来说，本质上是经过“二次降生”的批评家，他洗心更面，从自己的原有趣味中得到重生。对于天机自发的入目会心（spontaneous delight in excellence），他们因为毫无经验，也就毫无概念。他们的“良好”趣味，是通过眉头汗水获得的；获此趣味，经常（而且合法地）跟爬上社会梯级及经济梯级挂钩，因而他们对此趣味总是战战兢兢。由于瞧不起大众图书，所以任何假内行和邋遢鬼装模作样来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会逆来顺受，忍受其蠢笨，忍受其难堪；既然 一切 文学都一样费劲，费劲程度不亚于一种习得趣味，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文学之差异。一个真正爱文学的人，则会令他们恼怒。他们称那人是外行（ dilettante ），因为那人不会去劳神费力解决晚近的诗歌谜团（the latest poetical puzzle）。付出巨大代价才在帕纳塞斯山 获得自由，因而他们就受不了，那些天生自由之人的从容自若。

救治此病，不在于移除教育梯级，也不在于取消英文学科和毕业考试。倘若认识到危险，通过教育，通过批评，你就会在每一个点上防范危险。那些陷于我所描写之困局的人，假如愿意，自己就可以防范。稍加留心，很快就会发现任何“通俗”图书真正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这也能向我们显示，并不“通俗”的图书中间那些同样种类的好与坏。一点点耐心，一点点人性，足矣。是新近习得之虚荣和思维之懒惰，才让成百上千的图书，一些无可救药地滥，一些精妙绝伦地好，面临着被囚禁于评论家从不光顾之门类以内的危险。一个人读了一本好书，不应因它既简单又通俗而引以为耻；对于一本滥书，也不应因它既简单又通俗而网开一面。他应该有能力说（其中人名可换，以切合自己的判断）：“我读巴肯和艾略特，理由是一样的，因为我认为他们写得好；我不读埃德加·华莱士和艾兹拉·庞德，理由也是一样，因为我认为他们写得滥。”我期望取消“高雅”与“通俗”之分，一点都不是为了保护滥书。那个区分本身，才保护了滥书。恰如它让杰出的A类图书与应得之夸赞无缘，它也教导自己的受害者去容忍糟糕的A类图书。感冒了，瑞恰慈博士为何去读一本滥书（a bad book）？ 难道不是因为病中的他，需要一本浅易的书，却又将一切浅易图书都打包看不起，不做进一步的区分？这是拥有一个贱民阶层，通常会有的后果。奴隶制，当它压制了品格高尚的奴隶，就会纵容恶奴对自由仆从（free servant）决不让步。最最鄙视娼妓所从来之阶层的那伙人，并不必然就是戒绝嫖娼的那些人。而且说实话，对大众艺术之鄙薄严厉至极、对自己赞许的艺术不求快乐的那些人，偶尔泄露出来的阅读消遣，往往令我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