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 3 “百合花一旦腐朽” （1955）

“Lilies that Fester”

《二十世纪》的“剑桥大学号”（1955）上，约翰·艾伦先生追问，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费那么大的周折向我们证明，他们压根就不是知识人，因而肯定不是文化人”。我自信知道答案。有两样类似的事，或许有助于让这答案进入读者脑海。

我们都认识一些人，若有人在社交场合用“refinement”（文雅）一词来赞许他们，他们会惊恐。有时候，为了表现不喜欢这一用法，他们就故意将该词拼作refanement。其言外之意就是，该词很可能在装风雅的俗人口中，最为常用。我想，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能理解这一惊恐。惊恐的他感到，我们称之为“文雅”的那种心灵品质及行为品质，在孜孜以求又津津乐道文雅的那些人中间，最不可能出现。而具有这一品质的那些人，可不是因为他们遵从了什么“文雅”观（any idea of refinement），就从不趾高气扬，随地吐痰，你争我抢，自鸣得意，直呼人名，自吹自擂或顶撞他人。这些做派，不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即便出现，构成文雅的那些训练和感受力，也会将其作为可厌之事加以摒弃，用不着参考任何堂皇举止（ideal of conduct）；就像我们会丢弃一颗臭蛋，用不着参考它对肠胃的可能影响一样。“文雅”，事实上是我们从外部（from without）给特定举止所命之名。从内部看（from within），它并不表现为文雅；说实在的，它压根就没显现出来，压根没成为一个意识对象。文雅在哪里喊得最响，哪里就最稀缺。

引入另一样类似的事，我万般的不情愿。不过它太过显眼，无法避而不谈。“宗教”（ religion ）一词，在新约圣经或奥秘派著述（the writings of mystics）中，极为罕见。原因很简单。我们以集合名词“宗教”统称的那些态度和实践，其自身几乎根本不关心宗教。虔信（to be religious），就是将自己的心志集中于上帝，集中于作为上帝子民的邻人。因而根据定义，一个虔信的人（a religious man）或正在变得虔信的人，并不思索宗教，他没这时间。宗教，是我们（或他后来在某个时候）从外部为其行为所加的称谓。

当然啦，鄙夷“文雅”及“宗教”二词的那些人，或许是出于不良动机；他们或许期望着给我们留下，自己有良好教养或圣洁的印象。这号人索性将围绕“文雅”或“宗教”的谈论，视为鄙俗（vulgarity）或世俗（worldliness）之症候，避之唯恐不及，以逃脱患有此病之嫌疑。不过还有一些人，他们真诚且（我相信）正确地认为，这号言谈不只是此病之症候，而且是此病之病因。这号言谈对所谈之物有害，很有可能在其存活之地将其糟践，在其尚未降生之时将其扼杀。

而“文化”（culture）一词，好像也属于这类危险而又尴尬的词汇。不管该词还有何意，它一定涵盖了对文学及其他艺术的深切而真实的乐享（deep and genuine enjoy ment）。（我用“乐享”一词，可没打算去问艺术经验中快感之角色这类烦人问题。我指的是享受，而不是开心；就像我们谈起一个人“乐享”健康或田产一样。）这么说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还有什么事情能拿得准的话，我就敢保，当一个人在此意义上乐享《唐璜》 或《奥瑞斯提亚》， 那么就一点都不在意“文化”。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恰如胖人或聪明人，意味着比大多数人更胖或更聪明；“文化人”（cultured）必定意味着，比大多数人更有文化。所以，此词立即将心灵带向比较、归类及社会生活。可这一切，跟石像进城时吹响的号角， 跟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哭喊“现在你修正了自己的意见” ，有何相干？E.M.福斯特先生的小说《霍华德庄园》，对一个正在听交响乐的女孩，做了精彩刻画。 她并不思索“文化”，也不思索“音乐”，甚至不思索“这部乐曲”。她透过这部乐曲，看整个世界。 “文化”，跟“宗教”一词一样，是从外部为一些活动所赋之名；而这些活动本身，对“文化”压根不感兴趣，一旦感了兴趣就遭祸害。

我的意思并不是，永远不要从外部（from the outside）来谈论事物。可是，当事物极其珍贵且极其脆弱，我们谈论时就必须倍加小心，或许还是谈得越少越好。念念不忘所谓“文化”, （尤其是）将其视为某种令人羡慕的东西，某种功德无量的东西，甚或会带来声望的东西，依我看，正好危及“乐享”——我们可正是因为这些“乐享”才珍视文化的呀！假如以文化事业为由，鼓励别人或自己去听去看去读伟大艺术，我们唤来的恰好就是，乐享艺术之前必须加以悬搁的那些东西。我们在唤醒自我提升的欲望，卓尔不群的欲望，反驳（某群人）并同意（另一群人）的欲望；还有成打闹闹攘攘的激情（busy passions），且不管这些激情本身是好是坏，就其与艺术之关系而论，简直就是一种令人聋盲、令艺术瘫痪的分神。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反驳说，他们用“文化”一词，并不是指这些“乐享”本身，而是指相互作用相互辉映的一些经验所养成的那种心性（the whole habit of mind），一经养成便永久葆有。一些人还指望着，将善感而又丰富的社交生活（the sensitive and enriching social life）纳入文化之中；因为他们想，在养成这一心性的那些人当中，就会涌现这种社交生活。然而这类重新诠释，给我留下的仍是同样的难题。我蛮可以想象，一生就这样乐享，会将一个人带向这一心性；不过有个条件，即他走向艺术，不带此等目的。读诗以求心灵提升的那些人，靠着读诗将永远无法提升心灵。因为真正的乐享，必须自发，情不自已，不会瞄准遥远目标。缪斯女神，不会屈从买卖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那种值得向往的心性，即便它终究会来，也必定是作为副产品而来，不求而得。将它作为目标的想法，倒让人想起歌德说给艾克曼的那种令人瞠目的自信（shattering confidence）：“我年轻时的所有情事中，我瞄上的对象，都令自己高尚。”对此，我揣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答复说，即便我们相信一场恋爱能够使一个年轻人高尚，我们也敢保，抱此目的来谈恋爱，会以失望而告终。因为当然啦，那压根就不是恋爱。

个人层面，就说这么多。不过，为“文化人”群体所作的这一声称，却提出了一个难缠问题。到底有什么证据表明，“文化”就在有文化的那些人中间，营造了一种善感而又丰富的社交生活？倘若我们用“善感”一词，是指“对现实的或想象的冒犯的敏感”，倒能找到一个由头。很久以前，贺拉斯就注意到“吟游诗人难以取悦”。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生平与著作，以及我们这个世纪地位最高的文学期刊上面的书信，都表明了批评家和学者也同样敏感。不过，这个意义上的“善感”，跟“丰富”合不拢。相互争竞相互憎恨的唯我主义（competitive and resentful egoisms），只能使社交生活陷于贫瘠。丰富了社交生活的那种善感，必定是防止一个人伤害别人的那种，而不是令他动不动就感到自己受了伤的那种。我的亲身经历从未表明，那种善感与“文化”之间有什么因果关联。倒是在没文化的那些人中间，我往往会找到它。至于在文化人中间，时而找得到，时而找不到。

我们就诚实点吧。既然以文化人之一员自许，我就不想让家丑外扬。即便不能这样自许，至少也住在他们中间，我也就不应诋毁我的这些朋友。不过，现在既然是在自己人中间，关起门说话，咱们就还是直话直说的好。对于我们这个阶层，真正的叛徒不是在阶层内部说其缺点的人，而是为我们的团体自大煽风点火的人。 我欣然承认，我们中间有为数不少的男人和女人，其谦逊、礼节、公正、争论中的耐心以及想要弄清对方观点的意愿，都无可挑剔。认识他们，很荣幸。可我们也必须承认，跟任何别的群体一样，恃强凌弱的、偏执的、怯懦的、暗箭伤人的、爱出风头的、无精打采的、没出息的以及烦起人来没完没了的，在我们中间也是在在多有。将任何辩论都会变为争吵的那种傻粗， 在我们中间，一点也不比粗通文墨者中间少见；受不得一点委屈，像野猫一般抓狂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自卑情结（“严厉打击”却不“顽强承受”）， 在我们中间，差不多跟在小女生中间一样常见。

你若对此存疑，那就请做个试验。在吹嘘“文化”有调节、净化、解放及文明功效的那些人中间，任意挑出一个人来，问他别的诗人、别的学者或别的批评家怎么样，不是整体地问，而是一个一个指名道姓地问。十有八九，他为总体所声称的那些东西，在单个人身上都会予以否认。当然，他也会提出在极少有的情况下，就像他自己那样，“文化”具有所吹嘘的那些结果。有时候我们怀疑，他能想到的只是一个人。从他的评论中，能得出的最为自然的结论是，对我们这个阶层能说的最为保险的赞语，就是约翰逊博士说爱尔兰人的那句话：“他们是一个‘正正派派’的民族——他们之间从来不讲对方好话。”

于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能让人们相互之间和蔼可亲、信守承诺、善解人意并融融泄泄的那些品质，“文化”是否促生其中一个，都极端可疑。当奥维德说文化“令我们温文尔雅” ，他是在恭维一位蛮邦国王。然而，即便“文化”做到了这一切，我们也不能为此而拥抱文化。因为这就是有意识地或自觉地将一些事物当作外在目的的手段来用，而这些事物，却正因这一有意识的或自觉的运用，失去其达成这些目的的能力。“文化”的许多现代鼓吹者，在我看来，就符合“厚颜无耻”（impudent）一词之本义；他们寡廉鲜耻，在人应当害羞之时不会害羞。那些至为珍贵至为脆弱的事物，他们待之以拍卖商的那种粗暴；对于我们最苦心孤诣最稍纵即逝的体验，他们谈起来，就像是在为我们兜售胡佛吸尘器。其实所有这一切，都在《二十世纪》上艾伦先生的用语“文化信仰”（the faith in culture）中，得到了总结。一个“文化信仰”，跟一个“宗教信仰”（a faith in religion）一样的糟糕；两个表述都隐含着，转身离开文化和宗教所指称的那些事物。“文化”，作为指称某些极为珍贵的活动的集合名词，是个可用之词；然而将“文化”实体化，令其自本自根（set up on one's own），将其弄成一个信仰、一项事业、一个标识、一个“平台”，就不可忍受了。因为这些活动，对那信仰或事业，没有一个会付出一毛钱的关心。这就好像重返早期闪族宗教，其中命名（names）本身就被当作权柄（powers）。

再进一步说吧。艾伦先生发牢骚说，虽尚可忍受一些“文化”贩子（ culture- mongers）的腔调却不再满足于听而不闻（creeping out of earshot），那我们就跟低俗又低俗者厮混或假装厮混，就假装我们共享着他们的快乐。正是在这里（ 仍见页 127），好多暗示掠过我的脑际。我不知道什么是AFN, 我也不喜欢地下室，现代威士忌既不合乎我的购买力，不合我的口味，也不合乎我的肠胃。不过我想，我知道他心中所想的那种事情，而且我想，我还能解释说明。一如既往，我会从类比着手。假定你在一群非常年轻毫无遮拦的自命不凡者中间，度过一个夜晚。他们假装对一坛上佳的波尔图葡萄酒，具有细致入微的品鉴力（a discriminating enjoyment），尽管认识他们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即便以前喝过波尔图葡萄酒，那酒也是来自一家杂货商。然后假定，回家路上，你踅入一家寒碜的小茶馆，在那里听到围着毛围巾的一位老妇对另一位老妇说，还咂吧着嘴：“这茶真香，亲，就是香。你对我真好。”此时此刻，你难道不会感到，这与山间清风好有一比？因为在这里，终究有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里有一颗心灵，还真的在意它表示在意的那东西。这里会有快乐，有着不颓不废的体验，天机自发，从源头而来。一条活狗，也胜于一头死狮。同理，在刚刚结束的某类雪利酒会上，其中“文化”曾有如泉涌，却没有一个字或一个眼神表露出，对任何艺术任何人或任何自然对象的一种真正乐享；而在公交车上，一位正在阅读《奇幻与科幻》 的中学生，却让我心头一热。他入了迷，全然不顾身边世界。因为在这里，我也会感到，自己遇见了某种真实的、活生生的、造不了假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体验，天机自发，欲罢不能，一无所求。对那个男孩，我会心存期待。对任何书籍都十分在意的那些人，终有一日，可能会在意好书。欣赏官能（the organs of appreciation），存在于他们身上。他们不软弱无力（impotent）。即便这个男孩永远不会像喜欢科幻小说那样喜欢任何事物，但是：

这些才是孩子的

所爱，从中他至少可获得一种

宝贵的收获——能够忘记自我。

我仍会宁要活狗，不要死狮；或许甚至宁要野狗，也不要温顺的狮子狗或北京狗。

我本不该费这么多口舌，来回答艾伦先生的问题（我俩也是闲操心），要不是我认为此讨论会引出某种更有成果的问题的话。现在，我就试着引申一下。福斯特先生 有些着急了，因为他对神权政体心存忧惧。假如他现在料想着会看到，现代英国会建立一个神权政体，那么我相信，他的料想真个是荒诞不经。但我还是想澄清一下，即便我认为此事极不可能，我对此事的感觉也会跟他一模一样。我完全赞同“权力导致腐败”这一箴言（他借自一名基督徒）， 但我还要走得更远。权力越是高调，就越扰民，越无人性，越多压迫。神权政体是所有可能的政府建制里面，最差的一种。一切政治权力，充其量，只是“必要之恶”（ a necessary evil ）；不过，当其合法依据（sanctions）最低调最平常之时，当它宣称自己只不过有用只不过方便、严格限定自身于有限事务（limited objectives）之时，它才为恶最少。以超验（transcendental）或精神（spiritual）自命的任何事物，甚至还有以强烈道德情怀自命的任何事物，都充满危险，都会理直气壮地干涉我们的私人生活。就让鞋匠干好自己修鞋的活好了。因此依我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君权神授说败坏了君主政体；卢梭的“人民公意”，败坏了民主政体；种族神话败坏了民族国家。而神权政体，我承认甚至坚持认为，则是最为败坏的。不过话说回来，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有此威胁。而我所想到的真正威胁我们的那种东西，其不堪之处只不过略逊一筹，而且其不堪差不多是同一路数。我会称之为文人政体（Charientocracy）：统治阶层不是圣贤，而是聪明人士，优雅人士，朗布依埃府， 智囊（the Wits），文明人（the Polite）, “灵魂”们， “使徒”们， 善感人士，“文化”人士，人格完整者，或者最近所加的什么名头。我这就解释一下，它到底如何可能。

古老的社会阶层，已分崩离析。这有两个后果。一方面，如亚里士多德所见，由于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跟其他所有人只是平等，因而我们就发现，各色人等都为自己建立各色群体，其中他们可以感到比大众高出一头，成为小小的未经受命的自封贵族。“文化人”（the Cultured），也渐渐构成这么一个团体。注意，他们往往将社会术语“俗”（vulgar），用在跟他们意见不一的那些人身上。再请注意，艾伦先生谈到的就是该群体的叛徒或逃兵。他们并不否认自己是“知识人”（intellectual），只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他们并不遮掩一种品质，只是反对被纳入一个阶层。另一方面，无可避免，会出现一个真实的新统治阶层，也就是曾被称作“管理阶层”（the Managerial Class）的东西。“文化人”这一未经受命的自封贵族，跟掌握实权的管理阶层，这两个团体一合流，就会给我们带来文人政体。

两个团体，已经在合流了。因为教育，愈发成为进入管理阶层的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当然是极为合适的进入渠道；我们也不想让我们的统治者，就是一群傻瓜。不过，教育渐渐具有了新的含义。跟以往的教育相比（或许耶稣会士的教育除外），现今的教育对学生，打算去做而且也能做到的事情是多之又多。

首先，现今之学生，在教师手下，防卫能力要小得多。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生意人的公寓或工人的平房，那里很少有书或根本就没有书。他几乎从未独处。小小年纪，教育机器就捕获了他，安排他的整个生活，以至于跟无人监管的孤独或闲暇彻底绝缘。那种无人推荐无人检查甚至还遭人禁止的阅读，那种闲散，还有幸运一代藉以发现文学发现自然乃至发现自己的那些“悠长的遐想”， 凡此种种，都成了过往风物。要是特拉赫恩 或华兹华斯生在今日，他就在12岁之前，得到“治疗”。简言之，对于不以教课为满足、还要打造人物（create a character）的那些教师而言，现代学生是理想的病人，是无助的橡皮泥。即便偶然间（因为天性还是天性），他获得了一份抵抗力，他们还是知道该怎么对付他。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其次，教学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变好了：它对教师的要求多了很多，作为补偿，也使得他的工作更加有趣。它已经变得更无微不至更无孔不入（more intimate and penetrating），更深入人心（more inward）。不满足于确保学生已经读过并记住文本，它雄心勃勃，要教他欣赏（appreciation）。跟乍听上去如此合理的一个目标去争辩，仿佛有些唐突。然而，其中有个危险。如今，人人嘲笑老式试卷，嘲笑它只考关于文本的外围问题（context questions）。人们问：“这号东西，对学童有啥好处？”可是，要求试卷给学生带来好处，无异于要求体温计温暖房间。会给学生带来好处的，是试卷所假定的文本阅读；出试卷，就是要看看，他是否读过。正因为试卷并不强求学童去欣赏，或故作欣赏状，所以考试也就给他自由，让他私下里自发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欣赏，权当一种永远不会赚来学分的课外活动。那是他自己跟维吉尔或莎士比亚之间的私事。十有八九，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可是，一旦欣赏真的出现（而且保准有时会出现），这欣赏就真实不虚（genuine）；切合学童的年纪和性格；不是拔苗助长，而是其本来土壤和天气下的健康成长。然而，当我们用“实用批评” 练习，取代原来的干巴巴的试卷，这时就有了一种新情况。学童不会得到高分（这意味着他终究进不了管理阶层），除非他所产生的那种兴发感动，所用的那种分析方法，正好投教师之所好。这就意味着，最好情况下，他会被训练得少年老成，能预计那些兴发感动或那种分析方法不合时宜；最差情况下，这则意味着，他会被训练得精于模仿正统的兴发感动（这并不难）。因为所有学童，差不多都是模仿高手。靠着模仿，你还没教完一学期，班里个个学生都精通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那种劳什子”。 而在那些古老的粗疏岁月（the crude old days），他们知道对于事实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所授之业”（what“went down”），而且是唯一的“所授之业”；因而也就只有两条路做出答案：好好学习或考试作弊。

学生们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兴发感动（responses），即便只是个别老师的兴发感动，情况也不至于太过糟糕。然而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在某个地方（我尚未查明），必定有这一种“文化”贩子中央局（ culture- mongers'central bureau），时时监视着异端分子。至少有人给学校老师们递送小活页，每页上印着五六首诗，不仅告诉老师必须培养学生喜欢哪些诗，而且告诉了喜欢的确切根据。（真真是无事生非！我们都知道，马卡斯特或波伊尔会如何处置这些活页。 ）

因而，说在这个新生体制之下唯有教育才会让你进入统治阶层，其意思可不只是，得不到特定知识或达不到一定的智力水平，你会被拒之门外。这倒足够合理。然而，它可能即将意味着，或许已经意味着，某种更大的事情。它意味着，你无法进入统治阶层，假如你没有成为一种特别的人，或者说假如你没有使得老师们相信你就是一种特别的人，能对正确的作者做出正确的兴发感动。事实上，只能借着成为“文化人”（该词的现代义），你才能进入统治阶层。必须将这一境况，跟以往经常出现的境况分别开来。几乎所有的统治阶层，或迟或早，以或重或轻的力度，从事“文化”，支持艺术。不过，此事之发生，是他们的地位的结果，是其职位所享的奢靡或特权之一。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境况，几乎恰好相反。进入统治阶层，将会是“文化”之酬报。于是，我们抵达文官政体门前。

这事不只是可能发生，而且已被纳入规划，已经公布。J.W.桑德斯先生的名文〈诗歌在管理时代〉（《 批评论丛》第四卷第3期，1954年7月 ） ，已经做了全部部署。在那篇文章里，他面对的事实是，现代诗人差不多只有彼此阅读了。他在寻找补救措施。他自然没有提出，诗人们应当对此有所作为。因为被我们时代一切“文化”视为基本常识的是，无论何时艺术家跟受众之间失去接触，错必定都在受众一方（我从未遇见哪部伟大艺术作品，证明了这一重要学说）。桑德斯先生想到的补救措施就是，应该为我们的诗人，招募一群受众；我相信，这是尼禄 最终享有的特权。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藉助教育，我们得到自己的“同伙”（co-ordinators）；考试成功，就是步入统治阶层的路径。因而，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不只是作诗，而且还要开设“诗歌的批评解读方面的课程”，这才是我们的教育体系的主心骨。换句话说，实用批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无疑主要用于现代诗歌，却要成为必修科目，过不了就将你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于是乎，我们的诗人们就得到了他们的应征读者（conscript readers）。每一个男孩和女孩，一出生，就面临一场抉择：“要么去读我们这些‘文化人’所推许的诗人，说我们就这些诗人所说的那种话，要么就做个普罗大众。”而这也就表明（重拾前面的那个话头），那些具有自家趣味并不完全是橡皮泥的少数学生，文人政体会如何对付。他们得不着高分。你早早将他们踢下教育阶梯后，他们就消失在普罗大众之中。

除了为当下诗人提供一群应征受众之外，另一个利好就是，你可以确保，文人王朝几乎会永远统治下去。因为，你踢下阶梯的那些异见分子（deviationists），其中当然包括了一切麻烦型的人。这些人，要是在更早的年代，则往往会开创新学派发起新运动。要是他们的那个时代，也有一个响当当的文人政体，能够对付少年乔叟，少年但恩，少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那么，我们过去所知的那种文学史，就会走向终结。文人，当了那么长时间的野生动物，将会变成驯养动物。

既然已经解释了，我为何认为文人政体有其可能，那就必须下个结论，解释我为什么认为它并不可欲。

就一个统治阶层而言，“文化”是一个糟糕的资质证明（qualification），因为它不能证明人有统治资质。我们确实需要统治者具有的那些资质——仁慈，清廉，变通（practical intelligence），勤政（hard work）等等——在文化人身上，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一样稀缺。

作为一种糟糕的资质证明，“文化”跟天意（sanctity）如出一辙。二者都难于判定，却易于伪装。当然啦，并非每位文官都是文化伪君子（a cultural hypocrite），也并非每位神政者都是答尔丢夫。不过两套体系，都鼓励伪善，使得对他们宣称珍视的那些品质的无功利追求，更加困难。

它们所鼓励的恶，可不只是伪善。在“文化”中，恰如在“敬虔”（piety）中，有一些情形，即便罪责不大，为害也是不小。在敬虔中，我们有“乡愿”（Goody-goody）；听话的后生，既不叛离又未高出自家的日常敬虔和体面。他的中规中矩，博得了双亲、邻里及自个良心之称许。他不知道自己失丧了什么，他圆满自足。而“文化”中，我们有顺应的后生。对于他们，诗歌一直就是某种“有待”加以“评价”的东西。这方面的成功训练，给他快乐，也让他进入统治阶层。他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也不知道，诗歌还有什么别的用场。他也圆满自足。

这两类人，都很是可怜；不过有时候，也会变得极其龌龊。二者或许都会表现出属灵骄傲，不过各有各的表现形式。因为前者之成功，凭的是默从和压抑，后者则凭的是争竞中的持续胜利。前者之骄傲，心照不宣，春风满面，仪态端庄，我们或可借用艾伦先生的“自以为是”（smug）一词加以形容（尤其是让此词带一点古义）。至于另一个的形容词，我想，会是“妄自尊大”（swaggering）。在我的经验中，它往往表露无遗，言语刻薄，急于伤人，贪婪地要人服从，憎恶并猜忌不同意见。乡愿，行事缩手缩脚，说话唯唯诺诺，跟猫一样乖（有时也抓狂）；“文化人”头衔下的相应成员，则像发怒的火鸡一样咯咯乱叫。跟地地道道的伪君子相比，二者或许更难救治。一个伪君子，（可以想见）也许会悔改；或者说，也许会被揭穿，从而对人无害。可是，对于没有行骗企图的那些人，有谁能让他们悔改，又有谁能够揭穿？谁不知道，他们不是真实物事（the real thing），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还曾有真实物事（a real thing）。

我对神权政体和文人政体的反对意见，在此差不多合二为一。“百合花一旦腐朽就比野草还可恨。” 统治者的调门越高，其统治就越有可能扰民，越有可能无事生非；他们以之为名实施统治的那些物事，就越被辱没。至尊之物，在我们天性中的立足之地最不稳定。将天意或文化弄成终南捷径，你是在帮着将它们赶出世界。让我们的老爷们饶过这两者，给我们留点地盘，让天机自发的、上不了市的、全然私密的能够继续存活。

依我看，当艾伦先生说起“退出文化信仰”，他是失算了。我不想撤退，我想进攻；或者假如你喜欢这个词的话，想造反。写作此文，意在唤起他人造反。就我目之所及，基督徒与那些所谓的“人文主义者”（这很不幸，因为该词长期以来都承负着一个有用的、全然不同的意涵） 之间的不同，在此无关紧要。我希望，这不是在混淆概念。我也相信，我所关心的这些事，许多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也会关心。拙文，即为他们而作。我要对他们说：“文化信仰”会将那一切都置于死地，除非我们先将它置于死地。此事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