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 4 善工与善行 （1959）

Good Work and Good works

现代基督教界，熟悉复数形式的good works（善行）这一表述，而不再熟悉good work（善工）。善行，主要是指教区里的施舍或“帮助”。这些善行，跟一个人的“工作”（work）相去甚远。善行，不必就是善工；无论是谁，只要去集市看看那些为义卖所造物品，即可窥见一二。这，有违我们的榜样。当年，一贫穷人家婚娶，酒席上没了酒。我们的主，为其备足。这是善行，同时也是善工；因为那酒，真是美酒。无顾我们“工作”或职业之善，也不合乎圣贤教诲。使徒保罗就说，每个人不但要行，而且要结“善”果。

在我们中间，善工的观念也不是销声匿了迹，尽管我担心，虔信之人已经没了这个独有标记。在木工、鞋匠和水手中间，我找到了它。试图让水手对一艘新客轮留下深刻印象，说她是水面船只中最大最贵的，一点用都没有。水手们看的是他们所谓的她的“线条”（lines）：他们预计她在狂风大浪中有何作为。艺术家们也谈善工，不过谈得越来越少。他们开始喜欢上“意味”、“重大”、“当代”或“大胆”之类词汇。依我看，这不是好兆。

全面工业化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几乎排除了“善工”的观念。芸芸大众，则沦为此情势的牺牲品。“内建报废”（Built-in obsolescence），成为一项经济必需。制造一件物品，除非它一两年内就会散架，因而不得不换，否则，你就不会有足够的营业额。而一百年前，人结婚时就会给自己打一驾马车（倘若他足够富裕），承望着用整整一辈子。如今，他买车子，盘算着两年之内卖掉。现在，“工”不必“善”。

对穿衣人而言，拉链相对于纽扣就有此优势：拉链尚且好用时，就会给他节约一点点时间，省一点点麻烦。对生产商而言，拉链则有着多得多的结结实实的利好；拉链，用不了很长时间。劣工（bad work），巴不得呢！

对此情势，我们一定得避免采用一种滔滔不绝的道德观点。这可不是原罪或犯罪的后果。它偷袭了我们，既是意料之外，也非有意为之。我们心中的堕败的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既是其后果，也是其前因。所以依我看，单纯的道德努力，治愈不了它。

起初，人造东西，是为了使用（use），或为了玩乐（delight），或（更为经常的是）二者兼有。蛮族猎人为自己制作石器或骨器，会尽其所能，因为假使刀钝或刃脆，就捕杀不了猎物。他的女人制作陶器打水，也会尽其所能，因为她不得不用。过不了多久（假如还得过些时间的话），他们就装饰这些器物；他们就跟道格培里一样，想要“凡事都体体面面的”。 劳动时，我敢保，他们会唱歌，吹口哨，至少会哼曲。或许还会讲故事。

或迟或早，会有个变迁潜入此情境，就像伊甸园的蛇一样不起眼，起初也有那蛇曾有的天真。每个家庭，都不再制作自家所需的一切。出现了专门家。陶匠为全村烧盆罐，铁匠为大伙打刀枪，吟游诗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为大家唱歌讲故事。在荷马史诗里，铁匠之神跛脚，诗人则是盲人，这具有重大意义。说不定，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那些残疾人，既然做不了猎人或武士，就分派他们为猎人和武士提供必需品和消遣。

该变迁之所以重大，原因就在于人们这时造东西（盆盆罐罐、刀剑以及诗作），都不是为自家使用或自娱自乐，而是为了别人使用或娱乐。当然啦，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他们一定会得到酬劳。该变迁也是必然的，除非社会及艺术，打算保持这样一种质朴：不是天堂般的质朴，而是脆弱的、粗笨的、贫瘠的质朴。该变迁仍保持健康，靠的是两样事实。其一，这些专门家做工，会尽其所能。他们跟那些使用者，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你的盆罐烧得差，全村妇女都会戳你脊背；要是你的刀剑铸得差，情况好的话，武士们回来会揍你，情况糟的话，他们就回不来了，因为敌人会杀掉他们，你们村会被焚毁，你自己会沦为奴隶甚至性命难保。其二，因为专门家尽其所能在干的活，无可争议地值得一干，他们干活因而就会有乐趣。我们切莫理想化。尽都是乐趣，没这事。铁匠，会劳累过度。至于吟游诗人，本来盼着有人来听某部美妙新作，而村人则坚持要再听一遍上次吟唱的诗歌（或跟它一模一样的新作），他会感到沮丧。不过总体而言，这些专门家过着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他们有用武之地，受到了相当的尊敬，还有大显身手之乐。

因篇幅所限，当然也是因知识所限，我无法追溯人类由此状况到我们今日生活状况的全部过程。不过我想，还是能够分析出此变迁的本质所在。诚然，人类已经离开原始境况，其中人人都为自己制作物件；诚然，人类因而进入另一种境况，其中许多人为他人干活（他人亦将酬劳）。即便如此，职业还是分了两种。对于其中一种，一个人真个能说：“我干的活，值得一干。即便无人酬劳，仍值得一干。不过，鉴于我并无生计来源，有衣食住行之需，所以我的活必须得到酬劳。”至于第二种职业，人们干活的唯一目标就是挣钱；这些活，没必要干，不应该干，不会有人干，除非付钱。

或许我们得感谢上帝，这第一种职业，现在仍有许多。庄稼人，警察，医生，艺术家，教师，牧师，等等等等，都在干着本身就值得一干的活计；还有那么多人，即便没有酬劳，还愿意干这些活，也干了；要是家处荒郊野外，这些活，家里都得以一种业余的方式，尝试为自家干。这种职业，当然不一定宜人。照顾麻风病人，就是其中一例。

另一个极端，两样例证堪称代表。我不一定在道德上，将二者等量齐观；但就我们当前的分类而言，二者却是一类。其一就是妓女的工作。其工作独有的恐怖之处——假如你认为我们不应该称之为工作，那就请再思一二——也即使得它比淫乱恐怖很多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别无目的唯钱是图之行为的极端事例。在那个方向，除了性交易，别无其他；非但没有婚姻，非但没有爱，而且也没有性欲。我的另一个例证是这样的。经常看见广告牌，贴着招贴，就是要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朝这边看；你们公司应该租用它，为产品做广告。想一想，它跟“制造好物件”有多大距离？先得有木工做这块板；这东西本身，没用。印刷工和造纸工，辛辛苦苦做招贴；这东西一文不值，直至有人租用那块广告空间。对于租用者，那块空间也是一文不值，直至他在上面贴上另一张招贴；这招贴对于他，仍是一文不值，除非这招贴说服别人买他的货。这些货品，很有可能就是丑陋、无用甚至有害的奢侈品，没人会买，除非这广告靠着挑逗的或势利的咒语，在人身上造出一种人造欲望。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所做工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弄来钱。

在一个以买卖为主轴的社会里，这好像就是其必然结果。在一个理性的世界（a rational world），人制造物品，因为人有物品需求；而在现实世界，却得制造需求，为的是人因制造物品而带来收入。我们在早期社会发现的对商业的那种不信任或鄙薄，为何不应仓促认为就是自命不凡，原因就在于此。商业越是重要，就会有越多的人注定去从事——甚至还学着喜欢从事——我们所说的第二种职业。不论酬报的工作，快乐的工作，还有善的工作（good work），成了幸运之少数的特权。争相寻找消费者，主宰了国际情势。

就我平生所见，在英国，钱被（非常合适地）汇集起来为丢了工作的人购买衣衫。他们丢了的工作，正是服装加工。

容易预见，这种状况难以为继；而不幸的是，它最有可能因其内在矛盾而销声匿迹。这种销声匿迹法儿，将会导致无尽苦难。我们只有找到某个法子主动结束它，它才可能会无痛死亡。不用说，我并无实施方案；即便我有，我们的老爷们——政府和商业背后的大佬们——也并不理会。当前唯一的希望征象，就是美俄之间的“太空竞赛”。由于我们已经将自己弄到这步田地，其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为人们提供他们需要或喜欢的物品，而是只管让人们制造物品（制造什么都不打紧），所以，除了让列强（great powers）制造那些它们随之扔出舱外的昂贵物品之外，要想更好驾驭它们还真不容易。这保证了资本运转，工厂生产，对太空伤害也不大——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然而，这一舒解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任务主要不是去给那些大佬提建议，如何结束我们的要命的经济——我们无人可给，给了他们也不听——而是去考虑，我们如何生活其中，却尽可能少受伤害，少堕落。

体认到它是要命的、疯狂的，甚至也算得上一样事。恰如基督徒之优越，并不在于比他人更少堕落，也不在于比他人更少注定住在一个堕落世界，而是在于他知道，他 就是 堕落了的世界里一个堕落了的人。同理，假如我们时时刻刻谨记，善工是什么，它何以如今对大多数人变得不再可能，我们才会做得更好。或许我们不得不挣生活，参与生产一些质量差劲的产品，甚至生产一些即便质量过关也不值得生产的产品——广告已经开发了它们的“市场”或对它们的需要。然而在巴比伦的河边——或者说在生产线旁——我们仍要告诉自己：“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它会忘记的。）

当然啦，我们会密切留意，伺机逃脱。假如有什么“事业选择”（千人当中，总有一人有此好事吧），对那好的职业，我们就要像猎犬一样穷追不舍，跟橡皮糖一样粘住不放。要是得着机会，我们将努力靠着干好一些值得一干的活来维持生计，这些活即便不用维持生计也值得一干。禁绝我们的贪婪，或许势在必行。赚大钱的，通常都是抓狂职业（the insane jobs），往往还出力最少。

另外，还有一件事更加暧昧不明（subtler）。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谨防我们的心灵染上当下境况所滋生的恶习。这种恶习，依我看，已深深败坏了我们的艺术家。

直至晚近——直至上世纪末——人们都认为艺术家的活计，理所当然就是娱乐公众，教导公众。 当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公众；街头卖唱和圣乐演唱，听众就不同（尽管我想，很多人二者都喜欢）。一个艺术家，或可以引领他的公众，去欣赏比他们起初想要的更为高雅的东西。但他做到这一点，只有靠着从一开始即便并不只是娱乐，也娱乐他们；即便不是全部明白易懂，也大体明白易懂。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在美学圈最高层，听不到艺术家对我们的义务，谈的尽是我们对艺术家的义务。他一点不欠我们；我们则欠他一个“认可”，即便他对我们的趣味、兴趣或习惯，没给一毛钱的注意。要是我们没给他一个“认可”，我们的名号就成了扶不上墙的烂泥。在这家店内，消费者总是错的。

不过这一变迁，只是我们对一切工作的态度变迁的一部分。由于“提供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比制作人们需要或喜欢的物品重要，于是就有了一个趋势，将个个行业都看作是，主要为从业者本人而存在的东西。铁匠工作，不是因为武士会去打仗；武士存在并打仗，则是为了让铁匠忙活。吟游诗人之存在，不是为了愉悦部落；部落之存在，则是为了欣赏吟游诗人。

在工业领域，这一态度变迁的背后，既有疯狂（insanity），也有一些有口皆碑的动机（highly creditable motives）。慈善事业的一项实实在在的进步，阻止我们谈“人口过剩”，驱动我们谈论“失业问题”。但其危险是，这会引导我们忘记，就业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要人就业，只是作为养活他们的手段——同时相信要养活他们，即便是让他们制作烂东西，也强于什么都不做（是对是错，谁知道呢）。

尽管我们有义务使饥者得饱，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还有义务去“欣赏”野心。对艺术的这一态度，就要了“善工”（good work）的命。许多现代小说、诗歌及绘画，我们被胁迫着去欣赏，却不是“善工”，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工”（work）。它们只是溅溢之感性或反思的大杂烩。 当一个艺术家，干着严格意义上艺术家的活，他当然就会将其受众现有的趣味、兴趣及能力纳入考虑。这一切，跟语言、大理石或颜料一样，也是他的素材（raw material）；需加以运用，驯化，提升，不容无视，更不容践踏。对它们傲慢漠视，算不得天才，更算不得诚实；那是懒惰，是无能。你还没学会你的活计。所以，就艺术而论，真正对得起上苍的工作（honest-toGod work），如今大多见于通俗艺术（low-brow art），如电影，如侦探故事，如童话。这些作品，往往结构谨严；木材是晾干的，榫卯严丝合缝，承重都经过精确计算；成功运用手艺和劳动，来做意想之事。切莫误解我。那些高雅作品，当然或许展现了更雅致的感性，更深刻的思想。不过，大杂烩不是作品，无论倒进去的是多么贵重的酒水、油料或药品。

艺术里的“杰作”（Great works）以及慈善事业中的“善行”（good works），最好都是“善工”（Good Work）。就让唱诗班好好唱诗，或者就干脆别唱。否则，我们只是强化了众人的这一信念：生意世界，以这么高的效率干了这么多其实永远没必要干的活，却是真实的、成熟的和实践的世界；而全部的“文化”及全部的“宗教”（两个吓人的词），本质上是边缘的、业余的甚至相当娘娘腔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