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作 西班牙内战回顾

首先是物质上的记忆，事物的声响，气味和表面。

奇怪的是，比西班牙内战中后来发生的任何事情更加生动的记忆，我记得是在我们被派往前线前受到所谓训练的那个星期——巴塞罗那那所庞大的骑兵兵营，它的透风的马厩和鹅卵石铺地的院子，擦洗身子的冰冷的抽水唧筒，靠几杯酒才勉强下咽的乌七八糟的食物，劈柴的穿长裤的女民兵，大清早的点名，我的平常的英国姓名在抑扬顿挫的西班牙姓名中间成了一种滑稽的穿插：曼纽埃尔·贡萨尔斯、彼得罗·阿古拉、拉蒙·费内洛萨、罗克·巴拉斯特、杰米·杜曼尼奇、塞巴斯蒂安·维尔特隆、拉蒙·努伏·波希。我举出这些人的姓名，是因为我仍记得他们的脸。除了两个不值一提的人渣，现在无疑已成为死心塌地的长枪党徒以外，很可能这些人都已经死了。我知道已死的就有两个。年纪最大的如果活到现在就有二十五岁了，年纪最小的十六岁。

战争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永远无法躲避发自人体的令人恶心的臭味。厕所是战争文学中写得太多的题材，要不是我们兵营中的厕所对于打破我自己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幻想起了它必要的作用，我是不会提到它们的。在拉丁式的厕所里，你必须蹲着拉屎，这已经够糟了，而这些厕所又是用一种磨得很光的石块做的，踩上去很滑，你只能靠两只脚自己站稳了。此外，这些茅坑经常堵塞。我记忆之中其他恶心的事不少，但是我相信是这些茅坑首先使我有了这个时常反复出现的想法：“咱们是一支革命军队的士兵，为保卫民主反抗法西斯主义而在从事一场事关重大的战争，而我们生活的细节就像在监狱里一样肮脏和有失尊严，更不用说在资产阶级军队里了。”后来有许多其他事情加强了这个印象。例如，战壕生活的沉闷和畜生一般的饥饿感，为了几口饭而勾心斗角，大家由于缺乏睡眠而不断为了一些小事发生争吵。

军队生活主要令人讨厌的事情（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所谓的主要令人讨厌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很少受到你参加的战争的性质的影响。例如，纪律在所有军队里都是一样的。命令必须遵守，违者必须严惩，官兵关系必须是上下级的关系。在《西线无战事》那样的书中所展示的战争图景基本上是真实的。子弹不认人，体发臭，在炮火攻击下的士兵往往吓得尿裤裆。不错，一支军队所诞生的社会背景会影响它的训练、战术、一般的效能，而且站在正义一方的意识也能提高士气，尽管这对平民起的作用大于对军队起的作用。（人们很容易忘记，接近前线的士兵通常是感到又饥又渴，又冷又怕，尤其是感到十分疲倦而顾不上战争的政治起因了。)但是自然法则不会因为你是一支“红色”军队而停止发生作用，就像它不会因为你是一支“白色”军队而停止发生作用一样。一只虱子就是一只虱子，一颗炸弹就是一颗炸弹，即使你为之作战的事业正好是正义的事业。

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并不特别证明什么，第二件事我认为使你对一个革命时期的气氛有了一定的认识。

一天清晨，另外一个人和我一起出去狙击韦斯卡城外战壕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的防线和我们这里的防线相距三百码，在这样的距离外，我们的老掉牙的步枪无法准确地射中目标，但是你如果偷摸到法西斯分子战壕外大约一百码处，要是运气好，你也许可以在战壕土堆的隙缝中射中一个人。不巧的是，两道防线之间是一块平坦的甜菜田，除了几条水沟，没有什么掩护，因此必须在天还黑的时候出去，破晓后马上回来，赶在天色大亮之前。但这时没有法西斯分子出现，我们待了太久，天正破晓。我们当时躲在一条沟渠里，身后是两百码宽的平地，连兔子也找不到遮拦。我们正在打起精神，打算冒险冲刺，这时法西斯分子的战壕里忽然一阵喧哗，还吹响了哨子。原来有几架我方的飞机飞了过来。这时有一个人大概是为了给哪一个军官送信，跳出战壕，在土堆上飞奔而去，给你瞧得一清二楚。他半裸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双手提着裤子。我忍住不向他开枪。不错，我枪法不好，不大可能击中在一百码外飞奔的人，而且，我主要在考虑趁法西斯分子的注意力放在飞机上的时候如何奔回自己的战壕。但是，我没有开枪，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提着裤子的细节。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

这件事说明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是所有战争中一直在发生的那种事情。另一件则不同了。我倒并不认为我告诉你这件事能够使你感动，但是我请你相信，这件事使我感动，因为它具有某个特定时间的道德气氛的特点。

我在那个兵营时有个新兵是来自巴塞罗那穷街陋巷的外貌很野的小子。他衣衫破旧，赤着双脚。他的皮肤那么黧黑（我想一定是有阿拉伯血统)，常做出一些你在欧洲人身上看不到的手势；尤其是有一个手势——胳膊伸出，手掌垂直——是一种典型的印度人的手势。有一天，有一包雪茄烟从我的铺上给偷走了，那时雪茄烟仍旧很便宜就能买到。我把这事向官长作了报告，这事干得很蠢。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无赖汉中间有一个就马上站出来，谎称他的床铺也有二十五比塞塔失窃。那位官长不知怎么立刻认定一定是那个棕色面孔的小子偷的。当时在民兵队伍里，对偷窃处罚很严厉，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枪决犯偷窃罪的人。那个可怜的小子被他们押到警卫室搜身。使我最惊异的是，他简直不作任何解释说他是清白的。从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中，你可以看到他所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贫贱。官长命令他脱光衣服。他以令我感到可鄙的恭顺态度脱光了身子，给搜查了衣服。当然搜不到雪茄或钱，事实上他没有偷。这一切最令人痛苦的是，在确定他清白无辜之后，他似乎同样并不感到羞辱。那天晚上，我带他去看电影，给他白兰地和巧克力。但这样做也是很可鄙的，我的意思是说希望用钱来抹掉所加给他的伤害。我曾有几分钟也有些相信他是小偷，这是不能抹掉的。

几个星期以后，在前线我同我这一班人中间的一个人发生了纠纷。这时我已是“卡波”，即班长，指挥十二个人。当时战事静寂，天气特别寒冷，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派出哨兵站岗，不许打瞌睡。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拒绝去到某个岗哨，他说这个岗哨暴露在敌人枪火之下，这并没有说错。他是个孱弱的家伙，我抓住了他，把他拉到那个岗哨去。这引起了别人对我的反感，因为西班牙人比我们更不喜欢给人触他们的身体。马上我被一伙高声呼叫的人团团围住了：“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把他放了!这可不是资产阶级军队。法西斯分子!”如此等等。我尽可能用我的蹩脚西班牙语大声说，命令必须服从，于是这场争吵演变为一场激烈的辩论，革命军队的纪律就是在这些辩论中慢慢建立形成的。有人说我是对的，有人说我是错的。但奇怪的是，站在我一边最热心的是那个棕色皮肤的小子。他一看到争吵，就马上参加进来，热情地为我辩护。他用他的奇怪的狂野的印度人手势不断地喊叫：“他是咱们最好的班长!”后来他提出申请要调到我的班里来。

为什么这件事情感动了我？因为，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小子和我之间是无法重新建立好感的。我虽然作了努力要补救，但是并不能减轻诬他偷窃所造成的伤害，也许甚至更糟。安全和文明生活的一个结果是过于敏感，这使所有基本感情都有些令人接受不了。慷慨大度同抠门小气一样令人不好受，感激涕零和忘恩负义一样令人憎恶。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我们不是生活在正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慷慨大度的感情和姿态比平时容易。我可以举出十多起类似的事情，虽然并不完全相关，但是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是与当时的气氛连在一起的。是与敝旧的衣衫，颜色鲜艳的革命标语，普遍称呼“同志”，在薄纸上印的只售一分钱的反法西斯歌曲，和一些相信真有含义的幼稚无知的人不断喊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之类的口号连在一起的。你在某个人的面前因为被诬偷了他的东西而遭到侮辱性的搜查以后，还能对他怀有友好的感情，甚至在一场争论中为他挺身而出吗？不，当然不能。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有过某种在感情上升华的经验，你也许会这样。这是革命的副产品，尽管在这个例子上，这场革命仅仅是开始，而且显然注定要失败。

我想起西班牙战争，有两个记忆总是泛起在我的脑海之中。一个是在莱里达的医院病房里，受伤的民兵用他们有些悲伤的声音在唱一首以这样的重唱收尾的歌：

Una resolucion，

Luchar hast’ al fin![1]

不错，他们打到了底。在最后十八个月的战争里，共和国军队几乎没有香烟供应，粮食也少得可怜。甚至在我于一九三七年年中离开西班牙时，肉和面包已经供应稀少，烟草成了珍品，咖啡和糖几乎不可能弄到。

另一个记忆是我参加民兵那一天在警卫室与我握手的那个意大利民兵。我曾在关于西班牙战争一书[2]的开头写到过此人，不想在这里重复。当我想起——唉，多么栩栩如生!——他的敝旧制服和强悍而又可怜天真的脸时，战争所引起的复杂的枝节问题似乎已经消隐，我清楚地看到，反正，谁站在正确的一方，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权力政治和新闻谎言如何，战争的中心问题是，像他这样的人要争取他们确信是自己生来的权利的像样生活。一想到这个具体的人可能的下场，心中不免感到好几种说不出的滋味。由于我是在列宁兵营见到他的，他大概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种人如果不是被德国秘密警察杀的，就是被俄国内务部秘密警察杀的。但这对长期性质的问题并无影响。这个人的脸我只看了一两分钟，却作为战争真实情况的一种视觉记忆留在我的心中。对我来说，他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精华的象征，他们受到各国警察的骚扰，填满了西班牙战场的群葬坟墓，如今又在强迫劳动营中奄奄待毙，为数达好几百万……

我后来没有再见到这个意大利志愿兵，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他已经死了。将近两年以后，看到战争显然已经失败，我写了下面的诗句来纪念他：

那个意大利兵握了我的手

就在警卫室的桌子旁；

强壮的手和细软的手

它们的掌心只能在枪炮

声中才有机会相遇。但是

当我凝视他那久经风霜的脸

比任何女人的脸更加纯洁

我的心里感到何等的宁静!

因为使我听了作呕的高调

在他的耳中仍是神圣高尚，

这些东西他生来就知道

而我是从书本里慢慢学到。

无情无义的炮火说的故事

我们两人都轻易信以为真，

但是我的金砖是黄金铸成

唉，谁会事前想到？

祝你好运，意大利战士!

但是好运与勇士无缘；

世界会给你什么回报？

总是不及你给它的贡献。

在阴影和鬼魂之间，

在白色和红色之间，

在子弹和谎言之间，

你的脑袋躲在哪里？

哪里是曼纽埃尔·贡萨尔斯？

哪里是彼得罗·阿古拉？

哪里是拉蒙·费内洛萨？

只有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的姓名和你的功绩

在你骨枯以前已被遗忘，

杀死你的谎言已被埋葬

在一个更深的谎言下面；

但是我在你脸上看到的东西

没有力量可以消除痕迹，

任何哪颗炸弹都粉碎不了

你的精神，如水晶般纯洁。

写于一九四二年秋

（本文为节译)

* * *

[1] 西班牙语，把革命进行到底。

[2] 指《向加泰隆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