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1828年

1828年3月11日（论天才和创造力的关系；天才多半表现于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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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饭后我在歌德面前显得不很自在，不很活泼，使他感到不耐烦。他不禁带着讽刺的神气向我微笑，还开玩笑说：“你成了第二个项狄，有名的特利斯川的父亲(1)啦。他有半生的光阴都因为房门吱吱嘎嘎地响而感到烦恼，却下不定决心在门轴上抹上几滴油，来消除这种每天都碰到的干扰。

“不过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一个人精神的阴郁和爽朗就形成了他的命运！我们总是每天都需要护神牵着走，每件事都要他催促和指导。只要这位精灵丢开我们，我们就不知所措，只有在黑暗中摸索了。

“在这方面拿破仑真了不起！他一向爽朗，一向英明果断，每时每刻都精神饱满，只要他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他说干就干。他一生就像一个迈大步的半神，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他的心情永远是爽朗的。因此，像他那样光辉灿烂的经历是前无古人的，也许还会后无来者。

“对呀，好朋友，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模仿的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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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关于拿破仑的一番话引起我深思默想，于是我设法就这个题目谈下去。我说：“我想拿破仑特别是在少年时代精力正在上升的时期，才不断地处在那样爽朗的心情中，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仿佛有神在保佑他，他一直在走好运。他晚年的情况却正相反，爽朗精神仿佛已抛弃了他，他的好运气和他的护星也就离开他了。”

歌德回答说：“你想那有什么办法！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也再写不出我的那些恋歌和《维特》了。我们看到，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拿破仑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富于创造力的人。

“对了，好朋友，一个人不一定要写诗歌、戏剧才显出富于创造力。此外还有一种事业方面的创造力，在许多事例中意义还更为重要。医生想医好病，也得有创造力，如果没有，他只能碰运气，偶尔医好病，一般地说，他只是一个江湖医生。”

我插嘴说：“看来你在这里是把一般人所谓‘天才’（Genie）叫作创造力。”

歌德回答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因为天才到底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成就见得上帝和大自然的伟大事业的那种创造力，因此天才这种创造力是产生结果的，长久起作用的。莫扎特的全部乐曲就属于这一类，其中蕴藏着一种生育力，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作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其他大作曲家和大艺术家也是如此。斐底阿斯和拉斐尔在后代起了多大影响，还有丢勒(2)和霍尔拜因(3)。最初发明古代德国建筑形式比例、为后来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4)准备条件的那位无名建筑师也是一位天才，因为他的思想到今天还作为长久起作用的创造力而保持它的影响。路德就是一位意义很重大的天才，他在过去不少的岁月里发生过影响。他在未来什么时候会不再发挥创造力，我们还无法估量。莱辛不肯接受天才这个大头衔，但是他的持久影响就证明他是天才。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学领域里也有些要人在世时曾被捧为伟大天才，身后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们比自己和旁人所估计的要渺小。因为我已经说过，没有发生长远影响的创造力就不是天才。此外，天才与所操的是哪一行一业无关，各行各业的天才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像奥肯(5)和韩波尔特那样显示天才于科学，像弗里德里希、彼得大帝和拿破仑那样显示天才于军事和政治，还是像贝朗瑞那样写诗歌，实质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有一种思想、一种发明或所成就的事业是活的而且还要活下去。

“我还应补充一句，看一个人是否富于创造力，不能只凭他的作品或事业的数量。在文学领域里，有些诗人被认为富于创造力，因为诗集一卷接着一卷地出版。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看作最无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写出来的诗既无生命，又无持久性。反之，哥尔德斯密斯写的诗很少，在数量上不值得一提，但我还是要说他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正是因为他的少量诗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还会持久。”

谈话停了一会儿，歌德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我很想他就这个重要题目再谈下去，因此设法引他再谈，就问他：“这种天才的创造力是单靠一个重要人物的精神，还是也要靠身体呢？”

歌德回答说：“身体对创造力至少有极大的影响。过去有过一个时期，在德国人们常把天才想象为一个矮小瘦弱的驼子。但是我宁愿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天才。

“人们常说拿破仑是个花岗石做的人，这也是主要就他的身体来说的。有什么艰难困苦拿破仑没有经历过！从火焰似的叙利亚沙漠到莫斯科的大雪纷飞的战场，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行军、血战和夜间露营！哪样的困倦饥寒他没有忍受过！觉睡得极少，饭也吃得极少，可是头脑仍经常显得高度活跃。在雾月十八日的整天紧张活动(6)之后，到了半夜，虽然他整天没有进什么饮食，却毫不考虑自己的体力，还有足够的精力在深更半夜里写出那份著名的告法兰西人民书。如果想一想拿破仑所成就和所忍受的一切，就可以想象到，在他四十岁的时候，身上已没有哪一点还是健全的了。可是甚至到了那样的年龄，他还是作为一个完好的英雄挺立着。

“不过你刚才说得对，他的鼎盛时期是在少年时期。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能够在二十七岁就成为一国三千万人民的崇拜对象，这确实不简单啊。呃，好朋友，要成就大事业，就要趁青年时代。拿破仑不是唯一的例子。……历史上有成百上千的能干人在青年时期就已在内阁里或战场上立了大功，博得了巨大的声誉。”

歌德兴致勃勃地继续说：“假如我是个君主，我决不把凭出身和资历逐级上升、而现已到了老年、踏着习惯的步伐蹒跚爬行的人摆在高位上，因为这种人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我要的是青年人，但是必须有本领，头脑清醒，精力饱满，还要意志善良，性格高尚。这样，统治国家和领导人民前进，就会成为一件乐事！但是哪里去找愿意这样做、这样用得其才的君主呢？

“我对现在的普鲁士王太子(7)抱有很大的希望。据我所知道和听到的，他是个杰出的人物。既是杰出的人物，他就必须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物以类聚，只有本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具有伟大才能的人。‘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拿破仑自己确实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选用的人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务，这是其他君主难以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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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歌德自己在这样高龄仍任要职，却这样明确地重视青年，主张国家最高职位应由年轻而不幼稚的人来担任。我不禁提到一些身居高位的德国人，他们虽届高龄，可是在掌管各种重要事务的时候，却并不缺乏精力和年轻人的活跃精神。

歌德回答说：“他们这种人是些不平凡的天才，他们在经历一种第二届青春期，至于旁人则只有一届青春。

“…………

“我生平有过一段时期，每天要提供两印刷页的稿件，这是我很容易办到的。我写《兄妹俩》花三天，写《克拉维哥》花一星期，这你是知道的。现在我好像办不到了。我也还不应抱怨自己年老，已缺乏创造力了，不过年轻时期在任何条件下每天都办得到的事，现在只有在时作时息而条件又有利的情况下才办得到了。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解放战争后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我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西东胡床集》那些诗上，有足够的创造力每天写出两三首来，不管在露天、在马车上还是在小旅店里都是一样。现在我写《浮士德》第二部，只有上午才能工作，也就是睡了一夜好觉，精神抖擞起来了，还要没有生活琐事来败兴才行。这样究竟做出了多少工作呢？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写出一页手稿，一般只写出几行，创作兴致不佳时写得更少。”

我就问：“一般说来，有没有一种引起创作兴致的办法，或是创作兴致不够佳时有没有办法提高它？”

歌德回答说：“这是一个引起好奇心的问题，可想到的道理和可说的话很多。

“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应该经常被看作世界主宰的一种工具，看作配得上接受神力的一种容器。我这样说，因为我考虑到一种思想往往能改变整个世纪的面貌，而某些个别人物往往凭他们创造的成果给他们那个时代打下烙印，使后世人永记不忘，继续发生有益的影响。

“不过此外还有另一种创造力，是服从尘世影响、人可以更多地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的，尽管就是在这里，人也还是有理由要感谢上帝。属于这一类创造力的有按计划来执行的一切工作、其结果已经历历在目的思想线索的一切中间环节，以及构成艺术作品中可以眼见的形体的那一切东西。(8)

“例如莎士比亚最初想到要写《哈姆雷特》时，全剧精神是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印象呈现到他心眼前的，他以高昂的心情巡视全剧的情境、人物和结局，这个整体对他纯粹是来自上界的一种礼物，他对此没有直接的影响，尽管他见到这个整体的可能性总要以具有他那种心灵为前提。至于一些个别场面和人物对话却完全可以凭他自己的力量去操纵，他可以时时刻刻写，天天写，写上几个星期，只要他高兴。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看，的确可以看出他始终显出同样的创造力，在他的全部剧本里我们指不出某一片段来说：‘他在这里走了调子，写时没有使尽全力。’我们读他的作品时所得到的印象是，他这个人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很健康刚强。

“不过假如一个戏剧体诗人身体没有这样强健，经常生病虚弱，每天写作各幕各景所需要的创造力往往接不上来，一停就是好几天，在这种时候他如果求助于酒来提高他的已亏损的创造力，弥补它的缺陷，这种办法也许有时生效，但是，凡是用这种办法勉强写出的部分，总会使人发现很大的毛病。

“…………

“……创造力在休息和睡眠中和在活动中都可以起作用。水有助于创造力，空气尤其如此。空旷田野中的新鲜空气对人最适宜。在那里，仿佛上帝把灵气直接嘘给人，人由此受到神力的影响。拜伦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在露天里过活，时而在海滨骑马遨游，时而坐帆船和用橹划的船，时而在海里洗澡，用游泳来锻炼身体。他是从来少见的一个最富于创造力的人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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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利斯川·项狄》是英国作家斯泰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写的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主角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脾气坏而心地善良的古怪人。

(2)　丢勒（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代日耳曼民族最大的画家和版画家。

(3)　霍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9），长期在英国工作的德国名画家。

(4)　两座著名的德国哥特式建筑。歌德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就学，受哥特式建筑影响很深，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歌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5)　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当时耶拿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和歌德一样是进化论的先驱，参看《反杜林论》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6)　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

(7)　指威廉亲王，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

(8)　指事业、科学哲学和文艺三方面的天才。

(9)　这篇谈话从歌颂拿破仑说起，着重地讨论了天才这个西方文艺界的老问题。歌德基本上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神力。但他一般强调学习甚于强调天才，在这里也提出了几个新论点：一、天才必须有民族文化的基础；二、天才是一种创造力，表现于政治和军事、科学和哲学、艺术和文学各方面；三、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所创造的须对人类发生有益的影响而且有持久性；四、天才必须有刚强爽朗的精神和健壮的身体，因此它最易表现于青年时代。从最后一点出发，歌德主张国家重用青年，但这些青年必须具备他所列举的几项条件；他又认为，有些人老而益壮，是在经历“第二届青春期”。

1828年3月12日（近代文化病根在城市；年轻一代受摧残；理论和实践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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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我们这老一辈子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点恶劣，我们的情况太矫揉造作、太复杂了，我们的营养和生活方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的社交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友爱和良好的祝愿。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但没有人有勇气做个温厚而真诚的人，所以一个按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行事的老实人就处在很不利的地位。人们往往宁愿生在南海群岛上做所谓野蛮人，尽情享受纯粹的人的生活，不掺一点假。

“如果在忧郁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就会感到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末日了。罪恶一代接着一代地逐渐积累起来了！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

我回答说：“我往往也有这种心情。不过这时我只要碰到一队德意志骑兵走过，看到这些年轻人的飒爽英姿，我就感到宽慰，对自己说，人类的远景毕竟还不太坏啊。”

歌德说：“我们的农村人民确实保持着健全的力量，还有希望长久保持下去，不仅向我们提供英勇的骑兵，而且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腐朽和衰亡。应该把他们看作一种宝库，没落的人类将从那里面获得恢复力量和新生的源泉。但是一走到我们的大城市，你就会看到情况大不相同。你且到‘跛鬼第二’或生意兴隆的医生那边打一个转，他会悄悄地对你谈些故事，使你对其中的种种苦痛和罪恶感到震惊和恐怖，这些都是搅乱人性、贻害社会的。

“…………

“就拿我们心爱的魏玛来说，我只消朝窗外看一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情况怎样。最近地上有雪，我的邻家的小孩们在街头滑小雪橇，警察马上来了，我看到那些可怜的小家伙赶快纷纷跑开了。现在春天的太阳使他们在家里关不住，都想和小朋友们到门前游戏，我看见他们总是很拘谨，仿佛感到不安全，深怕警察又来光顾。没有哪个孩子敢抽一下鞭子，唱个歌儿，或是大喊一声，深怕警察一听到就来禁止。在我们这里总是要把可爱的青年人训练得过早地驯良起来，把一切自然、一切独创性、一切野蛮劲都驱散掉，结果只剩下一派庸俗市民气味。

“你知道，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碰见生人来访。看到他们的面貌，特别是来自德国东北部的青年学者们那副面貌，我要是说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我就是撒谎。近视眼，面色苍白，胸膛瘦削，年轻而没有青年人的朝气，他们多数人给我看到的面相就是这样。等到和他们谈起话来，我马上注意到，凡是我们感到可喜的东西对他们都像是空的、微不足道的，他们完全沉浸在理念里，只有玄学思考中最玄奥的问题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对健康意识和感性事物的喜悦连影子也没有。他们把青年人的情感和青年人的爱好全部排斥掉，使它们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人在二十岁就已显得不年轻，到了四十岁怎么能显得年轻呢？”

歌德叹了一口气，默然无语。

我想到上一个世纪歌德还年轻时那种好时光，色任海姆的夏日微风就浮上心头，于是念了他的两句诗给他听：

我们这些青年人，

午后坐在凉风里。(1)

歌德叹息说：“那真是好辰光啊！不过我们不要再想它吧，免得现在这种阴雾弥漫的愁惨的日子更使人难过。”

我就说：“要来第二个救世主，才能替我们消除掉现时代这种古板正经、这种苦恼和沉重压力哩。”

歌德说：“第二个救世主要是来了，也会第二度被钉上十字架处死。我们还不需要那样大的人物，如果我们能按照英国人的模子来改造一下德国人，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用不着等到第二个基督出现了。人民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从下面做出很多事来，统治者和他的臣僚们从上面也可以做出很多事来。

“举例来说，我不赞成要求未来的政治家们学习那么多的理论知识，许多青年人在这种学习中身心两方面都受到摧残，未老先衰。等到他们投身实际工作时，他们固然有一大堆哲学和学术方面的知识，可是在所操的那种窄狭行业中完全用不上，因而作为无用的废物忘得一干二净了。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的东西又没有学到手，也缺乏实际生活所必需的脑力和体力。

“…………

“所有这些人情况都很糟。那些学者和官僚有三分之一都捆在书桌上，身体糟蹋了，愁眉苦脸。上面的人应该采取措施，免得未来的世世代代人都再像这样毁掉。”

歌德接着微笑说：“让我们希望和期待一百年后我们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看那时我们是否不再有学者和哲学家而只有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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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首题为《狐狸死了，皮还有用》的小诗的头两句。

(2)　在这篇谈话中，歌德已看到西方文明在开始没落，并且把原因归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以及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他把德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乡村中身心健全的青年人，他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城市产业工人的有组织的力量。他的教育理想着重实践和身心两方面的健全，反对当时德国空谈哲理的风气。

1828年10月17日（翻译语言；古典的和浪漫的）

歌德近来很爱阅读《地球》，常拿这个刊物做谈话资料。库让(1)和他那个学派的工作在他看来特别重要。

他说：“这批人在努力开辟沟通法国和德国的渠道，他们铸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于交流两国思想的语言(2)。”

他对《地球》特别感兴趣，也因为它经常评论法国文学界的最新作品，而且热情地为浪漫派的自由或摆脱无用规律进行辩护。

他今天说：“过去时代那一整套陈旧规律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在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个问题(3)上大叫大嚷！关键在于一部作品应该通体完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它也就会是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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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库让（V. Cousin，1792—1867），法国自由主义派和折中主义派哲学家，早年接近《地球》杂志的文艺立场，与歌德有些私交，在法国开创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风气。

(2)　用甲国语言介绍乙国思想，往往不能完全按照甲国语言习惯，而须迁就乙国思想和语言的习惯，仿佛要形成一种新语言。这说明翻译对一国语文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3)　这是当时争论激烈的问题，特别在德国。歌德对当时德国浪漫派是不同情的，反陈旧规律是针对法国新古典主义说的。

1828年10月20日（艺术家凭伟大人格去胜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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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已经发现许多杰作，证明希腊艺术家们就连在刻画动物时也不仅妙肖自然，而且超越了自然。英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擅长相马的，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有两个古代马头雕像在形状上比现在地球上任何一种马都更完美。这两个马头雕刻是希腊鼎盛时代传下来的。在惊赞这种作品时，我们不要认为这些艺术家是按照比现在更完美的自然马雕刻成的，事实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展，艺术家们自己的人格已陶冶得很伟大，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对待自然的。”

…………

歌德又说：“……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丁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但是他以前有几个世纪的文化教养。罗特希尔德家族(1)是富豪，但是他们的家资不只是由一代人积累起来的。这种事情比人们所想到的要更深刻些。我们的守旧派艺术家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凭着人格的软弱和艺术上的无能去模仿自然，自以为做出了成绩。其实他们比自然还低下。谁要想做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像希腊人一样，把猥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2)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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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特希尔德（Rothschild）家族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最大的犹太富豪。

(2)　露点苗头而未发展完满的东西。

1828年10月23日（德国应统一，但文化中心要多元化，不应限于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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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谈到德国的统一以及在什么意义上统一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歌德说：“我倒不怕德国不能统一，我们的很好的公路和将建筑的铁路对此都会起作用。但是首先德国应统一而彼此友爱，永远应统一以抵御外敌。它应统一，使得德国货币的价值在全国都一律，使得我的旅行箱在全境三十六邦都通行无阻，用不着打开检查，而一张魏玛公民的通行证就像外国人的通行证一样，在德国境内邻邦边界上不被关吏认为不适用。德国境内各邦之间不应再说什么内地和外地。此外，德国在度量衡、买卖和贸易以及许多其他不用提的细节方面也都应统一。

“不过，我们如果设想德国的统一只在于这样一个大国有个唯一的都城，既有利于发展个别人物的伟大才能，又有利于为人民大众谋幸福，那我们就想错了。

“有人曾很恰当地把一国比作一个活人的身体，这样，一国的都城也就可以比作心脏，维持生命和健康的血液从心脏里流到全身远近各个器官去，但是如果某个器官离心脏很远，接受到的血液就渐渐微弱起来。有一个聪明的法国人——我想是杜邦(1)—绘制过一幅法国文化情况图，用色调的明暗程度去表示法国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低。某些地区，特别是远离都城的南方各省，就用纯黑色来表示普遍的蒙昧状态。但是美丽的法兰西如果不只有一个大中心点，而有十个中心点在输送光和生命，它的情况会怎样呢？

“德国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平均地流灌到全国各地，它如何能伟大呢？但是这种民族文化不是从各邦政府所在地出发而且由各邦政府支持和培育的吗？试设想自从几百年以来，我们在德国只有维也纳(2)和柏林两个都城，甚或只有一个，我倒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文化会像什么样，以及与文化携手并进的普及全国的繁荣富足又会像什么样！

“德国现在有二十余所大学分布在全国，还有一百余所公家图书馆也分布在全国。此外还有数量很大的艺术品收藏和自然界动、植、矿物标本的收藏，因为各邦君主都在留心把这类美好事物搜来摆在自己身边。中等学校和技艺专科学校多得不可胜数，几乎没有哪个德国乡村没有一所学校。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情况怎么样！

“再看德国有多少剧院，全国已有七十多座了。剧院作为支持和促进高级民族文化教养的力量，是决不应忽视的。

“还要想一想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卡泽尔、不伦瑞克、汉诺威之类城市，想一想这些城市里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它们对附近各地起了什么作用，然后再想一想，它们假如不是许久以来就是各邦君主坐镇的处所，能有这种情况吗？

“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都是伟大光辉的城市，它们对德国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但是它们要是丧失了各自的主权，作为直辖区城市而并入一个大德国，它们还能像过去一样吗？我有理由对这一点表示怀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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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邦（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和工程师。

(2)　维也纳现在是奥地利首都，有很长时期，德、奥还没有分为两国。

(3)　德国在威廉一世称帝以前还是些封建割据的小邦，情况很落后，统一德国成为当时德国人民的普遍希望。德国启蒙运动先驱们大半从唯心史观出发，希望通过文化统一来达到政治统一。歌德基本上还是如此，不过他提出文化中心不宜过度集中而应分布到全国各地，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1828年12月16日（歌德与席勒合作的情况；歌德的文化教养来源）

今天我单独和歌德在书房里吃饭；我们谈了各种文学问题。歌德说：“德国人摆脱不掉庸俗市民习气。他们现在就某些诗既印在席勒的诗集里又印在我的诗集里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把哪些作品归席勒、哪些作品归我分清楚仿佛是件大事，仿佛这种划分有什么益处，仿佛客观存在的事实还不够。

“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头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一个人如果把解决这种疑问当作大事，他准是在庸俗市民习气中还陷得很深。”

我说：“类似的情况在文学界也不少见，例如人们怀疑这个或那个名人是否有独创性，要追查他的教养来源。”

歌德说：“那太可笑了，那就无异于追问一个身体强健的人吃的是什么牛、什么羊、什么猪，才有他那样的体力。我们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德斯密斯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但是这番话并没有说完我的教养来源，这是说不完的，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

“还有一点，这个世界现在太老了。几千年以来，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生活过，思考过，现在可找到和可说出的新东西已不多了。就连我关于颜色的学说也不完全是新的。柏拉图、达·芬奇，还有许多其他卓越人物都已在一些个别方面先我有所发现，有所论述，我只不过又有所发现，有所论述而已。我努力在这个思想混乱的世界里再开辟一条达到真理的门路。这就是我的功绩。

“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在报刊上、辞典里，在中学里、大学里，错误到处流行，站在错误一边的是明确的多数。

“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而坚持的却是错误。例如，几天前我还在一部英国百科全书里读到关于蓝色起因的学说。先提到达·芬奇的正确观点，然后就偷偷摸摸地转到牛顿的错误观点，而且还加上一句评语说，牛顿的观点是应该遵从的，因为它已被普遍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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