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记 第十九章 怒打日本兵

梁永生打发茶炉掌柜上了火车，见浓重的黑雾还没消散，架起车把就往家走。他一面提心吊胆地沿路边慢步缓行，一面切望着能冲出这讨厌的雾霾，跨入一个清朗的境界。可是，他迈出一步是这样，十步、百步还是这样。

今儿的生活好像脱了常规——天到这时路灯还没熄灭。橘红色的光亮，从黑暗中挣扎出来，不远又失去了作用。但是，不管气候多么恶劣，这畸形繁华的市区仍然是乱哄哄的。拖着长声的汽车喇叭，发出裂心刺耳的阵阵尖叫。梁永生正在雾气濛濛灯火点点的街道上走着，耳旁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他扭头一看，迷雾中有位抱孩子的妇女，正擦眼抹泪地向“广善堂”奔去。

“广善堂”，是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的钱，以天主教的名义办起来的“慈善机关”。它“专门收养中国孤儿，对其进行抚养和教育”。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无人抚养和无力抚养的孤儿成千上万，这“广善堂”的门口竟悬起“来者不拒”的招牌，难道不会发生“人满为患”？不会的。凡是送进这里的孩子，十个就有九个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几乎每天早晨，总有几个工友把一个黑色的长木匣子抬上马车，驶向荒郊。每到这个时候，那个杀人不见血的外国“修女”海约约，还特地赶来，合掌闭目，“虔诚”地祷告那些含恨屈死的孩子们：“祝福你们，你们升入了天国……”

现在永生透过层层迷雾眺望着罪恶的“广善堂”，心中一沉，一段往日的惨景又映在他的眼前。那是永生刚进天津不久的一个早上。他拉着洋车正从这里路过，见门旁的小树上拴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孩子，门口不远的墙旮旯里还藏着一个女人。那女人时而探出头去望望孩子，又急忙抽回头来偷偷地哭泣。看样子她曾几次想去把孩子抱回来，但不知为什么却迈不动步子。正在这时，“广善堂”的铁门一开，孩子被一个“修女”抱走了。那位藏在暗处的女人，见此情景边跑边喊：“等一等！我有话说——”回答她的是那哐当当的关门声。那女人快要急疯了。她用力地拍打着无情的铁门，泼命地哭叫，呼喊……刚到天津的梁永生，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便凑上去问了一下。原来这个女人是永生的老乡，十里铺人。她的丈夫唐春山，就是因为和白眼狼打官司，被判成“诬赖罪”的那位“原告”。后来，唐春山越狱逃跑了，白眼狼又要加害其家属。春山的妻子得了信儿，抱着孩子领着婆婆逃出虎口，要饭讨食来到天津。几年来，全靠她给人家缝缝洗洗，婆婆要饭、拣穷混日子。上个月婆婆病倒了。她为了救下婆婆的老命，这才忍疼割肉把这唯一的儿子送进“广善堂”，好省下几个钱给婆婆治病。当时永生听完那女人的倾诉深表同情，就把身上带着的几个零钱掏给了她。打那天起，梁永生还经常向那驾驭马车送尸体的工友打听这个孩子的情况。前几天，他听说唐春山的儿子在“广善堂”里被折磨病了，至今一直放心不下。因此，现在他见这个女人又要把孩子送入虎口，就赶忙走过去，劝那女人不要上当，并把买口粮的钱全掏给她，打发那女人抱着孩子回家去了。

永生刚要走开，只听哐当一声——“广善堂”的铁门开了。那辆拉着黑匣子的马车，和往日一样照例驶出门来。拉车的瘦马吃力地迈着步子，几乎把脑袋挨到地皮上了。那个“修女”海约约，也照例站在大门以里，合掌闭目“虔诚”地祷告着……永生凑到马车近前，又向驾车人打听唐春山的儿子。驾车人神态反常地张了张嘴，又望了望车上的黑匣子，长长地叹了口气，啥也没说，扬鞭打马，疾驰而去。永生失神地眺望着远去的马车，眼窝儿里渗出了泪水。

马路上，大雾仍然像浓烟一样，茫茫一片，呆滞地停留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像挣扎在浊水中。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渴望太阳冲破云层光照人间——因为只有到那个时候，这雾霭才会彻底消散，这灰暗的世界才会明朗起来。永生望望雾气自语道：“真是‘白雾一袋烟，黑雾雾半天’哪！”当他架起车把正要冒雾出车时，耳边又响起这样的声音：“送茶炉掌柜上了火车，雾要不落，就回家来，可千万别冒雾出车……”这是永生早起离家时翠花嘱咐的话。永生理解妻子的心情——雾天出车，常被汽车撞死人。因为这个，当永生拉着洋车走出门口时，翠花又追到门外叮咛一遍，并把几个零钱塞给丈夫，为的是出不成车好买点吃的回来。现在永生想着妻子的叮嘱，话在心里说：“不出车下顿吃啥？”他想到这里腿就拐了弯儿，奔向金刚桥去了。

梁永生来到金刚桥口，偶然碰见了龙潭街上的杨大虎。杨大虎是来探望他的儿子的。他的儿子叫杨长岭，在天津学手艺，已经一年多了。大虎今天和永生一见面，就告诉永生：永生的次子梁志强，因受不了老板的气，曾从济南逃回宁安寨，没找到爹娘，又走了。他临走前，还偷来龙潭街看了看乡亲们，听说现在又跑到关东一个矿上去当工人了。当永生问到白眼狼时，大虎关切地说：“永生啊，你以后要提防着他——他要让他的三狼羔子贾立礼来天津开铺子，据说修门市的地基都买妥啦……”大虎谈的这件事，永生早就知道。他今天送他的车保——茶炉掌柜上火车，就与这事有关联。他的车保开茶炉的地方，是租赁的。如今地基的主人已把地基卖给了白眼狼，茶炉掌柜失了业，只好卷起铺盖回他兖州的老家去了。赁车厂的老板给了永生三天期限，要他重找车保。眼下，永生正为找不到车保发愁哩！现在大虎一说要他提防白眼狼，他就问：“我在天津白眼狼知道啦？”大虎说：“知道啦。听说连你住的地址都扫问准了——看来他是又要想法儿拾掇你！”永生说：“上一回，要不是你让尤大哥送了信，我也许来不到天津了……那回你没受连累？”大虎说：“多亏了扛活倒月的伙计们掩护我，他没抓着我的把柄！”他俩谈着谈着，又谈起村中的穷爷们儿。杨大虎把黄大海、王长江、汪岐山、唐俊岭等人的情况谈了一遍，最后说：“人们都盼你回去，想个法子一块儿报仇！”永生问：“人们知道我的情况吗？”大虎说：“准信儿谁也摸不上；人们听到的净些谣传；那些谣传的说法也不一样……”接着，他们又谈到那些狗腿子们，杨大虎说：“马铁德那个孬种还在。账房先生田狗腚，拐了一批款子起了黑票跑啦！如今的账房先生是雒家庄上的刘其朝，外号疤瘌四……他脚下不是财主了——因为跟人家打官司把家业花光了。”

梁永生和杨大虎亲亲热热，扯东拉西谈了一阵，大虎望望楼尖子上的钟表说：

“快到点了——我得赶火车去。”

“今天就回去？”

“票都买啦。”

于是，这对同命相连的兄弟、患难相交的朋友，又彼此嘱咐了一些话，便分手了。当梁永生架起车把正要去揽座儿的时候，忽听那边有人高声喊道：

“胶皮的干活！”

永生扭头一看，原来是个日本兵鬼儿。他又仔细一瞅，正巧是那个轧死中国人的独耳朵。这时，日本军车轧死中国人的惨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永生想：“狗日的！今天我叫你瞧瞧中国人的厉害！”这个成心找死的独耳朵，是个碎嘴子，一上车就骂骂咧咧地猛催：“嗨，快！”

才走出两步，他又是一声：“嗨，快！”

梁永生故意气他——他越催“快”，永生越是慢慢腾腾的。独耳朵见永生戗着他来，火了，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的心坏的有！你的走的不快，我的钱的不给！”

不管独耳朵放啥屁，梁永生总是不快走。他心里的主意是：“你他妈的甭叽歪！一会儿我就送你回老家！”

又拐过一个路口，来到一个行人稀少的偏僻处。梁永生突然把车把一扬，车子向后一躺，那独耳朵脑勺着地叽哩咕噜滚了出来。他从地上爬起来，气势汹汹地说：

“呶！你的要干什么？”

“我要揍你个鳖种！”

独耳朵见梁永生挽起袖子要抓挠他，他立刻换出笑脸，并掏出一把票子说：

“你的把我的拉到，我的钱的大大的给！”

这个狡猾的小鬼子所以马上由硬变软，是想把这个成心和他找别扭的中国车夫诓到他的大本营，再狠狠地收拾梁永生。可是，他哪里知道，梁永生不是那种不辨真假的糊涂虫，更不是那种见钱动心的财迷鬼。永生给他的回答是：

“你有票子，我有志气……”

小鬼子见软的不行，又来了硬的。他觉着自己有一支手枪，吃不了这个中国车夫的亏。可是，他的如意算盘又拨拉错了。他刚掏出手枪，手疾眼快的梁永生飞起一脚，只听嘎叭一声，不是枪响了，而是他拿枪的胳臂断了。那手枪脱手而出，跌落在路旁的臭水沟里。到这时，小鬼子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了，立刻现了原形——就像只见了猫的老鼠一样，瞪直了的眼里充满了怕死的恐怖。他噗噔一声跪在地上，又磕头又作揖，用中国民间的礼法苦苦求饶：

“你的饶了我……”

“中国人怎么样？”

“中国人大大的好！中国人的心善……”

“我要对你心善，对不起我死去的同胞！”

永生说着，握紧了铁榔头般的大拳头，冲着囟门、太阳穴等致命处打下去。只几下儿，那小鬼子狼嗥鬼叫的呼救声就止住了，嘴角上流出一摊白沫，鲜血淌了一大洼。

眨眼间，两头路口上的国民党警察如丧考妣似的吹起戒严哨子。有的还像死了爹抢孝帽子般地朝这出事地点飞跑而来。梁永生面对着这群魔乱舞的局面，心无怯意，面无惧色，不慌不忙地架起车把，从容不迫地颠起步子，迎着那扑面而来的警察跑过去。

“站住！”

警察的喊声没落，永生来到近前。警察挥舞着警棍正要拦阻，永生飞起一脚又将那警察踢离了地皮，继而实扑扑地摔到地上，趴在那里捂着腿梁子嗷嚎嗷嚎叫唤。

梁永生没再理他，只是气冲冲地骂了一句：

“汉奸！走狗！”

这时，附近各个路口上的哨子，吱吱啦啦响成了蛤蟆湾。梁永生在雾气的掩护下，从从容容地拉着洋车继续向前。一辆国民党警车，迎面开过来了。与此同时，另一辆鸣着警笛的日本警车，也出现在永生的身后，将个梁永生围堵在中国街道和日本租界的交界处。这时候，日本警车上连声怪叫：

“站住！”

国民党警车上也跟着狂嚎：

“站住！”

日本警车上跳下几个鬼子兵。

国民党警车上也跳下几个保安队。

他们一主一奴，一呼一应，前堵后截，两面夹攻，一齐朝着这位竟敢打死日本兵的中国车夫扑来。梁永生面对着这两群狼狈为奸的疯狗们，真想把洋车一撂跟他们拼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李大叔“死要死个值”的话来，心中又想：“可恨的是日本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的那些主事儿的头头们；跟这些家伙们拼个啥劲儿？……”他想到这里，一扭车把钻进了路旁的小胡同……梁永生越大街，穿小巷，绕过一道又一道的警察岗位，安全地来到赁车厂。他拉着车子刚进厂门，尾追的疯狗们立即把门口堵住了，并高兴地说：“我看你再往哪里跑？”这些家伙们高兴得太早了。梁永生进了院子，把车一扔，一纵身蹿上垣墙，又来了个鹞子翻身跳到另一条街道上。安全地脱险了。

梁永生为什么泼死泼活地要把车子拉回厂？他怕丢了车子对不起瘪鼻子？当然不是。他想的是：这么一来，瘪鼻子那个可恶东西就脱不了干边了；并且，还一定会给他戴上一顶“窝藏凶手”的大帽子，叫这个处处琢磨穷人的老小子也尝尝穷人的厉害。

永生跳墙而出的这条街道，属于法国租界。日本鬼子不能直接到这里来捕人了。同时，那些家伙们也没看到梁永生翻墙出去。再加他们不知永生会武术，所以在他们看来，在这么高的垣墙上跳出人去是不可能的。可是，梁永生跳出垣墙以后，杂在大马路上的人流中，已经到家了。

给永生做鞋的杨翠花，正忙着缉鞋口。杨翠花是个能干的女人。打从进了天津以后，她一人料理五口人的吃穿，还抽空出去拣煤渣。有时候，累得她头昏眼花，腿也迈不动步子。但是，她从不把这劳累的感觉在丈夫和儿子们的面前表露出来。只是当丈夫、儿子都不在家的时候，她这才一边穿针攮线地忙着，一边自觉不自觉地嘟囔几句：“穿鞋这么费！几天就是一双……”

“以后就穿不了这么多鞋了！”

翠花猛一抬头，见丈夫仓仓猝猝走进屋来，气色也不对头，就感到征兆不好：

“出事啦？”

“出点小事儿。”

“啥？”

“我打死一个日本鬼子！”

翠花一听，脸上泛出一层忧喜交织的表情。她所以喜，是因为她早就恨透了欺负中国人的日本鬼儿；又所以忧，是她觉得这非同小可，必将招来一场大祸。怎么办呢？她没有主腔骨，就问丈夫。丈夫胸有成竹地说：

“走！”

“哪去？”

“先到周义林大哥那里躲躲！”

“对！”

没有多少家当，两口子不大一会儿便收拾好了。永生挑起花筐，翠花拿上行李，一同走出房门。路上，翠花悄声问丈夫：“孩子们全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永生说：“有办法！”来到胡同口，永生见周义林还在那里等座儿，便凑过去说：

“我闯祸啦！”

“啥祸？”

“打死一个日本鬼儿！”

“那手活儿是你干的？”

“你听说啦？”

“嗯！”

“我先到你家躲躲吧？”

“好！”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干啥？”

“我的孩子们回来你好告诉他们。”

“好！”

“你然后再去鞋铺告诉志坚……”

“好！”

周义林掏出钥匙，递给梁永生。正在这时，马路对面有人喊：

“胶皮！”

“没空儿！”

周义林应了一声，往车上一仰，眯缝上眼睛。

傍晌时分，外出干零工的梁志刚回来了。周义林架起车把迎上去，咬着志刚的耳朵嘀咕一阵，志刚点了点头，走开了。周义林又回到原地，坐在车上抽起烟来。

再说梁永生夫妇。他们正在心神不安地等着孩子们，志刚和志坚同时走进来。永生高兴地问：

“你俩咋赶得这么巧？”

“俺哥叫我来的。”

“好！等志勇回来，咱们马上就走！”

“哪去？”

“闯关东去！”

沉默了片刻。志刚又问：

“爹，咱连个投奔也没有，就硬去闯吗？”

“有投奔。”

“谁？”

“你秦大爷。”

“秦大爷？”

“噢！你不记得——”永生把秦大哥投宿宁安寨的情况叙述一遍，又说：“半年前，我拉过一位关东老客儿，他是兴安岭下徐家屯的。我从和他闲扯中，知道了你秦大爷的下落——就和那位老客儿住在一个屯子里。”

天快黑了。翠花望望天色着急地说：

“志勇这孩子，这时还不来，准是又上‘三不管’了！”

“他不是去拾煤碴儿吗？上‘三不管’干啥？”

“听说书的去呗！”翠花说，“‘三不管’的说书场儿里，见天傍黑儿说一段《景阳冈武松打虎》……”

爹娘正说着，志勇回来了。永生问：

“你周大爷呢？”

“来了！”

周义林应声而入。

梁永生马上要告辞，周义林说啥也不干。他终于留下永生一家吃了顿饱饭。饭后，永生告辞了周大哥，领上老婆孩子，挑上花筐，连夜登程向市郊奔去。

周义林送出很远，洒泪相别。

当永生一家走到一个路口时，望见一辆日本警车，拉着五花大绑的瘪鼻子老板，鸣着长笛穿街而过。接着，一辆国民党警车，出现在前边的另一条路上，正向梁永生原来的住处——“沿河五号”急驰而去。永生望着警车扬起的尘土，狠狠地骂道：

“汉奸卖国贼！小子们你来晚了！”

月亮出来了。沉闷的月牙儿终于脱去了纤微的云翳，悄悄爬上头顶。朦胧的月光，透过饱含水分的夜空，把它的光亮和那灰黄的灯光溶合一起洒在马路上，使人们觉得似乎夜晚倒比白天光明。天到这时才下班的、群群帮帮的工人走在马路上，不时地向这破衣拉花、扯大拉小去逃难的永生一家送来同情的目光。

一位光头赤脚的报童出现在人流中。他把报纸举过顶，边走边喊：

“看晚报！看晚报！中国车夫打死了日本兵！……看晚报！看晚报！爱国车夫大显身手，日本兵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