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简史 第十四章 从儒教到老庄

后汉亡（公元220年），便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魏国创业主是曹操武帝，其子曹丕文帝，善继其父业。文帝有称为《典论》的著述。其序中说：“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称“上”，即指武帝，所称“余”，即指文帝，故可知武帝父子是爱好学问的。武帝有《兵书接要》这著述，似乎该书乃集《太公阴谋解》三卷、《孙子略解》三卷、《续孙子兵法》二卷、《司马兵法注》一卷、《兵法要论》一卷总计十卷而成；惟至今尚存的，只不过是作为魏武《注孙子》的《孙子略解》三卷。就此来看，武帝似是兵法学者。《魏书》评判他说：“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在参与他的军事的学者中，有仲长统那般的儒者，因此，武帝或者也是通达儒教的人。仲长统是《昌言》的著者，前面已说过，《昌言》乃带有浓厚的法家色彩的儒家言，刘勰氏的《文心雕龙》说，魏初兼霸术名法。又《魏志》评曹操曰：“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就此去推测，则曹操的儒学，一定是和《昌言》同样属于法家的。而魏朝的施政方针，乃强迫极端节俭；虽后宫，亦食不兼肉，衣不用锦帛，茵蓐不取缘，器物不施丹漆（《卫觊传》），其臣下亦与此同化，大吏亦端壶飱上官署（《和绘传》），列卿亦日食干饭，衣破则以纸补缀之（《卫觊传》）。这一切或许都是根据那诫浮靡的《昌言》的主张的。

继曹操之后的文帝，在黄初之初，兴学宫，增博士员额，图儒学之兴隆，当时的学者中，有王肃其人。王肃，字子雍，其父王朗乃后汉末学者，赐姓杨，是传授今文学的人，故其子王肃，显然亦精通今文学；他又好贾逵、马融之学，折衷今古文，撰录《书》《诗》《三礼》《左氏》《论语》的注解，都为学官所采用，他折衷今古文的态度，虽亦与郑玄同样，惟他反对郑玄。据说，郑玄用今文之处，他便用古文，郑玄采古文之点，他则改为今文。他又有《圣证论》十二卷，该书乃依据《孔子家语》以驳斥郑玄。据说，他所根据的《家语》，乃他个人伪增的。这么一来，他每事都反对郑玄，惟其意见之不同，主要的是礼制和字句的解释，与大义有关者很少。其后，《圣证论》便成为郑学和王学论争的中心，奉郑学的马昭既驳斥他，王学之徒孔晁则答辩，博士张融亦批判之。同时，孙炎亦奉郑学，著《圣证论驳》，孙炎又著《尔雅注》六卷及《尔雅音》一卷，潜心于文字的训诂。就这些事实来推测，则大约是自古文学兴起以来，便侧重于文字的研究，渐次讨论到细小的问题，当时研究文字是很盛的事实，看了张缉的《广雅》三卷，《古今字诂》三卷、曹侯彦的《古今字苑》十卷等书籍的陆续出世，便可知道，同时，由三字石经设立的事实亦可明了。所谓三字石经，乃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尚书》《春秋》的文章，此古文乃根据魏初邯郸淳所传的古文经传，当时在学者间，似乎很注意这古文的笔法，于是，文字的训诂及笔法，是当时经学的主要问题，并无与大义有关的。鱼豢的《魏略》这样地记述当时学界的状态：太学始开时，有弟子数百人。到太和、青龙（公元227—236年），中外多事，人尽避就，虽不解性学，多请求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人，而诸博士率皆粗疏，因不能教育弟子，弟子原本为避役，因亦不能努力修学，冬来春去，年年如此。有时虽有勤学者，亦止于台阁举格，加之不念“统大义”，只在字指、墨法、点注之间问学，百人同试，未有十焉，因此，志学之士终复陵迟，求浮虚者各竞逐焉。（《魏志》卷十三注引《魏略》）

就此看来，当时的学问，似乎拘泥于文字的意义与笔法的枝节，毫无生意。因而，在这个时代，社会的方面是受后汉末诸子的影响，强制在严厉的法律下过极端的禁欲生活，在思想方面则受训诂学之余弊失却指道精神，其结果，稍有才能者，都脱离儒教而走到老庄。

所谓老庄之学乃信奉老聃、庄周之道的学派名称，是道家之一派，汉初信奉道家之人很多，特别窦太后是热心的信奉者，故这教势力很大，当时此派的人们，并称黄帝与老子，名为黄老学。惟及至武帝即位，儒家既得势力，黄老之学便失势于中央，仅集于淮南王刘安之下维持其余势。他们在淮南王之门，编纂《淮南子内书》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书》八卷，同时并注意庄周，编纂《庄子》五十二篇，似乎是从此便敬仰老聃、庄周为宗师而形成了老庄学。可是，其后的两汉思想界，已成为儒家独霸的舞台，不见有老庄的活跃，仅由于后汉的许慎和高诱注解《淮南子内书》，著成《淮南子闲诂》及《淮南鸿烈解》，可想象一部分人尚不忘却他。然而，及魏晋之际，时势一变，老庄之学抬头，老庄思想压倒儒学而居其上。这回转期的代表者，是王弼和何晏。

王弼字辅嗣，正始十年（公元249年）二十四岁逝世。王弼的族祖王粲，得后汉名儒蔡邕之遗留书籍，其后把它让给王弼之父王业，王业又把它传给其长子王弘。王弼幼时便读诵其兄之书籍，有博览名，其著述有《老子注》二卷和《易注》六卷。他的《老子注》，乃以庄子思想解释老子，较从前的解释更进一步。他的《易注》，乃根据《费氏易》（古文《易》之始祖），借老庄之哲学以说明《易》，此乃以前所无者。试举其一例而言，他在《易》复卦的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之下，注解说：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其解释完全本老庄之说。他的《易注》，仅解上下经和彖象传，尚未及系辞传，惟韩康伯受他的见解，便写成系辞之注，且在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句下注解说：“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由此看来，可想象王弼、韩康伯之《易注》如何地受老庄之影响。

何晏，字平叔，有天聪之誉，好老庄，书《老子》之注。传闻其后及见王弼之《老子注》，服其清奇，叹为如斯之人可与语天人之际。遂焚自己的注解，故他也算是王弼一流的人。又有《论语集解》二卷的著述。《集解》是集积他以前对《论语》的注解，更补其不足之点，他这补足的部分，乃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例如，注于《述而第七》“子曰：‘志于道’”句下说：“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又注于《先进第十一》：“回也其庶乎，屡空”句下说：空，犹如虚中也。皆以老庄哲学解儒书。总之，后汉末至魏初，古文学之进展，既有作为倾向于文字训诂一方面的反动——以《易》和《论语》来阐明儒教精神的倾向，至正始以后，又有借用老庄哲学来说明《易》《论语》的意义的人们。其后老庄学的研究，日盛一日，自魏至晋之间，便有无数的老庄注释书。钟繇的《老子训》，董遇的《老子训》，张揖的《老子注》，何晏的《老子道德论》，阮籍的《道德论》，钟会的《老子注》，孟康的《老子注》，荀融的《老子义》，虞翻的《老子注》，范望的《老子注训》，王尚的《述老子》，程韶的《老子集解》，张凭的《注老子》，孙登的《老子集注》，崔撰的《庄子注》，向秀的《庄子注》，司马彪的《庄子注》，李颐的《庄子集解》，张湛的《列子注》等等，几不胜枚举的与儒者的注解讲疏相对抗。刘勰在《文心雕龙》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诚非我欺之言。老庄学这般地盛行，便形成了避俗事尚清谈这一种时代思潮，赵瓯北《二十二史札记》中论这风潮说：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王衍传》）是时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裴頠传》）籍尝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裈。（《阮籍传》）其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称首。（《乐广传》）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王衍传》）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愍帝纪论）

这实为简略而得其要之言。而时尚之所趋，汤汤成俗，虽偶有裴、江淳、范宁等二三忧时之士，思有以矫正之，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徒传有阮籍、阮咸、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竹林七贤”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