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懋修医书文十六卷 卷九·文九

論王叔和《傷寒序例》

晉皇甫士安《甲乙經》自序云：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性致沉靜，博通經方，精意診處。宋成無己、嚴器之，並謂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不墜於地者，叔和之力也。林億謂仲景去今八百餘年，惟叔和能學之。叔和，一代名醫，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前人之言叔和者如此，則其《序例》一篇，自晉迄宋，絕無異議可知。乃首發難者為方中行，則削而去之矣。竊方說為己說者，為喻嘉言。又存而駁之矣。兼襲方、喻兩家，而視叔和如江湖賣藥之流者，為程郊倩，則甚至戟手謾罵矣。《序例》之存亡，大有關於《傷寒論》之興替。諸家未見原文，以為《傷寒論》壞自叔和。直謂黃岐一派，至叔和而斬絕。何叔和之為千古罪人，直如此其大乎！徐靈胎曾為之說曰：不有叔和，焉有此書。亦思諸家所集，果是仲景原本否耶？論極和平。而尚不知三家之意，所以擠排叔和者，實欲抹煞仲景。且欲抹煞仲景撰用《素問·熱病》之義。夫人病之初，每由於寒。及其既病，勢必成熱。仲景《傷寒論》所以自有熱病，而《內經·熱病論》所以首言傷寒，既不知仲景之傷寒即《內經》之熱病，故轉以叔和之引來作證者為非。又不知仲景之有日數部歷引《內經·熱病論》中語，故轉將本知此理之叔和竭力而詆譭之。即以叔和之不知有寒，襯出仲景之不知有熱。謂自晉以後之談醫者皆偽統，遂謂叔和之《序例》為偽例。夫例則例矣，何偽之有？不過欲自以為道統耳。私心一起，變幻無窮，人人甘心於叔和，勢必無禮於仲景。直若盲左所述「盜憎主人」者。噫，異哉！三家中，喻之才最大，其筆最利，其私心亦最重。所恐讀書未遍之人，以三家之言，為先入之見，遂若叔和真有應削、應駁、應受罵者。不有人焉起而正之，叔和不幾為三家所滅耶！三家翕翕訾訾，本無足責。可笑者，以黃坤載之自命為大醫，既不識《傷寒論》本兼熱病，又不思「熱病論」本說傷寒，於其自著溫病名義，特將《內經》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暗暗抽去，以滅其跡。莫謂後之覽者，無一明眼人也。夫叔和之於傷寒，尤二徐之於《說文》，大徐新附、小徐《系傳》，亦多有被人指摘者。然《說文》為李陽冰所亂，賴二徐修治以傳，而必曰二徐為洨長之罪人，許學至二徐而斬絕，試問治《說文》者，其能首肯也夫？

論叔和《序例》及平脈法、辨脈法

《千金翼》卷第九、第十，既為《傷寒論》最前之本。《外臺秘要》第一卷，又引諸論傷寒者八家。自《陰陽大論》起，至「此則時行之氣也」止，為仲景原文。林億等注，謂《巢氏病源》、陳延之《小品》、孫思邈《千金方》並同。以下接「王叔和曰：逐日淺深，以施方治」，迄於「發表以桂枝，溫里以四逆」一段，則叔和之言也。此外，又遞引華元化輩六家之論，合之仲景、叔和，為首尾八家。然則，《陰陽大論》至「王叔和曰」以上，辨明時行。非時行者，不即是仲景之論而何？不即是叔和所採仲景舊論而何？三家者目為叔和偽例，以為儘可痛詆，卻不料其出於仲景者，尚有《病源》《小品》《千金》皆可取證。《外臺》又引仲景日數，並方二十一首。林億先於卷首「桂枝湯」下注曰：出仲景日數部，桂枝五味者是。於「承氣湯」下注曰：出仲景日數部，大黃三味者是。則此日數部所引《素問·熱病篇》中語，亦出自仲景，而非叔和偽例，更無可疑。乃三家未見兩書，或且佯為不見，而削之，而駁之，而痛罵之，尚非削仲景、駁仲景、罵仲景乎？且不得謂其陽尊仲景矣。余不為仲景匯萃群書而一正之，誰復能知《序例》中言，本多仲景之言哉。而事更有奇焉者，仲景《傷寒論》自序云：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謂平其脈，辨其證，以成此十六卷之論。非於論外別有平脈、辨證兩篇。故《千金》《外臺》亦無此兩篇也。叔和則於《序例》之外，更有平脈法、辨脈法之作，絕不類仲景語。此則並諸「可」與「不可」篇，皆叔和所重集，為叔和所自言。喻氏欲取叔和「辨脈法」中「清邪濁邪」數語，為瘟疫發端，而又礙於此言之出自叔和，即其深惡痛絕之人，乃作為仲景本有平、辨二篇，先從他處微微透露，以便下筆時全無干格，一若仲景於《傷寒論》外，真有平脈法，又有辨脈法者。豈知仲景自序明言辨證，本不是辨脈乎？彼於《序例》，則以仲景之言派作叔和。於此，則又以叔和之言指為仲景。逞心而道，旁若無人，豈有並《千金》、《外臺》尚未之見，而可謾罵古聖賢若此，其甚者乎！嗟乎！《千金》《外臺》非僻書也，欲論仲景者，應請先購此兩書讀之。

論叔和諸「可」與「不可」篇

《千金》、《外臺》或竟為三家所未見，或見之而佯為不見，皆未可知。至於叔和諸「可」與「不可」篇，則嘉言見之，郊倩亦見之矣。乃郊倩於叔和自道其重集者，明明見之，而偏要說是仲景語。謂仲景所以將汗吐下法分隸於春夏秋三時，而獨不言冬者，明乎傷寒非止冬令之病，《傷寒論》非止為冬令傷寒設。夫其不止為冬令傷寒設者，謂其並春之溫、夏之熱而皆在論中也。叔和特於此下「春夏秋三時」數語，叔和之工於發明仲景者何如。余獨怪郊倩之於叔和，固詆譭之不遺餘力，恨不墜諸淵而又下石焉者。而特於此抉出精義，乃反為叔和表章，亦若不遺餘力，如此不轉。幸其偏說是仲景之言，而叔和之不可磨滅者，乃因此而益顯乎！叔和而有知也，當亦啞然笑矣。

論劉河間治溫全用仲景傷寒方

世謂仲景但知有傷寒，至守真始知有溫病。故疑仲景但用辛溫，守真始用苦寒。治傷寒則用仲景之桂、麻，治溫病則用守真之膏、黃，一若仲景方但有桂、麻，而膏、黃則始於守真者。其言悖甚，然亦有所本也。王安道《溯洄集》：傷寒者，表有寒邪，非辛溫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無寒在表，非辛涼苦寒或酸苦之物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湯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制防風通聖散之類所以可用也。異哉！安道其謂治寒用辛甘溫，治溫用辛涼苦寒酸苦者，下藥絕不少混，其說自可為經。然於辛甘溫則曰仲景，而於辛寒酸苦則不曰仲景，必曰後人，是豈仲景之葛根非辛涼乎？仲景之芩也，連也，膏、黃、芍藥也，非寒涼酸苦乎？此真余所謂但見論中有桂、麻、薑、附，不見論中有芩、連、膏、黃者。不意其即始於安道也。夫其所指為後人而有防風通聖方者，非守真乎？後人中，惟守真為能用仲景法，所以守真之升麻葛根湯，即仲景之葛根也。三已效方，即仲景之石膏也。三一承氣，即仲景之大黃也。天水、涼膈，即仲景之瀉心、豬苓也。若人參石膏一方，更與仲景人參白虎異名同法。惟其欲明溫熱，所以暢論傷寒。不然者，《河間六書》世皆知其舍寒而論溫矣。而何以論溫之書莫不稱《傷寒直格》《傷寒醫鑑》《傷寒標本》？書中論溫亦莫不曰傷寒煩躁，傷寒發狂，傷寒表裡俱熱？而凡所以治溫之方，皆從《傷寒論》脫化來耶。後人但說仲景有桂、麻法，其能知仲景有膏、黃法者，獨一守真耳。異哉！安道胡絕不見守真所用無一非傷寒方耶？種種迷罔，總由誤會傷寒二字而起。而前人之本知溫熱是傷寒者，又不能逆料後人之不解而預防之。所以於前人之論傷寒，不知其亦兼論溫。於前人之論溫，又不知其本稱傷寒。無怪其看得《傷寒論》中，絕無一治溫之方矣。至守真《醫鑑》一冊，借刻於馬元素者，則因朱奉議《活人書》將寒熱二字，釋作三陽是熱，三陰是寒，謂病一到三陰，皆為寒證，故特申仲景用寒之法，以闢翼中用溫之非。蓋守真固知仲景之能用溫，亦能用寒也。而豈與仲景有異同哉！謂余不信，盍取河間書一讀之。

《臨證指南·暑病門》「楊姓案」云：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熱，須究三焦。夫河間治法，亦惟六經是言，而三焦兩字，始終不見於《六書》。初不解《指南》之何以有是語，久之而悟《指南》於西昌之論瘟認作河間之論溫。約略記得河間之書，人皆說是異於仲景者，故即不妨托之河間耳。觀此「先分」、「須究」等字，亦全不成句法，乃因託名大醫，人盡耳食，遂開吳鞠通上焦之弊。置六經於不問，不知《傷寒論》六經提綱，本不獨為傷寒設。廢《傷寒論》，則六經失傳。廢六經，則百病失傳。莫謂《指南》所言，無關大局也。

論喻嘉言溫證三篇

喻氏《醫門法律》，頗為後學可讀之書。即《疫論》，亦稱高絕。蓋以此一篇，固是論瘟，不是論溫也。至其《尚論後篇》之論溫，欲以所定之三例敵仲景之六經，此則純乎私心，不可為訓。嘉言以仲景為詳於治寒，略於治溫。而又誤解《內經》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兩言，以謂寒病傷人者少，溫病傷人者多。適因治愈《金鑑》一病，載之《寓意草》中。此一病也，即其據以作溫證中篇，為一大例者，而不自知其錯中錯也。原其致錯之由，乃以不識《內經》「精」字統指人身津液而言，輒認作男女交媾、陽施陰受之精。如康成之解，亦既覯止。遂謂腎精不藏，由於勞腎生風，即《內經》勞風之證，定屬少陰。然後以仲景書中「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五十一字，先截去「太陽」至「溫病」十四字，而下句「若發汗」之「若」字，則聯屬上文者也，乃並此「若」字去之，但引「發汗」下至「語言難出」三十六字，以便減去三陽痕跡，將「自汗」各證，一齊牽入少陰，絕不自顧其所引「少陰病」，無非脈沉，脈緊，脈微欲絕，厥逆無脈，又脈陰陽俱緊，句句與三陽證之「陰陽俱浮」者相反。且不顧陰病無發熱，陰不得有汗兩層。又不顧仲景尚有三陽合病兩條，與此條諸證互相發明。乃獨於《金鑑》案中，秘不言脈，以為掩著之計。無如藏頭則露尾，顧此則失彼。《金鑑》之病，而果愈於麻、辛，則其脈必沉，必見微細，必不陰陽俱浮，自是少陰之傷寒，本無涉於陽明之溫熱。而徒割裂補綴，煞費心機，演成溫證三篇。欲人於春夏秋之溫病，盡用麻、辛、附之溫藥，先從別處說仲景治溫，凡用表藥，皆用桂枝。夫曰凡用，曰皆用，則仲景之於溫病，必用桂枝，而且用不一用矣。不過欲便私圖，直可指鹿為馬。居心之險詐，未有甚於此人者。謂為誤解《內經》，尚是曲恕之辭耳。試觀《千金方》「溫風之證，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嘿嘿但欲寐」一段，《千金》之所謂溫風，非即仲景此條之風溫乎？《千金》用石膏三兩，設使嘉言見之，亦必曰一一皆顯少陰經證，而不用石膏，且用薑、附矣。再觀《千金》所載腑臟溫病，共有六方，皆用石膏。則雖腎臟有溫，亦以石膏為治。蓋以溫病之少陰，固從火化為熱，非從水化為寒也。陳延之《小品》亦以葳蕤湯之石膏治冬溫，是皆可取以證。嘉言溫病用溫藥之謬，而溫病之必用石膏者，亦可信矣。

論嘉言溫病屬少陰之誤

六經之治，有標本中氣之分。以其病之或生於本，或生於標，或生於中氣也。然惟陽明、厥陰，有生於中氣之病，故有必從中氣之治。若少陽、太陰，則從本治，而不從乎中。少陰、太陽，則或從本治，或從標治，而亦不從乎中。少陰固為太陽之中氣，若病在太陽，則非中氣為病，安得謂太陽病當治少陰乎？至於傷寒之病，而傳為溫，則病之陽盛為之也。太陽經在皮毛，感冒風寒，皮毛閉塞，榮衛之氣鬱不得宣，甚則內傳胸膈，氣聚於胃。故太陽病不傳則已，傳則必在陽明。況溫病不必盡始於太陽，且有一起即在陽明者。而惟喻氏獨不肯一言陽明。喻謂：渴不惡寒之溫病，其脈陰陽俱浮，其身重而多眠睡，其鼻息鼾而語言難出。一一皆顯少陰經證。吾試以《傷寒論》陽明經證，亦一一顯言之。如陽明病，不惡寒，其體必重，一也；陽明病，不惡寒，偏惡熱，其身體重，二也；陽明病，鼻乾，不得汗，其人嗜臥，三也；陽明病，汗出多而渴，四也；陽明病，渴飲水漿，五也；陽明病，其人復不惡寒而渴者，六也；陽明中風，脈浮大，嗜臥，七也；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八也；再有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九也；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目合則汗，十也；三陽合病，脈洪大，但欲眠睡，十一也；三陽合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十二也。凡《傷寒論》所載陽明病，一一可與此條互證者如此。而所謂鼻乾者，非即鼻息之必鼾乎？所謂口不仁者，非即語言之難出乎？嘉言既藉此一條以為據，則此一條即不得不與之辨。其所言一一皆顯少陰經證者，處處聱牙。余所言一一皆顯陽明經證者，句句吻合。惜嘉言當日無援成注「陽明也」三字，與之辨論者。如其口燥咽乾果為腎水枯竭之象，即非少陰本氣君火之病，亦是少陰溜府可從下法之病，豈即宜用薑、附之少陰哉？稍緩須臾，甕乾杯罄。即嘉言所自言：梔子豉湯，身重四端，皆陽明見證，亦嘉言所自言。矛盾若此，抑獨何耶。

論嘉言誤解《內經》「精」字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所謂精者，指一身津液。由於水穀所化。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為後天生身之本。其下遂以精與汗互言之。吾試以經解經，此即經言「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精於脈，輸精於皮毛」之數「精」字也。亦即經言「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之數「精」字也。又岐伯論溫病曰：人所以汗出者，汗生於穀，穀生於精。邪氣之得汗者，邪卻而精勝也。又曰：汗者，精氣也。則精即是汗，何有異說？如嘉言者，亦可謂善讀《內經》者矣。何至《內經》一「精」字，尚不了了。味其所言，舉此三例以論溫，然後與仲景三陽三陰，先後同符。是其意，實欲以三例者，與仲景六經為域中兩大。既作創論，安排《內經》。復以《傷寒論》渴不惡寒之溫病，謂仲景言冬傷於寒之溫，以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謂仲景言冬不藏精之溫。仲景何嘗有此意？乃以一節劈成兩橛，請來作如意珠。遂將發自陽明，一用涼解清泄無不立愈之病，肆用反面之薑、附、桂枝，適以助後人夾陰傷寒之說。而寒涼泄降之藥，概從擯棄。吾不能不歸咎於始作俑者之嘉言也。

論程郊倩生地、麥冬為骨蒸勞熱源頭

嘉言治溫用薑、附之溫熱，人尚有能知其非者。郊倩治溫用麥、地之清滋，則言巧似是，人更無能發其覆矣。郊倩所有《條辨》，卷首數十頁，純學金聖嘆，既為醫中魔道。而其足以害人者，尤在第四卷「論溫」數頁中。夫用溫藥以治溫者，其弊顯。用滋藥以治溫者，其弊隱。自古隱害之中人，更甚於顯然之為害。郊倩切切教人以麥、地治溫，且以活人甚多為證。而下文便接「此即骨蒸勞熱等病之源頭」。然則問其於麥、地之後作何治驗，則皆為骨蒸矣？皆為勞熱矣？病而既為骨蒸、為勞熱，則當其骨蒸勞熱時卻未死也。未死而不可謂之活乎？及其久而仍死，則曰是乃死於骨蒸也，死於勞熱也。若前此之溫病，則我早以麥、地活之。於是直可以一言斷之曰：余以此活人多矣。此為郊倩所自言，為郊倩自己所告人者，非我逆料其用麥、地後，必變骨蒸勞熱等病也。以後如《溫證論治》之望其轉瘧，竟得不死，則尤為活之明證，而遠勝於骨蒸勞熱之必死者矣。嘉言之以溫治溫，死於旬日。郊倩之以滋治溫，死於年餘。皆可預言其必然，以誇眼力。余在裡門時，多有以十成勞病就余問藥者，每述其前一年，曾作溫病，幸而獲愈。而問其今病之始，則固在前病之末。若告以今病之種種不堪，即由前病之種種耽誤，則必堅稱其前年之溫確為麥、地所愈。特不解何故，久不復原，而又為此諸病耳。至有以瘧久不止，已成瘧母來求治者，其言亦然。甚矣！病者之愚，醫者之幸也。黃坤載亦用麥、地，而或加膏、黃於內。以其本是膏、黃之病，當即有愈於膏、黃者。若吳鞠通之增液、清宮，則液且立見其涸，宮亦萬不得清。無怪其吸爍真陰，肌膚甲錯，亦同於郊倩之骨蒸勞熱。可預定於清宮、增液時，而所言之皆驗也。

論李士材《醫宗必讀》以諸血證盡入虛勞門

陰與陽為對待，血與氣為對待，誰不云然。不知血也者，陰氣之所化也。人身之陰陽，皆以氣言。陰根於陽者，謂陰氣根於陽氣也。血生於氣者，謂陰血生於陰氣也。補氣之陽，惟附子足以當之。若人參、黃耆，則皆補氣之陰。試觀人參養營湯，用人參而以養營為名。當歸補血湯，欲補血而以黃耆為主。其義不從可知乎？故張路玉曰：四物為陰血受病之方，非調補真陰之治。柯韻伯曰：四物乃肝經調血之劑，非心經生血之方。明乎此，而所以治血之虛者，安得不注意於陰氣乎？更有一等大吐大崩，去血過多則血脫者，必益氣。並不僅在陰氣，而在陽氣矣。此則非參、附大劑，壯陽固陰以收效於頃刻，萬無他法可施，本不徒恃參、耆也。若夫暴來暴下之忽見血者，且有畜血之為血證而不見血者，則非血之虛，而為血之病。病則似與四物，無不宜矣。然四物並用，則動者嫌動，滯者嫌滯，此又當知行氣開鬱、除濕潤燥、瀉火撤熱之皆所以治血，而去瘀以生其新。瘀去而新乃生者，尤為補血之大也。乃《醫宗必讀》先論虛勞一大篇，首列「傳屍勞」一證，而即繼以吐血、咯血、咳嗽血三種。世之樂得其捷徑者，一見有血，便歸入「虛勞門」中，將行氣開鬱、除濕潤燥、瀉火撤熱、逐瘀生新等法，謂皆不宜於虛勞，而盡付諸一勾。此所以血證之淺深次第竟無下手處也。凡人以吐、咯見紅，及咳嗽之或已見紅、或未見紅者，欲其不入怯途，若不先明士材之失，其將何以為治？余哀夫世之為士材所愚也。有不忍嘿爾而息者。

余於《醫宗必讀》治血之失，言之有素矣。近得《古今圖書集成》，於「藝術典·醫部匯考」一門遍讀之中，有載「李中梓語」一條云：予於諸血證之始，率以桃仁、大黃行血破瘀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雖獲中病，然猶不得其所以然也。後遇四明故人蘇伊舉，論諸家之術。伊舉曰：吾鄉有善醫者，每治失血、畜、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則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若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予聞之愕然，曰：名言也。昔者之疑，今釋然矣。觀此一條，則似乎士材平日本非盡以血證為虛勞，故伊舉之言，亦為其所信服。而《醫宗必讀》何以盡入諸虛勞門中也？向疑士材身享大名，本不應一誤至此。意者《醫宗必讀》亦非出自士材之手乎？血之為病最多，其治法亦甚不一。今得此論，竊為病血者幸。特其言必先用快藥下之，則獨宜於畜血，而他血證未必盡然。姑錄於此，以見《必讀》一書，亦未必定出於士材也。

論秦皇士《傷寒大白》

夙聞松江秦皇士有《傷寒大白》一書，以謂《傷寒論》之難白者，得此可以盡白。而惜無由求白於皇士也，取而讀之，乃知其意。蓋謂仲景所用桂、麻，乃治河北長沙北方冬月之病。江浙東南，為南離巳午地，患此絕少。故以春夏秋冬，分隸南北，謂清裡同，而發表異，教人以桂、麻二方只可施諸北方冬月，不治春夏秋三時南方之病。篇中不厭重複，一則曰冬月北方，再則曰北方冬月；一則曰三時南方，再則曰南方三時。夫桂、麻二方，誠有不宜於三時者，即北方亦何嘗不然？若南方而感風寒，未成溫熱，即三時亦未必定無桂、麻證。而其一再言之，直若北方獨有冬月，南方只有三時，何其悖也。況既鑿分南北，則其於南北方位當必有釐然不爽者。乃問其所謂北方者何？則長沙也。長沙，即今湖南長沙府，以方輿計之，正與江浙毗連處，東西相望，且略迤南。乃以湖南改作河北，則似長沙不在洞庭之南，而在大河之北矣。問其所指為南方者何？則江浙也。江浙之地，但可曰東，不可曰南。乃以震巽之間，直移諸南離巳午，則似江浙不在大江之左，而在嶺表之南矣。不特此也，仲景，南陽人，長沙乃其所歷之官，當其守長沙也。宗族五、六十人，未必皆死於長沙。則論仲景者，自當就南陽言之。南陽，即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於漢時為涅陽。以方輿計之，亦與江南寶應一帶東西相望。況其所據以為北方者，且不在南陽，而為長沙乎。凡論地理，當就天下之中，以定南北，而分東西。長沙江浙，就天下之大論之，實亦相去不遠，非真南北迢迢，東西亙亙，有萬里之隔也。而人之於病，病之於藥，亦何至有於此者，必不有於彼。宜於彼者，必不宜於此哉。乃將千古以來，一定不易之地輿，信手改南作北，指東為南，而江浙之地遂自此無桂、麻證。大凡人謂仲景方不可用，每為病家所樂從。於是南人無傷寒之說，遂盛行於江浙間。今乃知始作俑者，即不識南北、不辨東西之秦皇士。而《傷寒論》於是乎大不白於天下矣。